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2018年，迎来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因此，2017—2018年度，国内价值观研究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强烈的问题意识以及新时代下开拓创新的学术自觉，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价值文化秩序的变迁、价值观基础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化创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共同价值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一、中国价值文化40年研究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价值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生动而深刻地反映着中国的社会发展面貌。价值文化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鲜明标识；改革开放的进程铸就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推动着中国特色价值文化体系的理论建构。因而从价值文化的角度回顾、总结和反思中国改革开放，可以深刻地抓住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核心，有利于我们继续推进和深化价值观研究。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价值文化秩序的变迁

中国的价值哲学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一直保持着对社会的文化与价值问题的关注。2018，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价值观的变迁问题在国内价值观研究中具有极高的热度。

2013年，辽宁省水利厅对省直9座水库工程区率先进行确权划界并封闭隔离。水库工程区的封闭总长度为57.4km，工程所需资金为513.2万元。

出场学的研究范式得到了学界较多的关注和认可。的确，只有深刻回溯和分析中国价值文化秩序变迁的原因、特征、规律、影响因素，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改革，并在此基础上为中国价值哲学的发展寻找新的生长点。比如，任平提出，出场学作为研究“方法论自觉”的产物，是构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国学派的核心范式。他指出，40年前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启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先导，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对当年那一关键事件的出场之谜依然需要解析，对开创中国道路的历史依然需要重新理解。[注]参见任平：《论作为一种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出场学》，《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真理标准大讨论：出场之路与重要启示》，《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只有善于归纳、总结和提炼社会变迁的规律与经验，才能更好地发展适应时代的理论。因此，中国的价值哲学研究，必须贴近现代人的实际生活，切中中国现实。正如吴晓明所说，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来说，重要的东西不仅是研究中国问题，而且要切中中国的社会现实。[注]参见吴晓明：《中国的社会现实与马克思主义学术的中国学派》，《江海学刊》2017年第2期。

据此，国内学者开始注重紧紧围绕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展开价值文化研究。当前，没有任何现成的发展模式能够统一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中国只能走自主沉淀、自觉反思和自我构建之路。不研究中国问题，不去把握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就不可能构建中国的价值哲学，也就无法建构中国文化自信的主体性。学者们从价值文化视野对改革开放40年的反思和总结，是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入考量，也是对中国精神学术自觉的表现。正如晏辉所指出，中国的价值哲学是随着现代社会的结构性变迁而发轫、发展起来的，这种结构性变迁却又表现为前所未有的基础性、根本性和全局性，其所造成的社会效应和人的效应都是颠覆性的。最为深刻的是由此引发的人在心灵结构和精神世界上的变化。[注]参见晏辉：《价值哲学视阈中的心灵之序与世界之序》，《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017年第4期。

三是人事任命类。这类推文共23篇，占18.4%，关键词有全国人大常委会（7）、当选（6）、委员会（7）、副主席（6）、全国政协（5）等。担任国家和政府领导职务，当选各级人大代表或成为各级政协委员是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重要形式之一。如民进网发布的《刚刚！蔡达峰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4.2.1基肥施用的适宜时期为果实采收期至萌芽期。苹果园有机肥施用量应达到“斤果斤肥”或“斤果二斤肥”的标准。基肥的施用方法：环状施肥、条状沟施肥，也可全园撒施后翻入土中。

更进一步，国内学界还深刻总结了中国价值观变迁的逻辑进程和历史规律，这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价值观的形成以及增强当代中国价值观深化发展的问题意识。比如，邱吉和朱舒坤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变迁成因进行了分析，指出从古至今社会核心价值观经历了从“儒家为主，道佛为辅”到“马克思主义为主、传统价值观为根、西方价值为辅”的漫长演化过程。他认为，这一转变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生产方式下社会主要矛盾决定、制度化保障、传统文化滋养和外来文化冲击的结果。但这些因素对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和价值观演化与变迁节奏的影响，并不是某一特定力量单一作用的结果。 [注] 参见邱吉、朱舒坤：《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变迁成因及启示》，《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2期。吴宏政和张兵基于唯物辩证法的逻辑分析方式，指出中国社会价值观经历了从“革命的理想主义”到“抽象的功利主义”再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演变。他们结合改革开放实践经验，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革命的理想主义价值观”和“抽象的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双重扬弃，因而克服了此前两种价值观的弊端。[注]参见吴宏政、张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变革的逻辑理路——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二)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精神、中国话语体系研究

2017、2018年度，“中国精神”“中国价值”是比较热的研究话题。这深刻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文化软实力和话语权得到了极大的提升。重视和推崇中国精神、中国价值，是因为它内涵着社会核心价值观，为中国发展以及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指引和精神动力。

“一个育婴员除了要掌握对婴幼儿的基础照料技能外，是否掌握早教知识，也是客户非常看重的一个标准。”刘亚丽说，为此，华珂学校教研部专门对学员加强了这方面的培训，结合蒙台梭利、感觉统合、奥尔夫音乐教育理念，采用参与互动的培训方式，让学员学到符合市场需求的知识与技能。

