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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精神”——中国古代诗人的立命所在

更新时间:2009-03-28

“诗性”与“诗意”这两个概念在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方面都频繁涌现,一种值得思考的现状是:第一,谈“诗性”则侧重于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的表述,并且借由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意的栖居”升华为本源之思,大有以“诗性”涵盖“诗意”之势;第二,谈“诗意”则流于诗歌意蕴或审美超越的浮泛层面。两个概念之用,一个宽泛,一个浮泛。那么这两个概念究竟有何区别呢?简言之,“诗性精神”重在主体,是抒人之性,主体之性,而“诗意精神”则是主客相融相通所形成的一种韵致,是世界存在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没有主客之分,没有人与物的区别,按海德格尔的意思是:天地神人四方的游戏,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存在状态。“诗意精神”蕴含着中国古代诗人特有的生命状态、价值追求与表达方式,是体现心灵安顿的立命哲学。(参见拙作《“诗意精神”新辨》)

在明代诗论家李贽“童心说”和公安派的“性灵说”之前,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在文学功用论上主要围绕着“诗言志”“诗缘情”“文以载道”展开,其余则主要是围绕着文学创作的技巧、主体要素以及艺术风貌方面展开。然而,中国古代文人在精神上的安身立命,究竟是立命于“志”?立命于“情”?还是立命于“道”(儒家思想)?以本人愚见,都不是。那么在明代李贽和公安三袁之前,中国古代文人究竟在精神上立命何处?李贽“童心”和公安派的“性灵”,实为本真之心、本真之性、本真之趣。然而作家们怀穿着这些天赐的本真在仕宦浮沉、生活磨砺中又如何用这些缥缈而摇荡的所谓心性、趣味,对抗现实的挤压?它们毕竟不似信仰那么摧之弥坚,又足以承载安身立命的大主题吗?如果此时我们用荷尔德林“诗意的栖居”来解答这个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问题,我们会发现,所谓“诗意地栖居”中包含着哲学力量,它熔铸于诗意之中,“诗意”,或者进一步将“诗意”提炼为一种“诗意精神”,包含着信仰的力量。与其说,中国古代文人终究立命于本真之心、本真之性、本真之趣,不如说那个被称为精神家园的地方是——诗,是一种超越具体、超越现世、超越功利且带有信仰力量的“诗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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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诗意精神——生发于本真心性的理想之光

陶渊明的桃花源葆存了人本真的心性,因此一切都是温暖和美好的。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连同他的其他田园之作,共同构建了这种恬淡、安详的心灵世界。这就是陶渊明的诗意精神,其内涵要旨就是来自本真心性的理想之光。在陶渊明开辟的本真诗境,盛唐时期的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等诗人虽不再躬耕田畝,但我们不能忽视他们所描述的田园诗境的那种明媚惬意,终究来自他们放下仕途(或者是暂时放下)回归天性,对理想之光的重新发现。比如王维的《竹里馆》: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1](第三卷p66)

又如孟浩然的《夜归鹿门山歌》:

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岩扉松径长寂寥,唯有幽人自来去。[2](上册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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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阳素足女,会稽素舸郎。相看月未堕,白地断肝肠。”(《越女词五首》其四)[3](p1195)

“秋浦多白猿,超腾若飞雪。牵引条上儿,饮弄水中月。”(《秋浦歌十七首》其五)[3](p419)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关山月》)[3](p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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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蟾离海上,白露湿花树。云畔风生爪,沙头水浸眉。”(《初月》)[3](p1405)

“四郊阴霾散,开户半蟾生。万里舒霜合,一条江练横。”(《雨后望月》)[3](p1405)

馆娃日落歌吹深,月寒江清夜沉沉。美人一笑千黄金。垂罗舞縠扬哀音。郢中白雪且莫吟,子夜吴歌动君心。动君心,冀君赏。愿做天池双鸳鸯,一朝飞去青云上。(《白纻辞三首》其二)[3](p265)

“痛饮龙筇下,灯青月复寒。醉歌惊白鹭,半夜起沙滩。”(《送殷淑三首》其三)[3](p831)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子夜吴歌四首》其三)[3](p352)

“寒月摇清波,流光入窗户。对此空长吟,思君意何深!”(《望月有怀》)[3](p1084)

