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话语”研究史上，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创造性地使用了“话语”这一术语并赋予它特殊的思想内涵。根据福柯《知识考古学》一书的阐述，话语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语言或言语，而是超越了语言、言语，“被某种制度所支撑组织起来的陈述群”① （法）米歇尔·福柯著，《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6页。，即由某个权威主体发出的、蕴含着权力关系、被贴上真理标签的“陈述”。在福柯看来，话语“不是自然而就，而始终是某种建构的结果”。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启发并影响了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家，他们借用话语理论研究殖民主义文本，指出其中隐含的权力关系，揭示了西方宗主国对边缘文化的控制。

虽然所处时代以及面临的现实环境有所不同，但是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对于中国的国际传播话语建设同样具有深刻启示。

一、中国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

福柯认为，话语从根本上是一种聚合、建构的过程，具有系统性、历史性与连续性。中国目前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正是这一系统性、历史性、连续性建构的结果。

从历史上看，早期殖民扩张的过程就是西方国家本着“先到先得”的强人法则在世界范围内攫取包括信息传播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的过程。而在这方面，“二战”后才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劣势。长此以往，国际传播领域中的信息流动便呈现出由中心向边缘扩散、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散的特点。先发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后来居上的美国，利用其语言、渠道、技术手段等方面的优势，通过他国媒体对其信息、信号的二次传播、多次传播，将本国的新闻产品连同价值理念传遍全球，影响、制约着世界范围内的广大受众对于某个问题、某一事件甚至某个国家的看法。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判断与评价，就是在这种历史性的建构中被格式化的。长期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于国际信息流动的不平衡状态表示强烈不满，提出建立世界新闻新秩序的口号。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提高国际传播能力方面加大了建设力度。但从整体上看，国际传播领域“西强我弱”的状态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镁是生物体内四大阳离子之一，其含量仅次于钙、钠、钾，在细胞内仅次于钾，居第二位。镁是细胞新陈代谢过程中各种酶系统的重要活化剂，为300多种酶反应的金属辅离子，同时也是其它一些离子进入细胞内的调节物。镁对心脏具有重要生理作用，它可激活心脏细胞膜的Na+-k+-ATP酶和心肌腺苷酸环化酶，并激活线粒体氧化磷酸化反应，降低细胞膜的通透性，兴奋钾、钠泵，促进钾内流，同时降低心肌的应激性和传导性，抑制异位激动。

从政治建构的角度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眼中的中国形象及中国话语是福柯所说的“话语权力”的直接体现；进一步说，是东方主义视角下“看”与“被看”、“凝视”与“被凝视”的不平等关系的产物。

流坑村西南方向区域，古建筑较稀少，建议政府出台更多优惠政策，鼓励居民搬离古建筑区，整体迁入新居住区，将古建筑区集中进行围栏式保护。流坑古建筑群是由重要建筑和周边的非重点建筑组成的整体，都是古村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在不改变原有结构前提下应对流坑古村实行整体性保护，并突出重点，对重点建筑集中区开设参观路线，适当进行功能置换，如改造成历史博物馆，对外展示古村的历史文化资源。

因此，中国国际传播话语建设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突破西方话语体系的藩篱与障碍，在世界发展新态势和多样性的发展格局中掌握话语权，打造基于共同价值观的话语优势，而这个价值观，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以“美国优先”取代了奥巴马的“价值观战略”，但这并不影响美国精英阶层对于中国既有的认知与判断，有关中国的话语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于中国而言，未来国际话语的较量主要是价值观的较量，中美（中西）话语权之争也主要是价值观之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人类文明走向的基本判断和总体认识，它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与共同追求，符合《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成员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原则。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一种理念、目标与愿景，更是一种价值观——人类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在当今世界面临深刻的变革与调整，各种挑战、风险日益增多的情况下，这一价值观意义尤显重大。

国外农业支持与保护政策表现出更加多元化的发展形式，不仅对农业给予直接的经济补贴，还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技术培训、农业风险管控等方面都有较大的投入。因此，中国在农业支持与保护政策的制定上还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体系，如加强农业先进技术宣传、加强农业基础设施的支持投入、在农业信贷上给予更多优惠等，从而构建一个更为完善的农业支持与保护政策体系，促进中国农业的健康发展。

二、中国自身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什么？从2017年的“7·26”讲话到党的十九大报告，习近平总书记从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阐释：一是从民族复兴的角度来看，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二是从社会主义实践的角度来看，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三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贡献来看，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政治论断，进一步明确了中国是什么性质的国家、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未来走向如何等一系列关键性的问题。

