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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水平大学智库建设之研究

更新时间:2009-03-28

智库是进行公共政策研究分析和参与决策的组织机构,它以政策为导向在国内外某些问题上做出研究、分析和建议,引导政策的制定者和公众做出明智的决策。[1](p7)近年来,党和国家政府频繁呼吁高校特别是大学要充分利用资源优势,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服务,发挥思想库作用。笔者先后3次对西安、北京、南宁、武汉、长沙、上海、南京等7个城市98家大学智库进行实地考察,探究现阶段我国大学智库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针对调研结果,提出一些建议以促进我国大学智库后继建设。

一、我国大学智库建设的实然状态

从我国大学智库发展历史来看,大学智库产生涌现高峰总与时代社会背景密切相关,这说明社会发展为大学智库建设提供了外部机遇。

(一)区位分布及高校来源。

我国大学智库区位分布广泛,基本覆盖我国每个省市自治区,但大学智库区位分布具有明显的地理偏向,东部主要集中北京、上海等城市,中部主要集中武汉、长沙、西安等城市,西南主要集中重庆、成都等城市,东北主要集中长春、天津等城市,而西部地区,如广西、新疆、西藏等省市自治区得到官方认可的大学智库偏少。从我国“211工程”大学智库来看,东部地区聚集22个211大学智库,占211大学智库总数的44%;中部地区聚集了22个211大学智库,占211大学智库总数的44%;西部地区聚集了6个211大学智库,占211大学智库总数的12%。除官方以文件正式公布的大学智库外,有部分大学智库因影响力不强未能进入官方智库名单。在首批中国智库索引报告认定的255个高校智库中,有98个高校智库存在于26所985大学里,有50个高校智库存在于29所211大学里。总的来说,国内综合研究型大学是中国大学智库建设主力军,我国大学智库主要集中分布于高水平大学里,如清华大学拥有的大学智库最多,有7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等顶尖大学紧随其后有6所,拥有5所大学智库的高校有吉林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中南大学、湘潭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另外,具有专业特色的,如湖南师范大学(4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4所)、上海外国语大学(3所)、国防科学技术大学(3所)等在大学智库建设中也表现较为出色。

(二)组织形式。

当下中国大学智库创建有三种组织形式。第一种是高校自行创建的大学智库,如江西发展研究院是由南昌大学独立建制的科研机构,这种智库是高校主动回应国家战略现实诉求,将原来某些科研机构功能升级和拓展转型向大学智库发展的结果,这种形式约占我国高校智库数量的30%。第二种是官校合作共建的大学智库,如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是由多家师范院校和政府部门共同建立的,这种大学智库约占总数的66%。第三种是由国内大学与国际机构共同合作发起的大学智库,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同济大学合作成立的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该类型的智库数量相对较少,约占总数的4%。

(三)主要涉及的研究领域。

目前我国大学智库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其中国际问题、经济、教育、财经、民族问题、区域问题、农村发展研究领域占多数(见图1)。这些领域对国家战略需求和民生现实诉求反应较为敏感,同时,在国家大力发展“一路一带”经济走廊、强力推行科技创新及中国“软实力”背景下,创新、科技、生态等研究领域大学智库也具有良好发展势头。大学智库主要通过三种途径发挥作用:聚焦国家重大现实问题,进行对策研究;承担纵横向课题,开展决策研究;自行选题,对国家政策决策介入研究。

化学铣切(简称化铣)作为铝合金、钛合金产品减薄的重要方法,具有工艺简单、操作灵活、生产效率高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蒙皮类产品的成型过程中[1]。为了保护非化铣部位,先采用涂覆化铣保护胶的方式对产品进行整体保护,而后通过刻型使需要减薄的区域暴露在腐蚀性溶液中进行选择性腐蚀,最终形成凹槽和凸台。现阶段,化铣刻型主要是将样板套在产品上,由操作者手持刻型刀沿样板边缘划刻胶层(绿色),如图1a所示。

  

