0 引言

自1999年英国国际发展局在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报告中提出PPT(pro-poor tourism)概念至今，旅游发展与地区扶贫相结合的旅游扶贫模式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响应和实践。我国的“旅游扶贫”概念于1991年在贵州省率先提出。随后，广西、广东、四川等省份相继参与到“旅游扶贫”的实践中。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将旅游扶贫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并把少数民族地区作为我国新时期扶贫开发的重点和难点。截至2016年底，中国民族八省(区)共有农村贫困人口1 411万人，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32.5%。其中，有402万人脱贫，占全国贫困人口的33%[1]。而且民族地区大多开发滞后，保持着原生态景观，多彩的民族文化与秀丽的自然山水构成其独特的旅游资源，具备了旅游扶贫发展的先决条件和优势。

观察组手术时间较对照组延长,术中出血量、排气时间及住院时间较对照组降低,数据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紧跟国家政策导向，旅游扶贫研究尤其是针对民族地区的研究自2010年以来显著增长。我国旅游扶贫所面临的障碍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一是贫困地区旅游开发的条件与资源限制，包括交通、设施、宣传、资金、人才等[2-3]。二是旅游扶贫发展过程中存在盲目开发的情况，对生态环境和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等保护不够，产品雷同，质量差，负面效应开始显现[4]。三是扶贫绩效弱，当地贫困人口的参与度低，并未真正受益[5]。针对上述问题，学者们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对策与建议。

在旅游开发条件与资源制约方面，张遵东等以雷山县西江苗寨为例，提出要充分发挥政府在乡村旅游扶贫中的主导作用，给予民族地区政策和资金扶持，帮助修建基础设施，增加贫困人口就业机会[6]。除了政府的引导外，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开发也可以通过开办小型旅游经营实体来解决生计压力和资金问题[7]。而所需人才可通过对口帮扶、抽调业务骨干到贫困地区挂职、从贫困地区选送学生到高校旅游专业深造等途径来解决[8]。在旅游扶贫产品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方面，文军等的研究认为，可以按照旅游开发和旅游品牌带动新型商贸城镇建设、特色城镇化与旅游发展结合、资源保护与旅游发展结合的模式实现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扶贫目标[7]。辛晓睿等认为应通过大力发展生态产业，以高端产品和服务为目标，通过跨区域的政府链接合作来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双赢[9]。而在如何真正实现旅游扶贫、使当地贫困人口从旅游开发中获益的问题上，蒋莉等指出相对于打工拿固定工资，当地居民更偏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参与方式[3]。李佳等提出可以结合不同人口特征居民参与旅游的机会和能力,进行有针对性的扶持并引导当地居民亲自展示本民族文化,使他们从中获益,树立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认同[10]。

已有的研究多是只关注旅游扶贫单方面力量的如何介入，而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可持续性发展更需要相关利益主体的博弈和配合。尽管多主体之间的合作在旅游扶贫中的决定性作用已经得到了学者们的认可[11-12]，但基于多主体参与的旅游扶贫模式的研究还非常匮乏。据此，本研究通过对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旅游扶贫工作的实地走访与调查，深入分析了利益相关者视角下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以政府、企业、当地居民、公益组织、高校科研机构以及旅游者为核心的多主体参与旅游扶贫理论框架，并具体阐述了各利益主体在旅游扶贫过程中的实践路径。

1 多主体视角下的旅游扶贫问题识别

马边彝族自治县(简称“马边县”)隶属于四川省乐山市，位于四川盆地西南边缘小凉山区，是我国乌蒙山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川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国家级贫困县。1989年被列为省定贫困县，2002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004年被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确定为定点帮扶县，2010年被列为全省大小凉山综合扶贫开发项目县之一，2011年纳入乌蒙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实施规划。马边县经历了我国扶贫发展的多个阶段，是我国反贫困历程的一个缩影和典型区域。近些年来，马边县政府立足地域、资源优势，把旅游业作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实现从“输血式”到“造血式”扶贫的重要途径，积极探索扶贫与旅游相结合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模式，取得了初步成效。然而，由于马边县旅游扶贫尚处于起步阶段，旅游发展改变了马边县原有的一些产业格局，利益相关者因此面临着角色功能的转变，解决因这种转变带来的角色不适应和利益矛盾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磨合期，因此，马边县的旅游扶贫面临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我国许多正在或将要开展旅游扶贫工作的地区也都有可能遇到。

