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育人、成人、成己的学问。人的化育不只是知识的学习、技能的精进，更为重要的是心灵的启迪、精神的陶铸、生命的绽放，它与文化息息相关。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公民在举手投足之间会有着不同的精神气概与心灵气象。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科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卦·彖传)。时代发展到今天，中国人的生命气象已经悄然发生转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良好的理论根基，指引着中华民族不断地发展与进步。建立文化强国、提高文化软实力的迫切需要已经成为时代所趋。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文化”的思考和要求提得非常精彩：“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建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文化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文化建设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是提升民族在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的重要途径。植根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中，寻中华文化之根，忆华夏文明之魂，立足古今，沟通中西，不断推陈出新，方能铸造新时代之中国精神，彰显民族之气节。教育在传承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影响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给予了中国教育深远持久的影响，所以教育又植根于文化。因此，只有基于中国文化的中国教育学才能真正具有扎实的根基，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教育学科之林、才能在世界教育改革中居于重要的地位，才能彰显出中国的特色。

一、基于文化的中国教育学：文化是中国教育学的根基、魂魄和内在心灵

近代以来，确切地说是清朝末年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原先在文化上有“唯我独尊”之气概的中华传统文化遇到了西方以理性启蒙与民主科学思想的冲击，显得风雨飘摇，甚至连众多坚信于传统文化之伟大力量的中国学术大家、政治家纷纷感叹“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这一“周秦之变”的“变局”不仅是时事与政治的，更是文化与心灵的。在数百年的思想史进程中，我们看到了如走马灯般转换的各种思潮与主张，听到了各种可以开风气之先、执思想牛耳的引自于西方的学说与立场。但在其中，像受教于美国哈佛大学保守主义人文学者白壁德(Irving Babbitt)教授的若干学生，以及吴宓、陈寅恪及“学衡”派的诸君，在《东方杂志》上撰文的杜亚泉等，这些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奔走相告的学者们的贡献、思想与主张却被长期忽略了，也没有得到历史应有的积极评价。借鉴国外先进的思想与文化，这是现时代发展的重要方向与路径，但问题在于，我们没有理解，引进国外先进的思想与文化并非要成为与这些国家一样的国民。如引进进步主义教育方案并不意味着要成为美国的国民，引进瑞吉欧教学模式并非要成为意大利的公民，引进华德福教育思想亦非要成为奥地利、德国的国民，这既不可能，也很荒谬。之所以要引进、吸收、消化、学习，其目的是要吸收各国教育之所长，再造中国文化之魂魄，使得中国文化的内在心灵更加丰富、更加完善、更加积极。文化总是中国教育学的根基，无论如何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与文化，我们总是要不断改进与建成具有浓郁中国文化特色的教育学。“吾人今日所居者，二十世纪之世界也。政治、法制、学术、生计，无一事不大异畴昔。以吾辈之身，犹守张南皮(笔者注：张之洞)之说，傲然以东方文化骄人。与其出之以补苴罅隙之上，反不如平地起楼台为得。”[1]

三是关注边缘声音的浮现与书写。在台湾文学史脉络之中，许多以往被忽略的边缘性声音应该重新被思考、被关注。台湾“重写文学史”的多元化诉求，以及对于以往的中心与边陲、经典与通俗、男性文学与女性文学二元对立关系的质疑和重新考量，都是一种“去中心”的做法。在文化研究的导入过程中，以往被压抑和被忽视的女性文学、原住民文学、底层文学以及被遮蔽的文学创作重新浮出了地表，进入我们视野之中。文化研究创造性地挑战了传统文学史的僵化立场、评价体系与言说方式，同时也拓展出一系列新的论述空间。

同时，在中国教育学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往往容易受到西方所谓“普世理念”的倾销与影响。我们需要警惕的是，这种倾销与影响其实是“教育殖民”的反映与体现。事实上，用一种文化来统摄世界各个地区、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文化是危险的，也是有害的，会造成文化差异性与多样性的缺失。“普世理念”这个西方标榜的语词其实意味着“强势”文化的倾销与文化殖民的意图。王元化先生读到黑格尔的“总念”理论时，作出了深刻的反思，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文化自觉性。他指出，“以为总念的普遍性可以将特殊性与个体性一举包括在自身之内，乃是一种空想”[2]。

