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观察香港和澳门这两个特别行政区回归祖国以来的课程与教材发展，很容易让人产生一个困惑：为何香港似乎总是充满争议①？2012年的“反国民教育”震动了整个香港，还直接影响到后来的“占中”事件；2016年以来关于修订中国历史科课程(中一至中三)的咨询也充满争议。相反，澳门的情况则显得比较平稳。特区政府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编写的《品德与公民》教材自2008年推出以来，小学阶段选用的学校的比例已接近70%。或许有人会说，香港历来比澳门复杂。但依笔者的亲身经历和观察，课程与教材变革过程及机制本身的差异，是十分重要的原因。

“是的，情况就是这样。然后，为了防止公司垮掉，我们董事局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提拔能人到董事局解决问题，并从股东财团里少量回购一些股权赠与他们，以稀释董事会，缓和股权斗争。由于你的工作业绩十分突出，况且在组织内部也没什么大问题，很多董事会的人就有意推荐你出任董事局高层，来管理一些比较散的部门，毕竟能者当先嘛。所以，我今天过来的时候，就先测试了你几个基本的公司常识问题，以考验你的能力……”

本文希望从课程政治学的角度，聚焦于回归祖国以来澳门本地教材发展过程中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政治谱系，以及他们之间的冲突，尤其是在“一国两制”下，政府如何透过行政的手段，化解这些冲突，避免政治风险，达成“共治”(synarchy)的愿景。在过去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港澳的“一国两制”实践既面临相同的课题，也表现出不同的外观，人们希望澳门更好、更坚实地探索出自己的路。或许在课程与教材领域，澳门已经找到自己走向成功的某些经验。

很明显，本文的分析要深入到教材开发过程的内部，故有以下几个特点先予说明：首先，教材是在特定的时空中被构建出来并供特定的学生群体学习的，只要有国家和民族存在，课程与教材体现某种权力的意志、意识形态的色彩以及社会阶层的要求，就是合理的、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故本文不会如过去某些课程社会学的研究那样仅仅停留于指责教材与意识形态或政治权力的关联性，而是要从政策实践的角度回答我们需要的是何种政治，如何才能避免政治冲突、保证课程变革平稳发展。其次，澳门是一个“社团社会”，而且教材的出版和选用既不指定也无审定，全凭学校决定。在此情况下，教材开发须走向多元权力主体的平等参与和协商、“共契”[1]。同时，澳门又是“一国两制”之下的特别行政区，故澳门教材开发的制度和社会运行环境与内地和许多其他地区都有所不同。

二、澳门本地教材的开发

从教育实践的角度看，无论在哪个国家和地区，教材都是课程领域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在澳门，教科书越来越成为制约课程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澳门的教科书制度是一种典型的“自由制”。政府对教科书没有任何限制，只要学校愿意，任何教科书都可使用。这种制度在保证教科书多样化的同时，也令教材质量良莠不齐。另一方面，澳门被认为是一个“依赖型”的教材市场，由于人口少、市场小，澳门一直以来没有一套自己的教材，而是直接使用外地的教材，故有了“依赖性”[2]。随着2014年颁布《本地学制正规教育课程框架》(第15/2014号行政法规)[3]，特别是2015年至2017年间幼儿教育、小学、初中和高中各教育阶段的“基本学力要求”②的先后实施，都要求澳门发展本地的教材。

为此，特区政府第一次有系统地开展了本地教材的编写和出版。首先，最重要的是《品德与公民》教材的编写。该教材由教育暨青年局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出版，包括小学、初中和高中三个阶段。教材自2007年开始编写，小学的试用版于2008年9月出版，修订版于2016年9月出版，学校的选用率已接近70%；初中和高中的试用版分别于2009年和2010年出版，选用率接近60%，修订版将分别于2018年和2019年出版，预计选用的学校会继续增加。该教材是澳门展开新一轮课程改革以来推出的第一套按照新的基本学力要求编写的教材，也是影响面最广、推广最成功的教材。

“行政”吸纳“政治”的关键是要改变行政决策的结构，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行政决策的过程；二是决策过程参与者的代表性。澳门近年来在本地教材的开发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决策机制，为化解政治纷争提供了可能。