1.1 缺乏完善的顶层设计

政府缺乏完善的顶层设计，影响了旅游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编制系统的、多层次的旅游规划以及理顺旅游发展的体制和机制是保障本地旅游蓬勃发展的重要手段。2013年以前，马边县还未编制过专门的旅游规划，仍以工作计划代替规划。旅游项目建设沿袭传统工业园区和项目发展的模式，零散的旅游项目建设往往因没有系统化面向市场的引导而缺乏吸引力，市场经济效应难以发挥。此外，旅游项目的开发建设多由非专业部门如当地招商局管理，缺乏旅游专业人员，在项目开发中对旅游资源尤其是文化资源的保护不够重视。盲目的开发过程中，彝族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受到“现代化”的冲击，彝族风格建筑被水泥和混凝土标准化现代建筑替代，古村落和古遗迹被拆迁和毁坏。民族文化、地域特色和原生态体验资源的丧失，对游客的吸引力下降。事实上，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遇到的常见问题。只有依靠政府专业、完善的顶层设计，才能保证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1.2 各利益主体责权不明确

各利益主体在旅游扶贫过程中责权不明确，影响了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一方面，某些利益主体只追求权益而忽略责任。企业在旅游开发中占据明显的资金优势，往往成为主导力量，但由于企业投资的最终目标是利润的最大化，经常会忽视旅游开发中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诉求，进而对当地旅游业发展和旅游扶贫效果造成负面影响。例如在马边县的旅游开发过程中，外来企业投资的水电站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给本地居民的生活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与破坏，所获得的收益却完全没有惠泽本地的居民，电站周边的村落村民依旧处于极度贫困状况。另一方面，多主体间的责权不明晰，易互相推诿且资源利用不合理。例如一些非营利组织在协助政府工作时，在融资、资金分配等方面权责有很多重叠，使得资源分散，有效利用率不高。由于利益分配机制不尽完善，各利益主体的越位和缺位现象时有发生，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拆台的现象也有出现。

1.3 民间资本和本地居民的参与积极性弱

参与或投资旅游业具有投资大、见效慢、市场风险高的特点，旅游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收益的过程往往在时间上比较长，民营企业和本地居民参与旅游业的积极性不高。不健全的沟通协调机制，更是影响了本地居民参与的可持续性。在对马边县本地企业及居民的走访中发现，本地村民外出务工的高收入人群因旅游投资风险大，对马边未来旅游发展的前景不看好而拒绝参与；本地务农村民信息闭塞，对相关政策不了解，再加上旅游扶贫项目的回报周期长，参与本地旅游建设的积极性很低。因此，马边县旅游发展多年来一直采用政府主导模式。在各级政府主导下开展政策制定、基础设施投入和市场营销宣传等工作。然而，旅游扶贫不仅仅是政府或旅游组织单方面的责任和任务，而且还是一项合作工程，需要国家与相关利益主体共同努力，并最终通过旅游发展使贫困人口获得收益[13]。

2 多主体参与旅游扶贫模式

[8] 秦其文.湘鄂渝黔边旅游扶贫开发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4,23(4):68-72.

2.1 政府激励社会多主体参与

政府在旅游扶贫中应当或可以承担的任务主要包括：旅游开发规划、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制定引资政策和融资导向、健全和加强管理体系、教育并监督环境保护、完善法规建设、激励其他组织力量参与扶贫开发以及协助旅游相关企业进行市场调查和营销工作等[17-18]。中国现有的旅游扶贫过于强调政府主导，应转向考虑配合支持其他主体的参与，更多起到协作支持者的作用[5]。

马边县是国家政策倾斜和扶持的重点区域，国家扶贫政策、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区域发展政策、产业发展政策形成了一个多元政策的交会区。集结多领域多层次的政策优势发展旅游业是马边县旅游扶贫发展的外部动力。政府应该起到把握大局的作用，整合各类扶贫资源，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切实解决扶贫和旅游发展相脱节和体制机制不顺的问题，使扶贫资金和政策更多地用于支持乡村旅游扶贫和休闲农业扶贫，把政策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此外，政府还应努力创新参与模式，健全广泛参与机制，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公益组织和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扶贫开发，引导社会扶贫重心下移，实现社会帮扶资源和精准扶贫有效对接。

