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覆灭，4个“冲突降级区”在叙利亚西部先后设立，让饱经战乱的叙利亚似乎迎来了一丝和平的曙光。而叙利亚的政治结构、经济发展和对外关系在多年的内战之后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些变化也必然将影响未来叙利亚的和平和重建。本文回顾了叙利亚历史与叙利亚内战的进程和影响，并通过对比叙利亚2011年前后所面临的国内政治和经济矛盾，及其与主要国家外交关系的变化历程，分析了叙利亚未来将呈现出政治权力“分散”、外部影响“增大”和经济重建“困难”三方面特征。如何处理这些难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叙利亚政治重建的成效。

国内学术界对2011年内战爆发后的叙利亚局势进行了多方面的讨论，一些学者从地缘政治角度分析叙利亚内战爆发的外部环境以及对中东地区政治所产生的影响。*比如董漫远：《叙利亚危机及前景》，《国际展望》2012年第6期，第78～92页；陈双庆：《叙利亚局势及其未来走向》，《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1期，第46～51页；柳莉：《叙利亚危机与中东格局演变》，《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4期，第83～93页；毕洪业：《叙利亚危机、新地区战争与俄罗斯的中东政策》，《外交评论》2016年第1期，第60～81页；孔刚：《土耳其应对叙利亚危机的基本政策评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3年第1期，第71～82页；孙德刚：《苏(俄)在叙利亚军事基地部署的动因分析》，《俄罗斯研究》2013年第5期，第87～119页；马晓霖：《“奥巴马主义”与叙利亚危机》，《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年第1期，第61～74页。一些学者从叙利亚国内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变动来探求叙利亚内战爆发的内部原因。*比如王新刚、马帅：《哈菲兹·阿萨德时期叙利亚政治体制解析》，《西亚非洲》2015年第5期，第65～80页；王新刚、于晓东：《叙利亚复兴社会党的历史与现实困境》，《当代世界》2015年第11期，第67～70页；姚大学、闫伟：《叙利亚危机的根源及未来政治生态》，《西亚非洲》2012年第6期，第6～24页；王建：《叙利亚危机缘何难以评析？》，《西亚非洲》2013年第5期，第16～28页；方金英：《叙利亚内战的根源及其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6期，第18～24页。也有学者关注2011年以来叙利亚国内的民族、教派和部落间关系。*比如闫伟：《叙利亚政局与库尔德问题的嬗变》，《世界民族》2013年第6期，第24～32页；陈贻绎：《叙利亚内战的宗教派别冲突状况分析》，《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年第6期，第53～65页；王霏：《试论叙利亚的族群、教派与地域忠诚问题》，《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年第1期，第21～36页。目前学术界仍然缺少对2011年以来叙利亚内战前后的总结和分析。而随着叙利亚问题和谈进程的不断发展，学术界需要对叙利亚内战作出一个较为全面的总结和评估。

一、内战前的叙利亚政治经济体系

在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前，叙利亚国内在以阿萨德家族为核心的复兴党领导下，形成了以军政合一为特点的威权政治体制，以“计划经济”和“社会市场经济”(social market economy)为代表的社会经济方针。在通过威权政治体制保证国内政治稳定的同时，叙利亚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尤其是国内政治反对派长期存在，以及库尔德人希望谋求文化和政治上的权利；经济发展也并没有惠及广大民众，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导致社会矛盾滋生。这些潜在的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2011年叙利亚内战的爆发。

(一)军政合一的威权传统

2011年内战爆发之前，叙利亚以阿萨德家族领导的复兴党为核心形成了独特的军政合一的威权政治体制。从巴沙尔·阿萨德2000年执政到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叙利亚国内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哈菲兹·阿萨德时期的威权政治特征。*关于叙利亚威权政治体制的特点，参见王新刚、马帅：《哈菲兹·阿萨德时期叙利亚政治体制解析》，《西亚非洲》2015年第5期。军队在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军队在叙利亚国家中具有重要地位，一方面缘自包括叙利亚在内的中东国家军人干政的政治传统；另一方面也因为阿萨德家族与军队的特殊关系。比如1970年哈菲兹·阿萨德在执掌叙利亚政权之前，就长期担任叙利亚军队统帅。叙利亚军政合一体制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一是叙利亚拥有约30万人的军队，是中东地区重要的军事大国；二是军人在政治体制中具有相对优越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从而保证军人对叙利亚政权的效忠；三是阿萨德家族及其所属的阿拉维派在军队中占据了相对重要和核心的部门和岗位，一些高级军官基本上都是阿拉维派，军队受到阿萨德家族亲信的控制。

在政治方面，复兴党几乎垄断了叙利亚国内政治生活。首先，复兴党在叙利亚国内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1973年颁布的《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宪法》明确指出复兴党是社会和国家的领导者。*王新刚：《现代叙利亚国家与政治》，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81页。复兴党党员人数不断增加，到1993年已经拥有近180万党员，占叙利亚国内人口总数的18%。*Alan George,Syria:Neither Bread nor Freedom,London:Zed Books,2003,p.71.在叙利亚人民议会中，复兴党占据绝对多数席位，而叙利亚军队、工会、农业协会、妇女联合会等全国和地方协会也都受到复兴党的控制和监管。根据叙利亚宪法，复兴党地方议会有权提出总统候选人，而鉴于复兴党在叙利亚国内独特的政治地位，复兴党的候选人就是未来的叙利亚总统人选。*Volker Perthe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yria Under Asad,London and New York:I.B.Tauris,1997,p.140.其次，叙利亚反对派政党长期成为复兴党的“点缀”，国内缺少真正的反对派政党。叙利亚国内政治反对派也都是在承认复兴党和阿萨德家族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参与政治生活。再次，在叙利亚政治体制中，总统拥有巨大权力。根据叙利亚宪法，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同时兼任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有权任免副总统、总理和部长人选，有权否决议会通过的法令，在议会交替期间有权行使立法权。总统由全民选举产生而且可以连选连任。最后，阿萨德家族及其政治盟友在复兴党中长期占据领导位置。在20世纪70年代政变夺权之后，阿萨德逮捕和清洗了复兴党内部的反对派。1985年的复兴党大会明确规定，复兴党民族委员会和复兴党地区委员会的领导机构即中央委员会成员，均由阿萨德任命。*王新刚：《现代叙利亚国家与政治》，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90页。

 

表1 叙利亚人民议会中复兴党党员议席(1970～2016年)

  

复兴党占据议席数量/议席总数1973年叙利亚人民议会122/2501977年叙利亚人民议会125/2501981年叙利亚人民议会127/2501986年叙利亚人民议会130/2501990年叙利亚人民议会134/2501994年叙利亚人民议会135/2501998年叙利亚人民议会135/2502003年叙利亚人民议会167/2502007年叙利亚人民议会169/2502012年叙利亚人民议会168/2502016年叙利亚人民议会200/250

数据来源：http://www.parliament.sy/forms/cms/viewStatistics.php。

此外，叙利亚复兴党往往以强力手段打击政治异己。在1963年3月政变上台之后，复兴党通过一系列法令，设立国家安全机构，建立遍布全国的安全网络，在夯实国家政权的同时也极大地限制了叙利亚民众的政治权利。比如1962年叙利亚政府颁布的“紧急状态法”，赋予叙利亚军人和情报机构人员以极大的权力。复兴党上台之后，“紧急状态法”仍一直延续。1970年阿萨德执掌政权后，叙利亚军事和情报机构权力进步一增大，地方的安全机构可以直接签发逮捕令，不受地方其他行政和司法机构的监督。*Farid N.Ghadry,“Syrian Reform:What Lies Beneath,”The Middle East Quarterly,Vol.12,No.1,Winter 2005,p.62.

