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愿》和《春暖时节》是茹志鹃在1959年发表的两部题材相同、主题相近的短篇小说。作品以“大跃进”为背景，叙述了城市家庭妇女在时代浪潮推动下，从封闭的私人家庭空间中走出，进入开放的公共空间——街道里弄组织的生产组、合作社，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的故事。“《如愿》的主角是一个能干的有主意、眼光远大的老奶奶，《春暖时节》的主角却是个善于持家、温柔但眼光限于家庭的少妇。”[1](P 291)两部作品都围绕着家庭关系展开，《如愿》是母子关系、《春暖时节》是夫妻关系。作品从家庭矛盾入手，以家庭关系改善而结束，属于典型的“家务事，儿女情”小说，但是，作品中所书写的这些城市底层家庭妇女的“家务事”，却涉及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都非常关注的家务劳动与妇女解放、底层妇女自我认同与主体建构等大问题。作为一名同样要担负家务劳动的职业妇女，茹志鹃对“大跃进”时期广泛动员家庭妇女走出家庭、参与社会生产的时代话语，既积极呼应又有些微的疏离。茹志鹃深入底层家庭妇女的内心世界，对她们充满着理解、关心、怜惜，写出她们在时代激流中的心理变化与精神成长。与同时期大多数同题材作品等相比，茹志鹃的小说对家务劳动以及家庭妇女解放的阐释、对城市劳动妇女形象的书写更为丰富、细腻。在众多书写“大跃进”时代妇女解放的作品之中，茹志鹃的小说呈现出特殊的品格。

一、集体生产劳动与城市底层家庭妇女的自我认同及主体性建构

《如愿》和《春暖时节》呼应了时代话语，一方面书写城市家庭妇女被时代风潮所感染，走出家庭，参加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另一方面书写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对城市底层家庭妇女性别角色认知、自我身份认同、家庭性别关系等方面的改变。小说没有正面去描写她们光荣的劳动业绩，也没有去叙述她们辉煌的斗争历程，而是从她们各自的家庭关系入手，深入她们的内心世界，重点叙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她们心理、情感、思想所带来的激荡与变化，展示了参与社会公共领域集体生产劳动对城市底层家庭妇女自我认同与主体建构的作用。

首先将边u11u12,um(2n-1)um(2n)染为k+2色,把边u0(2n+2)u1(2n+1)染为k+1色,边u(m-1)2um1染为色,其次把边us(2n+1)us(2n+2)(s=1,3,…,m-2)染为色,把边us1us2(s=3,5,…,m-2)染为色。

人的自我认同与主体性建构不是给定的，而是自我反思的结果；它们发生在自我意识之中，但又不是孤独主体的自我反思，不可能由自己独立完成；它们的形成、实现与个体的社会归属感密切关联，是个体与社会互动的结果。参加弄堂生产组、合作社的集体生产劳动，改变了家庭妇女何大妈、静兰对妇女的贤妻良母的性别角色认知，帮助她们建立起独立自主、自我肯定的性别身份认同。在“大跃进”年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学习农村人民公社化经验，在城市中创立“城市人民公社”，在街道社区兴办居民食堂、托儿所、小型生产加工厂等，广泛地组织与动员社会闲杂无业人员，主要是居家的家庭妇女参加街道社区公共生产与服务工作。其实，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国家就开始鼓励倡导城市职工家属组织起来，从事个体家庭以外的社会服务性劳动。“大跃进”年代之所以大规模、普遍性地在街道弄堂创办生产组与合作社，广泛性地动员城市里的家庭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生产工作，部分原因是为了应对“大跃进”年代由于盲目推行“工业以钢为纲”的政策而造成的劳动力严重匮乏的困境，但是不可否认，它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妇女运动一贯坚持并推行的让妇女在公共领域社会劳动中获得解放的理论在城市底层劳动妇女层面得到广泛落实的有效实践。家庭妇女在离家不远的街道弄堂里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方面，使妇女获得了工作权，但另一方面，又保留了原有的生活形态，可以说，这是一种非常温和的妇女解放运动形式。”[2]尽管妇女们在生产组、合作社所从事的社会性劳动，仍然还是缝纫、照顾儿童、食品加工等辅助性与服务性工作，这些工作对传统性别分工的挑战与突破是有限度的，但是，妇女们能够从封闭孤立的个体家庭中走出，有效地集合组织起来，在一个较大的、开放的社会空间里互助合作，互相鼓励，互相激发，在集体主义劳动中获得崭新的生命体验和开阔的人生视野，从而改变了传统的人生定位和自我认知。

《如愿》里支撑性或者贯穿性的情节是，何大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被资本家压榨失去应得到的工资，答应给年幼儿子买苹果的允诺落空，“大跃进”时期，年近五十的何大妈加入里弄生产组，并担任玩具组的小组长，在拿到人生第一份工资后，何大妈给已经成家立业的儿子买来了苹果，偿还了25年前的心愿。不过，细读小说就会发现，小说重点叙述的并不是参与公共劳动为家庭妇女所带来的经济独立和财务自由，而是她们在公共劳动中所获得的主体性、尊严感，她们通过新的社会身份的确立改变了旧的自我认知，建立了新的自我认同。“对于中国女性，尤其是下层女性来说，加入集体的过程，同时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因此，集体同时构成的是一个学习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女性的相互激励往往帮助完成女性的身份辨识。”[2]何大妈和静兰都是勤劳聪慧的家庭妇女，她们都曾满足于贤妻良母这一传统性别身份和性别角色，用自己辛勤的家务劳动维持或者说保障家人的工作与生活。可是，时代激流冲击了她们平静而封闭的家庭生活，也为她们提供新的人生舞台并创造了别样的人生。“大跃进”年代城市中发起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为她们带来走出家庭的机会，提供参加社会工作的社会舆论支持和制度保障，激发了她们对国家、社会、集体的参与热情。不论是积极主动要求加入生产组的何大妈，还是被潮流裹挟进入合作社的静兰，她们都在这个开放性、互助性、社会化的空间里，建立起个体与国家、集体、他人的联系，意识到自己不仅仅具有为私人领域家庭服务的能力，还拥有为公共领域、社会国家服务的能力和力量，从而发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完成对社会身份和性别身份的新建构。

