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理论一直被运用于文学和影视批评之中，其中对隐喻的分析也是符号学分析中常见的一种用于分析语言或影像内涵的手段。同时，对某一符号的隐喻分析还涉及能指与所指关系的理论。疾病本是一个医学领域的词汇，而在文学作品以及影视作品中，因具有符号隐喻的叙事功能，产生了跨越其本体意义的更深远的内涵。

(3)t-BAMBP+二甲苯体系对低浓度含铷萃铯余液有较好的萃取分离提铷效果。铷反萃液进行新一轮的萃取反萃试验，可进一步提高反萃液中铷的浓度，降低杂质离子含量，为得到高纯度铷盐提供了技术依据。

用肉眼鉴别结果表明，第⑩土层主要成分以鳞片状云母、石英、长石为主，云母含量丰富，呈砂土状。应用透射偏光显微镜对⑩土层与下覆强风化层岩石成分进行对比鉴定，如图2所示。土的镜下鉴别为砂粒结构，颗粒分选中等，磨圆呈次圆—棱角状；土中颗粒成分主要包括云母，石英，长石及岩石碎屑，黑云母含量较多，定向排列，岩屑为变质岩岩屑，岩屑中亦含较多的黑云母。下覆基岩镜下鉴定为细粒变晶结构，变晶矿物为石英(含量为60%)和黑云母(含量35%)，云母均呈连续定向排列，基质结构为细粒粒状鳞片变晶结构，片麻状构造，定名为细粒黑云片麻岩。第⑩层为黑云片麻岩原位全风化产物，保持了原岩中云母定向排列特征，呈砂土状。

关于疾病隐喻的研究已经不算少见，苏珊·桑塔格在其著作《疾病的隐喻》中就主要解析了肺结核、癌症以及艾滋病的社会隐喻。而在中国，关于疾病隐喻的研究，有些是处于身体研究的框架之下，属于身体创伤的部分。如葛红兵、宋耕在其著作《身体政治》中提到“病中的身体”这一概念。在文艺作品的批评之中，谭华辉在其著作《症状的症状：疾病隐喻和中国现代小说》中，将疾病隐喻单列出来，与中国现代各时期的文学作品相结合，论述了中国现代小说中这个独特的身体符号的运用过程。

生于甘肃高台的独立电影人李睿珺，在其“乡村三部曲”中对西北乡村家庭、社会与自然的尴尬现实处境，进行了有意识的揭示。影片《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是李睿珺“乡村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依旧沿袭了其惯有的老人和少儿的主题，讲述了一对裕固族儿童骑着骆驼穿越沙漠寻找父亲和家乡的故事，折射了裕固族文化生存的历史与现状。该片获得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提名奖(2014)，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少儿题材影片奖(2016)。相比前两部作品《老驴头》《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具有更显著的民族志电影的特质，而且在影像上运用虚实结合、符号隐喻的手法，使得叙事和抒情达到了和谐，尤其是含蓄的疾病隐喻，不仅使得叙事更加丰富，也使得主题更加深刻，批判更加沉重。

本文在符号学隐喻理论的基础上，将疾病作为一个符号对该片进行分析。同时认识到，当某一所指再一次被视为能指，则会产生新的所指，这就是符号的两层系统。在影片中，某一个具有意义的符号被多层次地解读，最后则会体现比其本体更深远的内涵。因此，本文将通过三个方面对影片中的疾病隐喻进行解析，首先是疾病与死亡隐喻，其次是疾病与地域隐喻，最后是两种疾病隐喻的二级符号意义，即疾病隐喻与多重主题之间的联系。

一、疾病与死亡隐喻

疾病原本是身体上的一种常态现象，人人都会生病，就像花草沾上害虫或感染病菌而状态欠佳，河流因腐败物质过于耗氧而发生水质改变。现代文艺作品中的疾病，由于渗透了隐喻思维，就会获得比其本体更深远的内涵，成为一种重要文化符号。疾病通常会引向一个重要的母题，即困境，人长期遭受某疾病的困扰，就是其持有的思想观念、文化价值不同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无法融合；疾病有时也引向另一个重要的母题，即死亡，病人或病体所表征的事物、类群、价值等，在一种不可逆转的强大情势与语境下，注定了死亡的悲剧结局。影片《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主要凸显的是后一种情形。

