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汉代，今湖南湘阴地区就有烧窑记录，隋朝及唐代中期达到顶峰，因唐代湘阴隶属岳州，故而湘阴窑被称“岳州窑”。岳州窑是我国著名的青瓷窑口，隋唐时期的岳州窑青瓷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其独特的造型和新颖的纹饰超凡脱俗，在当时不但受皇室及朝廷官员们的偏爱，而且也赢得许多外国王室及贵族们的青睐。现代考古学的大量发现与研究证明，岳州窑之所以绚烂多姿，不仅因其积淀了中华民族深厚文化底蕴，也得益于西域各国多彩的艺术文化，是多元文化交流、吸收互融的成功范例。

传送到车轮推进车辆运动的能量至少来自两种不同的能量转换装置(如内燃机、燃气涡轮发动机、斯特林发动机、电机、液压马达、燃料电池等)；这些能量转换装置至少要从两种不同的能量存储装置(如燃油箱、蓄电池、飞轮超级电容、高压储氢罐等)中获取能量；从储能装置流向车轮的这些通道中至少有一条是可逆的(既可放出能量也可吸收能量)，并至少还有一条是不可逆的；如果具有可逆能量传递路线的储能装置供应的是电能，则称为混合动力电动汽车。按最新的国家定义，除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称为新能源汽车外，其余的混合动力汽车只可称为节能型汽车。因此，本文将重点对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进行较为深入的介绍。

1 岳州窑胡俑有别于唐三彩的艺术特色

20世纪70年代，西安、洛阳唐墓中出土了大量唐代三彩釉陶器（俗称唐三彩）。这些唐三彩无论是在造型上还是颜色上都极具魅力，反映了唐代历史文化的盛世风采。从出土的唐三彩制品中发现了部分风格独特、造型各异的人俑，其目深鼻深且满脸络腮胡，在衣饰上也与中土有所区别，多为紧身窄袖衣，头上带着尖顶帽或四檐毡帽，这类人俑就是胡人俑[1]。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南省的岳阳、长沙及其周边地区连续出土了大量隋唐时期岳州窑烧造的陪葬胡俑，其种类也颇为丰富。同样作为葬品的胡俑，与驰名中外的唐三彩胡俑相比，江南岳州窑胡俑的影响力及受关注度并不高，但不论是烧制工艺、形制、质地、人物造型及色彩都有别于唐三彩胡俑[2]。

1.1 烧制技艺与制作工艺不同

唐三彩属于低温釉陶器，是以细腻的白色黏土作胎料，将白色黏土捏制成形，经修整、晾干后，采用二次烧成法，先置于1000℃窑内烧制，冷却后再上釉挂彩，最后入窑焙烧至800℃即可，其成品胎质白中泛浅红、浅黄色，釉色斑斓多彩、富丽堂皇[3]。

作为唐代六大名窑之一的岳州窑，开创了史上“最早的青瓷、最早使用匣钵装烧、最早的官窑、最早的釉下彩”的先例，其青瓷烧制工艺及釉下彩工艺在中国陶瓷发展历程中写下了重墨浓彩的一笔。从目前已出土的隋唐岳州窑胡俑的质地来看，有陶质与瓷质两种。在数量上，陶质胡俑更多一些，岳州窑胎色以灰白、灰色和灰黄3种颜色为主，釉色则以青绿、青黄两种为主，烧制温度在1150～1200℃，质地较胎质松脆的唐三彩更为坚硬，瓷质胡俑釉质均匀莹润，给人一种玻璃质感。从制作工艺来看，隋唐岳州窑烧造的胡俑多数是捏塑成形待胎体达到半干状态时，再使用刻刀对人物头发、五官及衣饰等进行仔细加工，之后再施釉，一次烧制而成[4]。较之唐三彩胡俑，经过雕刻的岳州窑胡俑的形态被刻画得更细腻入微、栩栩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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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胡人”到了钱葱，似乎就消失了，秀容川还打听到一条匪夷所思的消息：秀容月明的妻子越秀在这里住过，而且她挺着大肚子，就一个人住在这里。

