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是经济自由主义的一种复苏形式，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国际经济政策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其理论主张主要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化”。从最广泛意义上来说，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未经管制的贸易和市场的经济意识形态。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在全球化伴随的商业拓展浪潮中，新自由主义主张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不受限制的资本流动，从而创造最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效益。Anderson的提醒振聋发聩：“新自由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极端主义，已经不是个案，而是已经成为全球性意识形态了。”[1]进入教育领域，新自由主义主张用经济手段、商业化方法改造公立教育，这种思想对西方国家的教育重建产生了深远影响，由此形成了西方特色下的新自由主义教育。多年以来，国内研究者对于新自由主义教育的反思持续进行①，然而遗憾的是，新自由主义教育背后潜在的、日益突显的“排斥”特性并未被清晰辨识，这也正是本文的写作初衷。因此，本文主要在批判视角下聚焦“排斥”，分析西方新自由主义教育的现实状况。

一、历史与现实：新自由主义教育的发展背景

西方新自由主义教育不仅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观念产物，更是新自由主义社会行动的实践产物，其诞生有其历史背景。“二战”之后，西方社会普遍质疑极权主义和中央政府控制，呼吁公平原则，崇尚“福利主义”(welfarist)和“社会民主”(social democratic)的社会制度，强调社会公共制度在提升人民福利中的重要作用，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但是好景不长。在20世纪60年代市场体系所造成的危机下，越来越多的批评者认为，政府包办公民福利大大提升了社会成本。其中，教育制度受到的攻击与批评最为严重。批评者没有质疑变化莫测的、无法掌控的市场体系，反而认为学校教育应该为经济萧条负责。大多数指责者认为，教育者本来被赋予最大的自主权，能够自行设计课程与自由开展教学，但是学校教育效果却如此糟糕，教育者根本不值得信任，教育者以往的教学方式与管理策略也不应该继续存在于学校，而改变的措施就是将新自由主义思想与原则引入教育系统。

分层强夯法在湿陷性黄土地区地基处理中的应用…………………………………… 李政林，金梦菡，邱昌胜（5-46）

新自由主义教育，乃是新自由主义思想(思潮)在教育领域的渗透与统治。何谓新自由主义？Harvey对此的定义具有代表性：“在稳固财产权、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为特征的制度框架下，个人的创业自由和创业能力得以释放，大大提升人类福祉的政治经济行动的一种理论。”[2]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的重要作用，强调在最大程度上保障市场深入、持久、繁荣的功能发挥；在社会实践上，解除针对个体生产者的管制，个体有机会追求最大利益，免受不必要的阻碍。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变革公共制度，如“学校”，将市场原则引入学校经营，提升学校公共制度的效能。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应该将“教育”视为一种私人物品，而不是公共物品；教育实践的开展要遵照市场逻辑，而不应该遵从民主性的管理；家长角色更应该被界定为教育服务的消费者，而不是参与民主事业的公民[3]。总之，这种新自由主义教育完全脱离以往的模式，无论是教育教学抑或经营管理，都要遵从市场的自由逻辑。

然而，新自由主义教育的初衷并未达成。尽管新自由主义者声称要通过变革促进学校教育发展，提升学校管理效能，但是实际上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学校既有的排斥性环境，在新自由主义思潮下将教育排斥推向最大化。这是新自由主义教育面临的最为关键的现实背景。具体来说，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普遍存在多种族、多移民现象，各种族、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往往在学校场域中暴露无遗。学校与社会中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阶层歧视、同性恋歧视等，构成西方学校教育的排斥性动因，少数群体学生被边缘化，遭受不公正待遇。新自由主义思潮进入学校后，或者说学校教育变成“新自由主义教育”时，特别是新自由主义考试制度的构建，促使排斥成为学校日常生活现实，排斥的矛盾与冲突日益突出。在多维排斥下(种族、性别、阶层、同性恋等)，部分教师、学生、家长被排除于学校教育之外，原来享受的教育权益与机会被彻底剥夺。因此，Ryan甚至断言，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排斥不仅发生在学校和社区，每个人在不同程度上都遭受来自当下社会体系、经济体系、政治体系和文化体系的排斥”[1]。总之，新自由主义教育以“新的方式”排斥边缘群体学生，并且情况愈加严峻——问责导向背景下的教学与课程、永无止境的竞争性考试制度、市场理念的裹挟，造成了更多的学业失败者而不是成功者，越来越多的学生发现自己被剥夺了教育机会[1]。

