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知道这种恶意的欺骗，在古老的骑士小说中，仙女和她们的巫师伙伴以折磨别人为乐，有时候甚至捉弄她们的宠臣？一位骑士从城堡里出走了，因为他怕在城堡中落入陷阱，或者仅仅是担心安于现状。他不愿游手好闲，白白浪费自己的英勇：他身上作为冒险家的潜质苏醒过来。他想到自己作为一名流浪骑士，肩负着何种职责；于是他出发了，去寻找令人喜出望外的旅途奇遇，去发一笔意外之财，去看见别样的土地和面孔，去经历新的冒险。环绕城堡的是一个花园，道路四通八达。骑士随意选择了其中一条路，出发了；当他穿过一路蜿蜒的灌木丛与花草，长期流浪之后，他发现自己重新站在他出发的地方。于是他选择了第二条道路，接下来是第三条，然而那恶意的欺骗却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他想努力避开这种局面。这种欺骗反映了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各自的经历中发现的一个事实：根本不需要成为流浪骑士才会有这样的遭遇；大自然和我们所属种族的天性已经惩罚过我们千百遍了。去问问贪于未知与新奇的旅行者，他的好奇心是否经常受到这样的惩罚：他想看看别样的风景，别样的江河，不同的地方，就出发去访问苏格兰、意大利或德国；而当他到达旅行目的地时，却发现自己面对着在法国家乡、奥弗涅省或洛林省十分常见的风景。是否真的值得跑这么远，只为了重新置身本国，见到同样的山水，同样雄壮干燥的平原，或者同样耀眼的阳光？我们很少指责大自然过于贫瘠，但在这些时刻，我们会认为大自然缺乏想象力，大自然在重复和复制自己的作品。然而，欺骗并不残酷，失望和沮丧一旦过去，我们就很高兴地认识到，无论在何处，大自然都是大自然本身；我们并非如自己所想象的那样，当我们为寻找受造化更多恩泽的地方远离家乡时，就成了不幸和穷困的人。我们所向往的相同景致，我们所垂涎的同样的美，正环绕着我们的居所，装饰着我们的围墙；恩泽就在这里，在我们的视线所到和触手可及之处。我们的气恼变成了认知，我们不再后悔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寻找证据，证明慈爱的母亲懂得分配她的财富，既不设特权，也不损害公正，在世界各地，她对所有的孩子都展露出同样温柔的面容。

综上所述，科技技术的日新月异，工业生产的快速发展，都为机械设计领域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在机械设计领域中，合理运用自动化技术组件和模块化设计，能够有效简化自动化系统模块设计过程，为机械设计和产品开发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同时，基于组件自动化技术的基础上，可以实现组件向模块化的有效转变，并合理运用机械设计中的“积木”模式，真正做到模块化设计。

同样的骗局也经常在精神生活中发生。当人们厌倦于名著和耳熟能详的文学作品时，我们的精神要求穿越到遥远国度的文学作品中去探险。来自本国文明的文学作品中的人性，似乎不再有什么可让他学的；关于本国风俗与情感的绘画作品对他而言不再有什么味道，他热切地寻找另一种人性，能向他透露未知的情感，否定他的经历和所受的教育，让他在与他所熟知的光亮不同的另一种光亮的照射下重新看待世界。多少次，他上了自己好奇心的当！多少次，他的探险只有一个结果：他重新面对着这些他想要抛弃的作品！这些异国作品向他诉说同样古老和著名的智慧；他所获得的，往往是听到这种智慧以一种神谕的口吻表达出来，而不是以他所习惯的纯朴和通俗的方式表达出来。他跋山涉水去寻找的这个故事，跟他儿时着迷而现在不想再读的那个故事是一样的；这首诗抒写的故事跟他熟稔于心的某部小说是相同的；这部戏剧描写的跟他祖国长期流传的动人冒险传说是一样的。旅行者尽管想却不能远离故土，好奇而厌倦的文艺热爱者不能摆脱心的束缚。他观察到，人性如同大自然，在各个地方都是相似的，因为即使在天涯海角，人们还是会碰到他所想要避开的相同情感。

