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蕅益智旭与《占察善恶业报经》

更新时间:2016-07-05

蕅益智旭(1599—1655),明末四大高僧之一,一生尊奉《楞严经》,弘扬天台、禅、律、净土,是明代中国佛教思想史上的一座高峰。以往的研究,大多关注其教禅一致、性相圆融、三教会通等思想,将其定位于中国佛教史上义学大师。这当然有其道理,因为智旭佛教思想的主体确实在于天台教理的阐释以及对净土宗法门的大力弘扬。但智旭的思想博大精深,检视其著述就可以发现,其思想中还有另一个侧面,即他的佛教占察思想。

本来,自原始佛教以来,佛教反对占卜、星象、算命等活动,认为它们不符合八正道的“正命”,是被否定的对象。但在《占察善恶业报经》(以下简称《占察经》)中,却出现了以“木轮”占察善恶业报的所谓“木轮相法”。此法中的“木轮”类似于博弈工具中的骰子,通过投掷木轮,解读木轮上所书写和刻画的内容,从而判断占察者的宿业善恶、业力的强弱及现实果报,从而对个人的命运作出判断,并凭借地藏菩萨之誓愿力而改变命运。《占察经》的内容,是将占卜思想与佛教的供佛思想、忏法思想、地藏菩萨信仰、轮回思想、业报思想、如来藏思想等相结合,以占卜为方便手段而使众生发菩提心,最终消除无始以来的重重业障,证得“一实境界”。

但此经问世以来,鲜有注释书的问世。直到蕅益智旭的《占察善恶业报经玄义》和《占察善恶业报经疏》和《占察善恶业报经行法》的问世,此经的占察思想才得到系统阐发。在近代,著名律宗大师弘一法师(1880—1942)继承蕅益智旭的思想,弘扬此经。当代华严宗僧人梦参法师(1915—2017)曾亲近弘一法师,得其“木轮相法”真传。梦参法师本人多次宣讲此经,并著有《占察善恶业报经讲记》,结合现代人的生存状况,阐发《占察经》的奥义。可以说,蕅益智旭开创的佛教占察学,在当代佛教界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力。考察智旭占察思想的内容和特征,对我们全面把握智旭的佛教思想特质以及考察《占察经》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上的地位,皆不无裨益。

一、智旭注疏《占察经》的背景

《占察经》最早出现于隋代法经的《众经目录》中,但被作为“真伪未分”的经典,被列入“众经疑惑”章。唐代道宣的《大唐内典录》也将其列入“伪疑类”。这说明,在此经问世之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它都不被视为是翻译经典,而被怀疑为中国撰述的经典。直到武则天的天策万岁元年(695年)问世的敕撰《大周刊定众经目录》,该经才被列入“翻译经典”,即被视为“真经”。但由于此经与在中国成立的《起信论》和智者大师的《法华三昧忏仪》等在内容上有密切联系,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占察经》不是翻译经典,而是在参考中国天台宗的忏法和《起信论》的如来藏思想基础上由中国人撰述的经典。参见望月信亨《大乘起信论之研究》第一编之“起信论学说与伪妄之占察经”、附录五“起信论学说与占察经之类同与关系”(金尾文渊堂,1922年),以及《佛教经典成立史论》第十章第一节“传隋菩提灯译占察善恶业报经”(法藏馆,1946年)。

《占察经》的忏法在内容上与天台智者大师的忏法思想多有共同之处,但与智者大师的忏法著作在后世多有注释书问世的状况不同,《占察经》直到明末一直没有出现专门的注释书。究其原因,或许与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年)发生的一件惊动皇帝的占察事件有关。据《历代法宝纪》的记载,当时在广州发生了僧人教人行“塔忏法”以占察宿业善恶的事情。据说僧人用皮革制成两枚“帖子”,一个上面书“善”字、一个上书“恶”字。如果投掷之后得到“恶”字,就要忏悔。而忏悔方法就是五体投地以灭罪,此忏悔法称为“自扑法”。而青州的在家居士也有行此法者。广州有人将此事举报给官府,称其所行“塔忏法”是兴妖作怪,并说此忏法源自《占察经》。此事最终惊动隋文帝。隋文帝派内史侍郎问京城宝昌寺僧侣,《占察经》属于什么性质的经典。该寺的大德法经回凑,此经在经录中被列为“伪经”,“塔忏法”与其它经典所讲的忏法不同,不可依据此经而行忏法。隋文帝听了回奏,下令禁止《占察经》流通。《历代法宝纪》卷12,《大正藏》第49 册,106 页下。由此记载可以看出,《占察经》流传到民间之后,似乎只有浅显易懂的木轮相法被大家所接受,而此经所阐发的更重要的忏法思想、如来藏思想等反倒被忽视。在隋代发生的占察事件中,由于隋文帝的亲自干预,此经被贴上“伪经”的标签,为后世佛教思想家所忌惮,从而鲜有注释书问世。

