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温霜（下文简称“林”）：我知道您从中学就开始自学汉语。那么最初是什么吸引您对汉字和汉语感兴趣？您是如何开始自己的汉学之路的？

韩裴（下文简称“韩”）：中国究竟何时第一次出现在我的生命里，这一点很难说。也许是我对世界地图的第一印象，那里面中国是一个巨大的用淡黄色标注的国家。又或者是安盖尔·卡拉利切夫（Ангел Каралийчев, 1902—1972）和尼古拉伊·拉伊诺夫（Николай Райнов, 1889—1954）笔下的中国故事。我对神秘复杂的文字很着迷。小时候我甚至自创过一种与汉字颇为神似的符号，用它们替换保语字母，我行我素地用自己的“汉语”写作。我初识中国是通过电影《少林寺》，片中有三样东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连杰的功夫、中国姑娘丁岚的美以及汉语之美。最开始鼓励我学汉语的人是我的父母。他们永远都是我坚定的支持者。当时，他们通过大学里的熟人，给我买了四卷本的《汉俄大词典》，我珍藏至今。每一次翻开，都回想起自己最初学习汉语时的痴迷状态。可以说汉学中我最爱的一直都是汉字。

当然，发热期间，体温时高时低是普遍现象，须待病因消除、疾病治愈后，体温调定点恢复到原来的设定，体温方能恢复到正常。

林：我明白了，是汉字之美开启了您的汉学之路。那也就不难理解您对《红楼梦》的钟爱—汉字的多样美在这部小说中发挥到了极致。2015年保加利亚东西方出版社出版了您从中文翻译的《红楼梦》全译本第一卷，并因此获得了保加利亚文化部对文化贡献最高者颁发的“赫里斯托·格·达诺夫”文学奖（Национална награда Христо Г. Данов）。我猜想，大部分读过《红楼梦》的汉学家都有过翻译它的冲动，但真正动笔的人很少，动笔后能坚持下去并让我们看到译本出版的就更少。那么您翻译这部中国文学的鸿篇巨制，一定有一种按捺不住的力量在推动吧？

韩：我第一次读到《红楼梦》是在1987年保加利亚出版的文学年鉴《图书世界》（Книгосвят）上，这本书详尽介绍了中国文学的历史，其中有一篇小文单独写了《红楼梦》。书上说“中国人会反复阅读《红楼梦》，用心学习，并且像读诗一样去大声朗读”。我知道了《红楼梦》是唯一一本演化出一门特别学问的中国文学（可能在世界文学中也是独一个），这门学问叫作红学，而且有一个专门的红学机构研究这本小说里人物的原型、族谱和《红楼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① 《图书世界》（Книгосвят），索非亚：人民文化出版社，1987年第6期，第67页。

《红楼梦》的标题在保加利亚语中被译作“Блян сред алени чертози”。请让我解释一下这个绝妙的翻译，它也是我爱上曹雪芹小说的第一个原因：这三个词里都充满了诗意，代表着一种惆怅，一种对于不可捉摸的、遥远的美丽的向往。“блян”是保加利亚语中的“梦”，不是指“睡眠中的幻象”，而更像是一种对于无法实现的、不真实的美好的渴望；“ален”对应“红”，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民俗词汇；还有чертог(复数是чертози)指的是“宫殿”和“富丽堂皇的大厅”，这个字主要是在诗歌、教会赞美诗以及童话故事中使用。之后，当我开始翻译这本小说的时候，我将“блян”改成了“сън”，它指的仅是不真实的景象，刚好对应着梦中的“现实”。“блян”仅有诗意，相比而言，这个词更接近哲学和宗教意义。我同样也用“покои”替换了“чертози”，这个复数词天然带着贵气，用来描述富贵人家的内室，多为未婚女性的房间。

因而，从这个标题开始，我成了这部小说热忱的读者。从读第一回开始，我就被那独一无二的绝妙语言吸引：“锦衣纨绔之时，饮甘餍肥之日…… 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于我之襟怀笔墨者。”我目不转睛，每个人物身上都闪耀出诗意的精巧。我必须承认一点，在我很小的时候，是保加利亚语言的美引领我走入文学的殿堂（这里指的是保加利亚文学）。从青年时期开始，我最爱读的是诗歌，它就像是童话故事里的长生不老药，聚集宇宙各个角落的滴滴精华，涵盖天与地、人与自然。

