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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源语为中心的《中国短篇小说》英译策略及其命运

更新时间:2009-03-28

一、引言

1926年,美国华侨梁社乾(George Kin Leung)将鲁迅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The True Story of Ah Q)译成英文,拉开了中国现代小说英译的序幕。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现代小说英译的黄金时代。随着世界各地对中国事务的兴趣快速增长,中国在国际事务方面越来越重要,英语读者对中国题材的出版物产生了消费需求。二十本中国现代文学英译本经由国外出版社登陆英美(Gibbs、Li,1975;Yang、Mao,1981)。不少英译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受到英美主流媒体的积极评价,如《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时代》(Time)、《远东季刊》(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基督教科学导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姚莘农、萧乾、杨刚等译《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集》(Living China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1936)、伊万·金(Evan King)译《八月的乡村》(Village in August)(1942,1943)及王际真译《阿Q及其他:鲁迅小说选》(Ah Q and Others: Selected Stories of Lusin)(1941)由美国国会国际关系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National Council)推荐给美国高中教学用的中国文学英译本目录(Domincovich,1943)。二十世纪美国最著名的中国研究专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s)在1948年写就的硕士论文《美国与中国》(United States and China)中将斯诺《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集》、王际真译《阿Q及其他:鲁迅小说选》、《当代中国小说选》(Contemporary Chinese Stories)(1944)、伊万·金译《骆驼祥子》(Rickshaw Boy)(1945,1946)、林语堂编译《中国人的机智与幽默》(Chinese Wit and Humor)(1946)等英译中国现代小说作为研究现代中国的书目,列在诸多政治、经济、历史著作,著名政治人物传记及报告文学作品之后,作为“了解中国一个被忽视的捷径”(费正清,1949:183)。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由乔治·肯尼迪(George Kennedy)英译、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作序的《中国短篇小说》(Short Stories from China)在英、美、苏出版,成为“第一部中国革命小说译文集”(Smedley,1935:6)。然而,该集却并未如同期稍后出版的一些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选集或单行本一样引起英美主流媒体的关注和欢迎。国内外后世文学及翻译研究者也均未提及。本文勾陈该集译介始末,对比该集与同期其他中国现代小说选集或单行本的译介策略,结合目的语语境探讨其接受不佳的原因。

2.1 1型糖尿病 1型糖尿病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与遗传、生活环境、肠道失调引起的免疫调节异常有关。早期对芬兰儿童的纵向研究发现,与低风险、胰岛自身抗体阴性的儿童相比,高风险、胰岛自身抗体阳性的儿童在临床疾病发展之前肠道细菌的多样性就已经发生改变[55-56]。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新发病例、高危和低危一级亲属与健康、不相关的受试者的细菌组成存在差异[57],主要表现为瘤胃球菌属、布劳特氏菌属以及链球菌过多,韦荣氏球菌科和毛螺菌群失调。这些数据表明,肠道微生物种群多样性减少和(或)代谢功能改变可能与1型糖尿病的进展相关。

二、《中国短篇小说》英译始末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1892年出生于密苏里州北部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童年时代起目睹的激烈劳资冲突使她渐渐成长为一个注重行动的激进分子。1910年,史沫特莱加入印度工人党,开始从事印度独立运动,并由此结识了明曾伯格(Muenzenberg)等重要共产国际人士。1928年末史沫特莱来到中国,在沈阳、旅顺、大连、北京、南京停留后于1929年抵达上海。名义上她是《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的记者,而实际上则是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同时帮助斯大林的苏联军事情报部门工作(Price,2005a)。随着了解、认识中国社会愈加深入,史沫特莱发现,“除了少数富有的中国人及受多国军队保护,享受被庇护的生活的外国人,多数中国人极其贫困,生活在间谍、杀人犯、绑架犯和其他犯罪者的网络中”,并由此对普通中国人民及中国的命运产生了强烈的同情和“比个人事务重要得多”(Price,2005b:201)的使命感。

