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慈济的组织结构与成员

1.慈济在佛教历史中的角色

(一)理想的再诠释与体现

一千九百多年来,汉传佛教承袭印度佛教衍生出不同的宗派。佛教慈济功德会是佛教对当代社会的适应与开展,慈济的社会投入,强调“利他度己”“利他到觉悟”,通过“利他而成佛”。他所代表的是,引领佛教逐渐从心性的升华与追求,转向以世俗社会的改造着手,达成自我生命与内在心灵永恒极致的成就与圆满。

这种通过社会实践达成自我圆满修行的法门,在佛教的教义上一直被强调。佛陀在《药师经》里提出人间净土的理想,亦即身体健全、心灵健康、物质丰厚。药师如来十二大愿就是人间净土的理想蓝图之一。这在佛陀时代的理想,在现今佛教,慈济所体现确是实现这种人间净土的理想之努力。

人间净土的理想意味着,佛弟子不只是领受佛法,而是佛教本身参与创造一个身、心、境都丰足健康的净土世界。

慈济所带领的正是“通过社会参与,改善社会贫苦与弱势”,并经由“社会实践完成自我修行”,是佛教对当代社会的适应与承担。

因此立基于建构人间净土理想的慈济,其核心理念及实践是通过“改善社会以改善自我”、“通过社会实践以完成自我修行”的法门。

证严上人早年种田,犁田时,牛不愿意动,出家人不能鞭打牛,弟子们正想不出法子,上人就拿着草走在牛前面,一路引着牛往前走,这才把田犁好。除草也是一项辛苦的工作,春天二月时节是花东最冷的季节。一次上人正要除草,田间水特别冷,一大片草如何能完成? 想着想着他就从双手能触及的范围做起,边除草边背诵《四书》,一会儿工夫,已经完成一大片了。这信念贯穿之后所有的慈善及救济的工作,从自己能力能够触及的先做起。不管灾难多大,苦难人多少,总是从我们自己能力所及的地方开始做起。与大地生活的岁月给予证严上人许多的体悟,不管是大地耕种,或是救度众生,对于证严上人而言,其理念同一,都必须以爱引导,尽力而为,并且坚持初发心。

证严上人早年身处的世界,佛教逐渐被道教及民间信仰混淆,甚至沦为往生者的一套空虚的超度仪式。人往生了就找法师来念个经,一般人竟以为佛教是死后的超生仪式,而非生命的依归。文人于仕途也深信,进于儒,退于道,止于佛,佛教是一切繁华落尽之后最后的慰藉,是一切生命的热情消融殆尽之后,仅存的余温……

证严上人从剃度以来,从不赶经忏,他不愿意佛教经典沦为脚尾经(人往生了,法师在脚边诵经之意)。佛教必须更积极入世利益众生,佛教徒的一生追寻,并不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从证严上人的观点,极乐世界在当下。他说:“涅槃即灭度,灭除种种烦恼,将法度入己心,也度化他人。”①释德凡:《证严上人衲履足迹》二零一五年 冬之卷,静思人文出版社,第453 页。易言之,涅槃寂静不一定在死后,当下欲念不生、爱心不灭,就是涅槃寂静。

证严上人将佛教带回原始精神之入世情怀。只有透过利益众生,才能证得无上菩提。证严上人盼望复古佛在世时的教义与精神,其创立之四大志业,更是期望以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方式来教化大众。

证严上人一方面努力去除佛弟子在形上思维方面落入断灭空的陷阱,亦即将一生的努力沉吟在直观内证自明的神秘开悟经验之中;另一方面也避免把佛陀当作造物主或主宰神一样地膜拜。

台湾佛教徒或许多民间信仰者常常烧香拜佛,以求得平安发财。这种做法是把佛陀当作一位神祇,而不是一位生命的大觉悟者。其实礼敬诸佛是为了清净自心,将佛陀当作一生修行的典范,所以证严上人更希望大家“不要求佛,而是学习佛陀的人格,做一个能帮助别人的人。”

这不仅体现利益众生的教义,也肯定了众生皆有佛性、人人都有本自具足的自性力。上人期许慈济人实践付出利他之心,不要依赖神明神力,不要贪着欲求,终不得解脱;他鼓励慈济人从利他入门,并且从利他中净化自心。

（1）“以商养厕”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公厕市场化运营典范。借鉴“一商养一厕或养多厕”的运营方式，将高速公路服务区打造成集休闲、餐饮、娱乐、购物为一体的商业圈，以捆绑式招标择优录取合格的公厕运营为主，商家自负盈亏。

早期许多喜欢算命的弟子,后来皈依上人,从此不再算命、问命运。上人告诫弟子,人要“运”命,不要被“命运”支配。他说命运是有的,人的一生的确有剧本,但是凭着愿力我们可以改变它。这思维既不是命定论,也不否认命定之存在。“万般带不去,只有业随身”,是证严上人常常强调的。②何日生:《慈济宗门人文精神与思想略说》,《慈济实践美学》上册,立绪出版社,2008年,第94 页。

一个人学佛之后,并不是从此平安快乐,不会再有无常、不会再有逆境。学佛是要学会用正确的态度,面对生命无常的到来,然后更要融入共善汇聚的众多因缘中,超越命定之业力,多多造福,积累福德,如此即使有重业也才可能轻受。做慈济、行善并不是买保险,从此事事顺遂,而是要能深刻体会“利他”是证悟菩提必经之道。

慈济的发轫渊源于汉传佛教,而他的精神却是致力于恢复原初佛陀的教法。所以证严上人说:“我不是创新,我是复古。”佛教的发展历史中,充满了佛教在不同时空的运用与适应。佛教在中国深受儒家影响,也影响着儒家。佛教在藏区,深受原始宗教的影响,也吸纳原始的宗教仪式与仪规。佛教在印度一千多年的历史中,也深受印度教的影响,甚至被印度教吸纳后逐渐消失在其佛陀创教的原初地。

据悉，本次交付的"海巡10481”"海巡10981”两船由广西海事局投资2000万元建造，分别投入贵港桂平市和百色市使用。两船是当前我国内河海事管理的主力船型，技术先进，性能优越。船体总长35米，型宽5.2米，设计吃水1.06米，主机功率746千瓦，最高航速18节，配备有UV红外搜索灯、视频监控系统、海事卫星电话、信息化系统和执法装备等先进设备，具有较强的智慧监管功能。船上还配置有会议室、工作室等办公场所，及厨房、船员间等生活设施，具有巡航、指挥、救助、教育实践等一体化功能。

佛教有信徒们慷慨的捐赠所支持,有信仰纯正而卓越的引领着所指引,有那个时代最有天赋的艺术家和建筑师所增设,他植入了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的激励。这几百年是中国佛教独立创造的黄金时期。

许多佛教国度里充满了贫穷及不平等。信佛难道不能改变人的处境吗? 证严上人不只要弟子行善积德,他更要大家以团体之力行善,创造共善之环境去改变贫穷及不幸。

慈济人曾经到中国大陆贵州赈灾,志工回来告诉上人,贵州太穷了,土地贫瘠、多山多石头,无法耕作。他们说贵州只能用三句话来形容,“开门见山,出门爬山,吃饭靠山”。贵州的穷是历史性的,难以改变。但是上人却说,历史也是人造的,只要发愿,有愿就有力,就能改变历史。慈济于是在贵州进行迁村,将住在贫瘠山区的农民搬迁,找优质土地,盖新房,重建他们的生活,改变他们的命运。这是证严上人引领弟子们“运”命,而非“命运”的具体例证。①何日生:《慈济宗门人文精神与思想略说》,《慈济实践美学》上册,立绪出版社,2008年,第95 页。

证严上人认为觉悟在当下、行善在当下、净土在当下,以务实之心,经由实践改变人为造作所产生之不幸、贫穷或业力,因为一切都是人心之造作。证严上人不崇尚神通,一切以科学事实做基础,不管是治病,或人生的规划、逆境之超越,都是以正向务实之思惟为念,取代社会求神问卜,企望出家人展现神通广大之神秘力量为众生脱困离苦的想法。

证严上人启发弟子“福人居福地,非福地福人居。”这种正向、自信的思惟,鼓励许多志工放弃迷信风水的习俗;而“逆境增上缘……不求身体健康,只求精神敏睿;不求事事如意,只求毅力勇气;不求减轻责任,只求力量增加……精进不懈。”这些都给予那些面临逆境的人,不经由求神问卜,而是凭着一己之信心及智慧化解横逆,展现自信丰沛之人生。

证严上人强调,真空亦是妙有,无常中正可以表现人性中永不歇止的觉有情。透过一切法门,让众生了解世间的一切终究无从把握,终究过往烟云,只有大爱和慧命长存不朽。慈济四大志业:慈善、医疗、教育及人文,都是为了认识一个永恒的生命之存在;体悟诸法究竟空、毕竟空,但又妙有真实之境界。

这种体悟并不是教导弟子去漠视人间、冷淡对待人生的苦。证严上人积极地要慈济人抢救生命,不论是地震、风灾、水灾或战祸,慈济人以无畏施的心情,在抢救生命中,看见生命的无常,终至体会“万般带不去,只有业随身”的道理;并发愿追求一个更为根本和清净的心灵归宿。不舍众生,在抢救众生之际,能复为说法,使人人最终都成为能乐于帮助人的菩萨。

(三)慈济的佛教复古精神

那里还住着一户姓孟的人家，五十多岁的老两口儿，带着三个闺女。房子一面盖着石板，一面盖着茅草。就连院坝也是临崖而筑，用石头垒了半人高的围栏。

证严上人的生命哲学,是希望把人的能动性启发出来,让人以更积极的态度面对自我的生命,改造自我的命运。非透过名利的追求,而是以人格修持与利他付出,来改变自我与他人的命运。

了解佛教的发展,必须从历史的脉络考察其演变与发展。而每一个宗教历史的转折,宗教“继承型的创建者”总是绕开历史的传统包袱,而寻找宗教原初的教义,并从此出发,开展出能响应他所处的时代之需要与发展。

崇明岛内河水位主要是由沿江水闸控制的。在枯水期（1月、2月、11月、12月），岛上的水闸一般采取西水东调、南引北排的方式进行调水工作；在平常的3月、4月、5月、10月，则根据长江内的水质情况，采取选择性的引排方式，即选择符合引水标准的南沿水闸进行引水、北沿水闸适当排水。而在主汛期主要是以南引北排的方式进行，以控制内河水位。