叙利亚军政合一的威权政治体制曾经帮助叙利亚保持了国内政治稳定，但是也带来了巨大的政治隐患。一方面，尽管复兴党党员人数不断扩充，但叙利亚民众却无法满足对政治参与的需求，一些叙利亚政治反对团体不断涌现，试图推动叙利亚国家政治民主化；另一方面，复兴党自身也逐渐丧失活力，“演变为阿萨德家族的政治工具，丧失了政治活力，只是帮助政府动员和管控社会和国家”。*Alan George,Syria:Neither Bread nor Freedom,London:Zed Books,2003,p.64.尤其是当巴沙尔·阿萨德主导的政治改革不能满足叙利亚民众对自由化和民主化的期望时，叙利亚国内矛盾便持续上升。军政合一的威权政治体制，“使得权力高度集中于复兴党尤其是阿拉维派和巴沙尔家族手中，但却使得叙利亚的主体教派逊尼派阿拉伯人缺乏政治参与。当社会经济问题、政治参与及外部因素相互叠加时，叙利亚冲突便不可避免”。*王新刚：《现代叙利亚国家与政治》，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63页。

(二)叙利亚“社会市场经济”

叙利亚的经济政策与阿萨德家族所建立的威权政治体制相互影响。*王新刚、马帅：《阿萨德时期叙利亚政治稳定与国家治理能力评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第69～77页。在哈菲兹·阿萨德执政时期，庞大的复兴党组织机构以及不断膨胀的共有部门和官僚情报机构在帮助稳定政治局势的同时，也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和社会负担。而在对外政策上，叙利亚与以色列长期处于战争对峙状态，并在两伊战争中支持伊朗，谋求在黎巴嫩的主导地位，致使叙利亚国防军费开支激增，同时也让叙利亚难以获得来自海湾国家的资金援助，财政赤字加剧，国内财政始终面临巨大压力。

巴沙尔政府执政后，叙利亚经济长期面临以下三个方面的挑战。

（2）根据教材内容和主题，结合有趣味的热点文化话题和学生较感兴趣的英美剧集，预设若干文化导入的主题和课堂活动，在不干扰语言教学推进的情况下合理导入文化教育，把语言基本功与文化知识的教授、训练有机地结合起来。

首先，如何完成由石油出口国向石油进口国的角色转换。传统上，石油产业是叙利亚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石油出口是叙利亚主要的外汇来源。2011年以前，叙利亚的石油出口创汇可达每年20亿美元，占其出口总额的60%，占叙利亚国内生产总值的20%。*《叙利亚石油市场现状》，http://sy.mofcom.gov.cn/aarticle/ztdy/200210/20021000045127.html。但是，随着叙利亚国内石油资源的枯竭和国际油价的持续走低，叙利亚石油产量日益下降，对国民经济也造成了巨大冲击。

 

表2 叙利亚石油产量(2005～2010年)

  

年份石油产量(万吨)200522302006229820072212200820292009199720101917

数据来源：《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每一年的数据统计，https://www.bp.com/zh_cn/china/reports-and-publications/bp_2016.html。

美国仍是叙利亚问题日内瓦和谈的重要一方，而且也积极关注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峰会的相关情况，并且与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和约旦等国一起帮助在叙利亚西部设立多个“冲突降级区”。美国在叙利亚的主要关切是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而随着“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在叙利亚式微，在2017年11月，美国与俄罗斯一起提出“政治解决”而不是“军事解决”叙利亚问题的主张，*Maxim A.Suchkov,“Putin,Trump Follow Winding Path to Latest Syria Agreement”https://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7/11/putin-trump-russia-path-syria-agreement.html.显示出在叙利亚问题上立场的变化，也为未来叙利亚政治和谈和政治重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再次，如何减少贫困，更加公允地分配社会财富，降低贫富差距。尽管叙利亚国内生产总值在2011年以前保持较快增长，但是2011年以前叙利亚民众仍然相对贫困。2007年叙利亚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人类发展指数是根据不同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人均收入、成人识字率和各级学校入学率等数据，制定的对各国的人类发展水平进行评估的参考指数。数据越高，代表该国经济潜力越大，人民生活状况越好。为0.724，*“Human Development Report,”http://hdrstats.undp.org/countries/country_fact_sheets/cty_fs_SYR.html.尽管相较于过去数十年已经实现较快增长(1975年为0.547，1986年为0.628，1995年为0.676)，但是仍落后于绝大多数中东国家，位列世界第111位。将近1/3的叙利亚人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及随后带来的伊拉克社会动荡，导致大批伊拉克难民涌入叙利亚，给叙利亚的社会经济带来巨大的负担。与此同时，叙利亚政治腐败形势仍然严峻。2011年以前叙利亚在国际腐败透明指数(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s 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的排名相对靠后，*比如2011年叙利亚位列国际腐败透明指数129位(总数183)，“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2011,”https://www.transparency.org/cpi2011/results.较严重的腐败情况以及国民的贫困现实，使得叙利亚在中东地区“经济自由度”(economic freedom)的排名也十分靠后，“立法机构和执法体系仍然不够完善，国内绝大部分经济领域仍然无法展开自由的市场竞争”。*“2010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Ten Economic Freedoms of Syria,”cited from Anna Borshchevskaya,“Sponsored Corruption and Neglected Reform in Syria,”Middle East Quarterly,Vol.17,No.1,Summer 2010,p.45～46.