图1 中国大学智库研究领域分布

(四)成果概况。

大学智库以开展政策研究、提供决策咨询、进行智库人才培养为主要功能。对大学智库属性的核心起决定作用的是其运行过程中的政策定位。[2](p12)欧美大学智库的发展均表现出了明确的功能定位。如美国90%的大学智库参与公共政策研究,71%的大学智库提供公共服务,61%的大学智库提供技术援助,52%的大学智库提供方案评价。[3](p14)《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以下简称《计划》)对我国高校智库明确提出了五大功能目标。虽然官方数据显示当前我国高校智库共有255家,但笔者在研究中发现,仅有20%的大学智库能在实践中将智库功能落实到位,其余的大学智库功能定位模糊不清,导致其发展进入窘况。大学智库在政策研究、决策咨询、智库人才培养要求上不同于大学的学术职能,大学智库应以解决实际问题为落脚点和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归属。目前,我国许多大学智库在人才培养、科研态度、研究方法、成果展现等方面体现的都是学术性而非政策建议性,这些无论是在官校共建或是学校自建的大学智库都表现一致。通常,智库的外部需求以政府决策为主,以学校和其他社会组织为辅。大学智库在满足政府多样的决策需求,厘清政府公共决策属性和非公共政策属性的同时,也应积极参与面向社会公众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及政策解释。[4](p53)

二、高水平大学智库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

不可否认,我国大学智库在理论研究方面产出了大量成果,但其在建设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未来的发展空间。

(一)定位模糊,大学智库功能发挥有限。

大学智库基于科学政策研究而产出研究成果,并将成果向外宣传推广,从而对政府决策部门、社会精英阶层及大众产生不同影响。我国许多大学智库成果的表现形式以专著、期刊论文、研究报告为主。据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统计,2009年以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领域共产出各类成果2558601项,其中专著178558部,期刊文章2302305篇,向各级部门提交的研究与咨询报告77738项,被采纳的报告39316项。应用成果占比3.04%,被采纳的报告占比1.54%。数据来源:https://www.sinoss.net/index.html.由此可见,我国大学智库成果以学术研究为主,其影响在学界最大,政府决策部门和企业精英阶层次之,对社会公众影响最小,这可能是由于大学智库工作者鲜有参与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

(二)独立性不足,大学智库依附性较强。

智库高质量和影响力研究成果源自客观、公正,而客观、公正则建基于独立之上。大学智库要实现独立,至少要做到:建制独立;人事编制管理独立;自主选择研究选题;经费来源多渠道。从调研情况来看,我国大学智库由于多种因素导致其独立性不足。建制独立的智库约占总调研数的5%,如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广西大学东盟研究院等,许多大学智库还是靠挂在二级学院。人事方面,调研发现大学智库有90%的研究人员是各二级学院的教师。虽然大学智库与二级学院共有一套人马非常普遍,但多数教师在智库从事政策研究时主要依赖于兴趣爱好,在大学智库从事资政研究工作多为临时、业余,而非长久专职的。在研究方面,许多大学智库在研究选题上缺乏自主,据统计,95%的研究选题是通过各政府部门纵向或横向立项招标得到的。在经费方面,大学智库作为事业单位的内部组织机构,其经费受政府财政影响甚大。我国大学智库经费几乎全靠政府财政拨款,虽然这可使大学智库不用像民间智库一样担心生存危机,但也限制了大学智库的独立。笔者在对黄达远教授采访时其言:“由于独立性受到制约,导致许多大学智库研究主要是做政策决策解释学,只能从正面角度做出解释,锦上添花,不能提出异议,大学智库应能够独立自主做出判断,提出建设性意见,大学智库自主性受到限制,不利于智库建设发展。”

A:企业的创新体现在方方面面,包括经营模式的转变,管理机制的调整等,根本目的在于,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经营效益。当然,效率和效益,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关系。怎样才能使企业内部规模与生产任务相匹配,我感觉,我们现在问题还很多,应当说资源的利用率还不是很高,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要在这方面进行改革和调整。

