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起传送情报用过的针线包（现珍藏于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

位于山东省菏泽市的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展厅里，有一件文物是一个小小的针线包。虽然它看起来很不起眼，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却发挥了重大作用。它的主人叫朱文起，是情报战线上的巾帼英豪。当年，这个有着一双“解放脚”的农村大婶，靠着这个针线包作掩护，为我军传送了大量机密情报。

讨饭大婶成为地下交通员

1941年冬天的一个傍晚，鲁西南定陶县（今菏泽市定陶区）城北五公里游集村西头一处破落的院落外，响起几声清脆的敲门声。女主人朱文起打开院门一看，原来是夫家的亲侄子游文斋。

游文斋1916年出生于定陶县，1938年5月参加了革命组织“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6月任中共定陶特支书记。他带领全县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同日伪军展开尖锐的政治军事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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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下半年，随着日伪军的多次残酷扫荡和接连不断的天灾，定陶的抗日形势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革命越困难越离不开情报工作，游文斋等共产党人知道情报工作的重要性，一直都在大力加强情报工作建设。日伪军自然也非常清楚情报工作的厉害，一双双贼眼天天都在搜寻共产党的地下情报交通员。定陶特支的情报工作屡屡遭到敌人的破坏。几个男交通员不是被捕就是牺牲了，最后一个交通员杜克敏也被敌人抓住残酷活埋了。定陶特支的情报工作一时陷入瘫痪状态。游文斋费尽周折，一直找寻着合适的人选继续情报工作。

这天，游文斋突然想起了一个最佳人选，那就是他的四婶朱文起。一来朱文起虽然还不到40岁，但岁月的沧桑已在她的脸上刻满皱纹，看起来足像50多岁的妇人了。敌人可能压根儿也不会想到，一个经常外出讨饭的老妇人会是共产党和游击队的地下交通员。二是她办事向来干净利落，不仅能说会道，人也非常机灵。三是她有着一双当时妇女很少有的“解放脚”，又四处讨饭走惯了，传送情报走起路来根本不成问题。游文斋将他的想法告诉了定陶特支的同志，大家都非常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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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起出生于1905年，20岁时嫁给游文斋的四叔游兰馨。不幸的是，游兰馨1940年死于饥荒。朱文起独自一人抚养三个孩子，极其艰难，一年中大半时间都领着孩子在外乞讨。虽然一贫如洗，但是她为人刚强正直，颇具正义感。因为游文斋参加了革命，家族中人都没少受牵连，她不仅没有说过一句怨言，还一直鼓励侄子跟着共产党好好干。游文斋也经常对她进行启发教育，说只有在共产党的带领下，才能打跑日本鬼子，中国人民才能真正建立起有吃、有穿、有自由的新国家。

朱文起一听游文斋说明来意，犹豫了片刻，说：“我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行吗？”

过城门的时候，她同一个负责盘查行人、听口音是本地人的伪军攀起亲戚：“大兄弟，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你大姑家的本家堂嫂子啊，你那次走亲戚咱们还说过话来着。”那名伪军被唬得一愣一愣的。等到检查朱文起的时候，这名伪军随便翻了一下篮子，就放她进城了。当天夜里，城里的地下党组织就把朱文起送来的这些传单贴了好多地方，弄得敌人惶惶不安。

1942年9月，定陶县委安排朱文起往日伪军占据的县城送一批传单。朱文起将传单放在篮子的最底层，上面放上一些青菜和鸡蛋，装作要赶集的样子。

朱文起还在定陶县区武装和军分区之间来回奔波，传递了一份又一份重要情报，为我军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小小的针线包藏着大情报

1942年春，中共定陶县委成立后，朱文起继续负责定陶县委和地委、地委敌工部的联络工作。当年5月，定陶抗日县政府武装科成立了，她又担负武装科以及县大队和鲁西南军分区的联系。她昼夜奔波于根据地和敌伪统治区之间，每天奔走五六十公里是家常便饭。

过日伪军岗楼时，朱文起想起游文斋的嘱咐：一定不能紧张，不少交通员就是因为心神不定和胆怯被看出破绽的。她稳了稳神，继续往前走，一个日伪军斜着眼睛瞅了她一眼，她马上瞪起眼珠子回敬了过去。日伪军问她针线包里装有什么东西，朱文起从中快速拈出几根明晃晃的纳鞋底大针来，朝那小子眼前一晃，那家伙吓得往后一趔趄，不耐烦地摆摆手让她走了。到了鲁西南地委驻地，她通过暗号接上头后，将情报交给了地委。

后来，她又接连在特支和地委之间传送了几次情报，均出色圆满地完成了任务。1941年底，定陶特支根据朱文起的表现，批准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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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朱文起·

朱文起又挎起篮子外出讨饭了。不过，篮子中这一次比以往多了一样东西——针线包。那时候，妇女有针线包是很平常的事，而这恰好能把字数不多、纸张不大的情报藏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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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年轻人都不怕，我这个老婆子还怕啥？我也看准了，不把鬼子赶走，没有咱老百姓的好日子过。文斋，你说咋办吧，婶婶今后听你的！”