贺兰山东麓植被稀疏，森林覆盖率低，降低风速，防治沙尘和水土流失功能较弱。对本地区进行综合治理改造，减少沙尘源，为降低本区沙尘暴的强度起到决定性作用。通过对本区营造生态经济林，提高地表植被覆盖度，才能有效扼制沙尘暴天气，改善生态环境。

 

表1 澳门近年编写的本地教材

  

教材名称编写及出版者进展情况《品德与公民》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暨青年局小学试用版于2008年9月出版，修订版于2016年9月出版；初中和高中的试用版分别于2009年和2010年出版，修订版预计分别于2018年和2019年出版中学《历史》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暨青年局初中一年级和高中一年级教材预计于2018年9月供学校选用，2019年全套教材出齐《中国语文》广东教育出版社教育暨青年局小学教材已于2017年开始编写，预计2019年出版；初中及高中教材将于2018年开始编写小学《常识》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教育暨青年局2016年开始，预计2018年完成《书写我城》(初中文学补充教材)澳门笔会教育暨青年局2014年已出版《澳门地理》(初中补充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暨青年局2015年已出版

三、澳门教材场域参与者的政治谱系与冲突

教材开发是一个特殊的场域，正如迈克尔·W.阿普尔所说，它所涉及的首先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伦理性和政治性问题。“教育并非一个价值中立的事业，就教育制度的本质而言，无论教育工作者是否意识得到，他们已经被卷入了一项政治活动。”[4]而政治活动，尤其是涉及政治意识形态的活动，总是与合法性、权利冲突以及论辩(argument)有关 [4]。

存储成本又称持有成本，是企业在一段时间内存储或是持有商品而产生的，一般与企业所持有的平均库存量成正比。

一体化控制装置在中小型灌排泵站中的应用………………………………… 史湘琨，宋成法，李端明(12.40)

在澳门这个特殊的场域里，许多本地教材的开发都会涉及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尤其是前述的《品德与公民》《历史》《中国语文》和《常识》一类的教材，开发过程中备受市民和社会各界的关注，甚至可能引起许多的批评和争议④。即便在教材研发的团队内部，也常常存在立场的区分和争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论参与者是否清楚地意识到，政治立场以及意识形态的差异显然是重要原因之一。

从图2可以看出，施钾明显促进了钾素积累量的增加，与NP处理相比，施钾处理的钾积累量增加了35.87%～68.97%， 等施钾量条件下，100%OF 处理的钾积累量最小，为 156.71 kg／hm2，30%OF＋70%CF 处理的干物质积累量最大，达到 194.89 kg／hm2，其他处理的钾积累量处于两者之间，且无明显差异。

强世功教授曾对香港的文化和政治有过深入的考察和理论分析，在《中国香港：文化与政治的视野》一书的后记中，他提出四种分析香港问题的视角：一是“从中国看香港”，这显然是北京的观点，将香港问题首先作为中国的问题，在“一国”的框架下分析“两制”的差异、各自的诉求及其统一；二是“从西方看香港”，这是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某些人和政治势力的观点，将香港问题作为国际性的问题，甚至认为英国因在香港的特殊历史，特别是在香港回归前与中国政府签署有《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而对香港一直负有某种法定的义务，他们希望通过香港而从中国获得自己希望得到的利益；三是“从香港看香港”，这代表了相当一部分香港市民的心态，他们不太关心香港以外的事情，就香港论香港，仅强调香港自身的利益、稳定、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第四种是“从香港看中国”，如传统的“民主派”，希望通过香港改变中国内地，谋求国家的新发展[5]。当然，某些政治力量可能同时拥有多个视角，如“港独”，既“从香港看香港”，也“从西方看香港”。

若要建立始源S和目标T的好的对应关系，就要遵循类比映射的规则。斯坦哈特在他的NETMET中使用了如下规则：比例类比原则、扩展到对照集原则、部分-整体原则、扩展到属性原则、互不一致原则等。这些规则大部分都是依据概念网络，用推理图式表示的。

“行政吸纳政治”实际上就是行政的政治化，亦即透过行政的过程，吸收和包容政治社群的利益和要求。金耀基的这一论述，显然忽视了港英时代香港最大的政治就是英国的殖民统治，这一“政治”是无论如何也“吸纳”不了的；而且他所说的“政治”是整个港英的统治，显然不同于本文所讨论的澳门本地教材开发中的政治。但是，他让我们看到，通过行政的运作，有意识地将不同政治谱系的人吸收到教材开发的全过程中来，的确可以起到化解政治纷争的作用。