1.2 胡俑的形制与色彩不同

唐三彩胡俑姿态丰富多样且色彩较为鲜艳，或体态健硕，或喜笑颜开，或低头深思，或手上架着老鹰。而从已出土的岳州窑胡俑来看，并非模仿唐三彩胡俑，尽管均是沿着丝绸之路而来的粟特人、波斯人、大食人(阿拉伯人)等西域胡人。但是从外貌、形制、装束、色彩来看，岳州窑胡俑塑造的人物身份多处于社会中下层，以商人、工人及士兵为主，鲜见身居高位的文武官员。可见，岳州窑工匠对胡俑的塑造并非模仿，而依赖于自己对胡人的观察。

从形制上看，岳州窑胡俑体量较小，高度多在10cm～30cm之间，在体格上也不太健硕（见图1），仅胡人武士俑稍大，达50cm（见图2）。

2 岳州窑胡佣随葬文化及其生成土壤

2.1 隋唐随葬文化的演变与胡俑的出现

从先秦两汉开始，西域与中原分分合合，贸易与战争频繁交替进行，大批西域使者和商人纷纷进入中原，并定居或杂居于北方地区，形成颇有影响的特殊社会群落。神秘而独特的西域文化和西域人群（胡人），以其奔放和充满张力的美，吸引了越来越多中原人的注意力。从隋末唐初开始，以胡人形象为原型的陶制胡俑开始出现，并成为中原达官贵人厚葬的冥器“标配”。唐朝初期，国力强盛，奢靡之风盛行，朝廷甚至还对不同官阶的胡俑随葬品数量进行了规制，胡俑的随葬成为上流人士社会地位与死后奢侈生活祈愿的标准。

先秦以前，贵族希望在死后能拥有与生前同样的荣华富贵，所以他们往往在下葬后还要一些奴隶活人殉葬。随着奴隶制度的衰落，封建社会的逐渐形成，贵族们开始用人形陶器替代活人作为殉葬品，西安的兵马俑就是典型代表。现代考古发现两汉时期开始有少量贵族墓葬中有陶制人俑随葬，随着唐代陶瓷工艺以及雕塑、建筑艺术的繁荣，陶制人佣作为随葬品“冥器”逐渐兴起。

  

图1 岳州窑持杖胡人俑

  

图2 岳州窑胡人武士俑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3]21

随着北方贵族厚葬文化的南渐，以及大批西域商人及工匠、士兵乃至平民从西安、洛阳等胡人聚居地逐步南迁进入长江流域。胡俑及其所代表的厚葬文化作为北方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北方官员的南迁，在长江流域地区日渐兴盛。安史之乱后，尤其是晚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战乱频仍，西域与中原的陆上商品交易与文化交流被战火阻断，西域文化在中原日渐式微，胡俑作为随葬品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唐三彩被大量发现于唐朝初期与中期的洛阳等北方地区，而岳州窑胡俑大批出现在唐中后期，恰恰是因为北方随葬文化南渐的时间差造成的。

教师还应该认识到幼儿之间的差异性，在区域活动中采取因材施教的教学模式。同时，幼儿园应该和幼儿家庭之间保持密切的沟通和交流，因为家庭是每位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其在幼儿的成长和学习中有着很大的影响。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周期邀请家长参与到区域活动中，让家长和幼儿在活动中展开互动，以此来了解幼儿在园中的实际情况，提高幼儿园区域活动教学效率。

2.2 社会稳定与民族大融合

不同文化的影响从来就不是单向的，胡人在被中原汉文化同化的同时，事实上也在影响着汉文化。“女为胡妇学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唐代胡乐、胡舞多有记载，在中原斯文内敛性的文化中融入具有异域张力的美感，使得两种文化得以互补、融合与发展。隋唐时期是一个极具开放性、开拓性、包容性的时代，丝绸之路更是使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得到了高度融合与发展，隋唐时期中央政府极具开放包容对外政策，对中西文化的交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古代社会，民族文化的融合是征服与被征服的社会实践形成的。胡文化是纯粹的游牧文化，而汉文化是渔猎农耕文化。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东汉时期“胡服、胡帐、胡床、胡板、胡笛、胡舞”，再到北魏孝文帝南迁后的一系列胡汉融合政策，至隋唐，中原与西域交往愈加频繁，尤其是唐太宗打败突厥后，唐代社会长期稳定，且经济繁荣，此时，大量胡人涌入唐王朝各地。

