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希·库诺夫是第二国际时期重要的思想理论家，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占据着争议性地位，但却往往被忽视。虽然他的理论时有批判，但是，他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解有其独到之处，并且原创性地将其运用于人类学领域，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他的研究成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①有关亨利希·库诺夫的理论及其对此后的影响，请参见笔者2013年4月发表于《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的《是捍卫还是背离？——论亨利希·库诺夫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解读与运用》。

库诺夫在阐释唯物史观、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运用唯物史观等三个维度上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第一，在阐释角度上，他走在了哲学时代性的前沿，他与普列汉诺夫、拉布里奥拉全然不同，他以超越哲学自身的形而上为基点，完全摆脱了认识论的束缚和局限，以现代社会学为学理切入口，由此全面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第二，在传播和影响上，他在不同年代呈现出两种几乎完全不同的影响，当下的式微反衬出当年的重要影响力。第三，在运用和拓展上，他对唯物史观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和应用拓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运用打开了一个独特的窗口，不仅从唯物史观的具体原理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诠释，而且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等方面拓展了唯物史观的应用领域。

上式中：为第j层的噪声估计，Nj是信号在j层的长度.该固定阈值规则是对每一层进行噪声估计，具有一定去噪效果.

一、库诺夫其人其言其书

亨利希·库诺夫(Heinrich Cunow)①有关库诺夫的人物传记部分，主要根据德语在线http://www.godic.net/dict/Heinrich%20Cunow翻译而来，由蒋丽翻译，在此向蒋老师致谢！是社会学家、经济史学家，他以诠释和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直接任务，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独立研究。如果将第二国际时期分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解模式及其分化两个阶段的话，那么库诺夫和考茨基、拉法格以及梅林等可以算作是第二国际中第一代理论家，而狄慈根、普列汉诺夫、拉布里奥拉、卢森堡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麦克斯·阿德勒、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希法亭、奥托·鲍威尔等人则属于第二代理论家。

通过实地调查笔者发现，在军庄镇地区分布有断层构造、向斜构造(含“地形倒置”现象)、岩层不整合接触关系(含“构造面沟谷发育”现象)、侵入岩岩墙、岩层层面波痕等多种地质现象，最集中区域方圆不足3.2 km2，这些地质现象不仅类型多样且分布集中(图1).

拟定此研究于2015年1月至2017年12月在我院进行,以规定研究时段内收治的150例急诊内科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均分对照组与观察组,各75例。此次研究经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且所有患者家属均知情同意。

库诺夫少年时期求学艰难，青年时期自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他的父母都是工人，无力支付孩子学费，亲友的资助使他得以高中学业，毕业后，他从学徒做起，学习从商。期间，他接触了工人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自此，他开始自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广泛阅读和学习了西方社会思想史，对人类学和民族志进行了考察和研究，于1894年和1896年分别出版了《澳洲土著的管理组织》和《印加王国的社会结构》。

库诺夫的理论水平突出，先后于1898年和1902年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理论刊物《新时代》和《前进》的编辑。自从1907年，他与梅林、希法亭、卢森堡和亨利希·舒尔茨等人一起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位于柏林的党校担任讲师。在这所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所党校里，他不仅讲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而且开始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方法进行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先后完成了《神学还是民族学的宗教历史》（1910年）、《原始时代和原始文化阶段的技术》（1912年）和《关于婚姻和家庭的原始史》（1913年）的写作。

1914年库诺夫对战争拨款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当年8月，他与《前进》杂志社的同事一起进行反对战争拨款，是反战先驱。但10月中旬之后，他改变了对战争拨款的观点，开始转向以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为首的多数派。1915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形成了以连施—库诺夫—海因里希（Lensch-Cunow-Haenisch）为核心的小团体，致力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论证，支持战争拨款，由此形成了战争帝国主义理论。随后，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汉堡回声报》②该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最大的地方党组织的机关报，1887年10月2日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条件下以合法身份创刊的日报。其前身是1875年创刊的《汉堡—阿尔托纳人民报》，1878年被查封。1890年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后，该报成为仅次于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的社会民主党大报。恩格斯称赞它，认为此报堪称世界性报纸，具有大城市的气派和风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33年3月，报纸被纳粹政府封闭。1946年4月，该报重新出版。上发表文章论证战争的合理性，同年，他创立了新刊物《钟声》。1915年，他出版了《党破产了吗？——关于党内争论的公开意见》，许多政治家和理论家因此而将他看作典型的社会帝国主义者。

从哲学的时代性而言，库诺夫全然不同，他的现代哲学视角以超越哲学自身的形而上为基点，完全摆脱了认识论的束缚和局限，以现代社会学为学理切入口，由此全面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唯物史观。

