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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徽墨传承和发展的外力与自为

更新时间:2016-07-05

在传统的“文房四宝”中,墨的地位举足轻重,它直接关系到书写的质量与书画艺术效果的传达。作为一种实用性的书写物品,徽墨和毛笔、宣纸等文房用品一起,在中华传统文明的发展和文化传播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也难以简单描述。徽墨作为墨中的翘楚,具有复杂的技术工艺、优质的原料,也成为徽州工艺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时代的推移,书写工具日趋简便和转型,像笔、墨等书写工具也在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文化的转型中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尤其是旧的书写习惯、书写材料与工具的改变,书写变得便捷和工具多样化,徽墨的传承与发展不断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那么,这种古老的文房用品该怎样面对社会进步中自身已经不可逆转的趋势,并合理扬弃和保持其良性发展呢?这正是本文所关注和探讨的问题。

一、徽墨承载的文化空间和传承的必要性

在传统文房用品中,笔和墨无疑发挥着突出的实用价值和明显的统摄作用,因此,无论是底层民间用墨、药墨、抄经墨,还是文人用墨,都有值得发掘的弹性文化空间。除了实用价值之外,诸如传统文人雅士所提倡的墨分五色理论,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绘画中的色彩观,承载中道家的哲学观(如: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和审美认知,衍生为一种极具传统艺术内蕴的审美理念。可以说,墨的存在对文化的传播等方面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就徽墨不同消费群体的制墨选料、工艺流程和审美特征来看,自有分野,例如:民间用墨,大多简洁素净,朴实无华,更多地表达民间的审美观念,具有刚健、质朴的特点;文人用墨,多制作精良,浸淫了深厚的文化意识,文人和书画家的参与,无论是形制还是附丽于墨面之上的字画,都使其融入了高雅的志趣,也提升了墨的审美品位;而宫廷用墨在选材、用料和制作工艺的考究更是多方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在徽墨传承过程中,这种空间的研究自然也是不可忽视的。

就材质而言,徽墨的工艺之精良总离不开徽州地区优越自然条件和制墨艺人精湛的技艺。自南唐时期北方的奚仲珪父子避乱南迁到徽州后,他们就利用徽州多山地理所产的松木和优质水源,尤其是天然优质松烟材料,才制作出“丰肌腻理、光泽如漆”,被誉为“天下第一品”的徽墨。千百年来,正是因为徽墨所具有的优质材料和精良技术,加之被称为“东南邹鲁”的文化徽州和“富甲天下”的徽商群体的经济等综合优势来支撑和助推,正是多种元素的因缘际会和互补互生的关系,从而奠定了徽墨集实用、审美等于一体的优良品质,乃至集制墨工艺之大成,又有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因此,对于徽墨的“传”和“承”,还不能忽视其得以延续的综合文化“土壤”,例如,就地域文化空间而言,徽墨和歙砚、宣纸、宣笔等一起,就构成了文房必备用品文化相对圆融自足的资源优势和技艺空间,多种不同的文化资源和人文因素共同构筑了徽墨繁盛的物质基础和外在条件。

就徽墨的审美空间来看,基本上符合不同社会阶层人们的实用和精神生活的需求,例如,徽墨上不同历史时期印制在墨面上各类名人的题字,很多还有明显的道德训诫意味或承载着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观念,反映出儒家文化传统下注重人治和道德教化的内容(当然也有表达祝愿和诉求的文字),通过墨的收藏和使用来或隐或显地发挥诸如社会教化的功能和安顿民众心理等实用之外的目的。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文房用品,文士阶层托物言志、以形传神的精神表达方式,通过墨分五色的观念的传达,配合简约的图文,融入了简洁而隽雅的文房情趣,往往给人以少胜多,意境悠远的审美享受。而且,这些附丽在墨面上的图文,装点了原本单调的墨面,也拓展了徽墨原有的文化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使用者的想象力,同时对于传递文人审美情趣具有直接的意义。徽墨除了有作为文房用品的实用价值,还有精良的制作、繁杂的工序、考究的选材、丰富的图饰和多样的形制等。总之,徽墨兼具着实用、药用、收藏和审美等多重价值。它能以其精致和典雅的形制和纹饰,装点文人的书房,给用墨者提供了几多精神上的安慰。尤其是那类被人珍藏的古墨,典雅、深幽和圆熟的特质,以及使用时沉静温润的墨色效果,散发着清远幽馨的文化气息,成为徽墨性格和品位的有机构成部分,而徽墨不仅富有生命力和文化感染力的精神性因素,还具有鲜明地域特点的文化资源。