韩：无论我怎么评价曹雪芹的这部小说，都只是锦上添花而已。不过，借您的提问我想表达一下我对玛丽娜·黑山这个建议完全不同的看法：曹雪芹不需要借助诺贝尔文学奖获得承认，我个人认为，获奖不能来证明作品的价值，获奖更多时候只具有象征意义，它是对一部作品不朽性的部分认可，但不是作品不朽性的化身。而且，诺贝尔奖是诞生于中国文化圈之外的产物，而中国文化不需要外部认可就足够伟大。我认为，最好设立一个跟诺贝尔文学奖类似的奖项，比如“曹雪芹文学奖”，以此来对某部作品的价值进行中国视角的评价。它应该具有诺贝尔文学奖同等的权威性。中国有着令人叹服的古老文学传统，完全有条件自行为文学订立标准和设置奖项。更进一步说，中国文化是一种罕见的、独立特殊的文化存在，很难包括在西方人和西方文明的思维范畴中。

林：斯洛伐克文《红楼梦》的译者玛丽娜·黑山（Marina Čarnogurská）女士对《红楼梦》极其推崇，认为其中包含着人生哲理，甚至还建议“中国应该为曹雪芹申请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世界上再也没有一部文学作品比《红楼梦》更天才的了”。您怎么看《红楼梦》在文学和汉学两方面的价值？

对我而言，《红楼梦》是一个奇特的宝库、一座神奇的宫殿和一面神秘的镜子—以它清晰而又难以言喻的角度映照着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它是精确的中国灵魂的诗意表白，是古老的中国智慧的自我凝视，跳动着中国脉搏。《红楼梦》获得中国人以其作者命名的奖项才是最恰当的—是中国人民赋予了曹雪芹的作品不朽的力量，任何其他外来奖项，包括诺贝尔奖，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林：欧洲语种的《红楼梦》120回全译本中，霍克斯（David Hawkes，1923—2009）的英译本、杨宪益和戴乃迭（Gladys Yang，1919—1999）的英译本、帕纳休克（В. А. Панасюк，1924—1990）的俄文译本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很多其他语种都是从这些译本翻译的。而罗马尼亚文译本是汉学家杨玲（Ileana Hogea-Velişcu）翻译的。我知道，除了汉语外，您还通晓英语、俄语和罗马尼亚语。那么您在翻译的过程中，是否参考过其中的一些译本？您对这些译本又有怎样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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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专门的国有资产管理员职位，对国有资产建立专门的备查登记薄，对国有资产的实际情况进行准确记录，及时登记国有资产的变动，从根本上解决账实不符、有物无帐、有账无物的问题。同时，可以防止国有资产的丢失和损毁，利于管理部门掌握国有资产的配置情况，减少资源闲置，方便部门间相互调剂。

林：《红楼梦》作为一部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对翻译者的要求达到了一种至高的境界。因为它要求的已经不仅仅是对两种语言的把握，而且是对其中牵涉的包罗万象的百科知识的掌握和运用。最难处理的是那些只存在于一种文化之中，另一种文化的受众却完全无从领会的内容，比如作品中出现的大量有关中草药、古代服饰，甚至饮食的名称及其描述。您在翻译过程中是怎么处理和传递这些内容的？

韩：曹雪芹创作这部小说时涵盖了浩如烟海的百科知识，这是翻译中最困难的地方。有时候，人物的服装描写细致入微，让我格外苦闷直至无奈；此外，所有的这些描述都有着丰富的隐义，作者融入其中的不仅是艺术观察，还有一些读者匆匆翻阅时不曾注意到的符号象征。有些符号需要译者给出回应，要么就弱化处理，不让这些符号发声，要么就译出，让它们与读者对话。对于有些无法译为保加利亚语的文化元素，我的处理方式一般有两种：音译和脚注解释。《红楼梦》中的大部分的角色姓名都具有象征意义，应当予以恰当的解释。传统中草药、服饰及其元素、建筑名词、首饰、珠宝等等，这些物品的名字在保加利亚语里找不到真正的对应词。这里，我还将隐藏在诗中的想法、对历史事件和数字的暗指都在给读者的注解中说明了。整个第五回是一个寓言。在这本书的开头，作者提到了这本书的另一个名字：《风月宝鉴》，这是警幻仙子创造的一面魔镜，从镜子的正面会看到一个美人，反面则是一具枯骨。这个镜子落到生性放荡的贾瑞手中，引他走向了毁灭。像这样的例子，如果不用脚注解释，读者可能无法理解曹雪芹在小说中的比喻所隐含的意义。另一方面，我相信译者不应该把自己个人的解释强加给读者，除非这种符号意义在特定语境的确是一致的。曹雪芹倾注在《红楼梦》中的大量学问、知识并非都可以用脚注或尾注来说明，而且全部加注可能会影响译作排版的美观。不过，我已经竭尽全力去让读者尽可能地“品尝”这其中的“中国元素”。