这些例子的抒情主人公有民歌中思念情郎的女孩,有诗人自己,还有思妇,他们所凝望相伴的明月皆为冷月。李白对这轮冷月似乎有着特殊的迷恋,在风、霜、露、水等冷色调意象的渲染下,冷月所透露出抒情主人公的距离感、孤独感油然而生。这轮冷月不似“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那轮明月来窥探心事;也不似“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杜甫《旅夜书怀》)那样为了造成流荡阔大的意境;亦不似“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龄《望月怀远》)指涉时空的跨越。它的存在似乎只是为了把清冷的月光照进抒情主人公孤独的灵魂,借那清冷的光泽,展现孤独的境界。可他却要把这孤独写得那么美,是迷之恋之,还是痛之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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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诗句几乎无一例外伴随着霜露水沙,从而字句之外笼罩着氤氲朦胧的气息。这片如霜之洁白,如露之清澈,如水之温柔的月光,与其说是目之所见的兴象,毋宁说来自诗人理想世界的希望之光、灵魂深处美好的慰藉。她是那么完美地过滤掉了尘世之思的热切,只剩下唯美的念想,似月光悠远而朦胧。就连我们最熟悉的《静夜思》也是如此:“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你很难说清楚李白的这个“故乡”是包含了多少父母亲情、尘世之思。或许这个“故乡”,正如《圣经》里描述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那样:“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的,是寄居的。说这样的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4](p43)(《圣经·希伯来书》11:9-16)李白一生漂泊,确实有机会回到现实意义的故乡,但他从来没有回去过,却是步履不停地在追寻和奔赴自己心中的“故乡”。这个“故乡”,正是天上那轮明月的诗意所在,它可以指涉现实却又超越现实,抒写着诗人灵魂的皈依之处,是来自诗人本真天性的理想之光。

2.诗意精神——立命于“美”

美,是文学永恒的追求,也是作家赖可皈依和玩味的心灵家园。中国古代文人对美的态度,往往跟一个概念纠缠在一起,那便是康德将美分为崇高美和优美,他说“崇高使人感动,优美则使人着迷”“崇高必定总是伟大的,而优美却也可以是渺小的。”[5](p3)。中国学者王国维对这一组概念也进行了中国化的阐述:“优美与壮美之别:今有一物,令人忘利害之关系而玩之不厌者,谓之优美之感情;若其物直接不利于吾人之意志而意志为之破裂,唯由知识冥想其理念者,谓之壮美之感情。”[6](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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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壮美,在盛唐边塞诗中可见一斑,这种壮美是寄托于建功立业的事功精神,体现出以张扬自我生命的力量来对抗人生痛苦的诗意精神。掺杂着事功,而又体现出美感,这主要得益于一些典型意象的运用,带有美的韵味和特定的情感内涵。将中国古代边塞诗、征役诗与西方战争题材荷马史诗进行对比,我们发现前者表达的情感主题往往具有较强的抒情性,所抒发情感包含一苦一乐,即思想与征役之苦、建功立业之乐,而荷马史诗、维吉尔《埃涅阿斯纪》叙事性很强,主要客观地表现对英雄功绩和品德的赞美。从代表意象来看,前者主要是边塞、大漠、孤城、明月、羌笛、冰霜等苍凉阔大的意象。这些意象蕴藉深厚,含蓄不尽,已经成为较为典型的边塞情怀的载体,具有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超越性。后者主要的代表意象是比较具象的盔甲和武器等,所指更为现实。具体对比如表1。

盛唐边塞诗诗意地超越性,是超越了战争、功绩、品德的,甚至在诗人们抒发情怀的那一瞬间,就已经立足于时代之上、宇宙洪荒,他们追求的是生命意义在阔大疆场上孤注冒险得到放大化的彰显。在表达豪情壮志的同时,放大了生命的崇高之美。比如:

 

表1

  

中国形式体裁古诗短章特征抒情性、刚柔相济西方代表作品征役诗、边塞诗荷马史诗,维吉尔《埃涅阿斯纪》长诗叙事性、悲壮阳刚表达情感主题思乡、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征役之苦对英雄功绩和品德的赞美代表意象边塞、大漠、孤城明月、羌笛、冰霜盔甲、武器等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凉州词》)[1](第三卷p39)

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李白《塞下曲六首》其一)[3](p284)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消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柳宗元《渔翁》)[1](第三卷p197)

此外,李白诗歌中的“明月”也是此种诗意精神的典型代表。李白诗中最温情旖旎的明月:

第一首以战前饮酒的豪迈情怀冲淡死亡的凝重,“葡萄酒”“夜光杯”“醉卧沙场”,这些带有异域色彩和传奇之美的意象,让保家卫国的战争超越了现实的意义,而是内视为自我生命张力的欣赏。后两首都写出了边地战场的严寒和士兵生存环境的恶劣,但都以昂扬的英雄情怀做结,其诗意之“势”南朝文论家刘勰《文心雕龙·定势》篇,对文“势”进行了专门论述,即文学作品应“因情立体,因体成势”,也就是文学作品内在节奏缓急与风格体式。就仿佛以攀登高山衬托攀登者的非凡胆魄。而最终凸显的不是山之高,而是胆之壮,用来自主观世界的生命之美、自信之美对抗战争和环境的残酷,这是人在诗的境界中对大自然的胜利。