慈济创办人证严上人所遵循的正是这种轨迹。特别是在思想上,他以《无量义经》为慈济的根本教义,在中国佛教的传统上这部经典并非主流,《无量义经》是智者大师的法华三部中的第一部,它自然是汉传佛教的历史资产,但是在一千多年的汉传佛教历史中,这本强调“拔苦与乐,苦既拔已,复为说法”的入世济生教义,从来不是主流经典。我们可以说从证严上人的思想言之,这部经典给予证严上人对佛教从事救济群生的使命一个很大的信心。佛教的教义利他度己,利他到觉悟,在这部经典理表述完备。从济渡群生,到觉悟的彼岸,正是《无量义经》的精髓:

医者大医王,苦既拔已,复为说法;

在慈济功德会时期的慈济,一切的运作以静思精舍为中心。小小的静思精舍三十三坪的空间,是精舍师父与志工们共同推动慈善志业的据点,晚上则是师父们下榻的寮房。一个空间,多种用途。即便在那个时期,证严上人坚持弟子必须贯彻精舍的财务与慈济的财务必须完全分开。曾经有精舍师父向功德会借浆糊用,上人坚持必须借一瓶还一瓶,原则于细小的部份都必须贯彻。1980年后,静思精舍的后面盖起了办公室及寮房,使用空间才比较充裕。

船师、大船师,引度众生,渡生死河,至涅槃岸”。

2月20日，水利部直属机关2012年党的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水利部党组书记、部长陈雷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俞贵麟到会指导并讲话。水利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矫勇主持会议。水利部党组成员、中纪委驻部纪检组组长董力传达中央国家机关第二十六次党的工作会议暨第二十四次纪检工作会议精神。水利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周英作工作报告。水利部副部长胡四一，水利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李国英，总工程师汪洪，总规划师兼规划计划司司长周学文出席会议。

以笔者观之,慈济在思想上是摆脱过去汉传佛教以净土及禅宗为主体的修行及实践方式,而以积极入世作为修行的方式和路径。慈济的目标并非停留在世间的救济工作,而是要通过救助他人,自身迈向觉悟,不只自己觉悟,还要众生都能觉悟。他的根本理想是佛陀的最终理想。这一点言之,慈济所继承的是佛教最原初的理想,就是超越世间的种种苦相无常,而迈向觉悟。

(四)慈济对汉传佛教组之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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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济在僧团组织上,其核心仍是继承汉传佛教的体制。但是在现代化的开展中,慈济的组织治理具备着现代化的组织型态,将科学理性与法治理性作为其含容的力量与帮助。从笔者认为,慈济的僧团制度是汉传佛教的体系,但是慈济的志工与志业体系是极为现代化的组织。证严上人以他高远的人格力量与智慧,将这两种体制融合的恰如其分,发挥各别的功能与良能。

静思精舍是慈济人佛教精神的发源地,慈济志业体系是佛教精神对社会的延伸与服务,两者缺一不可。没有任何一个时期的佛教,比起现代面临更巨大的挑战。佛教当年在中国能否适应开展,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历史努力开创的成果。佛教在当代能否持续开展与兴盛,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现代佛子的努力创造与发展出来的果实。

今天汉传佛教所面临的转型与适应,比起当年佛教进入中国是否能扎根中国是同样的严峻。我们考察慈济的发展与对当代的适应,必须先从历史的视野,探讨慈济僧团组织之源头,以及慈济志业体系构成的历史条件,才能更深入地了解慈济组织运作在当代社会之优势与面临的挑战。

2.佛教在中国的进入时期

笔者曾与师父们一起在菜园工作,一位师父告诉笔者,穿过瓜棚要低头,这在教我们谦卑的道理;一棵苦瓜再怎么美,如果不照顾好,在成长过程给虫咬一个洞,这瓜只能丢掉。这教导我们戒体必须保护好,不可犯一小戒,否则修行就前功尽弃了。与他们处事的确感受到长期在大自然的耕作中,给他们的生命带来的爱和生命智慧。

佛教从东汉末年传入中国之后,在魏晋南北朝得以得到发展。期间,儒家在乱世中的地位式微,是佛教在中国各阶层得以发展的关键。阿瑟怀特(Arthur.F.wright)在《中国历史中的佛教》即主张,正是中国五代十国混乱的政治局面,佛教在各阶层逐渐地得到支持,成为各阶层立身处世之信仰。

首先,怀特(Arthur Right)主张五胡时代,入侵中原的君王不愿意以汉人的儒家为其立国思想根基,佛教就成为重要的统治基础之思想依靠。怀特说:

首先,佛教对中国来说,是一种外来的宗教。当胡人首领足够明白他们的部落方式不能支撑他们对北方中国的控制时,他们也不愿意采用老谋深算的汉人顾问们,竭力推荐的儒家原则,因为这种做法或许意味着文化身分的丧失,以及把致命的权力拱手相让给臣服的汉人。佛教提供了一种颇有吸引力的选择,而且佛教僧侣们很多是外国人,要完全依赖统治者的喜好,并且缺乏家族网络,看起来是很有用又值得信赖的仆人。

他们支持佛教更深的原因是他的伦理是普世性的,可以为所有种族、时代和文化的人们所接受。因此他看来正好可以弥补伤害这些正起的社会裂缝,并有助于建立一个统一而圆通的社会体。①Arthur F.Wright (芮沃寿),“Buddhism in Chinese Buddhism”(《中国历史中的佛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2 页。

供应链上的一些相关事务，例如计划、采购、生产、物流等流程，大多数都是通过权威机构进行的“中心化”的设计与管理。这些权威机构就如平时生活中的银行、支付宝，被人们所信任，但是如果出现内部人员的恶意操作，导致的后果也是不可估计的。

怀特的研究指出,在魏晋时期的混乱,正好给予佛教在诸国伸展的机会。佛教给予各阶层安身立命的基准。流落到南方或留在北方的士绅,大战乱时期,让传统的士绅阶级溃散,名教式微,佛教的天人乘以及布施功德的概念给予富豪阶级处事之方。

来自北方的胡人首领,佛教的转轮圣王给予他们统治合理化的神圣基础。一般百姓,深受连年战乱之苦,佛教的西方净土给予他们的苦难得以超越之梦想。

每一个阶级都在佛教里看到自己的角色与位置,佛教在当时成了中国社会主要的信仰。这也是怀特所说的佛教中国的驯化期。

对于现阶段的电网调度问题而言，通常国内会使用SCADA系统，其是由计算机技术自动化运行机制的演变而生成，通过对有关联的电力系统生产情况、调度工作分析，进而实现实时监控电力系统运行的目的，以此就可有效完成数据采集、数据分析、设施管理、参数调整、信号报警等工作。现阶段我国电力行业的发展呈现自动化、智能化趋势，实现电网的有效调度、满足公民对于电能的使用需求已经逐步成为当前电气行业的首要解决问题。对于此，最优的解决方案为：增强对SCADA系统的合理使用，在实现增强电网自动化调度的基准上合理降低电力领域工作人员的工作任务量，并减少工作期间的难度，同时还可以做到增强电力企业经济效益的目的。

佛教在中国进一步的适应,是在中国本土的扎根。从早期译经是外国僧侣,在唐朝一统以后,中国僧侣特别是玄奘取经,开启了另一波佛教的兴盛期。唐朝以降,佛教彻底的中国化已然建立。随着佛教彻底中国化,僧侣修行与寺庙制度得以逐渐中国化。

（2）脱硫剂循环量：在改造前原吸收塔溶剂（MDEA）循环量大，而改造后，吸收塔I溶剂（MDEA）循环量降低，吸收塔II溶剂（GL-DS）循环量22t/h。

佛教仪式如今成为国家及皇家礼仪的主干,新皇帝的登基,皇子的出生,皇家祖先的祭典,如今所有这些和其他许许多多场合都包含了佛教的仪式,唱诵经典和咒语,素斋宴请僧团,礼仪性地供养寺庙和庙宇。

隋唐的皇帝们已经重新确立了天子是统一的帝国之中心和中枢,但是这些君王与他们的汉代前任不同;本土传统的观念象征,合理化了汉代君王的地位,而如今他们非常依赖外来的宗教增加他们权力的可信度和威严。①Arthur F.Wright,(芮沃寿),“Buddhism in Chinese Buddhism”(《中国历史中的佛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0 页。

隋唐时期,随着汉人重掌政权,儒家也逐渐恢复其历史的地位。这时期的佛儒并立,给予佛教的义理与儒家的人伦次第,提供了融合的历史条件。

当初佛陀创立僧团是以平等的方式、简单而松散的方式,带领僧团。僧团并没有严谨的组织,一切以修行为目的。居无定处,食以一箪一瓢为足,不积蓄财物,不建置庙宇房产。佛陀入灭,嘱咐弟子以戒为师,没有立接班人,没有建立僧团的严谨制度,个人守好应该遵循的戒律,犯错自忏,有过应改,没有组织严密的阶级制度,没有他律的惩罚制度,一切回到以“因果观”为基础的修行根本。犯错造业意自有因果,何须外在惩罚。修行功夫到极致,证成菩提正果,何须他律来要求。佛教初期流行的印度修行组织是以律藏为中心的僧团时代。

佛教到了中国,建立了寺院制度。一方面中国人对于僧侣离家修行,云游乞食,对一向重视家庭的中国社会固难以接受。加上天寒地冻的中国北方,云游乞食是不容易实践的。寺庙的兴建,寺庙拥有田地、地产成为普遍的现象。即便在五代十国时期,地方仕绅的供养,寺庙经济已经相当充裕。加上君王皈依佛教,兴建寺庙成为功德之一。寺庙的僧侣众多,寺庙经济必须管理,组织型态逐渐建立,某种管理阶层制度也已然形成。

3.僧团的管理体系

中国寺庙制度与清规的演进,以道宣和尚及百丈禅师为主要代表。道宣和尚订定的律制承袭了印度佛教的戒律。印度初期佛教如前所述着重自忏、共忏,每月初一、十五的波罗提木叉是佛订定戒律以及僧侣发露忏悔的场所。比丘犯错自行忏悔、自行改过。众比丘看着忏悔的比丘发露作罪过,自然也有互相勉励监督不再犯错之意。戒律一旦订定,再犯的比丘就要受到戒律的规范,最严重的就是默摈,僧团不再与他共语、共处。印度初期佛教是没有鞭打制度的。

