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培训课程是当前教师培训，尤其是“国培计划”实施中的重要内容。教育部明确要求各级“国培计划”项目承担机构要将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等作为培训的必修内容，并进一步加大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培训的深度融合，有针对性地提高乡村教师应用信息技术的能力[1]。当前中小学一线教师对于信息技术课程的需求强烈，多数受调查教师明确提出希望将信息技术课程列为所参加培训项目的核心内容。政策要求、学校发展和教师需求的多维压力，都亟待将质量作为落实课程的重要保障。针对当前信息技术课程体验感不好、转化率不高、实效性不强的现状，研究成员利用教师培训的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双重身份，在H省“国培计划”项目实施中创新和完善了“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 +)的培训模式，以此探寻有效的信息技术培训新路径。

一、何谓“BYOD+”培训模式？

所谓“BYOD+”的培训模式，即在教师自带设备(BYOD)的基础上，建立学习共同体，以翻转培训、任务驱动和个性指导等多种方式，丰富教师体验感，提升学习转化率，增强培训实效性的一种新的培训模式。

教师培训，从学员的视角来看，更应该看作是教师学习(Teacher Learning 或Learning to Teach)，是教师在其工作场域通过各种方式获得经验或使经验发生持续变化(Sustained Changes)的过程，以建构性、社会性、自主性、日常性、情境性、实践性和系统复杂性为核心特征[2]。基于成人学习理论视角，教师学习的起点是基于个体经验形成独立自我概念，目标是教师积极持续的变化，动机是基于问题和现实需求的内部驱动，途径是与协作学习并联的自我指导学习[3]。在当前信息技术加速发展的时代，教师培训必须应对并满足教师的泛在化学习场景和混合式学习需要。Frumos考察了远程教育所面临的诸多困难[4]，当前国内(混合式研修)实践也普遍存在着构成要素单一、研修设计封闭、团队构建不力、实践融合表浅等问题[5]。要克服并解决这些问题，教师培训要从根本上推动教师的高效学习、深度学习和个性化学习，即让教师在更短的时间内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并让每位教师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高效学习指的是提升教师在单位时间内的学习效率；“深度学习”是对当下“有意义学习”、“建构学习”、“自主学习”、“参与式学习”的进一步延伸发展[6]；个性化学习则关照每一位学习者既有经验和个性特征，提供适合其发展的个性化进阶学习和指导支持。

目前，全世界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之一就是BYOD(自带设备)，学生和教师自带设备学习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这是人类社会进入移动化的全球发展趋势的一个部分[7]。从教师培训的实践来看，教师作为成年人具有最为便捷的移动终端设备——手机或IPAD，培训者大可引导教师用好这些移动终端设备，让教师在参加培训时通过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深度思考、自我管理，以此拓展培训时空，丰富培训形式，深化培训生成，提升培训效率。

二、“BYOD+”培训模式的生成逻辑

1.基于教师知识生成的螺旋转化逻辑

[6]　凌云志,邬志辉.基于核心素养的农村学校改进的思维方式[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7,37(20):3-6.

[参考文献]

2.基于教师差异化基础的现实解决逻辑

交互式教学法是在支架式教学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教学模式。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VR技术等已经具备运用到导游讲解课堂上的条件。虚拟现实技术的主要特点是其超文本性和交互性，这就为交互式教学法拓宽了新的领域，使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创新。

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直面当前各地培训机构在实施信息技术课程中的现实困境。其一是，参加“国培”的教师在信息技术能力方面基础整体较差，且层次差异过大，分层教学的可能性不大，成本过高；其二是各个“国培”项目的信息技术课程往往作为通识课程开设，课时量非常有限，短期项目往往开设半天，大约2-3个课时，长期项目则开设两天或者一天，大约6-10课时。整体而言，课时量不多，要求培训者在短期内能帮助学习者提升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其三是各地教师培训机构的场地和设备难以满足信息技术课程的学习要求。大多培训机构并没有完备的培训机房，即使有的话，也存在设备老化、网络不通、维护欠缺的问题，不适合作为教师学习的场所。信息技术培训必须要直面这些现实困难，并且依靠技术手段，制定可行的方案，形成可靠的模式，解决教师学习的基础差异鸿沟。

