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言说

人类有两种最重要的能力，一是思考，一是言说。思考是人自我存在的确证——我思故我在；言说是人社会存在的确证——我对我的同类言说。如果要给“言说”下个定义的话，它指的是面向听者的口语或书面语的表达。这里的听者，可以是在场的，也可以是不在场的；在人数上最低限度是一对一，也可以是一对多，或多对一的。

2）分析中量级别散打腿法技术运用结果可知，散打腿法技术的使用主要集中在鞭腿、蹬腿和踹腿3种腿法的基本运用上，运用的次数比较多，成功率比较稳定[12]。一些不常用的腿法，如勾腿、劈腿、扫腿3种腿法在使用数量上较少，但使用成功率却比较高。表明腿法技术的使用应该做到全面重视，尤其要加强不常用技术的训练和使用，这有利于比赛中争取主动、灵活应变，以达到制胜的目的[13]。以此为基础，探寻更加合理的腿法技术配合，实现多种腿法组合，形成新的动作形式，这也是对散打技术动作的有效革新，以及良好的发展态势。

言说离不开口语与书面语，对于这二者可以从起源与价值的角度作些考察和研究。从起源的角度说，口语早于文字，这是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基本共识，只是口语起源的时间各家说法不一。比如人类学家通过对黑猩猩和人的基因的比较发现，大约在距今15万年前，人类由于一种有利于说话的FOXP2的基因突变，使得人类具有了口语表达能力。[1]而有的语言学家认为，通过考古学和基因学的发现，人类口语大约起源于5万多年前。[2]不管怎样，口语的出现比起距今5000年前的被认为是最早的苏美尔文字要早数万甚至十几万年。口语不仅是文字的基础，更是人类交流和交际的源头。即使在今天，不少民族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仍可以通过口语进行交流。但自从有了文字之后，很多语言学家似乎更看重书面语而轻视口语。比如索绪尔，他认为由于言语的多元性、复杂性，且又横跨物理、生理和心理诸多领域，“我们没法把它归入任何一个人文事实的范畴，因为不知道怎样去理出它的一个统一体。”相反，“语言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一个分类的原则。我们一旦在言语流动的事实中给以首要地位，就在一个不容许作其他任何分类的整体中引入一种自然的秩序。” [3]此前和此后很多研究语言学的学者，都乐此不疲地从各种语言中总结出很多原理或规则，用来规范、制约人的表达(主要是书面表达)，而且人们也慢慢接受和遵守这些规则。但似乎没有人专门针对口语制定一套系统和严密的规范，即使有人参照书面表达的要求制定了一些规范，但在实际表达中可能没有人按照这些规范去说话。所以可以这样认为，口语是比书面语更自由的言说。在被称为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哈耶克看来，自由不是一种自然状态，而是从文明中发展起来的人工产物。[4]在笔者看来，自由是通过人类发明语言(语言正是文明的开端)而被意识到的，当人类思维借助语言而漫游时，人类感觉到自由的可爱和珍贵，并将其看作人的基本权利和本质属性。自由的内在表现是思维，外在表现是言说，而且最早应是口语的言说。

言说是一种传播，传播必须借助媒介。媒介是“将讯息转化成可以通过渠道传递的信号的技术或物理手段”。[5]媒介并非一成不变，传播学家根据媒介的变化将人类传播史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中有麦克卢汉的三阶段说，即口语传播、书面传播和电力传播；有洛根的五阶段说，即非语言的模拟传播、口语传播、书面传播、大众电力传播和互动式数字媒介传播。每一种新媒介的出现并不取代传统媒介，但每一次新出现的媒介都会给人类言说习惯、方式、内容带来变化，因为媒介不仅仅是工具和手段。恰如麦克卢汉所言“媒介即讯息”，“对人的组合与行为的尺度和形态，媒介正是发挥着塑造的控制的作用。”[6]特别是当具有革命性的媒介出现时，这种塑造和控制作用尤为明显和突出，比如互动式数字媒介所产生的互联网。