智旭对卜筮相法的关注,也与智旭个人的占卜信仰有关。据其传记记载,智旭在二十一岁尚未出家时,曾找到星象家占卜其母亲的寿命,结果是寿命只有六十二、三岁。智旭遂于佛前立下誓言,愿意折损自己的功名,增加母亲的寿数。《灵峰藕益大师宗论》卷5 “忆二十一,至星家问母寿,言六十二三,必有节限。遂于佛前立深誓,唯愿减我算,薄我功名,必冀母臻上寿”。《嘉兴藏》第36 册,333 页下。出家之后,智旭对占卜的兴趣不减。在三十三岁时,智旭准备注疏《梵网经》,但对于从何种宗派的立场出发进行注疏南下决断,于是制作华严宗、天台宗、唯识宗、自立宗四阄以卜,结果占到天台宗。《灵峰藕益大师宗论》卷1 “拟注《梵网》,作四阄问佛,一曰宗贤首,二曰宗天台,三曰宗慈恩,四曰自立宗。频拈得台宗阄,于是究心台部,而不肯为台家子孙”。《嘉兴藏》第36 册,253页中。在他三十八岁隐遁九华山时,智旭已经舍弃比丘的身份,对未来的修行方向感到茫然,于是燃臂供养地藏菩萨,用木轮相法占卜。在修习忏法、修习禅定、修习观智、修行三昧等选择中,占得“著述宏经,先修观智”。《占察善恶业报经义疏》卷1,《卍续藏》第21 册,432 页下。这坚定了智旭为多部佛教经典进行注疏的决心。当然,另一重要的占卜活动就是四十六岁时,通过占察行法,占得清净轮相,证明自己已经得戒。

智旭年轻时习儒业,曾著批判佛教的文章,虽然他后来读过袾宏的著作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将之前辟佛的文章付之一炬,但智旭一直有深深的负罪感《 “复九华常住》:“不肖智旭,少时无知,毁谤三宝,罪满虚空。仗地藏大士,深慈厚愿,拔我邪见,令厕僧流,故今日称地藏孤臣,山中大众,皆吾幼主”。《灵峰藕益大师宗论》卷5,《嘉兴藏》第36 册,339 页中。。加之,智旭一生屡患恶疾,几次九死一生。这都让智旭感到自己罪报深重,一直需求出离之道。最初,智旭修观音“大悲忏法”,在三十三岁接触到《占察经》之后《占察经义疏跋》卷二“忆辛未冬,寓北天目。有温陵徐雨海居士,法名弘铠,向予说此《占察》妙典。予乃倩人特往云栖,请得书本。一展读之,悲欣交集。”《卍续藏》21 册,454 页下。,他开始重视“占察经行法”。从三十五岁到四十八岁之间,曾五次修“占察经行法”。按照佛教的教义,“定业不可救”,宿世的恶业必然会在此世显现为恶报。但按照《占察经》的说法,佛为了末法时代的众生又开设一方便法门,这就是《占察经》中的地藏法门。只要念诵地藏菩萨的名号,众生就可以除灭宿世的“定业”。

