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相较于晚清的中国佛教界,在“庙产兴学”的背景下,被动地将佛教教育拖入新的学院式的佛教教育;今天的中国佛教界,学院式的佛教教育已经蔚为大观! 除了中国佛学院继续保持传统优势之外,各个地方佛教协会所主办的佛教学院,无论是在硬件上,还是在师资力量上,也已经不容小觑。回首往事,中国佛教界在佛教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是毋庸置疑的,是令人瞩目的! 可是,当前中国佛教教育可能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思考,比如说佛学院的属性问题、定位问题、功用问题等等。也就是说,自改革开放的几十年来,中国佛教界对于佛教教育的重视程度之高,投入之大,也是前所未有。但是,对于学院式佛教教育本身,我们却还没有来得及停下脚步,仔细琢磨,深入讨论。所以,当前承担学院式佛教教育的佛学院,其任务、属性、功用都没有被明确界定,并形成共识。当前中国的佛学院并没有很精确的定位,所以中国社会以及佛教界对其价值的判断,也时常会让其陷入尴尬的境地。属性上的不明确,定位上的不清晰,功用上的不明了,经济上的不独立,最后会导致佛学院办学方向与风格的不清晰与不稳定,从而难以形成自己独特的办学模式与风格;如此,则其投入与产出就不会成正比。某种情境下,中国佛教界大量地重复地投入佛教教育,消耗大量的佛教资源,但培养人才的效率却是一般。当前的中国佛教教育,虽然在形式上采取了学院式的教育,但是在质量上、在产出效率上,可能还没有达到学院式的效率。至于其中的原因,恰恰可能是因为中国佛教界还没有给学院式的佛学教育的属性、功用等给予明确地定性和界定。在当前佛学院体系中,一个很具体、也很尖税的问题就是学术与信仰的问题。学术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公共话语体系,其理性与逻辑,使各方沟通与交流成为可能;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很多学僧认为,信仰似乎并不需要太多的学术与理性;但是,现代学院式的教育却是以学术精神为其核心的。那么,学院式的佛教教育,到底需不需要学术? 或者,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学术? 这个问题成为横亘在诸多佛学院年青学僧心中的最大的疑惑。有的年青学僧直接否定和排斥学术;有的学僧则有追寻学术精神的理想与诉求,但又容易遭到其他学僧的排斥与质疑。那么学院式的佛学院到底需不需学术精神厅? 或者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学术? 笔者就这些问题,作一些简要地探讨。

扭转局面,郝桂芹何尝不知道？作为家中女主人,理财持内,她比卢一平知道得更具体,更深切。郝桂芹不知道的,或者说郝桂芹一筹莫展的,是局面怎么扭,路子怎么走,以及从哪儿入手,从哪儿起步,等等。

一、佛教教育是否需要学术?

学术是人类一种高度自觉的理性精神活动。学术就是对对象和问题,按照一定的方向、途径、方法和规程,进行专门的、经过一定训练的、专业性的研究和探求,以得到体系性的知识和道理。有着学术精神的人,他们都有着共同的社会道德良知,对人类社会有着共同的理想与责任感,并肩负着推动人类社会文明前进与发展的使命。

位置在刀具尺寸>φ7×40mm时发生了突变。刀具的安装位置也会影响换能器谐振频率，刀具夹持长度越短，换能器的谐振频率越小，但对位移节点位置影响可以忽略。

当然,学佛人的核心是解除烦恼,了脱生死。但是,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在急剧变革,其经济环境、政治生态、社会意识与传统的中国相比,已经日新月异。任何一种组织或者团体,如果不融入这场社会的变革,那么社会必然就会将其淘汰! 这是毫无疑问的。遥想释尊当年对于婆罗门教等诸多外道的扫除与激荡,实际就是一种在批判中融入主流社会意识的变革。东汉初,大法东渐,佛法从精英上层开始传播,再普及到社会的大众阶层,逐渐成为社会的一种主流思想,最后在隋唐时达到最高峰。宋以后,佛法与中土文化的相互融合,促使两种文化最后的成熟与定形,即中国化的禅宗与佛学化的心学。从元到明、清,两种文化开始从巅峰开始走向低谷,这其中有诸多必然的与偶然的因素,在此不作详述。清末,西方列国的洋枪利炮打开了封闭已久的中国大门,中国从此进入苦难的中国。但是,如果换一个视角,这或许也是中国再一次攀登高峰前的阵痛。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不断经过烈火的煅烧与冶炼,国人为了重振中华,付出无数的血与泪,忍受无数的屈辱与不快。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在各个层面正经历着深度变革,在此变革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必然要经历冲突、发展、融合与定形的过程。那么谁主动融入这个过程,谁必然就能完成新的蜕变,亦才能融入社会主流意识。中国佛教界也就应当意识到,必须主动融入这个过程。唯有这样,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才会有新的发展空间,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新的智慧源泉与价值道德体系。如果当前的学佛人,或固步自封,或一味排斥,那么最后的结果就只能是被淘汰!