“行！只是这个工作挺危险的……”

1943年夏，游文斋交给朱文起一份紧急情报，要她务必在第二天天黑前把情报送到地委。这次，因为情报纸页多，针线包放不下，朱文起就把情报折叠整齐后藏在贴身内裤的口袋里，装扮成乞丐又上了路。在经过定陶与菏泽交界处的一个敌岗楼时，她和行人被四个日伪军挨个盘查搜身，她的破竹篮也被翻了个底朝天。接着，日伪军又将她的衣服口袋翻了个遍，但一无所获。

式中：Z1、Z2为河底高程，m；Y1、Y2为断面水深，m；α1、α2为动能修正系数；he为水头损失，m；L为断面平均距离，m；Sf为两断面间沿程水头损失坡度；C为水头损失或扩张系数。

敌人不死心，又把她拉到炮楼内盘问，并威胁说要把她送交日军宪兵队。原来，朱文起经常来往于这条路，已引起他们的怀疑。于是，朱文起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大哭起来：“你们有种上战场上打去，欺负我一个要饭的老婆子算什么本事……”哭闹了一阵，敌人看不出什么破绽，只得把她放了。

最精彩的还是在歼灭大土匪、汉奸王子杰的战斗中，朱文起的情报工作发挥了巨大作用。“天上有个老天爷，地下有个王子杰”，这是抗战时期定陶一带群众的口头语。王子杰是定陶本地的巨匪，一贯无恶不作，1945年初公开投靠了日军，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欠下定陶县抗日军民无数血债。

朱文起完成任务后，又带来了地委转交县委的急件。为了安全，她不能再从原路返回了，只好等到夜里从封锁沟中爬过去，天明才返回县委。

一双脚跑出一个又一个胜利

接着，游文斋将朱文起的情况向鲁西南地委作了汇报，地委批准了这一人选。从此，朱文起就以讨饭和卖针为掩护，正式挑起了定陶特支地下交通员的重任。

1943年6月24日下午，我党得到一份日伪军一个中队次日要去田集区“扫荡”的情报，要朱文起当晚务必将情报送到田集区游击队。朱文起一路攀越了三道封锁沟，闯过了两道敌哨岗，终于在晚饭时间将情报送达目的地。次日一大早，游击队在日伪军的必经之地早早地埋下了地雷和伏兵，歼灭日伪军18人。

日伪高庄据点是位于定陶城西南的一个大据点。1944年2月20日下午，朱文起从军分区取来重要情报，即驻菏泽日伪军1 000余人当天一早去北边100公里外的梁山县“扫荡”了。定陶县委和县大队决定抓住这一时机，拔掉高庄据点这颗“钉子”。当天晚上，定陶县大队经过大半夜激战，终于端了这个敌军据点。次日上午，等日伪军从梁山赶到高庄据点时，看到的已是一片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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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春，鲁西南军分区决心铲除王子杰。王子杰部有3 000多人，装备又好，我军在实力上不占优势，要消灭他，必须对其兵力部署了如指掌。王子杰的警卫排长秦锡爵是中共地下党安插的内线，获得情报问题不大，问题是怎么把情报传递给军分区。组织又把这一艰巨任务交给了朱文起。

朱文起扮作媒婆来到王子杰驻地，机智地同秦锡爵接上了头，并获取了机密情报。

1945年4月5日，我军根据朱文起送来的情报，将王子杰部包围，消灭该部2 000多人。王子杰带着1 000多人冲出包围圈，逃到日军据守的定陶县城。日军对反复无常的王子杰也充满戒备，命他们驻守东南西北四关。

接下来，朱文起又以要饭为掩护，来到四关侦察，发现了王子杰在南关的新住处。于是我军立即准备夜袭南关。谁知，狡猾的王子杰带着少数警卫人员又跑到北关去住了，这次行动没能抓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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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日后，王子杰悄悄隐藏到定陶城北十几公里的常店村。当天晚上，秦锡爵以巡查岗哨为名，骑马疾驰到附近的邵楼村，将情报交给地下党员孔耀坤，并请他转交给朱文起。朱文起白天传送情报跑了四五十公里，已经累得够呛了。她夜间10时左右接到情报后，又立即直奔25公里外的我军指挥部。凌晨1时许，朱文起将情报送到目的地后，就一下子瘫软在地。我军马上集合部队直袭常店，终于擒住了王子杰，将其公审后枪决。随后，地委、军分区召开庆功大会，给朱文起记特等功一次。

解放战争时期，朱文起根据组织安排离开情报战线，从事妇女工作。1955年，朱文起响应党的号召退职回家，1982年10月病逝，享年77岁。

In a typical procedure, Cu2–xS powders were prepared by the sol-gel method. The operating mode is similar to that followed by Riyaz et al. who synthesized only the covellite phase CuS[14]. However, three different phases were obtained by annealing in this study. Fig. 1 displays the operating 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