方盛制药公司是湖南省著名上市公司，由于公司发展迅速，人才需求量较大。该公司与学院洽谈，决定联合开设方盛班。双方根据需求，共同确定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见表1。学习分为校内校外两个部分，校内是学生在学习正常理论课基础上，课余时间由企业安排公司骨干讲授与实际相结合的药品生产、管理和研发等课程，传输企业文化；校外则是企业为方盛班学员安排从假期短期实习到最终的毕业实习过程，双向选择优秀学员留在公司工作，对表现优秀的学生给予表彰和适当奖励。学期结束时，多数学生与方盛制药公司签订了实习协议，收效甚佳。

二、市场与制度：新自由主义教育的排斥杠杆

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学校教育领域扩散后，深深影响了西方教育实践与政策的走向，同时带来了深刻的排斥性。诚如Ryan所言，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教育影响的方式主要通过两项利器：教育市场化与制度控制[1]。这正构成新自由主义教育排斥性的两大杠杆：前者是动力性杠杆，侧重于“放”，将市场原则在教育领域予以最大化；后者是保障性杠杆，侧重于“收”，通过构建强有力的制度支持与制度控制，促进教育市场化的顺利进行，让教育市场化发挥最大效果。

3.2.1 食积便秘证 主症：大便秘结。兼症：①脘腹胀满；②不思饮食；③恶心呕吐；④口臭；⑤手足心热；⑥小便黄少。舌脉指纹：①舌质红；②苔黄厚；③脉沉有力，指纹紫滞。

1.动力性杠杆与教育市场化

新自由主义改革者认为，提升学生学业成绩与提升学校效能，学校教育制度是靠不住的，教育者也是靠不住的，唯一的出路在于将“市场”理念引入教育。可靠的教育市场化运动得以推崇，而教育专业人员的教学工作遭受根本质疑，甚至在学校文化建设上也打上“市场”的烙印。诚如Grace所言，在新自由主义视野下，学校应该培养一种新的教育文化，能够具备企业家的才干，具备商业的敏感力，具备自由灵活的市场化思维[4]。

⑤水池：同时与支撑板和水池座连接，保证稳固性，在水池底部右角预留一个出水孔，有利于脏水的排放或它用。该水池内腔能够放置大规格洗脸盆和家用水桶，取水方便。

教育市场化进程中的典型教育实践，莫过于教育券(voucher)分配，或对私有化学校的学生和家长实施减税优惠(tax break)，往往这被认为是私有化学校教育的先驱。教育券系统在美国提出后曾遭受抵制，而减税优惠行动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也是“昙花一现”。或许，最为普遍的教育市场化行动是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在特许学校的策略中，公立学校着力发展特定项目，突破以往的限制框架，吸引不同特长的学生入学。

作为动力性杠杆，教育市场化在学校领域持续进行；同时，为了尽可能发挥市场效能，政府的制度支持尤为必要，保障性杠杆就此形成。在新自由主义现实思潮中，政府凭借绝对权威，制定各种便利政策，持续激励并支持教育市场化行动。在学校教育中，这种政府的制度控制(或叫制度管理)(institutional control)甚至带有了仇恨色彩——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者对于专业教育者(教师和管理者)极度不满，认为教育者极不称职，拥有的权力过多，需要对他们的活动加以限制才行。对教育者的这种束缚，有利于高效的市场化原则扎根于学校，将应有的教育选择权还给家长和学生，在此过程中，长期以来阻碍学生发展的冗废的官僚制度力量也得到削弱。但新形式的制度控制，包括一系列规则、程序和问责测量，恰恰大大超出了以往传统教育管理制度所伴随的权力[5]。政府层面的教育新政策，现在深入到学校层面和课堂层面，直接规定了教师应该教什么、怎么教，更规定了学校管理者应该首先购买什么。曾几何时，教师和管理者可以安逸地待在自己的地盘——教室和学校，想怎么教就怎么教，想怎么管理就怎么管理，现在这种情况不容乐观了。这种管理控制最为显著的现象是考试制度和管理型意识形态。