只有当这种挣脱我们自己、逃避自身文明的欲望，或者只是偶然读到的书籍把我们推向中国，并与中国文学范本发生关系，我们才会以一种完整的方式体验这种于精神有补益而无风险的骗局。在其他东方国家，有更多的资源可以忘却自己，人们所寻觅的幻象能够持续最久。需要足够久的时间和充分的关注，才能认识到将各个不同的东方民族和欧洲各族联合起来的相似天性，例如在波斯发现法国，或者在阿拉伯发现意大利和西班牙，或是在印度发现德国。这些相似性虽然是普遍的，但人们可以说，我们拜访了另一种人性，这是完全真实的。欧洲读者在印度人、波斯人或阿拉伯人中确实感到自己是外国人。我们所遇到的总是相同的智慧和人性，却被包裹在如此新颖、奇特和出色的形式中，以至于我们认不出它们来。我们欧洲的智慧十分注重实际和微妙，热衷于各种微变和细节，实在称得上—不管是以责备或是赞美的口吻—分析型智慧之名；而阿拉伯的智慧是一种道德经验和身体感觉的成功混合，格言警句如同沙漠绿洲铺陈，各种教示有序排列，如同沙漠中的风景在旅行者眼中一一映现。欧洲智慧和阿拉伯智慧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我们不再习惯于看见波斯的道德秩序和巧妙、细腻、奇特形式所覆盖的人类的真实情感。这种如同钻石光芒闪烁的敏锐，如同贵重金属般闪闪发光的隐喻，精妙如项链或手镯的细腻情感表达，精致和敏锐之间的对比，贵如宝石和珍珠的语言是波斯人的天性所热衷的，再加上一种对为整个东方所熟悉的学问的追求，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愉悦，使我们高兴，就好像参观了《一千零一夜》里的一家珠宝店，在刹那间把我们运送到了迷人的天空下。然而什么都比不上印度天才的作品更能使我们远离自己：它们向我们展现的那些场景，自然、人性和神灵等一切对我们都是完全陌生的。我们的大自然低调、保守、整饬有序，每朵花都有独特的魅力，每棵树都有其价值，每个动物都有自己的洞穴，像一个文明人那样，并以几乎与文明人相同的身份，以自由个体的身份自在地死去；印度的大自然十分拥挤，就像繁殖力过度爆发，不断地分娩出怪物，在这种大自然旁边，我们西方的大自然就像一个瘦削的个体—生命厚重的大自然中，所有的存在形式紧紧挨着，相交相缠、呼吸困难，就像人群拥挤在过于狭窄的空间里。这种智力生命是如此有力，迅速让我们忘却明智和理性的教导，让我们震惊，并感到沮丧和忧伤。我们第一次真正体验了一种具有超强力量的情感；似乎整个宇宙影响到我们孱弱个体的存在，这个负荷被加在神灵的重荷之上。事实上，正是在这里，欧洲读者产生了一种新的感情，使他不能宣传他耳濡目染的来自祖国的那些审慎而明智的教义和虔诚的宗教教导。确实值得去这样努力一次，阅读几首伟大的印度诗，比如《薄伽梵谭》（Bhagavât-Gita）。什么都没有做的人不知道可以承受消极的感觉到何种程度，也认识不到在他所有深层的、不可逃避的事物和悲伤中，在这个活跃而喧闹，到处都是眼睛、耳朵和声音，却对人们的痛苦和磨难视若无睹、听若罔闻、不言不语的世界上，人类个体的孤立。