1978年至今，广东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6%，比同期全国平均增速快3.1%，比世界平均增速快9.7%，经济总量连续29年位居全国第一。[15]2017年，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9879.23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81089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36倍。[16]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广东也积累了区域发展非均衡这一突出的问题。

库诺夫一生都不曾离开德国，1862年4月11日，他出生于施威林（Schwerin），1936年8月20日猝死于柏林。他先后担任高校人类学教师、编辑，后来成为政治家和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19年曾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议会代表（魏玛共和国时期），1921年至1924年任普鲁士议会议员。

1917年，他与奥托·霍叶尔、施贝尔合著了《垄断问题和工人阶级》，他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倾向初见端倪。同年，由于考茨基离去，库诺夫接任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刊《新时代》的主编，直至1923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正值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形式的迅猛发展阶段，卡特尔、托拉斯、辛迪加和康采恩相继在欧美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和发展。库诺夫正是看到了垄断这一资本主义经济的新主题，专门针对垄断组织形式及其企业内工人阶级的问题进行了考察。他重点以卡特尔为例，通过考察卡特尔的发展历程、组织结构及组织特点，分析其利益共同体的内在机理和相应的经济政策，辨析了私人垄断和国家垄断，论述资本主义的垄断发展趋势，以及工人阶级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应对策略。他力图说明在垄断组织普及化的同时，资本主义经济正在日趋国家化，为了保护工人的利益，有必要适应这一发展进程，并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以便在时机成熟之后实现社会主义。

1919年，库诺夫开始从政，先进入魏玛共和国国家议会，1919—1925年，成为普鲁士议会议员，同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格利兹程序（Görlitzer）委员会的成员，是政党中制定政策的活跃分子。在现实的国家政治实践中，他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发展得以应用。然而，在夹缝中妥协而产生的魏玛共和国终究难以实现德国的强盛，也没能迎来社会主义的曙光。1919年，库诺夫获得博士学位，同年普鲁士文化部长海因里希任命他为柏林大学（1949更名为洪堡大学，有时也称为柏林洪堡大学）的教授，这也意味着库诺夫的博士学位与教授职位也不免沾染了些许的政治色彩。

此后，他出版了《宗教和上帝信仰的起源》（1924年）、《阶级斗争理论》（1926年）、《欧洲原始人的技术和经济》（1927年）、《各民族生活中的爱情和婚姻》（1929年）、《印加的历史和文化》（1937年）等人类学、民族学方面的论著和四卷本的《经济通史》（第一卷1926年，第二卷1927年，第三卷1929年，第四卷1931年）。他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的过程中，着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没有展现出来的社会学方面，特别是有关国家的理论，这方面的重要代表作是《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该书于1920年至1921年分为上下两册出版，书中他提出的观点与马克思的观点有所不同，他认为，由于国家日益成为社会的管理者，因此他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国家的发展与一种和平的社会革命共存的社会发展图景。正是基于这一理论立场，他坚决否定布尔什维克革命，认为那是唯意志论，没有考虑到俄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等发展状况。

库诺夫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现代社会学领域内的阐释和论证，他还从社会系统、整体性、国家与社会的辩证联系以及社会伦理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做了一定程度的深化和发展。首先，他反复强调物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他洞察到物质生产过程绝不仅仅是简单的生产活动，物质生产为人民提供生活资料，与此同时，也在为社会经济的延续和发展之路铺垫路基。因此，物质生产还涵盖了物质生产所有部门与它们的永不止步的生产过程，包括物质和精神的再生产，以及为这些生产提供支撑的其他生产活动，例如交通运输等等。

二、不容忽视的理论贡献：对唯物史观的阐释与传播

库诺夫阐释唯物史观的独特理论角度是现代社会学。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学理阐释中，许多理论家都对第二国际做了专题式阐释，而且侧重点各有不同，例如，考茨基和梅林主要从历史研究入手阐释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意义，拉法格的理论阐释仅仅是为通俗化宣传服务。其中，真正通过理论研究专门阐释唯物史观的最重要的理论家有三位：普列汉诺夫、拉布里奥拉和库诺夫。

普列汉诺夫是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论家，率先在俄国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阐释，是当时从哲学视角阐发唯物史观最为系统的人。但是审视他对唯物史观的解释模式实质，就会发现，他从近代哲学出发，以认识论为逻辑脉络，沿着“斯宾诺莎→18世纪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的路径完成了从马克思主义向近代认识论哲学体系的回复。他甚至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离开斯宾诺莎的论域，“实在说来，现代唯物主义只是或多或少地意识到自己的斯宾诺莎主义”。[4](p381)

普列汉诺夫虽然肯定马克思唯物史观，但是他仅仅将其看作是与费尔巴哈、十八世纪唯物主义和斯宾诺莎同等层面的唯物主义，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也不过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应用。因此，虽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阐释及其在东方的传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从学理角度而言，他尚未走出近代哲学的体系维度。

