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农业税与农村医保、养老体系的日益完善，使得农民可完全按利益得失权衡是继续从事农业生产，还是调整转型；对于从事或参与农业供给侧实质性改革的选择也是如此。而如今农民惯常种植的水稻、小麦、玉米、养殖的家禽、水产品、食用动物等往往是高投入、高产出、高污染与数量偏好型的，品质不高而难以适应追求美好生活的新需求，国产入库、进口畅销便是现行发展模式的直接后果，有学者称之为农业悖论，[1](p97-102)而政府的破解之策便是促进农业供给侧改革，这是科学之举。但农民究竟如何响应以及基层政府贯彻落实的能力则直接决定着供给侧改革的成败。这就需要真正破解制约农民与基层政府深入推进供给侧改革中的困难和矛盾，以便更好地为深入供给侧改革注入更多动力，这只有从实践找答案。为此，笔者在2017年，用了半年时间对位于江汉平原西北部的农业村——胡家村进行了实地调查，探究了当前农民、农业与农村在农业供给侧改革中面临的现实矛盾、困境，这有助于对症下药以促进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深入。

一、调查研究方法与胡家村传统农业发展概况

（一）调查研究方法与内容：1.全面调查，逐一实地了解胡家村农民的家庭人口结构、承包地数量、收入来源及对应的农业生产结构、成本—收益对比；2.重点调查改变原有农业经营结构与生产方式类农户的人力结构、资本来源与收益—成本对比变化；3.农民对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期盼、面临的现实困境，以及基层政府构建的现行生产服务体系的实际运作效果与存在的矛盾、问题。

（二）胡家村传统农业的生产与农民收入状况。

胡家村位于江汉平原西北部的汉江流域，由9个村民小组构成，人口2469人，耕地面积11000亩，土地肥沃；灌溉依靠计划经济时期修建的5座水库、天然山泉及其较完善的沟渠网，单座水库蓄水量在500万-800万立方之间，致使该村70%耕地可自流免费灌溉，对此村集体既未管理，也没维护。只有较为严重的干旱时节才需要农民自己动用电力或机械灌溉设备，每年的连续干旱时间一般不会超过40天。该村近50%的土地为海拔300-600米的丘陵山地，面积超过14000亩，森林覆盖率超过95%，主要是松、杉、竹、柏等用材林；胡家村还拥有一个面积超6000亩的村林场，仅靠树木贩运每年收入就超过400万，主要用于村两委的办公、村委工资福利与迎来送往，既没有作为集体积累，也没有用于农村公共服务或村民福利。如今全域禁伐，导致胡家村没有其他公共收入来源作为村两委的办公和工资福利，不得不依靠自筹与上级拨付。其治下的9个村民小组更没有任何形式的集体资产、企业和公共收入。该村主要种植水稻、小麦、油菜、芝麻、棉花等，没有非农产业，而农业经营结构调整与外出务工经商均出自农民的意愿和能力，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村：打工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农业至多为副业，45岁以下的青壮年，无论男女全部外出打工经商，甚至45岁-60岁的男性也有超过50%者常年在外打工；30岁以下者多为初高中毕业，30岁以上者则基本上是初中学历，即使是50岁-60岁的中老年也多为小学初中毕业，基本没有文盲。