徽墨的传承不仅是技艺的传承,更应该继承与沿传隐含在徽墨文化空间中的工艺精神和人文情怀。徽墨材质、应用的层次和纹饰灵活多变,才有了实用之外的情趣和内蕴,使其在工艺中多了一份可供把玩和观赏的文化展示空间,今人可以深味隐含在不同历史时期徽墨纹饰中的审美旨趣和清幽文心。那些附丽在徽墨上的图饰、书法、符号,大多内蕴幽深,图饰杂驳,造型多样,既有装饰和审美功效,又有艺术创造,包容着墨文化穿越时空的文化信息。作为收藏或者书房的摆设,徽墨更多地体现文人的心理感受和审美习惯,也能增强雅舍的文化情趣。通过对墨的形态和承载的文化的塑造和认知,文人在墨这类书写材料上,倾注着丰富的感情,使原本较为单纯的实用之物,拓展出文房用品之外一种更为开阔,也更具弹性、灵性的文化空间,而且,它们可以简单素朴,亦可以华丽和繁缛,这也是徽墨工艺的魅力和迷人之处。正是源自徽墨不同使用范围和不同审美品位之由,给人以不同意象之美和多重表达的空间,诸如文人的自我凝视和反省等,皆在徽墨中得以体现。徽墨中寄寓着传统文士阶层几多文化的品性,承载着用墨者对朴素生活中的内在追求,并成为历代徽州制墨艺人造物之美的缩影。

徽墨中凝聚着传统文人的审美情怀和徽州制墨艺人工艺精神,古人云:“有佳墨者,犹如名将之有良马也。”小小的墨锭可以成为传统文士阶层驰骋才思、寄托风雅的载体,历代文人们在染毫濡墨后会幻化出或清丽或深沉或浑厚或壮美的风格各异的诗词、文章、书画等。徽墨的文化空间是丰盈生动和表现张力的,除了其实用功能,研究者还可以通过对图饰和文字窥探传统社会的某些文化心态,以及它们凝聚其中的人文需求与精神指向。事实上,也许正是用墨者的内心需求,维系着徽墨在实用性和精神性方面某种和谐而微妙的关系。从宋元以来文人的随笔中,关于品墨、藏墨方面的文字描述有很多,在精致墨锭中延续着无尽的诗意,是一种实用和审美的汇集。相比较其他的文房而言,那些精良的墨锭似乎更易于触动用墨者的心灵,而对于那些墨痴来说,徽墨给他们带来心灵慰藉更是只可意会而难以言表的。一方方带着浓郁文化气息的徽墨,让传统文人的书斋充满清幽的情调和淡淡的墨香。赏墨经常与品茶、品玉等雅事一样,同为显示文人的雅好之所系,长久地留存于文化记忆中。徽墨制作悠久的技艺积淀和缥缈精雅的文化神韵,促进了历代文人、书法家、画家和徽墨艺人相互影响与促进的柔性合谋,成为传统社会中充满文化情思和地域性工艺文化互动。

走出“留福记”的大门,虽然秋雨淅沥,但我心里却是阳光明媚。如果不折回付款,我可能一天甚至很久都会于心不安,小姑娘也可能因此怀疑人性、怀疑人生,甚至对世界充满怨恨。

二、徽墨传承和发展的外力

徽墨作为一种流传有序精美实用品,尤其是能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和发展的重要物质载体,它曾在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发挥过积极的推动作用,目前,它基本上还依循其原有的方式在默默“奉献”,并成为人类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书写材料)中的重要类属。而在现代文化语境下,徽墨传承的外部力量主要来自社会需求的变化、市场力量的推动和政府政策的引导,如此才能合力促成其多元而活态的良性传承的可能性。

系统结构主要由电子设备机箱、天线以及相关结构件三个主要部分组成。其中电子设备机箱包括频综、接收机、发射机、电源、信号处理等几部分,是整个脱靶量测量系统的核心部分。

