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进行比较文学类型学研究时，时常会发现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中出现题材、内容相似甚至是雷同的现象，“二母共争一儿”的题材就是一个实例。《圣经·旧约·列王纪》有所罗门王断案的故事：两妓女争一子，所罗门王让砍为两半各拿一半，一女不忍，一女欣欣然，谁是生母一看便知。《古兰经》先知故事集之中，苏莱曼大圣断案的故事跟这个所罗门王故事如出一辙。[1]中德两部《灰阑记》同样也是二女争一子的主题。灰阑两个字指的是石灰，用石灰画一个圈，不准里面的人出来，由圈内处于竞争关系的两人（母亲）的差异化表现，以及由此折射出的不同人物心理，为判定者（即法官或包拯）判定是非曲直提供了决定性的依据。中德两部《灰阑记》是有联系的，布莱希特的戏剧作品《高加索灰阑记》中，在戏中戏开始之前就通过剧中人直接点明，它改编自一个中国的传说。两部《灰阑记》最大的相似之处，便在这灰阑的作用上，但它们不同之处也非常明显，其中母亲形象的不同，就体现出十分明显的中西文化方面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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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流域内退耕地和荒坡地建造经济林措施，能够有效地提高其保土能力，并增加当地经济收入。但如果在基本农田范围内栽种经济林，就改变了基本农田的土地性质，违反《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通过对治理措施与基本农田空间数据进行叠加分析，辅助管理部门和评审专家及时发现并纠正了治理措施中占用基本农田的现象。

中国元代李行道的杂剧《包待制智勘灰阑记》（以下简称《灰阑记》）的故事线只有一条，即张海棠嫁与马员外做妾并生下一子，之后马员外的原配伙同奸夫毒死马员外，嫁祸于张海棠并夺走张海棠的孩子。德国作家布莱希特创作于1944年的《高加索灰阑记》，讲述了二战时高加索村庄的废墟里，集体农庄改编《灰阑记》并表演。尽管表演者也承认故事取材于中国传说，但故事却未发生在中国，而是在古代格鲁吉亚。[2]戏中戏说的是因政治腐败，与波斯的战争失利，总督被捕杀，总督夫人弃城逃生，仓促中总督夫人一心只想着自己的首饰、衣服，忘记带走自己的小孩。之后孩子被侍女格鲁雪抚养。故事发展到争夺孩子的抚养权的时候，中国的版本体现出来的是正义获得彰显，生母赢得孩子，而《高加索灰阑记》反倒是养母获得孩子的所有权，伦理至上的原则在德国的这个故事版本中并没有体现。

两部《灰阑记》，每部各有两位母亲角色。四位母亲角色的异同既体现了故事时代背景的不一样，也有中西文化的差异。

1.基尼系数。基尼系数具有以下属性：转移性原则，即若将收入从富人转移到穷人手中，收入分配差异程度将降低；均值独立性，即所有人的收入同时翻番，收入变异程度不变；人口规模独立性，如果各收入阶层的人数发生同比例的变化，收入差异程度不变；可分解性，可按收入来源对收入差异进行分解。

格鲁雪与张海棠在角色上最大的不同，是她并非小孩的亲生母亲。因此她不可能天然就拥有对这个孩子的母爱。她对总督夫人儿子米歇尔的感情不是突然就变得深厚的，而是渐进的。总督夫人逃难后，是她发现了被丢下的孩子。别人警告她不要多管闲事，因为总督的嫡子意味着死亡的风险。她本来想等着孩子母亲回来找回孩子，但等了一晚无果，看着孩子平稳的呼吸和娇小的拳头，她突然焕发出母性，结果像小偷一样将孩子卷走了。为了孩子不至于饿死，她宁可高价买牛奶给他喝，没钱坐车，也设法隐瞒身份，想搭两位夫人的车脱离险境。她发现自己养孩子太困难，把孩子弄到安全地带，就偷偷送人，打算回去与逃难之夜订婚的卫队队员西蒙会和，但遇到捉拿孩子的伍长，这使她没法再按计划返回。带孩子逃亡，跨过看似必死无疑的索桥，共同的磨难使得她对孩子的感情进一步升华，从此她像一个真正的母亲那样对待这个小孩子。她在自己哥嫂面前隐藏孩子的身份，为了堵住附近人的风言风语，她听从哥哥安排嫁给一个寡妇将死的儿子，想自己变成寡妇以后，就没人再说孩子坏话。