那么，如何更深层次地理解中国精神、中国价值？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精神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关键性问题。袁祖社指出“中国价值”禀赋着鲜明的实践指向，其所依循的，是个体性与社会公共性、民族化与世界化内在有机整合基础之上真实的社会“公共价值”的实现逻辑，彰显的是对崇高的正义信仰的吁求，以及对当代中国民众之普遍而真实的美好生活福祉的承诺。[注]参见袁祖社：《“中国价值”的文化发现及其实践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温静和贾蕾指出，在改革进程中，中国人民基于改革实践不断形成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内涵的中国精神，在整体样态、产生根源、文化基础、目标指向、培育主体等方面呈现出鲜明的发展特征，主要表现为圈层式内涵拓展和多样化形式创新相协调的演进脉络，回应实践诉求和引领社会风尚的时代观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融合的文化底蕴，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相统一的现实旨归，人民首创精神和全党集体智慧相结合的生成动力。[注]参见温静、贾蕾：《试论改革开放40年中国精神的发展特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18年第5期。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精神、中国价值的深入分析，彰显出中国文化已经日益凸显出自身的独特性魅力，在中国实践中发挥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并将在今后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自身，迸发出更大的活力。

3.具有基本读写能力的成年人。该项培训是国家教育部负责的成人扫盲计划。根据法国国家扫盲机构2011年的调查结果，法国有250万年龄在18岁到65岁之间的人口只具备基本的读写技能，占这个年龄段人口的7%。1998年，法国首次将成人扫盲列为国家优先事项。2000年，法国成立了国家扫盲机构，该机构的主要作用是协调和支持来自政府、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参与者更有效地进行扫盲。

而且，中国精神、中国价值的形成与传播，有力地提升了国内外对中国道路的认同。在中国实践中，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从而从哲学层面向世界表达中国。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是当代中国价值观的理论表达方式，也是价值观对外传播、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学者们一致认为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必须基于中国现实，立足中国问题。比如崔唯航认为，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和发展是改革开放40周年的重要理论成果，要立足于中国现实形成原创性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积极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注]参见崔唯航：《中国话语体系建设必须实现“中国化”》，《人民论坛》2018年第34期。王海峰也强调，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集中体现为基于中国问题的理论自觉意识的形成。学界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契机，在思想的解放中准确把握时代问题，并给予学术的回答和理论阐释，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注]参见王海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品格——改革开放4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反思》，《哲学动态》2018年第10期。丰子义更为具体地指出，应从话语、话语内容、话语表达方式、话语中的“术语”四个方面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注]参见丰子义：《从话语体系建设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哲学研究》2017年第7期。

但是，单纯的看相关系数我们无法断言这些变量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还需要进行一定的检验。用皮尔逊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综上所述，面对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不惑之年，国内学界从价值与文化视野对其进行了回顾、反思和总结。今天的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全面深化的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国内价值哲学继续深化发展的重要基础。而且我们对中国价值文化40年的反思还应与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的变迁进行关联研究，从而更加全面、更有针对性地展开中国价值哲学的研究，构建更加鲜明的中国话语体系，为中国的深化改革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二、价值观基础理论研究

价值观基础理论研究是重建当代中国价值观的理论前提。近几年来，国内对价值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在反思中推进。价值观的研究以价值定义、价值本质、价值的结构等为基础，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而且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提出之后，也愈发凸显其问题意识。

(一)对价值定义、价值本质的反思

明晰的基本概念，是理论研究的前提，且具有共识性的概念也是国内外价值哲学交流的基础。近几年来，国内学界开始对如何定义价值进行反思。比如，在龚群看来，西方规范理论中的价值概念与中国哲学界所理解的概念并不相同。他阐述了在功利主义和后果主义的理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五种内在价值论：快乐论、理想事物、感性快乐论、欲望满足论和客观列表论。[注]参见龚群：《价值与价值形态》，《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018年第4期。袁祖社认为，国内学界在有关价值之思的元观念证成逻辑的确立和自觉，即价值思维以及价值理性智慧何以可能且如何可能等方面，却存在明显的欠缺和不足。现代思想史和观念史的研究方法及其逻辑，旨在强调淡化或者模糊观念得以可能的历史、文化、制度、生活甚至狭隘化的地方性知识的偏狭与定见，强调基于特定的学术共同体之约定性命题的跨时空性与即时性观照，从一个新的角度为我们重新认识和言说价值的本质及其生存的真谛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借鉴和参照。[注]参见袁祖社：《价值本质的自我澄明: 观念史视角的合理介入》，《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第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当代表达。学界主要从幸福、美、自由等价值来对美好生活进行阐释。江畅认为，把人民幸福作为社会发展终极目标体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追求的理想，即建立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自由人联合体。“人民幸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中国表达。[注]参见江畅：《人民幸福与中国社会发展》，《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017年第4期。戴茂堂认为美是存在的本性，具有最高的价值。他强调，在马克思看来，美好的生存才是有价值的生存，美好的生活才是有价值的生活，美好的劳动才是有价值的劳动，而共产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将使这一切价值意义上的“美好”变得可能。[注]参见戴茂堂、王涛：《美学语境下的马克思价值思想》，《江汉论坛》2018年第4期。寇东亮进一步剖析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逻辑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关联，认为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内涵了自由意蕴，表现为追求生活的自主性、工作的自为性和精神的自逸性。[注]参见寇东亮：《“美好生活需要”的自由意蕴》，《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018年第3期。