到了中国百丈禅师清规,犯错比丘是可以鞭打的。初期佛教戒律中必没有杖打制度,杖打并非佛陀订定的律法,如道宣律师所说:自三世佛教,每诸治罚,但有折伏、苛责,本无杖打人。但是佛教到了中国施行犯错僧尼可以接受杖打。道宣律师在《行事钞》对于体罚制度提出批评说:

通过总结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极参与人文社科类学科竞赛的经验教训，成败利钝，可以看出，人文社科类学科竞赛对衡量文科专业的教学质量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量化标准，对于提升学生思想道德水平和人文素养、实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更具有潜移默化的涵养作用。积极组织、引导、培训文科学生参与到各层次的学科竞赛活动之中，有利于以教学相长的方式推动教学改革工作，提升教学质量，也能有效促进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如何继续长效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与人文社科类学科竞赛的紧密结合，完善工作和激励机制，发挥其更大的平台辐射作用，是目前我们继续思考和探索的重要课题。

比见大德众主,内无道分可承,不思无德摄他,专行考楚,或复房中缚束悬首,非分治打。①《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上,《大正藏》第40 册,第33 页。

若打骂破戒无戒,袈裟着身剃头者,罪同出万亿佛身血。②《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上,《大正藏》第40 册,第33 页。

承继初期佛教律法的道宣律师虽然一再表达反对体罚,但是从《古清规》到《百丈清规证义记》都一再提杖打、捶摈的方式,可以看出这是中国千年的家长制度及世俗体罚的习俗所影响。③释能融:《律制、清规及其现代意义之探讨》,法鼓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03月,第484 页。

这种杖打制度其实必须同理的理解。古代中国家族体系就有杖罚制度。但是父亲或母亲杖打自己的小孩,打在儿身,痛在娘心。古代孝子被年老的父母杖罚,会痛还感到高兴,因为表示父母还健康。宫廷的杖罚是皇帝对犯错的士大夫或奴仆的一种惩戒,因为皇帝是天下的父母亲。

中国古代寺庙的杖罚系统可以理解为家族的家长对于自己亲儿犯错的一种警惕,其目的不是处罚、报复,而是出于爱的警示,希望藉由身的痛,心能记住这种过犯的责任,不要再犯。这跟当代的刑罚制度出于整体正义有很不同的意义。现代刑罚是为了整体秩序的维护,僧团的惩戒虽然也能起团体秩序的维护,但其出发点主要还是以僧侣个人修持之维护与提升为前提。这一点与佛制时代重视个人修行之启发有融通之意涵。

惟至近代,杖罚已不合时宜,寺庙不再见到这样的体制,不过儒家的家长制运作体系依然可见。

4.静思精舍的体制与运作

(一)自力更生、不受供养

从功德会成立之前至今,静思精舍的生活始终坚持自力更生,一切精舍修行者的日常生活所需,都必须自己耕作,做手工,养活自己。这是唐朝百丈禅师所言“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信念。慈济会众的一切捐款都捐到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去帮助所需的贫困众生。精舍的常住众不只自力更生,还提供场地、办公所需、住宿、伙食等供基金会同仁使用,这是常住众对慈济基金会的护持。

师父们自身是志工,也是慈济四大志业的力行者及精神的领导者。证严上人就是慈济第一个志工,他自立更生,不受供养,投入慈善救济。奉行证严上人与精舍师父们的志工精神,慈济志工赈灾所到之处,无论是勘灾、赈灾,访贫、助学,盖大爱村,都是自掏腰包,自负旅费。这是体现证严上人的志工精神。如今慈济静思精舍始终是全球慈济人心灵依归处,全世界志工每年回到心灵故乡寻求精神的提升及灵魂的纯净。

简单素雅的静思精舍,从远处望去就是一个幽静的清修处所,宽广的广场前,有一大片草坪及整排的绿树,树的后面就是菜园及师父们耕作的地点。背后相映着雄踞东岸的中央山脉,和煦的暖风,是宽广的太平洋从远处的海面传送过来的。精舍师父们至今仍必须轮班,烧饭、拣菜、劈柴、种菜、磨豆圆粉,一日不做一日不食。数十年如一日。精舍师父们做过四十多种手工艺,而务农的工作从未停止。

经提升小波分解，可将数控机床热误差数据分解为低频部分sj-1和高频部分dj-1;对于低频数据子集sj-1可以再进行相同的分裂、预测和更新，把sj-1进一步分解成dj-2和sj-2，…；如此下去，经过n次分解后，数控机床误热差数据sj的小波表示为{sj-n,dj-n,sj-n+1,…,dj-1}。其中sj-n代表了数控机床误热差数据的低频部分，而{sj-n,dj-n,sj-n+1,…,dj-1}则是功率数据从低到高的高频部分系列。具体的流程如图1所示，其中S为原始的数控机床热误差数据，A1、A2和A3为低频信号，D1、D2和D3为高频信号。

(二)农禅的体悟与道德之养成

(二)慈济对佛教当代性的体现

精舍师父持金钱清净戒,自己没有财产,一切都归回精舍全体。这是佛陀古训,比丘、比丘尼持金钱清净戒,不受金银的供养。静思精舍的师父们双手朴质粗糙,那是经年累月的农作所造成。与他们相处谈话,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心情却充满法的平静与喜悦;大自然给予他们的启示,不亚于经典给予他们的教谕。

儒家与佛教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有深刻的交集、冲击、融合与再造。

早期师父们跟着上人除了耕地、种稻、植果树,还必须读诵佛教经典以及儒家的四书五经。这是证严上人期待的一个完整人格雏形的建立,应如孔子所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透过耕作,与大自然相融相合,朴质的环境造就修行者的品格及志节。这种简朴克己的志节及品格是入世工作的泉源。

静思精舍是一座朴质的修行道场。唐式的主建筑不到二十坪的空间,早年拜经、慈善会务,会员联系,吃饭睡觉都在这里。即使经过十多次的增建,精舍建筑仍维持着不超过三层楼的高度。在近两百位静思精舍的师父中,有一部分(约五分之一左右)会经常参与慈济基金会的运作。他们是作为法的指导者,实际执行面比较少介入。这些参与会务的师父,平日还是要轮值洗碗、饭桌整洁或煮热食等工作。这个概念是精舍就是一个家,作为家庭的一分子,家务事大家都得一起参与,一起承担。

证严上人期待静思精舍的师父们做好法的传承,树立德的典范。为居士、为志工、为全球慈济人、为众生开启佛法的智慧,他们是慈济宗的法源传承者、继承者与践履者。

(三)清修士的创立

证严上人于2007年开始创立清修士的制度,清修士守着出家师父的戒律,与僧团同住。不结婚,但是不现出家相,不剃鬓发,但其修行之要求与出家人无异。

静思精舍的清修士是目前实际承担慈济基金会会务的力量之一。清修士在基金会里担任职务,与在家居士,包括志工、主管与同仁们一起负责慈济会务的推动。证严上人表示:

慈济是要走入人群社会,各志业需要的人才不同,清修士即是以出家的精神作入世的志业;以精舍为家,以众生为己任。身心奉献无家累。心出家的清修士,与身心皆出家的僧人,本质相同。僧团是延续佛教慧命,而显出家相宣扬佛教。“性”与“相”要连贯。性就是与佛同等的本性,其实一切无为法为何要着于相? 既是清修士就要广纳宗教观,要总一切法,持一切善。

清修士有男众、有女众,多半是高学历,具硕博士学历,有建筑、法律、医疗、会计、生物科学等不同的背景。许多清修士是海外的年轻志工响应证严上人的号召,回到花莲静思精舍加入修行的菩萨道场。清修士制度中,也依修行之深浅,分为清修士、清修大士、以及清修师等。在证严上人眼中,清修士方便行于世间,是传承法脉、连接宗门的重要桥梁。

本文将每个时段的交通指数直接作为指标，为排除夜间劣质数据的干扰，选用数据质量较好的06：00—21：00共16 h的每15 min粒度的交通指数数据作为计算样本，每个街道1 d有60个指数指标，每个指数都直接反应了该时刻的拥堵特征. 这样的指标选取，能够真正找到每条曲线的共性和差异性，并且符合实际交通意义. 每个时段的交通指数都作为指标的好处在于既能体现高峰期的交通拥堵特性，又能将平峰时的交通运行情况考虑在内，对于1 d的交通运行变化特性全面刻画. 通过选取以上聚类指标，使不同街道能够聚集成多种带有明显运行特征的类型街道，从而更好地分析不同类型街道的交通运行特征.

5.慈济功德会的组织结构

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是立案于台湾地区政府的慈善基金会,它的运作与影响扩及全球九十几个国家地区。创办人证严上人作为基金会的核心领导人,从来没有离开过台湾。慈济领导核心的运作如何进行?

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的前身是慈济功德会。在1966年证严上人创立慈济,登记注册的是慈济功德会。在1986年慈济医院建立完成,台湾地区政府规定医院之捐助必须以基金会模式为之,所以才成立“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归属内政部社会司主管。

利用地面三维激光扫描仪获得地形数据，应基于如下选址原则：(1)确保各三维激光扫描区域获得的扫描数据能够将地面三维激光扫描区域完整覆盖；(2)在保证数据完整前提下，应选择较少的地面三维激光扫描测站，减少搬站次数；(3)在相邻两个三维激光扫描测站之间，应至少布设4个扫描可视的控制点靶标；(4)应保证能够扫描到扫描区域布设的所有控制点靶标。

是诸众生不请之师,救处护处,大依止处;

1986年慈济医院兴建完成之后,慈济的行政事务大半移到医院。医院除了院务,也成立了慈济行政中心。1995年静思堂兴建完毕,慈济的总管理处设在此处。此时的行政建制逐步走向专业化。财务处、营建处、秘书处、医发处、信息处、人资处等都设立在静思堂,此为慈济行政中心。但是宗教处与慈发处则仍设在静思精舍,一方面是历史的缘故,一方面宗教处与慈发处与志工互动密切,这两处设在精舍,让证严上人与师父们互动、关怀较为方便。

6.慈济志业机构的设立

慈济另一个系统是志业体,举凡慈善、医疗、教育、大爱台、大爱感恩科技都属于志业体。每一个志业体都是独立登记的法人或为“基金会”,如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基金会等。或为“公益企业”,如大爱感恩科技是属于慈悲环保科技的非营利企业。慈济功德会则是宗教法人,负责慈济相关的宗教活动事宜。佛教慈济功德会的前身为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为慈济的起源。静思精舍是法脉,慈济功德会是宗门,连结慈济的四大志业。