自然，像胡家村之类的纯农业村是供给侧改革能否达到预期的关键，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则在于能否吸引热爱农业、拥有经营农业技术、能力，且愿意全身心从事农业的新型农民以及懂农业、农村，且热爱农民、农业的干部队伍以及能否构建适应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高效运作机制。而为了达到上述条件，广大农业地区究竟缺什么以及如何补齐短板，只有从实际调查之中发现矛盾与解决问题，胡家村便是典型：其位江汉平原西北边缘向西部丘陵山地的过渡带上，距县城不到10公里，县级公路纵贯全境以及每天10多趟往返县城的公交车，交通便利，属于典型的稻麦为主的“鱼米之乡”；胡家村有10座300米-600米的丘陵山地，耕地则为和缓的梯田，农业条件优越：（1）土地肥沃、灌溉条件良好。耕地面积11000亩，其中水浇地8000亩、旱地接近3000亩；农户800多家，人口2469人，人均耕地面积超过4亩，实际耕种者均超过45岁，没有年轻人从事农业，留守儿童也极少；机械化程度高，从犁地、收割到储运已实现机械化，除草灭虫则依靠农药，基本不用农家肥，化肥使用量大。即使是从事农业的中老年，也主要是以打零工为主，农业只是副业；水稻、小麦种植为主，芝麻、油菜、绿豆与玉米为辅，农民基本上都是将80%左右的承包地种植水稻、小麦，再少量种植芝麻、玉米或绿豆等，户均农业毛收入基本上在5000-15000元间徘徊，扣除种子、化肥、农药与电力、机械作业开销（不计农民的人工费），户均农业年收入超过7000元者极少，基本只能维持简单的温饱，至于子女教育、养老和改善生产生活则依靠打工收入，外出打工月收入多在3000元—5000元之间。两相比较，使得胡家村村民经营农业的动力不足，但并没有发生耕地抛荒现象，根源在于农民都将承包地与农业作为最后的生存保障与依托。毕竟绝大多数外出打工者认为自己无力扎根城市，农村和农业才是其归属。（2）该村山地超过14000亩，森林覆盖率超过95%，且已基本成材，禁止采伐，村民私自采伐的现象基本没有，主要是留守村民缺乏足够的劳动力与管控较严；其中，3000亩山地已被原村支书私自承包给外来资本，而外来承包者也没有对山林进行任何形式的开发利用，只是任由林木生长。这些承包者主要是县直机构工作人员和有一定实力的企业主，至于具体承包范围、年限以及承包费究竟是多少，当地村民无人知晓。由此可见，胡家村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是很优越的，但农业供给侧改革却只是少数农民自发的尝试，没有大规模推进，原因何在？

二、胡家村农民农业供给侧改革的自发实践与难以深入推进的原因分析

论理，条件优越的胡家村从事农业生产，收益应该是相当可观的，但实际情况是可温饱难小康，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驱使村民一直在探索改变现状的办法和相应路径。尽管胡家村的农产品，无论是水稻、油菜籽、小麦还是芝麻、花生、绿豆等产量都较高，如水稻亩产早已超过1000斤，按照每斤1.38元计，每亩水稻毛收入1380元，但扣除农药化肥、机械与雇工费用750元，还不计农民自己的人工费，每亩水稻收入630元，若以10亩计，户均收入6300元，但扣除口粮以及饲料之后可供出售者有限，致使每户农业收入基本不会超过5000元，大致只相当于外出打工1月的工资。如此收入仅够维持家庭温饱，无力负担建新房、娶媳妇、改善生活以及家庭养老之类的大项支出。因此，理性选择便是外出打工经商，但也有个别外出打工者开始返乡，希望运用所学技术、知识改变农业经营结构以增加收入，从而引发了胡家村农民自发的两次规模较大的农业供给侧改革探索：