在大坝下游空地上建200 m3的泥浆储备池、泥浆回浆池各一座。搭建400 m2泥浆搅拌工棚，配置4台1.5 m3泥浆搅拌机，4台泥浆泵24小时不停地向坝顶槽孔供应泥浆。造孔泥浆供应管路为3寸钢管，沿坝轴线铺设，每20 m设一泥浆供应阀门，以及时满足各施工槽孔所需泥浆。

岳州窑的繁荣时期正处于唐代，唐王朝鼓励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互通有无，唐人对胡服、胡乐及胡舞等外来文化都十分喜好。正是这一系列对外政策的影响与大唐的繁荣昌盛，吸引了许多西域胡人来大唐经商、谋生。部分胡人甚至通过战功或参加科举考试进阶上流社会，但更多的是在大唐及西域往返经商的商人及从事各行各业的一般劳动人民。这些胡人带来了多元、丰富、庞杂的西域文化，影响着隋唐社会现实。

  

图3 牵马胡人俑

  

图4 架鹰胡人俑

不难想像，随着胡人不断深入王朝内地，往来江南的胡人也越来越多。从出土的岳州窑胡俑形象来看，当时来湘胡人应当不少，以商人、士兵、“打工仔”居多（图3、图4）。为了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岳州窑以广博的胸怀，兼收并蓄，将胡文化与本土精湛工艺结合，不但满足了本土随葬文化的需求，还通过丝绸之路将精美的青瓷传播到了世界各地，极大促进了岳州窑的发展，提升了岳州窑的影响力。

2.3 北方丧葬文化向南扩张

尽管湖南位属江南地区，但随着大一统的实现，来自北方的贵族及官员带来了北方丧葬文化，湖南上流社会也开始热衷于胡人俑陪葬，尤其是到南方来做官的北方人成为了这股丧俗文化的核心力量，岳州窑生产的大量胡人俑，主要是迎合上流阶层陪葬之需要。长沙、浏阳、湘阴等地出土的岳州窑胡人俑多出自隋唐墓葬，尤其是盛唐墓。可见，岳州窑胡人俑陶瓷也是江南地区汉文化与西域胡文化大融合背景下北方丧葬文化南扩的产物之一。

胡人俑陪葬品的出现与陆上丝绸之路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从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始，陆上丝绸之路不断发展，至隋唐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越来越多的西域胡商集聚在丝绸之路各个要塞，长安、洛阳两地的胡人更是数不胜数。随着胡人不断参与社会各项事务，在王朝都城率先出现了陪葬胡人俑，到贞观时期，烧造胡俑用来陪葬已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流行现象[5]。

IMT（内中膜）大于等于1mm评定为IMT增厚；IMT局限性增厚大于等于1.5cm，突出管腔，评定为斑块形成。

公元8世纪中叶，安史之乱致使唐朝北方战乱，陆上丝绸之路受阻，规模逐渐下降。到晚唐时期，胡商和驼队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大不如前，对社会的影响力下降，胡人俑随之失去其存在的社会土壤，便难以再出现于墓葬中了。

3 胡文化对岳州窑陶瓷发展的深远意义

3.1 推动了岳州窑陶瓷的审美变革

在汉末及两晋时，岳州地区生产的陶瓷多以几何印纹、连珠形点彩装饰。到南朝及隋唐，青瓷以莲花作为主要装饰，粗陶坛、罐中也出现块状酱釉装饰。随着这一时期胡文化元素对中原及江南地区文化艺术的不断影响，岳州窑陶瓷在人物素材、景物构建等方面都出现了变化，出现了胡人、骆驼、骏马、雄鹰等西域文化符号。在具体表现手法上，岳州窑陶瓷采用“捏塑+刀刻”，与以釉彩为主的唐三彩相比，更加精致生动[6]。唐代岳州窑，以其独特的造型和新颖的纹饰，超凡脱俗，不同凡响，成为了一代青瓷之冠。岳州窑之所以能够如此灿烂，不仅是由于汉文化积淀千年的深厚文化底蕴，也得益于西域各国多彩的艺术文化。