关于疾病，可以从疾病的根源上探讨疾病的表征，但最重要最根本的是疾病的治疗，这是出路问题。正如弗兰克尔所说“可怕的不是疾病本身，而是人们对疾病的理解和态度”。[注]刘翔平：《寻找生命的意义：弗兰克尔的意义治疗学说》，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人们对待疾病的认知直接决定了疾病是否能够治愈。当然对于一些难以治愈的疾病，也需要确立一定的认知，即预防思维。对于疾病的治疗与预防，实际上隐喻了社会症结的治疗与预防。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对精神信仰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民族文化问题的重视与处理，就源于人们对于“民族疾病”的理解和态度。

人性深处的寻根困境，是疾病隐喻通常指向的价值诉求。中国当代电影作品常有文化寻根的主题模式，大多突出现代普世价值的作用与地位。在民族志式的电影作品中，人性寻根意识往往指向民族传统精神。

李睿珺的“乡村三部曲”，主题塑造上都具有死亡隐喻的倾向，悼念传统的消逝，散发着浓郁的乡愁气息。死亡隐喻不一定全由患有重病的身体来表现，有时也可以运用坟墓、棺材、骷髅、受难像等特定符号。《老驴头》中的老驴头，像犟驴一样护卫着已故父母的祖坟，超负荷地消耗生命最后全部的能量，在祖坟边独自承担治沙的重任，等待他的必定是自己的“神圣死亡”。这里真正死亡的，是游牧民族的草原与家园。《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中的老木匠兼老画匠的老马，善于运用自己的一套技艺制作精美的棺材，但是在政府推行火葬的政策形势下，其独特手艺面临灭绝的危险。他找不到这项民间技艺的传承人，也得不到新一代人的理解，最后为自己制作了画有白鹤图案的棺材，跟自己的手艺一起埋入地下，其死亡隐喻的意义不言而喻。

相比这两部作品，《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中指向死亡的疾病隐喻显示的是一个动态过程，不比指向死亡的坟墓、棺材是一个静态结局，因而在意义传达上存在一个可能有些奢侈渺茫的希望，那就是如何治病救人，死而重生。该片有意安排两个儿童寻找回家之路，寻找父亲，途中他们见证了草原与家园的当下荒芜以及昔日辉煌(幻觉中的故乡、秘洞中的壁画)，渐渐习得游牧民族的生存之道，最后捡到一个从天而降的巨大白气球，其重生主题在“寻找”的仪式行为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弟弟阿迪克尔在穿越茫茫荒漠时，眼里出现僧侣经过的幻觉场面，自己所骑的骆驼回到出生之地死亡，他悲痛不已。但是在随后遇见的荒漠寺庙中，高僧送给了他一匹新的骆驼，这喻示着通往重生之路，依靠的是人们的虔诚、执着与善意。

二、疾病与地域隐喻

李睿珺“乡村三部曲”都十分关注西北地域的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因为它们都患有“疾病”。《老驴头》中，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剩下荒芜的土地和弥漫的沙漠，老驴头的祖坟将被村里一个富户算计夺走，于是他坚守在祖坟边，为了已故父母的灵魂能有栖息之所，出于生命与文化传承的形而上需求，独自治理风沙无尽的荒漠。《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聚焦于裕固族人的生存现状与环境，尤其是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草原、河流遭到严重破坏，而这些都明确地以长辈患病的隐喻方式进行了含蓄的表达。

从译文的语言看，对于原文“And looked down oneasfar as I could”一句，译文一译为“极目望去”，译文二译为“极目望一径”，“极目”一词较好地解释了asfar as Icould想传达的感觉，相比之下方版译文中的“远远望去”的效果稍显不足。

(一)“像父亲一样的草原枯萎了”

然而，一方面冬春草场放牧出现严重超载，而夏秋牧场没有充分利用，另一方面各种政策未能有效实施，草原管理有些混乱，这些使得西北草原生态严重失衡，草原正承受着痛苦的沙化。就如同爷爷那患病的身体一样，西北草原一天比一天衰弱。生病的爷爷直接影响了父亲对待游牧习惯的坚持，含蓄地隐喻着“生病”的草原影响了牧民们的畜牧业发展。爷爷对父亲所找的新牧场的那种期待，不仅源自自己对草原仍抱有向往，也是源自裕固族人对其地域身份的留恋。因此，这种凝聚力和独特性一旦消失，这个民族就不仅会失去生存生活的能力，也会失去精神寄托与文化特色，最终面临文化身份消失的可能。