根据学术界的研究,《占察经》的内容与智者大师的忏法思想,特别是《法华三昧忏仪》之间有着密切关系。比如,两者都把忏法定位为末世修大乘行者的成道手段,而且是修大乘行初级阶段的修法;两者都强调在正式进行忏法仪式之前要忏悔过去的恶业。《法华三昧忏仪》中所讲的忏悔包括供养三宝、严饰道场、一心系念,对过去世的恶业生惭愧心,礼佛忏悔。在《占察经》中则是通过木轮相法,占察过去世的恶业轻重。《法华三昧忏仪》虽然没有这样具体占察善恶业的方法,但智者大师的《方等三昧行法》中提到,修行者在梦中或禅定中可以看到十善和十恶。两者最核心的共同之处,是忏法的最后阶段都是思惟“一实境界”。《法华三昧忏仪》中所说的“正忏法”是“一者严净道场;二者净身;三者三业供养;四者奉请三宝;五者赞叹三宝;六者礼佛;七者忏悔;八者行道旋绕;九者诵《法华经》;十者思惟一实境界”《法华三昧忏仪》卷1,《大藏经》第46 册,第950 页上。。而《占察经》下卷的内容也是通过唯识观和真如观两种“观道”而证得“一实境界”。参见池平纪子:《 〈占察善悪業報経〉 の成立と伝播》,《唐代の宗教》,春秋社,2002年,355—380 页。按照智旭的解释,“一实境界”即真如、自性清净心、如来藏。可见,占察或忏法、止观都是证得“一实境界”的方便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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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旭倾心《占察经》的另一个原因,与他得戒的复杂经历有关。在他二十五岁时(1623年),智旭在云栖寺求得比丘戒。但当时智旭的受戒属于“自誓受戒”的范畴。按照佛教的授戒规范,出家人受具足戒时,需要“三师七证”,即授戒的戒和尚、主持授戒仪式的羯摩和教授戒律威仪的教授师,以及七位以上作证的比丘。但当时的佛教界并没有这样的高僧,或者说,在智旭的心目中没有这样的高僧。智旭崇敬的高僧云栖祩宏(1535—1615)也已经过世。于是,智旭就在云栖祩宏的画像前完成了受戒仪式。不过智旭对于“自誓受戒”是否能够得戒,一直心存怀疑。在研究了全部律藏之后,在三十五岁时,自动放弃了比丘的身份,在四十六岁时,甚至放弃了沙弥的身份。之后,智旭就严格按照《占察经》的教义,修习忏法,以图消除罪业。在四十七岁的元旦,智旭通过木轮相法,占得清净轮相。这证明其身口意三业的障难已经消除,获得了清净戒体。从自己的得戒经历中,智旭得出结论:在末法时代,凡夫众生不依赖《占察经》的忏法,就不可能得到清净的比丘戒。这是智旭晚年完成关于《占察经》系列注释书的最大动因。