利用SolidWorks建立小曲拐的三维模型，通过parasolid通用格式导入到Ansys中建立涡旋压缩机的虚拟样机模型，建立的虚拟样机模型如图4所示。

教育市场化行动在形式上表现多样，按照Anderson的归类，比较典型的有公司化(corporatization)、市场化(marketization)和私有化(privatization)。三种形式各有不同，彼此相关。公司化是指个人商业利益卷入教育，包含诸多表现形式。比如，公司可以向学校出售教育产品和服务(产品种类繁多，如计算机打印纸、运动器材、媒介产品等)，学校也可以购买不同的服务。这种服务既可以是非教育型服务，如管理、自助食堂、保管业务、安全事务和汽车交通等，也可以是教育型服务，如咨询、教学、专业发展和学生评价。最为昂贵的教育服务是课业指导业务。Anderson指出，近年来，通过为学生提供升学备考的服务，原本的小利润公司一跃发展成为大型企业。在这些案例中，教育者是选择者，精选最能满足自身需求的产品与服务[5]。

雷染君再次陷入纠结：小夏这么说不过是在激她，她和方泽不可能真的不通知姜祈，毕竟他帮过他们啊！可万一，小夏真的走了呢？雷染君焦虑地起身，走到教室门口又蓦地顿住。

2.保障性杠杆与制度控制

私有化与市场化同样是教育市场化不可或缺的部分。对于大多数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者而言，理想的学校应该是私有化的，学校归个人或某群体所有，完全自主经营[6]。为何这类学校是最为理想的？因为一旦经营不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学校被迫关闭。数年间私有化学校的数量急剧增加，随之诞生的是“准私有化”的教育制度。例如，在澳大利亚，40%的中学年龄段学生上的是私立学校。这些私立学校通常有纳税人的雄厚资金做支持，这是私有化、市场化进入学校的典型表现形式[7]。

新自由主义背景下新形式的制度控制，可以视为“后官僚主义管理”(post-bureaucratic management)，它与传统官僚体制有相似之处，如规则、等级制等，但是与以往的权力结构又有微妙不同。后官僚主义管理给人的印象是，给予更多的参与和民主，实际上却是实施“远程控制”。远程控制下的管理策略主要包含两个要素：一是教育管理与所谓的员工(教师)的分离；二是在教育管理者的控制下引导教师参与管理[1]。

第一个方面的要素涉及教育管理过程的分离。分离教育管理的过程，能够让管理者认同并执行政府公共制度的外部决策与策略。具体来说，教育管理分离过程可以采纳多种形式。比如，像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做法一样，直接将管理者从教师联盟中区分出来[8]。教育管理的过程分离代表了管理视角的变革——过去，学校管理者引领专业发展，主要是创新性地变革课程、教学与人际关系[4]；现在，在新自由主义思潮下，学校管理者成为决策型、财务型和人力资源型的“经理人”，推进国家课程和核心课程的实施，争取教师的积极拥护。

第二个方面的要素涉及实施控制的方式。对教育者的控制与管理并不容易，后官僚主义管理策略主要是精细化地执行权力(a more subtle exercise of power)，引导教师走向“自我控制”，让控制的发生真正有效。实施这种策略的方法之一是将教师引入决策过程中。一旦教师被纳入到决策过程，教师自身成为管理活动一员，教师比较认同有自身参与的教育决策，这种邀请与纳入，恰恰对于教师而言是最好的控制和规训。然而，事实上，无论教师对学校管理施加何种影响，最终结果都是微乎其微的。所谓的教师参与管理过程，并不是给予教师影响组织的实质权力，而是在其“拉拢”中获得决策共同制定的支持。进一步而言，这种控制性与传统官僚制度的控制性的关键差异在于，控制的来源极其隐蔽，控制也不再是来源于组织外部，而是在组织内部提升决策目标的自我认同。但是，必然的结果往往是对教师的监视水平、教师压力和教师工作强度持续增大，学校中的权力下放与转移受到阻碍。