裕固族的族源是多元的，最初由古代回鹘的一支和古代蒙古的一支共同融合形成，是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在裕固族这个游牧民族生长生活的土地上，曾经草原辽阔。根据资料显示，“裕固族聚居地——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草原面积为177.9万km2，占全县总土地面积的80.31%，可利用草原142.2万km2”[注]汪玺、铁穆尔等：《裕固族的草原游牧文化(Ⅱ)——裕固族的草原生产》，《草原与草坪》2012年第32期，第76—77页。。水草丰茂是家乡的象征，草原和河流更是裕固族最具特色的地域表征。对于裕固族人，丰茂的草原和流动的河水，是他们共同的精神归宿，是他们地域文化身份的认同。“地域文化身份的形成，是一个地域的全体成员在参与社会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精神生产活动的过程中，形成的一致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和感觉方式。或者说，形成相对统一的文化表达方式。”[注]钟进文：《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身份”与“地域身份”的互为表现现象——以裕固族作家为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60年学术研讨会会议手册》，2009年，第35页。其社会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精神生产活动的主要场所是草原，他们是草原游牧民族。

青青草原在裕固族人看来就是“父亲”，就是生存生活的依靠。他们生存源于丰茂的草原，也根据季节和气候调整放牧的区域和时间。他们的生活属于辽阔的草原，从小在草原上奔跑，放牧。草原在裕固族人的脑海中，是一个习以为常又必不可少的存在。对于草原的相对统一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表达方式，这些使得裕固族人对草原有着共同的牵挂。这样的地域文化身份体现了一个民族内部的凝聚力和相对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性。

在该片中，爷爷一直承受着疾病的困扰，只是表面上没有表现出来，有些平静。父亲为病重的爷爷带来药，劝他去城里看病，但是爷爷一口回绝了，这一回绝所蕴含的是爷爷对死亡的无惧。爷爷所象征的草原和他一样病入膏肓，就算是留恋也没有办法挽回。于是爷爷在临走前卖掉了自己的羊群，当他看着装着“游牧文化”的卡车远去时，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背影。他骑着白马，目送着自己心爱的羊群，嘴里哼唱着当地的民谣：“河流传唱着，西至哈至祖先们的祝福。请保佑漂泊的孩子们啊，找到回家的路。父亲般的草原，母亲般的河流啊。绿色的草原啊，正在消失。奔流的河流啊，早已干枯。”歌谣中所唱的草原对于裕固族来说就是“父亲”一样的存在，像“父亲”一样沉默不语，却稳重如山地保护着虔诚善良的裕固族人。

(二)“像母亲一样的河流干枯了”

在该片中，母亲也患有重病。有意味的是，该片中几乎没有正面出现母亲的形象，仅有的影像来自阿迪克尔的回忆与想象，而且是母亲的背影、侧影。在他的回忆与想象中，他的家乡水草丰茂，憨实而慈爱的母亲为他们做可口的饭，教导他们和睦相处，而兄弟俩和父亲自由自在地牧羊，甚至唱歌。除此之外，在仅有的两次想象中，母亲都穿着具有民族特色的裕固族服饰，其精神焕发的样子与患病在床的现实形成鲜明的对比。其实，影片从来没有展现过现实生活中母亲生病的真实场景，一切对母亲疾病的描述都来自旁人，这种虚实相生的处理手法，使得生病的“母亲”与生病的地域鲜明地联系起来。这种母亲形象的有意缺失，从一定意义上注定了也隐喻了疾病的毁灭性。疾病的毁灭不仅作用于身体和生理，还在心理和精神上起到了重要影响。

地处肃南的裕固族，主要依靠小长干河和康隆寺河的滋养。水资源是生活生产的根本，尤其是畜牧业的生命之源。在沙漠中，河流更是“指南针”，骆驼凭借寻找水源的嗅觉本能，带领迷失的人群找到绿洲。然而骆驼的生命走到了尽头，河流也像母亲一样一病不起。除了地表水，裕固族还采取打土井的方式采取地下水，来补充生活用水，但是地下水并不清澈。在影片中，爷爷挑着水桶去土井打水，却发现已经没有地下水了。地下水的命运，连接着河流的命运，而河流的命运，连接着草原的命运。而且，在父亲为母亲拿药的细节里，镇里善良的老医生劝父亲带母亲去城里的医院检查，来自医生的权威几乎宣告了母亲患病的严重性，意味着河流和水资源的情况远比想象中要严重。“像母亲一样的河流干枯了。”母亲所表征的河流，孕育了裕固族的“母亲河”，却在沙漠中逐渐消失，成为历史，这一切让身处在沙漠之中的人们迷失了方向，迷失了“回家”的路。

