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我在洛阳外国语学院任教，学院邀请王佐良来校讲学。他回北京之后给我来信，谈到对我英译毛泽东诗词的意见。今天来看，这封信对我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可能有参考价值。现在先把他1978年7月10日来信抄录如下：

树种的应用频率可以反映一个地区园林绿化树种资源应用情况,以及群落中的主要物种组成[10]。在本次调查的123种树种中,乔木占45.8%,灌木占32.2%,地被占22.0%。

渊冲：

在洛阳过了很愉快的一周。承蒙你和尊夫人殷勤招待，一边吃冰淇淋，一边看世界杯（足球）决赛，再加上华山饭店的盛会，真是想起来还有无穷回味。

回来后看了乃梁，转致了你对他的问候。他刚从新疆回来，也是去讲学的，精神很好。我讲到你们在洛阳情况，他也很高兴。

接着廷揆转来了你的信。你这钻石精神真可佩！我感到惭愧。没有能仔细地阅读你的译作，提的意见也没有经过更多推敲，实在不值得你如此仔细考虑。你这次改的地方，许多我觉得很好，“春光”两句改得更好。第三行是否同中文意义远了一点？此外，“数风流人物”一行，译文似乎平淡了一点。

But it may not be the well-known truth.

A good young man is wooing

殷勤昨夜三更雨，

颅脑正常早产儿的纳入标准：(1)有胎盘异常、胎膜早破、羊水污染或黄疸等病史，经MRI检查排除HIE；(2)无抽搐、意识改变等神经系统功能异常；(3)排除先天性疾病、严重低血压等疾病。本研究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MRI检查前均获得监护人的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又得浮生一日凉。

今天得你的信，我也看了一下这两行的出处，我记得似乎是苏东坡的，但手头几本词选中的苏词中都无这两句，辛稼轩的几首中也没有。所以我就不知是谁的了，字句是否如此也难说了。但是不管是谁的，这两行确实不错，在炎热的夏天谈起来尤起共鸣。

说起天气，石家庄远比洛阳热，连风吹来也是股热风。市区我没怎么去看，倒是去看了城外的大佛寺，又名隆兴寺，中有二十公尺高的铜佛，但是不知哪位皇帝贪财，把一百多只铜手砍去铸钱了，现在只剩下木手，大为减色了。

此信就姑且写到这里。

祝全家好！

By riverside are cooing

佐良

10/7/78

众所周知压力角α的最大可取值范围为[0,90]。从图1可见，线段AB和BC的夹角δ的最大可变化区间是[0,180]，且由四边形OABC和余弦定理有cδ= [c2+ r2- (b2+ a2- 2bac180- φ)]/ (2cr) = (c2+ r2- b2- a2- 2bacφ)/ (2cr)。参见图1可得。

信中提到乃梁、廷揆，乃梁当时是北京大学地理系主任，和佐良是清华大学级友，和我同在巴黎大学攻读大学研究文凭；廷揆当时是北京外语学院法语系主任，在巴黎时和我同住苏夫仑林荫大道149号，他住四楼，我住五楼，佐良来巴黎时也住四楼。我们几个老同学曾同去凡尔赛宫，夜游巴黎，从里昂车站经塞纳河直到巴黎大学。一路谈论中、英、法大学情况，使巴黎的夜空回荡着三国语文的回声，现在回忆起来不胜感慨，他们几个都已离世，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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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秋风劲。

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

辽阔江天万里霜。

我的英译文是：

See autumn reigns with heavy winds once every year,

Unlike springtime.

Far more sublime,

The boundless sky and waters blend with endless rime.

评价的反馈作用滞后 评价并不是教育的目的，而是在于促进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学生的学习质量。目前的实践教学评价通常安排在学期末进行，各评价主体的评价意见反馈至授课教师时，课程已临近尾声，教师通过评价意见在授课过程中改进存在问题。但由于时间所限，并不能帮助学生及时解决学习中存在的障碍，因此，学生的学习无法从教学评价中受益，学习效果也自然受到影响。