图1 旅游扶贫多主体参与模式 Fig.1 Path of the multi-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 in pro-poor tourism

2.2 激活本地企业参与旅游扶贫

本地企业是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生力军。本地企业主要是一些本地农民或返乡农民工创办的企业，多数是当地的彝族人，他们往往具有强烈的民族情结，也具有保护地方文化和资源的使命感，与当地贫困人口具有直接的情感关联[9]。所以，马边县旅游扶贫的发展首先是引导本地企业家投资旅游景点，例如马边县荍坝乡的穿牛鼻景区由当地磷矿的企业主投资建设；马尔山风情园的所有者为本地村民，该村民放弃公务员身份下海经营磷矿，之后转型投资建设旅游景点。此外，引导本地其他类型企业内部旅游化也十分必要。例如，本地的一些茶园、茶厂已具备内部旅游化能力，开展自助采摘、茶加工过程体验等旅游项目。内部旅游化可以减少投资成本，缩短旅游项目建设周期。本地企业参与旅游扶贫的优势是更加惠民，一方面可以通过更多地吸纳本地贫困人口就业来增加农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免费的劳动技能培训来惠及本地农民。

[14]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Manual on Tourism and Poverty Alleviation:Practical Steps for Destinations[R].Netherlands:the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and the Netherlands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2010:38-40.

激活本地企业参与旅游扶贫积极性的关键是扶贫资金和政策的合理运用。扶贫资金可用于本地企业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或其他农村集体组织。扶贫政策也应更多向这些组织倾斜，按照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等要求，切实提高扶贫资金使用实效[19]，鼓励返乡农民工创业，鼓励本地磷矿和工业企业投资旅游开发，鼓励本地居民成立集体经济组织，实现以本地居民为主体的旅游企业健康发展。

使用的亚砷酸根分析标准溶液（GBW08666）和亚砷酸根分析标准溶液（GBW08666）证书给出的不确定度分别为1.5%和1.9%。因为浓度定值的不确定度分布服从正态分布，证书提供包含因子k＝2值。所以得到：

2.3 引导外来企业参与旅游扶贫

已有学者指出，当国家鼓励大型的外资企业进驻投资管理景区的时候，本地的企业所能得到的支持将会更少，所以在旅游扶贫建设中还应权衡本地企业和外来企业的角色，使其良好配合[20]。外来企业通常会更多地注重经济效益。例如，马边县的多数水电站是由外来企业参与投资的，雇佣的员工大多数是外地人。显而易见，这些外来企业很难直接起到扶贫作用。但外来企业较本地企业资金实力更雄厚、市场更稳固、技术更先进。外来企业参与旅游扶贫，首先关注投资回报，资本运营和市场化让投资者有利可图是其主要动力。大规模的景区建设和旅游市场开发是外来企业的强项[5]。

除此之外，外来企业参与旅游扶贫的路径还包括3个方面。首先，企业先进技术的转移和扩散。外来企业已具备完善的培训和技术系统，这些资源可以通过一定形式产生溢出效益。例如设立培训学校培训本地村民。马边县已有的碧桂园培训学校就是这类技术扩散的典范。再如向本地企业伸出技术援助之手，将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分享给本地企业。其次，通过在资本和市场方面与本地企业建立合作关系。调研发现，本地企业发展的瓶颈是资金和市场。而这两项都是外来企业的强项，适当的合作可以产生很好协同效应。例如外来企业将自身的资金优势和品牌优势注入到本地企业。第三，开放产业链，让更多本地居民有机会参与到旅游扶贫项目中。马边县本地有很多民间艺人会制作手工艺品，本地也有很多独具特色的土特产，例如土鸡，野山猪。这些手工艺品和土特产多数还停留在粗加工阶段并没有形成优质的旅游商品，本地居民也无法通过特有的手艺和土特产获得较高收益。如果外来企业开放产业链，承担起旅游产品开发的工作，当地居民便可以成为旅游产品的原材料供应者和手工制造者，通过“企业+农户”模式将工艺品和土特产包装成具有高附加值的旅游商品，进而使贫困人口从中受益。