当巴特尔兄弟俩踏上回家之路开始，巴特尔就心心念念着母亲做的可口的饭菜，母亲对于孩子而言就是温暖的避风港。但是，家庭中的心理隔阂是一种历史性存在，早年母亲因为照顾弟弟而将哥哥送到爷爷家，哥哥因此心中不平，认为父母不爱他。因此，他对弟弟的态度也是充满怨恨的，尽管一路上弟弟一再忍让，最终兄弟俩还是因为迷路、缺水和快死的骆驼而爆发了一次次的争执。

除此之外，常年生活在小镇上的哥哥巴特尔，对于河流的意义一无所知，一如病重的母亲对他的意义一样，无足轻重。他在路上纵情饮着塑料桶里的水，不知道在沙漠穿行中要节约着喝水；他在路上信马由缰地走，不知道顺着河流的方向走；这些游牧民族的生活常识，他都不具备。与弟弟阿迪克尔相比，巴特尔俨然一副城市人的样子，身上基本没有裕固族的生活色彩。这一对比，也从侧面表现了“母亲”的缺失带给巴特尔的不仅是对母爱的迷失、对家乡的迷失，更是对裕固族人的地域文化身份的迷失。

蒙古族女诗人席慕蓉有一首诗《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可见游牧民族对于草原、河流的神圣感情。影片中，爷爷和母亲那患病的身体作为一对漂浮的能指，其所指就是“草原的枯萎与河流的干枯”。在第二层符号系统之中，“草原的枯萎与河流的干枯”作为一个新的能指，其所指就是裕固族地域文化身份的迷失。

高中化学教学并非是盲目开展的，每个课时都是有对应的教学目标的，但是过去在明确教学目标时，目标的构建十分混乱和零散，这便致使了化学教学工作无法有序开展.该种状况在运用系统思维理论得到了有效改善.基于系统思维理论下，教师在构建教学目标时，会从教学整体着手，通过细致分析教学内容与任务，找出课时间的联系，随后依据该联系构建教学目标，这样一来，每个课时的教学目标间存在内在关联，全部教学目标都能融合到一起汇聚成一个整体，如此教师在具体教学中便能够保证教学效果达到最佳.

三、疾病隐喻与多重主题

该片中，爷爷和母亲的病体从一开始就引向了死亡的母题。对疾病的治疗就是对死亡的抵抗，一个人一旦放弃了对疾病的治疗，也就意味着放弃了对生命的希望。但是，在形而上的人生哲学中，对于死亡的书写不仅是悲剧，也有新生之意。爷爷对于死亡并没有流露出过多的忧愁与恐惧，这与其特定的宗教信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裕固族在宗教信仰上是多元融合的。他们曾经信仰萨满教、摩尼教、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但萨满教是其最早信奉的，因此留下了根深蒂固的“万物有灵”“生死轮回”的人生哲学。在其祖先崇拜之中，他们相信“鬼魂是跳崖、刀砍、入井、上吊等自杀的人死后变的；灵魂是老死、病死等正常死亡的人变的。鬼魂存在于阴间或地域；灵魂居住在天堂”。这与苏格拉底关于灵魂与死亡的看法一致，他看重灵魂、精神背后的“理念”的纯洁性、永恒性，“相信灵魂不死，渴慕肉体消失之后灵魂的永恒才赞美死亡”[注]葛红兵、宋耕：《身体政治》，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52页。。因此，从疾病到死亡的过程，在裕固族人眼中更被视为一种灵魂的升华，侧面地隐喻了一种向死而生的希望。

造成电缆损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也来自于电缆线自身。比如，有的电缆线质量不够好，一些电缆的制造商在制作电缆的过程中没有严格按照工艺与流程，这样就会直接导致电缆的生产质量不达标，在使用的过程更容易发生损坏，不仅影响了电网的运行，还极大地浪费了能源。另外，电缆线是有使用年限的，随着使用时间的不断增长，电缆线本身也会逐渐老化，如果不能及时检查或者更换，就会很容易发生安全故障。其次，很多电缆损坏与其材料有关，在一些气候变化明显的地区，电缆的老化程度会加剧，很容易出现安全故障，也导致电缆运行出现很多问题，甚至一些电缆的绝缘层和沿面也会放电，这就直接导致了电缆故障的发生。