3.2 丰富了岳州窑陶瓷种类

早期岳州地区生产的陶瓷是以广口大平底碗为主，主要用于生活饮食，仅有少量的兵阵俑、伶人俑、侍女俑及各类走兽家禽俑，几乎没有牵马俑、武士俑。

到隋唐时期，随着大量西域商人、雇佣兵、打工者、放牧架鹰人涌入湖湘大地，尤其是随着北方丧葬文化南扩，岳州窑除了生产碗之外，还生产了各类的陪葬俑，牵驼俑、架鹰俑、武士俑等胡人俑（图5）。从随葬的胡俑种类来看，岳州窑烧造的胡俑十分多样化，仅比唐三彩略少[7]。

3.3 为岳州窑赢得了广阔发展空间

隋唐是中古时期的黄金时代。随着江南地区西域文化的涌入，两地经济文化进行了广泛交流，岳州窑陶瓷逐渐成为重要的出口物资。岳州窑生产的具有西域文化元素的陶瓷，不仅为隋唐上流阶层所喜爱，而且还受到了外国王室的推崇和上层社会的追捧，加速了岳州窑的对外交流，使岳州窑获得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8]。唐代岳州窑陶瓷不仅通过陆上丝绸之路销往西域（今中亚、西亚、东欧），随着唐代航海技术的发展，还经湘江，入洞庭再顺长江入海，到广州或宁波换乘远洋轮船运往世界各地，为海上丝绸之路添砖添瓦。

3.4 为当代岳州窑恢复树立了典范

民族文化的交融，推动了岳州窑变革，使岳州窑陶瓷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同，也赢得了更广阔的发展天地，促进了其对外传播。隋唐时期，岳州窑陶瓷产品远销西亚、中亚与东南亚。隋唐时期的岳州窑作为民族文化融合的光辉典范，是跨文化交流与互融的成功范例，影响深远。在当代岳州窑恢复进程中，不仅要与地域文化结合起来，与区域经济结合起来，还要具备广博的胸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只有兼收并蓄，以开放的姿态不断创新，恢复起来的岳州窑才能更具生命力、更有持久性。而如何让岳州窑陶瓷与本土文化、外来文化、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结合起来，这是岳阳陶瓷人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

  

图5 牵驼胡人俑

4 结语

隋唐时期的岳州窑陶瓷为研究这一时期我国与西域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联合创新，文化相融，注定造就新的文化。千年前，江南地区的汉文化与来自西域的胡文化在文化交融中推动了岳州窑的发展，这是时代的烙印。诚然，不论是古代陶瓷或者是现代设计，文化交融推动技艺变革是必然的。来自西域的胡文化多元多维度、丰富而庞杂。在胡文化的影响下，岳州窑陶瓷并没有失去本身的优点，而是继承传统优秀的工艺和造型，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闪烁着各民族文化和各地域文化交融、交相辉映的异彩。兼收并蓄的隋唐岳州窑陶瓷集“精湛工艺与艺术”为一体，通过“丝绸之路”远走世界各地，其既为自身发展赢得了更广阔的空间，同时也增强了世界各国对中国陶瓷文化的认知。

注：本文所载图片均来源于中国文物网。

参考文献

[1]李耕.西域文化浅谈[J].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4):76-80.

[2]仲高.丝绸之路西域文化研究轨迹[A].龟兹学研究（第五辑）[C].2012:13.

[3]陈联众.明代永宣青花瓷器与西域文化[J].文物春秋，2008(1):16-19.

[4]苏沛权.青花瓷与中外文化交流[D].暨南大学,2005.

[5]赵德云.汉唐时期中国瓷器造型中罗马文化因素的初步考察[D].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

[6]周世荣.岳州窑源流初探[J].江汉考古，1986（1）:71-79,

[7]王瑜.长沙窑陶瓷艺术和西亚文化交流[D].景德镇陶瓷学院硕士论文，2012.

[8]陈锐.岳州窑胡俑[J].收藏界,2013(3):6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