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自清末产生以来[1]，走过了一百余年的历史。百余年间，教科书的发展日渐规范化、科学化，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的“一纲一本”被“一纲多本”所取代，教科书的发展进入一个繁荣多元的时代。但是，围绕教科书的争论却越来越多，这样的局面多少令人尴尬。一方面，人们对教科书诉诸极大的热情和期许，教科书被看作是教和学的依据，是不可撼动的经典；另一方面，人们希望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教科书，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教科书都面临专业的或者非专业的各种指责和批评。

如今，我们正处于一个“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学习状态。在这个时代，教科书面临了比以往更加严峻的环境。因此，梳理教科书面临的时代境遇，探索其摆脱困境的出路，对于今后的教科书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教科书发展面临的时代境遇

教科书是儿童最为信赖的文本，教科书也是奠定儿童一生知识基础的文本，教科书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2001年6月，教育部颁布《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推行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政策，鼓励有关机构、出版部门等编写中小学教材。同年同月颁布的第11号部长令——《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从教科书编写的资格和条件、立项和核准、初审与实验、教科书审定等各方面都作出了详细规定，“一纲多本”的管理体制初步形成[2]。钟启泉先生认为，与之前的“一纲一本”相比，“一纲多本”制度下的教科书体现了教育的民主诉求，推动了教学和考试制度的变革；他指出，“一纲多本”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2]。“一纲多本”政策实施十五年以来，教科书在编制、审定、评价、选用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就教科书的功能而言，它传递了“最有价值”的知识，塑造了国家所期望的国民，从某种程度上说，改变了一个国家的未来。但是，在现实之中，教科书正经历着社会最严密的检验和最尖锐的批评，尤其是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数字化时代，教科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1.鱼龙混杂的知识：碎片化阅读对教科书的冲击和干扰

随着数字媒体的渐次普及，碎片化阅读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2014年，我国成人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首次超越纸质阅读率，约有七成青少年使用手机进行数字化阅读，而且这一趋势还在持续增加[3]。学生不必坐在教室里等待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也不必在图书馆的馨香书味中饱餐知识，只需要一个数字终端，便可以随时地检索、获得所需的知识。获取知识的便捷性的增加，有喜有忧。喜的是获得知识的速度大大加快，忧的是通过网络终端传递的知识鱼龙混杂，良莠不分。如果没有深入、严密的思考，如果没有对知识的鉴别和过滤能力，这些碎片化知识反而会形成对教科书的干扰。

公猪睾丸炎常因直接损伤或者由泌尿生殖道的化脓性感染蔓延而引起。直接损伤如打击、蹴踢、挤压，尖锐硬物的刺创或者撕裂创和咬伤等，发病以一侧性为多。化脓性感染可由睾丸或者附睾附近组织或者鞘膜的炎症蔓延而来，病原菌常为葡萄球菌、链球菌、化脓棒状杆菌、大肠杆菌等。某些传染病，结核病、沙门氏菌病、布鲁氏菌等，亦可继发睾丸炎和附睾炎，以两侧性为多。

相比于纸质教科书中的知识严谨和准确，数字终端承载的碎片化知识更加生动有趣，更加简单直接。因为碎片化知识的获取过程就是一个自我需要获得满足的过程。学习教科书的过程，就像攀爬一座高山，只有历尽艰辛，才能阅尽风景的美好，也才能体验到苦尽甘来的甜美。而碎片化的知识，恰似通过图片或视频领略壮美的河山，可以快进，可以回看，虽然看到了美，但是却没有生命的体验。我们处在一个放眼望去尽是“快餐化”的时代，一切追求“效率”，受此影响，学生更满足于通过碎片阅读的方式获得知识。

诚然，碎片化学习是知识获得的一种方式，它有效利用零碎时间，可以提高学习的效率，但是它的负面作用却更加明显。因为唾手而得的碎片化知识消解了教科书的权威和尊严。在儿童眼里，教科书不是不可忤逆的“圣经”，教科书不是高不可攀的权威，儿童会利用碎片化知识怀疑、拒绝甚至反抗教科书一本正经的说教。从某种程度上说，教科书所倡导的价值观，要想进入学生的头脑，路途漫漫而艰难。

什么样的知识可以进入教科书？什么样的知识必须退出教科书？有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科书标准？教科书一旦出版，推向市场，教科书的好与坏就任由第三方评价。问题是教科书的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仍然没有建立起来，人们只是借助主观的观感评价教科书的优劣。教科书的评价理论体系应该是教科书的风向标，它指导教科书怎么编，怎么评，它能用评价标准去影响教科书的编辑者，使教科书真正成为学生成长道路上的助推力。