(一)人性深处的寻根困境

卖掉羊群没多久，爷爷就在疾病中死去了。阿迪克尔想要遵循爷爷的遗愿，将哥哥巴特尔带回家，看望病重的母亲。此时，巴特尔怨恨父母对爷爷的失责以及对弟弟的偏爱，拒绝跟弟弟回到草原深处的家。阿迪克尔在门口大喊：“不回去，爷爷的灵魂就不能回到草原，爷爷的灵魂就找不到家了。”爷爷的灵魂无疑是归属那个“水草丰茂的家乡”。当阿迪克尔和巴特尔带着爷爷的遗照穿越广袤的沙漠，当爷爷心爱的白马在沙漠中自由地驰骋，爷爷的死亡在疾病之后也就预示着对草原原始生命的回归和新生，其背后所表征的事物、类群、价值，也在话语表达层面获得了回归和新生。

《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中，阿迪克尔和巴特尔虽是牧民的后代，还是儿童，但多年来长期住在镇里爷爷家，在镇里上学读书。作为“镇里人”“异乡人”，他们其实也是灵魂深处的“小病人”，已经疏离于草原文明，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爷爷病逝后，他们带着爷爷的遗照穿越沙漠，无论是哥哥巴特尔为了爷爷的灵魂回归家乡，还是弟弟阿迪克尔对父母的想念，实质上都是一次归家之旅、寻亲之旅、归情之旅。那么这个“家”在哪里？是否成功找到了“家”？死亡就在疾病之后，也就预示着回归和新生。而这一“回归”再一次成为新的能指，隐喻了影片的第一重主题，即人性深处的寻根困境，这个“根”是家庭、亲情、人格、精神。

称取一定量的稻谷样品于砻谷机中去壳，倒入粉碎机中碾磨成粉。精确称取1g稻谷粉，按实验条件分别添加有机试剂、KOH甲醇溶液和BHT后避光振荡一段时间。过滤后的残渣重复提取一遍，合并两次上清液于50mL离心管中。以5 000r/min离心20min，转移清液至另一离心管中，重复操作一次，合并上清液，于旋转蒸发仪上50℃蒸至近干，残留物溶于2mL甲醇中，过0.45μm微孔滤膜备用。上述操作均在避光条件下进行[19]。

爷爷的去世伴随着他本身对家乡的追寻，正如骆驼在死去前必须回到出生之地，从灵魂的层面上，爷爷也在寻找家乡般熟悉温暖的天堂。爷爷的去世也触发了小兄弟俩远途回家的契机，体现出他们正确地理解了爷爷的疾病其实是一种“心理病”，尽管从某一层面上是年纪增长带来的生理疾病，也有很大一部分源自对家乡渴望带来的心理压抑。当兄弟俩决定将爷爷的灵魂带回草原时，哥哥巴特尔放走了爷爷心爱的白马。白马的驰骋扬起了沙土，那个画面看起来极具魔幻色彩。仿佛白马就是爷爷的灵魂，朝着家乡的方向头也不回地追寻。

兄弟俩在带爷爷遗像回家的过程中，尽管一直心存隔膜，争执不断，但还是在追寻着心目中的那个家乡。他们在沙漠中遇到一片残垣断壁，一处废墟里的照片告诉他们，这里曾是阿迪克尔好朋友的家，如今早已被毁弃了。他们遇到一处枯井，早已不能为行人提供水源。他们遇到一条地下暗河，那深深隐藏的河流看起来有些吓人。他们还遇到几个神秘的山洞，洞中有着他们回鹘先民的古代历史，只可惜年幼的哥哥读不懂历史，反而被里面栖居的几只鸟吓坏了。朋友的家、水井、河流、壁画，其实都是与家乡有关的文化符号。家既是躲避风雨的房屋，更是精神寄托的归属。家乡对于兄弟俩而言，似乎并没有爷爷那么浓烈，因为他们是儿童与“镇里人”，对于“原乡”早已缺乏足够的记忆。