1990年,阿替普酶用于治疗AIS的双盲多中心临床试验结果首次发表[37]。这次试验使用阿替普酶或尿激酶治疗364例AIS患者,治疗时,36.2%患者发生AIS的时间在24 h内,69.5%患者在48 h内,最终两组间未见差异,但提示阿替普酶在AIS发生后极早期治疗可能会比较有效。

史沫特莱在上海的活动和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共产主义运动及左翼文学运动紧密相连。1929年末,史沫特莱经董秋斯夫妇引荐前往鲁迅家中拜访,为其和谐高贵的人格所深深吸引。接下来的两个月,史沫特莱和鲁迅一同投入到筹备建立左联的工作中。1930年3月左联成立后,史沫特莱开始“利用自己的秘密渠道帮助左联和欧美间互通信息和资料,同时向著名西方作家寻求积极支持”(Price,2005b:196)。彼时国民党政府实行严密的新闻审查制度,禁止报道一切对其不利的消息,于是在中共中央、共产国际、美共中央的支持下,史沫特莱、宋庆龄和美国进步青年伊罗生共同创办了一份名为《中国论坛》(China Forum)的英文周刊,“向当地中国人传递信息,同时影响国际上对中国共产党人关心的重要事件的看法”(Price,2005b:224)。该刊由伊罗生作出版人和编辑,利用其治外法权,在美国注册,在法租界印刷,以避免中国审查。史沫特莱、艾萨克斯、鲁迅及美共的中国专家们都是周刊的撰稿人。第一期头版正中位置,《中国论坛》刊发了以“被压制的声音”(Stifled Voices)为题的发刊词,控诉国民党政府和外国帝国主义勾结,出于当权者自身利益及帝国主义本国利益控制中外出版机构,声称《中国论坛》就是要“打破出版垄断、打破这个由谎言、扭曲及沉默织就的网络”(Editor,1932)。《中国论坛》不仅刊发国民党和杜月笙的青帮绑架、引渡、囚禁、枪杀数万中国左翼人士及共产党人,江西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日本人袭击上海等重要信息,还发表了一系列英译左翼进步作家作品,作为中国“被压制的声音”的一部分。《中国论坛》共持续了两年,共刊发左翼小说13篇,包括胡也频《同居》、Lin Kin《婴儿》、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鲁迅《药》及《孔乙己》、叶圣陶《抗争》、柔石《为奴隶的母亲》及《一个伟大的印象》、丁九(应修人)《金宝塔银宝塔》、殷夫《小母亲》、茅盾《喜剧》、张天翼《二十一个》以及丁玲的《某夜》,是在建国前除《天下》月刊外,刊发现代中国短篇小说最多的外语杂志。如果说《天下》月刊是一部旨在“向西方解释中国文化”(吴经熊,2002:229),主张去政治化的纯文化刊物(项美丽,1945:24),那么《中国论坛》则以其极强的政治倾向性为特征。后者刊载的左翼作家作品均是传递左翼文学现实及政治现实的工具,可视作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及左翼文学运动寻求国际支持的一种努力。

老舍的小说《离婚》同一时期两个不同译本采取“截然对立的翻译方法”(钱念孙,1989:244),导致译本迥异的接受状况,也能从侧面解释乔治·肯尼迪以源语为中心的翻译策略所带来的译本命运。伊万·金译老舍《骆驼祥子》于1945年在美一经出版即大受欢迎,不仅入选为“每月佳书”,还被《纽约时报》及《远东季刊》大力推荐。然而,老舍却对伊万·金在翻译《骆驼祥子》时擅自进行改动感到十分不满。老舍赴美后得知伊万·金在翻译《离婚》,看过译稿之后发现伊万·金竟故技重施对译本大肆改动,被迫上诉。结果伊万·金的译本只准在其本人的书店出售。老舍则和郭镜秋合作重译了该小说。伊万·金译本为尽量照顾本国读者的审美心理和欣赏习惯,修改结局为皆大欢喜,删除大量过于沉闷并无碍于故事的发展和情节完整性的人物内心描写,对中国文化特色词则极尽解释之能事。郭镜秋的译本“尽量忠实于老舍的原作,几乎没有什么改动,属于较好的直译本”(钱念孙,1989:244)。然而得到老舍首肯的郭镜秋译本“在销路上却没有打开局面,并不为美国读者所欢迎”,而伊万·金的译本“销路却比郭译好得多”(钱念孙,1989:245)。采用不同翻译策略的《离婚》两译本迥异的接受结果进一步说明,不考虑目的语国家价值观,一味忠实于原文的翻译只能面临接受不佳的窘境。