林：我注意到您的译本中熟练地在两种翻译策略中切换—将源语本土化的“归化法”（foreignization）和译者向作者靠拢并采用源语表达方式的“异化法”（domestication）。比如您经常举的“貌似潘安”这个例子，究竟是译成“潘安”还是“像阿波罗一样英俊”，这就面临异化和归化的选择问题。显然，要在《红楼梦》这样一部大部头著作中完成这种切换，既需要考虑原著携带的文化内涵，又要关照读者的接受习惯，很不容易。您在翻译的过程中有没有为归化和异化制定一定的标准？

韩：首先，我不是在“翻译”，也就是说，我并不把学过的方法、技巧和策略用在文本的转换中。如果一个人对待文学作品翻译采用这样专门的方式，他就偏离了翻译原本的方向，也会丢失作品中不能解释的维度。我指的是直觉，就是超越语言，不是通过良好的专业训练和语言组织性，而是通过文化和精神世界感知并进入领域。我曾经在给学生们讲的一堂课中提到过这个翻译的秘诀，这里总结一下：翻译《红楼梦》的时候，我从自己的文化场域中走出来，迁移到曹雪芹建立起的语言世界中。在这个“迁移”的过程中，所有运用翻译技巧的想法都消失了。只剩下两个世界和两个心灵—作者的和我的。我把自己想象成作者，他引导着我，对我讲述着。然后我再从他的世界里走出来，重新沿着他引导我的那条路，把他用母语讲述的故事讲给我的人民听。

通常在经过成千上万页的翻译之后，译者一瞬间就不再是一名译者了。他从别人认为的那些范畴，直白点说，就是那些妨碍他们发挥的翻译艺术评论家们的窠臼里跳出来，成了一个独断专行的语言魔术师，在某种意义上获得了在语言之上进行创作的权利。翻译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魔术。

还有另一个问题，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译者首先是一个属于某种文化的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这些爱上文字的译者，不仅仅是把文字经过深思熟虑从一种语言表达成另一种语言，而是在两种文化中溢出文字。文字溢出的同时还溢出思维，溢出两个民族之间的精神养分—这种界定比给它确定一个名号更宽泛、更有价值。我们被认为是在翻译精神世界，翻译文化。研究一个民族及其语言文化的人被称为这个文化的容器。而译者的工作则更令人惊叹，因为他有时候要同时成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好比中国文化和保加利亚文化）的容器。中国典籍翻译中最有害的成分之一就是“欧洲思维”。要想阅读和翻译中国古典文本，需要对中国作者的思维方式予以充分的信任，而反之对自己的思维方式不信任。这是一段很长的路。这里，我不得不将其归纳为“中国典籍不能从第三种语言（尤其是欧洲语言）重译”的重要原因。

因此，就翻译艺术的表面性策略而言，您提到的以上两种方法我都视情况不同在运用，但从不以它们为基础，它们更多的时候是在配合大脑的工作，同时也是多年读书和写作实践形成的深刻直觉的一个结果。我的头脑就像汪洋中的一条小船，航行在中国和保加利亚的两岸。

3．4 ELBWI的消化系统合并症 ELBWI的肠内营养在早产儿管理中至关重要，其难度远高于1 500g以上的早产儿，本研究资料中分别有2例消化道出血，1例消化道穿孔死亡。ELBWI胃肠道发育极不成熟，目前提倡早期肠道内微量喂养，以促进肠道发育，恢复胃肠道动力以及消化酶的分泌；对腹胀、呕吐、胃潴留患儿可予胃肠减压、暂停喂奶及应用促胃肠动力药。

