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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辩证否定过程及启示

更新时间:2016-07-05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提高,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也发生了相应改变,而这种改变呈现出一种辩证否定的过程。在古代,由于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限,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受到自然的制约,人与自然也就处于一种自然和谐的状态。到了近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人类认为自然界中的一切都是他们在改造自然过程中的阻碍,人类不光要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而且还要征服自然。这就是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正是在这种观点的引导下,人类给生态系统带来了无法弥补的损害,而且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所以马克思提出,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过程中,应坚持一种对立统一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唯一正确的思想观念,这种观念对于目前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中国哲学中的人与自然关系认识

中国哲学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儒家一贯认为自然界和人一样也是有生命的,因此,人类要以一种亲近、敬畏的态度对待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人与“他物”的关系,而是人与自己生命起源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应该追求一种统一的状态。儒家还认为,人与自然界的一切生物都是平等的,人类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张载的“民胞物与”,孟子的“人禽之辨”等都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

[编者按]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发〔2018〕1号)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增效,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加快形成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文化和旅游部等17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见》。现转载如下。

虽然中国哲学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观点体现了先哲们智慧的结晶,但他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还有明显的不足。事实上,人与自然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它们之间既有统一,又有对立。中国先哲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中,强调自然的客体性,突出了客体的实在性,忽视了自身的主体性。人类要生存就需要认识和改造自然,就需要向自然界索取物质生产资料,而自然界的发展并不会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相反,人类经常遭受自然灾害的困扰。如果只看到人与自然统一的一面,而忽视人与自然对立的一面,容易限制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与改造,人类就不能从自然界获得必要的物质生活资料。中国哲学中的人与自然关系片面地强调了人与自然的统一,没有看到它们之间的对立,这也就不难解释古代帝王的“祭天”,古人向天“祈雨”等想象了。

根据《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2016年修订版)》[9]的标准,TG水平以空腹(禁食12 h以上)<1.7 mmol/L为合适水平,TG≥2.3 mmol/L为升高。根据空腹TG水平的不同,对高甘油三酯血症的严重程度进行分层(表1)。血清TG>2.3 mmol/L的患者ASCVD风险增加。

中国古代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虽然不是完全正确的,但也有其可取的一面,只是受到当时生产力的限制而没有付诸实施。在古代人类已经认识到,一切物质财富都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自然界,所以人类应该与自然和谐相处,对自然的索取要有节制,必须尊重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不然就会受到自然的惩罚。但是,强调尊重自然而不去努力探索自然界的奥秘,忽视了人类的主体性,对自然绝对服从和消极无为这也就是古人懂得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但依然受到自然压迫的主要原因。但这种朴素的思想,在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的今天,更加折射出中国哲学的魅力,对人类仍然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二、西方哲学中的人与自然关系认识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写过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著作,但他们通过对以往哲学家们自然观的批判,以及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深刻分析,形成了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创造性思想,并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都有体现。马克思用实践的观点来分析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关系,从而克服了旧自然观的片面性,明确提出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观点。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解读可以得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不是中国哲学中所说的统一,也不是西方哲学所提的对立,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实践基础上的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这是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界关系问题时必须遵循的哲学观点,其他的一切观点都是不正确的。

在古代社会,由于人们的实践能力有限,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足,生产生活受到自然的压迫。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人类在追求物质商品的同时,没有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种生产方式下,人类虽然享受到了物质的极大丰富,但这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那就是生态环境的恶化。资本主义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某种退步为代价。在生产水平还不发达的时代,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自然环境的重要性,所以当人们在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时,也不会特别关注生产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人类的一切生产活动都只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提高,而他们所采取的生产方式往往是粗犷式的,不惜以牺牲自然资源、自然环境为代价。对于资本家来说,他们为了追逐利润可以不择手段,这就是原始积累。工业资本家无节制地掠夺自然资源,工业生产超出了自然界的承受能力,人类也因此遭到自然的报复。随着生产力的慢慢提高,人们也开始意识到在发展生产的同时也要考虑到自然环境。在生产过程中,最大限度地节约自然资源,尽可能地保护自然环境,在经济发展了的同时,努力维持生态平衡。