拉布里奥拉从现代哲学意义上的“实践哲学”角度理解和阐发唯物史观，这集中体现在《唯物史观论丛》之中。这本书由四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组成，分别是“纪念《共产党宣言》”“关于历史唯物主义”“致索列尔的十封信”和“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第四部分没有完成），其中在第二部分，他集中阐述了唯物史观思想。恩格斯对他的论述给予高度评价，并称拉布里奥拉是一位“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2](p472)

拉布里奥拉从现代哲学的角度出发，提出“实践哲学”是贯穿唯物史观的中心，它终结了以往一切传统哲学，包括唯心主义和庸俗的唯物主义，克服了哲学与科学的分野，克服了形而上学。在科学吸收哲学的过程中，哲学不再是统摄世界的原则，而成为科学的自我批判，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在实质上就是科学的哲学，是在人类社会历史中考察世界的方法论。但是，他的理论中含有重要的局限性，即仍然没有摆脱第二国际特有的实证主义倾向，而且没有抛开以认识论为主体的旧哲学体系的某些局限。

除了在人类学研究方法上的独创性之外，库诺夫在研究内容上迈出了前进的步伐。他以具体而细致的考察和论述，弥补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关于家庭公社发展历史的薄弱环节，有力地推动了探索人类文明最初发展进程的研究。他针对澳洲土著亲属组织的研究成果还被1894年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出版的地理学月刊收录。

虽然拉布里奥拉较之普列汉诺夫而言，已经进入了现代哲学的论域，但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阐发仍然保留了一定的近代哲学认识论的遗迹，包括后来的代表人物麦克斯·阿德勒，他们都未能摆脱认识批判论的窠臼，他们都是从认识论进入历史研究，将马克思主义看作实证的历史科学。

比如说“东汉青釉双系瓷壶”，只翻译成了Double-lug Celadon Kettle，“东汉”却没有翻译。关于文物的出土地大多没有翻译。出土地应该属于提示性公示语，对于对象起到提示或者告知作用，应当翻译，却没有翻译。

文中阿斯科尔尼科夫想起自己杀死阿谬娜太太有时，有时不会觉得自己有罪过，甚至觉得自己是拿破仑式的英雄，因为他为为社会出掉了这个“虱子”。此时作者将阿谬娜塑造成虱子形象，而且借助阿斯科尔尼科夫之口说出，在文中有十多处提及。看似小说主题“罪”“罚”无关，但也展示出他的自信、高傲以及对社会的探知。他一直有一个想法，成为“拿破仑式的英雄”。这类英雄会在成功之前不得已而杀人，但是成功后就是伟人。也表现了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变革不合理社会制度的思想倾向。

他在其代表作中将马克思主义完全解释为社会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著述其社会哲学思想，他们的社会学观点大多散见于各种著作、发表的论文、书评以及刊发的文章之中，因此，库诺夫着力将社会学理论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剥离”出来，“按照其逻辑联系加以整理”，并“追溯其确切的基本思想”，从而“系统地表述”马克思的社会学基本观点。

在库诺夫看来，唯物史观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他在详细考察由古至今社会历史哲学的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把始于古代历史文献的萌芽，至中世纪基督教历史观的阶段，归结为“社会学的孕育时期”。即这一历史阶段的社会学、历史学和政治学思想是现代社会学的渊源和前身。进入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后，“国家契约论”和“自然法理论”开启了现代社会学的萌芽。此后，英国霍布斯、洛克和弗格森等开始关注不同于国家概念的市民社会，卢梭完成了从“国家契约论”向“社会契约论”的转变，并开始重视阶级斗争和社会经济的历史意义，直至法国革命，最终，现代社会学得以真正形成。在法国，探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学领域有了新进展（以法国的孔多塞、米涅、圣西门、梯叶里和意大利的帕加诺为代表）。同时，德国在伦理哲学、历史哲学和历史辩证法、发展理念、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等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历史研究领域（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发生了重大的飞跃。他特别推崇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现代历史研究的变革性意义，黑格尔对社会和国家的辩证关系的论述为现代社会学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崭新道路。[3](p271-275)

四是重组整合，组建中油工程、中油资本并成功实现国内A股上市。按照设计采购施工（EPC）一体化发展模式，中国石油专业化重组6家工程建设企业，组建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实现重组改制上市，实施工程建设业务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金融管理体制改革，优化整合金融业务资源，组建中国石油集团资本有限责任公司（中油资本），成功实现上市，推动中国石油集团金融业务良性发展和产融深度融合，实施金融业务混合所有制改革。

基于此，库诺夫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在批判地继承（即扬弃）人类文明史上社会学思想的基础上得以创立。“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作为数千年历史考察的结果而出现的”，“古代的历史和社会哲学学说对马克思的考察方式曾发生过影响，或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表现为马克思学说发展道路上的发展阶段。”[4](p1-3)