与同类选集,如王际真译《当代中国小说》、埃德加·斯诺等译《活的中国》相比,《中国短篇小说》最忠实于源文。除将丁玲《某夜》的英文标题由One Certain Night改为Night of death, Dawn of Freedom以凸显源文信息,将文中所有量词,换算为美式度量单位,如里换算成mile,丈换算成feet,升换算成pint,块(形容钱)直接译成dollar外,译者基本不对源文进行增删。这和当时中国现代小说英译中压缩、“优化”源文的“常规”做法大相径庭。将王际真在《当代中国小说》中对张天翼小说《路》的翻译和本集中乔治·肯尼迪对张天翼小说《二十一个》翻译对比较能体现两者翻译策略的差别。之所以选择将两者进行比较是因为两篇小说均以士兵为描写对象,以士兵哗变为主题,以人物对话驱动情节的发展,且都注重对士兵群像的塑造。《路》讲述了受日军利诱的民团司令逼队伍投降,而士兵拒绝利诱拒绝投降,杀掉司令突围的故事。《二十一个》则讲述了军阀混战时期经过生死之战后士兵们不堪上级一直以来的粗暴对待而哗变,赶走连长,吸收同样“也是乡里连稀饭都吃不着才跑来”,“也有连长有班长,也有什么鸡巴蛋的大帅”的敌人,共同反抗军阀官员压迫的故事。王际真认为张天翼的小说虽然相较于传统小说而言给人的感觉面貌一新,在《当代中国小说》中是技巧最先进的作者,但他“不断重复与主题发展无甚关联却让人恶心的细节”,“喜欢在不同故事甚至同一个故事中重复某些举止”(Wang,1944:237)。在翻译中,王际真不仅对源文艺术上的不足进行了修正,还对源文进行整体压缩。具体到《路》的翻译中,原文中由学生、胡子、老百姓组成的抗日队伍中,士兵们喜欢说脏话,“妈的”、“妈巴子”、“妈糕操”等不一而足,最后原文中30处脏话在译文中仅保留12处。此外,原文中士兵们对某一处境七嘴八舌的反应多被删除,仅保留情节发展链条上关键人物的语言。例如,司令昌大爷命令八九个人拿枪对准自己的队伍,说出自己准备投向日军的决定,并许诺投降即有高官厚禄,要大家抉择,不同意者死。原文用了超过一整页的篇幅来描述士兵的反应,译文却只用了一句话 “There was a general murmur of incredulity and indignation and protest but no one dared to make a move, with Chang Ta-yeh shouting repeatedly to Lao Kan to open fire the moment any one made the slightest movement.”(Wang,1944:5),紧接着便描述刘队长带头突围被击毙,而老余智取司令。如此一来,情节发展的速度得到推进,但群像的塑造让位于关键人物的语言动作。反观《中国短篇小说》中乔治·肯尼迪对张天翼小说《二十一个》的翻译,原文中25处战士们说的脏话,如“他妈的”、“操…”、“窝窝的…”,有23处在译文中得到保留,只有2处“鸡巴”被删除。除此之外,译者对原文的文句无任何增删。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由Cze Ming-ting英译、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作序的《中国短篇小说》分别由纽约国际书店(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3?)、伦敦马丁·劳伦斯出版社(Martin Lawrence)(1934)、莫斯科苏联外国工作者合作出版社(Cooperative Publishing Society of Foreign Workers in the USSR)(1935)出版,成为“第一部中国革命小说译文集”(Smedley,1935:6)。Cze Ming-ting是上海话 “水门汀”的英译,意为cement,实为彼时上海租界区中文教师乔治·肯尼迪的笔名。肯尼迪后来成为耶鲁大学研究中文的著名学者(Issaces, 1974:xliii)。选集中包含英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6篇,分别为柔石《为奴隶的母亲》、《一个伟大的印象》、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张天翼《二十一个》、丁玲《某夜》、丁九(应修人)《金宝塔银宝塔》。然而,该集却并未如同期稍后出版的一些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选集一样引起美国主流媒体的关注和欢迎。不仅如此,由伊罗生编选,同样在《中国论坛》中首发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英译文集《草鞋脚:中国短篇小说 1918-1933》(Straw Sandals, Chinese Short Stories, 1918-1933)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74年在英美出版,评者(Lyell,1976:391)却认为某些《中国短篇小说》中已收录的作品,如丁玲的《某夜》及丁九(应修人)的《金宝塔银宝塔》是在《草鞋脚》之前的选集中从未收录过的作品。后世美国汉学家编撰的几部中国现代文学英译作品目录也并未收录该集(Gibbs、 Li,1975;Yang、 Mao,1981; Louie、 Edwards,1993)。国内文史学家的相关论文中虽涉及《中国论坛》上刊载的英译左翼进步作家作品,却均谈及《草鞋脚》而未提及该集(唐宝林,1995;邵雍,2008;顾钧,2016)。从各种指征看来,《中国短篇小说》都是一部被遗忘的开创之作。