3)基于惯导与地磁融合的组合惯导信号不会被防爆外壳屏蔽，通过惯导与地磁融合克服了惯导航向角随时间产生累积误差的难题。

但是在影片的最后，小兄弟俩面对着改头换面的“家乡”一言不发，大人们忙于在河流里淘金，工厂烟囱四处冒烟，眼前的陌生一切也就引发了兄弟俩对“家乡”的困惑与思考。“草原生态危机直接引发的还是生态文化的危机，随之而来的是一种人格的缺失，使本我失去放逐心灵的牧场而超我无处栖居。”[注]詹小美：《民族文化认同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在亲情的迷失、家乡的迷失、方位的迷失之后，他们迎来了心灵的迷失。

(二)草原生态的环保困境

《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中，母亲和爷爷备受疾病折磨的躯体所隐喻的地域资源的持续破坏，在第二层符号系统上再次成了新的能指，这一次则隐喻了影片的第二重主题，即草原生态的环保困境。丹纳《艺术哲学》提出了影响艺术生存的三要素说，即“种族、时代、环境”，这三大要素其实也是相互依存的，裕固族的心灵迷失与环境资源的破坏也密切关联着。

经济的发展和气候的变化，加之畜牧的超载，使得牧民们的河流和草原逐渐退化。当草原不复存在，牧民也就不再需要放牧。该片的结尾中，面对经济压力和生活重担，作为牧民的父亲不得不放弃畜牧业，选择投身到为人淘金的队伍，而挖空河道只会加剧当地自然环境的破坏力度。父亲一套蓝色的工人制服与远处的厂房相互呼应，呈现了一幅工业化的图景。新兴的城市为不再游牧的牧民们带来了新的就业机遇，也带来了新的身份困境。该片作为一部“观念电影”，其主题是寻根，最后小兄弟俩寻找到的却不是“在水草丰茂地方的家”，而是“草原深处面目全非的家”。好不容易穿越广袤无垠的沙漠，找到水草丰茂的草原，这里却不是传说中的家乡，青青草原要彻底失守了。

根据资料显示，“呼伦贝尔草原的呼伦湖面积逐年缩小、科尔沁草原中外闻名的奈曼西湖完全干涸、亚洲最大的沙漠水库莫力庙水库滴水不剩、西辽河水也从昔日的草原变成如今的沙漠”[注]徐文海、陈永春：《草原文学研究》，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第25—26页。。除此之外，工业经济的发展加大了自然资源的索取力度，地下丰富的矿藏每一次被发现和开采，都会给草原带来灭顶之灾，留下大面积的坑洞和污染区。传统的游牧生活似乎与现代社会的发展背道而驰，这不仅使得少数民族对地域文化身份的认同遭到了阻隔，也使得草原生态受到空前的挑战。草原生态的危机更是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的一部分。

1947—1948年，一系列的飓风再次横扫佛州南方，大片农田和居民区被淹,积水近6个月不见消退。当地居民、各行业及佛州政府强烈呼吁联邦政府出资从根本上解决佛州中南部的洪灾问题，建设控制洪水工程。

此时，生病的不只是爷爷和母亲，还有裕固族所面临的草原生态，还有全人类将会面对的环保现状。

(三)民族文化的传承困境

该片中，母亲因病“缺席”的现象所隐喻的地域身份的迷失，也在第二层符号系统上成了新的能指，含蓄地隐喻了影片的第三重主题，即民族文化的传承困境。这是李睿珺“乡村三部曲”的一个重要主题，体现出浓郁的文化怀旧色彩，《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中的老马，也遭遇了这种传承困境。

资源的过度索取不仅仅破坏了草原和河流，还带来了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的冲击，冷漠、自私、贪婪、专横等恶德也在悄然侵入牧民简单淳朴的生活。《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中，两个儿童巴特尔和阿迪克尔，就是受到城市文明熏陶的孩子，相比之下巴特尔成了典型，对父母的“偏心”斤斤计较，有些冷漠自私。他对游牧知识的一无所知，也就从侧面隐喻了裕固族的民族文化在孩子甚至是未来面临着断层。民族文化的断层，实质上是个体对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产生了偏差。“民族文化以情感、规范、目标为导向，切入民族生存的客观与实际，展现民族发展的血脉与相承，推进民族这一特定人群本质的对象化。”[注]詹小美：《民族文化认同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生病而缺席的“母亲”所隐喻的“生病”而“缺席”的河流，从而所隐喻的“生病”而“缺席”的文化，进一步隐喻了裕固族人失去了其民族认同的文化根基。