我译得与众不同的是：第一行词译文的主语不是“秋风”而是“秋”，这样就可以有every和heavy两个音近的词来译“一年一度”中重复的“一”字，以便保存原文的音美和形美。第二行译文的内容和形式都和原词一致。第三行如果要和原词形式保持一致，可以翻译为“More than springtime”。但是这种译文虽然形似，却没有保持原词重复的三美，所以还是为了三美而放弃了形似，并且得到佐良的赞同。由此可见我们有相同的一面。但是佐良却对第四行的译文有意见，认为“是否同中文意义远了一点”。“Rime”在《英华大词典》中有两个解释：一个是“霜”，一个是“韵”（rhyme），佐良可能是把“霜”误解为“韵”了，所以产生问题，其实我们是没有矛盾的。

第二首毛泽东诗词是《沁园春·雪》，最后三行是：“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我的英译文是：

They have all passed away;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进的重要时期，民生诉求日趋复杂多样，相对于更多、更高的物质要求，对幸福感、满意度等“精神饥渴”更为迫切；相对于防洪、供水等一般水利服务的满足，对水多不患、水少无忧、绿水青山的要求，对水文化、水素养、水文明的需求更为强烈。同时，党的十八大从全局战略高度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新部署，客观要求我们从新的起点出发，加深民生水利认识，丰富民生水利实践，不断将民生水利推向深入。

Brilliant heroes are those

Whom we will see today.

译文是说：风流人物都已成过去，真正原英雄还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人物。佐良批评说：“译文似乎平淡了一点。”说得很对。我因为拘泥原文，就把“看”字直译，结果完全失去了原文宏大的气魄。其实，我当时就考虑到另一种更有气势的译法，但是拘泥于形似，不敢突出意境美。听了佐良的意见之后，我就把最后一行改成：Who will create today. 把风流人物说成敢于创造今天的英雄，传达了一点原词的英雄气概，由此可见那时佐良和我基本是意见相同的。

尹爱群的眼泪大颗大颗滚落，他急忙追到楼下，已不见人影。他忙拨打扬扬的电话，却在屋里响了起来。他忘了，扬扬的电话也留下了。尹爱群的心里又感动又愧疚又悲伤。这么好的女孩，自己怎么能如此伤害呢？

“ 哪儿有什么绑架。”教授低着头说道，“那个叫杰克的男孩儿现在很好，就住在我后来租的公寓里，和我们的学校只有一街之隔。”

但是到1993年，《中国翻译》第一期发表了《在海峡两岸外国文学翻译研讨会上的发言》，佐良在发言中一再赞扬法国诗人瓦莱里（Paul Valéry, 1871—1945）《风灵》（“Le Sylphe”）最后一段的译文。原诗把灵感比作来无影、去无踪的一阵香风，比作美人更衣一刹那裸露出来的胸脯。真是妙喻。佐良赞美的译文是：

无影也无踪。（Ni vu ni connu.）

换内衣露胸，（Le temps d’ún sein nu,）

两件一刹那。（Entre deux chemises.）

早在1990年，我在《世界文学》第一期批评了这篇译文不好理解，没有传达原意，并且提出了新译文如下：

无影也无踪，

更衣一刹那，

隐约见酥胸。

佐良却在发言中说我“所追求的，恰是作者—还有译者—所竭力避免的。‘酥胸’是滥调，是鸳鸯蝴蝶派的词藻，……”我却认为“酥胸不是滥调，“露胸”可指男子，如指男子，那灵感有什么稀罕呢？我还讲了一个笑话，说从前有一个士兵中了毒箭，去找外科医生，医生只把箭杆切断，说取出箭头是内科的事。我认为“两件一刹那”是外科医生的译法，“隐约见酥胸”是内科医生的译法。不料佐良一听却生气了。那时他是《中国翻译》的编委，就对编辑说：以后如果再登许的文章，就不要登我的。果然，在他生前，《中国翻译》只登批评我的文字，不登我的反批评。如江枫提出“形似而后神似”，我问他：“形似和神似有矛盾怎么办？”《中国翻译》只登他批我不形似，却不登我的答辩。又如陆谷孙提出翻译是“紧身衣”，反对我文学翻译要发挥译语优势的理论，我指出他把小事聪明，大事糊涂译成Penny-wise,Pound-foolish并不是紧身衣译法，恰恰是发挥了译语的优势。但《中国翻译》只登陆谷孙的批评，不登我的反驳。我认为形似和神似，紧身衣和优势论，还有王佐良赞成和反对的两派译论，是文学翻译界的大是大非问题，是中国文化为什么不能走向世界的大问题，所以辩论越彻底越好。