三、以源语为中心的介绍及其与译本接受间的关联

虽然在序言中,史沫特莱声称“这本小集子不仅有文学价值,还有国际政治价值”(Smedley,1935:7),但显然史沫特莱更关注的是选集的政治价值,对于小说的文学价值则只字未提。这在现代中国小说的早期英译活动中本是常态,因为通过中国现代小说了解/介绍当时的中国,本是英美译介中国现代小说的最大动力。然而,本集的介绍则基本不考虑接受方的需求,主要从译文发出方的意识形态立场出发,传递左翼政治现实和文学观念。在选集6篇作品中,史沫特莱将柔石和丁玲排在首要位置,因为他们的“生平和作品能让我们一窥现代中国的历史”(Smedley,1935:6)。所谓“生平”中显示出的现代中国历史是指作为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柔石遇害及丁玲被绑,而“作品”中的历史则是“从柔石小说《一个伟大的印象》中,我们能一览1930年5月为筹备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在上海召开的首届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柔石是与会代表之一,他所知道的全写在小说里了”(Smedley,1935:6)。对另外3个不完全符合介绍者的诗学观及意识形态的作家/作品,介绍者则在序言中略加修正,意图传递出比源文所能表现的更多的文学观念和政治现实。例如史沫特莱称郁达夫为“波西米亚派的知识分子,虽然有时显露出某种‘左翼’倾向,但却在这片一切真正的艺术都是非法,一切真正的艺术家都被杀害的土地上提倡‘为艺术而艺术’”(Smedley,1935:7)。这一评价一方面透露郁达夫作品入选是因为其左翼倾向,另一方面则对“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观念进行批判。又如,史沫特莱认为,《金宝塔银宝塔》“充满异国情调、色彩丰富,描写充分,但是却缺乏当今中国所有苏区中洋溢着的那种坚定的革命意识及战斗力量。不过,小说还是很好地展现了旧的封建观念和新生的革命意识间斗争的画面,这种斗争在刚划入苏区的村庄中是很典型的”(Smedley,1935:7)。通过这一有所保留的评价,介绍者修正并补充了其意欲传达的左翼政治现实。