各志业体属于独立运作,因为都是专业的机构。证严上人说,功德会是母会,慈善基金会是总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等“四大合一”——四大志业合一。所以每周四下午固定在花莲召开“慈济志业策进委员会”,简称“志策会”。各志业体主管以及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各处室主管都必须列席参加,针对四大志业的发展轮流讨论报告。

“志策会”由证严上人亲自主持,副总执行长及各志业基金会之主管都出席聆听,参与讨论。“志策会”是慈济凝聚四大志业体共同合作,建立共识、拟定未来方向的重要决策枢纽。

此外,慈济各志业体主管经常性地参与慈济慈善的各项紧急赈灾、访贫、义诊等活动,包括大型国际的急难救助。志业体主管们跟志工一样,都是自掏腰包、自付旅费、自假参与慈善工作。他们从中陶冶、理解慈济的利他精神,再将这分精神带回专业的职场中。

很多“国际慈济人医会(Tzu Chi Internat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TIMA)”①慈济人医会,全名为国际慈济人医师联谊会,简称“人医会”;英文为Tzu Chi Internat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简称TIMA.“人医会”目前有一万五千名医师、护士、志工组成。在全球超过四十个国家进行义诊。帮助病患人数超过两百五十万人。的医师们在参与慈济义诊之后,对医疗有重新的省思。台中慈院的简守信院长在2001年参加菲律宾义诊之后,对于医病之间那分单纯的爱有重新的体悟,在他进入慈济医疗多年后,他在那一刻终于发愿成为慈济人,并皈依证严上人。

7.“慈济人”的定义

所谓“慈济人”并无严格的定义,不过在慈济核心干部约定俗成的思维中,“慈济人”是泛指受证的志工或是已皈依的弟子。因为这些成员都必须遵守慈济十戒。一般的会员、捐助者,以及志业体的主管、职工,未皈依者或未培训的受证者,一般不包括在“慈济人”的称谓意涵里。“守戒”,是界定是否为“慈济人”的标准。但是这个界定仍然不是一个严谨的、或绝对的定义。可能问每一位慈济人,他们对此名相都会有不同的认定。

慈济各志业体的主管未必是证严上人的弟子,也未必是佛教徒。慈济花莲医院第三任院长陈英和医师,从创院开始至今,他在慈济医院已经服务二十八年,他始终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1999年证严上人邀请他担任慈济医院的院长,陈英和医师一开始婉拒,因为他觉得他不是佛教徒,怕不能胜任。他建议上人应该找一位佛教徒接此职务。证严上人问他:“你信基督教虔诚吗?”陈英和医师回答:“是,很虔诚。”证严上人说:“你越虔诚我越欢喜,因为医院需要有爱心的人,每一个宗教的本质就是爱。”陈英和医师当了四年的院长,现在是慈济医院的荣誉院长,目前仍在慈济医疗服务,他也是台湾最著名的骨科医师。①俞秀珍:《慈济美国月刊 证严上人开示 人间菩萨大招生》2014年3月29日,393 期

慈济大学的前任校长方菊雄,现在也是大爱台的主持人。方菊雄教授是基督教长老教会的长老,他担任慈济大学第三任的校长。他目前已经七十七岁,仍在慈济大学任教。凝聚不同宗教与理念的人一起长期在慈济服务,一方面是证严上人个人非凡的领导力,一方面是慈济体现的利他精神,让不同宗教的人都能参与慈济而不觉得与自己的信仰有冲突。

土耳其慈济负责人胡光中是伊斯兰教徒。日前在土耳其为数千户叙利亚难民进行发放,并帮助数千名叙利亚难民童工复学。菲律宾与非洲七个国家,各有上万名天主教与基督教信仰的志工,印度尼西亚亦有上万名伊斯兰教徒成为慈济志工。这是慈济所体现的佛教利他精神所创造的统摄力。

“慈济人”较适切的说法,以笔者观之,就是一群以佛教慈悲精神为本、从事利他、行善、服务别人、同时净化自心的爱心志工。

8.慈济志工组织运作与修行

(一)慈济志工

慈济目前全球九十四个国家地区从事慈善、医疗、教育、人文等工作,约于五十多个国家设有分会及联络点,这些分会与联络点,多半由志工组成。特别是领导的执行长,多为资深志工担任。少数国家在该分会设有领薪的职工,而职工能被选择加入慈济,多数具备志工之精神,或曾经是志工。因此他们在一个范围内,不计较付出的时间与薪资的多寡。

慈济是全球具备志工人数最多的NGO 之一。②根据比尔盖兹基金会执行长麦可迪瞿(Michael Diech)所述,比尔盖兹基金会是全球最具财力 的NGO。而慈济是全球志工数最多的NGO,2008年7月与笔者的会谈中述及。志工的组成与管理是慈济的一大特色。慈济的志工是捐款者、行善者、修行者,也是慈济的管理者。志工是慈济门最重要的支柱。

慈济人或慈济志工约略可以分为几种类型:

第一:会员,通常是定期或不定期的捐助者。会员本身并不一定会参与慈济志工的活动。目前慈济在全球的会员超过一千两百万。

第二:志工,又分为培训志工与非培训志工。非培训志工不严格要求守十戒,但是在从事服务工作中,必须恪遵慈济的规矩,如不饮酒、素食、不喧哗、不谈生意、不议论政治等。

受证慈济志工则必须遵守十戒,通常培训两年,通过志业课程、慈济理念的了解,与戒律持守无虑,始能受证。受证志工分为三类,一为委员,二为慈诚,三为志业功能志工。

第三:委员,通常为女众,亦有男众。女众着“八正道”制服及慈济蓝色“旗袍”;旗袍又称为“柔和忍辱衣”,亦即度化众生必须勘忍。委员恪遵十戒,做好慈济人的榜样,并投入慈济各项志业的服务工作。更重要的是委员具备募款的身分,所以操守一定要严格的要求。

慈济委员定期向慈济会员收功德款,并藉此向会员们说明慈济慈善等志业的进展。会员家里有任何不愉快事情,委员会帮忙排忧解难。

委员是会员心中的菩萨,拔苦予乐。小区一旦遇到有不幸的事件,诸如火灾、车祸或紧急事故,慈济委员会立刻动员,前往探视关怀。平常小区有贫困、鳏寡、弱势家庭,都是慈济委员长期照顾、帮扶的对象。

慈济委员所穿着之“八正道”及“旗袍”之制服,非为捐款多寡所能获得。慈济委员必须见习一年,培训一年,谨守戒律,投入慈济志业,才符合资格穿着这套制服。犯严重戒律的委员,其制服与“法船”(胸前所挂别针),及委员资格会被慈济本会收回。

第四:慈诚,慈诚为男众,与委员一样是见习一年,培训一年,遵守十戒,投入慈善志业,才能受证为慈诚。慈诚肩负各种慈济的勤务,举凡救灾、物资结集、发放规划、兴建大爱屋等,无所不做。慈诚的资格与制服一样是非捐款所能获得。

第五是荣董:因捐款而得到慈济“类感谢状”的为“荣誉董事”(简称荣董)。在1976年之前,慈济准备盖医院,当时募款相当困难,因此有人一次捐一百万元兴建医院者,特颁“荣誉董事”;此为感谢状,荣誉董事不参加慈济董事会,也未严格要求其遵守十戒。当然许多荣董为企业家,后来因感动慈济的慈善工作,而投入培训,成为慈诚或委员者多。但不是每一个荣董都被期待成为慈诚或委员。连战先生与马英九先生都是慈济荣董。

第六:志业功能志工,志业型态的志工包括环保志工、人文真善美志工、人医会志工、骨髓关怀志工、教联会志工等。慈济一共有三十二个功能性团体,投入慈善、医疗、教育、人文、研发、环保等不同之志业工作。

受证的志工一样穿上制服相同之良能不同之制服,如环保志工为灰衣,人医会志工为白衣,教联会志工为灰蓝制服等,都是具备慈济的形象与标志。

表一:慈济功能志工团队分类

类别 功能组宗教/总论 慈诚、慈济委员、荣誉董事、精进组志工慈 善 访视志工、国际慈济人道援助会医 疗 医疗志工、国际慈济人医会、骨髓捐赠关怀小组、大体捐赠关怀小组、器官捐赠关怀小组教育慈济教师联谊会、慈济大专青年联谊会、慈济慈诚懿德联谊会、大爱妈妈、慈济青少年篮球家族联谊会人文人文真善美志工、巧艺志工、环保志工、福田志工、外语队、公传志工、社教志工、书画志工、慈育队/人文推广志工、导览志工、手语队、慈咏队(已并入小区一般合唱团)其 他 建筑委员、慈济警察消防暨眷属联谊会、咨询志工、香积志工、慈友会

这些不同的功能(慈济称为良能),都是来自不同之专业,他们把慈济的慈悲大爱之利他精神带入专业。

他们并非全职的志工,而是在工作之余,投入慈济。志业型态的志工亦有非受证的志工投入。他们不定期来慈济从事慈善、环保等工作。这类形志工以环保资源回收为多。慈济环保志工授证约十万人①《慈济年鉴》2014年,佛教慈济基金会,页530。,非受证的环保志工约二十万。

(二)慈济志工“四法四门四合一”之体系

金字塔型的组织与社会这个概念,支配着人类数个世纪。决策权是少数,菁英分子是少数。少数菁英领导多数普罗大众,几乎是大家奉行的必然法则。但是金字塔型组织所造成的不平等与阶层对立,却也困扰着人类社会数个世纪。证严上人依止于佛教慈悲等观的概念,创立一种圆形的组织“无上无下,非上非下,可上可下,既上且下”的圆形组织来架构志工体系之运行。

证严上人于2003年推出志工体系的新组织架构,把已受证的慈诚与委员组织分为“合心、和气、互爱、协力”四个体系。合心,是由当区最资深或最服众望的志工组成,负责法脉的传承与经验信念之分享。和气,相当于一个省辖市的区级一般大小的地理范围,和气的干部负责工作的统筹规划,是志工主要启动力的来源。互爱,相当于行政区里数个里的大小所组成的单位,专司负责工作分配与实际执行。而协力组,则是以一个行政里为单位,负责该区志工第一线的实际执行工作。