图9和表1列出了截面2和截面3所受弯矩随钢箱梁长度变化情况。可以看出,截面2、截面3恒载与活载的比例关系均随着主跨钢箱梁长度的增长而逐渐减小,但增长幅度均逐渐减小。截面2所受恒载与活载的比例范围约为0.93∶0.07~0.88∶0.12,当钢箱梁长度由56 m增长至96 m时恒载与活载比例降低了26.9%,由96 m增长至126 m时恒载与活载比例降低了17.8%;截面3恒载与活载比例变化范围约为0.88∶0.12~0.79∶0.21,当钢箱梁长度由56 m增长至96 m时恒载与活载比例降低了42.2%,由96 m增长至126 m时恒载与活载比例仅降低14.3%。

由此可见,徽墨的传承与发展不仅是技艺的延续,在现代社会,我们需要理解、认识到徽墨工艺价值及存在意义,那繁杂的工序、精湛的技艺和厚重的文化,以及它所承载的文化意识和工匠精神等,皆具有持久的魅力和价值。在新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情境下传承与发展这堪称“国粹”的徽墨,领会其实用与唯美的良性结合,并实现它与时俱进的价值,这样才能真正构筑起徽墨传承与发展的新基石。

因此,徽墨的传承与发展的外力,实际上需要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专家指导、社会参与、市场导向的合力,分工协作,共同探索出徽墨产、学、研之间良性互动及新的运作模式。从增强徽墨市场适应性出发,融入大众文化元素和时代理念,进行产业链的理性判断和市场分析,构建徽墨产业园、名人馆,拓展徽墨衍生品的产业链条,提高其在国际的交易力和国内同类文房用品的竞争力,提升徽墨的整体价值和知名度。

此外,提振徽墨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文化自信,积极扩展传播媒介,搭建交流平台,规范竞争秩序,转换经营机制,改良制墨工序,培育人才队伍,培育核心品牌,营造健康、科学、综合化、有序化的徽墨传承与发展的外部条件。“盛世收藏乱世金”,在经济繁荣的盛世和承平岁月中,总是会有一批喜爱传统文化、热衷于收藏的新兴社会群体,尽管这些消费群体的人数有限,但却是传统工艺品的爱好者、保护者或谙熟传统文化的守护人,提升了某些传统工艺的经济实力和知名度,间接地推动了中国民族工艺的发展和弘扬传统手工技艺。

本文对四家案例企业的编码资料进行数据统计,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编码条目数量越多,表示被提及的频率越高,越能反映指标的特征[28]。

2.4 培训与交流相结合 制度培训是制度掌握的前提,是确保安全的重要环节[3]。每季度对全院护理人员进行制度培训,包括护理安全与风险干预、老年人的安全管理和不同时段的防护理安全风险干预等。同时,团队每月在院内网站上发布护理安全信息,建立了护理安全管理的专业知识题库,内容包括护理安全相关制度和应急预案、个案分析和相关法律法规等,并定期进行护理安全知识护士知晓率问卷调查,根据结果调整相关培训频率。制作图文并茂的护理安全手册供家属及患者参考使用,定期对全院保洁员和护工等进行授课培训,并与后勤保障等相关部门配合,在硬件设施等方面促进保障护理安全措施落实。

全体圈员进行头脑风暴,集思广益,从药师、医生、患者及其他4个方面,分析导致处方超量和其他用药不适宜情况的原因,绘制鱼骨图,见图2、图3。根据鱼骨图,分别归纳处方超量和其他用药不适宜情况发生的中要因、小要因,由7名(除组长外)圈员对其进行评分,每项最高5分、最低1分,进而选出不合理处方发生的重要原因是药学知识掌握不足、缺少培训、发药过程未进行干预及对科室反馈不及时等。