此外，由于历史原因和社会发展，裕固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在民族服饰的传承上遇到了危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有的文化，少数民族的服饰是体现其民族独特性最鲜明的标志。根据资料显示，“现代裕固族民族服装仍保留着‘交领开襟长袍’，‘短袖短衣’被坎肩所代替”[注]郑筱筠、高子厚：《裕固族：甘肃肃南县大草滩村调查》，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页。。而在影片中，作为古老的裕固族人已经很少穿自己的民族服饰。仍对草原抱有留恋之情的爷爷，早已穿着极具时代性的墨蓝色中山装，而与草原十分生疏的巴特尔和阿迪克尔，都穿着富有时装特色的简易服饰。爷爷穿着的中山装隐喻着少数民族文化的被改造，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了。

小兄弟俩的父亲，被爷爷视为草原最后一个牧民的男人，在影片开始时，还穿着改良版的裕固族民族服装，身上披着坎肩，头上缠着红色头巾，但是在影片最后，在巴特尔与阿迪克尔兴致勃勃地回到家乡时，河流边淘金的父亲转过身来，竟然身穿蓝色的工人制服，这衣着陌生的场景让他们呆住了，不知所措。虽然父亲的头上还戴着红色头巾，但已然不再是牧民的样子。在世界范围内，形象而直观的“服饰民族”都遭到挑战，民族服饰往往只是节日仪式、新闻采访的点缀，骨子里早已被现代服装业所击败。这一服饰的转变，实际上体现了“失去民族特质”的所指，而在符号的第二层，这一能指则又预示着民族文化身份的迷失。而有些地方的民族服饰被改良，被批量生产，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样烦琐的制作工序和规矩，失去其传统技艺，也说明在经济与社会迅猛发展中，家庭手艺的文化传承显得微不足道，甚至多此一举。

进行全面规划，应充分考虑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积极推进省内重点水利工程建设，适时推动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持续推进大型灌区续建配套工程，加强建设和改造中小型灌区，加快排灌泵站更新改造，不断完善灌溉排涝系统；[2，3]大力开展县级以上城市防洪排涝体系建设，以及山洪灾害防治、中小河流治理和鄱阳湖蓄滞洪区安全建设，从而提高设防中心城市防洪标准。

值得关注的是：虽整体销量下滑，但大屏尤其是65吋以上的电视销量是上升的，说明大屏仍旧是现在电视的核心价值，小屏电视是越来越难生存了。

包括爷爷、母亲在内的老一辈的相继离开，隐喻着传统的民族文化正在走向衰弱。而包括巴特尔的新一代，对民族习俗、民族技艺知之甚少，隐喻了民族文化在未来岌岌可危。执着于藏族文化寻根的电影导演万玛才旦，在其《塔洛》中也表达了这一迷失主题。朴实憨厚的牧羊人塔洛多次进城办理二代身份证，隐喻着民族文化身份的迷失，为衣着时髦、长相漂亮的女店主杨措而剪掉头上的小辫子，再次隐喻着民族文化身份的迷失。与其牧民视角、爱情话语、时代发展不同，《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运用的是儿童视角、亲情话语，更多地着眼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回归。

结 语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创作，在目前以视听震憾为审美趣味的电影时尚里，难免出现奇观化倾向，如《盗马贼》《可可西里》《狼图腾》等。李睿珺《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似乎也借鉴了李安《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多次出现亦真亦幻的奇观场面，但这些都被控制在叙事逻辑之内，而且突出了思想主题。优秀影片既要给予视觉冲击，又要给予深刻思想。对于民族志电影，不仅要展示少数民族的风景奇观与物质技术，更要关怀其人文精神与未来发展。

《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以裕固族牧民及其后代作为叙事的核心，以散文诗般的影像风格再现了裕固族的生存现状和未来忧思，也符合草原民族文艺作品中辽阔苍茫的风格，具有民族学、人类学的文化启示意义。尤其是巧妙运用了疾病符号，含蓄地隐喻了疾病背后的深刻内涵，从而揭示更加深远的主题。无论是人性深处的寻根困境、草原生态的环保困境，还是民族文化的传承困境，都直指少数民族的现实生存与未来发展，更关系到国家乃至全球的文化发展。该片在当前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民族志电影的创作中，特别地突出了对疾病隐喻的运用，不仅使得叙事更加丰富，也使得主题思想更加深刻，现实批判更加沉重。必须指出，影片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缺乏辩证的思考，观念性有余，丰赡性不足，没有对未来发展做出较深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