然而证严上人却一再强调,希望合心干部在传承法脉与规划大方向之际,也能回归里的协力单位,在第一线付出与奉献。永远在第一线,是证严上人要求资深志工必须力行实践的一个重要理念。第一线,才能让法脉的传承者真正将法髓灌注在泥土里,让所有第一线较年轻资浅的志工亲润慈济法脉的精髓;永远都在第一线,才能养成谦卑的心情,不以职位与资历作为自我凭恃,而逐渐养成傲慢的心态;永远在第一线,能够让资深的志工始终保持在实际的付出中,常养自我的慈悲心与感恩心;永远在第一线,期许慈济世界人人平等,没有上下大小之别。

慈济大爱电视台的董事长杜俊元师兄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志工,他也是高雄志工体系里的合心干部。高雄会所的地是他捐赠出来兴建的。虽然付出金钱、付出心力,又承担重要的工作,但是他却力行合心与协力,回到第一线的协力工作,与志工们排班指挥交通、扫街等工作。这是体现上下无别、人人平等的佛教思惟。

虽然如此,慈济这里所体现的平等并不是齐头式的平等,认为每一个人所做的事和所做的时间都应该一样。其实平等是一种精神、一种态度。每一个人在能力与专业上仍然有所不同,应各自发挥,但是不管职位高低,专业有别,在一个程度上,志工必须有共同的工作,作为对于平等观的具体实践。

(三)以身作则 以德领导

许多认识慈济的中、西方管理学者或专家常常问,慈济的标准作业模式(SOP)为何? 笔者认为,慈济的SOP 就是“一个觉悟的修行经由力行去启发另一个志工,并让他有成为有德的修行者”。如此,一个一个的传递下去。如同证严上人所说,一切的慈善归为“德”的修持。这契合《无量义经》所言:“从一种子,生百千万;百千万中,一一复生百千万数;如是辗转乃至无量。”这是从证严上人的以身作则开始,然后五个早期出家弟子跟随他的脚步,带领三十个家庭主妇,到现在全球慈济数百万个志工。

就各种管理学的实务观之,所有杰出的领导者莫不都是以身作则,证严上人亦是如此。牛津大学宗教人类学教授彼得克拉克描述证严上人的慈济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上人是“做他所说! She walks her talk.”①Clarke,B.Peter,“New Relig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Routledge,2005.慈济希望激发每个人的利他与服务的精神。证严上人认为,要达到此一目标,必须以“爱”来管理,以“戒”为制度,共同发挥志业精神。

经由志工关爱人的方式,逐渐引导专业人士深入体会、了解何谓慈济志业精神。以医师为例,证严上人期盼医师“以病为师”,不只要医治病人,更要学习爱病人。他期许医师“不要做医匠,要做人医。从人医到人师”②释德凡:《证严上人衲履足迹》2006 夏之卷,静思人文出版社。,拓展生命不同的面向与经历。慈济的志业精神不是只专注在事项上,而是去体会不同的生命历程后,重新界定专业,以服务他人作为一生中最重要的使命。

例如在慈济医疗体系里,非医疗专业的医院志工,经常给予医生许多生命及专业上的启发。证严上人期盼医师能以病人为中心,并透过志工们的具体实践,传达这个价值观念。花莲慈济医院的常住志工颜惠美师姊,1986年花莲慈济医院启业时即离开台北优渥的工作,投入全职志工的行列。她在医院里陪伴重症病患,许多医师受她启发,知道如何与病人沟通,如何表达对病人的关爱,志工以德带领医师去关爱病人。

“德”亦是领导的重要特质之一,若能做到人圆、事圆、理圆,便是有德行的人。组织最重要的还是人,对于人的珍惜,是慈济社群很重要的核心价值,特别是不为金钱与权力来参与付出的志工,因此,人的感受与尊重是组织里很重要的关键。

在慈济里担任领导者的志工,并非都是高知识分子或富有之人,真正能领导他人的是爱,能够激发他人的也是爱。例如美国硅谷(Silicon valley)的资深志工林王秀琴师姊,大家都她“硅谷阿嬷”;她的英文能力很不好,亦未受过高等教育,但她在美国北加州以“爱”领导众多高科技、高教育、高阶管理阶层的志工。因为她永远充满笑容,大家跟她去做慈善,大家在她身上永远感受到爱。

慈济是一个扁平化的组织,企业家与基层志工都一样要轮值班、扫街、做环保,这是慈济很重要的一个理念,从帮助别人当中淬炼自己的性格,利他而度己。

慈济以信念作为组织之核心力量,以信念领导,多元创发,希望达成在地化、小区化、去中央化,只要追寻同一个信念,在各地都能开花结果。高度小区化的结果是,小区中一旦有事就全部动员,例如莫拉克风灾,慈济志工非常清楚每一户的状况,能在最短的时间内,送上最需要的关怀与协助。

(四)情感领导与类家庭体系

在慈济,对人的关注是它成功的重要因素。慈济强调工作场域就是一个家,工作的同仁都是家人。这与一般企业或政府组织的运作与文化不尽相同。

一般的企业组织里,标榜竞争。对内鼓励同仁互相竞争,对外与同业竞争;竞争才能迈向卓越。所谓竞争力,是企业界标榜的黄金法则。但是竞争的同时,逐渐出现的争与斗亦在所难免。公司或组织不断在内部压力与互相倾轧之下,凝聚力与生产力相对下滑。

慈济的组织体系里,却要求人人互相感恩。主管感恩部属的付出,部属感恩主管的带领。人人相互体谅,以成为一个温馨的大家庭为目标。爱,特别是家庭的爱,是每一个人企求的工作环境氛围。证严上人强调的“以爱为管理”,不以责备、压迫、物化的模式作为组织的管理形态,才能使人人生活在一个安全与自信的氛围中,因而具备正向的思惟、态度与行为。换言之,爱才能让自我对社群做更具创造性的能量产出。

从慈济的观点言之,感恩心与爱并不会削弱个人在专业上持续的提升与迈向优质的能力。感恩心与爱同时也强化了团队合作的质量,让人在和谐的环境中,不必再分出一部分的力量去平衡彼此而造成内部力量的抵销。

社会忧郁症的骤增,多半是和工作竞争压力、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及相互倾轧有关。家,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核心,营造每一个组织的环境都像家的环境,自然人的身心都会获致一种澄静的平衡。中国传统社会以家为中心。这种“家”为核心的人情体制,与其所衍生的裙带关系,曾被认为是现代化的阻碍。但是现代社会的人际过度生冷、过度讲求制度化的环境,造成官僚体系的气息,其弊病仍然不亚于裙带社会所衍生的后遗症。

儒家的“家”之人情关系,在慈济转化成人人必须照顾他人的感受、尊重他人的感受,因此做事不是只讲求成果,不只事圆,还要人圆、理圆。“人圆、事圆,理圆”是上人对于“德”的重要诠释。组织最重要的还是人,对于人的珍惜,是慈济社群很重要的核心价值。特别是志工,不为金钱与权力来参与,因此人的感受与尊重是组织里很重要的关键。①卢蕙馨:《慈济志工行善的人情脉络》,《慈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刊》,2002年,第31—68页。

在慈济这样“类家庭”体系的管理动力是情感,以情感相互依靠,彼此疼惜,因此在慈济很少讨论谁做错什么,并不是大家都彼此乡愿,而是对于错误,大家都谈得很委婉隐讳,针对事,很少针对人,因为不可以伤害到别人,因为对错与谁负责,经常不会确切地论断。

证严上人强调的理念是对于做错的人都要持一“宽”字,在慈济,即使有人犯了错误,证严上人当他们的面前告诫他们,但是在其他人面前都还会为犯错者缓颊。在他看来,立刻追究责任在很多情况下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如果因此就认为在慈济做错事的人,都一直会被原谅,而不会做任何更动,那也是偏颇的想法。佛陀时代的自忏、发露忏悔之方式,在慈济的环境中是被鼓励与肯定的。

以笔者长期之经验观之,如果一个人不适任,他当然还是会被调整,不过是会以一种很和缓的方式,在尽量照顾到他的尊严及情感的情况下,进行职位移转。这里指的尊严不只是维护他的面子,更是照顾好他的“道心”与“慧命”。证严上人的理念是,一个志工或同仁不继续承担某项工作,只有在他不能接受别人,而且其他人也都不能接受他时,才会有这个因缘产生。而即使他离开某个职位,并不等于他离开慈济,证严上人会希望他继续透过其他的方式付出奉献,并藉此精进修行。

(五)慈济志业人 工作即修行

在慈济的世界里,即使职工或学有专精的专业人士投入慈济志业体,也都希望他们以志工的精神投入工作,甚至以此作为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使命与理想。

在工业社会中,工作与休息都是分开的,但是如果工作如同在家庭里一样温馨,人是不是需要那么多的休息时间? 现代人一年休息的时间几乎超过一百天。这么多的休息究竟意义何在? 对于人的身心平衡健康真的有益吗?