此外，也有学者提出，不应纠结于价值定义的困境，应重新划定价值论的核心问题。冯平结合经验论尝试绕开价值概念争论，提出应转化价值论的研究重心来开辟新的研究视域。她认为，杜威以“行动”为核心展开了一场价值论的哥白尼式革命，其将“价值判断”而不是将“价值”作为价值论研究核心的转化，颠覆了事实与价值、手段和目的的二元划分，为价值论研究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注]参见冯平主编：《批评之批评——杜威价值论与伦理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王南湜提出，应重视价值理想的研究，并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关键。他认为价值理想是文化及哲学的核心问题，当代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和哲学精神的重建，首要任务便是中华民族价值理想的重建。[注]参见王南湜：《重建中华民族的价值理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条未彰显的发展路径及其意蕴》，《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7期。

(二)价值主体的界定与讨论

由上可见，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的文本解读和思想阐释主要集中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注重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基础，在深度和广度上取得了重要进展。当然，对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还需更加全面地、多维度地挖掘，在马克思的人学、劳动观、意识形态批判等方面进一步推进，并加强对其进行系统研究。

1.价值的主体性思想及其反思。任何价值、价值观都是对特定主体的价值、价值观，如果忽视价值和价值观的主体性，就会导致价值独断主义。李德顺基于“电车难题”的讨论，认为束缚于功利主义、自由主义、德性主义等理论中的价值独断主义传统，致使价值主体的思考和判断陷入了规范冲突的“死结”，他指出：“我们需要超越价值独断主义，认真面对价值规范的主体性特质，深入把握多元主体间的层次结构，并以主体权责统一到位的精准化判断，去突破传统思维的局限，以形成适应时代的道德和法律等价值思维和理念。”[注]参见李德顺：《价值独断主义的终结——从“电车难题”看桑德尔的公正论》，《哲学研究》2017年第2期。张曙光则进一步反思价值主体性思想，指出：“主体价值论，既表现出很大的理论优势和一定的积极效应，也有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特别是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问题”。通过反思和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他指出，真正的价值哲学是人对自身及其生活世界的“认同”与“超越”。[注]参见张曙光：《价值哲学的问题意识与学术自觉》，《“价值与文化：中国改革开放40年”笔谈》2018年第5期。

2.人类价值主体思维的构建。李德顺结合人工智能话题的讨论，认为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人类智慧发展和人类自我实现的一种形式。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我们应该重新理解人的本质和本性，深入反思和校正人类自己的基本价值观念，并尝试建立多元化背景下的人类价值主体思维。[注]参见李德顺：《人工智能对“人”的警示——从“机器人第四定律”谈起》，《东南学术》2018年第5期。关于人的主体价值实现的问题，杨耕强调，价值原则是人的内在尺度的外在表现，自我实现实际上是指人的一切都是通过自身的活动实现的，而不是指一切都源于自我，个人只有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才能实现自我价值。[注]参见杨耕：《关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再思考》，《江汉论坛》2018年第11期。江畅则更为直接地指出：“传统价值观以家国为价值主体，而现代价值观则主张以人民为价值主体。”他认为，由于价值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都依据于具体的主体性，因此理解和尊重每个主体合法的权利与责任才是解决社会上各种价值冲突的根本之道。[注]参见江畅：《中国现代价值观对传统价值观的转换》，《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5期。

(三)价值观概念及其排序

实际上，我国是从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逐步开展价值观基础理论的专门研究，稍滞后于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的对价值概念、价值本质等问题的思考。人们的价值观念直接与实际生活中的价值评价、价值选择密切相关。

在如何给价值观下定义方面，孙正聿强调从实践观点看待价值观，认为价值观是一种现实自我意识，其根本问题表现为“我们到底要什么”与“我到底要什么”的矛盾关系。由此，价值观研究的核心问题，即标准与选择，也就是在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的互动中，重建人类精神家园，重构当代中国价值观。[注]参见孙正聿：《作为现实自我意识的价值观》，《“价值与文化：中国改革开放40年”笔谈》，《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018年第5期。这一观点，明晰了价值观概念，而且为我们理解现实生活中的价值观冲突、矛盾指明了方向。江畅在其著作《论当代中国价值观》(2017)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指出，不能仅局限于作为观念价值体系的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还应包括当代中国对人类和世界应有的价值观、个人应确立的价值观的看法，以及关于价值观一般性问题的观点。[注]参见江畅著：《论当代中国价值观》，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

“如果将常委会机关视作动车，那么每个委室、每项工作都是一节车厢。为每节车厢装上党建‘发动机’，使党建工作与依法履职有机结合、协同发力，有效解决了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脱节问题，形成了全员参与、全员共建的良好党建格局。”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王增宝说。

道床与管片间离缝治理的主要施工步骤：①施工前对离缝内杂物及积水进行清理；②在道床板离缝侧布置注浆孔，钻孔时应避免钻破管片底部；③在离缝处开槽(宽度和深度约为2～3 cm)，用高强速凝水泥密封，以免串浆、冒浆；④如道床底部较密实则直接注入EAA环氧浆液，否则注浆过程为依次注入EAA环氧浆液、水泥浆和EAA环氧浆液，最终将会形成水泥-环氧复聚物。

于是，“我们”和“我”的价值观念的形成成为价值观研究的关键。因为这是真正关系到人们是否接受和认同某种价值观，以及在特定价值观下开展行动的重要问题。在此方面，孙志海在《价值理性批判——价值观念生成的先验程序和先验结构研究》(2017)一书中，借助语言逻辑分析和现实生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价值经验”概念重构经验论，阐明价值观念生成和延伸的先验程序。而且他基于新的生命存在论假设，分析了价值思维和科学思维的运思方式和路径特征，以期实现对传统认识论哲学的核心批判。[注]参见孙志海：《价值理性批判——价值观念生成的先验程序和先验结构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