（一）两位主母人物形象的比较

从孩子对于两位主母的意义的角度来讲，两位主母具有一致性，不管孩子是否是她们亲生的，孩子对于她们而言更多的是维护自己物质利益的工具和手段。

大浑家是一个非常典型化的人物，性格可以以“伪”、“恶”两字概括。文章说她一盆水洗完脸，就开得胭脂花粉店，但别人见她则夸娇艳，她的外貌是靠矫饰得来的，这是外形的伪。她遇到张海棠的哥哥，装作好人假意帮助他，实则设计陷害张海棠，歪曲事实，故意在马员外面前说张海棠哥哥是张海棠情夫，这是行为上的伪。而“恶”的一面她也体现得十分明显。大浑家一出场自己就说了，她贪慕赵令史的风流，要跟他做长久夫妻，因此才要毒杀亲夫。她自比老虎，说“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3]毫无愧疚感地毒害亲夫后又自然而然地嫁祸张海棠并夺走张海棠儿子。《灰阑记》里面的主要冲突是由大浑家造成的，中国戏曲讲究惩恶扬善，她就是里面“恶”的一方。大浑家登场的开场白便是：“俺员外娶得一个妇人，叫做甚么张海棠，他跟前添了个小厮儿，长成五岁了也”，[2]她的话既体现了她对张海棠的鄙视，也很好地说出了她跟张海棠之间的关系，从她的自白中甚至可以推断大浑家是不可能跟张海棠的儿子有母子亲情的。她之所以要夺走张海棠儿子，并非是自己跟孩子有感情并离不开她，而是怕孩子跟了海棠，他是马家子孙，将来要争家产。

与张海棠一样，格鲁雪同样也处在社会底层，她在剧中的身份是是女佣，但她却不是无助的，而是有着独立的人格。她靠当女佣为生，做事能干而且自信：当她出场被士兵西蒙取笑，她会骂回去，当逃难途中伍长威胁到孩子安全，她敢于抄起家伙偷袭，法庭上她敢反抗法官，甚至是痛斥制度的不公正，这些例子表明她熟悉社会状况，善于应变，敢于反抗权威争取自己利益。她的这种自信既是因为她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赚钱谋生，也来自于良好的家庭关系。格鲁雪没有嫁人也没有孩子，在家庭关系方面，她与张海棠是不一样的，张海棠是家庭的附庸，而格鲁雪却能感受到亲人的温暖。格鲁雪已婚的哥哥，是避难时理所当然求助的对象。哥哥虽然怕自己妻子怪罪妹妹“非婚生子”对家庭造成影响，他还是义不容辞地收留妹妹并尽力维护好姑嫂关系，为了妹妹的名声，也想办法出钱让妹妹嫁给一个将死之人，用一个名义上的婚姻关系保全妹妹与米歇尔的名声。

在马元外死后，张海棠被大浑家抢走儿子，不得不面对社会，而社会也压迫她。她所生活的环境是一个从上往下皆由金钱说话的环境，审案的太守虽居官位，不晓律令，只收银子，只听到张海棠娼妓出身，便认为不是个好的。官吏赵令史又是大浑家的情夫，街坊邻居、接生婆、给胎儿剃头的大妈等等都被大浑家收买，硬说孩子不是张海棠的，张海棠有口难辩。原以为公堂对质就能证得清白，但没想到迎来的是屈打成招的结果。从开始到故事结束，张海棠都是苦难的，忍耐的，逆来顺受的，她想要依靠别人，但往往发现无人可以依靠。她的人生可以说完全掌握在别人手上，若不是后来因缘巧合，获得包拯重新审案的机会，断然不会获得解救。

（二）孩子对于两位主母的意义

大浑家没有养过张海棠的儿子，马员外死后她却出钱收买邻里，贿赂别人说她才是孩子母亲。赵令史建议她说不如就把孩子给了张海棠，她回复说：“你也枉做令史，这样不知事的。我若把这小厮与了海棠。到底马家子孙，要来争这马家的家计，我一分也动他不得了。”她寄望于通过夺子，断绝张海棠及其儿子获得马员外遗产的后路。

对于总督夫人来说，儿子并没有物质重要，所以在匆忙逃难中，她在混乱中把自己儿子给弄丢了。在格鲁雪逃难的一年里，寻找孩子的只有要杀孩子的人，等战乱平息，促使她再度寻找儿子的原因是，自己的家回不去了，所有的财产也不再属于自己了，因为丈夫死了，儿子才是遗产继承者。正因为这样儿子才突然变得重要，她也急切地要找回儿子米歇尔，因为拥有儿子才能使她再度拥有物质。