三、“BYOD+”培训模式的建构

1. “BYOD+”培训模式的核心要素

当日那个小婴儿已经能走会跳，飞快追着我身后，扑哼摔了个跟头，糊了满脸的眼泪鼻涕，却依旧张着小胳膊喊姐姐姐姐。他真的很聪明，只教过一次，就叫得这么利索。

“BYOD+”培训模式的基础是自带设备，即“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自带设备不仅满足教师知识生成的建构主义逻辑，更适应教师移动学习的现实需要，同时降低了培训机构的运营成本，丰富了培训教学的内容和形式。具体而言，需要从硬件、软件和操作流程三个方面来界定其核心要素。

其三，“BYOD+”培训模式需要教师的主动参与。教师是终身学习者，在追求他们教学知识点发展中，教师需要勤于反思(Reflective)、善于积累(Accumulative)、乐于交际(Associative)以及细于留心(Attentive)[16]。培训管理者需要利用管理制度来激励教师更加积极参与培训课程的学习和自主建构，但这种激励机制在教师回到单位之后能发挥多大作用仍然是个未知数。教师所在的微环境以及校本的学习共同体建设对于维持其学习兴趣、培育学习品质有着更为重要的影响。

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具有世界历史意蕴。“现实的个人”作为一种历史性存在，在现实生活世界突出表现为“共在”。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作为自然生命的人，“只有当他进入了张开双臂拥抱他的社会世界的公共空间之中，他才成为一个人。我们的生活世界在内部共同拥有的一种公共性，它既是内在的，也是外在的。”[17]马克思主张通过变革生产关系实现共同利益，“在一个成熟或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每一个成员充分且公开运用理性去制订先天实践法则并遵守实践法则，从而获得最大化的公共价值，既是公共性的基本标志，也是人们努力实现的目标。”[18]可见，历史唯物主义所蕴涵的公共性维度需要激活，才能发挥现实作用。

其二是软件的易得与轻量化。在信息技术培训课程中，培训者往往需要推荐教师使用应用软件。基于“BYOD+”培训的基本理念，我们经过团队研究挑选了一批适合中小学教师应用的轻量级通用软件和教学软件，这些软件以免费软件为主，容易下载获取，并且在手机或者电脑上安装时对系统要求不高。在我们的培训实践中，在信息技术教学内容的遴选中，我们摒弃了传统培训课程中繁杂且难度较大的内容，从数据的收集与分析、网络资源的便捷获取、教学资源的整合、课堂教学的有效互动、知识管理与资源分享等方面遴选了相对应的便捷软件来支持培训教学。例如对于中小学教师比较感兴趣的视频编辑而言，推荐教师下载安装“美摄”“乐秀”等手机APP进行微课后期编辑，教师上手快，效果也比较好。

其三是操作的简单与模块化。每个软件的操作方法都在3-4步左右，并且都是模块化的操作。教师在应用时只需要选择其中的功能，而不需要去做太多的复杂设计。在具体的培训实践中，我们进一步优化了操作流程，将软件的操作方法用教师容易记住的朗朗上口的语言概括总结出来，便于教师内化吸收。例如，为了帮助教师学会操作“硕鼠”这一个视频下载工具，我们将其操作步骤简化为“网页打开视频，复制网址”“打开硕鼠官网，粘贴网址，开始GO”“右键单击，目标另存为，保存视频”三个步骤。教师听得懂、记得住，在培训现场学得会，回到工作岗位上能用得上、干得好。

2. “BYOD+”培训模式的学习共同体支持

“BYOD+”培训模式的学习共同体的主体是培训者与教师学习者，其活动场域既包括集中培训期间培训教学的互动空间，更包括基于微信、QQ的线上交流空间，更提供UMU互动、培训宝等专业的学习平台。培训管理者在训前组建线上交流群，建立了学习共同体的雏形。在集中培训期间，再通过团队建设、小组研修、课堂教学、班级活动等多种形式凝聚人心，强化认同感。学习共同体建立之后，培训管理者作为其中重要的引导者，不仅要主动发起学习话题、提供资源支持，更要及时引领和评价，推动学习不断深入；同时，鼓励教师中的积极分子承担互教互学的“教学者”角色，推动同伴互动成为常态化进程。学习共同体的功能贯穿培训始终，具体而言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训前需求调研，精准对接。培训者通过线上问卷工具，例如问卷星、UMU、麦客表单等发起训前的学情调查和需求调研，充分了解教师的信息技术基础，掌握其真实需求，以此为授课教师提供客观而可靠的课程设计依据。

[5]　Frumos，F.V. The Design of an Instrument for Developing-Learning Courses[J].Quality Management in HigherEducation,2010(2):459-462.

