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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风与祖道 ——略论丛林教育的内涵与使命

更新时间:2016-07-05

当前中国的佛学院建设,常有一句话挂在嘴边,“学院丛林化”或“学修一体化”。然而,什么是传统的丛林教育? 其实,这是颇难说清的问题。丛林教育,狭义的理解,是指禅宗寺院的僧教育,但也可以泛指传统的佛学教育。

微纳测头刚度是微纳米测量系统的关键属性,它影响着测头的接触力、稳定性、工艺性、测量精度和动态响应等特性[4]。对于接触式微纳测头,其刚度特性直接影响测头的稳定性、灵敏度、测量精度、动态响应等性能指标,进而影响测头的整体性能。

本文从“祖庭”这一概念说起,探讨丛林教育的内涵与变迁,以弘扬宗风、振兴祖道作为丛林教育的核心使命。

一、“祖庭”以弘法或教育为本,有宗风有祖道

“祖庭”一词最早的使用是在禅宗内部,以北宋大观年间(1107—1110年)编成的《祖庭事苑》为代表,后来逐渐延伸到各宗各派。之所以成为祖庭的关键要素,是祖师在思想创新、组织制度、弘法实践、法脉传承等方面具有持久的影响力,或是开创性的祖师,或是宗派中兴或海外传播的关键人物。祖庭在弘扬佛法方面做出了里程碑式的重要贡献,在信徒中间具有重要而持久的影响力,其核心功能是弘法或佛学教育。祖师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祖师的魅力,首先表现为独具感染力的教学方式,能有效地把握点拨度人的机缘。这在禅宗,被称为“宗风”。而在这样的教授过程中,所要传达的则是一代又一代传承不已的心法,又被称为“祖道”。所以,笼统地说,“宗风”是禅师接引众生的教学方式,不仅包括独特的说话方式,也包括非语言的行为方式;“祖道”则是潜藏于这些宗风的、源自释迦佛祖并由历代祖师发扬光大的思想或心法。宗风、祖道,是两个在汉文大藏经高频出现的词汇,在北宋以后编撰的禅宗史料里尤为常见。

宋元时期编撰的佛教史书,如《传法正宗记》《佛祖统纪》《佛祖历代通载》,充斥着儒家的宗法观念。释迦牟尼被当作“远祖”或“始祖”,后来的祖师则被当作“近祖”。所以,“祖道”指释迦佛的思想或心法,也包括历代祖师的思想或心法,在佛教典籍里还有“祖意”、“祖令”等不同说法。契嵩说,“能仁氏之垂教,必以禅为其宗,而佛为其祖。祖者乃其教之大范,宗者乃其教之大统。”这是后来通用的理解,“宗”指禅宗,所谓“宗门”,与“教门”相对,“宗风”是禅宗内部各派的家风,如“菏泽宗风”、“临济宗风”等说法。但实际上,被归入“教门”的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把自己的佛法概括为“教观总持”、“禅教一致”,经典与禅修同等重视,乃至净土宗也说自己有“弥陀教观”(语见《乐邦文类》),各有法门。所以,“宗风”的实际用法并不专指禅宗,而是遍及诸宗。

慧皎(497—554)《高僧传》十四卷对后世的僧传具有根源性的影响,收录正传257 位僧人,附传274 人,分设“十科”: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亡身、诵经、兴福、经师、唱导。道宣(596—667)《续高僧传》三十卷收录正传489 人,附见229 人,亦设“十科”:译经、义解、习禅、明律、护法、感通、遗身、读诵、兴福、杂科。赞宁(919—1002)《宋高僧传》三十卷,收录正传531 人,附见125 人,亦设“十科”,体例完全依照《唐高僧传》。如惺《大明高僧传》八卷,共收正传112 人,附见69 人,亦设十科,但仅有三科:译经、解义、习禅,实为未完成著作。

因此,传统僧教育的核心内容是“义解”、“习禅”与“明律”,无论是排序还是僧人的占比,全都处在十分显著的位置。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义解”、“习禅”两类僧人是隋唐以后各佛教宗派的祖师大德。我们从中也能观察到禅宗不断突出的上升轨迹,这个宗派的核心思想与教学方法,是传统佛学教育最主要的内容。