(三)缺乏合作,大学智库单打独斗居多。

三是建立大学智库成果采购制度。当前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在采购方面都有相应的政策文件,如《政府采购品目分类表》《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这些规定更多地关注的是政府对基建设备、办公用品等的实物采购,而对决策咨询等服务类采购关注不足。然而,现代政府在采购过程,除了要满足对必需物的需求外,还应发挥其作为政府宏观调控工具的职能,尽快在决策咨询服务领域使用这一工具。[7](p275)值得欣慰的是,自《计划》发布后,为营造社会科学界良好的舆论氛围,教育部对大学智库产出高质量应用型成果给予物质及精神奖励。这是我国政府向大学智库成果采购迈出的重要步伐,在此基础之上,我国应从标准要求、程序步骤、报酬多少等方面建立大学智库成果采购制度,这有利于促进我国大学智库产出高质量应用成果。

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立场进行理解历史、体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结晶,这一理论贯穿于马克思一生的研究过程当中。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世界历史理论的初步呈现,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中对世界历史形成的根源、动力、过程、趋势的系统阐述,直到《手稿》形成世界历史发展的完整框架体系,得出了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一般抽象理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构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形成了完整的发展逻辑。

(四)技术落后,大学智库的研究方法与理念老旧。

在研究方法上,我国大学智库研究人员多习惯使用定性分析,采用定量研究、实证研究的比较少。调查发现,大学智库研究人员频繁或经常进行实地调查和实证研究的比例分别为8.5%和35.8%,而普遍缺乏实地调查和实证研究者多达53%。现代数据库的建设是支撑政策研究的基础,当前,有20%的大学智库已建立现代数据库,15%的大学智库现代数据库正在建设,约65%的大学智库表示没有自己的数据库或仍然在使用传统数据库。当今社会已进入信息化和数据化时代,各行各业的研究都是基于数据分析基础之上。利用大数据研究分析要求研究者精通统计学和定量分析等现代研究方法,而这却是许多大学智库研究人员的短板。在接受笔者采访时,黄达远教授表示:“我国大学智库难以产出高质量研究成果的根本原因是研究者喜欢坐而论道,在书斋里做研究,成果主要是基于个人经验与直觉而得出,虽然从理论上来寻找问题也是有可能,但纸上得来终觉浅。”

据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信息网统计,2014年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类学科发表学术论文322274篇,提交有关部门应用成果10659篇,其中被采纳5138篇,采纳率为48.20%。2014年的采纳率为48.20%;2015年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类学科发表学术论文349938篇,提交有关部门应用成果13596篇,其中被采纳6547篇,采纳率为48.20%;2016年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类学科发表学术论文349720篇,提交有关部门应用成果14810篇,其中被采纳6696篇,采纳率是45.21%。该数据变化表明近年来高校发表的社科论文及向有关部门提交的应用成果数量呈上升趋势,但被有关部门采纳的比例却在下降,这折射出高校应用成果质量有待提升。本质上,大学智库与政府部门是“谋”和“断”的关系。善谋是加快决断的前提,只有真正有价值的新思想、新知识和有针对性的建议才能最终转换成政策举措。我国大学智库研究成果转化率偏低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政策市场机制不完善,大学智库应用成果时效性不强,政策信息数据的“采集—输入”滞后,研究成果的“发布—输出”迟缓。另外,因缺乏有效决策咨询制度及受现行考核机制的影响,大学智库的成果以期刊发表为主,虽然近来在提交应用成果方面略有增加,但从转化率来看,这些成果的认可度并不高,谋断难以实现对接。