然而，关于中国，不应把希望放在那些能极大地满足您那贪于获悉新鲜事物的好奇心的任何事物上，比如阿拉伯国家的丰富智慧、波斯的珠宝，以及印度的稀有蔬菜。第一眼看来，在所有这些遥远的国家中，中国似乎是那个最应该向您展示奇珍异物的国度。或许您为了几个屏风、几把扇子、几幅绘画、装饰精致的瓷杯、一些精雕细琢的盒子和青铜小制品正准备出发。您梦见了怪兽和巨龙，关于朴实的虚构故事，矮子和不倒翁变身成了中国官员；您喜欢给中央帝国的人们提供一种思考和感觉的方式，这种方式与这些绘画、雕刻或刺绣木偶的奇特面容有关，凝视着他们会愉快地唤醒您的想象力，有那么一刻你仿佛回到了纯真的儿童时代，找回了那失落已久的笑容和天真情感。如何在这些矮小、圆胖如菩萨的人们身上很好地感知和思考人类的存在？假如不懂得他们热情的音乐，还会认为这是可笑的嘈杂声！世界在他们大脑中的印象必定十分怪诞，他们的心里一定具有我们缺少的神经。天哪！您是幻觉专家，在您身上诞生了世界上最心灵手巧的手工艺者和最有天赋的装饰家。这种诙谐的天性只存在于表面和绘画中，在成为您壁炉上的装饰品和沙龙里的奢侈品之前，它们装饰的是世界上最务实、最富洞察力的人们的居所。这些古怪的绘画和雕刻、使您对它们产生如许期望的物品仅仅意味着中国人比您的同胞更懂得装饰艺术。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此外，当前新媒体技术迅猛发展，网络文化受到大学生普遍欢迎。要充分重视并利用好网络资源和各类新媒体平台，如微信、QQ、微博等。习总书记提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可以通过网络建立支部联系平台，通过网络及时发布相关信息、分享学习心得等。通过微信或QQ群，还可以展开线上党组织生活会，发布学习主题和讨论议题，分享学习感悟等。

借问此何时，春风语流莺。

正是在他们的想象性文学中，与欧洲的这种相似性最为惊人。打开小说作品，比如雷慕沙翻译的《玉娇梨》或儒莲翻译的《平山冷燕》：它们向您展现的世界是您早就熟悉的，您在勒萨日（Alain Rene Lesage, 1668—1747）和菲尔丁（Henry Fielding, 1707—1754）的小说中已经读到过。您在这些中国官员、文人、诗人和官吏中很快就适应了，因为您已经在《吉尔·布拉斯》和《汤姆·琼斯》中见过他们。这些小说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类似我们欧洲现代民主社会的社会形象，致力于相同的阴谋、手腕和影响；它们向我们表现，社会中人们挣脱了所有的表面联系，由千万种看不见的联系相互牵连着。他们所讲述的故事是民主社会中广为人知的个人反抗故事，不是反抗如同命运一般严格的社会等级，而是反抗阴谋、不良的愿望或不断变幻的名利。没有喜剧性和悲剧性的对比。人物本身就反映了社会状况，除了社会上不可避免的巨大贫富差距外，科学和愚昧的距离，以及纯粹只是名义上的等级制造成的不公，只能以演员们的功绩、美德或者愚蠢来区别他们。他们的文学中没有雄辩的激情，但通常有着极其细腻和微妙的感情，这增添了一种乐观的感性、实践的经历和洞察事物的明智。创造力和想象力匮乏：中国人的想象力没有翅膀—而只是一种准确、粗糙、有时显得大胆，但始终保持稳定和理性的观察科学。他们的戏剧（博学的汉学家巴赞曾翻译过几部）表现出了和小说相同的特征；并不以虚构的诗、光学和戏剧角度学见长，而是长于对舞台人物作详尽的观察和细致的分析。不该问这样一个民族在寓言和格言上是否表现突出。中国的寓言具有这种文学类别的所有特点：尖锐、简洁，叙述简短的逸事，直奔主题，毫不费力地揭示出某种道德作为结论，在听者和读者中留下了讽刺与天真、怀疑与轻信的混合物。东方的智慧积极地影响着格言、警句的形式：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印度人创造了这种文类的范式；中国谚语一般比其他东方民族缺少诗情画意，其区别性的特征是一种尘世学说，对灵魂力量、道路、激情方式，总而言之，对社会策略的认知，会令欧洲社会最富经验的道德家自豪。中国谚语不仅仅表达宗教和道德智慧，就像我们的大部分俗语那样；中国谚语表达的是实实在在的实践智慧。一部经精心挑选的中国谚语集是一本集世俗才能与社会贤达于一体的出色手册，其对于个体与同类之间关系的意义，正如《好人理查德》（Bonhomme Richard）年鉴对于个体与自身之间关系的意义。其他东方民族的谚语是智慧的综合概括，始终得出普遍性的结论；相反，中国谚语则倾向于独特性、细节以及普遍性原则的具体应用。