库诺夫从现代社会学视角切入唯物史观，以历史—社会—国家为线索建构历史唯物主义，从学理研究的角度而言，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首先，从客观上看，它是对德国实证社会学研究的补充和发展。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一批以滕尼斯为代表的德国学者，受到法国实证社会研究传统的启发，致力于将社会历史研究同唯理论的科学方法相结合。总体而言，德国的实证社会研究不及英国和法国。这主要源于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由社会发展状况决定的理论需求不够。十九世纪初至中期，德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普遍落后于英法，社会的工业化程度整体上不高，相应的社会问题也就少于英法。因此，德国对实证社会学的现实要求和理论需求就远没有英国和法国那么强烈。第二，崇尚思辨性和历史研究，忽视实证研究。到十九世纪中叶，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和历史主义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对具体而烦琐的实证性的经验研究常常不屑一顾。因此，当时德国在社会学领域一直都落后于英法两国。直至十九世纪下半叶从滕尼斯、齐美尔和韦伯开始，德国社会学才真正得到了健康发展。

（2）接待部门职业素质较低。景区服务人员大多是当地农民，未经过专业培训，文化素质不高，服务意识较差，服务质量较低。在石门桂花村，有的饭店经营者或是小商贩甚至是老人家，不会说普通话，阻碍了与游客之间的交流沟通。

其次，从研究方法看，库诺夫所使用的现代社会学方法在当时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他对社会现象的研究方法与迪尔凯姆具有同质性，他们都是针对具象的社会生活进行经验性的具体研究。迪尔凯姆曾经这样描述社会学，一种社会现象只有通过另一种社会现象得以解释，因此，社会学不是其他科学的附庸，它自身构成了一种独立存在的独特科学。孔德与斯宾塞是西方社会学的至圣和亚圣，虽然他们倡导实证主义，但是他们本人主要是从哲学体系理论的层面建构社会学，孔德致力于“人类从古至今的进步”研究，斯宾塞的研究主题则是“从尚武社会到工业社会的社会进化”，两人从未进行任何具有实证性质的研究。迪尔凯姆则不同，他不仅对社会学作为真正独立的科学进行论证，而且切实通过对社会分工、自杀行为和宗教等具体的社会现象进行经验研究，这在当时实证研究尚不发达的德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而库诺夫正是同类似的研究方法，针对前市民社会的婚姻和家庭、印加帝国政治组织、欧洲原始社会的技术和经济等具体问题进行实证的具体的研究。

从客观而言，《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从现代社会学切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角具有进步意义，他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提炼出马克思的社会学的基本要点（这也是《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一书的副标题），这本身就是一种理论创新，从二十世纪以来的欧美社会学家对马克思社会学的态度考察，能够充分体现库诺夫在唯物史观中抓住“社会学”的研究意义。

但是这本著作一直没有较大影响，直至最近十余年才逐步有学者开始关注，我以为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该著作主旨在于论述马克思的社会学观点，因此，往往被归属于社会学领域，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在苏联、东欧和中国曾一度取消社会学的合法性，因为这些国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就是社会学，历史唯物主义完全能够取代社会学的存在意义。而在欧美，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都否认马克思社会学家的身份。但是几乎所有的欧美社会学家都承认，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及其与各种社会学理论的对峙，才有了当代社会学的蓬勃发展。

采用电喷雾离子源（ESI），正离子模式检测，毛细管电压3.1 kV，锥孔电压35 V；离子源温度110 ℃，脱溶剂气温度400 ℃；锥孔气流量50 L/h；脱溶剂气为氮气，体积流量800 L/h；扫描范围m/z 50～1 200。

第二，库诺夫虽然在书中讨论社会学思想，但是他主要被界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社会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的社会学意义是晚近年代才得到应有的关注。因此，学界对库诺夫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社会学意义鲜有重视，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后，欧美社会学家对马克思的社会学理论发生了转折，一批年轻的学者从反越战、黑人民权运动和青年“大造反”运动中获得了一些启发和经验，加之在这些社会运动中马克思、马尔库塞、毛泽东等人的思想理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播，马克思的社会学思想得以重新审视。1967年，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雷蒙·阿龙在《社会学主要思潮》中称，马克思首先是一位社会学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学家。第二年，欧文·蔡特林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中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现代社会学发展史进行了全新论述；亨利·拉夫布在《马克思的社会学》中提出马克思的著作中充满了社会学。