史沫特莱为《中国短篇小说》所作序言显得极其投入,意识形态倾向极强,序言背后介绍者的控诉姿态清晰显现。其控诉对象不仅包括使“太多初现光芒还没来得及进一步展现自己的天赋的年轻中国作家被杀害”的“凶残野蛮的白色恐怖”及“国民党帝国主义反革命的罪恶之手”,还包括给国民党法西斯及其匪帮当“帮凶”,保护镇压、绑架、杀害革命作家的杀人犯的“上海外国警察”。在序言末尾,史沫特莱陈述选集的巨大政治价值时声称:“今天的中国是一场宏大的革命斗争的中心,她很可能成为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战场。这次战争将是世界帝国主义镇压中国革命,从而分割中国、征服中国的前奏,她同时也是帝国主义对苏联的进攻”(Smedley,1935:7),更是将控诉的对象扩大到“世界帝国主义”,将中苏及“帝国主义”放在对抗性激烈的两个阵营。

史沫特莱在序言中大力声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摆出控诉者的强硬姿态,实际上是把选集放在了目的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对力面上。以美国为例,在政治上,美国支持蒋介石政府,于1928年7月正式承认蒋介石政府,将自己视为“中国主权的维护者”(孔华润,1989:106)。国务卿凯洛格和中国事务顾问约翰逊的这一举动响应了国内民众反对在中国使用武力的舆情,“决心要使美国保持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头号朋友的形象”(孔华润,1989:100)。美国政治家选择支持蒋介石政府,一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成功将成为抵御苏联威胁的最好办法”(孔华润,1989:100),这样一来,在华盛顿的美国人可以接受一种常见的说法,即“认为中国革命是以美国革命为范本的,很好的模仿者”(孔华润,1989:100)。二是因为北伐胜利结束,国民党建立中国国民政府,张学良和蒋介石达成协议,在满洲升起国民党政府的旗帜。这一系列事件“对把建立秩序视为进步的先决条件的美国人来说,又是一个乐观的时刻到来了”(孔华润,1989:106)。三是因为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后宣布加入基督教,“中国新的国民政府由一对基督徒夫妻领导,许多由传教士开办的学校及美国大学毕业的人占据了极具影响力的位置,新教传教士似乎在耶稣会信徒失败之处获得了成功”,“一个基督教政权得以建立,似乎使传教士转变整个中国的梦想变得不再遥不可及”(Mosher,1990:45)。此外,五四运动以来美国对中国变革的支持基于一个基本的认知,即“中国的民族主义总是针对日本和欧洲帝国主义的,永远不会针对美国”(孔华润,1989:89)。史沫特莱将中苏和“世界帝国主义”分列为对抗的阵营,宣扬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控诉国民党是对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实际上是把美国也放在被控的位置,此举对译本接受的影响可想而知。