二、《占察善恶业报经义疏》中的忏法思想

忏法,属于僧团律仪“羯磨”的一部分“羯磨”包括授戒、说戒、忏重、治罪、灭争等。其中,忏罪、除恶的“羯磨”仪式梵文称为“Ksamayati”(忏摩),道宣在《四分律比丘戒本疏》中将其翻译为“忏悔”,知礼在《金光明经文句》中也袭用“忏悔”一词。但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认为,“Ksamayati”是求宽恕、容忍之意,并没有追悔、忏悔之意。在律典中,与“追悔”(“说罪”)相当的是“āpatti desanā”一词。,通过特定仪轨,发露自己的过失,请求宽恕,灭除自己的罪业。在中国佛教中,对忏法阐发最多的是天台宗僧人。智者大师在《摩诃止观》中将忏法分为“事忏”和“理忏”。前者指礼拜、称唱、赞诵、观想存念佛菩萨的圣容;后者则是观察实相忏悔,即观察过去和现在所造作的一切罪业皆从心生起,本性空寂。智者大师还有诸多关于忏法的著作,如《法华三昧行仪》《方等三昧行法》《金光明忏仪》《般舟证相行法》《修三昧常行法》等。智者大师可以说是中国佛教忏法之祖。之后,荆溪湛然(711—782)著有《授菩萨戒仪》,宋代的慈云遵式(964—1032)著有《金光明忏法补助仪》《请观音忏仪》《往生净土忏仪》《炽盛光忏仪》《法华三昧忏仪》《授菩萨戒仪式附授五戒法》。四明知礼(960—1028)则有《礼法华经仪式》《修忏要旨》《光明忏仪》《大悲忏》《准提忏》《出像大悲忏法》等。现存的关于忏法的著作,几乎都出自天台宗僧人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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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旭在《占察经义疏》中对忏法的阐释,显然也受到天台宗的忏法观的深刻影响。如在解释《占察经》中的“速达心本,永灭罪根”时云,“观罪性空,名实相忏,名无生忏,亦名大庄严忏,即是唯心识观,真如实观”。这里的“实相忏”“无生忏”“大庄严忏”的说法,皆源自天台宗思想家。“实相忏”出自智者大师(538—597)的《摩诃止观》卷二,即与“事忏”相对的“理忏”,又称“观察实相忏”。一切罪业都出自修行者的“心”,如果体证自心的本性空寂,那么一切罪业同归空寂。比之于“事忏”,作为“理忏”的“实相忏”在忏悔罪业方面更为根本。“无生忏”出自智者大师的《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卷第二。其中谈到有三种忏法:作法忏、取相忏、无生忏。作法忏和取相忏,相当于前面所说的“事忏”,而“无生忏”相当于“理忏”。“大庄严忏”的说法则出自四明知礼。《四明尊者教行录》卷2 “一切罪相,无非实相,十恶五逆,四重八邪,皆理毒之法门,悉性染之本用。以此为能忏,即此为所观。惑智本如,理事一际。能障所障皆泯,能忏所忏俱忘。终日加功,终日无作。是名无罪相忏悔,亦名大庄严忏悔,亦名最上第一忏悔”。《大正藏》46 册,869 页中。可见,我们需把智旭的忏法思想放在天台宗的忏法思想中去把握。

当然,智旭的忏法思想也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结合唯识思想对忏法进行诠释。比如,关于过去所作恶业如何能够影响到现世的问题,智旭就结合唯识的八识说来解说。即过去的恶业会作为种子而藏在第八识中,并且由第六、第七识的“我执力”而不断增长。忏悔仪式中的“发露”即公开说出自己的罪业,就是破除“我执力”,等于使潜藏在第八识中的罪业种子发芽,只有发出牙茎,才好连根拔除。智旭本身一生尊崇《楞严经》,而《楞严经》一般被认为属于主张真如受熏的“性宗”,它与主张真如不受熏的“相宗”(唯识思想)在基本立场上是对立的。本来,智旭应该站在“性宗”的立场对忏法进行解说,那为什么智旭在会用唯识思想来解说占察忏法呢? 这与智旭“性相一致”的佛教立场有密切关系。

三、《占察善恶业报经义疏》中的地藏菩萨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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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观音菩萨信仰的流行与其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形象密切相关,那么地藏菩萨的流行又是因为什么样的特质呢? 简言之,观音菩萨是大悲思想的人格化,其思想基础是自原始佛教就主张的人生皆苦的理念;而地藏菩萨是消业思想的人格化,其思想基础是业感缘起的理念。本来,按照佛教的业报理论,虽然众生一般性的“业”不一定必然得到果报,但根本性的“性罪”是不能消减或消除的,这就是“定业”。但《地藏菩萨本愿经》则明确提出,只要信仰地藏菩萨,众生无论有多么重的罪业,也可以完全消灭。《十轮经》“一切过去,所引未尽,恶不善业,无暇恶趣,诸有诸趣,生死诸业,皆能除灭。令尽无余,不受果报”。《大正藏》第13 册,第775 页上—中。另外,《盂兰盆经》中的目连供僧救母的故事,又将地藏菩萨信仰与孝道思想结合起来。宋代之后,各种形式的目连戏层出不穷,在民间,地藏菩萨作为救度地狱众生的菩萨形象深入人心。