其他几种视角则有很大不同。“从西方看澳门”大多是外来人士的观点，他们居住于澳门，但并不一定是中国公民；有全球的视野，甚至生活的经验，因而他们习惯以一个外来者的眼光、心态来对待澳门。与中国的利益和发展相比，他们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如受教育的权利、自由和价值观)是否受损。如果其中的某些人或势力，不幸肩负着某种特殊的政治使命，那就不免戴着有色眼镜，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利用澳门或将澳门改造成制约中国的工具。与其相适应的，就是“从澳门看北京”的视角。由于各种相同或不同的原因，他们往往对中国没有好感，抱持不同的价值观。有的承认“一国”，但有的在文化上尤其是政治上，并不认同一国，甚至希望透过澳门改变中国。与香港相比，这两类人在澳门的比例当然要少一些。

另一种态度就是“从澳门看澳门”。这类市民习惯于生活在澳门这个狭小但似乎也充满温馨的“安乐窝”里，目不斜视，不太关心国家，也不会从切身的利益上去真正关心这个世界。当然，如果他们重视本土，那也是保护性的、低抗争的，并不想刻意去“隔断”什么，更无意去改变澳门以外的什么。

  

图1 澳门教材场域参与者的政治谱系

在澳门这个政治谱系里，“从中国看澳门”应该说是主流，不存在非常激烈的冲突。但不得不看到，差异是存在的，而且每种视角在具体的教材讨论中能见到自己的代表和利益关切者。今天，在港澳发展的新形势下，由于对“一国两制”理解的不同，“从中国看澳门”这一视角的内部也开始产生微妙的变化，尤其是在“一国”与“两制”的关系，以及“中央的全面管治”与“港澳的高度自治”边界的把握上。正因如此，本地教材的开发过程中，不同谱系之间以及谱系内部的冲突，就值得我们重视，须透过适当的渠道和机制予以化解。

以《品德与公民》和《历史》教材为例，教材由澳门特区政府教育暨青年局委托人民教育出版社共同开发(见图2)，二者联合相关力量，按照“从中国看澳门”的原则编写和审定教材，并在其中起主导作用。但是，其周围环境的影响因素是多样和复杂的。就学校而言，既要照顾倾向于爱国的社团学校和公立学校，又要争取给为数不少的教会学校、葡文学校和国际学校使用，而这些学校的校长、教师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往往根本不同。就整个社会环境而言，媒体的立场千差万别。不同社团自成立那一刻开始就有自己的立场定位，立法会议员更代表着不同的政治群体，可是他们都喜欢时不时对学校的教材指指点点。

  

图2 《品德与公民》《历史》教材开发的社会环境

最直接的例子是历史课程如何对待澳门史与中国史的关系。我们主张从中国史看待澳门史，强调澳门史与中国史的关系，突出秦汉以来尤其是明清以来澳门与中国内地的固有联系⑤。 “从澳门看澳门”者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只要“有”澳门史就行，完整不完整、是否与中国史有关，他们可能并没有特定的立场。而“从西方看澳门”则不同，他们往往将澳门史和中国史都统统视为东亚史的一部分。“从澳门看中国”者，则会非常强调澳门拥有自己的历史，希望更多地突出自身历史的独特性和完整性。

再如，同样是澳门立法会的议员，但对待历史和公民教育以及相关教材和师资问题的立场，往往反映出不同的政治谱系。澳门回归祖国十五周年后不久，有议员即在“书面质询”中向政府提出：“习主席在澳门回归十五周年的讲话中提到要把我国历史文化和国情教育摆在青少年教育的突出位置，让青少年更多领略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更多感悟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发愤图强的光辉历程。然而……澳门目前各校历史教材不一，授课的老师亦不一定是历史学专科毕业的……请问行政当局对此有何回应？”⑥很明显，这是“从中国看澳门”，要求加强甚至统一中国近现代史的教育，反映的是国家的意志。而几乎同时，另一位议员同样在“书面质询”中指出：“特区政府一贯强调所谓爱国爱澳，甚至以此来划线来分敌我……但澳门历史在教育上近乎空白……众多影响澳门重要历史进程的事件，如‘12·3’事件，尽皆阙如，特区政府会有意填补这方面的空白吗？”⑦其所强调的显然是本地的历史。还有议员质询，政府会否“采取有效措施，改善澳门市民尤其是青年人的公民和政治教育、讨论和交流方面的素质”。因为公民和政治教育能让年轻人获得“积极地、批判地、有良知地、自主地和负责任地履行公民义务所需的最起码知识”⑧。该议员所关心的不是历史教育，而是青年的政治参与热情，这是服务于他的选举利益和政治立场的。