从根本上说，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的核心是改进了的市场体系统，即市场本位的教育体系提供最优化条件，提升学生的学业水平。在市场本位的学校中，每个人都有机会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教育服务类型。因而，家长可以选择孩子上学的学校类型，教育者可以选择满足学生与家长需要的教育服务类型。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者认为，自由选择是好事，是契合民主观念的教育实践。然而，教育市场化背景下，“教育供给方”(educational provider)之间被迫进入一种彼此对立、相互竞争的关系之中。为避免“停业倒闭”(going out of business)，教育供给方需要确保学校拥有足够的吸引力，牢牢抓住“教育消费者”(主要是学生和家长)。在残酷的竞争性环境中生存下来并不容易，教育供给方必须尽可能完善自己，使出浑身解数，提供最好的教育产品与教育服务。新自由主义改革者认为，只有这种“竞争”才能真正提升教育质量与水平。

总之，新自由主义教育的制度控制，特别是后官僚主义管理策略深刻影响着学校。在问责制度时代，教育控制从学校层面走向学区层面和州(省)层面。从表面上看，教师有机会参与他们渴求的教育决策，但是想要真正影响权力集中化的决策，效果甚微。此外，西方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有国家课程或者核心课程。在过去，教师能够在自己的“神圣”课堂中规避课程要求；在新自由主义教育背景下，考试制度与国家核心课程的合力，迫使教师严格遵从相关政策。对于很多教师来说，学生学业失败的代价是高昂的，甚至有时候直接面临着失业。

冠心病作为常见多发疾病，可见血液液体成分逐渐减少，且固体成分不断增多，造成血液黏度升高。此疾病好发于中老年人群，患者血管壁逐渐失去弹性，管腔越来越狭窄，进一步加重血粘度升高程度[2-3]，血液流速随之减慢，引发心肌缺氧，出现冠状动脉血栓、心绞痛，故而，研究血液流变学变化情况对冠心病治疗、预后评估等均有重要意义。

三、浩劫与困境：新自由主义教育的排斥表征

在教育市场化与制度控制的双重推力下，新自由主义教育得以在学校领域全面实施，这种教育制度对于边缘群体学生无疑是一种浩劫。就像Harvey所认为的，新自由主义的改革的重心，并不是重新生产、创造社会财富与资源，而是聚焦如何重新分配资源与财富。权力缺失者被特权阶层剥夺资源，这种重新分配的过程就是“排斥”(exclusion)。很多人发现自己被排除在新自由主义制度之外。Harvey进一步强调：“对于被市场体系抛弃的人来说——他们被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社会保障体系与他们无关——很难期待新自由主义社会没有贫困、饥饿、疾病与绝望。他们唯一的希望是想方设法爬入市场体系，要么作为商品生产者，要么作为普通的小贩，出卖物品或者自己的劳动力。” [2]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教育市场化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在西方国家蔓延而日益扎根，自主调节教育产品与服务的供求关系，但在开放自由的同时，少数群体、边缘群体或者说经济匮乏群体被“不自由地”排除在外，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学校排斥现象进一步加剧。

新自由主义所伴随的排斥，在教育制度中有鲜明表现，也增加了教育管理者的工作困难。其中，新自由主义教育排斥性的最大表征是现存考试制度(testing regimes)以及由于考试制度本身所衍生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新自由主义的考试制度是产生教育排斥的唯一性因素。事实上，新自由主义改革成为政治议程以前，学校与社区中的排斥已经存在数年。原先遭受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贫困歧视、同性恋歧视和各种残障歧视困扰的学生、家长与教育者，在种类繁多的考试评比中，被排除于学校决策、教育教学、课程经验等过程之外。相比较所谓主流群体学生，特殊群体学生通常被忽视或者被歧视。他们的学业水平持续低迷，辍学率更高。同样被忽视的是特殊群体学生的家长，他们很难想得到教师的关注与教育系统的回应。如今，原有的教育排斥问题，在新自由主义制度下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在所谓的教育市场化与制度保障杠杆下进一步加剧。