保语语言在动态结构上和语法风格上都是博大精深、极具可塑性的，可以自然且真实地再现中国通俗小说中的语言和白话小说。我相信各种中国文化习语（如对话、方言、措辞、箴言与俗语）用保语来说比翻译成英文要更加恰当和自然。我的母语多姿多彩、生动自然、热烈奔放且包含着内心深处对生活的热爱，也许正是有了这些品质，它才与中国文化语言格外贴近。

不管是在这部小说中还是在其他经典的中国小说中，我都倾向于把诗歌与其他叙述分开翻译。我完成了文本的主体翻译后，单独把诗拎出来，在考虑它们语境的前提下将它们在每卷末翻译出来，然后再将它们放回其在各章回中原有的位置。通常在我开始翻译中国诗之前，我就开始只读诗歌—那些精心挑选的保加利亚经典诗歌，这是为了让我自己适应融入这一独特的文学体裁，以便在自己的翻译中重现。

韩：在所有的文学翻译中，都有一个进入作者世界的适应期。从这个角度说，我必须承认，在翻译前五回的时候是最艰难的：这是全新的一种体验，我不得不去研究在大语境下词语、短语和引喻的意义，这可能会花费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的时间。当翻译一部伟大的作品时，也会有这么一段时间，译者需要去掌握原作者的写作风格和技巧，并且学着用他自己的语言表现出来。一旦译者习惯了作者的思维方式，他的思想慢慢地就与文本交融在一起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屈从于作者的思想，这其中蕴含着作者与译者之间密切的联系。达到这种状态是译者的理想境界，因为这就意味着对原作者表述的最大还原。

《红楼梦》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文体的多样性。对于翻译出来的文本，我一般要检查三遍。第一遍的初稿是最费时的，目的是最精准地传达出作者的思想。在这一阶段，我会强迫自己放弃自己在遣词造句方面的文体和审美习惯。从这个层面来说，先不理会言语的优美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为了避免失掉原文的信达。风格的完美和雅致在这一点上是不可保留的，译者必须忍受这样的差距和偶尔的“含糊”，目的仅有一个：忠实于原作者的思想。

韩：教会斯拉夫语实际是语音上俄语化的古保加利亚语。从语法上讲它与圣基里尔和麦托迪兄弟及他们的弟子为南部斯拉夫部落翻译宗教典籍时所用的语言如出一辙。那种主张我们本土的古保加利亚语是在民族复兴时期通过俄罗斯“引入”保加利亚的论调，主要因为古代宗教典籍的出版物正是从俄罗斯传到保加利亚的。但我们不能因此忽视另一个现象：这些典籍的中世纪保加利亚语版早已靠手写版传播开来—这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也恰好可以解释本土的手写版本很快就被外来的印刷版取代的事实。

在我国食品工业的发展过程中，科技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形成了对于食品工业各环节的强有力支撑。科技创新在我国食品工业中的运用主要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一大批高新技术得到了推广、应用，如加强传统食品工业的核心技术创新、提升副产物的综合利用属性、开展装备的自主研发，并开始成规模运用生物工程技术、超高温杀菌技术、冷冻速冻、超临界萃取、膜分离和分子蒸馏等。

林：《红楼梦》中人物语言翻译的难度也可想而知。黛玉文雅，贾政的官腔，王熙凤的尖刻，焦大的粗鄙，薛蟠的无赖……都是一些风格用到极致的语言。您在翻译中怎样区分这些迥异的风格？这些方法能否帮助读者更好地领会这些人物的语言特点？

另一方面，却也很难用保语体现《红楼梦》中“贵气”的情况：在高贵的保加利亚古都大特尔诺沃陷落后，这类“皇家气派”与贵族阶级以及文人便也一同消失了。这就是将曹雪芹的小说翻译成保语的一个主要困难，保语中的高层级中世纪语言已经失落，再也没有可与那个时代匹敌的崇高超群、高度诗意、威严智慧又与岁月同老的保加利亚语言了。奥斯曼统治时期，保加利亚文学语言的传承中断了；后来到保加利亚民族复兴时期，再至今日，希腊、土耳其、俄罗斯和西方起源的冲击和影响，已经让我们的文学和文化传统式微。每当我想将《红楼梦》的皇家语言转化为保语时，我必须去古代保加利亚文学宝藏中寻觅。在我们的土地上仍有一种不可或缺的语言—教会斯拉夫语，通过这一语言和用它写作的书我才得以真正掌握了古代保加利亚文学。这种珍贵的教会语言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我们曾经辉煌灿烂的王国文化。《红楼梦》中的文言文只有通过使用华丽的古保加利亚语言才能恰如其分地呈现。这样的高雅是一般读者难以企及的，但这恰恰是同水平高度的中国文学的魅力所在。我认为不该把这样的贵气庸俗化，曹雪芹在向读者娓娓道来中未用过的语言，译者也不该用。这的确就是翻译的难处，但对于这本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最佳且意蕴丰饶的小说来说，若只是简单地把它的高贵的语言弃之不顾的话，就磨灭了它该有的高雅恢宏。