就学术界而言,应从不同的视角加强对于徽墨的研究,以挖掘并扩大其学术视野,加强多元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在大文化背景中去考察、分析,加强其应用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探讨。将徽墨研究和“文房四宝”中的其他传统手工艺研究结合起来,包括将其作为徽文化研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徽墨传承与发展重要的外部推动力量。这样综合立体的比较和研究,将传统文化情境下的文房用具和科技文化转型时期背景下的文房用具进行考察、分析,甚至将其与相近的传统手工艺相比较,把视野变得更为开阔。而徽墨产业的发展也需要从注重品牌保护、设立专项保护基金、注重人才队伍的培养等角度加以分析。另外,对徽墨的传承与发展的生产性保护方式,不少学者都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认为要坚持手工制作特色,避免过度的商业化带来的不良弊端和技术缺陷,还需建立徽墨博物馆和传习所等徽墨文化传播机构。例如,建立徽墨博物馆和传习所的目的,是为了直观地展示徽墨的制作过程,给人以可视、可感的现场感,甚至可以让爱好者直接参与徽墨制作的某些简单工序;同时,便于以影像的形式展示徽墨的历史、流变和制作过程,包括与徽墨相关的纪录片等。

制墨业作为传统手工技艺,有其自身传承和发展的规律,时至今日,尽管徽墨的实用功能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然而,随着现代社会文化的转型和科技高度发展,徽墨原有的文化生态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这种改变也需要徽墨重新就其兴废存亡做出积极能动的选择,这是徽墨传承发展的自为意识。

在文化转型时期,徽墨传承和发展自然也要接受市场的规则和遵循行业的规范。现代经营模式的引入和书写习惯的重构,传统消费群体是徽墨消费与服务的对象,也是这种产业得以生存所依赖的对象。徽墨的传承和发展始终要以消费群体特别是学者、书画家为代表精英文化群体的供求为依据,在徽墨生产、设计与供给保障方面紧密联系消费群体和精英阶层的文化需求为导向,除了一些特供的墨和急需传承的精品之外,对于市场来说,徽墨企业也要灵活掌握多数消费群体的新特点,及时调整和更新生产思路。但是,有时不能单纯地以企业化或产业化的经营模式和思维方式来判断徽墨的应用的文化价值,从而忽视原有传统文人情怀的学者和书画家对于徽墨质量的精英旨趣、心理诉求和文化情怀。而且作为收藏墨和观赏墨,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创产品也值得关注。“消费促进了生产,生产创造了消费”,徽墨生产主体应在产品供给的过程中,在市场选择的基础上,及时进行市场调研和社会问卷,力求准确把握徽墨消费群体的文化需求特点和消费心理,因势利导,在充分实现其作为文化用品的实用属性的同时,根据社会适应性的需要,融入一定时代文化元素,以扩充其新的文化内涵。当然,徽墨的创新也是建立在遵循文房文化规律和社会规则的基础上,而不是缺乏传统文化理念以现代商业为运行模式的“创新”,应以市场适应性为目标研究徽墨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生产出既受当今人们喜爱的文房用品,又有收藏价值、审美价值的徽墨精品。

三、徽墨传承和发展的自为

就政府层面上看,从政策扶持、精神鼓励到经济支持,从文化宣传导向到实事的落实,都发挥和承担着很多社会组织或民间团体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科技快速发展和文化转型时期,传统手工艺的应用价值渐趋衰弱,在大系统链条中的小链条已经日趋式微,其存留兴废的意义一定程度上尚需有赖于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门的正确导向,可喜的是,国家现在对于传统手工艺的重视和工匠精神的弘扬,这些都给包括徽墨在内的优秀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和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另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于那些传统手工艺保护好的国家有益的经验也应积极地借鉴(包含国外类似手工艺品成熟的保护经验)。对于像徽墨这种重要的“非遗”项目,各级政府应当出台相关政策,给予制墨单位和重要传承人一定的便利条件,并尽量为他们提供推广的机会和展示的平台。实际上,建立徽墨制作的体验馆、传习所,建立徽墨文博园(或博物馆)和文化产业园,这样不仅展示了徽墨等文房用品和衍生的文创产品,而且可以通过艺人的实地操作和影视观摩的方式,让人们了解、认识和欣赏这些传统技艺,特别是通过可用、可体验、可视和可欣赏方式来认识徽墨,意义无疑是明显的。