二、叙利亚内战的政治经济影响

随着外部力量的介入，叙利亚沦为周边和域外国家“代理人战争”的战场。*Benedetta Berti and Yoel Guzansky,“Saudi Arabia’s Foreign Policy on Iran and the Proxy War in Syria:Towards a New Chapter? ”Israel Journal of Foreign Affairs,Vol.8,No.3,2014,p.25.伊朗在直接出兵力挺巴沙尔政府的同时，对叙利亚政府的影响也大幅上升。2012年宣布加入叙利亚反对派的叙利亚前总理利亚德·希贾布(Riad Hijab)曾认为：“叙利亚已经被伊朗占领。现在管理国家机构的不是巴沙尔·阿萨德，而是卡塞姆·苏莱曼尼(Qassem Sulaimani)。”*卡塞姆·苏莱曼尼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的指挥官。尽管这种说法有些夸张，但是伊朗对叙利亚情报机构和军事机构的影响相比2011年之前无疑大大增强。在外交上，伊朗已经成为叙利亚未来政治重建的重要一方，无论是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参与的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和谈进程，还是涉及联合国主持的日内瓦国际和平谈判，伊朗都对叙利亚未来政治重建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一)当前叙利亚局势的特点

经历多年内战，叙利亚政局呈现诸多新特点。第一，叙利亚内战各个武装和政治派别依据“教派”和“民族”界限划分为不同的政治和军事阵营。其中，“叙利亚自由军”(Free Syrian Army)等反对派成员很多曾是叙利亚军队的逊尼派士兵。以逊尼派极端分子为主的“征服阵线”(Jabhat Fateh al-Sham)*2016年年底更名之前，自称“支持阵线”(Jabhat al-Nusrah li Ahl al-Sham)，为“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分支机构。2016年年底宣布脱离“基地组织”。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为代表的宗教极端组织，往往针对其他教派进行迫害。库尔德人则组建了以“库尔德民主联盟党”(PYD)及其领导的“人民保卫军”(YPG)为核心的武装力量，在叙利亚北部哈塞克省和代尔祖尔省扩张的同时，还与叙利亚极端组织“抵抗阵线”和“伊斯兰国”组织作战。以“人民保卫军”为骨干的“叙利亚民主军”(Syrian Democratic Forces)也成为反抗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一些周边国家什叶派也纷纷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前往叙利亚支持叙利亚政府军，其中包括来自黎巴嫩的“真主党”、阿富汗什叶派武装人员组建的“法蒂玛旅”(Liwa Fatemiyoun)、伊拉克什叶派的“萨义德烈士营”(Kata’ib Sayyid al-Shuhada)和“圣者联盟”(Asa’ib Ahl al-Haq)等。

2011年叙利亚动荡爆发之后，沙特长期坚持巴沙尔必须下台的外交立场。一方面，沙特在外交上积极行动，通过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GCC)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政治平台，谴责叙利亚政府“残暴压迫人民”，要求叙利亚政府“停止屠杀民众”。*Adrian Blomfield,“Syria Unrest:Saudi Arabia Calls on ‘Killing Machine’ to Sto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middleeast/syria/8687912/Syria-unrest-Saudi-Arabia-calls-on-killing-machine-to-stop.html. 2011年11月，在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主导下，阿盟暂停叙利亚政府的阿盟成员国资格。2013年3月，沙特授予叙利亚反对派阿盟成员国资格，并关闭驻叙利亚大使馆，召回沙特驻叙利亚大使。*Yoel Goldman,“Saudi Arabia,Italy and Holland Close Embassies in Syria,”http://www.timesofisrael.com/saudi-arabi-italy-and-holland-close-embassies-in-syria/.另一方面，沙特还通过各种途径或明或暗地资助叙利亚境内的反政府武装。一些武装派别，比如活跃于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周边地区的“伊斯兰军”*“伊斯兰军”前身是“伊斯兰旅”(Liwa al Islam)，由沙特籍极端分子扎赫兰·阿鲁什(Zahran Alloush)建立，并且受到沙特的资金支持。就长期受到沙特的资金支持。沙特还积极游说美国增加对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的援助，帮助叙利亚反对派武装获得重型武器以对抗叙利亚政府军。2017年，随着叙利亚政府军战场优势日趋明显，沙特也开始参与叙利亚政治重建进程。2017年下半年以来，沙特逐渐改变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开始劝说在利雅得的叙利亚反对派“高级谈判委员会”(High Negotiation Committee)改变在巴沙尔必须下台问题上的立场，积极参加叙利亚和谈进程。

第三，叙利亚政府军牢牢掌控国内关键地区。拉塔基亚、塔尔图斯、霍姆斯、哈马、大马士革和南部的苏维达(Suwayda)等叙利亚西部沿海地区和重要城市如今仍牢牢由叙利亚政府军掌控。2012年到2015年年底，叙利亚政府军主动从叙利亚北部和东部撤离军队，收缩到叙利亚中西部地区以保卫关键城市。2016年以来，叙利亚政府军以控制的大马士革、塔尔图斯、拉塔基亚、哈马和霍姆斯为基地，不断向北部的阿勒颇、中部的帕尔米拉发动反攻，并先后收复了这些长期被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区域。叙利亚西部地区仍由叙利亚政府军牢牢掌控。但是应当指出，叙利亚政府军所控制地区除了大马士革和西部沿海地区之外，往往也有不少其他武装组织存在，后者或是协助叙利亚政府军作战的外国什叶派武装，或是当地部落民兵。因此，叙利亚政府在当地的军事和行政权力往往受到一定的制约甚至挑战，有学者将叙利亚的这种政治局面称为“黎巴嫩化”。*Gary C.Gambill,“‘ Lebanizaing’Syria,”http://thehill.com/blogs/congress-blog/foreign-policy/278190-lebanizing-syria.

第四，叙利亚内战“外溢”到邻国。许多叙利亚武装组织与周边和域外国家存在关联。一方面，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或多或少受到周边国家的支持。叙利亚最大的反政府政治派别“叙利亚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National Coalition for Syrian Revolution and Opposition Forces)，就获得西方和土耳其、沙特、卡塔尔、约旦、阿联酋等地区国家的大力支持，其中叙利亚北部伊德利卜省和南部德拉省的“叙利亚自由军”得到土耳其、美国和约旦的支持，北部伊德利卜省和霍姆斯省北部的“沙姆自由人伊斯兰阵线”(Harakat Ahrar al-Sham al-Islamiyya)得到土耳其和卡塔尔等国的支持，大马士革东部东古塔地区(Eastern Ghouta)的“伊斯兰军”(Jaysh al-Islam)得到沙特的支持。*关于土耳其在叙利亚战场的作用，参见Emel Parlar Dal,“Impact of the Transnationalization of the Syrian Civil War on Turkey:Conflict Spillover Cases of ISIS and PYD-YPG/PKK,”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29,Issue 4,2016,pp.1～25.另一方面，一些周边国家通过外交平台支持叙利亚政治反对派。比如土耳其和西方国家创立“叙利亚之友”(Friends of Syria Group)国际平台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最大的叙利亚政治反对派“叙利亚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2012年在多哈成立，而2011年10月4日、2012年2月4日、2012年7月29日、2014年5月22日美国等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试图推动谴责和制裁叙利亚政府的相关决议。

某署名“阏逢阉茂”者对女艺人醉疑仙情有独钟，连续在《嘉兴新报》上为她投诗五首，旋又邀人为她设宴，其间“觞于其室，赠韵传杯”，主客尽欢。阏逢阉茂乃借“余适薄醉”，向倾慕已久的醉氏一吐风流情怀，并以诗相赠：

(二)叙利亚经济重建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内战爆发之后，叙利亚社会发展陷入停滞，经济遭受毁灭性打击。一方面，受内战影响，叙利亚政府控制下的原油生产直线下降，产量从2010年的38.6万桶/日降到2014年的9000桶/日。叙利亚境内两大石油提炼基地霍姆斯和巴利亚斯(Banias)只能维持半数的提炼能力。*Jeanne Gobat and Kristina Kostial,“Syria’s Conflict Economy,”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wp/2016/wp16123.pdf,pp.10～16.另一方面，2011年以来受西方制裁的影响，叙利亚石油出口遭受重创，导致外汇储备降低，出口需求疲软。受内战和欧盟国家制裁的影响，2011～2014年，叙利亚政府的石油出口收益从47亿美元骤降至2.2亿美元。*“Syria :Reconstruction for Peace,”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777291467993169903/Syria-reconstruction-for-peace.