何大妈之所以热衷于忙“公家事”，之所以羡慕儿媳妇在工厂上班，甚至模仿起儿媳妇上班时的行头打扮，是因为在公共空间里、公家事里，何大妈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被重视感，体会到了自己在家庭之外的存在价值。“她活了五十年，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自己做好做坏，和大家，甚至和国家都有了关系。”“现在，使何大妈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也常常有人会站在后门口，或者走到楼梯上，急匆匆的来叫自己。也有好几次，自己在弄堂口给人拦住了商量事情：某人生产效率高，应该表扬；某人在跟某人闹意见，应该调解；产品质量问题，组里的壁报问题……总之，问题是各种各样的，有叫她高兴的，也有叫她苦恼的，但是这一切汇总起来，却使何大妈感到幸福。”[3](PP 114-115)自我认同不仅仅局限于个体自身的反思，还需要个体与社会的相互确认，只有当个体社会意义的确认与社会情感的生成都得到实现的时候，自我认同和主体建构才能完成。当静兰承担起合作社技术革新的重任，第一次因为劳动而受到集体表扬的时候，她才发现自己的劳动付出、聪明才智竟然跟集体和社会产生了重大关联，自己竟然有如此重要的社会作用和社会价值。“今天天亮机器能否转动起来，这是关系多么大的事啊！”[4](P 17)何大妈、静兰在集体化劳动中滋生了社会责任感，产生了自豪感，也找到了新的社会归属感、人生幸福感。尊严感和自豪感是自我认同、主体性建构与完成的重要因素。何大妈、静兰因受到社会重视与肯定而体验到了尊严感、自豪感，因创造社会劳动价值，建立自己与社会的联系，进而找到了自己的社会存在感、归属感。这些崭新的人生体验使这些城市底层家庭妇女开始反省、思考自己相夫教子的家庭妇女生活以及贤妻良母的人生目标。当静兰明白自己所做的木盘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可以证明家庭妇女不但勤劳而且智慧、可以使她们小小的街道生产组像大工厂那样生产的时候，静兰开始反省自己从前的家庭妇女生活：“这一生中，她劈过多少柴爿，劈好劈坏，哪曾有人来问过一声半句。柴潮生不着火，煮不熟饭，顶多是一家人迟些吃饭，然而今天……静兰恍然悟到昨晚劈的已不是什么柴爿，而是机器上的一个圆盘，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块小砖小瓦……”[4](P 13)集体化公共领域的生产劳动，使何大妈、静兰这些城市底层家庭妇女建立起了与历史发展、社会前进的关联，改变了旧有的自我认知和传统性别角色认同，不再轻视自己、否定自己，逐步形成自我意识，开始建构自尊、自信的性别主体。

每个个体都是在与他人关系之中、在社会网络作用之下形成自我价值、自我身份的理性认识，从而建立自我主体性、完成自我认同。对于已婚妇女而言，家庭关系、夫妻关系是影响她们自我主体建构的重要因素。作为私人生活的家庭关系、夫妻关系，并不能彻底隔绝独立于社会生活之外，社会公共领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必然会影响到家庭秩序、夫妻关系的建构，个体社会地位的变化甚至会决定夫妻关系的走向。弄堂生产组、合作社的集体劳动改善了何大妈、静兰的家庭关系，提高了她们在家庭之中的地位，帮助她们建立起新的家庭秩序和性别关系。“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角色分工不仅划定了男女的生活领域，而且也规定了男女的家庭权力等级关系，带来了家庭妇女对男性的全面依附，进而也制造男性对女性的轻视与不尊重。其实，僵化的角色分工使男女之间形成完全不同的生活节奏、相互隔绝的活动领域、迥异的人生目标，这种人为的性别隔离不仅限制了女性的人生天地，而且加剧了男女两性之间的隔膜与距离，从而制造了许多家庭悲剧和家庭矛盾。家庭妇女走进社会公共空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仅使被隔绝在家庭之内的妇女有了同性之间的互动与互助，能够促进家庭妇女的人格独立，而且会增加男女之间的交流与理解，有利于家庭关系的改善。集体主义时代男女共同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共同的利益与目标、相通的活动领域与工作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男女之间的隔膜与对立，社会公共空间里的平等伙伴关系必然会动摇家庭中支配与依附的性别关系。

何大妈与儿子阿永的矛盾冲突源于阿永认同传统性别角色，并以此来贯彻他作为儿子对母亲尽的孝道。阿永反对母亲参加街道生产组，认为母亲应该在家里做做家务，带带孙女，颐养天年。这里有成年儿子的孝心与对母亲的呵护，不愿辛苦了大半辈子的母亲继续在外辛苦操劳，但是，这其中也不乏对母亲/妇女性别角色的陈规与偏见。何大妈参加集体生产后精神面貌和心理状态的变化，让他的儿子重新审视母亲的家庭地位、社会身份，不再把自己理所当然地想象成家庭的主导者替母亲规划人生，不再把母亲视作一个应该满足于家庭生活的家庭妇女，开始关心母亲/何大妈的心理与精神需求，理解母亲/何大妈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追求与愿望。当阿永接过母亲用人生第一笔薪水买来的苹果的时候，他开始明白工作对何大妈的意义，并检讨自己：“自己怎么会这样不了解妈妈。过去他总觉得家里有吃有穿，一切都很美满，他还怕妈妈在家冷清，特地买了一只收音机，但妈妈还是出去工作了。他奇怪自己，以前怎么会不理解这一切。”在小说结尾，阿永居然像个孩子似的摸着何大妈的手说道：“妈妈，你带领我们一起走，一起建设祖国的大花园吧。”[3](P 122)

她全身震抖了一下，抬头看见丈夫正温柔地、无限疼爱地看着自己。

将流量调至62m3/h（标准状态下），考查不同功率对臭氧浓度、产量、转化率及经济性的影响，每个工况间隔时间为2h，以保证系统处于稳定状态，并采取3个出气平行样进行分析。