这“三个意味着”有着丰富的理论与实践内涵，既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贡献，也强调了中华民族正在经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和历史转折。这一历史转折是有目共睹的。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45亿元，就人均经济总量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在世界各项经济指标中的排位不断攀升；经过近30年的积累与储备，2010年中国GDP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然目前中国国内经济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与挑战，但是其稳中向好的态势是显而易见的。在经济上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中国社会开始由封闭走向开放，由背向世界转而面向世界、融入世界。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方案，包括设立丝路基金，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参与RCEP谈判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筹建，推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和亚太自贸区的建立，在联合国、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全球性和地区性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话语建设应重视以下问题：

基于宗教信仰和“天赋使命”情结，美国人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人类的拯救者，相信自己建立的民主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并在建国之初就有把自己的民主制度、宗教信仰、文化与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的强烈愿望。19世纪来华的一些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讨论是否需要向中国人传播西学知识这一问题时认为：“……我们受救世主和差会的派遣来到中国，不是为了增进人们的世俗知识，而是为了让人们懂得基督教的真理。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拯救人类的灵魂，把人们从苦难中拯救出来，这才是我们所肩负的特殊使命”①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44页。。字里行间充斥着西方文明的优越感，并表现出欲将其他政治实体纳入自己的政治框架中的明确意图。正因为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即被视为美国等西方价值体系和发展模式的对立面而受到扼制。近一二十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国际交往的不断扩大，这种扼制又具有了更多的利益博弈色彩。可以说，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美国既不能容忍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对立面”挑战它的制度与模式，更不能容忍中国挑战它的霸权地位。既然扼制中国是美国的必然选择，掌握着国际话语优势的美国自然会将中国话题纳入整个西方的话语框架中予以建构，经广泛传播形成认同。综观近年国际舆论界热议的诸多涉华话题，如人民币汇率问题、外汇储备问题、贸易问题，等等，都是这种建构的产物。在近期的涉华话语中，一些西方学者还基于过时的国际关系理论，用历史上的只言片语强化“修昔底德陷阱”之说，认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挑战现有大国，现有大国也必然回应这种威胁，从而导致战争。基于这种推测，中国自身的发展，中国在非洲以及其他国家、地区的投资与建设均被视为威胁，中美关系的前景也因此蒙上灰暗的色彩。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7年12月18日）中，他重新界定了中美关系，将中国（和俄罗斯）列为战略“竞争者” （competitors）；而在他的首个国情咨文演讲（2018年1月31日）中，他则进一步将中国（和俄罗斯）定义为竞争“对手” （rivals），表示未来面对这些“危险”（dangers），美国必须采取措施。可以预料的是，经新闻媒体的二次、多次传播，这些带有后冷战色彩的话语势必会对其他西方国家以至更多的国家产生影响。这或许就是中国目前以至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所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

三、中国国际传播话语建设的超越性格局

值得一提的是，从2013年起，习近平在一系列双边及多边重要外交场合多次阐述以合作共赢为核心旨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2013年3月24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首次在国际场合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回答了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的必然性、必要性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性等问题。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出席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首次在重大国际组织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并详细阐释其核心思想。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角度系统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具体方案。令人感到振奋的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宗旨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继而写入宪法，并且作为世界和平发展的目标与愿景被联合国决议、安理会决议所采纳。

（一）国际话语的较量归根结底是价值观的较量

如前所述，美国的国际话语体系是在西方文明中心论和西方价值观的基础上构建而成的，具有某种结构性或框架性的特征。它具体表现为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这种对于客观事物的假定性论断和一成不变的言说，在早期的西方理论与实践中并不鲜见。西方传统的人本主义关于人的话语就隐含着男性至上、女性低下的思想。它假定存在着一种等同于人类特质并代表人类的男性特质，女性则是“他者”“第二性”（波伏娃语）。这一思维定式带来的刻板印象在一系列对比中形成：理性／感性、自信／消极、坚持／软弱、公共／私人，等等。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自然就把女性排斥在公共活动之外，局限在家庭生活中。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也投射到国际关系和国际话语中来，其意识形态偏见和话语编码盖源于此。

事实上，自威尔逊总统当政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价值观外交构成了美国外交的一条主线。从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冷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尼克松的“多中心合作”，卡特的“人权外交”，到克林顿的“民主理想”等，美国一直谋求“给世界树立一个自由与民主的榜样”，并试图以美国的民主制度改造世界。正如奥巴马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0）中所说，“从过去到现在，我们的价值始终是我们最宝贵的国家安全资产”。在这份报告中，“我们的价值”（our values）与“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s）是互替使用的概念，这也充分表明二者之间具有同一性。而美国的国际话语体系就是以其价值观为基础建构起来的，体现了福柯所说的“权力关系”。这一话语体系具有某种结构性特征，它以自身经验强制性地嵌入其他国家的制度与经验中，却不相信、不承认、不接受超出自身经验和认知习惯的事物——对中国即是如此。中国用40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国家数百年走过的发展道路，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却一直处于“普世价值”的悖论中：你讲贫穷，他讲价值，你讲发展，他讲价值，你讲富裕，他还讲价值；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以及各类变种也都是这种思维定式的产物。这一思维定式与话语偏见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国际舆论，也实际干扰着中国国内社会共识的达成。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成就展”将在临沧开展 云南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12月4日至13日在临沧举行，期间，云南民族博物馆将推出特展——“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成就展”，该展览主要展示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脉络和云南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事业方面的工作成就，使观众深切感受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魅力。