（一）创办小型养猪场损失惨重。历史上，胡家村就有家养生猪的传统，当地称之为养年猪，即买仔猪1-2头养至年末宰杀自用。如今随着青壮年外出打工与养猪成本高企，家庭养猪已很少，但市场需求旺盛也使得个别农民开始尝试小规模养殖。2011年，胡家村有1户村民在山边坡地自建棚屋、购买仔猪60头开始小规模化养殖，仔猪养3-6个月出栏，每头猪净赚150元，共计9000元；一年出栏2-3次，收入超过20000元；若再加上种植业，年收入接近30000元，这对许多村民来说当属意外之喜。这样的示范效应以及胡家村的家养猪传统，马上就有20户村民效仿，一般规模50—100头：自有资金为主，不足则向亲友挪借，投资4万～6万，当地县、乡均有政策帮助村民获得优惠贷款，但几乎没有村民主动申请。主要原因是申请贷款较为繁琐、周期长，还款条件苛刻，远不及向亲友挪借快捷。养猪场地则为村民自有空闲房屋或在房前屋后新建猪舍，面积一般在500-1500平方米之间，从2011年到2013年初，尽管价格波动频繁，且主要饲料豆粕价格持续暴涨，养猪成本大幅度提升而迫使养殖户想尽一切办法降低成本，这些办法主要是自己种植玉米以加工混合饲料，再搭配购买的少量豆粕与其他饲料；同时，几乎所有的养殖工序完全由自己承担而减少雇工费用。这样养殖户基本上能勉强维持每头生猪赚50-120元的水平，养殖户一年的收入平均水平在18000元上下，对此，多数养殖户还是能够接受的。但2013年到2014年的一场传染广泛的猪蓝耳病让生猪全部染病，尽管县、乡防疫机构及其“专家”频繁出诊，但无力回天，致使胡家村所有养殖户的生猪几乎全部毙命，损失惨重，少者直接损失3万元，多者超过5万元，若加上新建猪舍等其他沉没性投入，大多损失超过7万元，尽管农业保险使部分投保户减少了损失，但这种超出养殖户预期的损失严重挫伤了农民探索供给侧改革的内在动力，致使胡家村原本向好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遭遇重大挫折，养殖户元气大伤，农民自发小规模化探索便以失败告终，现在规模化养殖生猪在胡家村已绝迹。这说明农民自发的农业供给侧改革存在无法有效分摊风险以保障农民收益稳定的窘境，难以更广泛持续深入地推进，存在后继乏力难题。

3.农业供给侧改革所需要的最低要求的基础设施建设基本上只能由农民自己完成，如简易道路、电力供应、饮用水源与有针对性的疫病防治等，尽管国家政策以及地方政府的职能机构有这样或那样的资金、政策扶植或优惠，但农民无从了解，更没有机构宣传或提供相应宣传查询服务，而早已不再征收农业税费的农村“两委”也没有动力与能力提供最低限度的帮助或服务。毕竟其无法从中获得看得见的物质、精神利益。

通过分析数据可以看出，有些青少年即使知道毒品的危害，但在受挫折、空虚的时候还是会忍不住通过吸毒来获得精神支持，在骗子或者是朋友的鼓吹下也很容易动摇自己的决心。这是青少年本身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我认知的表现。而一些把吸毒当成炫耀的方式，认为非常酷，是高端人士才能做的事情，就是三观不正的表现了。因此，在预防吸毒的时候，青少年需要形成自己独立的人格，不受他人的鼓吹，有自己独立的判断，还需要抛弃贪图享乐、热衷炫耀等不良的价值观。

如今项目制以“分级机制运作”，即国家部委的“发包”机制、地方政府的“打包”机制和村庄的“抓包”机制。导致不同主体的意图在项目制中均有所体现，但也会程度不同地出现“偏差”或“异化”。[2](p4)即从中央到省级政府所倡导与实施的项目“发包”机制，基本采用科层管理和“一项目一政策”的运作模式，难免导致部门“特权”与对基层资源的“挤占”。毕竟任何项目所需的资金数量、结构根本无法全流程每个环节都精确到毫厘，往往只能是一个项目总预算，致使实施单位实际获得资金的多少往往取决于公关能力的高低和资源投入多少；尤其是具体落实与实施的绝大多数县（市）级政府目前仍然处于发展经济而不是服务型政府阶段，使得地方政府往往会以转移“项目”为依托或借口来达到其特殊目标，即为地方政府提供实施其发展目标或项目（而非上级政府转移支付的对应项目）所需资源和政策的合法性。因此，地方政府习惯于通过积极运作项目，实现自己的发展规划与施政目标；最后“项目进村”既存在自上而下的筛选机制，也存在自下而上的争取机制，这就使那些具有较高能动性与积累较多的村可更好地接应项目，而那些能动性不足的村，如笔者调查的胡家村就难以有效接应项目（改革开放到如今，除“村村通”等普惠性项目外，没有争取到任何一个项目），从而造成了财政转移项目制对村庄的影响是一种“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的效果，致使如今农业、农村所迫切需要的供给侧改革难以真正落到工作日程，甚至导致地方政府、资本和村庄精英等强势主体形成新的利益结盟，以“共谋”瓜分国家自上而下向农村输送的财政资源；[3]相反，国家大力推进的农业供给侧改革——如胡家村农民的产业结构与经营模式调整得不到必要的资金支持。根源在于项目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基层政府激励的结构性错位：农业税的取消一方面减轻了农民负担；另一方面也取消了压力型体制的作用机制。基层政权不再具有向农村汲取资源的合法性，因此也不再与农民、农业经常性地打交道，致使基层政权维持运转和履行基本职能的经费时常陷入困境。而国家适时启动新农村建设战略与全面振兴乡村战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就成为基层组织获取资源的可靠途径。而国家资源以政府规划项目方式向下输送，使得基层政权获取资源出现了新的途径与渠道，便是积极竞争转移项目，而不是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农民、农村或农业供给侧改革，这也使得乡村关系乃至农业发展、农业供给侧改革等一切与农村、农业有关的事务均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结果便是农民及其改革农业供给侧的努力往往成为被忽略的对象。