四、行政吸纳政治：化解冲突的内在机制

如何化解因政治谱系的不同而在教材开发中可能出现的矛盾乃至纷争呢？澳门奉行“小政府”、低干预和尊重多元的行政哲学，因而单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多年前本人曾指出，在市民社会的背景下，澳门必须建立一种将政府与民间、学校和社会整合起来的课程决策机制。这种机制的关键是同时重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力量的作用，并在二者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从政府与学校、官方与民间的关系上看，这种机制应是一种允许多元主体参与的、体现权力共享的机制[1] 。对于教材领域来说，这种机制就是以“行政”吸纳“政治”。

1.何谓“行政吸纳政治”

“行政吸纳政治”是著名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金耀基先生20世纪七十年代在剖析香港的“政治模式”时提出来的一个著名论断。其主要的目的是要解释“港英政府”在治理香港的过程中，为何长期以来在没有民主和政党政治的情况下，香港仍能保有“高度的、持续的‘政治安定’”？

他认为，根本原因就在于“政府把社会中精英或精英团体(elite group)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吸收进行政决策结构，因而获致某一层次的‘精英整合’(elite integration),此一过程，赋予了统治权力以合法性，从而，一个松弛但整合的政治社会得以建立起来”[6]。这种吸纳，既包括“港英政府”在“立法局”(Legislative Council)和“行政局”(Executive Council)通过委任华人精英作为“非官守议员”而实现的吸纳，也包括公务员体系对华人精英的吸纳，以及“市政局”(Urban Council)对草根阶层的吸纳。

借用他的这一观点，澳门教材场域中参与者的政治谱系可用图1加以分析。很明显，政治谱系的不同将带来视角的不同，对澳门的理解和各种教材争辩中的立场自然就有不同。“从中国看澳门”是将澳门当作中国的一部分，并从中国的整体利益出发来看待澳门的，这是来自北京的观点，符合“一国两制”的要求。在历史、文化、主权和法治等一系列问题上，持这种视角者首先从“一国”的角度出发，强调澳门与国家的紧密联系、内在的共同根基以及发展的共同利益；同时，也不否认澳门的多元性、独特性、本土价值和合理的利益关切。他们包括在澳门发挥作用的国家权力机构、参与澳门教材开发的内地出版机构和学者、爱国居民、建制派媒体和议员、传统爱国社团及其学校，以及公立学校、公立大学相同背景的社团、学校、媒体、议员及学者。

大部分教师沿用传统的数学教学方法，在课堂上以讲理论知识和做大量的练习题为主要内容，尚未意识到对学生思维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导致学生思维能力不足，学习成绩下降。教师要积极响应新时期素质教育的理念，教学方法也要与时俱进。每位学生都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在课下教师要和学生多交流，对学生的思想进行大概了解，对其进行总结，然后转变传统的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对习题或知识点进行自我学习，教师起引导作用；尊重学生的思维，并对学生存在的错误耐心纠正，鼓励学生利用创新思维解决难题，保持学生的个性，增强学生对数学学习的积极性。

2.关键：行政决策结构的改变

其次是中学《历史》教材的编写。该教材也是由教育暨青年局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编写和出版，包括初中、高中共六个年级，完全按照澳门法定的基本学力要求编写，对加强中学历史教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和当代史的教育具有重要意义③。预计在2018年9月，初中一年级和高中一年级教材可供学校选用，2019年将完成其他年级教材的出版。

(1)政府主导

在行政吸纳政治的过程中，行政须起主导作用。一方面，这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为澳门特别行政区所确定的政治体制——行政主导原则；另一方面，澳门是一个人口规模很小、人力资源和专业力量也非常有限的地区，发展本地教材基本无利可图。过去的经验也表明，单靠民间的力量几乎不可能开发高水平的本地教材。

回归祖国以后，澳门的本地教材开发基本上由教育暨青年局根据课程改革的整体安排，主动立项，全程推动，并提供全部的经费支持。政府主导令澳门本地教材的开发具备了相近的宏观运作框架，可通过有效的策略达成既定的目的。