韩：最初我找到了三种英译本，除了您提到的霍克斯和杨宪益译本外，还有乔利（H. Bencraft Joly，1857—1898）的节译本。② 英国前驻澳门副领事乔利的《红楼梦》英文节译本，只出版了两卷。第一卷24回，1892年由香港凯利·沃尔什出版社出版；第二卷32回，1893年由澳门商务排印局出版。两卷共56回，无删节。帕纳休克的译本我也熟悉，我曾经把它与中文原版拿来对照，发现其实他用的底本跟我的不谋而合。但是，尽管这个译本的俄语精雕细琢，我仍然倾向于坚持我的唯一标准，即忠实于中文原著，包括参考脂砚斋的评本及当代红学家的解读。这样一来，我翻译第一卷时还参阅并对这些译本做一些比较，后来便逐渐放弃了这种做法，转而在二至四卷的翻译中纯粹参考中国红学家的评本。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不允许自己对这些译本妄加评论，因为除了阅读片段（出于了解小说存疑处的翻译处理手法的目的）外，这些译本的完整版，我基本都没有读完。

林：您提到教会斯拉夫语是在基里尔字母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教会文学语言，又被保加利亚人称为“古保加利亚语”。在保加利亚民族复兴时期形成标准语的过程中，教会斯拉夫语的词汇的确被大量借用以弥补方言的语汇缺陷。您把这些中世纪的书面语汇用到《红楼梦》的翻译中，为的就是在语言上更靠近原著的时代语言，让读者仿佛置身18世纪。这相当于您在用古保加利亚语来充实现代保语。那您是不是也会用《红楼梦》“充实”保语？

我的原则是在第一层翻译中绝不闪烁其词，正因如此，我才会在翻译过程中不断咨询研究曹雪芹的学者。我购买了大量的研究资料，读了不少电子书和文章的扫描版，探索《红楼梦》文本中每个可能的趣味层级。我为每一回中存有疑问的字词建了单独的文件夹，有时候为了弄懂某个字词的意思或是需要阐明的文化角度，我需要读更多的文章，只有这样，我才能将原文的意义诚实、准确地用保语表达出来。

我用这样一个简短的导入来作答，是为了强调古保加利亚语的词汇和短语的使用不是将某种新的语汇引入到翻译中，而是对本土的、已经被遗忘的语汇的复兴。根据我自己的阅读感受和读者的反馈，这种复活古代词汇的做法令《红楼梦》的保加利亚读者很愉悦，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重新获得了民族自信，因为我们也拥有而且可以使用本民族高贵的语言来表达曹雪芹崇高的思想。

从根本上说，译者必须拥有比作家和诗人还要丰富的词汇。这反过来又意味着译者必须有大量的阅读，以吸收尽可能多的文学经验和表达，才能从先于他存在的作家们的谷仓里舀出尽可能多的谷粒。译者在翻译一部巨著之前经历的积累、记忆和个人语汇的丰富过程不见得为人知晓，但正是这些积累决定了他所呈现出来的作品所具备的面貌。您知道吗？自卑是让这项工作免于停滞和漫不经心的最好的方式。永远觉得“还不够好”，这对精神上的弱者来说是逃避和落败的借口，但对于强者来说，则是燃起他内心的勇敢之火，在世人看来甚至会有些鲁莽和疯狂。