此外，价值排序问题也得到了学界的较高关注。因为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与人们的价值评价和价值选择密切相关的实践问题。张彦在《价值排序与核心价值观》(2017)一书中，基于西方、中国传统以及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中的价值排序研究的分析，从价值排序视角对核心价值观建设、当代道德教育模式进行了深入的阐释。[注]参见张彦：《价值排序与核心价值观》，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

(四)规范理论

“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规范是良好社会秩序的“稳定器”。规范理论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的一个显学。国内学界从道德失范问题、伦理信任困境等方面阐释了规范理论研究的重要性。阎孟伟认为，当今的道德失范问题, 主要不是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不够健全的问题，而是道德信念的淡化、道德“权威性”的衰落和由此引起的道德自律性或道德约束力的下降。道德的权威性的危机本质上就是社会秩序的危机，也是人的生存方式的危机。[注]参见阎孟伟：《道德权威性:历史界说与现代困惑》，《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贺来强调，伴随现代性而出现的“伦理信任困境”要求哲学对其价值规范基础进行批判性、前提性的反思，并通过这种反思调整和重建哲学的价值规范基础，从而为引导人们超越伦理信任困境提供切实的思想引导。[注]参见贺来：《伦理信任与价值规范基础的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总体来看，国内规范理论的研究，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阐释和介绍西方规范理论，主要将规范与行动的理由、合理性等紧密联系起来。如杨松的《规范的本质：从命令说到规则理论》、刘苏的《当代西方规范哲学：基本问题、研究路径与发展趋势》、刘松青的《规范性的研究趋势及特点》等文章，就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作品。二是规范性来源问题研究。韩东晖认为规范性活动是人之为人的必要条件，“人是规范性的动物似乎能够容纳 ‘人是理性的 (会言谈的)动物’与 ‘人是政治的 (社会的)动物’这两个观点，将理性 (言说、推理、计算)与社会性(生产、交往、政治)结合在一起,从与规范、规则、标准相关联的活动和行为出发，可以回答‘人是什么’和‘人应当是什么’的问题。”[注]参见韩东晖：《人是规范性的动物——一种规范性哲学的说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9期。进一步来说，甘绍平认为，规范性的来源在于个体的意志自由。作为一种行为约束的伦理规范，其存在的目的在于保障每位当事人的利益，捍卫个体自主性的权利。更准确地讲，伦理规范的终极价值基础是个体的意志自由。[注]参见甘绍平：《伦理规范的价值依归》，《哲学动态》2018年第9期。

由上可见，2017、2018年度，学界对价值概念、价值主体性等方面进行了反思性研究，更加贴近人们的实际生活；对价值排序、规范理论的阐释，拓展和深化了价值观研究。但总体来看，近几年来，关于价值观的层次与结构、价值观念的形成、价值观认同、价值观与制度等基础理论研究进展较为缓慢，这严重影响了当代中国价值观重建。因此，我们必须真正面向人本身，夯实价值观基础理论研究。

任何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从哲学层面回应和反思我们的时代，是发展中国价值论的应有之思。韩庆祥等在《中国道路能为世界贡献什么》一书中谈到：中国道路是一条成长于资本主义体系之外、与新自由主义以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推行私有制为基本的政治经济前提、主张政府不干预经济的“小政府”形成巨大的反差，从根本上摆脱了对西方路径依赖的现代化道路。中国道路有着自身独特的“生存性贡献”“发展性贡献”“制度性贡献”“文化性贡献”“和平性贡献”等。[注]参见韩庆祥：《中国道路能为世界贡献什么》，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邓纯东则阐明了中国实践对文化自信形成的根源性，认为文化自信为中国道路的开辟、探索和继续前进提供了优质的文化基因、精神内核和思想动力；中国道路则是文化自信的现实展现，其丰富的实践为文化自信的生成提供了现实基础和文化素材。[注]参见邓纯东:《文化自信与中国道路的文化基因探讨》，《探索》2018年第5期。还有学者强调，“我们既要在坚持中国道路中构建当代中国价值观，又要以当代中国价值观为纽带，为中国道路的发展广泛凝聚价值共识，推进价值自信与道路自信的内在统一”[注]参见王玉鹏：《当代中国价值观与中国道路的价值意蕴》，《探索》2018年第5期。。可见，国内学界注重从中国实践与价值文化进步的双向互动关系中，开展中国价值理论学术研究，这是改革开放40年带给我们的宝贵经验。

三、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研究

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是中国价值和价值观研究的基础和理论来源。国内价值哲学的发展也主要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而不断推进的。只有深入挖掘马克思的价值思想，才能不断为价值和价值观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国内学界主要围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正义、自由、平等等方面展开研究。其中，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是马克思价值思想研究的热点问题。

(一)劳动价值论

最后，站长唱了一支歌，把晚会推向高潮，那歌声如山泉清流，沁人心脾，人人洗耳恭听，连呼吸的声音几乎都没有，真令人心旷神怡。

(二)正义思想

关于马克思是否具有正义理论，王南湜认为，虽然马克思并未表述过一种系统的正义理论，但是能通过马克思所构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之适合正义存在的条件，建构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基于道德规范的历史性原则和人的自由发展原则对不平等分配加以调节的理论进路，马克思的正义理论不仅超越了近代康德道德哲学，且比罗尔斯正义论的差别原则更为优越。[注]参见王南湜：《马克思的正义理论:一种可能的建构》，《哲学研究》2018年第5期。马拥军指出，对马克思来说，正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首先是某种“事实”，其次才是某种“观念”。事实与价值对立统一于特定的历史情境，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表现形式。[注]参见马拥军：《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证”性质与马克思的正义观念》，《哲学研究》2017年第6期。