笔者不把自言自语看作言说，因为自言自语不具有与他人交流和分享的特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言说。因此，只有对他人的言说才是真正的言说。如果不是为了交流和交际，人类是没有必要言说的，这是人类言说的本质。而这样的言说又分为两类，一类是闲聊，一类是开会。

二、闲聊与开会

根据国家发改委及建设部发改投资〔2006〕1 325号文件(2006-07-03)颁发的《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国家能源局2009年发布的《输变电工程经济评价导则》，采用电力规划设计总院“输变电工程经济评价软件”对各方案的岛内落地电价进行测算，运行年限按25年，内部收益率按8%考虑。各方案总投资、电源单位容量投资和落地电价明细如表3所示。

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的神经的延伸，就像生活中无处不在的钢筋水泥“织进”了我们的肌体一样，媒介也“织进”了我们的神经。我们不仅以媒介为工具，媒介还以其结构和运行方式与我们的神经混为一体，影响和改变我们的思维和表达方式，互联网就是如此。网络上的闲聊激发了人的自我意识、自由精神，经常在网络闲聊闲逛的人，久而久之成为无所不知的“知道分子”。开会对他们来说就更没有吸引力了，会上说的东西他们知道，会上没说的东西他们也知道，容易产生更强烈的逃避开会的欲望。

闲聊是人们在一起交换信息、交流感情、休闲娱乐，甚至是思想碰撞、激发创造性的一种方式。闲聊的主要形式是面对面的口语言说，但在新媒介出现之后，闲聊也可以是书信往来、打电话、发邮件等。总之，闲聊是人们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和价值。先说闲聊者，只要会说话，所有的人都闲聊，不分年龄、性别、地位。但真正的闲聊一定表现为参与者之间是平等的、自由的、独立的、互动的。说者可以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可以说这个，也可以说那个；可以说，也可以不说。听者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可以光听不说，也可以听听说说。特别要强调的是，闲聊中光听不说，并不是就没有了互动。互动是一种权利，一个人不参与互动，不是被强迫不能言说，而是不想、不屑言说，这也是一种互动。再说闲聊的内容，闲聊无禁区，包罗万象，可以是闲言碎语、家长里短，可以是天文地理、文学艺术，可以是天下大事、人类未来。最后是闲聊的价值。当然，闲聊的价值相差悬殊，甚至有正反之分，一些无益的闲聊对人会产生消极作用，但闲聊的积极意义远远多于消极意义。比如，闲聊中有情感的交流，密切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闲聊中有知识的传播，增长了人们的见识；闲聊中有对时事的评说，加强了人们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闲聊是人之所爱，特别是那些高档次的闲聊，至今让人津津乐道，心驰神往。比如17世纪法国名媛贵妇的沙龙，成为志趣相投的艺术家各抒己见的场所；1898年瑞士利马特河畔的都会咖啡店，是爱因斯坦与朋友们常去聊天的地方，他们喝着咖啡，聊聊人生，聊聊科学，当然谈得最多的还是物理学；比如解放前傅雷家客厅，是钱钟书和杨绛经常闲聊的地方，那里总是回荡着幽默的笑声。闲聊根植于人的本性之中，哪怕是在文字狱最严酷的清代，或者是在因言获罪的“文革”，哪怕冒着被告密的危险，人们仍然没有放弃闲聊的权利。