(1) 引入(对方的关切点)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行政主导主要是体现在教材的立项、编审人员的选择和组织、经费的保障以及教材的推广等方面，而教材编写过程中专业事项的决定以及种种政治纷争的弥合，则必须通过多元参与来达成。以《品德与公民》和中学《历史》教材的编写为例(见图3)，多元参与首先体现在“编写组”成员的构成上：既有受托机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和内地的专家，也有澳门本地一线的教师和澳门教育行政机构的专业人员，这有助于弥合“内地”与“澳门”在历史认识和价值观上的分野。

  

图3 澳门《品德与公民》《历史》教材开发的行政决策结构

其次，体现在“审定组”的人员构成上。在教材开发的每一步都让多元的取向有充分的对话。审定组主要由澳门教育行政当局组建，一开始就考虑了各种政治谱系的利益主体的代表性和有效参与：既有技术专家，又有前线教师和德育工作的前线人员；既有政府的代表，又有教育界人士和专家学者。在学校的代表方面，既有传统社团学校(爱国学校)，也有公立学校和教会学校，在政治谱系上体现了左中右的结合，而且校长、主任和教师兼顾，可站在学校的不同层面提出意见。初中《品德与公民》教材评审组的人员构成也与此类似(见表2)。

 

表2 小学《品德与公民》评审委员的构成

  

来源人数教育行技术专家4政部门德育工作主管1行政辅助人员2学校爱国学校代表3(其中校长1人、主任1人)教会学校代表4(其中主任3人)公立学校代表2社会大学教授1

(3)编、审合一

行政决策结构改变的另一方面是“编、审合一”。世界各地对教材实施审定的国家或地区，不论是人员的安排上还是在时间上，编、审往往是分离的。但在澳门的本地教材开发过程中，“编写组”和 “审定组”一开始就是同时工作的。从教材的大纲、样章、初稿、修订稿到最后定稿，从文字到排版，从学生用书到教师用书，审定组都深度参与教材的编写，不断提出修改意见。

这样，编、审既在职责上明确分工，又在工作过程中交错叠加，密切配合。“编、审合一”这一独特的安排，让持不同立场者和不同利益群体从一开始就有了足够的参与空间，有助于他们相互了解各自的关切与立场，融合不同的政治诉求，必要时寻求妥协，意见整合的效果也就实现了叠加。同时，编写团队和审定团队也能更早交换意见，尤其是让代表澳门多元参与的审定团队及早参与，在一次次与编写组面对面的“商谈”中，在认知上达成共识，也在情感上加深亲切感，觉得教材是“自己的孩子”，这样更有助于教材的发行。

此外，教育暨青年局还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编写出版了《澳门地理》(初中补充教材)，与澳门笔会合作出版了《书写我城》(初中文学补充教材)。与此同时，正分别委托广东教育出版社和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编写《中国语文》(小学、初中和高中)以及小学《常识》教材(见表1)。

鸡新城疫是由副黏病毒引起的高度接触性传染病，有强毒株和弱毒株两类。近年来，由于鸡群正常进行鸡新城疫疫苗接种，因此本病多呈非典型性发生，主要发生于免疫鸡群，尤其是二免前后的鸡。有一定抗体水平的免疫鸡群，病情比较缓和，发病率和死亡率都不高；成鸡产蛋量突然下降5%～12%，严重者在50%以上，并出现畸形蛋、软壳蛋和糙皮蛋。

3.妥协：行政吸纳政治的内在机制

就行政吸纳政治的内在机制而言，最终可归结为妥协，并经由妥协达成不同立场和观点的融合，让教材成为 “大家的孩子”。妥协是解决冲突的有效方式，因为妥协“浸透着平等、宽容、合作、尊重的公共理性精神”，是“公共理性的智慧表达” [7]。因此，在运作良好的、民主的、重视多元参与的社会，学校课程和教材作为社会政策的产物之一，往往是妥协的结果。参与各方虽各有遗憾，却能共同描绘最大的共识。可以说，妥协是民主政治的灵魂。当然，妥协的形式和途径是多样的。