再次,人与自然关系是实践过程中的对象性关系。马克思通过分析黑格尔的理论,指出黑格尔的人与自然关系是建立在抽象思维基础上的。他把人类的主体性看做是先于自然界而存在的,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颠倒了,把自然界看做是绝对精神的产物。绝对精神抽象地发展了人的能动方面,否定了自然界及其规律的先在性、制约性,仅仅通过抽象思维与自然界发生联系,而人与自然的关系绝非抽象思维能够理解的,因为黑格尔“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意义。费尔巴哈在批判德国古典哲学自然观的基础上,虽然强调了客体、对象的重要性,但他“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解为动物式的消极适应的关系,“不是从主体的方面去理解”的。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现实的,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人类的存在离不开自然界,自然界是一开始就有的,物质对实践具有先在性,人类从来都不会满足于现有的自然,必定会通过实践对自然加以改造,使之更加适应人类的生存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3]

三、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

西方哲学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占主导地位的是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来源于近代西方哲学中的“主客二分”观念。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一种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强调人的主体性与意识的能动性,这种观点是一切以人类的利益为中心,认为人类是自然界一切生物的主宰,进而将人与自然完全对立起来。与古代相比,近代以来人类的实践能力有所提高,人类在改造世界的同时,逐渐深化对自然界的认识。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人类逐渐摆脱了对自然界的依赖,不再是依赖“上帝”的力量,人类也真正认识到了自身的主体性,意识到人类可以凭借自己的意志来改造自然,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获得自身的需要。在人类中心主义这种观点的影响下,人类越发无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无止境掠夺自然界资源,造成了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最终造成人类的生存危机。

首先,人类社会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马克思从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分析了自然界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人类社会是自然界高度发展的产物。同时,马克思从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阐释了自然界是人类发展的前提条件,他强调“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2]45也就是说,人类必须生活在自然界当中,人类离开自然界将无法生存,人与自然是内在的统一。人类没有能力脱离自然界而独立存在,相反,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种联系表明了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自然界,自然界为人类提供必须的物质生活条件,人类的一切需要如衣、食、住,都要从自然界中获得,而自然界为人类提供进行物质资料生产所需要的所有条件,人类的一切创造活动都要以物质为基础。

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从古代自然和谐的阶段,到人类中心主义阶段,再到人与自然既对立又统一的阶段,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辩证否定的过程,即统一—对立—对立统一的过程。人类的这一认识过程对当今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启示。

试验设两种灌水模式:淹水灌溉W0、间歇灌溉W1,具体水层标准见表1;两个施氮水平:农民传统施肥量N0(193 kg/hm2,以纯氮计)、70%农民施肥量N1(135 kg/hm2);两种氮肥施肥方式:一种追肥F1(蘖肥、穗肥比例为70%、30%)、另一种追肥F2(基肥、蘖肥、穗肥比例为50%、30%、20%)。共组合为8个处理(见表2),每个处理设3次重复,共计24个小区,各小区随机排列。

7)如果 len(Lborder[])>len(Rborder[]),就把 w-1加入到右边界列表中(防止没有检测到最后一个字符的右边界)。进入步骤8)。

与“天人合一”思想相比,“人类中心主义”使人类认识到自身所具有的主体性,使人类意识到自然的对象性。随着工业文明的到来,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极大的满足,这凸显了人类对于自然界的改造能力。但是在工业化进程中,由于过分地强调主体性,违背了自然规律的客观性,认为自然界是没有生命的存在物,无节制地对大自然进行胡乱开发,加大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对立,其经济的发展是以资源的浪费、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人类也品尝到了自己种下的苦果。

四、启示

其次,人类对自然界具有主体性。马克思认为,人类和动物不同,动物与自然的关系是消极被动的适应,虽然人也是自然界的产物,但是人不是和动物一样消极地适应自然,而是通过实践能动地改造自然,从而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物,是能动的存在物,人类可以意识到自身所具有的主体性,并且通过实践活动使人类社会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不再受到自然的制约。人类从来都不会满足于现有的自然存在,总是在不断追求理想的存在,人总是基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把自然加以改造变为更理想的存在。马克思指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2]47对人来说,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是人类特有的生存方式。