中国《灰阑记》中，主母角色，也就是在家庭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女性角色是马员外的大浑家，这个人物在戏剧中并没有姓名。大浑家掌握着家庭经济，她并非孩子的生母。《高加索灰阑记》中的主母名字叫做焦尔吉·阿巴什维利，她是总督的夫人，也是小孩米歇尔的生母。

孩子对两位主母而言意味着物质、地位，而非亲情，正是这个共性导致了这两位母亲在法庭上表现的一致性。因为跟孩子没有感情，所以不会考虑孩子而只会想着自己的得失，在法庭上，她们才会在灰阑之中用力拉孩子，并不在意小孩是否会受伤。

三、两位获得孩子抚养权的母亲的人物形象异同

中德两个版本《灰阑记》中，两位最终获得孩子抚养权的母亲，她们之间存在着共同点，第一个共同点是她们的社会地位都很低下，在社会上处于弱势地位，另一个共同点是她们都关心和爱护自己的孩子。她们也存在不同之处，最大的不同是身份的不同，《灰阑记》中，张海棠是孩子的亲生母亲，《高加索灰阑记》中的格鲁雪只是孩子的养母。其次是性格方面的不同，这个是跟社会因素关系很大。

另一方面，在中方征税清单中，农产品是反制的重点领域。目前我国进口大豆占从美进口农产品总额的60% 左右。未来我国可能扩大其他大豆生产国进口规模（目前巴西占我国大豆进口量的1/2以上，大于美国1/3的占比），预计对沿海港口吞吐量的影响不大。

张海棠作为一个家庭妇女角色，在嫁给马元外做妾之前和之后，在家庭关系中都是处于附庸地位：未嫁给马元外做妾以前，张家家道中落，张海棠不得不卖俏求食。嫁人可以脱离这种营生，但其母亲却不为她高兴，因为“这衣食饭碗如何便割舍得”，[7]张海棠的哥哥一方面默认妹妹养家的事实，一方面怪她辱没门楣，让他无法在人前做人，对她非打即骂，在家庭里她毫无地位可言。嫁到马员外家之后，张海棠生得个五岁儿子，丈夫甚是喜爱，但家里面掌管财务是大浑家，张海棠需要看着大浑家的脸色生活，自己哥哥回来讨钱不敢帮忙，得到大浑家首肯后把自己的衣服首饰拿给哥哥，也被大浑家趁机间离兄妹关系，并在丈夫面前栽赃说她养奸夫，让她有口难辩。马员外听信大浑家的话后又气又渴，要喝汤，大浑家趁机在张海棠煮的汤里下毒，又让张海棠端汤过去，于是张海棠没了丈夫。离开了母亲哥哥的张海棠，在新的家庭关系中同样也处于弱势。

从人物塑造方面来看，中德两部《灰阑记》的主母都是扁形化、平面化的人物，人物特点也非常符合中西文学中人物塑造的规律。大浑家在这部剧中是搽旦，又是恶人，具有高度脸谱化的特点。中国传统戏剧中的人物，忠是忠，奸是奸，没有中间地带，大浑家这个角色也是这样的，因此她的外在形象是丑恶的，言行举止是奸邪的，行为动机是恶毒的，她是个一黑到底的人物，看不到任何善的因子。《高加索灰阑记》的主线也发生在古代，这部作品虽然传达的是现代化的革命的观念，里面的总督夫人却是一个概念化的古代贵族妇女角色。作为一个贵妇人，她关注物质、衣物，人生目的是物质享受，孩子扔给奶妈照养，母子亲情的东西体现很少。剧中她对孩子养母格鲁雪的敌意完全是阶级对立的自然流露，当见到由平民养大的儿子米歇尔，她关注的只会是他“一身破烂”，“猪圈里出来的”。与大浑家相比总督夫人根本算不上是恶人，最后法官把小孩子判给孩子养母，更多的理由是贵族阶级教育出来的会是人民的剥削者、人民的敌人，在总督夫人身边，米歇尔极有可能最后变成人民大众的对立者。