苗床设置在温棚中。温棚东西走向，长30 m，宽12 m，高2.7 m，钢筋骨架，覆盖材质为长寿无滴膜，夏季有黑色遮荫网覆盖。

(2)多元参与

正如意大利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Anonio Gramsci)所言:“意识形态抗争的目的不在于扫除敌对者的文化系统，而是重新连接他的组成元素，并把它们组成新的意识形态矩阵。”国家权力是透过复杂的协调和结盟而形成的，是赢取被统治者积极同意(positive consent)的过程[8-9]。可见，一方的胜利不可能是全面的胜利，妥协的关键是求同存异。存异，就是保留自己并不太关心、不太认同但不违背己方原则、可以勉强接受，而对方又极力坚持的立场、观点或内容，甚至主动引入其他利益方的关切点。

(3)改造和重组(多方的观点)

可见，“存异”是妥协的重要形式，是对他人的包容和关切，是“将心比心”。例如，在澳门《品德与公民》教材的研发过程中，最初的提纲并无“12·3”事件、“文革”等方面的内容，但澳门一些参与的教师特别表示关切。如果不纳入这些内容，他们认为就不是澳门教材。考虑到在事实层面这些事件确实存在过，教材最后接纳了他们的意见，但在对事件的叙述上相互包容，寻求共识。再如，在中学《历史》教材中，教会学校特别关心对宗教的态度，因此教材一定不能以内地的观点来对待宗教议题，而要积极肯定宗教在澳门历史上的作用。与此类似的是，澳门的历史教材须加强澳门史，关注葡萄牙人的议事会和总督等。

首先，遗民注杜的心态表现。 后金入主中原后，遗民群体或抗争，或自戕，或隐逸，或游移，在国家与民族危亡的历史语境中追求忠孝仁义的儒家传统理念。 《荀子·礼论》曰：“君子敬始而慎终，终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礼义之文也。”固然入世理念是儒家所倡导的基本思想，但是，在华夷之辨与君臣之道的观念下，贞于朱明，背离清廷成为不少遗民文人心目中反映君子品质的行为。 遗民文人投射自身心绪，与杜诗产生跨越时空的共鸣，表现出强烈的儒家君子文化精神感召力量。

(2) 放弃(自己的坚持)

如果“引入”是加法，“放弃”则是减法。放弃就是当自己原本熟悉和坚持的某些认识、观点或内容，不容易得到其他参与者的认同，甚至遭受非议和反对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调整自己的立场，放弃某些非原则性的部分。这是妥协的另一个侧面，或另一种新方式。

例如，在中学《历史》教材中，内地的作者往往将“爱国将领张学良”、“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团结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红军将士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等表述视为理所当然，但澳门不少人士就会问：张学良放弃东北也是爱国吗？国民政府的正面战场就不是“中流砥柱”吗？至于“红军战士的理想”，对不少澳门市民来说，并不一定就是他内心中的理想，有的甚至根本就不知道何谓“红军”。在此情况下，教材在行文表述上就须懂得“放弃”，尽量使用“中性词语”，例如改为“东北军司令张学良”，避免感情色彩单一、政治倾向片面的词语或描述。

（2）对保质期的检查，到期/早期的商品是否及时出货。质检部员工打印一份过期商品报告，根据报告上的槽号，标签号码与实际货槽的商品核对是否一致，同时实货商品日期，看保质期与报告上录入的保质期是否一致。发现问题时，去寻找该问题出现的原因，若是收货人员把到期日期输错，则在系统上改日期即可。

肺炎是临床上的一种常见病和多发病，虽然有新型抗生素的不断研发及在临床应用，但肺炎的发病率及病死率并没有明显下降。随着社会人口老龄化的到来，老年肺炎患者日趋增多，由于老年肺炎临床症状不典型，导致老年肺炎患者的病死率高，需要用合适的生物标志物进行评判、评估疾病预后［1－2］。相关文献报道，血清降钙素原(PCT)、超敏c-反应蛋白(hs-CRP)及D-二聚体(D-Dimer)水平的变化与肺炎严重程度和疾病预后密切相关［3－4］，本研究通过观察不同严重程度的老年肺炎患者血清PCT、hs-CRP及D-Dimer水平，为老年肺炎的早期诊断及病情危重程度判断提供参考。