(一)发展生产力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

近代以来,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西方流行着两种自然观:“一是阿卡狄亚主义,一是帝国主义。”[1]前者认为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人类的生存离不开自然界;后者认为人与自然是完全对立的,人类要尽可能向自然界索取最大的经济利益。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物质生产对自然资源的消耗越来越大,“帝国主义”的自然观被西方社会所认可。因此,人类认识的中心不再是努力探索自然的规律,更多的是如何攫取自然资源来扩大经济发展,人类只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对立,而忽视了人与自然的统一。

数字PCR只能同时分析两种荧光信号,选择较实时定量PCR局限,不能在单管中同时对多个位点进行分型;而在定量方面相较实时定量PCR准确度更高、检测阈值更低,可检测单个拷贝或单个目标分子,且在复杂的背景中或存在高浓度、高度同源序列的背景中检测出稀有的、单个碱基突变具有显著的优势。这主要是由于数字PCR将单分子的模板分散到每个小的反应体系中,从而每个反应体系只扩增单一模板,减少了模板分子之间的竞争或抑制作用,减少了等位基因脱扣或母源非特异性扩增的发生。

马克思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理论,对于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意义。在工业革命以前的生产方式中,人们最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提高生产力水平,当时的那种生产条件就算人们已经有了环境保护的意识,由于生产力的限制,人们也无法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兼顾生态和环境。更何况,在生产力水平不足的条件下人们也不会把环境看做比发展重要。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特别是到了科技革命以后,一方面人们已经形成了人与自然对立统一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也能减少生产力发展对环境的破坏。由此可见,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对于生态环境的重要影响,而且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进化。中国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发展道路。在改革初期,生产力水平不高,我国的发展百废待兴,大力发展经济是第一要务,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当时只能采取高耗能高污染的生产方式,当时的条件还不足以施行可持续发展。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生态环境却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但是改革开放所积累的物质条件足以支持现在的可持续发展,虽然现在人与自然之间还存在很多不协调的因素,但是凭借我国当前的发展实力,这些环境问题一定会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中得到解决的。因此,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得到启示,生产力的发展会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必要的支持,我们应从生产力中的不完善之处入手,大力发展生产力。

(二)观念变革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

观念是行为的先导。建设生态文明不仅需要物质基础,更需要有正确的思想观念。在古代和近代,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人类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能作出正确认识,所以以往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产生的一些错误也就可以解释了。要想使人与自然达到真正和谐,观念的变革至关重要。人类必须意识到人不是世界的中心,人对社会的发展应负有历史的责任。在生产力水平还不发达的年代,就算人们已经具有环保的意识,但是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还不能兼顾经济和环境。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现在的企业完全可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破坏生态环境。可是在物质、科技等条件都已具备的情况下,在一些地区还存在环境污染的情况,这就是人们必须思考的问题。目前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环境问题却很严峻,很多企业只重视经济发展而不重视环境保护,给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4]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可以改变自然,但人类怎样对待自然,自然便将以同等方式回报人类。因此,人类必须改变传统的发展观念,不能只追求经济的发展而忽视环境的保护,应把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放在首位,在开发和利用自然时,认真思考其活动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尽可能地把不良影响降到最低。

党的十八大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这不仅是发展战略上的一个重大转变,更是思想观念上的一个重大进步。如前所述,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物质基础的支撑,更需要具备一种生态保护意识,在全社会形成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观念,使人们在正确的价值观念的引导下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生态文明能否真正建成,取决于这场观念变革能否成功。

人与自然的和谐必须在不危害自然的前提下满足人类的需要。马克思说,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应该“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人与自然之间是自由平等的,这不仅意味着,人与自然关系认识发展到了最高阶段,更意味着,人类是在这种认识理论的指导下对待自然。对这种和谐关系的追求,任重而道远,需要社会每个成员共同参与。

参考文献:

[1]郭德君.基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中西哲学认识论分析[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8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唐乾敬
《鄂州大学学报》 2018年第02期
《鄂州大学学报》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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