其三，训后资源支持，个性指导。集中培训或者面授培训之后，培训者通过UMU互动、微信公众号等平台提供充足而丰富线上资源，不仅帮助教师巩固和夯实所学技术，同时也可解决部分教师“吃不好”“吃不饱”的个性发展问题。UMU互动等平台包括有学习群等功能，便于教师交流讨论学习的疑难问题，而培训者可在平台内回复，对学习者进行必要的指导。

“BYOD+”培训模式结构如图示：

素质教育是我国适应社会发展，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而提出的教育改革方案。就小学数学而言，它作为自然科学的基础性课程，在小学阶段的教学中，教师应该积极的将素质教育的理念融入课程，使小学数学课程不但能够让小学生掌握一些基础性的知识和技能，而且还要激发小学生的强大好奇心，使他们对科学产生进一步探索的兴趣，这对于培养小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智力水平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BYOD+培训模式结构示意图

四、“BYOD+”培训模式的评估与实践反思

基于“BYOD+”培训模式的理念与方法，在H省的“国培计划”2015年-2017年的小学语文、数学和幼儿园骨干教师高级研修项目中进行了多次实践，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如何进一步推广和完善这种模式，还需要加大实践力度，深入反思。

1. “BYOD+”培训模式的效果评测

从课程实施以及由此产生的后续效果来看，最为重要的是推动了培训教学的深度融合。所谓培训教学的深度融合指的是，通过技术的手段，优化培训教与学的环境，丰富培训课程教与学的方式，实现培训课程结构的根本性变革。布鲁姆把知识概括为四大类型，即事实性知识、概念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和元认知知识。其中事实性知识是相互分离、孤立的内容要素；概念性知识是“更为复杂的、结构化的指示形式”；程序性知识是“关于如何做某事的知识”；元认知知识是“关于一般认知的知识以及关于自我认知的意义和知识” [12]。 “BYOD+”培训模式将事实性知识和概念性知识的教学内容通过训前的课程推送，将原本培训者讲授的内容，通过线上微课、文本的方式推送给了教师自主学习，这样就尽量把低层次的识记、理解等目标通过课前的教师学习得以解决。而在培训课堂里主要用来解决程序性知识和元认知知识的教学，聚焦教师问题的解决，驱动教师练习和技术运用以及相互评价。这样的翻转培训课堂，将更加聚焦学习的应用、分析、综合和评价等更重要的目标，重构了教师的学习体验，有力地推动了教师的深度学习。

同时，通过便捷的线上平台以及虚拟学习共同体的资源优势，培训者为教师学习者建立了广泛的连接:不仅连接了教师更加丰富的学习体验，也连接了教师的学习过程；更连接了学习资源，更重要的是建立了培训者和学习者之间的广泛而深刻的生命连接。学习共同体，如同一个有机生命体，每位学习者都成为其中重要的成员，分享自己的资源，奉献自己的智慧，建立自己的关系，丰富自己的实践。柯氏四级评估的第三、四级，需要观测和评估教师在多大程度上将培训中所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应用到工作当中并带来相应的行为改变以及培训和相应的后续强化措施在多大程度上达成了所期望的业务结果[13]。从培训的绩效评估视角来看，“BYOD+”培训模式能够让教师有更加实在的获得感，其现场反应评估和学习评估的效果都不错，同时，通过学习共同体的推动和持续跟进，有利于学习者的行为改进和工作绩效提升。

牌局散了,郝桂芹以为故事就讲完了。不想,卢一平点燃烟,又讲了。讲他气恼败兴地回到家,讲他脱鞋脱袜子脱衣服。讲他脱下衣服的时候,眼皮都睁不开了,随手那么一扔,就要倒头睡去了。衣服落地的声音,很特别,质感且磁实,让他睡意顿消。他忙不迭地跳下床,拿衣服,翻口袋。一翻,那张千呼万唤的八万,竟然落到地板上了！

[8]　焦建利.TPACK:教师职业素养新视角[J].福建教育,2015(36):11-12.