孤猿坐啼坟上月，且须一尽杯中酒。

这的确使人认为，译者是想欺骗我们，人们几乎想对他说：您肯定这些诗人是中国人吗？不，他们是乔装打扮的欧洲人，我知道他们的名字，我认识他们本人；这是贺拉斯，这是罗伯特·彭斯，这是海涅（Heinrich Heine, 1797—1856），这是贝朗吉（Pierre-Jean de Béranger, 1780—1857），他们在每个国家都被称为“抒情小诗人”（petits lyriques），因为他们的灵感简朴随意；他们由于完美地表达出那些瞬间即逝的想法而被列入伟大诗人之列。对诗性主题的选择是相同的，表达的朴素是相同的，观察的细致也是相同的。他们那单音节的名字对我而言能意味着什么呢？我知道李白就叫贺拉斯，杜甫就叫罗伯特·彭斯或贝朗吉。我告诉您，他们是乔装打扮的欧洲人，却没有成功地扮演好他们的角色；既然他们想乔装打扮成东方人，为什么不模仿东方人的语言和口音呢？他们的词句没有任何比喻和隐喻，他们的感情毫不过分：他们甚至似乎只认识那个我所熟悉的大自然。他们笔下的植物和动物是欧洲的植物和动物；没有一点儿东方风景。他们笔下的树是我们乡下的树，他们的动物是我们田野和栅栏里的动物。他们所有的丰富植物是杏树、梨树、桃树、柳树、莲和桑树。他们向我们展示的动物王国的代表，是燕子、鸳鸯、乌鸦、山鹑和山鸡。猴子确实是一个例外。人们偶尔听到它们于黄昏时分在坟墓上忧郁地呻吟，或在拂晓时分在山林里鸣叫，山顶矗立着一座佛寺；然而这唯一的例外远远不足以使我相信自己确实处于世界的另一端。

德理文先生回应我们的反对意见说，这些诗人确实是真实的中国人；他在诗集的序言里介绍了诗人所处的中国社会和文学状况，概述了对我们了解每一位诗人生活有用的基本情况，我们读着就可以相信这一点。如果我们注意到古老的中国文明惊人的悠久历史，就可以说，这些诗人是我们相对而言的同时代人。他们活跃于公元7—10世纪的唐代，一个对我们来说十分遥远的时代；我们至今总共只有15个世纪的历史，然而对中国人而言，那却是一个十分切近的时代。唐代之于中国社会有些近于法拉维尔斯（les Flaviens）和安东尼（les Antonins）王朝之于古罗马社会，当时唐代的文学和文人状况则近于奥古斯都统治时代古罗马帝国的文学和文人状况。事实上，德理文先生向我们所展示的唐代中国社会和文学状况的画卷具有两个时代的特征。中国在唐代是一个繁荣强盛的国家，如同安东尼统治期的古罗马帝国。国家的统治公正、谨慎而稳固；刚刚从长期的国内分裂、民众漫长的不幸以及暴政的恐怖枷锁中挣脱出来。就如同安东尼统治期的古罗马帝国，享有一种艰涩而自负的和平，可称之为好战的和平，这种武装起来的和平不排斥持续的出征，实在能称得上战争状态的名号，如果在这个时代我们不应明确地保留这个名号的话。在这个时代，国民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各个社会为其独立性而颤抖。在每一瞬间，人们可以在这些诗人的诗句中看到出发去跟北方蛮族作战或为前线守夜的皇家部队，看到的总是在战战兢兢的蛮族部落。长期受到轻视的文学复兴了，在汉代长期受到迫害的文人重新抬头并活跃起来。一个个体的存在无限期地延续，会经历所有的人性状况、认识所有事件可能的联合。事情就是这样：这些社会存在得太久了；半野蛮时代继以灿烂文明的时代，黑暗时代似乎被夹在两个光明时代之间。驾驭人心的每种激情，好的或者坏的，轮流占据着优势；愚昧如同科学有其时日，残忍如同人道也有其时日。意大利人和希腊人是我们古老文明经历命运转折的唯一例子，现代民族由于其较近期的起源避免了这种命运转折，然而他们能够认识并且见证其中最古老的历史，即法国历史。唐代的中国刚刚经历一个为文明社会所耻的时代。想象一种现象，可比于利奥三世（Léon l’Isaurien）统治下的拜占庭社会及其他破坏艺术的皇帝：文人被杀害和追捕，大批官员被处死，遭到流放的学士被迫秘密结社，寻找支持以反对暴力。唐代因此成为一个社会解放和复兴的时代，文人的文学创作激情大幅喷发，如同暴风雨过后鸟儿向着大自然欢声歌唱。