智旭在《占察经义疏》中引用《大乘十轮经》的说法,若有人在百劫之中念诵弥勒、妙吉祥、观自在、普贤等菩萨,其所获功德也不及一食顷念诵地藏菩萨所得功德。因为地藏菩萨的大悲大愿,远远超过其它大菩萨。智旭在解释《大乘十轮经》的经文时云,“此土众生与六十二亿大士所有因缘,不若观音大士因缘最深;与观世音大士所有因缘,又不若地藏大士因缘更深也”。《占察善恶业报经义疏》卷1,《卍续藏》第21 册,432 页上。这说明,在唐宋之后流行起来的观音信仰和地藏信仰之间,智旭对地藏菩萨更为倾心。

自隋唐以来,在中国人的菩萨信仰中,观音菩萨信仰和地藏菩萨信仰具有特殊的意义。观音菩萨作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菩萨形象,在中国深入人心,自鸠摩罗什译出《正法华经》之后,观音菩萨的信仰就风靡于世,后来又出现送子观音、观音老母、观音娘娘等形象,被称为东方的圣母玛利亚。与此同时,地藏菩萨信仰也兴盛起来。在隋唐时期,出现了大量宣扬地藏菩萨功德的经典,如《大方广十轮经》《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地藏菩萨本愿经》和敦煌出土的《地藏菩萨经》等。《占察善恶业报经》的说法主不是佛陀而是地藏菩萨,该经同样宣扬持诵地藏菩萨名号的功德,所以也属于地藏类的经典。

智旭之所以对地藏菩萨抱有特殊的情感,与他年轻时的人生经历有关。在“化持灭定业真言一世界数庄严地藏圣像疏”中云:“旭少习东鲁,每谤西乾。承观音大士,感触摄受。后闻《地藏本愿》尊经,始发大心,誓空九界”。回忆他年轻时曾学习儒教而诽谤佛教。后来承蒙观音菩萨和地藏菩萨的加持才发菩提心,改邪归正。他特别提到《地藏菩萨本愿经》在其信仰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在智旭二十岁时,其父亲病重,智旭曾诵念据说有延命效果的《药师经》。在父亲去世后,宣扬孝道思想的《地藏菩萨本愿经》引起他思想的共鸣是自然的。智旭最早的经典注释书,是他三十七岁时所著《盂兰盆经新疏》。这既与智旭对地藏菩萨的信仰有关,也与《盂兰盆经》的孝道思想有关。又因为智旭一直对卜筮很感兴趣,所以,宣讲占卜法门的《占察善恶业报经》自然成为智旭最心仪的地藏经典。智旭在“刻占察行法助缘疏”中云:“此《占察善恶业报经》,诚末世多障者之第一津梁也”。《灵峰藕益大师宗论》卷7,《嘉兴藏》第36 册,383 页上。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智旭还结合天台宗的“空、假、中”的教义,来解说念诵地藏菩萨名号。即所诵念的地藏菩萨的名号包含了空谛、假谛、中谛;而能诵念的心则包含了空观、假观、中观。一心念诵地藏菩萨的名号,就是以蕴含“三观”的“一心”诵念蕴含“三谛”的“一境”。另外,“一心”即是禅定;“称念”即是智慧。圆教中到达名字位的修行者,虽然能够理解“一心”和“一境”无非法界,但尚有散乱和昏沉两种烦恼,所以必须通过修习念诵地藏菩萨名号的法门,修习禅定和智慧。念诵地藏菩萨名号是圆教的修行,而非权教的修行。

四、智旭的卜筮实践与占察思想

正因为占察行法与普通占卜的出发点和目标皆不相同,两者的内涵和意趣皆不相同。如在利用木轮相法进行占察之前,需要庄严道场、供养三宝、诵念地藏菩萨名号。如智旭所云:“轮相一法,乃地藏大士威神之所建立,依法而求,决无虚谬”。《占察善恶业报经疏》卷1,《卍续藏》第21 册,第432 页下。正因为占察者是在供养地藏菩萨之后才占卜,占察不是靠占察者之力,而是借地藏菩萨的威神之力而占,所以才会准确无误地显示占者八识所藏善恶种子、三世因果。如果所占的结果与现实情况不相符合,如占者一生从不杀生,而木轮所显示的是“杀生”,这称为“不相应”。出现这种“不相应”的情况,只能说是占者本身心不够至诚。木轮相法与一般占卜活动的最大差异是,世间一般的占卜活动,即使很灵验,最多只能让占卜者知道自己的命运,而难以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些消灾解难的说法,大多是以此为业者的谋财之道。而占察行法则不仅可以让占察者改变此世的命运,还能在来世往生净土世界。也就是说,占察法不仅可以改变此生的命运,甚至能够改变来生的命运。