大数据和智慧城市不再是初步的构想，目前，国际上许多发达国家早已将其应用于城乡规划建设中，并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例如，在阿姆斯特丹地区，智能城市系统和公共照明设施实现了无缝连接，夜晚时，照明传感器会自动感知到光度变化，随后开启照明模式；芝加哥地区则是广泛构建了GPS传感器网络，实现了城市街区的数字化规划；纽约地区在地下水道系统中安装了传感器，极大地增强了城市污水排放和雨水径流水平的检测能力。另外，据证实，法国尼斯智能城市试点项目完全以IP技术为架构，基于经济模式，并利用物联网技术规划未来城市和社会整体效益，形势大好。

此外，叙利亚电力供应短缺，生产缺少保障。2013年，将近30%的电力输电设备毁坏。叙利亚农业也因为战争遭受重创，种子、化肥和饲料生产难以为继，导致农产品价格攀升。阿勒颇和拉卡两大叙利亚农业区长期处于反政府武装控制下，导致农产品无法运送到叙利亚政府控制区。这进一步推高叙利亚政府控制区的农产品价格，进而导致物价攀升。

 

表3 内战前后叙利亚主要经济指数

  

较上一年度升降经济指标20072008200920112012201320142015国内生产总值+4%+6%+3%-6%-21%-17%-17%-15%石油产业00+3%-10%-29%-14%-23%-70%非石油产业+5%+7%+3%-5%-20%-18%-16%-9%CPI增长+15%+3%+4%+5%+37%+90%+29%+26%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orld Bank),http://pubdocs.worldbank.org/en/230181460208812912/Syria-MEM.pdf；Mundi Index,https://www.indexmundi.com/syria/gdp_(purchasing_power_parity).html；Trading Economics,https://tradingeconomics.com/syria/gdp-growth-annual。

叙利亚内战削弱了叙利亚发展经济的基础。有统计显示，截至2014年年底，战火给叙利亚国内基础设施造成的直接损失高达750亿美元，在阿勒颇、德拉、哈马、霍姆斯、伊德利卜和拉塔基亚等内战的核心地区，直接损失高达400亿美元。*“Syria’s Economic Outlook,”http://pubdocs.worldbank.org/en/230181460208812912/Syria-MEM.pdf.战争进一步加大了叙利亚政府的财政压力。2016年，叙利亚政府财政赤字高达21亿美元，财政赤字总量占叙利亚国内生产总值的8.8%，而公共赤字则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7.5%，通货膨胀率较2015年上涨47.6%，出口总额约23亿美元，而进口总额则高达近60亿美元。*“Syria Economy 2017,”https://www.theodora.com/wfbcurrent/syria/syria_economy.html.

内战造成的经济困难最终转嫁到叙利亚广大民众身上。首先，叙利亚国内物价不断攀升，民众生活日益穷困。2017年约50%的叙利亚人处于失业状态，贫困人口攀升至占总人口80%，60%以上的民众生活“极端贫困”，阿勒颇和德拉等省的贫困人口比例高达90%以上。*“Syria Economy 2017,”https://www.theodora.com/wfbcurrent/syria/syria_economy.html.受到战争和家庭贫困的影响，叙利亚未成年人失学率高达50%以上，很多孩子不得不辍学找工作以贴补家用。*Jeanne Gobat and Kristina Kostial,“Syria’s Conflict Economy,”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wp/2016/wp16123.pdf,p.7.

其次，战火催生了叙利亚难民问题。内战前，叙利亚约有2450万人口。内战爆发后，超过600万人(约占战前总人口1/4)被迫逃离家园，成为难民。其中，既包括近200万人在叙利亚流离失所，也包括460万叙利亚人逃往境外避难。难民危机严重波及叙利亚周边国家和欧洲地区。内战也让原本就十分突出的叙利亚社会经济问题变得更加严峻。

再次，多年的战争使叙利亚面临更加严峻的财政状况。一方面，叙利亚对外贸易长期入超，贸易赤字难以平衡。长期的内战严重削弱了叙利亚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国内需求则随着战争的继续而有增无减，贸易赤字进一步拉大。2016年，贸易赤字高达36亿美元(其中出口23亿美元，进口59亿美元)。*“Syria’s Economic Outlook,”http://pubdocs.worldbank.org/en/230181460208812912/Syria-MEM.pdf.另一方面，叙利亚对国外援助具有严重依赖性。20世纪70年代，叙利亚处于阿拉伯世界对抗以色列的前线，因此能够获得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援助和石油援助，通货膨胀率也能够控制在相对合理的水平。20世纪80年代叙利亚与伊朗走近，来自海湾国家的援助随之减少，国内经济形势陷入困境。2011年以后，随着海湾国家与叙利亚政府关系决裂，以及西方世界对叙利亚发起的经济制裁，叙利亚获得外部经济援助逐渐减少，政府财政压力也日益增大。

Research on land transportation network space-time pattern in Anhui Province

三、叙利亚对外关系变化

叙利亚曾是中东地区的强国。20世纪70年代阿萨德家族执政以来，叙利亚在巴以问题、黎巴嫩问题乃至伊拉克问题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战争导致叙利亚国内政治分裂和经济困境，使得叙利亚成为外部势力竞相渗透和竞争的角力场。在2011年之后，中东强国和域外大国逐渐在叙利亚问题上形成以伊朗—俄罗斯—叙利亚政府为一方，与以美国—沙特—土耳其—叙利亚反对派武装为另一方的对峙局面。而在不同的阵营内部，同样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关系。各方在“巴沙尔·阿萨德下台”、“叙利亚未来权力架构”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分歧。