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马克思的社会学家的身份已经不再被质疑。社会学学者伊丽莎白·弗里德海姆认为，虽然马克思本人从未自称社会学家，但是他在客观上选择了新的概念、变量和方法论，他对异化、社会阶级、意识形态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以上这些仍然是社会学中常常讨论的专题，因此马克思是当代社会学家。英国社会学家斯温杰伍德提出，为应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生活发展和变化的阐释，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社会学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相吸收借鉴的紧密关系，因此，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一种社会思想。当代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深信，马克思的著作内含着一系列的思想传统，其中的一部分在当代社会学领域的理论争锋中仍然占据着核心地位。基于此，他将马克思和迪尔凯姆、韦伯一同列为历史上最杰出的经典社会学大师。美国当代社会学家乔治·瑞泽尔在1996年出版的《社会学理论》中认为，虽然马克思拥有各种不同的头衔，但是其中最为合适妥帖的是——社会学家。[5](p77-80)

另一方面，从《新时代》的刊物特质看，早期它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调，但是随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理论分歧，逐步出现新变化。考茨基作为中派，在担任主编时期代表了独立社会民主党的理论立场。而从1917年开始，由于以他为代表的党派从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分离出去，他不能再担任党内中央机关理论刊物的主编，右派人士库诺夫成为继任者。虽然，库诺夫属于右派，但是他毕竟代表了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思想倾向，由他主编的《新时代》仍然是当时社会民主党的机关理论刊物，并且是那一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阵地，对战后魏玛共和国确定政治路线方针和制定政治策略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在第二国际时期，库诺夫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1902年，他开始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刊物《前进》的编辑；1907年开始，他与梅林、希法亭、卢森堡和舒尔茨等人一起在柏林党校担任讲师；1915年，他创立了用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治刊物《钟》；1919年他接受普鲁士文化部长的任命，成为柏林大学教授。更重要的是，1917—1923年，他继考茨基之后担任《新时代》的主编。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德国第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也是第二国际中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最有影响力的政党。1906年11月15日，它创立了世界上第一所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政策教育的党校，学制为半年。从创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先后培养了百余人，参加学习的学员基本上都是党内基层工作者和觉悟较高并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工人。[6]当时，梅林和舒尔茨是专任教员，其他皆为兼职教员，包括希法亭、卢森堡、潘涅库克等等，讲授的课程内容丰富，有近代政党史、德国史、国民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民法、工会组织与合作社政策、地方政策、演讲、写作、办报等。其中，库诺夫从1907年开始担任党校的兼职教员，先后讲授了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发展史。[7](p11)可见，他在这两方面具有一定的理论造诣，并在党内有一定的影响力。

《新时代》是整个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主要阵地，从1883年1月创刊（该杂志创刊于斯图加特）开始，它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实质意义上的理论中心。最初为月刊，1890年10月以后改为周刊，1901年正式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理论刊物。

从担任主编的时间跨度而言，虽然库诺夫不及考茨基，但是《新时代》的后七年不容忽视。当时，正值资本主义发展的活跃期，面对各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诘难和曲解，《新时代》的每一期刊物不仅反映了各方政治理论家和学者们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战，而且体现了当时党内各派对资本主义发展态势和社会主义前进道路的思考。库诺夫能够成为继创始人考茨基之后的主编，这充分体现了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理论影响力。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思想大师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教授曾经指出，当马克思主义以社会学理论出场时，其最大的魅力源于理论中贯穿始终的共时性（社会结构理论）与历史性（社会变迁理论）。这进一步引证了库诺夫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中的两条线索的理论意义，在他著书后的三十年后，得到了后世学者的认可，只是这种间接的认可中已然忽略了库诺夫的存在。

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无论库诺夫的政治立场如何，也无论是从积极意义抑或是消极意义看，他在马克思主义宣传和传播方面都占据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正因为此，在1949年前，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大力推进具有不可抹杀的积极影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中国各书局和出版社将他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代表，通过译介他的著作对普罗大众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传播。1928年至1930年期间，相继出版了“马克思研究丛书”，其中包括他的《马克思的经济概念》《马克思的唯物历史理论》和《新人生哲学》等九本著作，而这些都是从《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中选取的内容。[8](p74)

三、独特的运用：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发挥与应用拓展

库诺夫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发挥和应用拓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运用打开了一扇独特的窗口，不仅从唯物史观的具体原理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诠释，而且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等方面拓展了唯物史观的应用领域。

第二国际中，对唯物史观研究中具有一定创新性的主要有拉法格、拉布里奥拉、普列汉诺夫和库诺夫。拉法格的创新点主要集中体现在他将“两种环境”理论引入唯物史观的阐释。在社会思潮上，他虽然批判达尔文的进化主义，但适度地联系了当时进化论的科学成果，在哲学本质上主要以斯宾塞的实证社会学为理论平台。他提出，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不仅在自然环境中生活，而且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拉布里奥拉第一次将社会心理学纳入历史唯物主义中意识形态的研究。他认为，社会心理由社会个体所处的生活条件决定，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两者之间的中介。普列汉诺夫在拉法格和拉布里奥拉的基础上，进一步有所发挥，重点强调地理环境的作用，他结合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人文地理学的新成果，提出错综复杂的人类社会构成可以归结为五项因素：生产力状况；由生产力制约的经济关系；根源于经济基础的社会政治制度；社会中的人的心理（部分由经济因素直接决定，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体现社会人心理特征的各种意识形态。①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61。此外，虽然普列汉诺夫使用了“社会心理学”范畴阐释唯物史观，但他受到拉布里奥拉的影响下才明确这样论述的。