静兰忽然看见伸过来一双筷子，筷子上夹着一只鲜红的大虾……

静兰与丈夫明发的矛盾冲突则在于静兰对传统家庭妇女角色的固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静兰与丈夫明发夫妻俩同甘共苦、共同建造自己贫寒却温暖的小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静兰沉醉于这种平静而温馨的家庭生活，用心用力地打造舒适幸福的小家庭，而积极参与工厂技术发明与革新的明发，对庸常琐碎的家庭生活却不再有往日的兴趣，他们之间失去了共同话题，和谐美满的夫妻关系出现了隔膜，一堵割裂夫妻亲密关系的无形之墙矗立在静兰和明发之间。让静兰困惑不解的是，自己为了让家人过上舒适幸福的生活而竭尽全力地操持家务，为什么丈夫明发对此却视而不见？为什么家庭生活水平提高了，他们夫妻间的关系却渐行渐远？茹志鹃是个非常善于捕捉生活细节、运用细节传达人物心理情感的作家。正如《如愿》中的“苹果”对何大妈、阿永母子意义重大，《春暖时节》里的“大虾”对静兰夫妇的意义也很特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他们夫妇因为钓到大虾能卖个好价钱而兴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夫妇二人在吃虾的时候，常常追忆当年相依为命的辛酸生活、体验回味现在的甜蜜情感。在静兰和明发的家里，或者说在静兰的心里，“吃虾”是一种仪式、一种象征，是夫妻二人美好情感与和谐关系外在、具体化的呈现。投身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明发，忙于工厂的发明创新，对静兰用心准备的大虾无动于衷。但是，在静兰参加合作社革新实验之后，陪她在一家宵夜点心店吃晚饭的时候，明发却主动为静兰准备了大虾：

在移动网络中,QoS决定某个用户或某种业务的质量,由一组参数所组成,主要QoS参数描述如表1所示[4]。

啊!这目光，静兰是多么熟悉啊，但她又觉得十分陌生，仿佛比她熟悉的更好更美。静兰有些忸怩，但又泪水盈眶，那一道摸不到、看不见的“墙”，已消失得干干净净[4](P 17)。

当静兰和明发为了共同目的而奔忙时，横亘在他们夫妻关系中间那堵“墙”就消失了，静兰的困惑也迎刃而解了。明发支持静兰搞发明创新工作，运用自己的技术帮助静兰顺利解决了合作社生产上的技术问题，夫妻之间成为相互合作、相互帮助的伙伴。小说结尾写道：“两个人紧挨着走着，不说一句话，但觉得他们的心贴得这么近，他们为了同一个目的，走在同一条路上。”[4](P 17)城市集体生产劳动推动了家庭妇女家庭地位的变化，重塑了夫妻之间的权力等级关系，促进了家庭妇女角色认同的改变与自我主体性的完成。

2）扶蔓促。苗高超过10 cm时，及时定枝、疏枝。选留上部生长最为健壮的新梢，抹除多余枝梢，立杆扶直，让其直立向上生长至1.2 m摘心。

二、国家政治召唤、制度支持与城市底层家庭妇女的自我认同及主体建构

恩格斯在探讨妇女受压迫根源时指出：“在包括许多夫妇和他们的子女的古代共产制家庭经济中，委托妇女料理的家务，正如由男子获得食物一样，都是一种公共的、为社会所必需的劳动。随着家长制家庭，尤其是随着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的产生，情况就改变了。家务的料理失去了自己的公共的性质。它不再涉及社会了。它变成了一种私人的事务；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只有现代的大工业，才又给妇女——只是给无产阶级的妇女——开辟了一条参加社会生产的途径。”[5](PP 69-70)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大生产，为妇女尤其是无产阶级妇女，提供了一条参加社会生产的途径。参加社会生产，进入社会公共空间，给家庭妇女带来了经济机会和社交可能，扩大了她们的生活空间，建立了她们与社会的联系，为家庭妇女解放和自我主体建构提供了可能性。但是，家庭妇女不是一个同质性的群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绝大多数底层家庭妇女走出家庭，进入社会，都是被迫而为，而非自主选择。她们常常是因为家庭中的男性成员无法为家庭提供有效庇护或者男性缺席，才无奈地走进公共空间。走入社会空间里的底层妇女，大多从事不稳定、低收入、低技术的边缘化职业，遭受来自社会的耻笑、压迫、侮辱、骚扰甚至人身威胁。如果说自豪感、尊严感是自我主体性形成的重要来源，那么羞耻感则是主体建构的极大障碍。羞耻感会引发个体的精神焦虑与心理迷茫，导致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在动荡不安、经济凋敝的社会里，对于底层妇女而言，能安稳地待在家中依靠家务劳动的付出而苟活下去已经实属不易。在《如愿》里，年轻的何大妈因为丈夫去世，孤身一人带着年幼的儿子，被迫到资本家开办的丝厂做女工。为了生活，何大妈狠狠心把六岁的儿子阿永反锁家中，自己起早贪黑，在丝厂里加班加点干活，不料家中失火，她在工作时间内赶回家中抢救被大火围困的儿子，被工厂扣除了整月的薪水，并被无情地开除。后来，何大妈只能靠给有钱人家做女佣来维持母子的生活。小说通过阿永对自己带有创伤性的童年生活的追忆，把何大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短暂女工生涯的凄楚与无奈展现出来了。“那时妈妈在丝厂里做工，每天，阿永在那间昏暗的灶披间里走来走去，爬来爬去，等妈妈回来，饿了就吃一团冷饭。一到了晚上，屋里漆黑一片，阿永怕了，急了，就哭，哭累了就昏昏的睡去。有时是趴在地上的草铺上睡着了，有时就蜷伏在地上，一直到晚上。到了夜里，到人家都熄灯睡觉的时候，阿永才听见妈妈的声音，摸到妈妈那双温热的手。”[3](P 121)何大妈家庭劳动之外的社会劳动“前史”，投射着茅盾笔下“芦柴棒”、郁达夫笔下“陈二妹”、鲁迅笔下祥林嫂等城市女工、女佣的人生影像，充满着屈辱与辛酸。《春暖时节》里的静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也是因为丈夫明发失业，在乡下老家又没有土地可种，家中两个年幼的孩子嗷嗷待哺，才跟丈夫一起外出钓鱼钓虾到市场去卖。家庭之外的社会劳动没有让何大妈、静兰这样的城市底层妇女得到真正的解放。正因为有这样的凄楚经历，静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非常珍惜在家操持家务、相夫教子的家庭妇女生活，对自己的生活状态心满意足。