那么，马克思正义理论是否包含着一种规范理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与如何理解马克思正义观念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相关联。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正义理论是一种规范理论。比如，段忠桥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具有“事实判断”特征的描述性理论，它涉及的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什么”的问题；而马克思的正义观念是具有“价值判断”特征的规范性见解，它涉及的是资本主义剥削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弊病是否“应当”的问题。具体来说，平等观念就是一种规范性价值判断，是正义的表现；现代平等要求是资产阶级首先提出来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只停留在政治权利的平等上；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则要进而实现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平等；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注]参见段忠桥：《再谈“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正义观念”》，《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6期；段忠桥：《平等是正义的表现——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哲学研究》2018年第4期。还有学者也分析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反对那些自称普适的和永恒的规范正义，他认为马克思的正义理论是适用于后资本主义时代的正义理论，是从克服资本主义结构性缺陷进程中产生出来的正义理论；它是规范的而非描述性的正义理论。[注]参见林育川：《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规范正义：一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哲学研究》2018年第8期。与之相对的观点是，马克思反对诉诸规范理论。李佃来将历史唯物主义定位为一种从市民社会所表征和指示的历史中确立起来的、将事实性要素与规范性要素融为一体、与政治哲学相融通的理论。[注]参见李佃来：《再论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的关系——回应段忠桥教授的“质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倪寿鹏则从与罗尔斯正义论比较的角度，认为二者都致力于消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状，但在具体路径上，马克思主张在认识历史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共产主义实践，反对诉诸规范理论；罗尔斯则提出一种平等主义的规范理论，但缺少从现实社会向良序社会过渡的理论。[注]参见倪寿鹏：《正义的多面孔：马克思与罗尔斯》，《哲学研究》2017年第8期。

在此基础上，国内学界还对马克思正义思想作了多维度的解读，主要包括：第一，分配正义和生产正义的统一。冯颜利认为，马克思对正义的理解尤其是 《资本论》中所蕴含的正义思想超越了西方传统的分配正义，是分配正义和生产正义的有机统一，是批判资产阶级抽象正义、解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构建现实性正义、指向“每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有机统一。[注]参见冯颜利：《基于生产方式批判的马克思正义思想》，《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第二，《资本论》中实现了从“资本正义”到“劳动正义”的正义转向。白刚认为，《资本论》借助资产阶级所宣扬的所谓“资本正义”揭示和论证雇佣劳动制的非正义,主张废除雇佣劳动制,把劳动时间及其产品还给劳动者来实现“劳动正义”。[注]参见白刚：《从“资本主义”到“劳动正义”——《资本论》的“正义转向”》，《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我们看女演员，喜欢关注她的演技和颜值，而这两项衡量标准，赵多娜都给了我们惊喜。自然流畅的演技，加上极具辨识度的外型，让她在许多粉丝心中，成了几近完美的存在。而在熟识她的人眼中，她更吸引人的，其实是骨子里的那股不怕输，打不败，只要是认定的事就绝不放弃的韧劲。

(三)自由价值观

在马克思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批判方面，吴向东认为，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对自由主义价值观进行了多维批判，并表现为由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逻辑深化的过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自由主义价值观进行了意识形态批判，消解了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哲学基础；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生产方式，对自由主义价值理念进行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上的内在综合批判。马克思的批判揭示了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实质以及它的内在缺陷，为我们科学认识当代自由主义，把握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以及可能的发展前景提供了理论基础。[注]参见吴向东：《马克思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批判及当代意义》，《世界哲学》2018年第1期。以对自由主义正义价值观的批判为例，黄其洪和蒋志红认为自由主义正义观所承诺的个体权利主体具有抽象性，它所强调的市民社会具有利己主义本性，遮蔽了异化劳动，无法克服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具有非历史和唯心主义的特征，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注]参见黄其洪、蒋志红：《论马克思对自由主义正义理论的批判》，《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017年第1期。

2.正确分析溶质的组成。与水反应的物质,其溶质发生变化,如SO3溶于水后变为H2SO4且水量减少;含结晶水的物质,如CuSO4·5H2O溶于水,水的量会增加;溶质发生变化,如弱酸、弱碱和可水解的盐,溶质的离子组成会发生变化,如NaHCO3溶液中含碳物质有三种:;再如1molNaHSO4溶于水电离出离子的物质的量为3mol。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层面上，被研究和关注较多的价值观是自由、平等、公正。如，孙伟平认为，“自由”是社会主义的价值本质和价值目标，意指“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强调社会主义语境中的自由是区别于“自由主义”的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统一。自由并非没有界限，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由，必须立足于物质基础之上，以法治化和制度化的方式更好地保障和实现社会中个人的自由权益。[注]参见孙伟平：《社会视域下的“自由”新论》，《北方论丛》2017年第3期。关于平等的深入解读，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平等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四个方面的丰富内涵[注]参见王昱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平等论析》，《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8年第6期。；还有学者指出，平等具有哲学基础上的科学性、价值基础上的集体性、本质意义上的真实性三方面特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平等”应强调共享与发展的统一、能力与责任的统一、机会与结果平等的统一。[注]参见李逢玲：《再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平等”》，《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017年第2期。吴玉军和韩震提出，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公正包含着丰富的价值意蕴，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社会主义理想的内在要求。[注]参见吴玉军、韩震：《马克思主义公正观的价值意蕴及其实现路径》，《中国高等教育》2018年第9期。