（二）中国国际传播话语建设需要找准突破口

话语体系与知识体系、思想体系密不可分，具有明确的价值取向。美国的国际话语体系植根于美国的历史传统、社会制度与宗教情结，具有集战略利益与价值取向于一体的特征。

总之，全面提高农村小学教育质量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学校内在发展的需要,而农村小学教学点的教育教学质量更是重中之重,作为教学点的一线教师，其任重而道远，特别需要艰苦奋战，积极发挥无私奉献精神，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让家长放心，学生安心，创人民满意的教育。

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应对人类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与挑战为宗旨的、具有全球共识的价值观。它超越种族、文化、国家与意识形态界限，着眼于国际社会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大局。作为一种价值观，它具有科学的方法论支撑，倡导求同存异，共谋发展，反对孤立、静止地看问题，突破了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为思考人类发展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从战略角度看，这正是中国国际话语建设的突破口与立足点。

国际话语权是话语权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具体体现，反映了一国在国际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与影响。如果我们在这个权力结构中不掌握话语，甚至时常被“主流话语”置于各种道德“审判席”上，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提升便根本无从谈起。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自说自话，改革开放后是跟着别人说话，如今已经到了自己说话、说共同话的时候了，这也是由世界大国向世界强国迈进的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上的必然选择。当然，突破西方话语体系，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话语体系，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既要打破西方主流社会多年来的思维定式，还要让广受西方话语影响的国外受众能够听得懂、听得进，产生认同。这是一场“攻坚战”，除了需要前瞻性的科学规划之外，还要掌握理论建设的优质资源，了解舆论战的规律、要求以及说服学的专业知识。

（三）中国国际传播话语建设应当上升一个层面

作为一种价值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认同，同时又有“一带一路”倡议在实践层面的推进，具有“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的逻辑自洽性。这种自洽性亦应充分体现在中国国际传播话语建设中，并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予以认识。

应当指出的是，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提出“争取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要求；包括媒体在内的中国对外传播主体也为此付出了极大努力。但目前我国在国际话语建构的认知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这直接导致我们在国际传播实践中的行为偏差。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要求我们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说话，说共同的话，然而国内一些传播者的思想观念仍然停留在传统时代，表现出与大国气度、大国责任不相符的“小我”意识，和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叙事特征。因此，在具体的国际传播实践中，应避免出现让国际受众解读出“我高你低、我主你从”的民族优越感等方面的问题。其次，目前我国国际传播话语建设的着力点大都集中在硬件建设与“术”的层面，包括信息渠道、传播手段、表达方式、中外互译、语料库的改进与建设，等等，缺乏对于传播观念、核心价值的深度开掘、全面梳理和系统建构；我们的国际传播话语也大都停留在现象和故事的叙说中，缺乏具有思想性与说服力的解读。其结果，我们越谈发展、谈成绩、谈富强，就越有可能在原有思维框架的基础上强化偏见，甚至无形中为“中国威胁论”提供了注脚。诚然，中国需要以激励性的话语凝心聚气，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但是在信息全球化传播“内”“外”界限逐渐消弭的今天，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更需要具备国际视野和全球观。鉴于此，中国国际传播话语建设亟待上升一个层面：由战术层面上升到战略层面，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引导下对话语资源进行组织建构，形成超越语言/言语范畴的、具有思想内涵的系统性的“陈述群”。

总之，国际传播话语建设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中的一项核心能力。在这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和共同话语应当成为我们的话语基石。它不但有助于推动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以及新闻传播新秩序的建立，还有助于突破“二元互斥”的思维逻辑和叙事框架，使中国的国际传播话语获得科学的支撑和道义的支持。

人体胃肠道微生态受到出生方式、喂养习惯、饮食、药物、应激、地域、年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1]。胃肠道微生态参与机体的物质代谢、炎症信号通路转导、调控适应性免疫、维持肠道的完整性、保护机体免受致病菌损伤[2-4]。微生态的失衡与人体胃肠道疾病、糖尿病、肥胖、代谢综合征、自身免疫性疾病及肿瘤等相关，尤其是在人体胃肠道等多种疾病中触发了重要的病理进程。而胃肠道微生态与胰腺疾病的研究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