虽然隋文帝明令禁止《占察经》流通,但隋唐易代之后,《占察经》重新引起佛教界关注。由于其中包含净土往生的思想,故早期引用此经者,多为净土经典的注释者,如窥基(632—682)在《阿弥陀经疏》、《阿弥陀经疏》卷1 “ 《占察经》《文殊般若》并云,若人欲生他方现在净妙国土,应当随彼国土佛名一心诵念”愿往生者,必得往生”。《大正藏》第37 册,325 页下。怀感(初唐)在《释净土群疑论》(695年)中都曾引用此经。《释净土群疑论》卷5 “又《占察经》说,若欲往生十方佛国,当念彼国佛之名号,即得往生。”《大正藏》第47 册,60 页上。而到天台宗的中兴之祖湛然(711—782),《占察经》的引用频率骤增。如在《止观辅行传弘诀》、《止观义礼》、《法华玄义释忏》等著作中,湛然都引用了《占察经》的内容来阐释天台宗的忏法。《止观辅行弘传诀》卷4 之1 “若有道俗,犯已能悔,更欲进求清净戒者,具如《方等》《占察》等经。《占察》上卷云,未来世中,在家出家,欲求净戒,犯增上罪不得受者,当修忏法。具在经文”。《大正藏》第46 册,254 页中。对《占察经》的正面解读,也见于五代时期的永明延寿(904—975)。永明延寿在《宗镜录》中,解释“诸法”与“实相”二相时,引用《占察经》下卷的唯识观和真如观两种观法来说明。《宗镜录》卷10 “又《占察善恶经》,立二种观门。为钝根人,立唯心识观;为利根人,立真如实观。”《大正藏》第48 册,473 页下。据《佛祖统纪》的记载,延寿在天台山国清寺修行法华忏法时,对自己以后修行的进路难以做出决断,于是在与天台智者大师有缘的岩石上,作“一生禅定”和“诵经万善、庄严净土”的两阄,通过抓阄,得到后者。《佛祖统纪》卷26,《大正藏》第49 册,264 页下。永明延寿以抓阄来决定自己修行进路的作法,是否受到《占察经》“木轮相法”的影响不得而知,但两种作法的理念是一致的,即都是借助菩萨、先代大德的感应力而占卜自己的未来。永明延寿之后,被尊为天台宗第十七祖的知礼(960—1027)在《四明十义书》中,在说明天台“理观”时,明言“则是《占察经》中实相之观”。《四明十义书》卷2,《大正藏》第46 册,852 页上。自唐代以后,虽然也有净土宗、华严宗、律宗等其他宗派思想家引用《占察经》,但引用最多的仍然是天台宗思想家。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湛然还是永明延寿、知礼,都重视天台忏法,正是在阐释天台忏法过程中,他们不约而同地引用了《占察经》。这与《占察经》从一开始就与天台忏法存在密切关系有关。

智旭的上述占卜实践,或者与对父母的孝道有关,或者与佛教的修行有关,都不是纯粹的占卜吉凶的活动。在智旭的心目中,占卜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这一立场,在他的《占察善恶业报经》的注疏书《占察善恶业报经义疏》中也得到充分体现。如关于众生为什么一定需要木轮相法的问题,智旭根据《占察经》的内容,认为在末法恶世,众生由于罪障深重,所以不能直接修习定慧。如果直接修习禅定智慧,那么,或者心思散乱,或为外邪所恼,或者纳受邪法,增长恶见。只有首先修习忏法,让宿世重罪得以减弱,才能进入定慧修行。而修习忏法的第一步则是首先通过木轮相法,发现自己宿业的善恶及其强弱。可见,木轮相法是禅定智慧修行的第一步。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占卜吉凶,而是为了下一步的修行做准备。