《英语世界》2012年第11期发表了辜正坤关于《诗经·关雎》的英译和评论，2016年第9期又发表了他的《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略论》，而汤显祖《牡丹亭》中有《关雎》一段，辜文赞美的都是英美译者的译文，这就说明佐良文章影响之大。更有甚者，辜正坤在北大出版社翻译的《老子道德经》基本上也是用对等译法，如“道德经”就译成“The Book of Tao and Teh”，这种译文如何能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再看看高等教育出版社的译文：Laws Divine and Human（天道与人道），而“天道”的译文和英国诗人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Shelley: Love’s Philosophy）的诗句有关：

不见也不知，

露胸的时刻

换两件内衣。

这样对等的译文就不如佐良赞美的译文，更不如新译了。

早在1979年，佐良就在《英语文体学论文集》上说：

十九世纪末年，翟里斯（H.A.Giles，1845—1935）等人译中国诗，是硬将唐诗套入浪漫派末流的四行体形式的，脚韵的安排主要是abab，加上用词上追求传统的“诗意”，读起来就像是三四流的维多利亚时期英国诗。等到阿瑟·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等人起来，他们抛弃了脚韵和诗歌用语的老套，而用自由诗体和白描手法，着重形象、意境和气氛的移植，于是一时显得十分新鲜。正是由于有这段历史，至今英美译得比较成功的中国古诗绝大多数是不押韵的。① 王佐良：《英语文体学论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0年，第27页。

种植密度对产量及农艺性状的影响研究发现：适宜密度为3100株/667m2处理产量最高。在设计的2800～4000株/667m2种植密度范围内，产量变化呈二次抛物线关系。

韦利译的古诗是成功的么？我们先来看看他翻译的《诗经·关雎》吧。原文第一段四句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韦利的英译文如下：

根据功能需求分析，基于移动终端的顶岗实习管理系统需要设置基本信息管理、公共文件管理、动态监控管理、在线指导、考核评价五大功能模块。

“Fair, fair,” cry the ospreys

On the island in the river.

Lovely is this noble lady

Fit bride for our lord.

韦利把雎鸠译成水鸟，把关关译成“fair, fair”,不知道是译水鸟的叫声还是叫声含义“好呀好呀”。如果是译声音，水鸟从来没有这样叫的；如果是译含义，则一般认为《关雎》是婚恋之歌，怎么会唱出水鸟吃鱼，说鱼好吃的歌词来，难道是把新郎比作水鸟，把新娘比作鱼么？那就未免文不对题了。其实原文“关关”（guan guan）是“沽沽”（gu gu）加上元音an组成的。因为“沽沽”声音不够响亮，不宜入诗，加上元音，唱起来就好听了，所以“关关”其实就是“沽沽”，而“沽沽”叫的雎鸠就是斑鸠。所以河边的斑鸠一叫春，也就唤醒河边采荇菜的青年男女的春心了，所以中国最古老的《诗经》的第一篇就是歌颂天人合一，歌颂自由恋爱的名诗。中国出版的英译文是：

崔：您提及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概念—对人声的模仿。从莱谢蒂茨基的年代到如今的普雷特涅夫，“歌唱性的声音”总被反复强调，尽管其中关键之处并不相同。但除此之外，您认为在钢琴演奏中，还有哪些声音特质值得强调？

[2]Bandekar, B.V. and S. Singh, System and method to provide analytical processing of data in a distributed data storage systems. 2017.

A pair of turtledoves.

你提到李白的诗，我也想起来我在赴白马寺路上说给你听的两句词。词的原文大致是：

A fair maiden he loves.

中国人的译文，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胜过了英美人的译文。有人也许会说：英美人译的君子和淑女，比中国的译文更正确。这话也要分析。中国人译的青年男女难道不可以包括君子和淑女在内吗？而且在河边摘采荇菜的君子和淑女，译成青年男女，不是有利而无弊吗？再从形式上来看，英美人的译文无韵无调，第一、四行六音节，第二、三行七八个，既无形美，又无音美。而中国人的译文却都是六个音节，都是轻重音步，第一、三行押韵，第二、四行押韵，无论意美，音美，形美，都远远胜过韦利等英美人的译文。佐良说他“着重形象、意境和气氛的渲染，于是一时显得十分新鲜”。我要问他：水鸟吃鱼的形象，斑鸠叫春的意境。到底哪个符合婚恋的氛围？我看英美人的译法正是中国诗词文化不能走向世界的大是大非问题，所以非辩清楚不可。