1933年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即德国纳粹党）执政后，库诺夫失去了自己的工作和事业，他的作品被公开焚烧，没有工资和退休金。1936年8月20日，他在贫困潦倒中离开人世，也被遗忘在柏林。

其次，他强调经济过程与意识形态之间是一种“总和决定”的关系，这是他对物质生产概念的整体性理解方式的延续，也间接反映出他对唯物史观辩证法的深刻理解。与考茨基一样，库诺夫清晰地看到社会经济生活对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并不表现为直接作用的关系。在一定历史阶段，人们的经济生活是在整体上、系统性地决定了他们所处社会的精神生活状态，包括哲学、政治、法律、伦理、宗教、艺术等等领域，这种决定作用不是一一对应的，而是整体中相互关联着的各个部分在总和上的影响作用。因此，与其说是社会经济生活决定意识形态，不如说是作为整体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了作为整体的社会精神结构。

再次，他在上层建筑中进一步严格区分了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在深入考察古往今来的社会历史思想发展的进程中，库诺夫对黑格尔在国家和社会之间所做的区分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为社会学开辟出前所未有的研究理路。他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国家与社会两者之间具有辩证的联系，两者相互关联但又必须有所区别，相比于社会制度，国家制度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他进而指出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国家消亡的理论是否认国家制度与社会制度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也为他后来在资本主义现代形态方面的研究以及走入“社会帝国主义”埋下了伏笔。

最后，他在批判新康德主义的伦理社会主义主张时，突出强调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对道德的历史性、社会性和阶级性的本质特质。马克思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的区别关键在于两者的社会观大相径庭。新康德主义者推崇康德的道德哲学，将社会看作是众多单个人的“总和”，而马克思恩格斯则将社会看作是各社会主体相互间因满足需要而产生经济联系的劳动的制度，对应于不同的经济联系而存在着各种团体，例如民族、教派、国家、阶级等等。库诺夫反对新康德主义关于伦理社会主义的理论立场。

库诺夫一针见血地指出，康德的绝对命令是脱离社会历史的现实，要求任何一个阶级的成员普适于整个人类的道德律令行事，而不是依据自己所处的阶级地位所认同的道德行事，这是对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的根本否定。康德道德命令遮蔽了道德的社会性、历史性和阶级性，在他的超历史的形而上的外衣下，欲盖弥彰的正是资产阶级利益诉求的抽象表达。它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产物，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的论证内容。

第二国际时期，很多理论家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专题式研究和运用，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即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包括政治经济学、政治学、社会主义思想史、美学、生态哲学、历史哲学等。其中研究成果最突出的理论家当属考茨基、梅林和库诺夫。

考茨基立足马克思主义立场，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史和社会主义运动史，先后出版了《托马斯·莫尔及其乌托邦》、四卷本的《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1789年的阶级矛盾》等，他将研究成果投射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中。梅林专注于德国历史研究、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和马克思主义史三个方面，先后著有《莱辛传奇》《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和《马克思传》等。拉法格借助自身深厚的文学素养，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评论的道路。库诺夫可谓是独辟蹊径，在人类学研究逐渐从近代走入现代的过程中，他开拓性地将唯物史观应用于人类学研究领域，他的应用研究成果在当时具有别具一格的学术意义。

他曾经评价“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中最为薄弱的部分”[4](p448)是关于家庭公社形式发展的观点，恩格斯在这方面的论述常常受到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两个方面的诘难。因此他试图将唯物史观的研究方法应用于人类学领域。他从大量鲜活的澳洲土著、南太平洋和美洲的诸多原始民族（包括印加王国、墨西哥王国等）的事例中，通过家庭的起源和发展、国家的起源和发展、社会共同体生活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了详细的评述和深刻的审视。