其一，“BYOD+”培训模式有其特殊的适用对象、场景和范围。从实践来看，当前主要应用于信息技术课程，并且主要应用于“国培计划”的项目实施当中。参与“国培”的教师大多来自于农村的中小学和幼儿园。这种模式是否可以复制、迁移到其他的培训课程或者培训项目当中，尚有待进一步实践和深化研究。整体上，当前的这种模式还主要依靠于基于软件的功能再造以及工具组合的“简单迁移”，离教师培训的“系统重构”[14]还有一定的距离。

由于生产过程中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如刀具磨损、环境条件、原料批次变化[19]。为保证云制造系统的准确，必须从源头进行信息把控，根据底层信息建立制造能力。生产过程中的最小整体单元为制造活动，制造活动受到如刀具磨损等条件变化的影响，因此通过分析制造活动的运行情况，可以更真实有效地反映制造能力，实现对制造能力的定量分析，为云制造系统中的制造服务提供基础。

其二，当前实践的“BYOD+”培训模式大多应用于简易多媒体环境，其基本假设是参训教师的信息技术基础偏低。“移动学习”(Mobile Learning)、“微课”(Micro-lesson)、“快课”(Rapid e-learning)、“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和“慕课”(MOOCs)等新理念和新形式层出不穷，不断引发教学课件设计和开发领域的重大变革，为教育从业者提供了越来越广阔的发展契机和职业空间[15]。因此，这种模式是否可能升级为2.0版、3.0版？如何升级？例如在智慧学习环境中、慕课条件下如何有效操作？在新的学习环境中，如何重构教师培训课程的过程管理、资源管理、评估管理和团队沟通等，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其一是硬件的自助与便携化。传统信息技术培训往往受制于硬件条件，难以开展有效的教师实践和改进；即使勉强为教师学习提供了机房、多媒体设备等硬件设施，也常常因为既有硬件的软件或系统难以满足培训者的要求而落入到低效重复的困境。就当前的教师学习而言，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以及必要的辅助器材是信息技术培训的必要的硬件条件。这些设备对于教师而言，成本不高，携带方便，并且由于是自己熟悉的设备，也不会有太多的机器应用障碍，并且有利于教师将所学技能在自己工作和生活中进行正向迁移。

理性超出知性指向感性的过程使我们迷惑于自由意志，也就不得不放弃怯魅的魔力。 毫无疑问，从自由意志对人类的限制而言，只要是宗教，其天性就必然诉诸于出世而非入世。 奥古斯丁仅仅将自由意志局限于人类无法控制的“恶”之存在，康德将自由意志转向善良意志，并且用“物自体”的存在给我们开辟了一个广阔无比的天地。 当康德说“我不得不限制知识的范围，以便为信仰留下地盘”[3]的时候，他已经为现今世界存在的宗教——无论是伊斯兰教还是基督教、佛教以及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提供了其非世俗的依据。

传统信息技术培训课程大多由信息技术专家组织实施，在设计逻辑上过于重视技术的更新与知识的单向传递，忽视了对教师进行精准的需求前置调研，也缺乏精细的学习流程组织。与信息技术专家思维方式不一样的是，专业的培训者介入到信息技术课程的设计开发以后，他们更加关注教师的学习体验，更加重视以教师为中心进行培训技术的创新，以期达成更加高效的教师学习效果。“互联网+”时代下，教师的知识和素养被归结为“技术—教学法—内容”知识，即TPACK，是教师应当具备且必须具备的全新知识[8]。如果我们认可TPACK是教师参与信息技术课程的主要知识基础的话，我们也要从成人学习的视角来思考这种作为教师实践性知识的TPACK是如何在教师学习的过程中发生螺旋转化的。库伯将经验学习模式描述为四个阶段：具体经验、反思与观察、抽象概念化和积极实践。库伯认为学习者应在这四个阶段中往复循环，从而产生不断上升的复杂体的学习螺旋[9]。竹内弘高和野中郁次郎提出的知识转换的“SECI”模型(四种知识转换的方式，即Socialization 社会化；Externalization 外化；Combination综合化；Internalization 内化)[10]，也给信息技术课程实施带来启示。鲍勃·派克提供了三种确保内容被传授的正确方法，即体验-理论-认知(E-T-A，Exeperience-Theory-Awareness)、体验-认知-理论(E-A-T)和理论-体验-认知(T-E-A)[11]。三种方法并无优劣之分，而是需要培训者在实践过程中根据具体培训情境灵活运用，合理取舍。结合信息技术课程的实施模式而言，我们需要厘清其基本逻辑是，尊重教师作为成人学习者的经验基础，通过培训者的行为引导，驱动学习者在具体的情境中，通过体验、内化、认知，从实践到抽象的概念之间多次转化，形成教师个人实践性知识。

[1]　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7年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教师厅[2017]2号) .[EB/OL].http://www.moe.edu.cn/srcsite/A10/s7034/201703/t20170314_299563.html,2017-03-06.