5-HMF为暗黄色针状固体晶体，溶点较低，有芳香气味。5-HMF较易溶于乙醇、水、甲醇、乙酸乙酯、甲苯、甲基异丁基酮等，可溶于乙醚、氯仿、苯等，难溶于石油醚。5-HMF化学性质活泼，不能与强氧化剂、强还原剂等共存[6]。

若要进一步追问新自由主义考试制度的排斥性，可以看到排斥实际上与考试设计、考试组织有关。大多数考试设计者都知道要建构对每一个学生一致公平的考试制度，但是，他们通常没有意识到自身的价值立场是欧洲裔群体立场，非欧洲裔(如亚裔、非洲裔、拉美裔等)群体的立场被忽略或漠视，多元文化背景学生无法理解考试的设计意图，更谈不上接受与否。这种情况持续发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考试中，同样也发生在其他多元文化社区与学校。此外，新自由主义教育的考试组织也是有瑕疵的。就像Hursh所观察的，纽约的几乎每一场标准化考试都因为没有组织好而遭遇批评，包括误导性或者错误性问题，评分标准难度高于或者低于学生学习实际水平[6]。

除了考试设计与组织外，新自由主义教育考试制度的排斥性也出现在“备考”过程中。一方面，在班级教学层面，教师被迫遵从考试安排。在提升分数压力下，教师只教与考试有关的知识，忽视与考试无关的学科，或忽视学科中的复杂性知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教师只将大量教学时间用在与考试密切相关的项目上，或者只关注基于记忆的选择题上，不关心复杂性知识与多元文化知识。这样的教学策略让边缘群体学生与多元文化背景学生处于尴尬地位，他们的处境愈加艰难。Lipman [9]的研究表明，指向新自由主义标准化考试的教学，严重削弱双语学校教学过程中的阅读批判性，那些创造性强的教师严重受挫。其中，在墨西哥裔学生占比90%的学校，教师的焦点从原先引导学生在自身文化下批判性阅读，转移到只关注考试准备上。在另一些地区，如美国芝加哥和英国，管理者要求教师将精力和资源放在中等水平学生身上，因为他们有较大机会通过考试。这样做的后果是，最需要帮助的学生被抛弃了，只能自生自灭[6]。

适宜气候：温暖湿润；年均气温10～20 ℃，1月份平均气温3～9 ℃，7月份平均气温24～28 ℃，极端最高气温低于35 ℃，极端最低气温高于0 ℃，年均降水量600～1 200 mm，年平均日照600～1 200 h[7]。

另一方面，“备考”的排斥性还发生在学校管理层面，对待特殊群体学生的工作重心与方向被迫转移。这种排斥鲜明地表现在学校管理上。学校和学区为追求考试高分，采用“投机取巧”的策略，被Darling-Hammond称之为 “系统投机”(gaming the system)。“系统投机”意味着寻找各种方法，让通过率低的学生无法参加考试。在这种背景下，某些学生突然变成需要“特殊教育”的人。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尽管有些学生写完了试题，参与了考试，但是分数并未被计算在学校或学区层面的学业水平中。在第一个四年教育改革中，特殊教育群体学生的比例从4.5%上升到7.1%。让高风险学生规避考试的方式还有很多。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某些学区利用政策漏洞，阻碍学生升入10年级。学生想要升入高年级，必须通过终期考试。州层面管理本来规定，学生只要获得足够学分就升入下一年级学习，这一基础性规定在政策漏洞下被学校违背了；相反，学校反而要求学生在升到下一个年级前要全部通过核心课程考试。在新自由主义教育背景下，德克萨斯州只有分别为57.57%和52.11%的非洲裔和西班牙裔9年级学生在四年之后升入12年级[6]。渴望提升考试分数的管理者，甚至有办法欲盖弥彰，将高辍学率学生的离去现象归结为学生迁移——学生转学到他处了。