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中国人的自我书写则能向西方读者提供中国问题的第一手资料,如“当代中国的上层和下层人民是如何工作、行动、恋爱、玩乐?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在社会变化中的角色?他们会为什么而感动,又对什么感兴趣?为何?”(Snow,1936:12)等等。中国现代小说提供的关于现实中国的信息有时比西方的汉学专家对中国时政的评论而言更加权威可信。《纽约时报》上刊发的王译《战时中国小说》书评就指出,“外国专家们冠冕堂皇地描绘、分析中国,而《战时中国小说》的出版带来一声嘲弄,它再次揭示了一个古老的真理:了解中国、感受中国最好通过中国本土的习语”(White,1947)。另一方面,彼时西方读者对中国现代小说的艺术特征却评价不高。当代国外译者、汉学家探讨中国现代文学译本在西方接受的问题时往往认为,中国现代文学虽具备档案价值,但只是中国和西方单向文化交流的产物,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西方模式的仿制品,因而等而下之(Duke,1990;Jenner,1990:181;Owen,1990;Jones,1994)。这种看法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读者眼中就业已形成。我们从该时段内译本所附的前言、介绍、西方学者对现代中国小说所作的零星研究文章及西方报刊上刊登的书评上可以略窥一二。斯诺在翻译《活的中国》前发现中国现代小说少有英文译本,于是向中外友人询问缘由,“大多数外国人,甚至那些懂中文的外国人都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无甚价值可言”,“当代中国并未产生伟大的文学”(Snow,1936:13)。哈罗德·艾克顿(Harold Acton)在《中国的小说》(Small Talks in China)一文中指出,“中国新文学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和西方交流的结果,新文学的先锋都接受了现代西方教育。因此相对于传统文学,西方人接受新文学容易得多,也很容易依据自己的标准对现代中国小说做出切当的评价”(1946:122)。艾克顿虽对鲁迅、沈从文、张天翼等人评价较高,但对茅盾、郁达夫等人却评价颇低。从西方读者对王际真译《当代中国小说》的评价中也可以发现他们对中国现代小说文学价值的负面评价。美国的中国历史学家玛丽贝丝·卡梅隆(Meribeth Cameron)(1944)在《远东季刊》对该集所作书评中指出,“坦白讲,这些小说是‘宣传’”,“如果说衡量伟大艺术的一个主要标准是克制,那么,选集中的许多故事都不过关,但他们具备海报及演说的效果,用一种强大得几乎让人无法承受的力量牵动读者的神经和情绪”。《华盛顿邮报》社论作者约瑟夫·迈克·拉利(J. M. Lalley)(1944)在该集书评中也称“选集中的作家都是文学革命的代表,而文学革命和政治革命同时发生。在多数情况下,作家创作的宣传目的与文学目的不相上下”,“革命文学很难成为美的文学,当代小说中只有一两篇能称得上‘美’文,不管取那种‘美’的内涵。”

埃德加·斯诺为伊万·金译萧军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所做序言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介”的策略。该译本于1942年由纽约史密斯·达雷尔出版社在美国出版,1943年由伦敦柯林斯出版社在英国和澳大利亚出版,成为第一部被翻译为英文并在英美世界获得热烈反响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英译本登陆英美,恰逢中国在二战中成为英美盟国,英美世界开始真正关心中国的抗日战争,产生出了解中国的战争及中国人民的强烈渴望之时。如果说《八月的乡村》是一部以反日斗争为主题的共产主义小说,其中不仅有抗日斗争的主题,也有解放斗争的主题,那么,在斯诺的序言中,唯有抗日主题得到高扬,而关于小说中的共产主义成分及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则只字未提。原文中的国际共产主义、反帝、阶级斗争成分在译文中也被过滤。这种“求同去异”,确保了译本成功进入目的语系统(吕黎,2011),如果置目的语价值观于不顾,“投入”、“抨击”的强硬介绍只能使译本的异域之旅受阻。

四、以源语为中心的翻译策略与译本接受间的关联

为了和高手交流学习,嘉琪经常去各地参加比赛,很快,这个起步晚,自称很笨的小姑娘,就成了街舞圈的一匹黑马,拿下了大大小小无数个比赛的冠军。2016年的一天,嘉琪在街上看到了一张HHI街舞锦标赛的海报,她突然心动了。HHI(Hip-Hop International)诞生于2002年,是全球最大和最高级别的街舞赛事。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戴着红领巾,才12岁的小姑娘,打败了所有成年舞者,成为了中国区的冠军。

王际真对中国现代小说进行艺术上的修正及压缩在早期中国现代小说英译活动中是极具代表性的。埃德加·斯诺等译《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集》,伊万·金译《八月的乡村》、《骆驼祥子》,白英、金隄译沈从文作品集《中国土地》(The Chinese Earth),白英、袁家骅译《当代中国小说》(Contemporary Chinese Short Stories),均对原文进行了类似删改。早期中国现代小说英译中的这类“行为常式”与目的语语境对待中国现代文学 “重社会价值轻文学价值”的双重态度不无关系。