证严上人说:“休息,就是换个方式工作。”②释证严:《静思语》,九歌出版社1989年,11月25日,第246 页。不区别工作与休息、修行与休息是慈济重要的修行理念。在证严上人眼中的确没有过劳这种理念。在慈济同仁与志工身体健康当然是被极度关怀的。生病休息当然是必须的。但是慈济鼓励多做事,做事就是修行,工作与休息不应该被二分法。或觉得工作就是辛苦,休息就是快乐。乐在工作,乐于服务,是人生的宗旨。

以此理念,静思精舍的师父们终年工作,他们耕作、做豆圆粉、做蜡烛,以及从事各种日常生活的食、衣、住、行等忙碌庶务,他们不需要周休二日,依然身体健康、精神开朗。有人会说,因为他们是修行人,但是慈济许多资深的志工或同仁、主管,一样几乎全年无休,他们并没有因为工作压力或过度劳累,而发生忧郁或沮丧感。

从慈济的观点言之,现代人忙着工作,之后忙着休闲;忙着应酬,再忙着健身。现代多元化的功能,将个人切割成不同的区块,人于现实中无法得到真正的完整性,也无法真正地掌握自己的身、心、灵、境。慈济人的理念是工作即为休息。证严上人常问志工,做得累不累? 他们都会回答:“很幸福!”慈济人不说辛苦。

证严上人希望人是为了工作而生活,不是为了生活而工作。所以没有退休这个理念。证严上人曾在对静思精舍的出家师父与清修士说,静思弟子不退休。不可以将长者师父送老人院,要自己照顾。能做事的,一定要做,静思勤行道,做到生命的结束,还要再来人间,继续为人间、为众生努力。①释证严:《静思精舍与清修士开示》,2007年。

台湾的工作体制是周休二日,而证严上人就期勉慈济人“周修二日”,别“周休二日”。慈济的主管与主要志工其实多半全年无修。证严上人每日清晨三点半即起,开始讲经,到八点半已经开示两场,全年无修。弟子们也是不敢须臾离也,努力精进不懈。从慈济的观点言之,区别工作与休息,人的生命之统一也丧失。慈济的理念是工作即是福报,能付出很幸福。心心念念为众生,少欲志坚,为他人付出之际,不断地缩小自我,达到体验与大我一体的境地。这是慈济人的生命目标与使命。

证严上人在2008年初的一场岁末祝福的开示中,向慈济志业体的核心干部强调,“无我、放空自己,真正用我空、无我的心去为人群服务。”②释证严:《2008年岁末祝福》人文志业中心,2008年1月。慈济要培养的志工与同仁就是这种品格、这种人品典范的“志业人”。志业人不是以物质、情欲、自我为中心,而是以付出、无我、修行、利他为精神依归。

二、慈济的决策与治理

1.佛教僧团的决策方式

初期佛教的决议与管理方式以羯磨为核心,强调共识决,这是平等观的实践。僧中的每一个修行人都是平等的,每一个的意见与生活的调适、困难都值得重视。只要在遵守律法的前提下,个人的生活方式与僧团的和合,采取共识的方式进行。佛教的羯磨法通常是要求一致的决定,只要有一人反对,羯磨就不成立。③释能融:《律制、清规及其现代意义之探讨》,法鼓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03月,第100 页。太虚大师言:

凡从佛出家之比丘、比丘尼众,莫不摆脱君亲家国之累,以个人为教会单纯份子,以教会为个人直接团体。无论贫富贵贱,一入佛法大海,胥得萧然解脱,混然平等。

及传入中国,沿承纲伦劣制,宗法恶习,于净虚空妄加彩画,致破坏平等大同之佛教教会,坐受纲伦宗法之宰割,以产生出非驴非马之佛教家族制,此寺彼庵,各自封执,传徒及孙,俨同世俗。

显然初期佛教的羯磨之体制,僧侣在僧团中权利是平等的,没有谁有特殊的权利,僧团中并没有领袖的体制,而是以受戒先后为礼节的次序。太虚大师希望改变。

2.羯磨制之决策

羯磨之于当代,即是“一票否决制”,一票否决制对于一个修行团体而言,其着重僧团的和合,自有其重要性的意义。每一人都值得重视,因为僧团是平等的。不以多数压抑少数或个人是其精神。僧团的摩羯亦是让群体学习超越自我的执着,真正具备同理心,对于自我认定的善恶是相对的,包容与接纳是修行的关键之一。太虚大师在《佛学总论》言:

羯磨、梵音,此译作业,即会议所作事。有四人以上即可作者,有须二十人以上方能作者。白羯磨、即会议提案报告,在此处即提出此授戒之事。默然、即无反对者。不听者、即有反对者。和合、即一致通过。①太虚大师:《佛学总论》,太虚大师全集,台北:善导寺出版,1980年,第181 页。

僧团的羯磨制已经行之两千多年,在今天西方民主政治,逐渐从多数决的民主制(Majoritarian Democracy),转化为共识决的民主制(Consensual Democracy)。佛制的羯磨自有其贯穿历史的洞见。

然而羯磨、共识决、一票否决制对于群体共同生活有其优点,但其决策缓慢,到了中国随着寺庙功能的公共化与世俗化,僧团亦必须与世俗深度的互动、教化。甚至投入慈善工作,庙产的增加与管理,对于世俗的机构,处处讲求决策的效率,一票否决制是有其窒碍难行之处。在大乘入世度众的理念下,汉传佛教的家长制决策当然更为快速及有效。在面对居士与信徒的各种信仰与世俗的需求下,一票否决制是有其效能的落差与困难之处。羯磨或共识决其决策缓慢,不及应付面对众多繁杂事务,汉传佛教走上家长制自有其时代背景。

3.家长制之决策

家长制的决议风格,以住持为主要决策者,其效率当然比摩羯有效率得多。在圣格领导的僧团,其决策质量与对于信仰的坚守是成果丰硕的。但是家长制在非圣格的带领下,流俗、媚俗、或乡愿之风气就会产生。这不仅仅是对佛教僧团言之,一般中国社会的家长制,家长贤明者,善于治家,家庭和睦,幸福圆满。不善于治家者,才德不足的家长,其家庭问题丛生,道德败坏者有之。

因此家长制的前提是必须培养圣者领导,贤者领政的典范治理。培养圣贤作为僧团领导,是传统汉传佛教僧团制度发展的关键之一。中国历史上,从传统到现代不乏德才兼具的高僧辈出。对于僧团的治理、佛法的传播与社会的影响都有重大的贡献。

而时到今日,家长制在西方法治理性的冲击下,逐渐被要求制度化与法规化。虽然寺庙僧团有很大的自主空间,但是当僧团在融入社会的过程中,引进非营利组织(NGO 或NPO)的运作模式,家长制的风格就会受到一定的冲击与转化。非营利组织在台湾、大陆及世界各国都是以法人形式在运作。

法人是以董事会治理,是群体决策,是投票制。投票制与家长制是相背离的。虽然在汉地,僧团在建立非营利组织之后,仍保留了相当强的家长制风格,即便中国与华人家族企业依样具备强烈的家长制风格。但是在法令的规范下,董事会的决策遵循的法规与必要的透明,就不是家长制,家长说了算的决策模式。

包括对于人员的聘任,机构的运营方向,经费的使用等,都是必须团体决议,多数决议,而非一人决议;而且必须向政府报备或核备。因此法治理性对于传统佛教僧团家长制的冲击是显著而重大的。汉传佛教的僧团运作与信仰之推展如何吸纳西方的法治理性,而不会失去其原本的信仰基础与决策伦理,是一大课题与挑战。

信仰的核心理念,佛法的传播与阐述,都不是民主的投票制能确立的,它是靠着思想见解的高远,修行品德具备的僧才来诠释、统领。因此,对于信仰的传播与深化而言,僧团的特定个人之见解与修行,常常胜于多数的投票决。投票多数决恰恰可能扼杀了真理与信仰。

以希腊雅典的民主为例,当时希腊雅典是希腊诸国最民主的社会,也是当代民主政治引为参酌的典范。雅典的官员与法院法官都是由具备公民身分的族群当中,公平地透过选举或抽签的方式产生。

当时希腊最重要的智者,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与圣人之一的苏格拉底,由于其思想挑战了当时的主流思潮,被指控是异端,煽惑年轻人,因此法院从公民中选出五百人陪审团。这五百人中审判苏格拉底,结果有两百六十四人判处苏格拉底有罪,必须处死。多数决,决定处死人类思想史上最具创造力的哲学家——苏格拉底。

判刑定案后,苏格拉底其实可以轻易逃亡,他的朋友们都已准备妥当。但是苏格拉底说:“我可以无罪而死,不可以有罪而逃亡。”因此他依照判决,饮毒而亡。

雅典的民主制度,雅典的投票制度,杀死自己的族民中、也是人类历史中最伟大的智者。所以当代政治哲学家汉纳·鄂南(Hannan Arnet)才说,真理不属于多数决。真理是少数智者,通过辩证所产生。

如果说真理是智者的辩证所产生,那信仰更不是投票所能创设。信仰是有德者、有思想者,透过实践所证悟。如神学家保罗·田立克所言,“信仰不是知识,甚至不是思想,而是一种心理的证验。”

真正的信仰是通过信仰者所感悟、证验的。我们不能透过投票来决定有没有上帝?正如我们也无法透过投票或多数决,来确认有没有轮回? 因缘果报存不存在? 我们不能投票决定太阳绕地球走,科学的真理与信仰的真实都无法以多数决的方式投票产生。

由此观之,佛教家长制的精神在于求取“法的典范”,一票否决制(羯磨)意在追求僧团对于“法的共识”。家长制必须植基于法的典范,家长本身即是法的实践者与典范示现者,家长制必须是圣贤领导,才不会出现独断、任意妄为的弊端。然而,不管是世俗或僧团,圣贤之才是可遇不可求,圣贤的认定标准也会因人、因时代而异。所以它无法被标准化、条例化,自然也无法依此复制。

圣贤可以由圣贤来陶冶、培育。禅宗的禅师在徒弟学成之后,要他出师门,自我独立,这是家长制的一种创新。家长制不是人身依附,而是追随法的典范,最终自己也成为独立的新典范。这是典范传承的可贵。

在历史上,圣贤之后,也常常出现庸俗之辈。特别是以权力为导向的伟大君王,也常常出现庸俗的继任者。原因即是,家长制如果是植基权力,而非于德,其继承就会出现庸俗之人。因为权力的特质是人身依附,不是德的传承。

家长制如果倾向人身依附,那就会造成私相授受,各种传统社会的裙带关系的弊病丛生。如果是法的追随,而后典范相承,这将会是家长制的最大成就。

这有点像柏拉图的哲学家皇帝的培育,经过国家的机制,以学院的方式培养之。有像中国的禅让制度,圣贤传圣贤,只不过禅让制度是遴选,不是由机制培养。家长制的优点在于典范的继承,对于组织精神与永续是比较有利的。所以,“以德为导”的家长制,必须强化机构对成员才德之培育与养成。机构性的培育不一定能培养出圣贤,但大大增加培育更多圣贤的可能性。

4.家长制与西方法制

不管是“以德为导”的家长制或“以权力为治”的家长制,其决策模式于今日社会仍有扞格之处。先前提到法治的董事会制度,是多数决。我们想象如果每一个来开会者都是圣贤之辈,董事会的决议不管是磨羯,或多数决,或一人决议,都是圆满和谐。集思才能避免错误,因此集思或群体决策似乎有好处。如果一人决策,该决策者必须是权威而非权力。因为仅依靠权力而决策的错误机会较大。权威的养成是自然形成,犯错机会当然有,但比起让以一人权力独断的模式,其刚愎自用的机会自然增加。

笔者认为,当家长制在面临一人决议之际,该一人应该在专业及品格上,是公认的权威。如此一来,其犯错机会不是没有,但是比起投票,权威的典范更为可靠。权威意味着该成员在某一领域已经投入很长的时间,曾经做出很多的成果与贡献。医生的行业,老师是学生的医疗权威典范。即便学生也成为医师,对于资深老师辈的医师一样地尊重,遇到医疗难题,一样恭敬地向老师请教。