与新自由主义考试制度紧密相关的择校过程也充满排斥。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给予家长择校机会的同时，也将学校放在市场选择的位置上。特许学校和其他类型的学校拥有独特的优势项目，在生源上可以精挑细选。为了保证学校未来的高分优势，为了吸引“教育消费者”，学校致力于吸引和挽留学业水平较高的学生。然而，这种“选择”的过程，排除了不少学习困难的学生。通过构建准入机制，学校让学业低水平学生或者特殊需求学生难以入学，或者开出诱导条件，鼓励学生自行离开。Darling-Hammond认为，对2000年之后纽约市新学校的研究表明，相比较以往学生上的综合学校，新学校招收的都是学业能力强的学生，几乎不招收英语学习者或者残障学生，排斥现象严重。

作为典型的排斥性表征，新自由主义考试制度已经存在数十年。尽管支持者对之赞赏有加，但是其后续效应和问题日益显见，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质疑新自由主义考试制度的合理性与正义性。在某些人看来，新自由主义标准化考试的优势在于“标准”能够澄清教学目标，更能聚焦到学生学业水平上，在提升学业水平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然而，从整体上而言，就像Darling-Hammond所指出的，新自由主义标准化考试并未对学校改进与发展有多大促进作用，也没有给学生创造更多机会，低收入家庭学生和有色人种学生成为高风险考试的主要牺牲品；学业水平整体持续降低，学业高水平学生与低水平学生之间的差距逐步扩大。在美国某些州，考试失败将面临严厉惩罚，资源准入的不平等现象日益明显，优秀教师不愿意接纳学校中被贴上“失败者”标签的学生，结果越来越多的学生被迫辍学[1]。

择校中的排斥，也使得择校初衷与“谎言”不攻自破。一般而言，择校的共识是，所有家长都有机会选择最能满足孩子需求的学校。显然事实不是这样。Anderson指出[5]，很多人低估了城市少数群体学生家长决策工作的复杂性。首先，家长并非都能拥有中产阶层家庭那样的交通条件和信息资源，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也常常匮乏，但这些资本恰恰是成功申请学校所需要的社会交往资本。例如，在美国新奥尔良，家长想要让孩子进入自己选择的学校，要求是看完68页纸的信息，被安排参观学校，观察课堂，咨询校长和教师，提交入学申请，在申请截止日期之前提供孩子学习情况的材料等，事务和手续极其繁琐。并非每个家长都有此能力和时间，完成孩子入学申请的全过程。这种入学申请过程显然是有利于特权阶层家庭。这些学生家长都有充裕的时间、便利的交通条件和完整的文件材料，具备充足的经济和教育资源。

总之，新自由主义教育背景下的择校后果是排斥现象加剧，并且这种排斥是双向的：一方面，非特权阶层的学生和家长通常被排除在优质学校之外，信誉度高和拥有优势项目的学校，与特殊群体学生彻底无缘。另一方面，在不平等的生源分配制度下，未被选择和看好的学校被剥夺了优质生源。正如Smyth所言：“市场做出了最丑陋的选择，掠夺薄弱学校中最优秀的生源，对所有人平等开放的公共教育系统消失了，剩下的是被淘汰了的、分层了的学校。”[7]

四、批判与启示：对新自由主义教育的冷思考

新自由主义教育实践在2008年全球化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时遭遇重创，不少人的梦想和希望化为泡影，西方世界政府被迫采取非新自由主义的措施，利用公共资本，实施严格的制度规范。在灾难到来之际，新自由主义教育似乎不可能实现它当初的崇高承诺了。对待西方新自由主义教育，我们更需要重新认识与反思。

首先，西方新自由主义教育在客观上加剧了学校中的竞争性关系，既存的排斥性环境进一步恶化。新自由主义思潮进入教育领域，市场原则充分贯彻到学校，商业气息、利益争夺成为学校内外关系的一部分，学校被市场的消极因素沾染。就像Grace所言，在新自由主义视野下，学校培养了包含“企业家才能、商业性敏锐和市场化思维”的新教育文化[4]。学校教育的专业性、教育性在某种程度上“被丧失”，教师的教学独立性、自决性、自主性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学校管理与领导者忙于应对被市场化、竞争化思维裹挟的学校事务。更重要的是，在这场新自由主义教育大潮中，少数群体、特殊群体、受歧视群体学生(或家长)由于教育市场化和制度控制(主要是考试制度)的双重杠杆作用下，被远远抛弃在教育之外，原有的排斥性环境进一步恶化，多元文化学校的诸多利益群体的教育权益得不到保障。