2.民意的掣肘：社会舆论对教科书的肆意批评

教科书始终处于社会舆论和政府监管的中心位置，一有风吹草动，势必引起全国范围内的纷争。按理说，教科书的编辑、审定和出版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工作，外行或者是非专业人员很难给出合理的意见。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似乎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对教科书表达意见，品评一二。

以鲁迅先生的作品在教科书中的命运为例，就很容易看出社会舆论如何影响了教科书的编辑。有家长认为鲁迅的文章过于晦涩，不适合初中年龄的学生阅读。家长何女士就表示：“不应该用成年阅读者、甚至文学爱好者的观点去评判初中教材。适合学生的教材才是最好的。”她举例说，自己当年学习《纪念刘和珍君》时似懂非懂，直到上大学后专门找来鲁迅的文集看，才真正理解了这篇文章。她认为，将一些晦涩、难读的鲁迅作品或名家作品放到初中低年级语文教科书中，无异于“揠苗助长”。“文章是好文章，但学生消化不了”[4]。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则坚决反对这种说法，他说：“我坚决不赞成‘删除教材中鲁迅作品和初中生阅读不宜过于深刻’的观点。当下不少编教材的以一己之浅薄揣度鲁迅之深刻并殃及学生，是很恶俗的。当下问题是如何编出真正的语文教材和改革教学方法。”[5]

网络就是一个广场，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言论，但网络语言不负责任，易造成轰动效应，且极易形成语言暴力，其后会形成力量强大的社会舆论。这种社会舆论，不一定理性，它表达了某种态势和倾向，然而应者云集的群体呼声绑架了专业人士的意见，导致外行意见凌驾于专业人士的意见之上。人人都读过教科书，但不是人人都“懂”教科书。非专业人士，尤其是文化水平不高的普通民众，往往是从自己的教育背景、知识结构出发看待教科书，对于教科书缺乏整体性把握，有的时候甚至是陷入意气之争。按照这样的理念去编辑教科书，体现的是民意，而不是科学。因此，鲁迅的文章选入或者退出教科书，不是依据社会舆论的导向，而是应该依据科学的鉴定和评测。

当社会舆论成为编辑教科书的原则，当民意成为教科书评价的标尺，教科书的编辑者就成了传声筒，他们的专业性判断无从发挥。如此，教科书就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科书，教科书中不再有“诗和远方”。

3.技术局限：数字教科书的研究、探索力度不够

在当今这个数字化时代，自媒体让每个人成为知识潜在的传播者和接收者。纸质媒体月发行量过万，应该就属于高效；而自媒体转载量可以轻松突破百万。因此，主题不鲜明、中心思想不突出、知识结构不系统的的教科书，要想突破碎片化知识的包围，是非常困难的。无论对于教师的教，还是对于学生的学，教科书都应该构建一以贯之的体系，确立非常明确的思想体系，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这种教科书的熏染之下，学生抵抗不良的碎片化信息的能力就会显著加强，甚至能自动地辨别是非，防止受到错误知识的诱导。

金庸的武侠小说、周杰伦的流行歌词能不能进入教科书，鲁迅的文章该不该退出教科书，这都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是我们通过教科书要给学生传达什么理念，我们希望学生具备什么样的能力；二是教科书是不是能够忠实地完成所设定的课程标准。如果对这些问题含混不清，那么围绕教科书的争议就会持久不休。表面上看，社会舆论是在质疑学习的文本，实质在于普通民众对教科书内容能否帮助学生实现成长表示担忧。风起于青萍末。盲动的社会舆论最终会影响编辑者和审定者的判断，频现专业意见被舆论所绑架的事例。

承认数字教科书是未来教科书发展的大趋势，是对教科书的清醒认识和准确判断。但资金、技术、人力资源等的缺失，都可能使数字教科书的发展面临重重障碍。因此，要制定扶植性产业政策，吸引、鼓励有资质的企业进入数字教科书领域，研发适合儿童需要的数字教科书，让教科书成为儿童爱不释手的“玩具”，让学生好学、乐学。

4.理论基础乏力：教科书理论建构对教科书的支撑力度不足

我国的教科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教科书研究的理论原创性略显不足。我国的教科书研究的理论架构，基本上是沿袭、借鉴国外的理论。谈教科书与意识形态，必然会提阿普尔和他的《教科书政治学》；谈教科书的理论基础，很多人会想起建构主义。换句话说，教科书研究理论的本土化色彩比较淡化，没有产生有中国特色的教科书研究理论。