从徽墨发展史来看,很多精品徽墨大都具有独特的配方和精湛的制作工艺,墨的形制也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们审美心理需求的转变,而不断做出自我调整以求适应社会文化发展的需求。历史上,徽墨名品辈出,如绩溪墨、婺源墨、胡开文墨、曹素功墨等曾相互争胜,难分伯仲,共筑了徽墨制墨行业的辉煌。其后,徽墨作坊也经历了由安徽的徽州歙县、绩溪等原产地,向外(上海等)发展和拓殖的过程。直到近代,科技的进步,书写工具的变革,墨的应用范围开始急剧缩减,而且其应用已经主要局限书法和国画创作的范围。这就必须思考一种新的文化联动方式打破徽墨现实困境的窘迫状态。按照文化生态学理论,文化生态是各种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从而形成的“文化生态链”,就文房用品而言,这样的文化生态变迁直接影响徽墨产业的兴衰繁盛。因此,徽墨产业必须适应新形势下的市场需求,并进行合理的转型,强化徽墨与当代文化生活的联系,消解现代社会与墨文化的隔膜,这就要求在尽量保留了墨自身的品位、神韵的同时,诸如可用、可观、可收藏等,已经作为文房四宝之一的应有价值外,还需将徽墨所潜含的故事性、知识性、趣味性,以及工艺性进行有机的联动。

在文化底蕴厚重的徽州地区,传统的徽墨要实现原有手工作坊到现代的文化资源新开发以及文化产业的转化,其中必须使其商品价值和原有技术得以优化,实现其当代价值,除了立足徽墨原有的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之外,当然还需要做必要的纵向与横向的延伸,改善原有的商品运作较为单一的模式,拓展徽墨文化产业的辐射面,将与徽墨相关的多元文化元素融入并聚集到一个新的经济文化体中,成为一种带有创意性和具有竞争力的新型可持续发展产业。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徽墨实用之外还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这些浸润着徽商开拓进取精神和徽墨艺人智慧的传统技艺,集传统制墨业的权力话语、历史记忆、文化素养等于一体,是文房用品中书写材料发展的见证,而这也是当代社会环境下徽墨自为过程中必须秉持和注重的。

徽人“贾而好儒”的特点、徽州手工艺人们的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彰显出独特的文化情趣和艺术魅力,是很多文房用品所难以比拟的。一定时空下形成的文房用品,自然也会融入时代和地域的种种“印痕”,徽墨成为展示徽文化魅力和工匠精神的一个特殊窗口。在当代的传承和发展中,更应当考虑到如何激活积淀在徽墨中鲜活文化因子,以及那富于开创性和勇于探索的工匠精神。事实上,在徽墨制作的繁杂工序中,每个链条中都凝聚着徽人的经验与智慧。宋人苏易简的《文房四谱》记载:“墨以产于安徽徽州者为佳。”徽墨文化的生成实际上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视野空间到审美、收藏等综合空间的自为过程。它之所以引领中国制墨业的发展和潮流,是因为徽墨已经将中国的墨文化推到了一个高度和极致,也触及了中国手工艺文化的深层肌理和神髓。正是由于徽墨中融入了工匠精神和文化情怀,使得徽墨集功能性和观赏性于一体,也是经济和物质文化的结合物,而这些其实已经超越了寻常工艺的范畴。

实际上,在徽州很多杰出的制墨艺人是内外兼修的,例如,清朝“八宝龙香剂朱砂墨”出自歙县曹氏制墨世家,然而,像珍珠、犀角、麝香此类稀有药材寻常人无法得见,取而代之的以“百草灰”入墨原料也有相同功效。所谓的“百草灰”就是民间百姓家锅底灶边长年累月的黑灰,容易获得,即使目不识丁的寻常百姓也会带上两锭简易的药墨,在医疗条件不够发达的传统社会中,人们用它来治疗一些日常简单的病症。其实,药墨实用价值非同于书写用墨的价值,宋代歙县的制墨人潘谷将此民间药墨加以改良,制成“松丸”“狻猊”等不同形制的药墨,墨面还以文字标志监制墨家名号或入墨的药材成分,其后的墨家方于鲁等也以名贵药材来制墨,并配饰以吉祥纹样,注重实用的同时,也给人以恰当的美感,从中不难见出墨家的匠心。其他的徽墨如朱砂墨等也有自身的价值和功用,这里就不再详细列举。徽墨素有“拈来轻、磨来清、嗅来馨、坚如玉、研无声、一点如漆、万载存真”的美誉。在应用过程中,比如,使用者在研磨时的触觉、清香的嗅觉和书写时给人带来的丰富视觉享受,徽墨无论是书写的物质性功能,还是给人精神愉悦的审美功能,养心悦神,都是难以用言语可以形容的,古人亦有“古墨轻墨满几香,砚池新浴灿生光”的诗句,来形容文士阶层对文房用品的喜爱和对于生命状态的美好追求。就整体而言,徽墨用现在的话来说也算属于“技术密集型”和“高附加值”的文化产品和传统产业了。