在公私领域分离的资本主义时期或者社会，对于城市底层家庭妇女来说，走出家庭并非必然迎来经济独立、人身自由；底层家庭妇女突入公共空间的行为，也并不能全部理解为妇女解放。所以，恩格斯进一步说明：“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消除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的属性。”[5](P 88)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时期。在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体制之下，家庭私人领域与国家集体公共领域紧密联系在一起，开始了新的互动和重构，并成为公共领域的一部分。有学者将这种社会结构称为“公私相嵌型结构”。“在公私相嵌型结构中，私领域(个人/家庭)嵌入于公领域(共同体)之中，‘公’与‘私’的利益和目标并不冲突，反之是合一的，‘私’的价值体现于‘公’的价值的实现之中。”[6]社会生产关系、所有制的改变，必然带来社会价值体系和道德理念的改变。所以，社会结构性变革是影响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最重要的因素。

公私相嵌型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把生产和再生产领域结合起来。国家和社会对再生产领域、家务劳动的高度重视与肯定，为缺乏技术和文化知识的家庭妇女提供了另外一条解放之路。在城市里，集体主义的单位制度，为城市职工家属提供了一定的物质保障和强有力的政治庇护，她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分享职工的社会福利与政治待遇。“在集体主义单位制度下，‘抓生活’是生产企业的职责，企业通过组织职工家属和对职工家属的领导实现了其在再生产领域的责任。”[14]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把私人领域纳入公共领域，废除了封建宗族制，削弱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但是，不管在社会里还是在家庭中，传统性别分工和性别关系并没有被彻底清除，尤其是在家庭内部，父权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被保留着。在这种文化语境之下，对妇女家务劳动的强调与表彰，也会滋生将家务劳动“女性化”的社会倾向和文化理念。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在城市中推出了“五好”活动*1957年1月11日北京市妇联主任张晓梅在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式上做的主题发言就是《发动妇女搞好“五好”》。“五好”的内容：一是勤俭节约，家庭生活安排好；二是家庭、邻里团结互助好；三是教育子女好；四是清洁卫生好;五是学习好。，原初意图是通过肯定家务劳动，让家庭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丰富家庭生活内容、建立社会新秩序，可是，在实际推行中却出现了要求家庭妇女“服侍丈夫、做旧式贤妻良母”的倾向[15]。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中国妇联在第三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确定了“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妇女工作方针，这一方针在实践中也被窄化、粗鄙化，被片面地理解成动员妇女搞家务。针对此种情形，邓小平明确表示要向男同志宣传“两勤”，男同志也要勤俭持家。纵观新中国社会主义妇女运动与实践，集体主义时代中国有关家务劳动与妇女解放的理论与实践经过了一个复杂的历程。

1.4.3 手术步骤 要使患者体内肿瘤控制的血管切断，减少血细胞运输转移的次数，确保纱布缠裹患者体内癌肿所在肠管的紧扎性，清扫患者体内的淋巴结，避免患者体内癌细胞的生长和扩散，使相应结肠清除彻底[6]。

在集体主义时期，国家意识形态为劳动妇女参加社会生产提供了保护，国家从法律政策到文化宣传都为妇女参加社会生产提供了合法性和尊严感。国家大力表彰参加社会主义劳动的妇女，肯定与赞美劳动妇女在社会建设与发展中的作用，让她们与男人一样在社会生产劳动中体验到成就感、尊严感、自豪感，从而在社会空间里拥有国家主体和政治主体地位。正是由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有力保护，底层家庭妇女才能克服羞辱感、无助感、不安全感，骄傲地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参与公共事务；正是由于国家意识形态对男女平等、妇女就业的大力推行，男性中心主义文化才会被迫后退，僵化的传统性别角色、家庭分工才能被击破。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面对已有几千年历史的男尊女卑的男权文化以及低水平的工业化经济基础，如果没有国家自上而下的动员与组织，仅仅依靠独立自治的妇女运动，底层劳动妇女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地进入社会公共领域、改变人生境遇的社会设想是很难成为现实的。在何大妈、静兰人生命运中，国家法律政策、社会文化宣传、集体主义社会化劳动等几个层面的合力，冲击与改造着私人家庭生活与传统两性关系。没有国家提供政策法律保障以及舆论宣传庇护，何大妈和静兰即使有机会走进社会空间、工业化生产领域，也无法改变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且极有可能在家庭和社会压力之下重新退回家门。在集体化时代，广大底层劳动妇女在很大程度上是凭借着国家意识形态庇护而获得经济独立、文化翻身，是国家主体和政治主体的社会地位帮助她们改变了在私人领域/家庭中依附、顺从地位，让她们拥有了在家庭内外与男性相抗衡的力量和信心。

The resistance values Roff and Ron correspond to w = 0 and to w = wmax respectively.