2.农业供给侧的实际变迁基本上只能依靠农民的自我摸索，从产业、品种的选择到市场销售渠道的开发、日常经营管理等几乎完全依靠农民的自发摸索与风险自担，没有任何机构、组织能够提供有针对性的实时技术指导、信息预测、产品加工处理、储藏与市场开发等方面的基本服务，而这却是农民最为期盼解决的农业供给侧改革深入所必须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但现实是基层政府还没有可行的规划乃至构想，胡家村之类基础良好的农业区尚且如此，条件更差者的困难会更多。

（二）小规模化散养山鸡成为胡家村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第二次自发尝试与探索。如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旺盛而更注重生活品质，其对农业的要求表现为对绿色生产的生态种养殖农产品的需求快速增长，价格高企；相反，依靠化肥农药饲料支撑的数量增长型农产品价格下降、销售困难而收益下降。为改变自己的被动处境，胡家村返乡创业者开始小规模散养山鸡：胡家村良好的植被、河流和广袤的丘陵是饲养山鸡的良好条件，而胡家村村民散养山鸡的传统又成为村民调整产业结构尝试的自然选择：2016年春，一个打工返乡的创业者利用丝网在山坡圈出10多亩的空间，搭建简易棚屋开始饲养山鸡，初始投资仅25000元左右，主要用于购买鸡苗12000只和预防鸡病的相关服务，饲料用自种的玉米、小麦与其他青储饲料，便使小型养鸡场运转起来，而山鸡养殖收益是动态的：一方面饲养山鸡生长周期较短，从种苗到成品大约只需要150-180天，市场批发价16-26元，一般长至4-6斤便可出售，以每只5斤计，一只即可得80元毛收入，12000只至少可得90000元；另一方面则是山鸡产蛋量较大，一只山鸡年产蛋100-150枚，只要进入产蛋期，小鸡场的运转便可完全由出售鸡蛋来维持，致使出售成品鸡的收入就是净收益。而2016年胡家村的首家鸡场年收入超过4万的示范效应使得2017年有30家农户紧急加入饲养山鸡的行列，规模大致为20000—30000只。按照既有行情，胡家村村民认为养鸡收益是有保障的，而农民最为担心的便是山鸡的疫病防治而不敢大胆投入：在计划经济时期，该村每2-3年会发生至少一次鸡瘟病，没有任何机构或组织进行过任何形式的防治，更无有组织的预防措施，完全听任鸡瘟病自生自灭。惨痛的鸡瘟病防治历史自然会让农民心有余悸而制约着农民的投入力度，猪蓝耳病的防治失败更是前车之鉴。正因如此，农民对预防鸡传染病尽管极为关注，但效果究竟如何，无人知晓。当然，由于散养山鸡的抗病能力相对较强，且相对封闭分散的养殖环境减少了外来传染的概率。因此，2017年春季南方地区大面积的禽流感没有传染到胡家村的散养山鸡，致使胡家村养鸡户侥幸躲过一劫，但以后是否还会如此幸运，没有人敢保证。而禽流感期间，当地县乡两级政府完全禁止任何形式的禽蛋交易，使得养鸡户雪上加霜：鸡蛋大量积压与鸡饲料、防病开支大增而导致养鸡场运转困难，且鸡蛋无处存放，每户因此损失日以数百元计，不得不向亲友大量借贷以维持日常运转，借贷规模基本都在5000—30000元范围内。即便如此，养殖户也没有人为宰杀低价处理，其依据经验认为大病流行之后，鸡与蛋价格会有一个大的反弹，到2017年8月底当地鸡与蛋的市场价格均上涨了10%-50%，如山鸡蛋从0.5元上涨到1元/枚、山鸡180-220元/只，这样的市场行情进一步激发了养殖户扩大养殖规模：15户计划再增购5000只鸡苗、6户则准备再增加10000只鸡苗、5户更是增加20000只鸡苗，还有14户新加入者。这些行为表明养殖户内心都预期鸡与蛋会有一个较长时间的上涨行情。但这样的预期是否如愿，无论是养殖户还是地方政府均无法给予准确的预测或科学引导，至少是胡家村村民根本不知道是否有政府组织正在关注胡家村以散养山鸡为代表的农业供给侧改革实践，或者政府有关组织、机构正有计划构建如何更好地服务农民从事农业供给侧改革的生产服务体系。现实情况是胡家村村民的供给侧改革基本上只能依靠其过往经验或估计，是否准确以及能否获得预期收入主要靠撞大运，如果养殖户估计错误，那么，高品质的山鸡也会大量滞销乃至完全积压。毕竟该村主要依靠外来商贩上门收购的纯市场契约模式，基本无法了解市场变化，即仅依靠养殖户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解决市场营销与传染病防治等市场开发、生产技术服务难题。这就意味着只要这种发展路径及其现实困境继续存在，就难以真正改变如今农业供给侧质量不高与农民参与动力不足的深层问题。