(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为人类社会描绘了共产主义的美好愿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描述了终极价值目标，即人的自由而全面地发展，这也是美好生活的最终标识。将新时代的美好生活需要与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相结合进行研究，是学界进行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研究的理论热点和焦点。

国内学界在反思中取得的主要进展包括：1.价值具有主体性特征。李德顺强调：“价值是指人类对象性关系中的特定质态，应从人类实践总体的高度充分认识价值问题的性质和地位，从具体实践关系和过程中把握每一价值现象的性质和意义。”[注]李德顺：《简论人类活动的价值原理》，《北方论丛》2017年第4期。韩东屏更进一步地批驳并否认了“价值非人论”的两条确证路线(即纯客观主义的确证路线和泛主体论的确证路线)的科学性，强调价值是属人的范畴，离开人即无价值可言。[注]参见韩东屛：《价值是否属人》，《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017年第2期。2.价值是评价用语。兰久富认为，价值实体说、价值性质说和价值关系说分别从实体、性质或关系的角度回答价值是什么，然而由于价值的客观实在性无法得到确证，它们对价值概念的界定也受到质疑。他提出“价值”其实是评价用语。价值作为评价用语有涵义却没有指称，确定它在评价事物时的主要涵义就可以完成对价值的定义。[注]参见兰久富：《能否定义价值概念》，《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018年第4期。

第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陈新夏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确立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包括人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人的个性的确立、丰富和发展，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等。他根据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对美好生活需要进行解读，认为应当关注以下问题：即人的自我实现、人的精神需要的满足以及每一个人的发展等方面。[注]参见陈新夏：《人的发展视域中的美好生活需要》，《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马俊峰从马克思政治哲学视域出发，指出马克思批判个人权利生活观，从物质生产劳动出发，以尊重人的创造性为基础，强调通过改造世界，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才能在真正共同体中确认美好生活。[注]参见马俊峰：《马克思政治哲学视域中的“美好生活”》，《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018年第4期。

与他们交往的过程中，我们不光提升了自己的英语能力，也了解了不少国家的人文风情，更收获了一份友谊。这就是我游学最重要的目的：在这里，我有了很多和外国人交流的机会，也让自己的英语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学界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革命意义、逻辑整体性、具体内容以及当代价值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孙乐强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对古典经济学和黑格尔劳动哲学的双重扬弃方面，分析了其革命意义。他强调，当代西方学者将非物质劳动理解为价值的来源，试图否认劳动价值论的有效性，实际上，这种做法在根本上混淆了财富创造和价值生产的本质区别。作为一种直接劳动，非物质劳动只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而价值的实体依然是去除一切质性规定的抽象劳动。[注]参见孙乐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革命意义及当代价值——对非物质劳动论与知识价值论的再思考》，《理论探索》2017年第3期。张雷声指出，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分析闪烁着逻辑整体性的光芒。从劳动创造价值到价值的内在转化形式，再到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是劳动价值论的逻辑整体分析思路。[注]参见张雷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逻辑整体性》，《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4期。唐正东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社会历史维度和经济学维度是内在统一起来的。对马克思来说，劳资之间的不平等交换恰恰是劳动价值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实现形式，剩余价值理论不但不和劳动价值论相冲突，而且还是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注]参见唐正东：《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双重维度及其哲学意义》，《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价值的主体性原则，也就是面向人本身，具体涉及到人的本质、权利与义务、认知能力，自主选择和判断能力等。只有真正坚守价值、价值观的主体性，才能更好地把握价值观念的形成、价值观的接受与认同等。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自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十几年来，学界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自觉、基本内涵、历史形成、传统文化涵养、实践机制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17、2018年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更加强调其有效性的实现，具体表现在聚焦其认同理论、制度化等方面。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阐释

结合中国社会现实，国内学者重点围绕自由、公正、法治、平等、友善、诚信、敬业等价值观展开论述，较之前的研究，更加专门化、具体化。

在马克思自由观的内容方面，阎孟伟认为马克思的自由理论从人的生命活动即劳动的意义上确认人的自由本质，同时又指出人的自由本质是一个不断现实化的历史过程。他强调在马克思那里，人的真正全面自由最终只能在“自由王国”之中实现。[注]参见阎孟伟：《人的自由本质及其现实化过程——重温马克思的自由观和“自由王国”理论》，《理论与现代化》2017年第5期。秦刚进一步指出，在马克思那里，自由是社会历史进步的产物，是人的自身能力得到不断提升的体现，自由的获得受制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实现每个人的自由是人类社会的最终追求。[注]参见秦刚：《马克思的自由思想及其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3期。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个人层面上，诚信价值观受到学界较高关注。杨国荣认为，人与人之间彼此诚信是社会交往的前提，“宽泛而言，信任是主体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的一种观念取向，它既形成于主体间的彼此互动，又对主体间的这种互动过程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形式，信任同时呈现伦理的意义，并制约着社会运行的过程。信任关系本身的建立，则既涉及个体的德性和人格，也关乎普遍的社会规范和制度。”[注]参见杨国荣：《信任及其伦理意义》，《“当代社会的伦理信任”笔谈》，《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樊浩指出，“诚信”逻辑和历史地包含两个结构、三个维度。一是 “信”的结构，包括信用的道德维度和信任的伦理维度；二是“信”——“诚”关系结构及其形上维度。[注]参见樊浩：《缺乏信用：信任是否可能》，《“当代社会的伦理信任”笔谈》，《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理论研究