医疗专业的老师也永远在看病、在学习、在成长。医生有点像半学徒制,他们有客观的医疗教本与案例,但是也有师徒相传的体制,让医生的行业兼具科学的客观性,也具备家长制的典范与传承。是兼具专业权威与典范传承的优点。

5.德行家长制与角色家长制

我们讨论重点放在决策的质量,也放在群体的和谐。董事会的董事长是家长制,才德兼备的圣贤家长也自然是察纳组织成员的各种意见,最后才做成决策。这是组织永续发展良好的运作模式。如果家长制意味着仅仅是一人判断,而不是群体参议,那不只决策质量容易偏差,也不符合当代法治社会之要求。

直言之,维持圣贤体系的“德行家长制”,培育圣贤的传承机制,然后能广纳雅言,集思广益,最终由以德为导的家长裁决之,是最成功的决策状况。

在家长制的运作模式下,也可以依议题之不同,选出不同的“家长”,亦即品格及专业的权威者,来主持会议,以审议民主的方式讨论,最终由“家长”决议之。这是“角色家长制”。

家长,家过去是家庭,家族,宗族;现在是企业,是机构,是主其事者,谓之家长。把机构经营成为家,机构负责人即是家长。把单位经营为家,家长即是单位负责人。把团队视为家人,团队负责人即为家长。家长视团队同仁如家人,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家长,“角色家长制”让每一个人都依不同任务负责承担决策。决策前先集思,再由主其事的“家长”决策。

比起投票制或一票否决制,圣贤形态以德为导的家长制,更能兼备“集思”的广益与“决断”的优质之两全。中国敦和基金会专门推动中国传统文化为使命,执行理事长陈越光先生在内部推动决策模式,很符合这种既集思又具备决断力的体制。每一个项目由项目负责人提出,但经过团队讨论,讨论完任何意见如参差不齐,最终由提案人拍板。

美国科技界发展出来的共创制(Holacracy),至今在亚马逊、Twitter 等公司适用如此的制度。共创制强调,团队中每一个人都能够有公平的机会发言、讨论,但是最终由某一项专责的角色人物做最后决定。例如讨论市场议题,大家都给出意见,最终由团队中负责市场的专责角色来做决定。我把这种决策模式称为“角色家长制”。

如先前所述,家,是机构、是单位、是任务团队、也可以是专业者、权威者。我们传统所说的“成一家之言”,不正就是指专业中的权威者吗! 我们说儒家、道家、佛家,不都是指一种信仰相同的人所汇聚的团体,或指大家所认同的某一种权威价值。都称为“家”。

“角色家长制”,强调专业分工下的权威者,聆听大家公平的发言之后,他必须做最后决议。

“德行家长制”,更是以德服人,尊重群体中每一个人的意见,即便其所采取的决策与成员相左,也能善尽沟通让成员感受到被尊重。仍然能遵守决议,全力执行。

6.共识决的融会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了传统以伦理或权力为基础的家长制,以阐述了以德为导的“德行家长制”,以专业为主的“角色家长制”。家长制有利于事情的推展与决策的快速,甚至有决策的质量,只要家长是基于德与专业。落入权力为主与伦理阶级次序的家长制,则极可能造成扼杀团体成员之创造力,并导致团体集体覆灭的危机。

多数投票制的优点在于解决纷争,分配利益。但不利于追寻真理与利益信仰。因为真理与信仰的真实不能以多数投票决定。但是攸关不可妥协的利益与权力分配,与其打架、杀人,不如以多数投票决,代替流血冲突。在一个成员都极为权威及高度信仰认同的组织,投票不会导致分裂的情况下,投票制有助于选出最具突破性的领导人。但是宗教信仰的团体,常常以投票作为事项工作的决策,其日常的生活必定会有会议之外的异议与是非。

共识决的民主体制,有助于提升生活的和谐与对于个体差异的尊重。但其前提是对律的遵守。共识决必须在情感融合与信仰认同的前提下,才能够完善的行使。

因此,共识决与家长制的前提都是在情感的关照与对于信仰的认同,如何将这两者适当的融合与运用,是宗教型组织可以思考与努力的方向。

以共识决来议定共同的生活方式,以“德行家长制”与“角色家长制”来议定社会负责人的工作与使命,是宗教组织可以借镜的模式。

7.圆型组织与信仰团体

共识决与家长制的融合是目前佛教慈济功德会在尝试努力的目标。一方面,“德行家长制”的证严上人具备万众信服的圣贤之格,而其成员,无论是志工与僧众都在培养共识决的决策方式。家长制与共识决是两个很大的极端,一个是仰赖一位圣贤决定,一个是一票否决制,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参与。这种融合有其优点,亦有其挑战。

共识决与家长制的共同性在于成员对于团队的信仰或对于圣格者的信仰极高,但是长期仰赖圣格者的领导,不可能突然习惯大家都平等决议。家长制与共识决有内在本质的张力。一方面要求一个圣格的智慧,一方面要求大家都能平等的共同治理。其核心问题仍在于平等与差异如何同时被关照与融通。我们既不能不让圣贤领导,又必须关照能力及德性弱势者。在家长制的垂直体系,与共识决的平行体系,如何建立一个交叉与融会的组织,证严上人以圆形组织来涵融这两者。

显然,慈济基金会的职工场域偏向家长制,是有阶级次序的管理机构。执行长、副执行长、主任、高专、专员、基层同仁等。证严上人在此家长制的基础上,强调爱的管理与理念的认同。

而慈济的志工体系与静思精舍的僧团体系则强调共识决,在平等的体系底下,仍希望涵融传统的伦理次序与资深者权威典范的传承。证严上人开创的圆型组织,是结合着“共识决”与“家长制”的组织模式。

8.圆形组织的运作理念

证严上人创立的慈济静思法脉强调以慈悲等观,期望建立一个圆形组织。让出家师父、清修士、以及居士们能够一同合心、协力,为天下众生,为慈济志业努力。证严上人说:

我们的道场,是“勤行道”,出家弟子在立体琉璃同心圆的中心“小千圈”认真付出;清修士虽未现出家相,也立志清修,无家庭挂碍而能全心投入志业,连结中心与外围,所以在 “中千圈”;在家弟子普遍在世界各地护持,是 “大千(圈)”。

大家同一理念,心灵回归于静思,行动投入于慈济,合为三千(圈)大千世界,也就是立体琉璃同心圆。调伏刚强习气,培养勇于承担的责任心。

在静思精舍的运作中,采取共识决的方式进行。师父、清修士与居士共同讨论,获致结论后,再以议题所需汇报证严上人。静思精舍的事务,一般居士不会涉入,这里所指的是慈济功德会的慈善志业推动,都是由这三圈共同讨论。

慈济功德会则有层级架构,设置执行长,副执行长等,这是现代层级组织必要的设置。而他的运作必须是家的概念,以爱为管理软化阶层组织。扩大讨论,成为慈济功德会组织里避免阶层化或过度家长制所造成的独断与偏私的问题。从证严上人的眼光观之,慈济基金会的执行长与副总执行长比较像是儒家体系里面的家长、长辈,比较不像是上司、长官。家长要照顾家人,照顾同仁,着重职位的责任,而非只强调权力的归责。

至今为止,慈济基金会阶层化的组织因为有证严上人的圣格领导,一直维持一个软性、弹性,充满人情温暖的组织体系。他的传承如能以圣格之培育,以圣贤传圣贤,则其阶层组织就会倾向德行家长制,而不会走向“权力家长制”。

再者,对于基层员工能以角色家长制,更能够软化阶层制可能带来的僵化结果,让慈济能够不断地吸纳基层力量,能够互爱协力,从而落实佛陀慈悲等观的理想。

在慈济,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佛教的慈悲等观所建构的组织里,承继着儒家人情结构的网络。这是慈济吸纳人才的重要关键。不仅仅是证严上人“付出无所求”的理念,更是这浓厚的人情结构,使得社会各种人才投入慈济行列,得到生命的价值与喜悦。理念让人们活得有价值,爱让人们生活得喜悦。

9.人情体制与西方法制

慈济在以慈悲等观为价值核心,兼容儒家人情体制的运作下,以科学实事求是的精神,将宗教慈善推广到全世界华人及部分非华人的区域。它的成果在佛教历史上是显著的。如前面所述,对于人的关怀,是慈济成功的关键。以家为基础的慈济世界,卢蕙馨教授将之描述为“情感社群”。①卢蕙馨:《人情化大爱—多面向慈济共同体》,南天书局,2011年12月,第99 页。

黄倩玉教授观察慈济的人情运作中,证严上人扮演一个最大的情感动力的角色。慈济的成功在于将强烈渲染的感情约制在某种稳定的感情里的集体性过程。这是慈济在庞大的组织能成功运作的关键。这强烈的情感之集体性格,产生慈济类家族的特色,这特色接近儒家的人情体制。人与人的关系是做事成功的关键。结好缘是慈济团体做事的重要圭臬。

值得厘清的是在慈济并不是讲求利益交换的结好缘,正因为不能也没有利益交换,所以结好缘成为做事的重要基础。在这种具儒家人情的关系体系里,慈济仍然以佛教的清净无染的长情大爱为导,但是在组织中有不适任的人,或是有不当的行为,其是否能更大范围的遵循人情体系去圆满解决?