还有一种妥协，是兼顾各方的观点，利用新的资源，对有关的内容进行重组和改造，最终找到大家都可基本接受的方案。例如，中学《历史》教材中关于抗日战争的内容。内地的教材编写者一般根本不了解澳门与抗战的关系，但实际上澳门有不少年轻人加入东江纵队，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前就住在澳门，谱写《黄河大合唱》的冼星海也是澳门人，而且抗战深刻地改变了澳门的人口和社会结构。澳门居民对这些普遍表示关注。经过深入讨论，妥协的结果就是，抗战的历史变成了有澳门人参与的历史。再例如，澳门以前不太重视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教育，因此大家都觉得须加强。但是否能像内地的教材一样，初中三年级全部安排近现代史呢？显然，澳门的教师甚至家长都不一定赞成，至少觉得难以适应。最后的结果，就是重新对教材的结构进行改造，形成一个新的体系，这是一种新的妥协。

五、结语

本文试图从政治上回答回归祖国以来澳门的教育改革如此深入而广泛，为何总能很平稳地推进，尤其在教材方面没有引起那么广泛的社会抗争。在此，重申行政吸纳政治的局限性是必要的，它只能解决多元参与问题，所能吸收的只是“小政治”。在澳门的教材场域中，“最大的政治”是“行政主导”，这是由《基本法》所决定的。按照《基本法》的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的特点是“行政主导”，行政长官对特区和中央负责，他的权威要能够享有自行解决特区内部矛盾的权力。在教材领域，多元参与的程度以及“行政吸收政治”过程和方式，都是由行政主导的。

比特币和区块链等希望去掉央行和交易中心等中心组织，核心理由是这些权威的中心组织可能会伪造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只能做事后审计，并且不容易发现。

另一方面，在“一国两制”的背景下，教育权在国家和特区间的分配，是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基本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自行制定教育政策，包括教育体制和管理、教学语言、经费分配、考试制度、承认学历和学位等政策，推动教育的发展”。换言之，特区政府已获许可证管理特区的教育事务，“制定教育政策”和“推动教育的发展”均为“高度自治”范围以内的事。但是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年轻人作为国民的一份子，国家的教育权体现在哪里？地方的教育权有无限度？二者边界何在呢？这对教材领域也是有影响的。

注释：

① 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chinese_history_first_consultation_documents.htm。

② 由于澳门在法律上规定学校和教师享有教学自主权，且学校间教学水准的差异比较大，故主要从学生发展的角度，对一个教育阶段结束后学生须具备的知识、技能、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进行规范，即对学生应具备的“学力”进行规范。2014年颁布《本地学制正规教育课程框架》后，特区政府先后于2015、2016和2017年颁布了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各科的“基本学力要求”。参见第19/2016号社会文化司司长批示《核准小学教育阶段基本学力要求的具体内容》、第56/2017号社会文化司司长批示《订定初中教育阶段的基本学力要求的具体内容》、第55/2017号社会文化司司长批示《订定高中教育阶段的基本学力要求的具体内容》。

③ 关于这一点，请参见拙作：澳门中学历史课程与教材的若干问题[C]//石 鸥.教科书评论2016.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77-93。

④ 例如，2016年澳门特区政府委托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编写小学《常识》教材，就引起新澳门学社及部分人士的强烈质疑，除批评有利益输送之嫌外，也涉及教材的价值取向问题。参见：编写小学常识教材合同判给 有意见质疑政府没公开招标[N].力报(澳门)，2016-4-13(A02)； 590万教材合同台底交易 专业不对口 教青局何来常识？[N].讯报(澳门)，2016-4-22(P08)；当局斥港媒评论失实[N].澳门日报，2016-4-13(A07)。

⑤ 当然，这里也有一个如何尊重澳门史，如何让学生对澳门史有一个完整认识的问题。来自北京的观点或者内地学者，往往容易忽视这方面的诉求。

⑥ 麦瑞权议员于2015年1月19日就澳门“公民课专业教师的问题” 提出书面质询,详见：http://www.al.gov.mo/uploads/attachment/written-consultation/2015/236125861dce17a172.pdf。

⑦ 区锦新议员于2014年12月19日提出书面质询，详见： http://www.al.gov.mo/uploads/attachment/written-consultation/2014/108245861dd456b342.pdf。

⑧ 高天赐议员2013年10月24日就鼓励年轻人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问题提出书面质询，详见：http://www.al.gov.mo/uploads/attachment/written-consultation/2013/891485861edded0550.pdf。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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