[2]　朱旭东,裴淼等.教师学习模式研究:中国的经验[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05.

[3]　裴淼,李肖艳.成人学习理论视角下的“教师学习”解读:回归教师的成人身份[J].教师教育研究,2014,26(06):16-21.

[4]　魏非,李树培.混合式研修: 内涵、现状与改进策略[J].教师教育研究,2017(09):26-30.

其二，训中培训翻转，多维驱动。在具体培训实施时，将讲义和相关教学视频通过在线分享给教师自学，在培训面授时，培训者不仅进行必要的操作示范，更留出时间给教师操作训练，培训者则现场指导、答疑解惑。同时，培训组织方也通过任务驱动以及评价带动，帮助教师熟悉一个软件、掌握一个方法、完成一个作品。

对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向银发产业倾斜，为外商投资银发产业创造具有吸引力的政策环境。例如对外商直接投资我国银发产业提供优惠的税收政策和部分费用减免政策。简化外商投资我国银发产业的行政审批程序。特别是对老年服务业领域，放宽对外资投入的监管，逐步开放某些不透明、不公开的垄断行业。对外商投资我国老年服务行业在地租减免、银行贷款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扶持。通过各项措施引导外商投资我国银发产业中较为薄弱的领域。

[7]　黎加厚.改变课堂教学方式，才是BYOD的核心[N].文汇报,2015-02-06(006).

2.对“BYOD+”培训模式的实践反思

通过该文的研究发现，对照组患者围手术期低血糖发生率为15.00%，伤口感染率为18.33%，均明显高于观察组的3.33%和5.00%，两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另外，对照组患者的住院时间也明显长于观察组（P<0.05）。该文的研究结果与李峰[8]在相关领域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这就说明对神经外科疾病合并糖尿病患者实施围手术期的针对性护理干预措施，可以取得良好的护理效果。

比如虚拟现实（VR）技术，它的当红，不只是因为透过它，游戏刺激感被大大提升；除了刺激外，更因为它能满足其他人类需求。比如VR可以被运用在医疗、照护、教育，甚至通信、军事上，它提供一个可以想象的、更便利的未来世界蓝图。

[9]　房慧,张九洲.库伯经验学习理论视域下的成人学习模式研究[J].成人教育,2010,30(11):10-11.

(3)对于合并糖尿病且服用二甲双胍等双胍类降糖药的受检者,必须在其停药后的48h才安排进行CT检查,且检查后48h才开始服药。

[10]　[日]竹内弘高 野中郁次郎;李萌译.知识创造的螺旋:知识管理理论与案例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51-52.

[11]　[美]派克;孙波,庞涛,胡智丰译.重构学习体验:以学员为中心的创新性培训技术[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90-92.

[12]　[美]安德森等;蒋小平等译.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学:分类学视野下的学与教及其测评:完整版[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22.

[13]　[美]柯克帕特里克,(Kirkpatrick,J,D.), 柯克帕特里克,(Kirkpatrick,W,K.);崔连斌等译.柯氏评估的过去和现在:未来的坚实基础[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6-7.

心脏不良反应，部分患者会出现QTc间期延长，这与palbociclib和ribociclib治疗剂量有关[16]；肝脏转氨酶升高，大部分患者无症状且在停药后均可恢复正常；有研究发现一些血栓栓塞病例与CDK4/6抑制剂的联合治疗有关，因此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应监测患者肺动脉栓塞的症状和体征，包括呼吸短促、缺氧、胸痛、呼吸急促或心率加快等[9]。

[14]　魏非,姜昌华.从简单迁移到系统重构——信息技术支持的教师培训管理研究与实践[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3(05):60-68.

[15]　赵国栋.微课、翻转课堂与慕课实操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2.

[16]　范良火.教师教学知识发展研究:第2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