在概念解读方面，江畅认为，核心价值观社会认同是指社会成员对核心价值观的支持与共享。人民大众对核心价值观是否认同的评判依据在于其是否符合社会公正。基于合理性认同和道义性认同的分析，他认为道义性认同更多地取决于公众对国家治理结果的公正性和良效性的感知、领悟和理解，在核心价值观社会认同中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因此，应当重视核心价值观社会认同的伦理研究。[注]参见江畅：《核心价值观的合理性与道义性社会认同》，《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应重视核心价值观社会认同的伦理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在认同机制方面，主要的研究进路有：第一，唯物史观的视角。王洪波指出，依据唯物史观关于“生活决定意识”的经典原理，价值观的生成根源于社会物质生活及其矛盾。从解决物质生活的矛盾入手，可抓住核心价值观真正嵌入中国社会之“本”。[注]参见王洪波：《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何以可能》，《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017年第5期。第二，认知科学的视角。有学者提出，可以尝试构建以情境域和意识域两大场域相互嵌入的文化认同机制，从而为核心价值观认同培育提供一种新角度和研究路径。[注]参见李天慧：《基于认知哲学的文化认同机制构建》，《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018年第4期。

此外，学者们主要围绕一些重点人群，比如青少年群体、大学生群体和高校青年教师群体，通过构建心理机制、情感机制、典型示范等方式展开全方位的认同实践路径探索。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化建设

制度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保障。价值观只有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社会制度，才能从根本上真正成为人们的行动遵循。国内学者主要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化、法制化建设的现实化路径等方面展开阐述。韩震认为，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能促进价值观念的制度化、对象化和客观化，运用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向社会传导正确的价值取向，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取向成为有法律保障的长期落地生根的公序良俗。[注]参见韩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的意义及其进路》，《行政管理改革》2017年第8期。左高山和凃亦嘉指出，国家治理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体现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体系的总体化、治理对象的立体化、治理方式的多样化等几个方面。核心价值观建设和法治建设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核心价值观建设的目的是解决国家治理的价值理性问题，而法治建设需要解决国家治理的工具理性问题。[注]参见左高山、凃亦嘉：《国家治理中的核心价值观与法治建设》，《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4期。

从国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来看，主要通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制度化、认同机制的研究，推动了其纵深发展。不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以及法治、敬业、友善等价值观的理论解读成果相对较少，应进一步将其讲清楚讲透彻。此外，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涉及国家治理、人本身等诸多因素，因此加强价值观认同、价值观与制度的基础理论研究是学者们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五、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化创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国的文化基因。中国文化自信的实现，必须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这是坚守文化主体性的关键性问题。2017、2018年度，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依然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学界在解读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方面，较之前更为具体化。比如，韩星认为二者是“源”和“流”的关系，指出孔子通过礼乐文化的反思达致对“道”的自觉，开创了儒家道统和学统。经为常道，经典诠释以道为最高追求。儒家经典所体现的道统就是核心价值体系。[注]参见韩星：《儒家经典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017年第3期。陈秉公指出，当代中国价值观建设的现实道路是“马魂、中根、西鉴”。在他看来，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是价值“根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价值“本体”，它们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注]参见张庆花、陈秉公：《传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系的理论思考——陈秉公教授访谈录》，《学术界》2017年第9期。中华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固有的根本，也是其重要的载体。江畅在《论中国价值文化发展》(2018)一书中对此进行了深入思考，指出当代中国价值观与传统文化对接，应围绕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核心，吸收儒家道德主义精华和民族精神的道德内涵，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途径，加强社会道德体系建构，形成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当代中国价值观。[注]参见江畅：《论中国价值文化发展》，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创新路径

关于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遭遇的挑战及现代转换方面，万俊人提出，虽然传统美德伦理在当代遭遇现代性危机，但其在现代社会中依然有生机：第一，结构性转型导致现代社会缺乏足够的中层和基层的生活发展空间，因此必然要大力建构中层和基层的生活世界，传统美德伦理会因此而重获生机。第二，传统美德伦理有其不可替代的特性，只要人之为人并保持人性和人道，传统美德伦理的作用就不可替代。第三，现代社会的道德平面化呼唤道德精英和道德理想主义的引领。[注]参见万俊人：《传统美德伦理的当代境遇与意义》，《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江畅和张媛媛认为，中国现代价值观对传统价值观的一些内容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体体现为：人民主体对家国本位的转换、人民民主对内圣外王的转换、法德共治对德礼共治的转换、全面发展对道德人格的转换、不懈奋斗对修身为本的转换。[注]参见江畅、张媛媛：《中国现代价值观对传统价值观的转换》，《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5期。