只要在线，人就进入了闲聊状态，表现为你正在听互联网上言说的内容，但可以随时不听，可以听这个也可以听那个，可以发表意见也可以不发表意见，可以发表赞同的观点也可以发表不同的观点。除了与现实社会中的闲聊的相同之处外，互联网的闲聊与现实社会的闲聊也有差异。首先表现在互联网闲聊信息的多元化和空间多元化。网络信息无所不包，大到世界大事、国内焦点，小到邻里琐事、吃饭睡觉。而在自媒体出现之后，包括博客、微信、贴吧、论坛等网络社区，为人们提供了多样化的闲聊平台。其次是互联网闲聊的时间多元化。没有互联网的时候，闲聊只能在下班、下课或者休息日。有了互联网，上班、上课时插空就可以闲聊。在家里，哪怕在炒菜的间隙或者在电视的广告时间，甚至坐在抽水马桶上，都可以通过手机闲聊。再次是互联网闲聊的内容多元化。互联网容纳了人类所有的思想结晶，从最基本的生活常识到非常高深的专业知识，从最真实的日常生活的实录到最具想象力的科幻文学，都可以让人了解、询问、评说。最后是互联网闲聊的群落多元化和虚拟化。在现实的闲聊中，在某个时间，一个人只能在一个群落中闲聊，并且由于现实中所接触到的人群的有限性，现实生活中形成的闲聊群落不可能很多，主要由同事、朋友、家人等构成。有了互联网则不同了，互联网有各种各样闲聊群落，他们可以由熟人组成，更可以由根本不熟悉但兴趣相同的人组成；而且更多情况下，这些熟悉或不熟悉的人都用网名形成一个个虚拟的群落，让闲聊成为一场假面舞会。一个人可以穿梭于不同的虚拟群落中，与这群人聊足球，与另一个群人聊文学。这样，互联网就为人们创造了无时无处不可闲聊的自由天地，“我聊故我在”成为当代人普遍的生存状态。

自从开会从闲聊中产生并分化出来后，闲聊与开会就成了一对矛盾。因为权力对人具有普遍的诱惑性，又因为权力所建立的等级制能让人在不同的权阶中得到一种干预、指挥、决定的满足和快感。而在所有权力建立的手段和方式中，通过言说建立的权力相对于其他手段而言，成本是最低廉的。所以，从闲聊中诞生的开会，反过来强势渗入了闲聊，表现为闲聊的形式由自由到被主导，闲聊的内容由开放到受到限制。当闲聊彻底被放逐时，开会就可能引发人类的悲剧。比如二战时期的德国，戈培尔等人向德国人反复灌输纳粹思想，让千百万被洗脑的德国人成为战争的炮灰，给全世界带来的深重的灾难。但是因为闲聊是人类口语起源时就产生的言说习惯，也是人们相遇时自然而然的言说方式，闲聊的欲望和习性根植于人的集体无意识中，是无法被根除的。所以历史往往表现为，一个不正常的社会，一定是开会压制闲聊，但闲聊仍顽强地、隐秘地进行着；一个正常的社会，开会与闲聊相安无事，并行不悖，各自发挥着自身的作用。

①痊愈：症状、体征、溃疡及炎症均消失。②显效：症状、体征明显减轻，溃疡面消失，但存在炎症。③有效：症状、体征有所改善，溃疡面缩小≥50%。④无效：未达到有效标准。

如果口语先于文字的判断不错，那么人类最早的言说是一种口语的言说。我们今天当然无法看到先民言说的场景，也听不到他们言说的内容，但可以想像，当先民聚集在山洞里或其他地方，因为恶劣天气无法出外采集、打猎，或者漫漫长夜无法入眠时，他们一定会相互说些什么，这种言说就是闲聊。闲聊伴随人类渡过漫长的历史岁月，也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但不知为何，闲聊一直没有为学术界所重视，就连词典也轻视它。如《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说“闲聊”即“闲谈”，而对“闲谈”的解释是“没有一定中心地谈无关紧要的话”。谈话既无“中心”，话题亦“无关紧要”，那么闲聊对于人来说也就是可有可无的了。其实大谬不然。

英国思想家哈耶克曾经在他的著作中提出并阐述了一对概念，即“自发社会秩序”和“等级结构组织”。所谓自发社会秩序，指并不是人们精心设计或者有意识反思形成的秩序，而是“在社会生活中自我生成的秩序”，它“能够应对我们对无数事实的无知状态”，也“能够以一种计划秩序所无力做到的方式运用社会必须的始终依赖的分散于无数个人习惯和倾向之中的实践性知识”。[7]那么，闲聊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自发式言说”，这种言说不是没有规则，只是不需要外在、强制性的规则，而是内部生成的、约定俗成，且随情境而变化的规则。因为它的自发性，所以具有趣味相投、志同道合的聚合性；因为它的开放性，可以能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看到不同的姿态。而所谓“等级结构组织”，它是“以命令与服从这种等级关系为基础的”组织构架。[7]所以，开会可以被称为“有组织的言说”，这种言说在程序和内容上都被严格纳入规则之中，不可越雷池一步。在哈耶克的社会观中，他偏爱“自发社会秩序”。而对于言说而言，如果把所有的言说看作一个“舆论场”的话，则“自发式言说”与“有组织的言说”是互补的，缺一不可。