世界上流行最广的翻译理论可能是对等论（equivalence）。西方国家如英、美、法、德、意、西等的语文，据电子计算机统计，约有90%可对等，所以翻译基本可用对等法。但是中国语文和西方语文不同，据统计只有一半可以对等。所以翻译时只有一半可以用对等翻译法。那不对等的一半，不是原文比译文好，就是译文比原文好。所以译者应该尽可能发挥译语的优势，选择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这就是发挥优势论或优化论了。即使有对等词，如果能找到比对等词更好的表达方式，也可以使用，这就是优化法。翻译诗词尤其需要优化。就以上面的《风灵》为例，更对等的译文是：

Nothing in the world is single,

All things by a law divine

In one another’s being mingle“道”译成law divine,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做出分析。如《老子》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有三个“道”字，第一、三个是名词，第二个是动词，翻译就是不相同。我们先看北大出版社辜正坤的译文：

The Tao that is utterable（可以说出来的“道”）

以情感人、诚心暖人，真正架起情感的桥梁，促进相互之间的理解。一方面要激励下属积极进取、奋发有为；另一方面要让广大群众明白自身的价值，快乐的生活。同时，培养关心和关怀的友情，让这种情谊形成一种互帮互助互爱的局面。

Is not the eternal Tao.（并不是永恒的“道”）

辜译第一、三个“道”字都是音译，请问这种译文如何能为英美读者接受？我们再看海豚出版社的译文：

Truth can be known,

我仍然觉得你在翻译的同时，可以看些英诗，我推荐W. B. Yeats,① W. B. Yeats (1865—1939)，即W. B.叶芝，爱尔兰诗人。—编者注他原来有点唯美，但终而走上另一条路。文字有回味，是20世纪现代诗人而又无现代派的浅薄的时髦色彩。

(or the truth you know)

这个译文是说：道理或真理是可以知道的，但不一定是你所知道的道理或是真理。这个译文才说出了中国哲学家的智慧。例如民主之道，根据美国林肯总统说的：民主包括民有、民治（包括民选）、民享（为人民服务）三方面。现在西方国家常说中国不民主，主要是根据西方民选制度来说的，如果从民享（为人民服务）观点来看，则中国是民主的。由此可见翻译有时可以解决世界上的大问题。

辜正坤在《汤显祖》一文中还提到了美国译者白之（Cyril Birch）译的《关雎》。现将原文和译文选抄如下：

关关雎鸠 Guan guan cry the ospreys

在河之洲 on the islet in the river

窈窕淑女 So delicate the virtuous maiden

君子好逑。 A fit mate for our prince.

好者好也， “Fit” that is to say “fit,”

逑者求也。 “mate” that is to say “seeking”.最后两行译文简直莫名其妙，这种译文如何能把中国文化宣扬出去？现在我们再看看海豚出版社最后两行的译文（前四行见前）：

Cooing is the soft sound made by the gentle birds and

wooing is winning over by saying or doing nice things.

（“关关”是斑鸠叫春的呼声，“好逑”是用好言语或好行动来求爱。）

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曹迎春在珠海《独立学院外语界》2011年第3期第39页上说：“对读者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对上文中许译本和白译本对比，让读者选出自己喜欢的译文。被调查的外国读者主要是国内留学生和外籍教师，发出40份问卷，收回35份有效答卷，结果表明：所有读者都认为许译本容易接受，能够读懂，收回问卷中，没有读者选择白之译本。”由此也可以看出翻译方法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起到的作用。《汤显祖》文中比较了《牡丹亭》和莎剧《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提到了汤显祖说的“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译成英文可以是：

Love once begun will never end. One may die for love, and for love the dead may revive.

罗密欧和朱丽叶是为了爱情“生者可以死”，而《牡丹亭》中杜丽娘却是“死可以生”。可见中西文化相辅相成，中国文化甚至可以把世界文化推向前进。

现在，国内还是有人认为中国文化如果要走向世界，主要依靠外国译者。如谢天振在2012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中国文化如何才能“走出去”？》，英美学者则有伦敦大学葛瑞汉（A. C.Graham），哈佛或耶鲁大学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对于他们的理论和翻译，我在《中国翻译》2016年第5期中已经做了评论，这里就不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