为破解这一困境，国家启动了新农村建设战略与振兴乡村战略，加大对基层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以完善农业基础设施与提升服务供给侧改革的能力。但由于国家采取的是项目制转移支付，即转移资金中有相当部分被指定了专门用途、戴上了各种“项目”的帽子，因此是一种“专项化”了或“项目化”了的财政资金，[2](p4)强调专款专用。这种以部门（条条）向下输送的资源，容易异化为启动地方土地资本化的原始积累。“吃饭靠财政，建设靠土地”，成为大多数农业地区地方政府的生存状态和运作模式。因独特的比较优势和支持体系，使得项目制成为如今十分流行的资源组织和动员机制，但其更倾向可立竿见影的项目，致使需长期投入、承担较多风险的供给侧改革往往得不到足够支持：

为了重振这个班级，开学第一个月，我带领学生进行了班级文化建设，从班名到班训到班徽，我让学生自己构思，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慢慢提升学生的集体荣誉感。看到学生集体确立的“包容、和谐、担当、进取”的班训，我仿佛看到了班级的希望。“包容与和谐”的主题班会已经成功举行，我正着手准备一场“责任与担当”为主题的班会。计划不如变化，先把眼下的问题处理好。

（四）农民自发型供给侧改革面临的深层矛盾及其内在原因。

如今人们追求美好生活对农业的需求变化表现为对各种食品与食材日益讲究生态绿色、高品质，这也使得依靠化肥农药高投入所生产的农产品滞销、收益下降，但进口农产品畅销，甚至引发抢购，价格高企。这种反差表明我国农业发展已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但现实困境是在取消农业税费的今天，广大农业地区的基层政府无稳定的收入来源，往往无力履行其基本职能，导致几乎所有农业生产及其产业结构调整改进只能依靠分散的个体农民而非组织起来的农民集体的自发摸索与风险自担，导致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动力后劲不足。