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在他的著作中也曾提出并阐述了一对概念，即“量的个人主义”和“质的个人主义”。所谓“量的个人主义”，是指人的“个性是由社会关系的总和决定的，是由社会角色的总和决定的”，[8]也是由社会准则所规定的。这种“量的个人主义”其实是被决定的个人主义，也是由开会所形塑的个人主义。我们在开会时看到的那些认真聆听、埋头笔记，会后又在反复思考并领会会议精神的就是这类人。所谓“质的个人主义”，指个人未完全被社会同化，而是“能依照惟有他固有的理想来作自我规范，根据只有他固有的个人生活规律生活，是他自己的伦理的创造者”。[8]这种“质的个人主义”是自我决定的个人主义，是除了其他因素之外，也可以在闲聊中形成个性和彰显个性的个人主义。在闲聊中那种慷慨激昂、口无遮拦的就是这样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人是“量的个人主义”与“质的个人主义”的统一。所以，人既要开会，也要闲聊。

三、互联网时代的言说

西方有学者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网络中游荡。” [9]笔者将它改为：“一个幽灵，一个闲聊的幽灵，在网络中游荡。”互联网为闲聊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天地和一切可能的方式。

当然，开会仍然是人类进行社会动员和行动组织的重要方式，虽然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已经有了电视、电话会议。这样的会议完全打破了地域的限制，使身处异地的人员不需要赶往现场，就可以实时参加会议，收听、收看到会议精神，接收指示、了解信息、解决问题。但借助于互联网的网络会议，比起电视、电话会议更为方便，只要在网络覆盖的区域，凭着一台笔记本电脑或者智能手机，就可以接收到会议信息。当然，出于各种原因，将人们召集起来开会的方式还是要远远多于电视、电话会议或网络会议。但是在很多将众多人召集起来的会议上，存在一种奇妙的现象。如果不是一场规格特别高、有重要人物参加的会议，那么，台上讲话的人滔滔不绝，台下一片静默，倒不因为大家都在全神贯注听讲话，而是很多人在下面玩手机。类似情况也频繁出现在一堂枯燥无味的课或一次组织观看的演出中。这种明为开会、暗中闲聊，且二者共聚一体的现象，其实反映的是闲聊对开会的不满和反抗。而这种现象也只出现互联网时代，因为在没有互联网之前，人们对开会的不满表现为交头接耳或者打瞌睡，这都会被明令禁止。

电子媒介时代，如广播、电影、电视，在传播上是自上而下的、点对面的，更重要的是采取了“我说你听”的单向传播的开会模式。当然，那时候已经有了电报、电话，但人们的交流还是受到时间和空间的较大限制，特别在交互性、及时性和社交性上更是如此。只有当互联网出现之后，才极大地改变了人们之间的交流。互联网对于人类的言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尤其是闲聊。