十九世纪末，他率先提出研究印加王国的社会生活，只能以“当代人种志”为入手的路径。他重视印加王国成立前期的文化起源，对当时的历史背景、政治组织、家庭生活和社会组织、农业和土地所有权、工业和贸易、法律关系和宗教信仰等都做了详尽的考察，反复强调社会历史现实的复杂性，对来自不同编年史、有的甚至相互矛盾的资料，他都仔细辨析求证，特别关注国家内部的各部落和地区的多元化特征。他对印加王国的历史细节、语言风俗和百科全书式的详尽考察，在当时的社会学研究中是前所未有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展望中国宏观经济时，不同于二季度的是，三季度报告提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不断上升。与此同时，宏观杠杆率趋于稳定，金融风险防控成效显现，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较为稳固。“三季度报告对未来货币政策、防风险举措、汇率政策等都有重要调整，这是市场观察央行举措的一个重要风向标。”知名经济学家宋清辉说。整体来看，今年以来央行从宏观上营造了一个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环境，使流动性合理充裕。央行今年以来已经四次降准，释放资金约2．3万亿元；增加再贷款及再贴现额度3000亿元；与此同时，央行前三季度累计开展MLF操作共40740亿元。

这虽然和当时著名的人类学家班德利尔（Ban⁃delier）研究墨西哥的方法完全不同，但是，库诺夫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当时人类学理论界的重视，作为现代人类学形成时期重要的研究资料——“美国政治学与社会学学术的分类文献”，其中就收录了库诺夫的相关文章，并有学者专门做详细的书评，对他原创性的研究方法给予肯定。

膨润土的膨胀性能以膨胀容表示，同一属型的膨润土，含蒙脱石愈多，膨胀容愈高。胶质价、膨胀容是鉴定膨润土矿石属型和估价膨润土质量的技术指标之一。

关于亲属制度的问题，库诺夫批评恩格斯毫无批判地赞同了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摩尔根的观点。摩尔根关于“家庭形态的构想”，不是“基于对自然民族婚姻习俗和亲属状况的研究推断”，而是根据亲属名称的诠释做出的判断。库诺夫在自己的著作①这里说的著作是指库诺夫的《澳大利亚黑人的亲属组织》（1894年，斯图加特出版）和《婚姻和家庭的原始史》（《新时代》第十四期增刊，1912年斯图加特出版）。中提出，摩尔根的这一判断“是完全错误的”，[4](p450)因为，他犯了一个人类学学者研究习俗的过程中常常出现的错误，即将现代社会的概念（摩尔根则主要是将现代文明社会的亲属观念）强加于原始社会的家庭、家族乃至民族之中。例如，他从“出生”的意义理解原始自然民族中的“父亲”一词，即“生他们的男人”。但是，库诺夫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提出，实际上这一称谓在家庭形式的那个阶段主要用于集体，而不是指个人。从字源学意义上看，“父亲”“母亲”相当于“大人”“老人”“成人”的意思，是去亲缘化关系的称谓，相应地，“孩子”一词是指“小孩”和“年轻人”。

如果说库诺夫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应用于人类学领域是一种创新，是为现代人类学某些方面的进一步发展打开了一扇窗户，那么，他将其应用于经济史研究则是一种厚重的积淀。纵观第二国际时期将唯物史观应用于经济领域的理论家，考茨基、卢森堡和库诺夫三人的研究成果最为卓著，虽然对经济学都有所涉及，但是研究角度不同。

考茨基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第四卷并著有《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他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以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为中心线索，彰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特质，揭示其历史地位和历史趋势。卢森堡著有《国民经济学入门》和《资本积累论》，她强调经济形态的社会学和历史性，论证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特点在于超越国家经济—实现世界经济，试图探索资本主义现代形态的趋势和特征。

卫生间里镶着一面镜子，竹韵从镜子里看见了自己的裸体，她的身材非常好，肌肤也富有弹性和光泽，水珠在她身上飞珠溅玉，发出音乐般的动听声音。她颀长的脖子白嫩可人，高耸的胸脯，修长丰腴的双腿，纤细的腰肢，无一处不透出成熟女性的魅力。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完美无瑕的身体，竹韵有些惊异起来，八年风风雨雨过来了，自己的美丽居然丝毫未减当年。

这两位理论家以类型学和理想型的经济研究，通过非实证化的方式，把唯物史观的应用研究置于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中。库诺夫与他们两人完全不同，他突出于实证意义上的经济史研究，对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真实发生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进行深入、具体的考察和研究。这也符合了恩格斯晚年反对以贴标签的方式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主张要对社会形态和社会现象进行逐个、具体地考察研究的期望。在中文版的《经济通史》第一卷第一册的译者序中，吴觉先先生就评价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现代有名的经济学者兼人种学者”，他的这本著作被誉为“经济史中空前的杰作”。[9](p1)

库诺夫认为，人类经济生活从“渺小简单”的低级形态发端，为满足需要而逐步进化到高级形态，全部发展历程都由内在的必然性以因果关系相连接，每一种经济形态的历史必然性都是从前一种经济形态中生发而来，既接受了旧形态中的残余和要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超越，从而继续向前发展。然而，以往的经济史研究仅仅局限于人类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或某个时期，还没有一部经济通史，能够根据人类学和文化史研究，描述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史。