众所周知,传统意义上佛学,其研究对象是戒、定、慧三学,其所用方法是闻、思、修。如此,就佛教需要学术的限度的问题,我们可以替换成:学术的有效度可以达到闻、思、修的哪个层次? 也就是说逻辑的有效性,在闻、思、修当中,到哪个层次是有效的?

二、佛教教育需要学术限度之商榷

就传统的佛学研究方法而言,闻与思的过程,是有必要将学术融入的;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经过学术与逻辑过滤的闻与思,那么其所获得的法的系统性、精确度不一定经得住考验,其未必能精确地锲中实践成佛的方法论。如果方法论是不清晰的、不精确的,那么其在后面的修的偏离程度,就不可预知了。所以笔者认为,学院式的佛学教育是否可以定位在闻与思的层次,借助现代学术方法,运用系统的逻辑,严谨地研习佛陀的教法,从而使佛学院的学生,能在有限的时间限度里,最大可能地获取精确的修的方法? 或许,通过系统、规范、理性的闻与思的训练,从而获得精确的修的方法论的学生,就会具正法眼藏,具源头活水、具大雄大力、具正知正见、具无限的正能量!

回想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的诸位大德,他们虽然没有用现代学术规范;但是,他们都是驾驭他们那个时代学术方法的高手。在他们那个进代,其学问、道德、文章无一不是时代之巅峰与楷范。他们的学术思想,以致成为研究隋唐思想无法回避的学术话题。因此,学术精神与学术活动,对于佛教教育从来都没有成为问题;只是佛教传自晚清,佛教早已退出社会主流文化意识的话语平台。如今的我们,如贫子返家,却反而纠结于我们是否应需要学术? 我们是否应当学术?!

诚然,佛教在融于社会变革过程当中,肯定会有诸多的偏颇与过失,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就停滞不前。学术其实就是当前中国佛教教育界(以佛学院主体)融入中国社会深度变革的一个关键着眼点。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一样,必须赋予新的生命力,让其重新焕发新的活力与光彩;如此佛教才有可能成为社会主流意识的一部份,才有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完成佛教教育乃至佛教的现代转型。学佛者不可以无视或规避现代学术精神,唯有主动地参与,理性地吸收与应用,方可完成佛教义理研究的现代转型,形成全新的办学体系与模式,形成自我办学风气与特色,从而能在有限的时间里,高效地赋予现代学僧理性、正见、信仰的气质。因此,如果学院式的佛学院,并不具备现代的学术精神与气质,那么佛学院其实还不具备现代性,其效率也必然不会具备现代的效率,其属性、定位、功用、价值亦必然会摇摆。

现代学术作为一种精神生产活动,逻辑是其生产工具,理性精神是其体现。那么传统意义上的佛学,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学术? 或者,在传统佛学研究方法中,学术的有效限度是什么?

PVT1在肝癌中可以通过作用于miR-214，调控EZH2蛋白，进而影响肝癌发生发展[15]。同时，PVT1在肝癌中还可以作用于NOP2蛋白，促进肝癌增殖，抑制癌细胞凋亡[16]。也有研究表明，PVT1对肝癌的诊断具有重要价值[17]，还能在肝癌中调控Hippo信号通路影响患者预后[18]。本研究中，低表达组的1年无瘤生存率、3年无瘤生存率、1年总生存率和3年总生存率均明显高于PVT1高表达组(P<0.05)，提示PVT1高表达时患者生存率显著下降，也提示PVT1对患者远期预后具有预测作用。

当然,佛学院应当规避另一个极端:佛教完全学术化。以逻辑为核心的学术的有效性,应当用于闻、思,而止于修。因为逻辑不能有效地论证和阐释修。如果学术超越它的界限,那么其有效性就很难得到保障,这也是中国佛教教育界应当意识到的问题。

三、试论佛教教育与非佛教教育的共通性与差异性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佛教教育在闻、思时需要现代学术精神与学术方法;同时明确学术不可以逾越闻、思,延伸于修。如果这样的前提成立,那么佛教教育与非佛教教育的共通性与差异性就很明确了:就闻思而言,佛教教育与非佛教教育,是共通的,可以依于学术精神、语言、规范、方法,相互促进,相互吸取;就修而言,佛教教育与非佛教教育是不共的,在修的层面,学术可能会失去其有效性。