针对静兰在选择家庭和投身社会之间所表现出犹疑与两难，有学者指出：“从茹志鹃理性创作的目的来说，是要表现妇女经由社会化劳动获得‘人格独立’、‘性别主体’建立的主题的，但在情感的日常性结构上，事实上又构成了对社会化主题的某种抵制，其理性动机是难以完成的。”[9]其实，小说对静兰犹疑与牵挂等复杂心理的书写，与其说是茹志鹃在情感上对家庭妇女社会化的否定与抵制，不如说是茹志鹃对于“大跃进”时代急速推进的超越实际物质与文化条件的乌托邦叙事的警醒，对新中国职业女性尚不能彻底摆脱传统男权文化规训的警醒。作为职业女性，茹志鹃一定也感受到了没有消散的男权文化、性别规范对妇女的压迫，感受到婚姻、孩子对自己工作与生活的影响[10](PP 71-77)。女学者董之林对静兰矛盾心情的解读更贴近当代中国妇女真实的性别文化语境：“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贤妻良母’并不是特定时代的女性称谓，它贯穿于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如果从文化语义学的角度，‘贤妻良母’不仅是被动的女性形容词，更包含对女性身份的指认与塑造，使女性在男性中心文化的历史上，逐渐认同家庭对女性至高无上的意义。也就是说，不在于女性是否打算做贤妻良母，在主观上的选择之前，历史已经为她做了规定性的安排，成为她获得社会认可的一种方式。因此，无论在政治风云激荡的年代，还是在平和的庸常岁月，这种文化规约都能左右逢源，评价或衡量一个‘好’女人的标准，即使不能完全照葫芦画瓢地加以比附，至少也要有‘贤妻良母’为其底蕴，或予以衬托。”[11]当时，没有随着政治意识形态与经济体制变革而彻底退出的男权文化，也是制造职业妇女身心“两难”与分裂的重要因素。

隔壁十六号里有人在敲门，是朱大姐回来了。她总是这样迟回来，也总是这样大声大气地叫门，她一叫门，会使整个一条沉睡中的弄堂，顿时变得热闹起来。她一边敲门，一边大声的喊。她丈夫是个电工老师傅，也是个见了工作就忘了吃饭的人。朱大姐一喊门，他早就答应着走来开门了。可是朱大姐还是大声地说他，晚上听起来，声音特别响：

“人家工作忙得要死，你倒好，这么早就放倒了。”

新中国妇女运动吸纳马克思主义的家务劳动理论，同时又结合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劳动妇女的生活实际，对家务劳动的作用和家庭妇女的社会价值进行再思考、再探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沿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和苏联妇女解放经验，以广泛发动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作为推动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主要策略，提倡妇女全面就业，贬低家务劳动价值，把家庭妇女视为“寄生虫”。当然，正如前述所言，这种舆论宣传有效地鼓动一部分家庭妇女走出家庭，走进公共领域，成为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从而有利于打破僵化保守的性别分工，改造了传统性别文化与性别关系。在表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城市家庭妇女参加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电影《马兰花开》中，家庭妇女马兰接受新时代妇女解放理论宣传，认为家庭妇女是可耻的“寄生虫”，所以主动追随丈夫到了西北铁路建设工地，成为一名优秀的推土机驾驶员。但是，当妇女摆脱不了家务劳动，仍然是繁重家务劳动唯一的承担者的时候，家务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冲突就开始出现。一方面是国家无法为家庭妇女提供足够的社会工作岗位，另一方面是社会也没有能力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中国妇女运动领袖很快就意识到这一问题。邓颖超在1953年的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工作报告和1954年的三八节讲话中，都批评了轻视家务劳动的社会倾向，申明家务劳动是为社会主义生产服务的劳动，号召职工家属团结互助、搞好家务[13](P 176)。当年《新中国妇女》开展了“家庭妇女应如何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的讨论，1957年《中国妇女》又围绕读者来信所提出的“职业妇女是否可以离职回家从事家务劳动”“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算不算是独立和解放”的话题，再次展开了家务劳动与妇女解放的大讨论。1957年全国妇联副主席章蕴在第三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工作报告中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家务劳动有了更大的社会意义，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一样，都是光荣的劳动。”[13](P 320)在集体主义时代，不论是家务还是公共领域的劳动，其劳动是否有价值在于是否有益于社会主义建设，因而在一定范畴内超越了公与私的对立。由于家务劳动尤其是职工家属的家务劳动，被认为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劳动，家务劳动就成为社会主义劳动的一部分，因而，家务劳动能够超越私人领域进入社会公共视野之中，使从事这一劳动的家庭妇女获得了社会认可与肯定。国家从政治上高度肯定了家庭妇女的社会贡献，对家属模范给予公开表彰。1957年全国职工家属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在这次会议上，职工家属被定位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职工家属在家从事家务劳动是“同参加社会劳动的家庭成员分工合作”[13](P 214)，会议期间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家属代表。“这种政治仪式传达了国家对于家属工作的重视，对职工家属政治地位的承认，以及对家庭劳动的肯定。”[6]女作家柳溪的小说《“责任事故”》就书写了交通职工家属秀芳乘着丈夫作乘务人员的火车进京参加家属代表大会的兴奋与骄傲，不过，小说更多是从家属视角来展现工作在工业战线上的男职工的辛勤革命工作与高度责任心。

“怎么？你看不起我做的工作？”朱大姐话说得很凶，可是声音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得意。

“不敢，不敢，我每天晚上能够给你开门，还觉得十分光荣呢！”

噗哧一声，朱大姐笑了，接着，门吱的关上了，弄堂里又恢复了原有的寂静[4](PP 9-10)。

在这一段叙述中，人们可以看到里弄妇女会主任朱兰在私人领域/家庭中地位的提高，甚至其“爱说爱笑、喳喳呼呼”的性格养成，都与国家对妇女社会工作的重视有关，没有强大的国家社会舆论的支持，朱兰的丈夫不可能轻易放弃男性的家庭主导地位和权力，朱兰也不可能无所顾忌地彰显自己开朗、张扬的性格。《春暖时节》对静兰夫妇、朱兰夫妇夫妻关系的叙述，也让人们意识到，良好家庭关系、平等两性秩序的建立，不能单方面地要求家庭妇女提高能力，要求妇女去理解、帮助、扶持男性的社会事业，还需要求丈夫放弃大男子主义思想，理解、帮助、扶持家庭妇女参与社会化劳动，只有互相协助、扶持，共同分担、共同成长，才是家庭中的男女平等。