有鉴于此，库诺夫抛开此前对人类社会经济史的所有“虚构”，也突破了以往所有经济史研究的时空限制，以比较人类学为研究对象，横跨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和澳洲，根据收集整理并遴选的丰富事实材料，从现代落后的自然民族或半开化民族的自然环境和劳动工具出发，考察每一个阶段中典型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从社会组织、政治形态和法律形态等方面还原人类社会历史的本来面貌，进而“勾画”从原始社会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历程的“轮廓”。

结语

库诺夫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和发展主要凝结在四个方面：第一，阐释唯物史观的理论角度独特。他超越哲学自身的形而上，完全摆脱了认识论的束缚和局限，以“现代社会学”为学理切入口，由此全面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第二，他从唯物史观的具体原理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诠释，为其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等方面拓展唯物史观的应用领域打下了理论地基。第三，他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对当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研究与传播具有重要而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在1949年以前，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大力推进具有不可抹杀的积极影响。第四，他在人类学与经济史研究方面，对唯物史观进行了独特的应用和拓展，这既是一种创新，为现代人类学某些方面的进一步发展打开了一扇窗户，同时也是一种厚重的积淀。

2014年1月至2015年1月我院对肾小球肾炎患者60例开展了分析研究,分成了参照组和实验组,实验组有17例男性,13例女性,平均(35.82±17.52)岁;参照组有16例男性,14例女性,平均(35.81±17.50)岁。根据患者的临床相关诊断标准来进行选取,排除有免疫系统疾病、认知障碍和沟通障碍的患者。此次研究两组的一般性资料对比不存在统计学差异性,能够进行比较分析。

库诺夫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曾经占据了第二国际时期的重要地位，但是在他身后，无论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理论界，他都几乎成为一个隐性角色。他之所以往往被人们遗忘，恐怕主要是因为：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还是在社会学理论界，他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应用已经不属于现代被我们认定的那些占主流地位的理论流派。

库诺夫基本上是依靠自学进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在对社会哲学发展史的阅读和理解过程中，他几乎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系统的指导和训练。不可否认的是，他能够进行这种通常只有在高等学府才能完成的学业和研究，并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和传播阵地（主要指《新时代》）上耕耘多年，他的学习意愿以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过程中的毅力，实属难能可贵。

他中学阶段的学习商业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对他后来极为重视社会生活中的经济因素，直至走向“经济决定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他的“非科班出身”，一方面使他能够冲破通常的研究局限，为唯物史观的拓展研究走出了不同寻常的道路，他从现代社会学视角切入唯物史观的理解，并在人类学和民族学领域进行拓展研究。但是另一方面，也注定他对社会哲学历史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中难以避免的曲解。德国由来已久的国家至上的理念（即使是黑格尔也不例外），以及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德国崛起欲与英美争霸的态势，恐怕也在偶然性中内含着他对国家资本主义（即“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始终念念不忘的必然性。

从目前看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与他同时代的考茨基、梅林、希法亭、卢森堡、拉法格、普列汉诺夫等人对后世的影响力都远胜于他；在社会学理论界，与他同时代的迪尔凯姆、滕尼斯、韦伯和帕累托等人的理论影响力也都是库诺夫所不能企及的。之所以如此，我以为主要有三点原因：第一，从整体看来，虽然，他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的研究有所突破，或者说是具有其独特之处，但是他对历史唯物主义以阐释为主而没有更加深入的延展，没有对建立宏大理论体系作出贡献。第二，从库诺夫生前看来，虽然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重要理论代表，既担任七年的党刊主编，又在党校任教，但是，他所致力于建设的魏玛共和国的最终失败，使得他不可能再有当时的学术辉煌；他在政治实践上的右倾立场，决定了以苏联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对他的排斥（以列宁为代表）；视他为敌的德国法西斯政权的建立，更不可能支持他的学说和理论（事实上法西斯当政后烧毁了他的论著和手稿）。这些都必然地导致他难以成为当时德国乃至欧洲学界的讨论对象。第三，从现代社会学的视角考察，他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身后的一个角色，学者们对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理论的专门研究，实际上遮蔽了他对马克思社会学观点的理论成果，因此他易于被当代社会学界所忽视。

然而从客观而言，在第二国际的学理研究中，库诺夫仍然是一个不可遗忘的重要角色。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播，他功不可没。立足当代中国，在第二国际理论视域中重新审视库诺夫的思想，对当下进一步深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不无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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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姚顺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从创立到第二国际[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10.

[4][德]亨利希·库诺夫.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M].袁志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5]周晓虹.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6]赵荐.世界上第一所党校——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党校[J].实事求是，1983，（5）.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列宁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十四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8]郑如.是捍卫还是背离？——论亨利希·库诺夫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解读与运用[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

[9]H.Cunow.经济通史：一卷一册[M].吴觉先，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