高素质、高水平的人才队伍是实现高端大学智库必备的核心资源、也是核心竞争力。因此,大学智库必须重视人才队伍的建设。

(五)创新力不强,成果以诠释为主。

智库竞争力着重体现在智库的创新力上,其创新力主要体现为思想创新、方法创新和方案的创新能力。[5](p121)全球高端智库都将创新力视为核心竞争力,招聘研究人员的首要条件是具备创新思维,这些高端智库将创新贯穿于一切活动之中,创新思想融入发展理念和文化建设之中。全球创新力最强的前35名智库中,我国只有1家官方智库入围,且位列最末。[1](p139)这表明中国智库创新力亟待加强。影响制约我国大学智库创新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传统文化、制度、意识等。纵观全球创新能力强的高端智库,如作为全球创新力最强的智库,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汇聚了全球各行业的顶级专家,他们研究的领域涉及网络安全与技术、安全与防卫、经济、能源、全球健康、人权、国际发展等。整个团队人员构成在来源、研究领域等方面都相当多元化,这使得该智库拥有极强的创新力。反观我国大学智库,研究人员几乎都从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方面的研究,研究人员的来源渠道和学科背景的局限性阻碍大学智库与外界的交流,影响了大学智库的创新力。

(六)转化率偏低,成果指导实践不强。

夕阳无声地穿窗而入。鹅黄的冷光蒙在林强信蜡灰的脸上,像古铜色的面具。林老板的手掌又粗又厚,像个飞机场,飞机落在上面,似乎也能握碎。

(七)影响微弱,社会认可度不高。

智库应对其目标追求和存在价值进行充分宣传,通过引导舆论和社会思潮实现影响政府政策的目的。[6](p169)大学智库的影响力主要依赖于智库社会地位和专家学者的声望,大学智库对社会的影响力主要表现为接受大众传播媒体的访谈或新闻报刊的采访。因而,智库人员影响力的体现方式有:在电视上发表看法、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或者通过微信、微博等发表文章。[6](p259)在笔者的调查对象中,从未接受过媒体访谈或在报纸上发表时事评论的大学智库研究人员占总数的60.1%,偶尔接受媒体访谈或在报纸上发表时事评论者有30.8%,经常接受媒体访谈或进行时事评论者占5.8%,频繁出现在媒体面前或发表时事评论观点人员不足4%。可见,我国大学智库研究人员通过媒体在大众面前曝光率偏低。这表明我国大学智库和大学智库研究人员的社会影响还比较微弱。

三、高水平大学智库建设的路径选择

(一)着力“特色”与“新型”,提升大学智库的内涵和品格。

智库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资金的持续与稳定获取。当前我国大学智库正处于建设发展阶段,高水平大学智库建设离不开资金的支持,我们应建立多元投入的经费筹措机制来支持大学智库建设,以保证大学智库的相对独立性。

(二)融合发展,促进大学智库协同合作。

各大学智库应紧紧围绕经济、政治等重大问题,与实际工作部门联合建立研究团队,并加强与党政部门、社会、媒体等智库及大学智库之间开放式的协同合作机制,形成研究合力。大学智库之间的协同合作不应只停留在政策文件上,而应落实到大学智库建设发展实践当中。大学智库可以以教育部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及“211协同创新中心平台”为基础,加快组建我国高端大学智库的校际联盟、地域联盟。同时,利用一年一度的中国大学智库论坛学术交流推进我国大学智库的联盟发展。只有将理念贯彻落实到实践,坚定的推进大学智库融合发展,才能使各大学智库发挥自身专长,形成优势互补。

(三)经费筹措机制多元化,确保大学智库运行相对独立。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要义在于“特色”和“新型”,这也是提升大学智库内涵和品格的基本要求。特色,包含两方面要求,一是我国大学智库要凸显中国特色,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中国利益至上,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等国家“软实力”形象的代言人,始终服务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需求。二是各大学智库要坚持“精而专”的发展理念,使智库的学术性与政策性相统一,确保智库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可行性和实用性。新型,要求大学智库建设有新思维、新定位、新视野、新思想、新方法、新手段,能够利用新技术解决面临的新问题、产出新成果。在此基础上结合本国国情,放眼世界,准确把握国际未来整体走向,从而提高大学智库政策研究和决策服务的前瞻性和适应性。