这里，不妨借助哈耶克和西美尔的观点对闲聊与开会再作一些申说。

闲聊是交互的，众生平等，众声喧哗，进出自由。但在远古，如果有人特别善于言说，久而久之，每次闲聊都主要或只有某一个人说，而大家都围在他周围听，这就是开会的起源。善于言说者被众人钦佩、敬仰，甚至视为神，这可以在中外找到例证。《圣经》为了显示上帝的神奇而写道：“上帝说：‘要有光。’光就立刻出现了……”而据《史记》中记载，中国人的始祖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由此可见，这些被神化了的言说者，被人类尊为神或者始祖，它在人类发展史上，可以逐渐取代大型动物的那种凭身强力壮取得权力的方式，而以能言善说获得权力，这种权力的表现方式就是开会。笔者将凡是掺入和显示权力的言说统称为开会，这是一个广义的开会概念。简而言之，只有一人言说或少数人言说，别人不敢言说，或不允许言说，或者被允许(注意是“允许”)言说却不能表达不同意见的言说就是开会。特别要说明的是，在某些特别时代，开会在一人言说之后，还有众人的呼应(附和言说者)。而众人的呼应，既可以表现为对某人的拥戴，也可以表现为对某人的围攻。还要加以说明的是，文字的出现强化了开会形式。文字刚出现时掌握在少数人之手，成为某些人言说的专利，后来又在语言学家手里立了很多规矩。所以尽管文字普及了，但书面语言的严谨、规范总带有一种“开会”的色彩。大而言之，开会可以是一个皇帝对百姓下的诏书，一位领袖对全国人民的讲话；小而言之，开会可以是一位父亲给孩子写的一封信，一个老师给学生上的一堂课。所以，诸如首领、教师、牧师、长辈等，他们的地位除了是通过任命、选举、考试、年龄等因素确立之外，他们的权威要在不断的开会中得到确认和巩固。

图1中，从B区开始混入柴油。柴油属成品油，其甲烷含量相对较低，在气测曲线的响应特征是全烃大幅度增大，而甲烷变化不大，换言之，甲烷相对含量从混入柴油后开始骤然下降。

但互联网并不是一个无边的自由天空，人们会把“会议模式”或“会议思维”带入网络。笔者将那种由某些人决定让谁言说、不让谁言说，或者对于不同意见进行制止的方式，称为“会议模式”或“会议思维”。虽然“会议模式”或“会议思维”会给人们闲聊带来一些麻烦，闲聊却不可遏止，原因与现代人的城市化生活方式和沉重的学习、工作压力有关。

城市化一方面把人聚集起来，一方面把人隔离开来。人们居住在钢筋水泥之中，虽近在咫尺却疏于交流。曾经居住在平房和院落的人们穿堂推门，不邀而入，那种乘兴而来、兴尽而去的闲聊再也不可复现了。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一方面缩短了人们的身体距离，另一方面加大了人们的心理距离，人们变得孤独和寂寞。互联网可谓适时而现，正如鲍曼所言，互联网可以让信息“脱离载体而传播；身体在空间上的移动和重新定位对于意义和关系的调整不再像以往那么必要了”。[10]身体被禁锢了，灵魂却在互联网找到游荡之地。所以互联网上的闲聊，其实是众多孤独而寂寞的灵魂的不期而遇。

这符合自然规律，故乡总是留不住漂亮的孩子。可至少我、胡来、胡去，我们三个没有一点要走的意思。我们喜欢出海，但是前辈们再不让我们跟着出海。在电视机普及以后，他们就说：要出海，没出息。至于什么是有出息，他们还没想太明白。爷爷说：他们呀，总是觉得小孩子背井离乡，老头子衣锦还乡就叫有出息。成天看着太平洋，还觉得自己眼界不够宽；什么鱼都认识，还觉得自己见识不够多。

2．1 CH和PKU筛查 2000－2012年台州市共筛查了786 672例，筛查率由2001年的48．10%提高到2012年的98．25%。共有7 611例可疑阳性病例，召回7 345例，召回率为96．51%。确诊患儿530例，其中 CH 499例，发病率为1／1 576；PKU／BH4D 31例，发病率为1／25 377。

现代人几乎没有不负重拼搏的，沉重的学习负担和工作压力使每个人都像被摁在水中一样，有一种强烈的需要透气和喘息的欲望。因为在学习和工作时见惯了开会，一旦有了空余时间，自然就不愿意再去听说教，而是把互联网当作一片大海，让心灵随波逐流地漂浮其间。所以互联网上的闲聊，又是许多压抑而挣扎的灵魂的不期而遇。

最后，笔者有一个不太成熟的基本判断：从口语的出现到文字发明之前，是一个以闲聊为主的言说时代；从文字的发明到互联网出现之前，是一个以开会为主的言说时代；而在互联网出现之后，则又进入了以闲聊为主的言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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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约翰·费克斯. 传播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M]. 许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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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曹荣湘. 解读数字鸿沟[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169.

[10] 齐格蒙特·鲍曼. 全球化人类的后果[M]. 郭国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