这种基于学校整体资源的实验班设置模式具有独特的优势。首先，实验班不区分专业，只按照文理进行招生，招生规模大；其次，由于学生自主选课，可以充分发挥学科齐全、教学资源优良的优势；第三，学生不受限于某一学科强调全面发展；第四，学生自主性最大化，学生拥有独立的选择；第五，学制安排灵活，学生可以根据个人情况自主变换课程安排，完成学分要求即可毕业;第六，导师指导学习计划的指定和实施，给予学生最直接的帮助。

家庭妇女参与公共领域社会劳动，能够获得经济独立，从而消除受社会歧视、男性压迫的物质基础。但是，当劳动妇女摆脱不了家务劳动，仍然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或者唯一承担者的时候，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已婚妇女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过程中建立起的主体性必然脆弱不堪。为此，恩格斯提出了家务劳动社会化的设想，主张把家庭妇女所承担的私人化家务工作转到公共经济中来，由社会共同承担。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结合妇女在现代社会中的实际处境，对恩格斯的理论主张进行了补充与修正。1969年加拿大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家玛格莉特·本斯顿(Margaret Benston)指出：“家务历来都是女人的责任。女人，尤其是已婚、有孩子的女人，她们在家庭外工作，完全是做两份工作。家庭之外的就业平等，固然是妇女解放的一个先决条件，但这个条件本身并不足以给女人带来平等，只要家务劳动仍然是私人产物和妇女的责任，她们就只能继续承担双重负担。”[7](P 152)家务劳动社会化是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途径。在集体主义时代，中国社会一直在努力地推行家务劳动社会化，并且鼓励号召男性参加家务劳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政府就在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创办托儿所、公共食堂等机构，为职工提供生活便利，帮助女职工摆脱家务的负担。“大跃进”期间为了解除家庭妇女的繁重家务牵绊，甚至展开了儿童教养集体化、做饭食堂化、缝纫机械化、粮食加工机械化的“四化”运动。1958年刘少奇就家务劳动社会化问题做出了指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总要使妇女从家务劳动里解放出来。商店、小学校、文化娱乐事业和理发、洗澡、做衣服等等服务性事业，都可以组织起来，由那些职工家属和农村妇女办。…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间解放出来，这是一个方向。”[8](PP 326-327)这些举措和制度，加快与推进了城市底层家庭妇女走出家门的节奏与幅度，为城市底层家庭妇女参加社会公共劳动提供了实际的物质保障。

《如愿》《春暖时节》书写了家务劳动社会化的重要性，阐明了托儿所、公共食堂等社会福利事业是家庭妇女走向社会、参加集体生产的必需条件。何大妈在儿子儿媳都在工厂做工、小孙女急需人照顾看管的情形之下，还能够迈出家庭大门、加入里弄生产组，其重要前提是儿子的工作单位建起了托儿所、街道上办起了食堂；有两个未成年孩子的静兰能够拿出精力和时间投入工厂技术革新活动，也是因为弄堂里办起了公共食堂，一家人可以在食堂解决吃饭问题。在何大妈、静兰的故事中，人们可以看到，如果没有家务劳动社会化的国家制度做后盾，城市底层家庭妇女仅仅通过社会劳动就能获得翻身与解放，只能是一个美丽的神话。如果没有家务劳动社会化的保障体系，何大妈、静兰等有家务牵绊的家庭妇女几乎难以走出家门。

当然，城市底层家庭妇女也是差异化存在，每个家庭和每个人的困难与需求并不一样。当家庭妇女参加城市人民公社集体生产成为一种在政治与道德上都具有强制性的政治运动的时候，对一些有特殊困难的家庭妇女而言，社会化劳动不仅没有带来解放，反而会构成一种新压迫。《春暖时节》也透露了在家务劳动社会化程度不高、水平低下的时候，家庭妇女走进公共领域参加社会化生产时所遭遇的困境。其实，“大跃进”时期中国社会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推进速度，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当时的经济水平，也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在社会还不能提供较完备的社会化家务劳动体系和较高的服务能力的时候，动员所有家庭妇女都参加社会生产，必然会导致一些家庭发生家庭秩序混乱、生活质量下降的情况。参加了街道合作社生产与革新的静兰，也无法从容而妥帖地处理好家庭和工作关系，时常陷入工作与家庭、职业身份与家庭身份的分裂与困境之中，遭受着心理煎熬。因为忙于发明革新，静兰无法很好地照顾孩子，以至于两个孩子因为吃不上饭“在弄堂里像着了火似的找妈妈”[4](P 13)。小说中写道，当静兰看到孩子和丈夫只能草草地吃从食堂饭买回来的简单饭菜时，投身合作社技术革命所产生的愉悦感马上被“心酸”所取代。

《春暖时节》中还书写了静兰的邻居朱兰的家庭生活以及他们夫妻之间的相处方式，以此与静兰形成对照，并将朱兰作为静兰的人生榜样：

在“大跃进”以及“文革”时期的文学叙述中，劳动妇女所遭遇的双重困难往往被有意忽视，或者被要求用坚强革命意志来克服。《春暖时节》没有刻意去叙述这种具有性别特色的矛盾冲突，只是不经意之间将劳动妇女所遭遇的新困境透露出来。20年之后的新时期文学，以谌容的《人到中年》、张辛欣的《我在哪儿错过了你》、张洁的《方舟》等为代表的女作家将这一矛盾与困境集中、放大，把职业妇女奋斗奔突在家庭和社会两个场域里的痛楚与辛酸、把职业妇女所遭遇的身份分裂与身心撕扯，都极端化地呈现在社会面前，引发社会对新中国性别建构理念与导向的思考。不过，谌容、张辛欣、张洁等作家关注的中心是城市知识女性。在新时期初期轰轰烈烈展开的女性话题大讨论之中，城市劳动妇女的这种困境仍然没有被社会所重视，也极少被文学艺术作品所叙述。尤其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旨在追求男女平等、个性自由的女性书写所引发的对职业妇女生存境遇与人生命运的关注，却在后来的讨论与争鸣之中走向了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时代妇女运动与政策的简单化批判与指责，忽视妇女解放与社会政治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甚至借助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理论，在尊重妇女特点、恢复女性特征的旗帜之下，社会上出现了呼吁妇女回家的陈腐思想与言论。