2.4 动员公益组织和帮扶机构参与旅游扶贫

动员国内公益组织和帮扶机构参与旅游扶贫，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规避因为企业投资的利益导向性而带来的经济效益压倒一切的风险。旅游扶贫的目的不仅仅是旅游发展，同时还需要考虑本地贫困人口通过旅游发展受益问题。因此，在旅游扶贫过程中企业投资不应成为唯一的或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吸纳公益基金等其他投资来源十分必要。在马边县，部分公益组织的基金已进入扶贫项目，例如建设希望小学。但这些基金尚未涉及旅游相关项目。公益组织进入旅游扶贫有3条路径：第一，扶持公益性旅游项目，带动本地的贫困人口就业，进而达到扶贫目的；第二，宣传推广扶贫区域的旅游资源和旅游项目，提升扶贫区域旅游资源和旅游项目的知名度；第三，定期在扶贫区域举办诸如本公司员工的野外生存训练、奖励旅游和客户活动等，借助自身的公关活动宣传推广扶贫区域的旅游资源和项目[21-22]。

旅游扶贫也是国际社会和组织关注的焦点，积极与国际接轨寻求广泛的国际合作十分必要。现在国际上重要的从事旅游扶贫的组织有三类：一是双边援救组织，包括英国国际发展局DFID(UK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荷兰国际双边救援机构SNV(the Netherlands’ bilateral aid agency),德国援救机构GTZ(German bilateral aid agency)；二是旅游组织，包括世界旅游业理事会WTTC(World Travel and Tourism Council)，亚太旅游协会PATA(Pacific and Asia Travel Association)；三是多边机构，包括世界旅游组织UNWTO(UN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亚太发展银行ADB(Asian Development Bank)。这些赞助和研究机构深刻认识到旅游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潜在驱动力，消除贫困是其资助活动的核心。这些国际组织不仅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同时具有丰富的旅游扶贫实践经验。中国民族区域的旅游扶贫项目可以借力这些组织的优势。

2.5 吸纳社区和本地居民参与旅游扶贫

社区参与在乡村旅游精准扶贫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3]。马边县是彝族风情浓郁的少数民族聚居地，拥有特色餐饮、服饰舞蹈、风情民居、节庆活动、毕摩文化、手工艺品等人文资源，适合发展民族特色的乡村旅游。鼓励社区参与旅游扶贫首先要增强旅游发展过程中本地居民的话语权。马边县现有自然村的地理分布相当分散，交流受阻。因此，社区居民可以通过推选代表参加村民代表大会，共同参与旅游扶贫决策。其次，实施多途径开发方式，探索“公司+农户”“景区+农户”“协会+农户”等方式，让农户获取劳务、薪金、租金、股金等旅游相关收入。另外，当地人参与到旅游当中的形式主要是就业和作为土地所有人这两种情况[22]，所以当地社区居民参与的形式可以是劳动力支持、也可以通过土地种植农作物作为旅游发展中一些原材料获取利润。引导企业雇佣本地居民作为员工是实现劳动和产品支持的关键。土地价值的实现则需探索资产收益扶持制度，通过土地托管、扶持资金折股量化、农村土地经营权入股等方式，让贫困人口分享更多资产收益。

总之，要尊重农民主体地位，真正还富于民，突破传统旅游扶贫偏重扶贫资金支持的误区，将资金支持、市场支持、管理支持、技术支持和其他政策支持相结合，将旅游扶贫与教育扶贫、科技扶贫、产业扶贫、农业扶贫相结合，形成各部门全方位协作、社会各群体多层面参与和多元化操作的“造血式”的旅游扶贫模式[3]。

2.6 联合高校和科研机构专注旅游扶贫

技术单位、科研机构可以为旅游扶贫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8]。2013年马边县政府委托相关科研单位完成了马边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和马边县旅游扶贫试验区专项规划，使得旅游扶贫发展有章可循并且科学合理地推进。马边县政府未来还继续与科研单位合作成立旅游扶贫试验区研究中心，主要对旅游扶贫发展中的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旅游发展与文化传承、旅游与产业融合、旅游与社区建设、本地居民在旅游扶贫中的参与方式、旅游扶贫的创新模式等进行深入的学术探讨。