文化总是扎根于我们的心灵生活，它不是被研究的对象，也不能被当作事物来对待。“它不是说明它的心理状态，认为只有西方世界才能产生人类学，而是由于那个事实的结果，以致被我们当成只是事物来看待的异地文化因而能被当成事物来研究。”[3] 张君劢曾鲜明指出，在向国外学习、向各国文化学习、打开视界的同时，仍需念念不忘的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化国外的先进文化为我所用，但我们的魂魄与根基仍是中华传统的优秀文化。“吾侪所以自待者，当如败落户子孙重振先业，不以遗产之犹存，而怠其操劳与进取之心。不以老世家之地位而塞其闻见，放开眼界以吸收世界之长，同时不忘其为中华民族之地位。盖立于全体创新之基础上，以发挥吾民族之所长”[4] 。因此，如何在向西方先进的文化学习的同时，始终念兹在兹的应该是脚下所踏的中华土地，始终不能忘怀的应该是受其滋养与浸润、从小耳闻目染的中华文化。文化的根底显然是任何国家和民族所难以磨灭的灵魂印刻，必然是铭记于心的。当然，站在不同的文化与民族立场，总会对他国或他民族的某些文化有些不同的观点，这是正常的，但在不涉及到学生权益与儿童地位保障的前提下，我们应该允许和尊重不同文化的不同表达方式。例如，在中国的中小学上课时都有起立的仪式，这是表达学生和老师互相之间的重视与尊重，但在西方没有这样的礼仪传统。我们也不必因为西方没有就要取消这种带有浓郁的东方文化传统的习俗。所以，蔡元培先生才会在倡导积极向西方先进文化学习的同时，不忘保有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与魂魄。“吾国学生游学他国者，不患其科学程度不若人，患其模仿太过而消亡其特性。学者言进化最高级为各具我性，次则各具个性，能保我性，则所得于外国思想、言论、学术，吸收而消化之，尽为我之一部，而不为其同化。”[5]

可见，中国的教育必然是基于中国文化的，即便在广泛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我们的教育仍然是基于文化的。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为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奠定了教育的根基，指明了教育的初衷，为培养具有深厚中国文化底蕴和国际情怀的世界公民提供了方向。

影视营销通过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品牌，增加影视拍摄地的知名度，激发人们前往当地观光游览。电影《非诚勿扰1》让原本不为人知的杭州西溪湿地名声大震、《非诚勿扰2》捧红了三亚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就是明证

其次，通过教育让学生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这是教育多样性的必然选择。教育最危险的不是传授的知识不足，技能培训不够，而在于忽视了心灵的培育。特别是教育对自身民族与国家的优秀文化宣扬不到位，甚而让别国的文化大行其道却无丝毫怵惕之心。“在后殖民社会中，对于所谓心灵的去殖民化(decolonizing the mind)——此处代用恩古基(N’gugi wa Thiong’o)的名言——并没有一致同意的方法。我们得知，在西方学院看来是革命的时刻，随着大多数萨义德的作品所刺激产生的后殖民研究的出现，在一些后殖民社会中却被人以保留的态度审慎以待。”[3] 忘记了教育的多样性，忘记了教育没有普适标准，忘记了每种文化、每一民族都具有不同的特点与优秀之处，便会造成一种文化的“中心主义”、“排他主义”、“帝国主义”。笔者参加过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安排观摩的一所学校现场。学校的墙面布置了“嫦娥奔月”的图片，但现场的一位美国教授表示不可理解，极力主张应该把图片换成迪斯尼的卡通画。她的理由是，“嫦娥奔月”的图片有些成人化，而且很抽象，年龄小的孩子们可能不理解，但全世界的孩子们应该都喜欢迪斯尼形象的。她的观点引发了国内许多学者和老师们的强烈批评。这位美国教授潜意识中还是西方的普适价值在作祟。她难以明白的是，在这位西方学者看来完全不知所云的神话故事，但在中国文化中却是妇孺皆知的作品。无论是故事本身还是人物的绘画风格都是非常具有中国特征的，也是中国学生所喜闻乐见的。这无关科学，也无关心理，但却关乎人文，关乎文化。真正好的教育是既学习先进的、科学的、优秀的国外文化，同时也不忘记自己文化的本来面目，发扬并光大自己的文化。诚如费孝通先生在其80寿辰之时，意味绵长地说了16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二、为了文化的中国教育学：传承与保有中国文化的品性是中国教育学的根本任务与重大使命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传统文化持有过多的批判，但未能理解国家的强弱，特别是经济、军事的强弱有时并不是文化所造成的。比如，我们能说古希腊的经济、军事不如现在的欧洲各国，就认为它的文化很有问题吗？显然不是。古希腊的文化是欧洲文化的根。至今古希腊哲学三圣人苏格拉图、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仍为全世界的哲学研究者们所推崇，而很少见到会运用今天的科学与民主的思想来批判、驳斥他们的立言的现象，反而是从他们的言论之中汲取合理的内核与有思想的营养。为何独独在中国，我们就曾有“打倒孔家店”呢？孔子及其儒家学说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是一个时代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智慧结晶。它并不需要为两千年以后的中国社会的运行负全责，但两千年以后中国的社会改革与发展却能从中得到智慧，得到借鉴，得到启迪。因为我们毕竟与孔子及其儒家学者一样生活在两千多年的同一片土地上，所以理应有更多的传承与借鉴。传承与保有中国文化的品性是中国教育学改革与发展的根本任务与历史使命。