因此,现代学院式的佛学院教育,到底该承提什么样的角色和功用? 中国佛教界应当有所思考并形成共识。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现代学院式的佛学院教育所提倡的“学修一体”的提法,是否可以再明确一点、清晰一点? 大体上“学修一体”,可以细化为二种途径:一、在“学修一体”中强调“修”。此种路径下,将佛学院定位于佛学院功能与寺院功能的叠加,也就是重回寺院的教育功能,也就是中国传统佛教教育的模式,也就是“师徒相授”模式。此种模式下,在闻、思、修中,偏重于修,这对于师资的要求特别高,如果我们想回到这种传统,可能还具备相当的挑战性。二、将“学修一体”理解为“学”是为了“修”。将佛学院定位于通过现代学术精神与规范的闻、思,获得精确的正知正见(即实践方法理论),从而让学僧在未来宗教生活中能够精确地、清晰地、有效地、如理如法地修(即将理论用于实践)。在此模式下,将佛学院与寺院的功能二分,佛学院专职于闻、思;寺院承担修,这样可能会无意中更锲中“传统”。当前,诸多寺院不太可能承担专职的、具备现代学术理性精神与规范的教育功能,佛学院恰恰能补充这个功能;但是如果让专职于教学的佛学院,再加上寺院的功能,这个意图是理想的,但效果如何,尚需论证。反证一下,如果让寺院同时承但佛学院的教学功能,估计绝大部份寺院都做不到。是以,在当前条件下,如何精确地定位佛学院与寺院各自的职能与功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如果将“学修一体”理解为佛学院与寺院角色叠加,那么佛学院则徒具现代学院形式,而不具备现代学院精神与规范,其培养佛教人才的效率,就有不确定性。是以,当前的中国佛教教育界应当重新思考当前中国佛教教育的现状,并加以总结与调整。个人浅见:学院式的佛教教育,其重点应当放在作为现代学院精神之学术能够行之有效的闻思上,辅以备要的宗教仪式与宗教生活。简单说,除了必要的宗教生活与宗教仪式外,佛学院的主要任务是借助现代学术精神与方法,系统、规范、精确地完成传统的闻与思的活动,高效地保障学僧能在有限的时间限度内,获得精确的修的方法,从而保障学僧在未来宗教生活中能够精确地修。如此,才能尽可能地使学僧在佛学院学习阶段获得源头活水,也就是法的传承。也就是说,中国佛教教育界能否将佛学院的主要任务定位于现代学术规范下的闻与思? 除此之外,佛学院不应也不能背负太多的责任与目标。因为有限的时间,不可能完成太多的任务。只有明确了佛学院的角色与功用,中国佛教教育才有可能办出其特色、办出其效率、办出其声誉。也只有这样,中国佛教教育才有可能出现像哈佛大学那样享誉海内外的佛教教育高等学府;也只有这样,中国佛教教育才能为中国佛教乃至世界佛教源源不断地输送源头活水!

重构后对应的网络结构如图8所示。求得最优解断开的支路为：7-8，9-10，14-15，32-33，25-29，此时网络结构的网损为129.830 9 kW。

结 语

几千来以宗族为基础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向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的急剧变革。中国之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正以千年之未曾有的速度向现代社会快速变革。当前中国之强大、发展、张力也是前所未有。中国正在找回自鸦片战争以来失去的国家自信、民族自信。中国社会也强烈地呼唤着各种文化的正能量,融入当前急剧变革的中国,从而更有效地推动中国文化的完善与强盛。学术已经不能完全自封于象牙塔中,中国传统文化也必须正面社会的呼唤,以无畏之勇气去粗存精,融合创新,为社会输送正能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份的中国佛教,面临此千年之大变革,是固步自封,还是主动融入? 是自我束缚,还是当头棒喝? 是陈腐不化,还是壮士断腕? 这是当前中国佛教界必然面临的选择。佛教不能固守传统,自我束缚,一定要融入社会,承担责任。如此,中国佛教界就急需解放思想,释放正能量。没有正知正见则不足以解放思想;没有正知正见,则不可能释放正能量;而正知正见的具备,恰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佛教教育。是以,当前的中国佛教教育,应当让现代式的佛学院,具备现代性,在有限的时间内,运用系统的、规范的、有效的方法,赋予学生在闻、思层面的正知、正见,唯有具备这种正知、正见,就不会固守与自我束缚,就能解放思想;从而精确地、通透地实践正知正见,也就是修;行之有效的修,必然会产生一种正见的气质、一种正向的能量、一种通透的磁场! 是以当前之中国佛教教育任重道远,未来之中国佛教教育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