当今的研究，言必称西方。如果不能在文章中引用若干西方学者的理论，许多学者似乎就不会说话。毋庸讳言，西方的教科书理论有其合理性，但是东西方文化有着巨大差异，简单的“拿来主义”不符合我国教科书长远发展的需要。富有中国特色的教科书理论体系仍然不足以支撑中国教科书的发展。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和思维习惯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适合西方的教科书模式，未必适合中国；同样，中国的教科书，不一定能满足西方儿童的学习需要。

朱自清的《背影》并没有帮助学生建立充满温情的父子之情，因为“父亲”穿过铁道，违反了交通规则；邱少云的故事是编造的，因为他超出了人类忍受疼痛的阈限；英勇的狼牙山五壮士不是跳下悬崖，而是顺着山坡滑下来的……试想，当老师面对学生提出这些问题，老师该作何回答？当前，数字媒体大行其道，恰恰为很多没有事实根据的知识提供了传播渠道。其实，碎片化知识只是提供了一家之言，而没有鉴别能力的儿童，就不幸成为碎片化知识的奴隶。他们不去问为什么，什么知识博人眼球，什么知识骇人听闻，他们就相信什么知识，形成了对教科书权威的挑战和消解。

进一步说，教科书的专业解读和信息通报体系并不是教科书研究专业人士的建议对普通民众的单向传递，而是一个双向的交流过程。“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接受来自社会各界人士的建议，相当于从多个角度看问题，对问题的把握就越深刻。教科书不是一个封闭僵化的体系，也不是学者躲在学术圈里自娱自乐的工具。教科书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任何好的建议都应该被吸纳进来。一方面，社会舆论的建议使教科书更加完善；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对待教科书的心态也更加平常。

二、教科书从时代境遇中走出的路径

今天的时代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带给教科书的冲击也是前所未有的。教科书所面临的境遇，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对教科书的信任程度，也影响课堂教学的效果。当教学所赖以依托的文本被质疑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教学的效果会是什么样子？突破教科书面临的时代困境，摆脱阻碍教科书发展的不利因素，教科书的价值和作用才能得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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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现文化超越，对抗碎片化知识所造成的侵扰

当下需要明确的是，教科书不是学科知识的简化和缩编，而是基于学生发展的教学设计和知识搭配。在碎片化知识满天飞的时代，骑墙的、讨好各方的教科书注定没有市场，因为你无力抵御碎片化知识的冲击。

教科书应传授系统性的学科知识。学科知识相当于布料，教科书则是做成的衣服。再精美的布料，也只有经过裁剪、缝补之后，才能成为华丽的成品。教科书不是学科知识的简单堆砌和重叠，而是第二次深加工，是一种重新的创造和改编。在某种程度上说，教科书是编辑者的另一种书写，一种重要程度完全不亚于创作的创造。某篇选文，是放在A单元，还是放在B单元，预期的效果是不同的；同样，在浩如烟海的知识中，哪些知识能够进入教科书，哪些知识注定被排除在教科书之外，也体现着编辑者的理念。翻开任何一本教科书，我们都会发现其独特的构建模式，其中教学内容、助学系统的编排都有差别。换言之，再平庸的教科书也有自己的中心思想和价值主张，只不过平庸的教科书没有突出其贯穿前后的主线，不能够突出自己的价值观。

数字教科书是教科书发展的一种新的呈现形式，是在信息技术条件下教和学的新的媒介。依靠数字媒体技术的推进，数字教科书呈现出多种形式，但是繁荣掩饰不住问题，数字教科书仍然存在着一系列实施上的障碍。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数字教科书的研究力度还不够。例如，当前的数字教科书，一般是将纸质教科书作数字化处理，是纸质教科书的另一种形式。赵志明认为，当前，我国的数字教科书的开发基本还停留在纸质教科书电子版与多媒体资源的简单组合阶段，通行的做法往往是出版社(开发商)把纸质教科书的电子版(PDF格式等)内置于数字终端，同时内置视频、音频、动画等多媒体教学资源[6]。数字教科书的概念提出之后，以人民教育出版社为首的出版企业在数字化教科书的探索上走出了坚实的一步。在我国，人民教育出版社数字教科书的开发能力可以说走在全国的前列，但是仍然存在着纸质教科书与数字媒体结合比较机械的弊病。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第一代 “数字教材”是以人教版纸质教材为蓝本制作的镜像版电子课本；第二代“数字教材”则利用信息技术将教材模块化、内容立体化、资源功能化，围绕教材的重点难点提供示范性、多层次的数字教学资源，并通过资源的交互性设计和即时评价等功能服务于自主性、探究性教学[7]。