可见，中国文化是乐于创新的，喜见发展的。而中国教育学的使命即是在融入世界先进文化，即“预流”的过程中，不断包容、借鉴、改造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使其在新的时代、新的世纪焕发出新的生机，以产生第二次新的文化生命与形态。这是中国教育学不得不思考的重大使命与转向。为真正实现创新文化的蓝图，中国的教育学必须要关注和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林黛玉进贾府》的人物语言特点是“含而不露，意在言外”，简而言之就是话中有话。而《老人与海》人物语言简洁凝练，在平实地叙述中彰显主题。现以《林黛玉进贾府》中王熙凤和《老人与海》桑地亚哥的人物语言描写为例，分析比较两篇课文语言风格。

近代以来，无数的学者都在思索与探寻中国该往何处去？其实，这个问题，问的是中国文化该往何处去？但归根于底，最终的问题即是中国的教育学该往何处去？倘若我们找到了中国教育学的未来改革与发展方向，那么文化也就相应地找到了它的归宿，冲破了迷茫与彷徨的禁锢。

中国的文化从来不是因循守旧的，历来倡导革故鼎新、与时俱进与有所扬弃的。从魏晋时期佛教思想的广为传播就足以可见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创新性与自洽性。当然，佛教思想的引进绝不是照搬、照抄、照转，而是融入了中国的儒家与道家思想，形成了中国式的佛教文化智慧。例如，在应对禅宗五祖弘忍时，后来成为北派代表的神秀和尚所作偈语用的就是儒家思想。特别是他关于“道问学”的偈语：“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这明显是朱子所倡导的“渐修”、“用力”的理路。相反，作为后来南派禅宗的代表、成为了六祖的慧能和尚所说的偈语就俨然是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进入了“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道德经》)的境界，所以他说的是“菩提不是树，明镜亦非台，心中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里的“心中无一物”暗地里彰显了慧能的“无为”以至“无不为”的思想与主张。中国文化的魅力也正在于此。三千多年前的《诗经·大雅·文王》里表达得非常清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而早在商汤时期，开国国君成汤的“盘铭”上就刻有这样的文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即便是在沐浴的时候，成汤都念念不忘的是要不断求新。同样，《大学》的开篇就言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里的“亲民”当作“新民”来理解，意谓使人弃旧从新，稽古图新。