二、僧人类型与佛学教育目标

(3)“译经”类僧人的比例,在梁唐僧传已经有大幅度的下滑,篇幅从23%降到13%,降幅接近一半,唐宋高僧传的占比基本持平,而到《大明高僧传》,译经僧仅有1 人,译经活动接近于完全停滞。适成对比的是,“明律”类僧人的比例,梁、唐、宋僧传稳步上升;

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简称乙肝病毒,是病毒性肝炎中危害最重、最广的传染性疾病,与肝硬化、肝癌等关系密切,居全球致死原因第10位。血液传播、母婴垂直传播及性传播是乙肝病毒最常见的传播方式,其中母婴垂直传播是最主要的。

“祖道”具体是指什么呢? “道”首先应指道法,祖道即佛道,就是释迦牟尼所传的“一味法”,也就是“佛法”。因此,佛教诸宗对“祖道”的理解应该没有分歧,但如何理解“佛法”? 尤其是关于“了义”或“圆教”,汉传佛教各宗派各有自己的理解,歧义迭出。若就禅宗而言,他们的祖道是六祖慧能(638—713)所说的“顿悟见性”,即是禅宗自己的宗统。祖道与宗统,在各自的宗派里实则相通不二;但在各派宗师,又有教学方法的差异。如果还原到中国儒家宗法社会的大背景里,祖与宗的连用,在儒家礼法里特别常见,分别代表两种不同层级的祭祀,表示尊崇:祖的祭祀对象是远祖,宗的祭祀对象是近祖。“祖宗”连用,表示历祖历宗,但有远近之别。《梁高僧传》有“祖”与“宗”连用的例子:“祖述四含,宗轨三藏。”以四《阿含》为远源,以三藏为近流。北宋僧人直接以“祖宗”连用,称呼历代祖师。祖、宗,常被直接演变为“祖师”、“宗师”。所谓“宗风”,亦被理解为“宗师之风”,是对“宗门之风”更具体的描述。宗风虽被赋予灵活、生动的多样性,但归根结蒂,与祖道并无二致,两者在各自的宗派里具有统一性。以禅宗为例,宗风必定是在禅师接引弟子的教学过程中出现,与祖道相印。

“丛林”是“寺院”的别名,丛林教育是传统寺院的僧教育,丛林的教育过程与寺院的组织制度直接相关。

(1)“习禅”类僧人的比例急剧上升,从《梁高僧传》篇幅不到4%升到《唐高僧传》19%,《宋高僧传》维持20%的占比;而且,唐、宋《高僧传》把“习禅”类僧人放在第三位;

传统数学描述工具(如集合论[13]、图论[14]等)在对类似的层次模型进行形式化描述时,不仅要对模型中的每一个元素建立集合,还要对关联元素单独建立集合或关系图,既繁琐又不够清晰,同时缺乏严格的逻辑推理操作方法。多色集[15]的特点是能够描述集合本身及其组成元素的性质,以及集合本身性质与其组成元素及性质之间的相互关系。下面基于多色集理论将图4中模型元素间的关系进行直观表达。

总的来说,这时期体育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以职业化、市场化为核心的体育改革发展符合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方向,同时也是符合现代世界体育发展潮流和规律的。改革中逐步形成以体育法制化发展为根基、政府实施全民健身计划、集中力量兴办奥运战略、体育社会组织协助政府推进社区体育发展、企业投资和兴办职业体育的混合型政府体育管理体制。

完整的僧团需要各式各样的佛教人才,很多工作由护法居士代为完成,但是那些具有宗教神圣性的修持活动,只能通过寺院内的师徒传承完成。我们不妨以历代《高僧传》为主要依据,从它们对僧人的分类出发考察传统佛学教育的内容、方法与目标。

其他科目,“遗身”、“诵经”、“兴福”、“经师”、“唱导”的比例变化,总体上并不明显。“十科”的设置,是传统僧教育的主要内容,也是僧教育所要达成的人才培养目标。“译经”是中国早期佛教特别需要的工作,到了后期这项工作的紧迫性逐渐丧失。“义解”与“习禅”类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佛教人才,他们在僧传里占了40%以上,《唐高僧传》更是超过50%。“明律”类的比例不高,但稳步上升,说明“明律”虽不被当作僧教育特色,但“以戒为师”“持戒”这样的观念越来越受重视。