对于徽墨传承与发展的自为而言,不能仅仅是静态的,还要加强对徽墨这种传统工艺自为规律做多视角研究。徽墨作为传统文人所喜爱的文房用品,其应用价值涉及不同的社会阶层,并不是简单地等同于一般的工艺制作,其中有艺人心口相传的技术或技艺,也有从不外传材料配方和世代沿传的经验,同时也有文心的注入,而这些皆是徽墨得以传承的依据和赖以发展的基础。在徽墨自为过程中,徽墨从业者、技术人员和当地文化研究者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例如,首先是徽墨的发展史和制墨名家的研究,其中包含徽墨的区域研究如歙县、绩溪、婺源等徽墨作坊与不同时期的制墨名家,以及徽墨的传播和兴衰发展研究;其次,就其应用对象和文化功用来看,还要加强对于徽墨生产材料和不同墨的配方的研究;最后,是对徽墨的造型与图饰研究,这里不仅涉及工艺制作的层面,而且还涉及与之相关绘画、书法、文学、民俗和造物制度等诸多层面的内容。其他还有综合研究徽墨文化与徽商乃至徽文化共生、互融的关系,以及对于徽墨生产消费环节和生产消费渠道的研究等。这些有针对性的研究不仅拓展了徽墨的研究空间,同时对于墨文化乃至文房四宝研究者们来说都将扩大其综合的学术视野。从徽墨传承发展的自为出发,侧重徽墨造物思想,文化生态和生产与消费环节的变化,这些都为当下徽墨从业人员、技术开发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新的探索空间。绝不能将徽墨研究的视野和资料形态固化,必须将其与文房四宝一起放在应有的鲜活文化生态背景下,形成一些有学术价值的系统化观点,这样才能对徽墨的传承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和文化支撑。

另外,徽墨的自为还需要加强传承人的保护和后备人才的培养。尤其是像徽墨这种技术性强、投入成本高、文化涉及面广,而且历史悠久的传统技艺,更需要传承人的薪火相传和坚持、坚守、开拓精神。一代代制墨人的努力和经验的获得,都是值得深度挖掘的文化资源,不仅要有艺人之间师徒式的心手相传,更需要年轻传承人在继承传统制墨技艺的基础上有开拓、创新的精神,并善于借助新的科技手段,结合现代的市场情况、应用需求和审美观念,顺应时代潮流的变化。

结 语

徽墨作为我国重要的书写用品,长期以来,它具有作为物的应用性、强韧的生活基础和较为广阔的文化空间,在华夏文化传播和文明进程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当前徽墨传承和发展所面临的问题错综复杂,但并非面临绝境,而是生机与挑战并存。徽墨蕴含的工匠精神和历史厚度,既是其文化价值的体现,也是徽墨传承和发展的自为因素。作为一种书写的实用材料,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徽墨存活的文化生态此时又显得那样的脆弱,应用空间也日渐被挤压,因此,它必须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和借助市场力量的推动,更要赢得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门的政策引导和对口扶持,这些都是它传承和发展的外部推动力量。而对徽墨的自为方面,它的传承与发展之路的探究,也要建立在唤醒国人对于徽墨传承价值和保护意识基础上,避免传统手工艺为商业利益的驱使而盲目跟风,或为非正常文化市场所操纵,引导其正确的传承与发展走向。对于徽墨的传承与发展需要整合和借助多种力量,整合多样的文化资源,探索徽墨在社会转型中的传承和发展问题。其中,政府、徽墨生产者、传承人、专家学者是徽墨传承和发展主要的推动力量,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和承担着各自的时代使命。唯其如此,徽墨这类古老的传统手工艺才能更好地得以传承和发展,并在传统文化复兴的社会大潮下焕发出新的活力。

程波涛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集刊》2018年第00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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