(一)叙利亚与伊朗关系

1979年之后，叙利亚与伊朗长期保持紧密的关系。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后，伊朗逐渐加大对叙利亚政府的支持力度。其原因在于：一方面，伊朗担心内战会使得叙利亚变成海湾国家主导的逊尼派国家，在地缘政治上对伊朗产生不利影响；*Karim Sadjadpour,“Iran:Syria’s Lone Regional Ally,”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4/06/09/syria-s-lone-regional-ally-iran.另一方面，伊朗担心如果不介入叙利亚内战来帮助巴沙尔政府，将会极大地损耗伊朗自身的外交公信力。*Jubin M.Goodarzi,“Syria and Iran:Alliance Cooperation in a Changing Regional Environment,”Ortadogu Etutleri,Vol.4,No.2,January 2013,p.42.一方面，在外交上伊朗视叙利亚巴沙尔政府为叙利亚唯一合法政府，抨击叙利亚动荡是西方世界搞的“阴谋”；*Ruth Sherlock,“Iran Boosts Support to Syria,”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middleeast/iran/10654144/Iran-boosts-support-to-Syria.html.另一方面，伊朗从2012年开始派遣军事人员进驻叙利亚，并且鼓励黎巴嫩“真主党”武装进入叙利亚，帮助叙利亚政府与叙利亚反对派武装作战。*比如在2012年年初，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领导人伊斯玛仪·贾阿尼(Ismail Gha’ani)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承认已经有伊朗武装人员进驻叙利亚。Saeed Kamali Dehghan,“Syrian Army Being Aided by Iranian Forces,”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2/may/28/syria-army-iran-forces.2013年以后，内战的持续凸显叙利亚政府军后备兵力不足，伊朗开始鼓励“真主党旅”(Kata’ib Hezbollah)和“义士联盟”(Asa’ib Ahl al-Haq)等伊拉克什叶派武装以及阿富汗什叶派武装“法蒂玛旅”进驻叙利亚。*关于阿富汗什叶派武装进驻叙利亚，参见Hashmatallah Moslih,“Iran’s Foreign Legion Leans on Afghan Shia in Syria War,”http://www.aljazeera.com/news/2016/01/iran-foreign-legion-leans-afghan-shia-syria-war-160122130355206.html; 关于伊拉克什叶派武装进驻叙利亚，参见Will Fulton,Joseph Holliday and Sam Wyer,“Iranian Strategy in Syria,”http://www.understandingwar.org/sites/default/files/IranianStrategyinSyria-1MAY.pdf。在叙利亚内战中，伊朗的武器和后勤支持是叙利亚政府军得以维系的关键因素。伊朗也积极开辟运输渠道，除了传统的通过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的陆路通道之外，还开辟了连接黎巴嫩到叙利亚的运输通道，*“Weapons Being Smuggled Both Ways between Lebanon and Syria:U.N.Envoy,”https://english.alarabiya.net/articles/2012/05/09/212988.html.来帮助叙利亚政府军获得外部援助。此外，伊朗还大力向叙利亚提供经济援助。有学者估计，2014年，伊朗每月向叙利亚政府提供7亿美元的经济、军事和其他援助，帮助叙利亚政府挺过国际和地区国家的经济封锁和制裁。*Karim Sadjadpour,“Iran:Syria’s Lone Regional Ally,”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4/06/09/syria-s-lone-regional-ally-iran.

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冲击了原有的叙利亚军政合一的威权政治体制。在政治上，叙利亚由过去的“中央集权”状态演变为多个政治军事力量割据的状态；在经济上，叙利亚经济基础遭受重大打击，进而产生难民问题；在外交上，叙利亚成为俄罗斯、美国、伊朗、沙特和土耳其等国竞相角逐的博弈场。

(二)叙利亚与美国关系

2010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任命了新任驻叙利亚大使，美国与叙利亚关系在2005年哈里里遇害案后似乎出现回暖迹象。但是，随着2011年叙利亚政局的动荡，美国与叙利亚关系再次出现危机。奥巴马在2011年8月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巴沙尔必须下台的政治主张，*Joshua Hersh,“Obama:Syrian President Assad Must Step Down,”https://www.huffingtonpost.com/2011/08/18/obama-assad_n_930229.html.同时撤回美国驻叙利亚大使，并且试图在联合国安理会层面通过决议，谴责叙利亚巴沙尔政府，对其实施制裁。然而，制裁决议多次遭到俄罗斯和中国的反对。美国还积极组织和参与“叙利亚之友”国际会议，支持“叙利亚全国联盟”(Syrian National Coalition)和其他叙利亚反对派政治团体。

40年来，中国水运从落后到领跑，船舶制造从一穷二白到数一数二，港口发展从老弱小到高精尖，海工制造名扬海内外……

但与此同时，美国对直接或间接的军事介入叙利亚内战十分谨慎。一方面，尽管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援助叙利亚境内反政府武装，支持“温和反对派”，*关于美国援助叙利亚反对派，参见《王晋：被特朗普叫停的CIA秘密行动是什么》，http://www.guancha.cn/WangJin/2017_08_09_422018_s.shtml。但是美国的援助大都不包含重型武器。美国担心如果提供重型武器，将很可能会在叙利亚问题上恶化与俄罗斯的关系。同时，如果这些重型武器流入极端分子手中，那么可能会威胁到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地区盟友。另一方面，美国十分警惕直接介入叙利亚的军事冲突之中。2013年8月，叙利亚化学武器危机爆发之后，尽管包括沙特、土耳其和叙利亚反对派都呼吁美国直接出兵打击叙利亚巴沙尔政府，但是奥巴马政府最终选择保持克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化学武器危机。2017年4月，叙利亚化学武器风波再次爆发，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美军对叙利亚霍姆斯周边的一处政府军空军基地进行空袭。但是空袭规模有限，而且提前“通知”俄罗斯在当地的驻军，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其次，如何由过去的“计划经济”向以市场为主导的“自由经济”转变，促进经济发展。2000年巴沙尔·阿萨德上台执政以来，叙利亚进行了一系列社会和经济改革，提出建立“社会市场经济”，即在保留国有企业的前提下鼓励社会资本和民间资本发展。这些举措曾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叙利亚经济发展。叙利亚的零售业有所发展，出口也有所增加。但是，这些经济红利却被少数特权阶层所享有。叙利亚国内经济发展效率仍然偏低。2005年叙利亚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全要素生产率是各种要素投入水平既定的条件下所达到的额外生产效率，全要素生产率越高，意味着经济发展的潜力越大，其经济结构更加合理。不仅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而且与埃及等中东国家也存在不小的差距。2000年后叙利亚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带来房地产和金融业发展的同时，制造业和其他劳动密集型行业并没有获得太大的发展，导致物价攀升，失业率居高不下，民众生活幸福感降低。*关于巴沙尔主导下的叙利亚经济改革，参见王新刚：《现代叙利亚国家与政治》，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10～416页；Anna Borshchevskaya,“Sponsored Corruption and Neglected Reform in Syria,”Middle East Quarterly,Summer 2010,pp.41～50.