在本剧中，孩子虽然是推动情节走向的关键，但剧中情节并没有体现过他与张海棠、与大浑家的互动，使得张海棠最后证得清白的，靠的是伦理亲情，是血缘和母子之爱。

若从善恶的立场来看，《高加索灰阑记》中的总督夫人焦尔吉·阿巴什维利与中国《灰阑记》里的大浑家有着本质的不同。总督夫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坏人，但她不是合格的母亲。她登场的第一句话就是抱怨她的宫殿是贫民窟，还说她丈夫修这高楼大厦是为了儿子而绝非为她。[3]倒行逆施的总督在波斯战争失败遗憾因为暴动被抓，即将逃命的总督夫人虽然想着带走孩子，但她在逃难前更加在意的是自己的衣物，结果忙乱中仆人找到了衣服却丢了儿子。战乱平息后，她指派的伍长轻而易举地从格鲁雪那里抢回了儿子，这说明找到儿子对于她来说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而在动乱结束之前，她却没有显示过寻找儿子的迹象。

二、两位主母的的比较

拓展训练对于体育教学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协调能力、组织能力等都有着提升作用。体育运动可以让人保持开朗的心情，并且在扩拓展训练中，学生可以培养自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也可以增进同学之间的友谊，增强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使学生拥有良好的合作性和团队精神。所以，不论当地教学条件如何，在体育教学中学校应当尽量给予支持和鼓励，多开展拓展活动。

恰恰是因为她是一个未婚女人，并没有做过一个孩子的母亲，因此布莱希特通过大量的篇章书写她与孩子的互动，使得她在之后夺取孩子的表现显得可信。布莱希特这篇戏剧的主线就是格鲁雪历经磨难把米歇尔留在身边的过程，从格鲁雪带走米歇尔到米歇尔被绑走这个阶段，可以看出格鲁雪很机智，她有自己主体性和独立思想，她对幸福善于主动争取，是善良有爱的好母亲。遇到孩子的最开始她犹豫，怕带走贵子引火烧身，再到她逃亡时伪装自己身份，与两个太太周旋，这些行为变化说明她对社会有清醒的认识，也显得她是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个扁平的符号。

作为一个社会的底层人员，尽管她有着坚强勇敢的个性和独立自主的人格，但与张海棠一样，格鲁雪对孩子的命运没有掌握主动权，最后法官判定孩子归她，很大一部分因素还在法官阿兹达克身上——他是一个乱世中的无赖，不是真正法官却被被民众推上法官座位，他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因此格鲁雪最后获取孩子的胜利，与张海棠一样具有很大偶然性，换一个法官，同样很难是这样的结果。

四、结论

中西两部《灰阑记》，都通过法官用灰阑划出一个范围，让剧中出于竞争关系的两位母亲争夺孩子，并判断谁是真正的母亲，然后把孩子判给应当判给的母亲，并对“假”的母亲加以惩罚。在这两部戏剧里面，赢得孩子的两位母亲，其中中国版本里面的母亲靠的是自己跟孩子的血缘关系获胜，而德国版本中母亲胜利的原因是平民法官不想让孩子最终成长成为暴虐的统治者因而否定了对孩子没有感情的生母的养育权。两部戏剧通过不同的胜利者母亲角色体现出了中西文化极大的不同。在中国文化中，天地君亲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是维系社会正常运行的重要基础，是不容破坏的，因此谁和孩子是血亲，谁的母子利益就不容被侵犯。而在西方的故事版本中，在革命的关系里，伦理反倒成为次要的因素了。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封建统治是被冲击和破坏的对象，这样的环境里面暴虐的统治者其后代在毫无同情心的母亲的监护下必然会成为暴虐的统治者，因此作者会倾向于有一位正直的、能够引导其健康成长的母亲来做他的监护人。一个非孩子血缘关系的母亲最终取得胜利，这在中国的文化里面似乎是一个不可能的结果，但在这篇《高加索灰阑记》中，作者却通过“革命”颠覆这种看似不可推翻的血缘关系，最终提出谁对孩子真正好，谁才是孩子真正的母亲这样的结论。

2015年版《中国药典》（一部）含人参成方制剂的归类与分析…………………………………………………… 万茜淋等（1）： 69

参考文献：

(1)路堤表面工后沉降曲线大致呈“勺”形，处理前，工后沉降最大值为6.7 cm，地基处理后，工后沉降值减小至2.2 cm。原因在于地基处理使地表沉降明显减小，路堤表面工后沉降也随之减小。

[1]曹顺庆.比较文学教程[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160.

[2]张黎.布莱希特戏剧选(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257，264.

[3](元)关汉卿，等.元杂剧精选[M].太原：三晋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