丁仁杰先生在慈济的研究中提及,慈济因为不能引进与佛教自身价值不相符的西方式职权本位的分工管理体系,所以对内部成员之间所发生的不和谐就更强调忍让原则,即“知足、感恩、善解、包容”,来调和人与人之间的意见不同或差距。②丁仁杰:《社会脉络中的助人行为:台湾慈济功德会个案研究》,联经出版社,1999年7月,第499 页。证严上人的德行与他的法是慈济社群人与人之间的误解能得到圆满解决的枢纽,这是黄倩玉强调圣格领导(Charismatic Leadership)的特色。③Julia Huang 黄倩玉,Charisma and Commpassion,Haveard University Press,2009。

笔者的体会是,慈济内部任何的不和谐,在志工体系是透过资深者或有德望者的协调获致和谐。这是圣格领导的衍伸。所以证严上人强调“以德领众”,特别是志工体系,都是志愿者,与企业或公部门的奖惩升迁之体系不同。志工是依靠价值与情感驱动的组织网络。人与人的差异必须以理念、以情感、用佛法与人的德行来调和。这一部分,笔者认为慈济应该继续保有它原本之运作模式。

笔者认为,慈济下一步的努力将会在儒家人情结构与佛教慈悲等观的价值体系基础之上,向西方的法制思想吸纳。这种吸纳是有其内在矛盾的。过度重情,则制度不彰。过度法制化,则情不通达。如丁仁杰所观察,慈济未来的制度化即使建立,并不能保证它能带给志工爱的动力。丁仁杰说:

制度的建立是使一个大规模组织能够延续下去的重要条件,然而却不是—甚至有时候还是相反的—一个组织能够更为兴盛的条件。尤其是一个以修行为要求的佛教团体,终极上,制度不能取代一切,它的是否能够兴盛与繁荣,取决于它是否能够继续唤起人们的理想、情感、和兴趣,而非取决于它的“制度化”是否能够成功的问题上。①丁仁杰:《社会脉络中的助人行为:台湾慈济功德会个案研究》,联经出版社1999年7月,第496 页。

这是真知灼见的观察。体制化也可能造成理想、热情与爱心的冷却。特别是志工体系是自愿的、自发的,不支薪酬的,保住每一个人力量是慈济成功的另外一个重要关键。但是如果有“不当者”不愿离开,性情不改,创意不再,如何以人情与慈悲处理?因此法制的吸纳是慈济目前正进行、或需进行的课题。

慈济医院、慈济大学、慈济人文志业中心(含大爱电视台),都是极为专业导向的机构。政府的法规,专业的准则都在引导慈济法制体质的建立。然而过度适应会世俗化,吸纳不足则创意与适才适所会出现迟缓的现象。慈济决策的核心要为此努力或正为此努力,都需要极大的文化创造性的智慧。

这种文化的融合,很可能要经过几个世代才能够将“儒家的人情结构”、“佛教慈悲等观的价值体系”与“西方的法制思想”做适切的、恰如其分的圆满之融合。果能如此,他将会是中国或东方智慧与西方和合的新文明之典范。

10.共责制与圆形组织

笔者跟随上人多年,常常听见他询问我们,某件事你怎么不知道? 你怎么没有参与? 明明跟我的部门无关的事务,为什么我必须知道? 为什么我要参与? 因为从上人的角度言之,慈济事都是大家的事,人人有责。就像家里发生任何事,都是家里人的事,大家都有责任。慈济就是一个家。主管就是家里的家长、长辈,不仅仅是分工后的主管。这使得慈济能够体现集体协作,让人人都能参与,使得事情能够更完满,因为每一个角度都能被看到,都能被关照。

圆形组织里,每一个人都是领导人,每一个人都是被领导者。

资深合心干部在大区域合心区是领导者,到了小区的协力区,他投入第一线服务工作,听从协力干部的调度,他就是被领导者。再决定大方向,合心是大家长,协力干部都是家人。回到了小区,家长角色转换,协力是家长,合心是资深的家人。大家一起为社会奉献。因此慈济的圆形组织有德行家长制的特质,也有共创制里角色家长的特质。他兼顾了尊重专业分工,让专业能发展做事能力,也含融伦理次序与历史精神的传承。这传承经由资深合心干部的典范来传递与体现。

决策之际,合心、和气、互爱、协力都共同讨论决定,由资深的合心干部领导,这是家长制与共识决的融合。如同我们先前提及非洲的部落共识决,他的成功在于有德高望重的大家长——酋长做主持。大家长的角色不是让人处处听他的,而是能够让大家顺利地讨论,畅所欲言,达成共识与和谐。这两样缺一不可。事情有共识,情感能合和融洽,才是真圆满。

难免儒家家长制的文化会出现在圆形组织的四合一运作中,即是某区域的资深合心会过度强调自己的看法,以家长方式训育年轻干部,这就形成了将共识决转成家长制。或者资深干部在小区,仍以传统儒家大家长的心态,不能真正在第一线投入或听取年轻干部的调度,弯下腰来亲自付出。这是传统儒家家长制伦理次序的留存。这当然需要很长的时间倡导、培训,以及透过证严上人不断地呼吁,不断地开示教导弟子,希望真正落实圆形平等的四合一。

一个组织如果能够体现在议题讨论时“共识民主制”,大家未能获致决议时“德行家长制”,任务执行时“角色家长制”。从讨论,到决议,到执行,每一个人都参与,每一个人都受到尊重,每一个人都有其贡献,如能如此,圆形组织就是共责制。共同责任制,才能消弭组织中的垂直阶层与平行分工的壁垒。这样的组织型态必须从根本的文化思想着手,摆脱传统阶层制,或去除儒家伦理差序格局的文化,需要长时间之觉醒。

儒家的人情体系是维系人的重要力量,但如何保持那一分对家人的关爱,少一点家长制的傲气,能够以平等的共识态度,讨论事情,在执行时能落实角色家长制,让人人都是领导者,人人也都接受领导。而隐形、软性的伦理结构,就在付出中,得到尊敬与体现;亦即资深的合心志工是在第一线谦卑地付出中彰显他自我的德行,那也就是“德行家长制”的体现,这是儒家伦理结构中最具枢纽的因素,也是佛教平等观的落实与实践。而当每一个人能够实践遵循这种圆形的体制,而非彰显个人的特殊性之际,西方法治的精神亦已然实现。

11.历史转折中的慈济之理想

慈济依《无量义经》而开展。之于社会,《无量义经》有“入世、淑世”的理想与愿景;之于个人,它有内在修习人格的方法与思路;之于终极关怀,它提供宗教信仰不可或缺的究竟觉悟之境;亦即“性相本空,非有非无,非自非他,自本具足”;本不生灭,以及最终涅槃寂静之境。

此涅槃之境以证严上人的诠释是当下“一念不生,一念不灭”;当下“恶念不生,善念不断”;当下“欲念不生,爱心不断”,即是涅槃寂静。这是现世间意义的涅槃寂静之境。这涅槃之境是趋向爱一切众生,度一切众生。因此,慈济宗的理念是“修行为众生,开悟为众生,成道为众生”,或者说:“为众生才是修行,为众生才能开悟,为众生才能成就无上菩提大道”。①何日生:《无量义经与证严上人》,《法印学报》,第二期,2014年10月,第126 页。

一切众生,一切因缘,都是菩萨觉悟的契机。佛教之根本大义,“一切因缘生,因缘灭”。而一切“缘起”都是随着“因”而转,没有因,就没有外缘的牵引。唯识学倡议阿赖耶识为一切种识,善恶一切的业因种子都含藏其中。第七识,则为自我生成的推力。第九识即为清净智,是为佛智。当外缘与第八识阿赖耶识接触后,就会开始造作各种因缘果报。对于慈济而言,业因在境界中,而佛智的获得一样是在境界中。

证严上人阐述,如果每一个种识在与外界的境接触之际,都能将识转为清净智。亦即当识与缘对应,众生能不以第七识的自我来对应,而是以第九识、佛性的清净智来对应;在每一个缘与识的接触中,不以小爱,而是大爱;不以忌妒,而是赞叹;不以占有,而是给予;不以私我,而是以无私的爱来对应;如此心念,就能常在寂然与清净的佛智之中。

这种见解是实践的、能动的佛教观。临近一切的境界,都把握住清净的心,则一切种识里的业因,就能不断地清除,而转成一切种智。在人世间一切作为,都是以第九识的清净智来应对,则无时无刻不在佛性的愉悦中。时时利他,时时心念众生、时时无所求的为众生付出,即是清净的源头,即是将一切种识转为一切种智的动中静。这是利他实践与佛教终极觉悟的契理与契机。牛津大学佛学研究中心龚布齐教授说:

佛陀和证严法师都为这些经历重大社会变迁的人,提供了一种新的秩序和稳定性。传统的社会阶级和它的形式对这些人并不重要。

佛陀与证严法师所提供给人们的安身立命之选项,是建立在尊重个人自由意识与个人责任的选项,而不是如现代存在主义所主张的那样,对于任何整体系统、任何能让人寻求自身稳定,或对于任何可以让人遵循之可预测原则,都不给予肯定式的空间。

而两位导师的教法,都以道德为基础来规范人们的生活方式,这对于信徒而言比任何抽象的理论来得重要。确实,核心的秩序原则本身就符合道德的规则:业律、道德因果规律。①Richard Gombrich,Oxford,and Yu -Shuang Yao,A Radical Buddhism and Modern Confucian,Tzu Chi in Socio-Historical Perspectives.Buddhist Study Review.BSRV 30.2,2013.

以救渡众生为志,而在济渡众生的同时,清净自心。

慈济宗门以佛教为本,它的实践却是超越佛教边界的。许多基督徒、天主教徒、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乃至无神论者,都成为慈济志工。因为有《无量义经》使得慈济宗里的佛教徒找到入世修行的法门。因为有《无量义经》使得慈济宗门里的非佛教徒,找到个别信仰里共通的元素——无私大爱。

《无量义经》的教义:“所发慈悲明谛不虚,于众生所,真能拔苦;苦既拔已,复为说法,令诸众生受于快乐。”②昙摩伽陀耶舍译,《无量义经》德行品第一,《大正藏》第9 册。证严上人期望慈济慈善理念与实践就建立在这样的基石上。慈济宗门在依循《无量义经》的本怀,引领无数千差万别的众生,投身慈济,在济助他人的同时,亦提升自我的人格。而渐次地迈向“性相空寂,本不生灭”的终极觉醒。

《佛陀相佑:造像记所见北朝民众信仰》

(作者侯旭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1月)

本书主要依据铭刻资料,并结合文献,采用“自下而上”的视角分析五六世纪高僧大德与知识阶层信徒之外的一般佛徒的信仰,试图弄清他们如何接受佛教、接受了什么,进而探讨佛教对普通民众的思想与行为产生何种影响。在重新考察佛教流行北方的历史背景后,根据1600 种有纪年及纪年可考的造像记,借助统计分析,辅以例证,具体展示了民众信仰对象的兴衰变化;剖析了民众对佛教的认识与追求,涉及生死观念变迁、大乘起义的心理基础、民众的社会观念等;还考察了部分民众对法、佛、像与觉悟之途的理解。同时还揭示了造像供养与中土传统祭祀的关系,分析了兴福造像流行的历史意义,探讨了佛教信仰广及朝野的时代意义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