“大夫说你身体虚弱，要好好调理。”他扶起我，双目相交，他眼中依然是一片不见底的漩涡，让我不由自主地沉溺。

(三)叙利亚与俄罗斯关系

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后，俄罗斯力挺叙利亚政府。俄罗斯认为，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存在对于遏制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地区扩张有着重要的意义。普京就指出：“叙利亚政府的崩溃，将会极大地刺激恐怖分子。当前我们需要支持叙利亚政府，而不是进一步损害它。我们需要在战争中加强叙利亚政府的国家能力。”*Angela Stent,“Putin’s Power Play in Syria:How to Respond to Russia’s Intervention,”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2016,p.109.俄罗斯进一步认为，正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作所为以及2011年爆发的“阿拉伯动荡”，才使得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接近俄罗斯的中亚地区发展壮大，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因此，俄罗斯国内学者提出，俄罗斯“不能放弃叙利亚”，因为美国正在与极端组织一起“将要摧毁世俗的叙利亚国家”。*Philipp Gasula,“The Syrian Conflict through Russian Eyes Revisited,”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No.175,November 2015,p.8.俄罗斯认为需要力挺世俗的叙利亚政府，遏制伊斯兰极端主义在叙利亚做大做强，以保证自身的国家安全。

除了安全方面的考虑，俄罗斯还需要通过力挺叙利亚政府来保证其在地中海的军事存在，恢复俄罗斯在整个中东的影响力。俄罗斯认为，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肆意干涉导致严重的后果，美国的干涉“并未带来民主和进步，反而带来暴力、贫困和社会混乱”，同时认为“我们彼此并不相同，世界也并不存在单一的发展模式……我们应当尊重彼此”。*“Statement by H.E.Mr.Vladimir V.Putin,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at the 70th Session of the UN General Assembly,”https://gadebate.un.org/sites/default/files/gastatements/70/70_RU_EN.pdf.俄罗斯认为，如果巴沙尔政府倒台，俄罗斯将很可能失去在地中海的塔尔图斯港，而且叙利亚还是俄罗斯的重要贸易伙伴，也是俄罗斯的第三大武器出口国。俄罗斯维持与叙利亚的关系，也有利于俄罗斯遏制美国和西方盟国在乌克兰危机之后谋划针对其构筑的“封锁圈”。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俄罗斯帮助叙利亚政府及其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是权力平衡的重要手段——将会凸显伊朗的优势，削弱土耳其和沙特的影响——并促成俄罗斯的崛起”。*Pavel K.Baev,“Unfriended:How Russia’s Syria Quagmire Is Costing It Middle East Allies,”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6/01/07/unfriended-how-russias-syria-quagmire-is-costing-it-middle-eastern-allies/.

步骤3：计算各洪水场次的评价指标：纳什效率系数(NSE)、洪峰误差百分比以及洪峰出现的时差，如果符合精度要求则结束，如果不符合要求则根据原始值与预测值得到新的误差序列再一次建立ARIMA模型来对误差进行修正；

为了力挺叙利亚政府，一方面在外交平台上，俄罗斯积极召开关于叙利亚和平的国际会议，保持与美国、沙特、伊朗、土耳其、埃及、卡塔尔和约旦等相关当事国的沟通，提出通过政治而不是军事途径解决叙利亚问题。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多次否决制裁叙利亚的提案，*《王晋：中国的四次否决票，也许救了叙利亚》，http://www.guancha.cn/WangJin/2015_10_17_337864.shtml。从而保证叙利亚政府免遭国际严厉制裁。另一方面，俄罗斯在必要时决心通过军事手段维护叙利亚政府的存在。比如，俄罗斯在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后即派部队进驻地中海的塔尔图斯港，同时向叙利亚政府提供军事援助。2015年9月，俄罗斯直接介入叙利亚冲突，叙利亚局势发生扭转，叙利亚政府军在阿勒颇战场逐渐处于优势，叙利亚政权的生存得到来自俄罗斯的军事支持和政治保证。此外，俄罗斯还积极搭建讨论叙利亚问题的国际平台，与伊朗和土耳其一起召开阿斯塔纳叙利亚问题国际会议，成功推动在叙利亚境内建立4个“冲突降级区”；劝说沙特和卡塔尔放弃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支持；说服叙利亚反对派组建代表团，与叙利亚政府展开政治重建谈判，协调各方立场。俄罗斯也因此成为未来叙利亚问题解决最为重要的关键一方。*Zvi Magen,Udi Dekel and Sima Shine,“Russia in Syria:Between Iran and Israel,”http://www.inss.org.il/publication/iran-israel-russia-syria/.

(四)叙利亚与土耳其和沙特的关系

在秧苗返青时逐步加水，扩大鳜鱼的活动范围。在9月底水稻即将成熟时再逐步排水，鳜鱼及饵料鱼(白鲢、鳙鱼、草鱼、鲫鱼等)会随着水位的逐渐降低而游回环沟。

第二，叙利亚国内各种反政府武装派别缺乏统一领导，内部关系复杂。在叙利亚战场上，叙利亚反对派武装被分割为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叙利亚自由军”—“征服阵线”控制区、叙利亚北部尤其是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控制区，以及叙利亚南部德拉省—库奈特拉省的“叙利亚自由军”—“伊斯兰军”(Jaisy al-Islam)控制区。“叙利亚自由军”、“征服阵线”、“伊斯兰军”和“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关系复杂，比如“征服阵线”和“叙利亚自由军”受到土耳其和约旦的支持，而“伊斯兰军”则受到沙特等国的支持。由于沙特与土耳其双边关系不佳，“叙利亚自由军”和“征服阵线”与“伊斯兰军”之间也彼此敌对。而土耳其则将“库尔德民主联盟党”视为“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的分支，“叙利亚自由军”和“征服阵线”也因此与“库尔德民主联盟党”水火不容。

［2］King LA，Downey GO，Potish RA，et al.Treatment of advanced epithelial ovarian carcinoma in Pregnancy with cisplatin-based chemotherapy.Gynecol Oncol，1991，41:78-80.