三、家务劳动的价值与家庭妇女的自我认同及主体建构

恩格斯认为，在公私分离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家务劳动是非生产性的，只创造了使用价值，没有剩余价值，所以属于边缘、次要的劳动。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与发展，公私领域分离日益严重，商品生产与消费逻辑成为社会主导性、决定性原则，家务劳动的价值和作用被漠视和否定，进而导致被隔离在家庭之中从事家务劳动的家庭妇女家庭和社会地位低下，被看成受男性供养、依附男性而生存的寄生虫。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延续了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立场，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考察家务劳动，进一步探究家务劳动的本质和价值。玛格丽特·本斯顿认为妇女的家务劳动具有使用价值，只不过这些价值被家庭消费掉了，所以，要让社会不再歧视妇女、不再把妇女看成受男性供养的寄生虫，首先必须重视妇女所承担的家务劳动的繁杂性和重要性。达拉·科斯塔(Mariarosa Dalla Costa)和谢尔玛·詹姆斯(Selma James)则认为家务劳动具有生产性、使用价值和剩余价值。她们认为，尽管妇女家务劳动没有薪酬，但是，家务劳动却给从事社会生产的工人提供了物质和情感保障，让他们更好地投入到社会生产之中，让资本在工人身上能够获得更大的剩余价值。在科斯塔和詹姆斯看来，家庭妇女们不仅为工人提供衣服、食品等日常生活物品，还生产劳动生产力，担负着劳动力再生产以及养育工作，所以，家务劳动不仅具有使用价值，而且具有剩余价值和生产性，家庭妇女也是工人的一部分[12]。

嚓一声，她丈夫把门开了，一面说道：“哎唷，不得了，做了屁大一点工作，每天晚上都像中了状元回来一样。”

440C高碳高铬马氏体不锈钢锻件是公司承接的某公司用轴承应力环锻件。两批次锻件的理化试样在长时间退火后进行淬火，在淬火冷却过程中和冷处理过程中均出现了开裂现象。为找出断裂失效原因，对淬裂样件进行了分析检测。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在2000年12月发起设立，2007年7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大型矿业上市公司，总部设在青海省西宁市。公司注册资本23.83亿元，在全国拥有30多家控股公司和子(分)公司，主要业务是矿产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主要有铜、铅、锌、铁等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的采选、冶炼、贸易等，分为矿山、冶炼、贸易、金融四大经营板块。截至2017年底，公司总资产322亿元，净资产115亿元，营业收入278亿元。

尽管《如愿》《春暖时节》创作于“大跃进”时代，叙述的是“大跃进”年代城市中正在开展的全面动员家庭妇女参加社会化生产的激进化运动，凸显的是社会生产劳动能够帮助城市底层家庭妇女建立国家和政治主体地位，从而获得人格独立与性别解放的时代性主题，但是，茹志鹃没有沿用“大跃进”时期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流行话语模式，将私人领域的家庭、家务劳动与公共领域的集体、社会劳动完全对立起来，进而否定家务劳动的意义和家庭妇女的存在价值。

如果说同时期同题材由男性编剧与导演的电影《万紫千红》，一开头就通过对烦琐的家务劳动、婆婆的唠叨、丈夫对妻子的男权压迫等情景再现，将家务劳动叙述成一种压抑性的劳动，将家庭妇女讲述为倍受压抑的群体，那么，《春暖时节》则通过书写静兰在周末清晨早起忙碌家务时对家人幸福生活的期盼、憧憬以及对家庭生活的精心设计、安排，把家务劳动的存在意义、家庭妇女的辛勤付出呈现了出来。小说开头也是直接切入照顾孩子、买菜做饭、洗涮缝补等繁重而琐碎的家务劳动，可是，静兰没有抱怨，她是带着对孩子的爱、对丈夫的关心，在操劳着、忙碌着，她希望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让“一家人都高兴舒适”。其实，仔细勘察静兰与明发之间“温柔而又幸福”的夫妻关系的建立—失落—修复过程，人们会发现，静兰的劳动性质和社会身份转换并不是影响他们夫妻关系的唯一的或者说决定性因素。从故事表层叙述逻辑来看，因为静兰走出家庭，参加里弄合作社，热心于生产技术革新，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分子，他们夫妻之间的情感隔膜被消除了，夫妻关系得到了修复。从故事深层叙述逻辑来看，他们夫妻关系的亲密与疏离，是基于夫妻二人是否有共同的生活经历、是否能够同甘共苦。在静兰与明发都没有参加社会大生产工作、都在为家庭生存而辛劳奔波的时候，他们能够“心里想着同一件事情，产生同一种感情”[4](P 6)；在静兰留守家庭、明发参加社会工作后，显然“明发的世界比她宽，明发关心的东西比她多，他爱的东西比她崇高”[4](P 8)；静兰走出家庭参加社会生产后，他们又“为了同一个目的，走在同一条路上”，再次达到了“不说一句话”就能彼此心领神会的情感境界了。

如果说“大跃进”时期不少文学作品，对家庭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生产的叙述，对劳动妇女形象的塑造，是外在、单向度、纯净化的[16]，那么，茹志鹃的书写则是内在、交错、审美化、人性化的。

首先，茹志鹃并没有把静兰塑造成一个具有崇高革命觉悟、积极主动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跃进”典范。静兰只是被时代风潮所裹挟、抱着随大流的心态进入里弄成立的生产福利合作社，起初在合作社里只是按照社里的分配被动地工作着，心里还一直牵挂着孩子、家务活儿，一到工间休息时间就往家里跑。其实，这也是当时被动员出来的家庭妇女的真实心态，具有普遍性。