随着信息社会的不断发展，手机、电视等智能工具逐渐应用于人们的生活中。人们利用手机等移动端及时获取相关的资讯，同时手机软件也会为人们推荐相关的信息。网络节目和主播行业逐渐兴起，使得当前节目的种类越来越多，节目的形式也逐渐走向多元化，电视新闻在新形势下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我国新闻在传统方式下以严谨为主要特点，而它所服务的是广大群众。但是，网络化时代，人们更加倾向于富有活力的娱乐节目，使得新闻节目的收视率越来越低，从而使得新闻类节目受到了更大的竞争压力。电视新闻播音主持要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形成属于自身个性化的主持风格，逐渐实现转型，在提高节目收视率的基础上促进自身的不断发展。

年轻父母缺乏家庭教育的经验，所以从一开始就要学做家庭教育的“有心人”，悉心了解和掌握家庭教育的基本情况。

1.政府能否采取可行办法切实降低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中遇到的系统性风险与提升生产服务水平，如养殖业几乎每年都可能遇到流行病，禽畜死亡率极高，农民损失巨大且集中，对多数农户而言是毁灭性的，尽管有相应的农业保险，但至多起到杯水车薪的作用，根本无法有效解决农民供给侧改革过程之中的集中性病害或其他系统性风险。而对于农业供给侧改革过程之中发生的市场营销、市场开拓与个性化技术支持、公共服务等核心问题，如今只能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解决与承担风险。尽管地方政府均有较完整的防疫、农技与农业管理服务机构，但其往往只能在传染病已经开始蔓延时采取形式化应对措施，无法防患于未然，也无力解决已发生的大面积病害，且效率低、针对性差，根本无法让农民产生应有的信任而深入参与产业结构调整与促进生产效率、质量持续提升。

2.财政转移的项目制影响着乡村治理而使得基层农业供给侧改革往往成为农民的“自娱自乐节目”。

如胡家村之类的农业村，既没有公共积累，也没有富有进取精神的“村两委”，致使其可支配资源不仅比不上发达地区的普通农村，更比不上富裕的城郊村，亟须项目资金帮助解决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供给侧质量、效率的提升所需资源匮乏难题。但项目制采取“抓两头”的运作机制，导致农业供给侧改革主体——以个体农业为核心产业的“中间村”想要项目而不得；而那些本来没有实力承接项目资源的贫困村，则因政治或政绩需要而被强制性地输入了项目；富裕村则通过公关运作不断获得项目，且越富有就越能争取更多。[4]这在很大程度是对乡村治理结构与发展农村事业方式的重构：对于大多数缺乏公关能力的“中间村”，因争取不到项目，使得村组干部进一步丧失权威和号召力，农民在与其他村庄的比较中，更加怀疑本村干部的能力、素质与人品，致使村干部提出的缺乏配套资源支撑的任何形式的发展规划与措施，都难以得到响应，村干部的合法性日益遭到质疑，这是对村庄政治的消解过程。结果便是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关心村庄治理问题，导致村庄权力与资源高度集中到个别人及其家族手中—这自然会对村民自治与农业供给侧改革产生现实挑战乃至威胁：

（3）替浆水量。应根据每个钻机实际配备的管材规格、管路长度、孔内水位等分别计算替浆水量，同时应保证数据的精度和准确性，禁止以水泵排量和泵送时间估算替浆水量。允许使用性能更好、无毒、无害的其他封堵材料，但要有充分的依据或试验数据作为使用的前提。废弃污染水井封堵施工完成后，原井口应立永久性标志，并标注孔号、孔深、施工单位及施工日期等，标志中心要对准孔口中心。

由于广大农业地区的财政大多比较困难，致使由上级政府财政转移而来的公共项目资金，首先是被县乡政府“打包”后转化为非农经济发展资金，成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始积累，并以项目提供的合法性，启动城市土地经营的动态循环：通过土地征收，金融、财政的循环，不断推进城郊农村土地的城市化。这样就会形成土地农转非之后的新利益共同体。而“新利益共同体”又会与农村中的村庄权力结构的固化一起，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项目资源的滋养下成为“分利集团”，最终形成“乡村治理内卷化”。在这个新的结构里，乡村精英纷纷借此谋取私利，从而会在某种程度瓦解转移项目的公共性而使之会倾向于服务部分群体乃至小集团利益，影响或制约着基层政府将更多资源真正投入农业供给侧改革，这会削弱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动力。