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前，土耳其政府秉持“零问题”的外交原则，与叙利亚之间关系有所升温。但在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后，土耳其与叙利亚双边关系逐渐恶化。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与叙利亚“穆兄会”关系密切，同情叙利亚政治反对派。在叙利亚国内政治冲突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土耳其与叙利亚政府关系逐渐急剧恶化。叙利亚动荡之初，土耳其政府曾经号召叙利亚政府实施政治改革，与包括叙利亚“穆兄会”在内的叙利亚反对派分享权力，但这一建议并没有被叙利亚政府所接受。

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后，土耳其成为叙利亚反对派重要的“大本营”。在土耳其的帮助下，叙利亚反对派政治团体“叙利亚全国委员会”(Syrian National Council)在土耳其成立。2012年4月，第二届“叙利亚之友”国际会议在土耳其召开，土耳其协调叙利亚反对派立场，争取来自国际社会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支持。此外，土耳其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在土叙边境地区建立反政府武装“叙利亚自由军”，并且为“叙利亚自由军”和其他反对派武装提供庇护。2015年，俄罗斯直接介入叙利亚内战，土耳其也因俄罗斯打击叙利亚北部伊德利卜省叙利亚土库曼族反政府武装而击落俄罗斯战机，一度造成土耳其与俄罗斯关系紧张。*《王晋：土耳其想告诉俄罗斯，别忘了我！》，http://www.guancha.cn/WangJin/2015_11_25_342500.shtml。

作为介入叙利亚内战的重要中东国家，沙特和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有着自己独特的立场。沙特与叙利亚关系长期不和，首先，在历史上叙利亚长期是伊朗的盟友，而伊朗则被沙特视为地缘政治的竞争对手，因此沙特与叙利亚之间关系也长期紧张。其次，沙特对叙利亚巴沙尔家族及其所属的阿拉维派并不信任，认为叙利亚政府长期压制国内的逊尼派穆斯林。再次，叙利亚复兴党长期推动的“世俗化”政策，对沙特的瓦哈比思想也是巨大的意识形态威胁。*Benedetta Berti and Yoel Guzansky,“Saudi Arabia’s Foreign Policy on Iran and the Proxy War in Syria:Toward a New Chapter?”Israel Journal of Foreign Affairs,Vol.8,No.3,2014,pp.25～27.

2015年年末，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逐渐发生变化。一方面，叙利亚北部库尔德人武装力量“库尔德民主联盟党”逐渐发展壮大。土耳其认为，“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及其领导的“人民保卫军”与土耳其国内的 “库尔德工人党”(PKK)关系密切，被认为是“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的分支机构。随着“人民保卫军”在叙利亚北部代尔祖尔省、哈塞克省和拉卡省不断扩张，土耳其决定发动军事行动，在叙利亚北部遏制库尔德人的势力。土耳其政府及其支持的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先后在2016年和2018年年初发动了代号为“幼发拉底河之盾”和“橄榄枝”的军事行动，旨在清除叙利亚北部幼发拉底河以西地区的库尔德人势力。另一方面，2016年7月爆发的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导致土耳其与西方关系恶化，促使土耳其与俄罗斯关系趋近。*王晋：《土耳其政变总统和精神领袖的对决》，《联合早报》2016年7月21日，第A14版。土耳其与俄罗斯和伊朗共同主导阿斯塔纳叙利亚问题和谈进程，并且共同在叙利亚建立4个“冲突降级区”，帮助稳定叙利亚国内的战场局势，为促进叙利亚政治和解进程提供良好的基础。

四、结 语

2011年叙利亚内战的爆发，美国、沙特和土耳其等外部力量的干预固然是重要原因，但叙利亚国内政治和经济积弊以及巴沙尔政府举措失当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叙利亚内战改变了叙利亚政治旧有的格局，也预示着叙利亚政局未来的发展方向。

首先，叙利亚原有的军政合一的“中央集权”政府难以为继。在现实情况下叙利亚政治重建进程需要通过民主和协商的方式予以推动，一个“民主分权”的中央政府和“联邦自治”的地方政府可能是未来叙利亚国家构建的主要模式。作为军政合一政治体制的基础，叙利亚军事和强力部门在经历了多年的内战之后原有的组织架构受到削弱，人员损失严重，已经无力维持在叙利亚全境的情报和安全网络。在一些控制区，如南部的德拉省和北部的阿勒颇省，当地的叙利亚政府往往需要与控制区内的地方部落武装和其他反对派武装“共同治理”，而叙利亚北部的哈塞克省、代尔祖尔省和伊德利卜省等地则被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所占据。

其次，“马赛克”式的族群和教派结构将成为未来叙利亚政治生态的基本形式。多年的叙利亚内战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叙利亚国内政治力量根据宗教和族群裂隙划分阵营，而具体到各个不同的阵营内部，往往存在不可计数的复杂分支，涉及不同的家族、部落、地域和政治因素。从目前来看，在叙利亚国内没有一股力量能够单独统一叙利亚，各种不同政治力量背后具有不同地区和域外大国的支持。如果未来的叙利亚不能成立一个联合政府，则很可能在地域上被分割为不同的地方权力实体。这种“碎化”的政治生态形式将极大地决定未来叙利亚的政治构建，也意味着叙利亚必须通过政治变革，以更加宽容和包容的政治格局来解决“碎化”现实所带来的政治难题。

再次，外部力量在未来叙利亚政治生活中将发挥重要的影响。在过去的数十年中，阿萨德家族领导的复兴党政府在保证国内政治稳定的同时，也使叙利亚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重要“操盘手”。但是，随着叙利亚内战的爆发，叙利亚国力衰微，外部势力竞相介入叙利亚内战，无论是叙利亚政府还是原本就孱弱且依赖外国的叙利亚反对派，都再也无力单独决定叙利亚政治局势的走向。比如叙利亚政府的安全和军事机构也受到伊朗和俄罗斯的重要影响，重大的政策制定往往需要听取来自伊朗和俄罗斯的“建议”。*Hugh Naylor,“Russia,Iran Competing Influence in Syria,”http://gulfnews.com/news/mena/lebanon/russia-iran-competing-for-influence-in-syria-1.1827892.未来如何协调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以及与相关国家尤其是俄罗斯和伊朗的关系，将继续考验叙利亚领导人的政治智慧。

在未来的叙利亚政治重建中，各个国家有着自己不同的政治关切。美国和俄罗斯主要关注打击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同时希望叙利亚能够尽早实现政治重建，只不过俄罗斯希望未来的叙利亚政治重建进程能够以巴沙尔政府为主，同时吸收叙利亚反对派组建多元的政治体制，而美国则仍然主张巴沙尔必须下台，要求叙利亚政府让渡更多的政治权力。伊朗关注的是巴沙尔政府的安危，极力帮助叙利亚政府扩展控制区，以串联中东地区各个什叶派政治和军事力量。土耳其关注叙利亚北部土库曼族在未来叙利亚政治中的地位，并希望遏制叙利亚北部库尔德人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沙特则希望帮助叙利亚逊尼派政治和军事反对派获得更大权力，遏制伊朗在叙利亚境内的影响。*王新刚、王晋：《新一轮和谈破裂，叙利亚问题不好解决》，《新京报》2017年12月18日，A04页。在叙利亚问题和谈进程中，无论是联合国主导下的叙利亚问题日内瓦和谈，抑或是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共同参与的阿斯塔纳和谈进程，还是俄罗斯主持的叙利亚问题索契峰会，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主导未来叙利亚政治重建进程。无论未来叙利亚政治重建如何推动，外部势力对叙利亚的影响将是长期和复杂的，尤其是涉及以伊朗—沙特地区竞争为代表的“什叶派—逊尼派”教派因素，以及俄罗斯—美国全球博弈的大背景，未来叙利亚的政治重建必然会成为外部势力的重要博弈场。