其次，新自由主义教育的排斥从某种意义上说属于“有意行动的意外后果”。新自由主义教育的初衷与承诺，本意是要在自由原则下，让家长有更多选择机会，让学生有更多入学机遇，让学校管理者得到市场的巨大助力，提升学校效能，提升学生学业水平。任何教育群体，包括主流群体和特殊群体(或边缘群体)的学生或家长，可以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产品与服务。但是学校潜在的排斥性环境，在新自由主义教育制度的“透镜”下被无限放大，并将矛盾充分暴露出来。边缘群体学生，在新自由主义制度中被彻底抛弃了，成为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的牺牲品。这是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初衷想要避免的，其最初所要达到的目标是让所有个体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但是原初目标没有完全达到，却出现了改革的意外后果。部分群体被“不自由地”抛弃和排斥，这是典型的“有意行动的意外后果”。

再次，新自由主义教育排斥的部分原因是对西方多元学校文化的忽视。新自由主义教育的实施，是在英美等国，恰恰是多移民、多种族、多宗教的国家，文化多元性明显，学校更是多元文化碰撞的集中地。当新自由主义原则进入教育，也就意味着主流群体、特权群体学生，尤其是欧洲裔学生相对获得较多的教育资源、教育产品或服务，部分边缘群体、少数群体的学生和家长甚至是教师进一步被排斥了(虽然之前已经被排斥)，而且排斥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特殊群体学生在被忽视或被歧视的背后，恐惧和失落油然而生。面对主流群体或特权阶层群体学生，特殊群体学生在学业水平上走向更低，在辍学率上更高。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学生家长在被沉默的忽视中，想要得到教师的倾听，想向教育系统提出多元教育诉求困难重重。从这个意义上说，忽略了对西方社会文化多元性、差异性的尊重，漠视多元学校文化中的群体排斥现象，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也就失去了正当性和合理性，教育公平与教育正义也无从谈及。就像Ryan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学校教育需要构建一种包纳性文化，实施包纳性领导，容纳不同利益诉求者的声音，需要以公平、正义的原则重新看待我们习以为常的习惯、行动、措施(其实是充满排斥性的)，适当照顾少数群体的教育权益。

当下，进入“后新自由主义”时代，西方学校教育是否做好了充分准备，我们将拭目以待。但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教育对于我国的教育改革与教育发展提供了一定借鉴和警醒。中国虽然不具备西方世界的多元文化特质，但是也在另一方面具有多样性，如民族、城乡、区域等；甚至，对于每一个教育个体而言，都是充满多样性与差异性的存在。在实施教育改革时，需要重视多元主体、多元权益的诉求，尽可能包纳所有教育利益相关者的声音，特别是尊重和保障受歧视、受排斥的边缘群体者的正当教育权益，走向包纳性教育与包纳性领导，重视对话与批判的力量，呼吁全纳学校取向，关注学生学习，支持包纳性集体决策[10]。同时，面临教育市场化大潮，可以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府控制，做好面向“教育专业性”的制度管理，构建学校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教育治理生态，并在学校、市场与政府之间，以及自由与保守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

注释：

① 目前国内对于西方新自由主义教育的研究，或是基于新自由主义教育的“哲学观”“思潮思想”的审视，或聚焦新自由主义教育背景下的“课程”维度，或者聚焦当前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的“教育改革”层面。如：丁永为.论新自由主义教育哲学的理论基础[J].教育与考试,2008(2):71-75;丁永为.新自由主义教育哲学及其挑战[J].教育与考试,2009(6):79-82;方蒸蒸.西方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潮及其意识形态批判[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2(6):37-40;云 莉,张爱平.新自由主义教育观及其启示[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4(11):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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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P.Lipman.High-states Education:Inequality,Globalization and Urban School Reform[M].New York:Routledge,2004:44-55.

[10]佘林茂,张新平.容纳性领导:引领多元化学校的发展[J].中小学管理,2014(7):3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