此外从史沫特莱记者生涯中的遭遇,我们也可以一窥英美世界主流意识形态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及史沫特莱“投入”、“抨击”做法的抗拒。在《史沫特莱的多重生活》(The Lives of Agnes Smedley)中,史沫特莱的传记作者露丝·普莱斯(Ruth Price)指出,史沫特莱1928年末以《法兰克福报》记者的名义来华,到1930年《法兰克福报》和史沫特莱重新商讨合同细节,要求她不得为任何共产主义杂志撰稿;纽约《先驱者论坛报》这类主流杂志对史沫特莱的来稿也不感兴趣(Price,2005b:203)。1936年初,纽约时代周刊头版头条报道“一二·九”事件进展,而史沫特莱报道该运动的文章却根本上不了美国报纸,《哈泼氏》(Harpes)、《亚洲》(Asia)、《旅游》(Travel)、《美国信使》(American Mercury)等杂志都拒绝登载她的报道。史沫特莱在美国的文学代理人伊娃·吉恩(Eva Ginn)给史沫特莱的建议称:“给资本主义期刊撰稿时,你应该弱化抨击……这并不意味着你必须删除重要的数据和信息,但你必须收敛一下仇恨,不要展露太多”(Price,2005b:267)。《中国论坛》停刊后,中共、美共、共产国际仍希望有一本像《中国论坛》一样的杂志,宣传中国的共产国际新政策(Price,2005b:245、265)。美共总书记厄尔·白劳德(Earl Browder)这样叮嘱即将赴华协助史沫特莱创办新刊《中国呼声》的格兰尼奇夫妇:“即使你们不喜欢英美在中国所作的大多数事情,也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感到反感,但你们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Price,2005b:271)。以上事例说明,共产主义倾向太强,太具抨击性,以及抨击对象超出“日本帝国主义”的文章在当时英美主流媒体遭到拒斥,即使中美合办的左翼杂志也不得不把英美主流意识形态规范考虑在内,做出策略性定位,而史沫特莱对《中国短篇小说》的介绍显示,她完全不把目的语国家的规范列入考虑范围,强硬推行输出方意识形态,遭到英美主流意识形态的拒斥也在情理之中

破解推进城市化与乡村空置化的矛盾,关键要解决好人的走向与地的盘活问题,让进城农民工住有所居,让农村居住者看得到山川田园,让农村闲置土地焕发生机,这样乡村振兴就有了抓手。

由于目的语读者对中国现代小说采取重社会价值轻文学价值的双重态度,对中国现代小说“冗长”的特点格外诟病,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王际真及众多译者在译介中国现代小说时均采取对中国现代小说进行艺术上的修正及压缩的策略了——“削足”以“适履”,确保译文成功进入目的语系统。乔治·肯尼迪以源语为中心的另类举动倾向于“充分性”,却未考虑目的语系统的诗学规范,牺牲了译本的“可接受性”。

此外,中国现代小说由传统小说中继承而来的“冗长”特征格外遭到西方读者诟病。在《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集》序言中,斯诺指出,“中国作家所得的报酬少得可怜。……因此,除了最出色的作家,一般都倾向于尽量把作品拖长。……一些写得最好的小说也出现这种缺点,而译成英文之后,特别明显。看来中国读者对这种无关宏旨的漫谈并不反感,因为这是说唱艺人惯用的手法——然而说唱艺人处理的是不拘形式的史诗,他有权利这么闲扯。西方读者在看短篇小说时若遇到这种情况,肯定会不耐烦起来。”(Snow,1936:16)无独有偶,哈罗德·艾克顿在《中国的小说》一文中也指出,传统中国小说作家“想要卖弄学问,因此作品被不恰当的引语、典故、议论和大量笨拙的诗节弄得笨重不堪”,而“我们在当代中国作家身上也发现了类似的特质和缺陷。他们的作品经过压缩或许会大有改观”(Acton,1946:122)。