根据表4中数据可知，随着异丙醇用量的增加，CHSOS的环氧值逐渐降低，CHSOS的产率逐步升高，这是因为溶剂量过少时，反应物自身黏度较大，环氧基和阳离子试剂接触不充分，使得反应不完全，产率低[19]。由表4还可明显发现，当异丙醇用量增大时，产率增长趋势变缓，因为溶剂用量过大会使反应物浓度变低，从而影响反应速率，而且用量过多浪费溶剂。综上优选溶剂用量为40%。

产学研一体化的科技创新，是马边县旅游扶贫的永续动力。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加强与生态学、林学专业研究机构的密切联系，利用大风顶自然保护区建成有关科研机构的生态、物种保护实验平台，为生态保护提供专业指导。在农业生产方面，通过与对口研究机构的合作，将旅游扶贫试验区内的特色农业园区打造成农业科研成果的转化基地，保证农业生产方式的先进性。本地企业与高校或科研机构的合作促进旅游扶贫产品的换代升级，提高旅游产品吸引力。马边县已有一批茶厂和一些农林院校合作，或是引进了一些高产、高品质的新品种，或是培育了一些观赏价值高的品种。校企之间的技术合作对本地企业及其产品也是一种无形的宣传，企业可借助高校或科研机构的名气进行产品推广，例如由某研究机构研制的美容养颜茶品。

高分子链在空间的形貌是高分子柔性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高分子链的基本特征之一.如何运用数学模型来了解高分子链在空间的形貌和基本尺寸,是高分子物理学的基本内容.

3 结论

[7] 文军,李星群.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研究——以桂林龙胜龙脊景区为例[J].广西民族研究,2008(4):195-202.

参考文献：

[1]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进展报告[R].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7：6-14.

[2] 朱京曼.略论西南地区旅游扶贫开发与可持续发展[J].管理世界,2003(9):138-139.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柴达木盆地持续执着地对不可移动文物的调查、对都兰墓葬群连续不断的抢救性发掘工作，为我们研究丝绸之路提供了崭新的实物资料，同时具有廓清、实证丝绸之路青海道的存在及其重要意义。

[4] 王弘,靳慧祎,贺立龙.新时期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J].贵州民族研究,2013(3):86-89.

[5] 杨德进,白长虹,牛会聪.民族地区负责任旅游扶贫开发模式与实现路径[J].人文地理,2016,31(4):119-126.

[10] 李佳,钟林生,成升魁.民族贫困地区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和参与行为研究——以青海省三江源地区为例[J].旅游学刊,2009,24(8):71-76.

一般来说，优秀的小说所塑造出来的鞭挞丑恶、颂扬善良等艺术形象，能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人们高尚的向善品质。哈萨克小说倾向于在自觉维护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活安宁的表达中展现人的向善情怀。此外，作家强调给后人留下很多物质财富莫若教给他们仁义道德，小说亦通过在对价值观的塑造中引导读者感悟到向善的意义——收获劳动的果实，体会感恩的快乐，并学会珍惜和保护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从而引导人们找到灵魂净化之所，从当下日常生活中的平庸、麻痹中解脱出来，进入一个通明、澄澈的境界。

深入探讨旅游扶贫发展多主体参与模式，正确处理旅游扶贫多主体之间的关系是旅游扶贫的关键。在少数民族地区，只有充分调动多主体参与的积极性，才能形成旅游扶贫的强大合力。政府在多主体参与中应主要扮演规则和政策制定者的角色；企业是旅游扶贫项目中的主要造血主体，处于核心位置；社区主要起到的是资源提供者作用，包括提供劳动力、产品和原材料；高校和科研机构主要是智囊团作用，不仅为规则制定者提供指导意见，同时为企业源源不断注入新的科技发明，企业的存在也使实验室的成果不断得以转换为产品；公益组织主要是协助政府的管理工作，同时在扶贫资金分配、游客引导教育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游客是旅游成果的消费者，同样也是旅游项目的监督者，游客不断地将意见和建议反馈给项目管理者，促使其更好地引导项目改进和完善，形成整个项目的良性循环。

(3)地质灾害：尾矿大量积存容易诱发次生灾害，严重威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如尾矿库溃坝、排土场滑坡和泥石流。2008年9月，山西省新塔矿业有限公司尾矿库发生溃坝，造成277人死亡、4人失踪和33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达9 619.2万元。据统计，我国黑色矿山30%的尾矿库存在安全隐患[21]。