(2)“义解”类僧人的比例在唐宋之际直线下滑,梁唐《高僧传》篇幅基本维持在35%以上,但到《宋高僧传》仅占13%;

唐宋时期逐渐形成的宗风与祖道,是传统寺院佛学教育或丛林教育的根本内容。不过,佛教界在任何时代总是需要各式各样的人才,儒家、道家等外道思想,诵经唱导,法会仪式等,都是佛学教育的辅助内容。佛学教育内容的主次之分,不同类型僧人的主次之分,是在中国佛教的发展史上逐渐形成的,与各自的佛学教育目标直接有关。

三、清规、传法与心法:丛林教育的基本过程

依据笔者对四朝僧传各科僧人数而对僧人类型的统计分析,以及依据各科所占的卷数而对僧人类型进行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历代僧团的基本结构,以及僧教育的主要内容及其变化。我们发现了其中重要的历史变化:

为让“寺院”这种新型的社会组织扎根于中国社会,历代高僧大德把印度的戒律逐步演化为中国的清规。最典型的事例,是禅宗史上的“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百丈怀海(720—814)倡导“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规制,融会、折衷大小乘经律,制订《禅门规式》。此后的中国佛寺,大多延续百丈清规的精神,制订各自的常住规约。到北宋末年,《禅苑清规》的出现,标志着丛林制度已经十分完备。其他宗派仿效禅宗清规,如律宗《律苑事规》、天台宗《教苑清规》,成为中国寺院组织管理的基本制度。这套丛林教育制度,代代相传,是培养僧伽人才的轨范。

(4)胜利油田拥有支持科技研发的良好环境,在多年的油气勘探开发过程中组建了一支久经锻炼的高水平科研团队。近几年来,该科研团队完成了结构的调整,注入了新鲜血液,实现了老一辈向新一辈科研人员的传承转换,形成了以新一辈为科研主力,老一辈指导校正,保驾护航的科学团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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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林教育,特别重视老师对学生的直接指导,“直截承当”。在慧能的《坛经》里,师父直接给弟子传法,已是常态。尽管当众说法还是重要的寺院生活,但法师给特定弟子的接引倍受关注,师父的教导被记录下来,成为所谓的“语录”,甚至有可能被提炼成“公案”。这样的寺院生活,在禅宗语录或公案里,常被表现为“上堂开示”、“对机垂示”。弟子领受师父教导的方式,从公开的说法教导转变为私下的应机点化,以“不说破”为重要特色,强调弟子直接的心领神会。这种“以心传心”的交流过程,在禅宗常以佛祖与迦叶的“拈花微笑”为喻。与佛祖拈花这种静默的宗风相映成趣,中国的禅师在六祖以后常以棒打、大喝、竖拂、吹耳等种种肢体语言点拨弟子。语默、动静的变化交替,完全取决于禅师对弟子悟道机缘的捕捉。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传法”,是丛林教育在“宗风”形成过程中的关键时刻。

宋代以后,禅宗的心法,常被说成是“祖道”。譬如,法演(1025—1104)说“发挥祖道,建立宗风”,把顿悟见性当作“祖道”,把参究公案看话头当作“宗风”。历史上的丛林教育,始于清规,立于传法,成于心法。广义的传法,也应包括传戒、讲授清规,是传统佛学教育的基本形式。围绕这三方面的讲授,构成了丛林教育的基本过程。三者之中,“心法”最为其上,但最是不能强求,属于僧传“习禅”的范围;广义的“传法”,是指佛法思想的传承,对佛教的历史、典籍与思想有深入的了解,属于僧传“义解”的范围,所有宗派的典籍、历史,包括禅宗史、灯录,都是丛林教育的学习范围,只是在不同的佛学院或寺院应该各有侧重,不必全学;狭义的“传法”,与寺院的清规戒律有关,涉及寺院内部的人事组织制度,属于“持戒”或“明律”的范围。

因此,各地的禅宗祖庭,现在应该致力于恢复传统的丛林教育,首先是要恢复丛林制度,至少要继承“师徒传授”的丛林精神,落实从清规、传法到心法的教学过程。恢复祖道与宗风,接续心法,是当前佛教界推行丛林育的核心使命。

李四龙
《佛学研究》 2018年第02期
《佛学研究》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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