最后，未来叙利亚政治重建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支持。连绵的战火使得叙利亚经济陷入瘫痪，财政赤字增加，政府收入减少，通货膨胀严重，货币急剧贬值，石油产量大幅降低。一些经济专家估计，战争导致叙利亚经济倒退至少30年。有观点认为，叙利亚重建至少需要7000亿美元的资金。*《叙利亚伤痛五年 经济至少倒退30年》，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3/21/c_128816505.htm。这意味着叙利亚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长期和稳定的国际援助，而且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同时也意味着叙利亚国内重建更需要耐心和协调。与此同时，尽管随着4个“冲突降级区”的设立以及叙利亚政治和解的展开，叙利亚国内重建似乎已提上议程，但是叙利亚难民问题的解决仍然充满荆棘。一方面，叙利亚国内形势依旧动荡，叙利亚国内如首都大马士革东部的东古塔地区的平民仍持续外流；另一方面，流散在欧洲和中东国家的叙利亚难民绝大部分没有返回叙利亚的意愿，从而造成所在国的政治和社会负担。如何解决叙利亚难民问题，帮助叙利亚开展战后重建，同样考验着国际社会的智慧。

政府对“非遗”项目的扶持主要体现为资金的投入和政策的倾斜。“非遗”传承保护的责任主体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财政扶持是首要的。江苏省政府要加大扶持力度，增加财政资金投入，保障“非遗”的基本存续条件。此外，地方政府要出台相关金融政策，争取社会金融机构投入资金，汇聚社会资源，构建“非遗”投入的金融融通机制。

张同波：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必须拥有关键的核心技术，并不断地打造新的核心技术，始终保持领先一步的态势。为实现技术创新从一次创新向持续创新转变，单一产品创新向系列产品创新转变，个人创新向集体创新转变。新兴铸管着眼于建立自己的技术开发体系,坚持走“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之路,借助国内专家力量,共同攻克技术难关；建立以公司技术中心和研究院为主的技术开发、产品开发组织体系,保证产品结构调整的顺利进行。

叙利亚的战后重建面临着政治、经济和外交挑战。叙利亚政治重建的主要难题在于采取何种政治形态，是继续保持军政合一的威权体制，还是转变为适应当前客观政治形势的“民主政治”、“地方自治”甚至“联邦政治”？叙利亚面临的外交挑战主要是如何协调相关地区和域外大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而经济难题则在于如何获得国际社会的重建援助。这三个方面的挑战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

在中等房价区域，土地价格每增加1%，房价将随之上涨0.15%；反之，房价每增加1%，地价将随之上涨0.23%，且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同时，房价每上涨1%，又会引起物价增加0.04%，但并不显著。由此可知，中等房价区域的土地价格每增加1%，通过房价的上涨传导机制，可以导致该区域物价水平上涨0.006%。

首先，政治重建首要难题是明确未来政治架构原则。尽管叙利亚问题有关各方都接受叙利亚领土主权统一的前提，但是究竟采取何种形式建立未来的叙利亚政府，仍然存在着诸多方案。究竟是恢复传统威权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还是采取邦联或联邦制，叙利亚问题有关各方仍然缺少共识。在未来的叙利亚国家中，是继续坚持“阿拉伯民族主义”主导的意识形态，还是强调各民族平等的新社会政治理念，也仍然是有关各方讨论的焦点议题之一。叙利亚未来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取决于国内各种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复杂博弈，也取决于域外大国的相互角力，形势仍然不明朗。

其次，叙利亚的对外关系既受到国内政治和解进程的影响，也受到经济发展方面的制约。未来叙利亚政治构建如何安排，复兴党与各种叙利亚反对派政治力量之间如何协调和分配权力关系，尤其是一些少数族群如土库曼人、库尔德人与叙利亚阿拉伯人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将影响叙利亚与周边国家和域外大国的关系，进而影响叙利亚政治重建进程。而叙利亚经济重建是否顺利进行，尤其是国际社会具体国家援助和投资的多寡，将影响相关国家对叙利亚外交政策的优先排序，也决定相关国家对叙利亚国内影响的重要程度。

济南市历城区人大常委会将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作为今年工作的重要抓手，作为依法履行职责、回应群众期盼的一项重要内容，集中力量办好事。截至9月底，区十八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代表所提78件建议和闭会期间代表所提5件建议均按时办结并答复代表，一份沉甸甸的“民生答卷”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了幸福。

再次，叙利亚经济重建受到来自国内政治重建和外交关系的影响。截至2017年4月，内战已经造成叙利亚约3500亿美元的损失，该数值是2010年叙利亚国内生产总值的5倍。*“Syria Reconstruction and the Illusion of Leverage,”http://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syriasource/syria-reconstruction-and-the-illusion-of-leverage.叙利亚经济重建中基础设施建设至少需要226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War Has Cost $226 Billion to Syria Economy:World Bank,”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defence/war-has-cost-226-billion-to-syria-economy-world-bank/articleshow/59532701.cms.根据联合国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ESCWA)在2016年的估计，加上其他领域的资金需求，叙利亚政府可能面临300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Syria at War:Five Years on,”https://www.unescwa.org/publications/syria-war-five-years.一方面，叙利亚政府无力负担巨额的资金压力。内战极大地削弱了叙利亚国内生产能力，其财政严重依赖外部援助。2011～2016年，伊朗被普遍视为叙利亚财政唯一的外部支持者，*“Iran’s Syrian Front,”https://www.wsj.com/articles/irans-syrian-front-1519259074.而来自伊朗的经济援助则难以满足叙利亚经济重建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西方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对叙利亚政府的不信任态度必然会影响这些国家参与叙利亚战后经济重建的积极性，因此包括俄罗斯、伊朗、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东方国家”将很可能成为叙利亚政府寻求战后经济重建的潜在伙伴。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有义务在叙利亚问题上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叙利亚的政治和解进程和经济社会重建也需要中国的参与和帮助。但是，叙利亚国内当前的安全状况仍然很脆弱，适合大规模投资的领域如石油资源，大多不在叙利亚政府控制区内；土地经营权、开发区等领域仅仅适合设置在叙利亚西部地区和首都大马士革城区内，且容易受到不稳定的社会治安状况的困扰，而基础设施的建设则面临着高安全风险和叙利亚政府缺少资金的尴尬局面。面对叙利亚当前的形势尤其是各种反对派力量的武装割据，贸然地、大规模地介入叙利亚经济社会重建，以政治任务代替经济效益很可能不是一个明智之举。*《王晋：参与叙利亚重建前，有必要了解下当地的经济社会现实》，http://www.guancha.cn/WangJin/2017_07_19_418900.shtml。中国参与叙利亚政治和解进程和经济社会重建仍然要坚持发挥建设性而非主导性作用，与国际社会一起共同帮助饱受战火之苦的叙利亚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