三、创新文化的中国教育学：改革与发展文化基因是中国教育学的未来方向与历史命运

最后，通过教育让学生耳濡目染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这是铸造学生文化底蕴与人文修养的重要手段。教育是“成人”之学。“成人”不仅仅指知识、技能，它更关注的是人文底蕴、艺术素养、审美情操等内在心灵的成长，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当然，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都有其独特的内在文化精神，这也是一国之公民与另一国之公民举手投足间不同的地方。教育的力量是将自身文化的精髓充分地宣扬与光大，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慢慢浸润与晕染熏陶的过程中滋养萌发的。在其中，最要紧的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土壤必然要造就具有中国文化底蕴的儿童与未来的公民。“文化之建立，犹如种树，不考虑本国之地宜，则树无由滋长。”[7] 即便在较长一段时期里，我们曾对传统文化特别是优秀的中国文化进行了鞭笞和打压，但几千年延续下来的文化仍然顽强地发挥其潜在的影响。我们应该感恩于文化力量的强大，如此，我们才不会因为短暂的数十年的文化批判的影响而失去了立根之基、立魂之本。中国文化之所以异于西方者，在于对人文精神的格外关注。“夏曰校，殷曰序，周曰痒，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滕文公上》)。当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经济十分看重，以经济和效益为重要判断依据，相对而言忽视了内在心灵与精神的成长。对此，王元化先生看得十分通透：“人文精神不能转化为生产力，更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一个社会如果缺乏由人文精神所培养的责任伦理、公民意识、职业道德、敬业精神，形成精神世界的偏枯，使人的素质越来越低下，那么这个社会纵使消费发达，物品繁茂，也不能算是一个文明社会，而且最终必将一天一天衰败下去。”[8]

鉴于实际结构中t≪l，将式(1)作进一步变形，得到了文献[17]中采用三明治夹芯理论对夹芯层进行等效推导的双壁厚六边形蜂窝夹芯的等效弹性参数：

首先，通过教育传承与保有中国文化的特殊精神，这是国家安全的根本需要。文化竞争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是维护国家安全与利益的重要精神武器。鸦片战争后，中国长期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强势威胁，救亡图存是1949年以前中国人的迫切使命。可以说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不断反抗西方和帝国主义的反殖民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西方殖民的方法并非完全消失了，它只不过改变了传统的军事殖民的方式，并以另一种比较隐蔽的方式来运作，包括经济和文化的渗透与强力推销，所以才有了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时代划分。进入后殖民时代，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的思潮如果通过教育的隐秘渗透，如果通过弱化民族独立国家的文化基因，如果通过新的文化包装加以普及推广，其结果便能“彻底摧毁第三世界人民的民族独立、国家主权的意识和历史创造的主动精神，实现灵魂的奴隶化和附庸化，以便其永久内在地臣服于西方的经济政治模式和价值观”[6]。军事的殖民最易引发民族独立国家人民的觉醒与反抗，经济的殖民也会使当地人民渐渐觉醒，并最终转化为抵抗的行动，但文化殖民则是隐性渗透的。通过教育潜移默化的影响改变当地人民的“基因”，这无疑是最危险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是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国文化，那也往往是他们用欧洲或西方中心主义的“有色眼镜”所“看到”的、“认为”的、“想当然”的、“自以为是”的。后殖民批评学者萨义德鲜明地指出，西方往往依据自己的想象，凭借诗歌、小说等文学形式造出了一个“非西方”的“东方”。所以，传承我们中国的优秀文化是抵御文化殖民的有力保障。

一是加强对各国教育及其背后文化的比较研究与思考。近年来，随着比较教育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对于各国的教育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就与突破，特别是对世界有重要教育影响力的国家的教育制度、教育设计、课程与教学、教师教育、教育思想家等进行了诸多的深入研究与分析。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比较教育研究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就教育的比较而比较，相对而言，少有关注这些国家教育制度和教育改革背后的文化“基因”，即其传统的文化是怎样的？为何会有这样的教育思想和主张？为什么会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教育设计？之所以欠缺这样的文化思考，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学者往往不是文化人类学研究者，因而缺乏了一种文化的宏观视野，于是就陷入了“只见其一，不见其二”的微观意识之中，从而无法真正把握一个国家之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历史与文化的脉络。另一方面，则可能是我们还不够重视文化对教育的影响。教育往往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所以它受到文化的影响极大。“任何活动都有理性，不同的传统有不同的理性。西方的传统是逻辑理性、肢解理性、分析理性，西方的自由是来自Eros，是自体性的。”[9]因此，要使中国的教育学有所创新，有所改革，有所发展，必须要对各国教育背后的文化进行深度挖掘，打通其文化的内在机理，从而真正透彻地了解这一国家的“文化基因”。