至于优美,不得不提的是,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诗言志”“文以载道”之类的文学功利观影响下,汉魏以降,尤其是六朝时期,诗人对形式美的热烈追求,被唐以后的史学家、诗人及诗论家认为“汉魏风骨,晋宋莫传”[7](p70)(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李白《古风》其一),抛弃了“兴寄”这样的大主题,似乎对形式美的钻研是不务正业的。然而,魏晋六朝诗人对诗艺的锻造,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唐代诗坛盛世的到来李白、杜甫对六朝诗艺的接受问题,可参见陈应鸾《论李杜的清丽观》,陈正宏《李白诗歌与齐梁诗风——兼论南北朝文学的历史地位》等文章,此处不予赘述。六朝诗人追求的那种超越功利的美,在盛唐诗人手中得到了升华,是一种抛却了宏大主题和功利主义的为美而美的美。比如: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李白《山中问答》)[3](p874)

当新研软件产品发布后,在使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仍会发现一系列软件缺陷。利用该系统对这些缺陷进行收集记录,同时根据实际需要对这些缺陷进行各种统计分析,并将结果生成分析统计报告。系统运行主界面如图2所示。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王维《山居秋暝》)[1](第三卷p59)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其四)[1](第三卷p51)

闲适、随性、超脱,是这几首诗共同的抒情姿态,对自然之美的描述,似乎并不着意,一两句的点染,并不说透,作为自然之子的诗人,其“笑而不答心自闲”“岩上无心”的悠然之姿、惬意之心,本身已成为自然之美的一部分。在尊重自然、珍视审美愉悦,观性于自然,让天性在大自然的美中涤尽烟尘。自然之美的背后寄寓着心性之美、德行之美、品位之美,以及参透了虚无处的生命大美。

3.诗意精神——立命于悲悯博爱的情怀

人生多艰,世事无常,在苦难中浸淫,无处可逃的状态,如果对这类诗歌的理解,止于对现实的控诉这样地主题,那这类诗歌所蕴含的诗意精神就大打折扣了。作者写的是西安市的艰辛,更是心灵的煎熬,生命的无奈,同时也是寄寓于诗的诉说和对抗。对于人生苦难,诗是最自由和畅快的释放,也是以诗意精神的力量来对抗苦难,去触摸永恒的生命真谛。那么什么是“诗意精神”的力量呢?以两首古诗《战城南》和《十五从军征》为例: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声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1](第二卷p37)

2.协整方程可以作为弹性分析的依据。它表明: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平均每增长1个百分点,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人数增长0.29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增长对农业剩余劳动力人口有着巨大的拉动作用。

这首诗最有力量的部分是让死人的灵魂开口说话,祈求乌鸦为自己号丧。“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生命的无力,不能逃脱战争,不能逃脱死亡,甚至不能逃脱乌鸦的啄食,人的尊严何其卑微,抒情主人公这一切的隐忍接纳,是将作为人的尊严降低到泥土里,降低到乌鸦的脚下。而这种隐忍和卑微无力,却艺术地呈现出巨大的力量,控诉现实,呼唤尊严。诗人一旦立意于用诗刻画现实,实际上他已经在诗意的层面超越了现实。每一个优秀的诗人都是生命哲学家,他在诗中不满足于客观地描述,而那些超越现实或凸显的矛盾形成了感染人心的力量,这就是“诗意精神”的力量。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1](第二卷p44)

这首诗的残忍之处在于两点:一是半生征战的老者回到家乡,乡里人告诉他一个残酷的事实:家人都死光了,家变成了坟墓;二是老者在破败荒芜的庭院“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希望在“死”的故地上点燃“生”的气息,但是“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此处的“不知”一定是给生命哲学的留白,整首诗也因此更有力量。这个“不知”,困惑于生命的无常,人生已如此接近死亡,就这样赋予了“从军征”,就这样缺失了天伦之乐,错过了人间温暖,只剩下变成坟墓的庭院。这还不够,“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更加重了这种困惑、迷茫,“东向看”什么也看不来,又是一处关于人生意义的哲学留白,让人不禁涉足哲学的疆域,去追寻更深刻的主题。这就是诗人在此诗中寄寓的“诗意精神”,它所产生的力量已经穿透了批判现实的主题,指向一种关于苦难、生命、价值的思考。

在汉乐府之后的文人创作中,继承这一传统的典型代表是杜甫的“诗史”系列,以及中唐白居易等人的农家诗。以白居易的《观刈麦》为例:

图9为在自然风速5m/s时,相同喷雾条件下,辅助气流速度15m/s,气流出口与喷头之间水平距离对雾滴飘移的影响。从图9中可以看到,气流出口与喷头相对水平距离越小,雾滴的飘移率减低。喷头接近气流出口处,喷出的雾滴直接受到辅助气流产生的流场的影响。气流出口越接近喷头,对雾滴产生的影响越大,更有效地胁迫其向下运动,从而能够减少雾滴飘移率。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白居易《观刈麦》)[8](卷449)

此诗最精彩的部分是对暑热的描述,以及贫妇人劳作的细节,而做结于一个并不深远的主题:对刈麦者的同情,以及自己“吏禄三百石”的“私自愧”。同样是写刈麦的劳动者,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的《孤独的刈麦女》则是另一番诗意:

你看她,独处麦田,孤独的山地姑娘!独自割麦,独自歌唱;请你停下,或轻轻走过她身旁!她一人又割又捆麦禾,唱的歌谣多么凄凉;哦,请听!她的歌声在这深邃的幽谷回荡。在阿拉伯沙漠的绿荫间;夜莺也不曾对疲乏的旅人献上如此醉人的歌唱。从春天的杜鹃鸟那里,也不曾听到这样的歌如此动人心弦,划破了远至赫布里底群岛的海面宁祥。难道没有人告诉我,什么使她为之歌唱?——也许是那古老,不幸又遥远的历历伤心往事,还是很久前的争战;或只是一些平凡家事的谦卑口传?还是一些发生在以往,还将发生的自然悲哀,痛苦或死亡!无论姑娘唱什么,仿佛她的歌声永不休眠;我见她手拿镰刀弯着腰,边收割边歌唱;——我屏息聆听,凝神木然;当我登上山岗,歌声虽早已在耳边消逝,但它却在我的心头盘旋(威廉·华兹华斯《孤独的刈麦女》)[9](p171)

如果说《观刈麦》以士大夫俯视众生的同情视角,所观所感更多生活与现实层面的辛酸。《孤独的刈麦者》是以怜爱和欣赏的人文视角,体现了对刈麦女心灵层面的关怀,更具有超越现实的遐思与美感,在女孩歌声与诗人的心灵的碰撞中流淌出悠远的诗意。

杜甫的“诗史”,白居易、韦应物等人刻画苦难现实的诗作,虽然上承汉乐府的现实精神,但他们越来越多地将诗意贯注在对现实细致而微、真切而实的描摹上,好像触目所及的苦难现实使得诗人不忍于超越这苦难而煎熬的现实,以至于诗思无力飞升,他们更情不自禁地感同身受地和诗中的主人公在一起,共同承担生命中的沉重。尤其是杜甫反映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的灾难的诗作,体现出一种明知痛苦,却甘愿沉溺其中,为之洒泪的悲悯情怀。比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先是写了自己的狼狈处境,然后写到自己在奔波逃难途中所见所闻,其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充斥了诗人的愤恨不平,“河梁幸未坼,枝撑声窸窣。行旅相攀援,川广不可越。”描述了百姓相互牵依、桥险河宽的困顿情形。最后又回到自己的生活:回到家看到幼子夭折,诗人说:“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可见,除了哀叹人生多艰,诗人的心灵始终没有离开“行旅”“里巷”这些周围的苦难人群,即使在卒篇显志之处,也是苦人之苦、忧人之忧:“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诗对苦难的刻画,现实而真切到让诗人无暇顾及超现实的表达或是玄远的意旨,那么他一定将自己放在了苦难当中,“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悲悯和博大,本身就是一种超越时空的伟大品格,这是杜甫诗以及此类“苦难感同”类具有现实精神的作品所体现出来的诗意精神。

结语

“诗意精神”能够鲜明地勾勒出中国古典诗歌特有的生命情怀、艺术魅力。这种精神横亘于千百年的封建王朝社会,有强大的稳定性、共性和艺术感染力,经过千百年诗人们的代代填充,内涵愈加丰富,也使“诗”成为诗人的精神家园,“诗意精神”成为文学之美、生命之美、人性之美最凝练的表达。

参考文献:

[1]郁贤皓.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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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唐)李白,(清)王琦.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

[4]齐宏伟.文学苦难精神资源[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5][德]康德,何兆武.论优美感和崇高感[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6]王国维.静庵文集[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14.

[7]周祖譔.隋唐五代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8][清]彭定求,等.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99.

[9][美]华兹华斯,柯尔律治.华兹华斯柯尔律治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贾茜,黄秉生
《湖北社会科学》 2018年第04期
《湖北社会科学》2018年第04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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