1932年8月左右,史沫特莱将《中国论坛》中发表的部分短篇小说结集寄给了她美国的出版商(Price,2005b:229)。1933年,史沫特莱作为国际革命作家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Revolutionary Writers)的客人及该联盟咨询委员会的一员访苏,同时安排美共出版社国际书店的出版事宜,并为选集作序(Price,2005b:236)。

五、结语

第一部中国革命小说译文集《中国短篇小说》的异域之旅由源语需求驱动,意欲传达左翼文学现实及政治现实,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及左翼文学运动寻求国际支持的一种努力。在源语国家价值观和目的语国家主流价值观并不完全兼容的情况下,序言作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采取“投入”、“抨击”姿态,公然挑战目的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强硬推行输出方意识形态。译者乔治·肯尼迪不理会目的语语境对待中国现代文学“重社会价值轻文学价值”的双重态度,背离彼时对中国现代小说进行艺术上的修正及压缩的翻译行为常式,仍采用忠实于源文的翻译。这种以源语为中心的译介策略,最终导致译本被忽略、被遗忘的命运。从“手段的合目的性”而言,译本虽倾向于充分性,但由于其未被目的语读者接受,源语文化价值并未得到有效传达。

对于“中国文学如何才能切实有效地走出去”的探讨由来已久。中国文学成功走出去,需要“翻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作品、文化典籍在译入语环境中被接受、被传播,并产生影响”,否则,单单忠实准确地实现两种语言文字之间的转换,并不能算做成功的翻译(谢天振,2014)。除传达译文输出方的需求、忠实准确地实现两种语言文字之间的转换之外,中国文学有效对外传播,须考虑目的语地区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诗学规范,在源语与目的语规范间腾挪斡旋。否则,译介行为只能是一厢情愿、自说自话的无效尝试。

其次,农村化学品企业在中国农村地区发展存在“污染天堂效应”。在技术、市场以及资源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环境规制对农村化学品企业发展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此外,农村招商引资优惠、工业资本存量对农村化学品企业的发展有显著正向影响,技术因素对农村化学品企业发展有显著负向影响。

注释

①《中国论坛》于1932年1月13日创刊,最后一期出版于1934年1月13日,共39期,最后16期为中英文双语版。

②该作者中文名不详。篇首注明此篇为长篇小说《旗与鼓》(Flags and Drums)的节译。

③《中国论坛》停刊后,中国共产党人和美共合办了《中国呼声》(The Voice of China),由美国共产党员组成的“中国人民的美国友人会(American Friends of the Chinese People)创办了《今日中国》(China Today)。这两份英文刊物也都集中刊载了中国左翼文学英译作品,是早期译介中国现代小说的主要期刊,其中刊载的翻译作品也是为了实现同样功能。

④出版年不详。本文用源语版本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收藏,莫斯科苏联外国工作者合作出版社出版。

在精细化管理中,我们还应当精确到对班级的管理层面上。如果说对幼儿的管理要人性化,那么对于整个幼儿班级的集体管理我们就要做到“制度化”了。对一个集体的管理,不同于对某一个个人的管理,所谓“众口难调”,此时,严格的制度规范便成为了必要。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我们要让幼儿从小在一个统一、规范、明确的制度化环境中明白这一道理,从而促使学生能够养成对自我管理的习惯,为幼儿的身心发展做出正确的引导。

⑤该集于1935年在澳大利亚被禁。参见墨尔本大学的“澳大利亚禁书辑录”网页(Banned Books in Australia):http://www.lib.unimelb.edu.au/collections/special/exhibitions/bannedbooks/exhibition/australia.html。

例4.Shantou,then known as Swatow,was China’s third-largest port after Shanghai and Guangzhou and the port of departure of the Teochew diaspora...(China Daily,2018-05-23)(汕头,广州,潮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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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黎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8年第0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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