在开展社会保险登记户和税务登记户的户籍对应关联过程中，一些困难企业、破产企业和已注销企业仍有职工缴交社会保险费，在社保户籍中作为有效户籍，而税务机关在“金税三期”系统已作非正常户或注销户处理。同时，存在同一个单位有多个社保缴交户名的情况，如机关单位有公务员、事业编、聘用人员3个户名，企业有职工、退休及内退职工2个户名，必须把税务户籍进行分拆才能满足征收要求。由于户籍定义的不同，税务户籍与社保户籍无法对应或一一关联，户籍管理难度加大。

世界旅游组织(UNWTO)将旅游扶贫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归纳为当地居民、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教育机构及部分旅游者[14]。在旅游扶贫过程中，合理而高效的多主体参与模式从长远来看，应以降低成本、优化决策、改善不平等的权利关系、保障弱势群体尤其是贫困人口的权益为宗旨和目标[15-16]。通过分析马边县旅游扶贫的问题，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已有研究成果，构建了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多主体参与路径模型(图1)，结合马边县的实际，具体阐述了各主体的作用与配合机制。

发酵温度对酸奶的微观结构和物理特性均产生影响，在高温下形成的凝胶，凝胶较弱，网络比较粗糙；在低温下发酵的凝胶形成过程中，蛋白质的聚集现象发生的比较缓慢，凝乳不完全[11]。。

[9] 辛晓睿,曾刚,滕堂伟,等.生态脆弱的民族地区钻石模型的适用性研究——以甘南州玛曲县为例[J].经济地理,2012,32(9):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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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快递企业只凭一台车几个人就成立了，这种小快递一般接件后，由于没有自己的快递网络仍要借助正规邮政快递来解决，还有的干脆让长途客车捎带，可想而知这样的服务对于快递安全是没有保障的，往往会在送件过程中发生问题。较正规的快递企业均有“保价”业务，能够履行合同，依法出具发票和提供详细的账单，也能够明码标价，但收费和赔偿标准各不相同。而一些小的快递公司虽然有工商执照，但大都不悬挂，只是依靠电话联系上门服务；收费标准低，但大多没有必要的硬件设施，经营过程不规范，致使快件积压的现象时有发生，快递物品的安全和时限都很难保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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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悟空三调芭蕉扇！全部疑点都集中到这辆花车上。根据在场目击者的回忆，德公公还原出这样的场景：每当有人走过那辆花车，铁扇公主都会笑着朝经过的人扇扇子，好像是在调戏路人。孙悟空呢，每次都调皮地拿金箍棒戳向围观的人，当然不是真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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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滑坡现场条件，滑动面所在位置会受到极大的剪切力从而遭到破坏，滑坡面上部岩土体会在外力作用下变得破碎，原有结构遭到损坏，和滑坡面下部稳定岩土体形成对比，因此滑动面会是一个相对显著的反射界面，利用这一性质可以清晰划分出滑坡体的厚度(如图5)。由于水的相对介电常数达到了81，对电磁波有着强烈的吸收效应，如果滑坡体内含水量大，电磁波在传播过程中就会急剧衰减，同时产生多次干扰，影响数据判读。由图4可以看出，在滑动面下部电磁信号单一，幅值较弱，波形平滑规则，无典型的振荡干扰，频率也以高频为主，故滑坡体内含水量较少，这与现场滑坡体地质条件吻合。

[21] 徐胜兰.广西凤山岩溶国家地质公园旅游扶贫体系探讨[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1,27(7):667-669.

1.1 试材 OA、DTX1、DTX2 标准品购自加拿大海洋生物科学研究所(NRC)。色谱级甲醇(TEDIA公司)，色谱级乙腈(TEDIA公司)，色谱级甲酸、色谱级氨水(ROE公司)，色谱级甲酸铵(含量≥99.0%)，色谱级氢氧化钠(含量≥98.0%)，实验室用水为超纯水。文蛤购买于南京市某水产品市场。

[22] 田润乾,甘露.基于系统论的旅游扶贫战略分析——以平顶山新城区为例[J].中国商界,2009(10):21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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