林：《红楼梦》虽然是一部小说，但其中的诗词数量可观。中国古代诗词本就难译，中国清代诗歌又十分讲究用典，红楼诗词中还要隐含人物的身世、结局，言此及彼，明修暗度，实在是对译者的巨大挑战。但您似乎很享受译红楼诗的过程。您本人是诗人，自己用保语写诗，发表诗集，而且您说过《红楼梦》最吸引您的就是“诗化”的语言。那么《红楼梦》的诗词翻译，您怎样做到“达意”又“达雅”？

韩：虽说裴效维教授已经对原著中的诗歌做了绝妙的解释，但我还是针对小说中的诗歌专门做了些研究，我研读了蔡义江的《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刘耕路的《红楼梦诗词解析》和王士超的《红楼梦诗词鉴赏辞典》。我深信一名中国文化的译者应该怀着一颗谦卑之心，跟随杰出的中国专家学者的步伐，也研究自己的文学文化。这些学者有着举世无双的学识和常人难以超越的勤勉，而这些品质都融入到了他们的作品中。中国文化产生于强有力的社会和学术传统中，这一传统崇尚文学（特别是诗歌），崇尚语言的美和思想的教化。

其次，教师要构建书香课堂，成立阅读兴趣小组。教师要在进行必要精讲训练的基础上，在课堂上给学生留下大量充足的时间，指导学生阅读，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兴趣和习惯。要组建阅读兴趣小组，通过小组合作交流读书心得、开展读书演讲等方式促进课堂阅读活动，让书香溢满课堂。

在我看来，中国古诗最有趣的一个特点在于：无论是解读，还是相应的翻译，都不可穷尽原诗的意义，得到一个确定的答案。对中国文学里任一经典作品的理解受到几个因素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读者对背景文化的熟悉程度。在某种程度上，译者的目的不在于给予一个译本单一的意义解答，更多的是去提供一个基于文本的空间，这样读者就有更大的自由，拥有自己的理解，解释性注释就是起这么一个作用。我相信，一个有意识的译者会尽力避免阻挠作者与读者的交流，而是努力架起他们之间的桥梁。人们走到一座桥上，并不会关注脚下踩着什么，而是一心想着目的地。在演绎《红楼梦》的过程中，我总是更喜欢去传达中国专家学者对文本的理解，当这样的理解无法转为字词的时候，我就会加上脚注。

林：米乐山（Lucien Mervin Miller）把《红楼梦》开头的创始神话与《旧约》中《约伯记》的约伯受难故事进行比照指出，和创造世界柱石的耶和华一样，当天惊石破时，女娲也炼石补之。这两部作品都涉及祸福报应和善恶倚伏。您怎么看待《红楼梦》中善恶观？这与《约伯记》中的信仰考验有什么样的关联？

韩：米乐山只是据此做一个诗意的比喻，因为《红楼梦》的哲学和宗教基础与《约伯记》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一个具有神韵的比喻而已，距事实却相去甚远。我认为，当我们试图去比较属于不同文化的文本时，需要认识到，我们的比较是更趋向诗意和梦幻的，而不是可信和可考的。其次，我认为曹雪芹在创作小说时，并没有本着某种道德设定；相反，他甚至有意忽视他那个时代普遍的道德指示。从这一点上看，他的小说引起官方的不安甚至一度被列为禁书也就不足为奇。宝玉的人物设定就是对当时正统儒家思想的颠覆。他与其父贾政形成了巨大的人物反差—父亲是恪守道德礼法的封建卫道士，儿子却在追求自由的灵魂方面远远超出了道德礼法所能理解和接受的范畴。我不是由此要将宝玉定位为离经叛道或者是自由主义、自由思想的先驱。正相反，对我而言，《红楼梦》中所有神学观点都只是曹雪芹所处时代中国的生活方式及文化哲学的诗化表现形式。这部小说的不凡之处则完全从另一个层面体现出来：曹雪芹天生是一个明达而敏锐的诗人，一个如同莎士比亚一样的天才。这里我想引用一位我非常推崇的塞尔维亚作家、哲学家、神学家，尼古拉伊·维里米洛维奇 （Николай Велимирович, 1881—1956）主教的一段话：“我不认得莎士比亚，也不可能认识他。但他认得我，他描写过我，他把我心里的秘密都描绘出来，当我读到他的描写，我就能在其中发现自己。”我想，对曹雪芹也可以这样评价—他可能是中国文化及语言最出色的鉴赏家，他把身为中国人的所有典型分类放进自己的小说，因此《红楼梦》就把所有读者囊括其中。读者走进小说，同时也就走进了自己。这就是为什么《红楼梦》能够成为超越历史的读本。