2.实施专业解读，消解教科书的庸俗化阐释

教科书的编辑、审定和出版都有一套完整的科学体系，社会普通人士很难就教科书的发展提出专业性的意见。但是，教科书关系着孩子的未来，因而备受家长和社会舆论的关注。家长们或许不懂得学科与教科书的关系，也不明白教科书的具体内容，他们凭借自己的主观认识，对教科书的优劣妄下断语。为消除社会舆论的错误认知和庸俗化阐释，教科书的专业人士应该成为教科书权威消息的发布者和解释者，努力通过报纸、电视、数字媒体等方式及时向社会普及教科书的基础知识，通报教科书研究的最新进展，影响舆论导向。

众多研究报道显示，烟草中的钾(K)、钙(Ca)和镁(Mg)含量是调节卷烟燃烧性能的一个重要参数。这是因为钾的存在不仅能有效降低卷烟燃烧温度和提高燃烧效率，而且还能减少CO和焦油在烟气中的释放量；钙是烟草中的主要矿物元素之一，它对于钾离子的吸收有促进作用；而镁盐则对于烟支的包灰性能有作用[1-4]。目前，烟草及烟用材料中K、Ca和Mg含量的测定方法主要有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连续流动法和离子色谱法等[5-7]，但是这些方法往往前处理过程麻烦，检测速度慢等。因此，如何更加准确快速地测定烟草和烟草制品中的K、Ca和Mg含量就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

但是这并不代表数字教科书已经进入应用阶段，可以大规模推广，实际上，数字教科书进入课堂，仍需时日。暂不说教师对数字教科书的掌控和把握能力，数字教科书对家庭经济负担的影响等，即使是企业开发数字教科书也面临一定的困难。至少从理论上说，还存在诸多的限制。比如，数字教科书到底采用哪一种制式，数字教科书和纸质教科书的关系问题，数字教科书如何避免不良信息的侵入和干扰，教师在数字教科书的使用中到底扮演何种角色，这都是困扰数字教科书进一步发展的理论障碍。

教科书理论建构的缺失，是教科书未来发展的巨大障碍。在过去，教科书可以是一种粗放式的运行模式，体例可以不严谨，文本可以有删改，难易程度可以不适合学生，但是这属于教科书演进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仍然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心态编辑教科书，显然不合时宜。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为教科书的理论体系建构指明了方向。立足于已有的经验，我们有信心而且有能力构建起有中国特色的教科书理论体系框架。

3.制定政策，鼓励教科书数字媒体技术的探索

1984年，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提出“三个面向”的论断，这个论断放在今天仍然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教科书要立足传统，面向现代化；要立足当下，面向未来。在数字化时代来临之际，人们的阅读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纸质图书、纸质报刊的发行量逐渐萎缩，通过数字媒体阅读的方式慢慢成为主流阅读方式。这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教科书必须顺应这种趋势。

当前，我国的课堂教学依然以传统的纸质教科书为主，虽然个别发达地区已经在教学中引入数字教科书，但只是作为一种辅助手段，还不是课堂教学的主流模式。我们应该看到教科书的发展方向，那就是数字教科书早晚有一天要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每一名儿童必不可少的学习用具，那些带着书墨香的学习会渐渐走进历史。数字教科书呈现的即时、富媒体、交互等特性，是纸质教科书不能比拟的，它所具有的强大功能，也必将成为儿童学习的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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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脚踏实地，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教科书研究话语体系

构建中国特色的教科书理论体系，就是要使它成为教科书从量的丰富到质的提高的重要推手。教科书理论的构建，不应该只盯着西方的教育理论，也不应该只是生吞活剥西方的教育理论，而是应该像中国古代的教育先贤们学习。“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难道不是一种分科教育吗？“尽信书则不如无书”，难道不是对教科书的批判性认识吗？这种基于中国自身文化体系孕育和萌发出来的教育理论，蓬勃且富有生命力，我们从中能够看到本土化的影子。当然，构建我国的教科书理论体系，不是为了和西方对接，从而证明我国“古已有之”，营造一种虚无的民族主义自豪感。

老人不敢说话了。她像一个犯错的孩子，两眼瞅着脚尖，嘴里嘟囔着谁都听不懂的废话。很久后老人小声说，难道他还能黑下你一本书？呼伦说就算他能把书送回来，他什么时候送回来？半年后？一年后？您老竟然把家里东西随随便便借给一个陌生人，您可真行！老人见女婿真动了肝火，只好把还想继续说下去的一百句废话硬生生咽回去。她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憋不住，回头小声说，不就一本书，还至于？老人的话几乎把呼伦的肺气炸，心想不就一本书？这要是换成别人，说不定他的大耳刮子早就呼上去了。