1.财政转移的项目制容易引发基层政府的目标诉求与利益异化。

（三）胡家村农民自发式的供给改革面临的现实困境与焦虑。

三、促进农民深入参与农业供给侧改革，必须弥补基层政府组织服务、动员能力短板与纠正政策激励错位问题

（一）重建下乡资源的公共性推进农业供给侧质量与效率的提升。

在英语学习过程中，越来越侧重口语表达能力，很多学者开始着重探究提高英语口语表达能力的各种方式。而对语言学习者的语言使用策略的分析却少之又少。本文针对英语学习者在用英语进行交流过程中所使用的交际策略进行分析，从而提高交际策略在英语学习工程中的作用。交际策略(Communication Strategies)作为一种开放式的语言工具，可以帮助语言学习者弥补语言知识的缺乏，提高对话的流畅度和有效性，信息交流的准确度和系统性，从而达到沟通交流的真正目的。

1.国家应继续加大与整合对农业供给侧改革与乡村振兴的资源，通过“看得见的手”的制度优势，更大规模地向农村输送资源，形成一种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工业化和城市资源的回流渠道和反哺农业机制，聚合多部门与各种方式筹集的资源，以积极发挥政府的引导和规划布局作用，切实服务于农民和其他市场主体的农业供给侧改革，有规划地构造日益完善、水平不断提高的农业和农村服务体系，要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建设区域性种植业、养殖业的病虫害以及动物疫病防治、市场信息预测、农产品加工、优良种苗培育供给与储藏等服务体系，逐步消除农民投入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后顾之忧：各级政府理当有规划地构建主要农产品，从水稻、小麦、玉米、豆类等种植业品种到鸡、鸭、鱼、猪、牛、羊等肉、禽类全产业链的生产服务体系，切实降低农民改善农业供给侧质量、效率提升时所面临的市场和生产风险，保障其收益。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农民和资源来促进农业供给侧改革健康持续发展。

2.理顺从中央到地方条条块块间的委托—代理以及监督制约关系，以保证转移项目及其资源主要用于改善农业供给侧的质量与效率。例如，对处于承上启下枢纽环节的县级以上政府，项目体制本身是一种很好的监督机制：项目从中央部委或省政府发包，必须制定尽量客观、可量化与可公开化操作的标准，充分采用先进技术手段监控项目实施在县级以上各个链条的运作和传递；并对各个环节的主要责任及其责任者确定明确的考核标准与监督制约机制，以确保最大限度地降低运作成本与资源耗散。而当项目资源到达县级政府后，需以人口、土地面积、目标问题破解的多寡和难易、区位、发展水平、预期目标与所需要达到的技术、质量标准等为依据，确定项目分配的计算公式，以确保所实施项目直接、间接地服务于农业供给侧的质量、效率提升，避免项目争取的竞争性和私人化倾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升项目实施的精准度。当然，也需要对县政府的“打包”进程实施严格监督和制衡，杜绝为私利服务的运作空间与现实可能。

3.理顺项目主管部门与项目对象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赋予乡、村等基层组织在主管部门划定的范围内民主讨论项目资金使用方式和项目实施内容等方面的权力。项目主管部门不对细节进行直接干预，而主要履行业务指导和监督职责，这有利于农民公共产品需求偏好的表达机制和民主协商机制的建立和落实，从而给农民更好地投入提升农业供给侧质量、效率的产业经营活动创造更便利的环境条件。这样就能将进村后的项目打造成一项公共事业，有助于激发村民参与的动力与热情，并以政策与财政、金融支持方式鼓励城市资本、企业下乡参与农业供给侧改革以及乡村振兴活动、支持农民组建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其实质就是将农民聚合起来走规模化经营之路，全面提升农民集体学习、运用新技术与开拓市场的能力，从而吸引更多农民及其资源跟进，这有助于县、乡、村三级合力搭建匹配的推进供给侧改革的服务体系：一个让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与国家资源、政策或市场相有机对接的运作平台，以确保主要围绕着提升农业供给侧质量、效率为中心来持续改进农村、农业的生产服务能力与水平。