其次，茹志鹃写出了静兰作为一个有了家庭、孩子的家庭妇女在家庭之外社会化劳动中的犹疑与牵挂，写出了家庭妇女才会有的心理焦虑，并且没有将这种心态视作家庭妇女的落后与自私，从而进行无情地批判。即使后来静兰认识到合作社集体劳动的重要意义以及自己在这一劳动中的社会价值，改变了被动观望的心态，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主动加入技术革新的活动之中，静兰也没有像当时媒体与文学作品中所宣传与塑造的妇女模范那样公而忘私、勇往直前。静兰并没有因为投入公共性社会劳动就舍弃家庭，把家庭视作羁绊累赘，她仍然记挂着丈夫和孩子。在静兰的世界里，家庭、孩子、夫妻等私人情感仍然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小说中有两个细节描绘了作为家庭妇女和合作社女工的静兰，在双重身份之间的挣扎：

信息流在传递的过程中发生各种各样损耗的情况，认识主体则通过多种方法手段获取大致等值的信息，使信息流在总量和质量上恢复，这一过程被称为信息的能动平衡。职务犯罪具有隐蔽性的特点，加之随着时间的推移，犯罪信息源在传递的过程中不断被消耗和减少，这种现象容易让监察调查人员无法确定调查方向和调查范围。于是监察调查人员需要通过分析利用现有信息获取更多的信息，或者依靠技术手段对未知信息进行二次搜取。职务犯罪调查信息化就是需要在犯罪信息不断被消耗的过程中寻找、扩增新的信息，使犯罪信息流达到平衡，确保监察调查工作的顺利进行。

“张家店经营渔需农资，信誉不错，服务好，待人真诚，这厢里人家有困难，咱得帮衬一下！”隔壁乡镇的粮油种田大户老李说着就行动，率先开来电瓶小三轮，进店装货了。

静兰抬头一看，天色果然暗下来，才猛然想起晚饭，想起饭菜票都在自己身边，她拿了东西就朝家跑。十几年来，静兰从没有这样疏忽失职过，她明知这没什么大不了，明发不会因此对自己怎么样，孩子也受不了多大委屈，但她还是止不住的心慌。

“明天是第三天了，任务完不成怎么办？”静兰含了满眶眼泪，泥塑木雕似的坐着。谁家的自鸣钟当当的敲了十二下，“明发该回家了。孩子们踢被子了没有？……”多年习惯了的思虑，这时突然闯了进来，但是它们闪现了一下，立刻就被手里那堆橡皮赶跑了[4](P 14)。

这是小说里静兰陷入技术革新困境时的两段心理描写。静兰因为自己投身合作社技术革新、不能很好地照顾家庭和孩子，滋生了焦虑不安、愧疚自责的心理，这里显然有人性中母性、亲情、爱情的自然流露，但是，考虑到这又是职业妇女所独有的心理感受，具有明确的性别指向和归属，我们就不能不追究长期男权文化对妇女心理构建的影响。静兰之所以产生焦虑与愧疚的心理，不单单是因为伟大母爱、纯洁爱情，里面还夹杂着已经被她内化了的传统女性角色规范。其实，茹志鹃已经指出“习惯了的思虑”“家庭妇女职责”对静兰身心的影响与规训。

再次，茹志鹃为文坛提供了一个具有不一样个性与审美倾向的劳动妇女。“大跃进”文学所流行典型劳动妇女形象，不论是单身未婚的青年女子还是已婚家庭妇女，大都单纯明朗、张扬泼辣、健壮有力，而茹志鹃塑造的静兰则内向多面、内敛含蓄、温婉精致了许多。在茹志鹃的文学叙述中，静谧温婉、含蓄柔和、低回流连的静兰与粗壮泼辣、风风火火、直爽张扬的朱兰，共同构成了集体主义时代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劳动妇女形象序列。

“大跃进”构建的激进乌托邦很快就以失败而告终，集体主义经济时代也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启动结束了。新时期以来，中外学者对集体主义时代中国妇女解放理论和政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局限性，但是，在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以及本质主义女权主义理论的影响之下，学界过于强调妇女运动的自洽性与独立性，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背离了“五四”妇女解放的实质，共产党所推行的许多措施和政策在很多时候都是利用妇女的劳动力为战争、生产、经济发展服务，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父权制革命，没有能够解放中国妇女[17]。美国学者汤尼·白露(Tani Barlow)认为：“毛泽东主义的国家和家庭互相渗透，妇女政治化是关键；这种通过家庭中的妇女政治化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目标的做法既非传统，也非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一种调和。”[18](P 268)中国学者在反思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激进化思潮带来危害时指出：“尽管国家提倡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社会劳动，与其说是将‘男女平等’视为一项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不如说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走出家门的妇女视为一个巨大的劳动力资源。”[19](P 92)这些观点并非没有道理，在集体主义时代，特别“文革”时期，社会对国家、集体“公共性”的过度强调的确造成了对个体、自我的严重侵占与挤压，“大跃进”和“文革”对妇女劳动力的过度征用，也给一些劳动妇女造成了身体伤害与精神压力，这些都是必须正视的历史事实。问题是这些结论忽略了新中国妇女解放的文化基础与经济基础，忽视了劳动妇女参与历史进程与社会发展的主体性需求。如果尊重历史，正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广大底层劳动妇女的实际生存境遇，就会发现完全回避国家、阶级等宏大话语，离开政治、经济等具体现实，空谈劳动妇女人格独立、性别主体性建构是没有意义的[2]。而且，正如上文所梳理的集体主义时期家务劳动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历程所显示，中国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时期的妇女运动政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考虑到妇女生活的实际差异不断进行调整，试图创建适合中国社会实际的妇女运动理论与实践。尽管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时期的妇女运动理论和实践存在很大的缺陷，但是，它们对中国妇女尤其是底层劳动妇女“自我”意识产生和“主体”地位形成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使她们的社会地位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当下，公私分离的市场化经济成为中国重要经济体制之一，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经济之中，劳动妇女面临着日益强化的工作-家庭平衡的矛盾。在这种时代语境之下，公私领域相嵌的集体主义经济时代家务劳动理论与妇女解放实践以及相关的文学再现与想象，都值得人们重新辩证地思考和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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