二是要注重将中国教育学的文化传统进行“现代化”的设计与转型。通过教育的传承与创新的力量，我们理应对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思想进行“现代化”的改造运用与重新包装。以庄子的学说为例，其对教育的影响并不只属于过去，即便在当代仍有其煜煜之光。“学者们又都在大讲所谓庄子哲学或庄子思想的现代意义, 显然也并不认为庄子研究只是一个纯粹文献性、学术性、历史性的课题。而我们把庄子研究作为某种思想性、哲学性的课题加以讨论的前提是: 我们承认庄子所表述的某些道理对于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生活仍然有意义。”[10] 同样，当我们谈论西方教育中的自由精神的时候，我们也应看到深受黄老学说影响的《吕氏春秋》中有关“达师之教”的思想就充满着自由的精神。“达师之教也，必有安焉、乐焉、休焉、游焉、肃焉、严焉，此六者得于学，则邪僻之道塞矣，礼义之术胜焉，此六者不得于学，则师不能令于徒，君不能令于臣，父不能令于子。”这里的“安、乐、休、游”都是饱含着民主与自由的精神与思想的。可见，传统文化中处处可见“现代化”思想的光辉。如果将其发扬光大，也可以说是儒释道思想的“古为今用”。当然，这些源自古代的理论必须要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接轨”或“疏通”，这样才能显明其内在的合理性与价值。“例如，儒家性善的观念可以与平等观念‘接枝’，黄宗羲的‘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观念可以与法治的观念‘接枝’。”[11]

三是要创新中国的教育和文化，就必须真正地了解国外的教育，国外的文化。而当前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对于国外教育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往往是一知半解、囫囵吞枣。如果对于国外文化、国外教育究竟先进在何处是肤浅的认识的话，那又如何能真正地学习它并转化为我们文化与教育的元素？因为在谈到借鉴国外的教育与文化之时，我们时常会犯形式主义的错误，其谬误就在于只盯着事情的表面，而没有深入其内在的本质。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同样也会犯这样的错误。“我们平心静气地看一看美国人的著作，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有多少美国学者的著作真正对我们中国文化的精微之处，对我们中国文化的苦难，对我们中国文化起承转合、非常复杂的过程，与因之而产生的特质，有深切的设身处地的了解？”[12] 我们饶有趣味地发现，许多近代的思想家在传承与创新中国文化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绩，其原因反而是因为在国外真正形成了广阔的西学视野，同时对西方文化的内在精神有了清晰的了解与识见，加之少年时在国内打下的扎实的古文功底，因而对于中国文化的革新与创造有着很好的洞见与思想。可见，在学校教育中我们既要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诗词、训诂、金石学等方面的启蒙与熏陶，又要融汇西方的先进文化的讲解与欣赏，从而真正使得中国的教育具有创新文化的特性，为开创属于中国文化的转型提供时代的平台与契机。梁启超先生很早就提出了这样的主张：“要发挥我们的文化，非借他们的文化做途径不可，因为他们的研究方法实在精密。”[13] 如何通过教育真正地创新与改造我们的文化，梁启超曾指出过三个步骤：第一步是要人人存一个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是要借用西方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它；第三步是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它，叫它起一个“化和”作用，成了一个新的文化系统。我们期待中国的教育学能真正进入到创新、改造我们文化的三个步骤中来，以形成适宜国家和民族未来改革与发展的新时代文化。

本试验所采用的土样为普通建筑黄砂.对试验用砂进行筛分试验,确定试验用砂为级配不良中细砂,具体参数如表1所示.在铺设砂土时,采用雨落法分层铺设,砂土层铺设的总厚度为800 mm.

基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了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创新中华文化的中国教育学，既适应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需要，也能推进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增强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从而培养出具有中国气节和世界格局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中国教育学要确保在世界教育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牢固自身的文化根基，抓住传承与发展的主心骨，立足于时代发展主题，面向世界，在博采众长的过程中推进文化创新，不断增强自身的文化自信。中国教育学应牢记历史发展使命，不断奋进，彰显出中国力量，发扬中国精神，拓宽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从而最终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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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元化.读黑格尔[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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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元化.思辨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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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郑家栋.“中国哲学”与现代性[J].哲学研究，2005(2)：48-54 .

[11]林毓生.民主自由与中国的创造转化[M]//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287.

[12]林毓生.了解外国文化之不易：以检讨对西方“理性”与“民主”的浮泛之论为例[M]//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9.

[13]梁启超.欧游心影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3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