（二）多途径、多手段提供农业供给质量与效率全面提升的解决方案。

1.以财政、金融和政策优惠等多种手段对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培育品牌、扩大经营规模、构建营销网络以及推广农产品的标准化、优质化给予倾斜性支持，让专注于改善农业供给侧质量、效率的农业主体获得更多利益，吸引更多农民与资源参与。

根据表1中数据可知，随着反应温度的升高，CHSOS的环氧值逐渐降低，CHSOS的产率逐渐升高。通过表1可明显看到，温度在75～85 ℃时，CHSOS的产率增高趋势大，当温度高于85 ℃后，产率随着温度升高变化趋势减缓，因此选择最佳反应温度为85 ℃。

2.深入推进城乡产业分工与合理统筹，减少农民以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如今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过多问题依然严重，存在迫切的去库存需求，这就需要把去库存和促进人口城镇化、城镇特色产业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提高三四线城市和区域性中心城市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并采取多种途径和措施，提高三四线城市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同时，制定优惠政策措施促进有特色的产业向规划城镇转移，让其有能力吸纳更多农业转移人口，也就是继续扎实推进以人为核心和特色产业为支撑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农民市民化，从而为土地流转与农业规模化经营奠定日益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

3.有规划地扶植具有区域性竞争力的农业品牌提高市场份额。鼓励种养殖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和加工企业组建合资企业或契约合作，共用品牌与营销网络，以寻求在区域范围内农业产业链核心增值环节的突破，提升农民在产业价值链中的市场竞争力与收益。

当岩体无滑动时，即不产生滑坡现象，此时片状岩体之间主要存在着粘结力。粘结力可能与岩体的粘结性质有关，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层与层之间是本体粘结，此时岩体的破坏力等于岩体的粘结力；二是层与层之间有夹层，如粘土层，砂层等胶结体，此时岩质边坡的受力特征受胶结体的性质影响。

4.多途径、多方式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1）全面实施农业良种战略。主要是采取措施促进优良种子开发与市场应用之间的良性循环：第一，聚合科研院所、企业的研究资源进行协作攻关，重点突破主要农业品种的种子优化率，确保重点产区高品质品种占比不断提升；第二，将农业种子品牌化，构建从科研院所到公共服务机构再到农民的公益性和商业化分工协作的推广服务体系，并在主要农业产区选聘大户作为第一线推广者，增强国产种子运用的示范效应，吸引更多的农民和企业种植；第三，优先与种植国产种子的绿色化生产经营者签订保底性收购合同，确保种植者的收益；同时，可考虑由农民合作社、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合作、合资构建农产品运输、储存与加工分销体系，并重点支持对农产品加工、营销品牌的培育、壮大，以形成国产良种培育、种养殖与市场占有率、农民收益增长之间的良性互动：优先高价收购、加工国产良种产品，并给那些选用良种的主体及其地区提供从栽培、施肥用药防治病虫害到产品收购加工销售等全过程的技术、金融财政、市场服务，以此确保良种的研发、推广运用与农民收益保障之间的良性循环，从根本上给改善农业供给侧质量与效率注入更多动力；（2）有计划地推进农业产业链纵向协作，主要是指农业产业链上下游相关主体之间的市场化分工合作。从广义上来看，其包括市场交易、合同关系、合资关系、策略伙伴、纵向一体化等协作模式。这就需要优化纵向协作模式以便最大限度地优化配置资源与发掘各参与主体的内在积极性，核心是扩大农产品生产规模与提升农民、农业企业的技术运用、市场开发能力，改变其在农业产业链中的完全被动地位以增强一体化市场经营能力，以此全面提升农业产业价值链的生产、流通与加工环节的产品质量和效率，促进农产品质量、生产效率提升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动态良性循环，从根本上为农业供给侧改革深入奠定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与充足的内在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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