教科书理论体系，是教科书的编辑和评价的基础。我国的教科书理论体系应该以现实问题为出发点，不纠缠于概念以及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而是注重从实践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比如，小学生到底需要掌握多少汉字；再比如，小学教科书的文字和插图如何实现搭配。当然，在教科书中中国话语起步的最初阶段，教科书理论体系可能不完整，存在缺陷，但是我们应该给予支持。

一号心脏：（1）用1 ml注射器，向灌流器的漏斗端滴入异丙肾上腺素液2滴，观察，待作用明显时开始记录上述各项指标。（2）用林格溶液冲洗3次，使心脏活动基本恢复至给药前状态。（3）加入维拉帕米溶液2～3滴，待作用明显后，记录上述各项指标。（4）不冲洗，加入异丙肾上腺素液2滴，观察并记录上述各项指标。

三、反思

在教科书面临的四个时代境遇中，碎片化阅读的干扰是最根本的困境。社会的整体阅读方式已经转移，数字媒体须臾不可离身，“短、平、快”的阅读备受欢迎。无根由的信息，因其奇异、新颖，传播速度很快，极大地冲击着教科书的权威。教育，应该扮演社会的引导者，而不是依附者和追随者；同样，教科书应该是民众的塑造者，社会舆论的控制者、引导者。因此，教科书必须确立其在教育学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的引导性地位，发挥其教育性功能。我们说，在当今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教科书不是一个置身事外的袖手旁观者，而是一个关系到个人命运前途、关系到国家富强繁荣的当局者。所以，教科书必须建立起色彩鲜明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强烈的价值观念影响学生，抵御碎片化信息的冲击。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土地有偿使用及住房制度改革的推进，房地产行业也得到高速的发展，进入繁荣和火爆阶段，但房地产投资风险也日趋严竣，不确定性风险因素随之增加。

教科书突破时代困境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理解时代，认识时代。教科书的未来发展模式是什么？这不仅是从事教科书研究的理论界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是教育技术领域正在面对的问题。方向错了，费再大的力气也不能达到目的。数字教科书是不是一定是教科书的未来主流应用模式？如果是，那么采用的具体形式是什么？如何开发出便捷的数字教科书？……

在阅读教学前，教师需要导入新课，创设一定的文本情境，以让学生更好地代入情境，激发学生阅读文本的兴趣。在创设情境时，教师需要具备一定的“留白”意识与“留白”艺术，不能直白地把文本内容都平铺直叙地告诉学生，而需要留有一定的空白，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与对文本阅读的兴趣，让学生更好地进行自主阅读。“留白”情境的创设方法是多样的，教师可以根据文本与学生的学情来选择恰当的方法。

毫无疑问，数字媒体技术一定会深刻地影响教科书的发展，然而教科书理论体系才是数字教科书发展的前提。如果没有教科书研究的学者提出长远的理论架构，指明教科书的未来发展方向，数字教科书的发展也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在这一点上，我们不需要悲观，但也不能盲目乐观。数字教科书的开发者需要用实践为教科书理论研究提供技术基础。如果技术达不到，教科书理论支撑下的数字教科书就只能是空想。唯有理论体系和技术的完美结合，才能开发出适合学生需要的教科书。我们应该将更大的希望寄托在数字媒体的开发上。可以不夸张地说，新的数字媒体技术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教科书的未来。

在相关的项目负责人接受任务时，必须要对运维的具体内容、具体时间和具体地点进行充分的明确，不能有任何纰漏。

参考文献：

[1]石 鸥，刘学利.跌宕的百年：现代教科书发展回顾与展望[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3(3)：28-36.

[2]钟启泉.一纲多本：教育民主的诉求——教科书政策述评[J].教育发展研究，2009(4)：1-6.

[3]张 菁，张增田.碎片化阅读时代的教科书变革[J].课程·教材·教法，2015(10)：20-24.

[4]鲁迅文章再被删出教材 专家:不如看宫崎骏[EB/OL].[2013-09-05].http://learning.sohu.com/20130905/n385916535.shtml.

[5]人教社:删除鲁迅文章并非因其不合社会主旋律[EB/OL].[2013-09-05].http://news.163.com/13/0905/03/97VRCARU00014AED.html.

[6]赵志明.重新定义教科书——数字教科书的形态特点与发展[J].课程·教材·教法，2014(3)：38-42.

[7]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教数字教材[EB/OL].[2013-09-25].http://www.pep.com.cn/yz/jc/201309/t20130925_116630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