具体来看，学界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创新，主要是基于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优秀元素，阐释其时代意义。李祥俊在《秦汉价值观变迁史论稿》(2017)一书中，细致地考察了秦汉时期价值观变迁的历程，将价值观变迁的历史演进与思想发展结合起来。他将秦汉社会定位为家庭本位基础上的君主专制主义等级社会，将基本价值观的确立、变迁与社会政治格局的变动联系起来，将价值观与人们的生活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在社会现实与价值观的互动中把握价值观变迁的内在原因。在研究方法上，将价值观研究放到思想史、学术史、政治史、社会史的多重维度中加以考量，在中国传统价值观研究上提出了新的思路。[注]参见李祥俊：《秦汉价值观变迁史论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学界还在一些具体的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化上做了很多研究工作，比如儒家诚信思想、教化观、“仁内义外”，道德无为观、自然观、“ 尊道贵德”等的现代转化。

3.3 从上至下提高思想认识。首先，各级领导要将乡镇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工程工作放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进行安排，把乡镇文化工作放到人民群众重要的，统一安排，抓好落实。要将“乡镇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工程”列为各乡镇、各级职能部门工作实绩考核内容。其次，加大人民群众的宣传力度，提高群众对文化工作的思想认识。

综上所述，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创新路径方面，国内学者进一步明确了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积极尝试从传统价值观变迁中总结规律。在新时代条件下，增强中华文化自信，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化发展，还应进一步加强对传统价值观的时代价值的阐释，构建其现代共生空间。

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共同价值

学界对价值观的研究，不仅着眼于当代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的构建这一核心问题；还积极关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共同价值这一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时代课题。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是当代人类的基本生存状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设想，是中国为解答人类所面临的共同的现代性危机提出的新命题、新方案，体现着一种全球治理理念。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和基础，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一些人类公认的基本价值理念。两年来学者们就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共同价值的概念、构建进路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丰富了中国价值哲学的研究内容。

第一，构建人类共同体与人类共同价值的问题导向与时代价值。刘同舫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于“人类社会”的哲学立场，促进人类真正的“普遍交往”以形成具有更高“共同性”水平的人类利益，并在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基础上推动全球生产力均衡发展，为实现人类社会更美好的世界景像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注]参见刘同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创性贡献》，《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7期。沈湘平强调，在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共同价值的研究讨论中，我们必须澄清和尊重概念、命题的原初语境，区分实然与应然，了解世界问题导向和中国方案定位，即立足于民族的“小我”考虑和处于人类的“大我”考虑。他特别指出，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共同价值”的反思性前提，即“非共同”的主体是指民族、国家，其主要强调不同国家要共同应对世界问题。[注]参见沈湘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共同价值的几点思考》，《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第3期。韩庆祥认为，构建价值共识、行动共建、发展共进、安全公治和利益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是当代中国对世界人类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注]参见韩庆祥：《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贡献中国理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东岳论丛》2017年第11期。

第二，构建人类共同体的价值内涵。国内学者注重提炼挖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内涵，积极探索其理论建构。例如，龚群提出，全球正义是一种世界主义的理想追求，以最基本的人的需求为对象的正义诉求，全球正义把生存权看成是最根本的权利，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价值理想。[注]参见龚群：《全球正义的进路与人道主义关怀》，《世界哲学》2018年第2期。郝立新和周康林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坚持协商对话、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等基本原则和价值目标。[注]参见郝立新、周康林：《构建人类共同体——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11期。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进路方面，袁祖社指出，其具体体现为权利保障层面的“全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全面共享”、政策制度层面的“共建共享”和落实过程的“渐进共享”。[注]参见袁祖社：《“共享发展”的理念、实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建构》，《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

第三，人类共同价值的内容阐释和理论建构。孙伟平认为，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表现为：“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灵魂”、精神支柱和黏合剂，是各个民族、国家、地区共同的价值评价标准和价值取舍模式。他还进一步指出，“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共同价值，是反映全人类的根本利益、世界各国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是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构建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共同价值准则。人类共同价值表达了中国人民追求公平正义、和平发展的愿望，反映了世界各国共建共享、合作共赢的理念，为世界人民描绘了一幅平等互鉴、多样统一的全新图景。”[注]参见孙伟平：《“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价值观的力量——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表达》，《哲学研究》2018年第3期。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共同价值的设想如何成为现实的问题，沈湘平认为，有三个大的问题是绕不开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走向“共同”的必然逻辑，即承认人类存在的人类学状态、反思人类存在的存在论前提、确立政治哲学的路径。[注]参见沈湘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共同价值的几点思考》，《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第3期。

总体看来，国内学界从哲学层面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共同价值这一时代课题做了深度解读，彰显了中国价值哲学在推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历史担当。同时，研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共同价值时，应当注重将其放在中国价值观研究的整体框架中，紧密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总体研究，从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国话语体系，向世界更好地说明中国。

七、小结

从以上国内价值观的六个层面的研究来看，国内学界关于价值观的研究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上，较之改革开放初期，更加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不过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到，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国内价值观研究，既关系到国内凝聚共识，又关系到在国际上增强文化自信、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和话语权。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发展中国的价值论，对中国道路提供价值指引，并得到国际学界的理论回应，是需要我们不断突破的难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应紧紧围绕价值观的主体性展开深化研究。一方面，对具体的、现实的人进行更为细致、全面地分析，包括人的心灵与身体，情感、认知、意志与行动，信仰与精神世界，还有诸如人的本性、能力、需要、意识、生活方式，等等。只有深刻剖析人的本质、现实生活与理想生活，才能使价值观研究更加生动、有实效。另一方面，对处于复杂现代性中的中国社会主体进行更为深刻的把握，如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在当代中国价值观构建中，应重点强化价值观制度化、价值观认同、价值观传播、价值观话语体系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