基于这些判断，我不倾向于在《红楼梦》与任何欧洲文化的代表作品中寻找宗教或哲学的相似之处。曹雪芹的天赋可以用这两个问句来概括：第一，这个中国的莎士比亚如何能在自己的内心和头脑中包含他的整个民族，他的整个文化、精神世界以及善恶美丑？第二，这怎么可能做到？！

林：在您翻译《红楼梦》之前，保加利亚没有《红楼梦》的全译本。这种现象在很多对文学相当重视而且文学成就很高的欧洲国家都存在。比如在中东欧，目前出版过《红楼梦》全译本的有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加上保加利亚。当然必须承认，《红楼梦》的语言之难、规模之大，牵涉领域之广，都令一般翻译者望而生畏，所以这种局面其实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您认为《红楼梦》对于一个不了解中国文学和文化生态的外国读者而言，在理解和接受方面存在什么样的阻碍？

韩：翻译《红楼梦》的难度对我来说并非语言层面的。其实沈复的《浮生六记》比起曹雪芹的语言，阅读起来难度更大。难度更多体现在作者的博学和读者的准备欠缺（这点完全可以解释）。但这不就是一部作品的魅力所在吗？博古通今、欧洲的逻辑思维、叙述的合理性，如果所有这些都不费吹灰之力，那么魅力从何而来呢？而如果突然在读者面前打开一扇《红楼梦》之门，带他们在一个陌生又奇幻的世界里游走，这不是最令人振奋的吗？

近年来，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超过乡村人口，1978-2017年，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8.1亿人，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8.5%。河南作为一个人口大省，到2017年年底，全省总人口达到10 852.85万，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在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城乡融合逐渐深入，但乡村空心化、公共服务滞后、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传统的乡村治理体系面临严峻的挑战，亟须建立与城镇化相适应的新的乡村治理体系。

我觉得，这部小说现在而不是更早在保加利亚出版，是隐藏着某种缘分的—当中国向全世界敞开大门，吸引了大多数年轻人的目光。相比我开始学习中文的年代，现在保加利亚有更多的读者，尤其是年轻的读者，他们带着一种热爱，试图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我已经收到来自读者的很好的反馈，主要是年轻人，他们都在焦急地等待后两卷（61—120回）保语版的问世。

谈到小说理解方面的困难，我在第一卷的“后记”中这样描述过：

从某种意义上说，《红楼梦》不应该是一本容易“理解”的书。“理解”这个词用在这里不太合适。让我来明晰一下。试想，你住在风景如画的湖边，周围群山环绕，远处树林错落有致。每天清晨你打开窗户，一定不是为了“理解”，而是要欣赏这一切。

读《红楼梦》就像是用心欣赏和感受中国的过程—每个人都可以在书中找到他的“中国梦”。每一个章回，读者都会被带入不同的“楼”中，在那里做不同的石头梦。如果说通过读曹雪芹的书，中国读者回到的是那些闪烁着明媚光亮的过去，对保加利亚读者而言则会是一个令人称奇的美丽梦境的参与者……未知的过去时光，让他拾级而上，对崇高、简约、纯净而又难以接近、举世无双的中国文化有全新的认识。

(2)煤泥全部浮选时的销售收入。当煤泥全部浮选时，浮选精煤灰分在8.5%以下时，浮选精煤产率以20%计(由于损耗，实际精煤回收率要低于理论回收率)，每年可生产浮选精煤约5万t，浮选尾煤20万t。以精煤平均价格1 200元/t计算，则浮选精煤可实现销售收入6 000万元，煤泥价格以140元/t计，尾煤可实现销售收入2 800万元。即浮选后煤泥总销售收入8 800万元。

在翻转课堂教学中，学生课堂知识的吸收和内化环节上，学习自主权交给学生，自主决定学习的时间，学习的方法和策略，学习者自主确定学习内容和方式，监控和评价学习过程；同时，在教学中，学生通过合作互助小组，相互交流讨论，解决学习中的难点，获得对知识点的理解，增强学生团队协作意识提升协作学习能力。

我希望为读者打开“红楼之窗”，能够引导他们在曹雪芹创作的中国文化的恒镜面前凝视、冥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