卜筮相法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明代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记录了古代流行的日占、月占、时占和梦占,并认为所有这些卜筮的理论基础都是《易经》的理论,即通过八卦和六爻的变化,可以预测天道和人事的吉凶。根据智旭的《选佛谱》序的记载,在明末佛教界和社会上流行诸多版本的《选佛图》,这种选佛图实际上是一种结合佛教思想而成立的占卜法。通过占卜,算出占者在十法界中的位置,然后通过积累善行,逐渐向上提升自己在十法界中的位置,最终达到十法界的最高位——妙觉位,亦即成佛。《选佛图》的流行,说明占卜法已经渗透到明代佛教界,并与佛教教义相结合,成为传播佛教教义的一种方便手段。

钻孔部分:由于钻头加工内孔效率高的特性,该刀具的钻孔局部依然采用直槽钻的构造,刃部加工出的切屑由排屑槽排出。钻孔局部完成孔的粗加工工序,加工出的孔的面粗度较差,尺寸精度不高,为后续的铰孔工序做好预备工作。

关于占察法与世间卜筮之法之间的差异,智旭认为世间卜筮由于不能真正理解佛教的缘起法,所以对于人的命运的解释,或者归于种种邪因,或者完全归于命运的偶然。这种认知,都会阻碍众生追去圣道。而占察法以佛教的缘起法思想为基础,强调众生的命运决定于前世的宿业,所以知道占察结果,可以促使占者弃恶从善,走向佛教的修行。此外,占察行法的理论基础还包括一切法皆空、一切唯心所现。占察行法的终极目标,是引导众生修行唯心识观和真如实观,最终证得一实法界。

小区域路网评价方面,基于严重拥堵比例的方法存在波动性大的问题,其原因是由于路网范围变小,基于严重拥堵里程比例的方法会造成计算结果忽高忽低的情况,不能反映真实状态,见图2. 行程时间比的方法由于考虑了区域内所有样本,计算结果的稳定性较高. 因此在评价区域较小时,应选用基于行程时间比的交通指数计算方法.

如上所述,《占察善恶业报经》应该是在隋代由中国人撰述的经典。由于种种原因,这部经典在很长的时期里很少得到关注,直到蕅益智旭对其进行注疏,才引起佛教界的广泛关注。人们之所以对其敬而远之,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其中的占卜思想的存在。由于自原始佛教以来,星象算命都被视为“邪命”,不符合佛所说的八正道,所以在佛教思想界,占卜思想难以得到正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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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在《占察善恶业报经》中出现的木轮相法,与世间的卜筮算命有根本的差别,它仅仅是佛道修行的一个方便手段,具体地说,是引导众生忏悔宿业,去恶从善,积累功德,最终通过禅定智慧而成就佛道的入门工具。所以它与世间卜筮的预测吉凶、趋利避害的理念是完全不同的。

小学数学教学应与生活实际紧密相连,在设置游戏内容时应结合学生实际情况,从学生兴趣着手,选择有趣题材,挖掘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各种方式向学生展示教学内容,培养学生合作学习能力。在教学中,教师应努力创设适合低年级学生特点的情景。例如,一年级下册“认识人民币”教学中,教师可以准备几张不同面值的人民币,引导学生了解元、角、分之间的关系,并让学生模拟去超市买东西,一个棒棒糖5毛钱,小明拿一元钱结账,应该找回多少钱。学生一个扮演超市老板,一个扮演购买者,通过购买不同价钱的东西,理解不同面值人民币之间的关系。教师要将课堂交给学生,充分发挥学生主体地位。

蕅益智旭的《占察经义疏》以及《占察经玄义》、《占察经行法》等,结合佛教的忏法、地藏信仰和如来藏思想、止观思想等,对《占察经》的内涵进行诠释,同时对《占察经》中的木轮相法的修行论意义做了分析,从而使得《占察经》的思想价值重新受到关注,其作为忏法经典、地藏信仰的经典的地位得到确认。由于智旭的努力,被掩埋在历史尘埃中的《占察经》得到正名,重见天日,直到近现代仍然在佛教界和社会上持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这可以说是智旭的一个重要思想贡献。

曲艺苑
《佛学研究》 2018年第02期
《佛学研究》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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