一是国家应加大人文社会科学科研经费的投入。目前我国大学智库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其他各司专项教育研究项目、各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虽然近年来我国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发展经费的投入与之前相比有较大提升,但与美国政府对咨询投入相比,可谓杯水车薪。

炼山是造林的一个重要工序,对于造林的效果有很大帮助,不仅能够收集林木所需的草木灰,而且能够改变土壤环境,去除病菌。因此,为了能够更好的改善造林技术,早造林的前一年冬季需要进行相应程度的炼山,对林地进行清理,伐根要求在20cm以下。炼山应在上一年伐区于次年1月底前完成;当年伐区当年造林的在交付伐区后1个月内完成。

二是鼓励大学智库进行社会化筹资。资金紧张会严重阻碍大学智库的发展。以全球实力最强的大学智库哈佛大学贝尔弗尔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为例,2001—2016年间,该中心共接受来自社会各界捐赠1272批次。因发展层次不同,我国各大学智库每年获得政府资金投入差异甚大,如2008年北京大学人文社科研究发展经费获得了14992.446万元的投入,与之相比其他学校就少得多了,甚至有少数院校智库未获得经费支持。大学智库建设单靠政府投入难以满足发展需求,我国大学智库应设法使资金来源渠道多样化。借鉴国外大学智库的经验,大学智库内部可设置专门的经费筹资部门,专门负责对外经费的筹集。

在国家大力号召推进现代智库建设的背景下,不少大学都创建了政策研究机构,我国大学智库建设初显规模,但这些机构多处于零散状态,在研究上更各自为营、缺乏合作。大学智库建设协同主要包括学科协同、校际协同及大学智库和其他类型智库之间的协同。现阶段我国大学智库多以专业智库为主,大学智库建设学科形成较强堡垒,大学内部智库之间来往不多。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大学智库外部协同合作也不高,有5%的大学智库明确表示已和其他机构建立协同合作关系;有10%表示正在与其他机构搭建协同合作关系;约有82%的大学智库还没有合作对象或合作意愿。大学智库缺乏有效协同合作根本原因是大学智库之间的竞争意识大于合作意识,各高校都希望在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中做出突出成绩,以获得更多资源支持。

(四)创新大学智库人才管理机制,打造一流大学智库人才队伍。

综上所述,ICIs心脏毒性主要是产生免疫性心肌炎、心包炎、心包积液、心包填塞及心肌缺血、心肌梗死、心律失常(QT间期延长、阵发性房颤、房室传导阻滞、室性心动过速)、心力衰竭和心脏骤停等并发症(表1),导致生存获益显著下降,所以在治疗前后对患者进行全面的心脏评估,治疗过程中定期重复检查及密切监测,对于使用ICIs的疗效及预后十分重要。未来接受免疫治疗的患者会不断增多,因此,临床医生使用ICIs前必须了解心脏不良反应的相关症状及有目的性的监测患者心功能指标,出现相关心脏毒性后积极治疗,扬长避短,发挥ICIs的最大功效。

一是建立大学智库人才遴选机制。虽然我国高校聚集了80%以上的社科研究人员及近半数的两院院士,同时许多高校还培养了大批研究生,这为我国大学智库建设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才资源保障。如何从中选拔出适合政策的研究人员十分重要。从国外高端智库经验来看,在研究人员招聘时应尤为看重个人思想平衡力和毅力,以才取人。遴选是大学智库人才队伍建设的第一步,应从学历、学科背景、研究领域、年龄结构、实践资历等方面建立大学智库人才的选拔机制,挑选出能力强、水平高的研究人员。此外,大学智库人才的遴选不应囿于大学,为使大学智库研究成果能够贴近现实需求,人才遴选需秉着开放理念,鼓励聘请政府官员、企业精英等校外组织的知名人士参与大学智库人才团队。

二是完善大学智库人员交流机制。“旋转门”是美国智库人才队伍建设的一道独特风景,智库作为连接知识与权力之间的桥梁,“旋转门”使智库人才能够与政府官员在不同时期实现角色转换。完善大学智库人才交流机制应做到两点要求,一方面搭建大学智库、政府、企业之间人员来去自由的交流机制。另一方面,推进大学智库之间及大学智库与党政部门智库、媒体智库等人员之间互动交流,通过相互派遣访学、短期交流任职等方式,培养出高水平的智库研究人员。

三是创新大学智库研究人员整合机制。大学智库应打破边界堡垒,将各学校各领域专家学者整合起来,承担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重大问题的政策研究。大学智库人员整合可通过不同途径实现,如借助国家重大课题的攻克,将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专家整合到一起;在特定区域范围内,将不同大学智库人员整合到一起;发挥大学智库协同创新中心作用,实现大学智库人员整合。

四是改进大学智库人员考核评价及激励机制。《计划》要求“改进科研评价,把解决国家重大需求的实际贡献作为核心指标。”当前高校现有的评价制度中,评价内容倾向于常规教学,对教师从事智库职能研究关注不足。这不利于大学智库人员从事资政方面的工作,对大学智库考核评价指标应包括产出研究报告、所提交的研究报告得到采纳的级别及数量、被媒体采访、服务社会频次等重要方面。智库的产品主要为知识思想,如何激励智库科研人员积极思考尤为重要。对于激励数量多少适宜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有时,微薄的研究资金使得为政府承担政策研究的智库及学者很难完全覆盖其研究成本,[8](p125)这就不足以激励大小智库或学者,而激励过大则会使大学智库建设成本过高。

(五)充分利用先进技术,促进大学智库研究方法及手段更新。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端服务等信息技术的兴起,利用大数据服务政策研究必然成为一种发展趋势。为此,大学智库应在传统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上充分利用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改进研究方法,将定性研究、定量研究等多种方法相结合。为确保政策研究能得到数据支持和理论支撑,大学智库应积极联合学校、地方政府部门、社会企业等各方建立现代数据库,充分利用大数据,将原本碎片化的政策研究进行系统分析,通过历史规律变化,精准预测未来发展。在大学智库现代数据库创建过程中,政府应本着公正、公平原则,尽可能公开透明提供更多信息,政府部门的支持程度有利于推进大学智库现代数据库的建设,这也是实现高端大学智库发展的必然要求。

(六)拓展成果转化渠道,增强大学智库成果转化能力。

一是搭建合作与交流平台,加强大学智库成果宣传力度。针对我国决策咨询市场不健全问题,要进一步拓宽大学智库成果上报渠道,建立健全成果上报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制度,使高质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能够及时传达到决策者手中。此外,除了一年一度的大学智库论坛年会,大学智库应积极协同合作广泛增加更多的交流合作平台,如开办讲座、学术论坛、社会公益活动等,使社会公众能够及时了解和获取大学智库研究成果。

污水处理厂接纳的污水中有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工业废水主要来源为制药医疗行业、造纸企业、纺织印染纤维企业等其它生产废水,约占55%;生活污水约占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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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重视新媒体的宣传作用。过去,当智库做出新成果时,政策制定者就会自己找上门。而今天,传统的影响和政策研究的措施与以往相比较少,忙碌的政策制定者,平均每天只有30分钟来阅读,并对移动设备的依赖更高,而以PDF格式发布那些长篇报告对现代公众越来越不具吸引力。[1](p46)纵观美国等发达国家一流大学智库的成果传播过程,新媒体扮演着重要作用,极大地提高了成果传播的效率和广度。智库建设发展要有与时俱进的理念,主动适应不断发生变化的周围环境。高校智库在成果展现中除传统形式外要积极拓展新形式,如视频、音频等,这些新技术、新手段的使用可有效提高大学智库成果的推广力度及传播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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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再峰,司晓宏
《湖北社会科学》 2018年第04期
《湖北社会科学》2018年第04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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