柔软而温和的音乐，而不是热情、欢快和如年轻民族一般强烈，甚至还有点儿野蛮的音乐被创作出来，因为它适于那些经受不幸、深谙文明生活的灵魂。在风暴过后，这些诗人的灵魂中留下了风暴带来的所有不安，不再有欢快的力量，不再激情四溢。我向那些想体会忧郁类型以及中国人面对死亡勇气本质的人认真推荐这些诗，这是使我们震惊的东西。这种忧郁和勇气的来源是同一个：对于人类事物虚无和人生无意义的认识。这些诗人清楚地懂得，一切瞬息即逝，执着于某种雄心，怀抱某种坚定期望是多么徒劳。他们祖先的漫长历史使他们深深懂得，唯一没有欺骗我们的情感是无动于衷。他们有悠久的传统深知，不幸是唯一永久的真实，最有幸的事情也会发生危险的突变。压迫之后的解救从不完整也不确定，幸福不会持续，光明闪亮之后会暗淡下去，和平悄悄地孕育着战争。“有什么好的呢？”“这是做什么？”这是他们面对一切的格言和实用哲学的根基。他们看破一切，灵魂耽于偶然，任凭自己漠不关心地游走于身边发生的事件流。这些诗人在半睡半醒中划着精雕细琢、充满诗情画意的小船；他们随意闲适地躺在宫殿的柱子旁，他们是没有信心的主人和不信神的朝臣，闭着眼睛梦见伟大的虚无和生命之水的美妙；或者来到一间佛家小室，坐在一位和尚身旁，他们的目光在日光中游移，而精神却迷失在最高的理性沉思中。事物的形象在他们那因冷漠而迟钝了的想象前闪现；窗帘揭开了，出现了一张年轻女人的脸，他们的思想愉悦起来，他们的虔诚情感被激发起来，柔软的风吹得他们的丝绸衣服闪闪发光，在这一刻，他们的灵魂由于这千般虚无而陶醉了。像李白这样的伊壁鸠鲁者优雅而大胆地接受了虚无，他说：“人生的荒凉虚无就是这样的。”其他人以谦卑和同情的态度更加虔诚地接受它们。这些诗人不追寻，不渴求，从不恨，爱得少：由道德疲倦生出的冷漠似乎是他们唯一的情感；然而，奇怪的是，这种绝对的超脱看似掐灭了精神的一切能力，相反却发展了微妙和细腻，这极好地表现了人类灵魂资源的无限性。正如这些诗人什么都不想要，他们享受最细微的事物，由于他们从不分心，有着更多的自由，来把握和品位偶然带给他们的最微小的幸福。在这种心灵状态中，每根细小神经的触动都会激起美妙或忧郁的感觉，会受到关注和赏析，而那些没有如此看破一切的民族只重视伟大的激情；没有什么现实是不重要的，一切均有其价。

由表7可知，处理间F(73.841)＞F0.01（18.000），说明该试验布置合理，3个处理间有差异显著。

关于这种在某些时期占据整个社会的忧郁的起因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这些可爱的中国诗人回答我们，让我们知道原因之一是一个悠久文明的道德疲倦。灵魂由于斗争和忍受的压力而逐渐衰弱，心灵由于欲望和失望而渐生疲倦。强健的感情是蛮族和年轻社会的禀赋，他们还来不及忘记信心，还不曾猜想人类的灵魂会沦落至如此悲惨的状态，甚至于后悔以绝望换取冷冰冰的和平；然而古老的文明人不再有一丝这种幸运和无知，这就是这些中国诗人以特有的细腻向我们透露的情感。他们那忧郁的脸上永远挂着一丝苍白、温和、文雅的微笑，视线里透出和善的光芒，每一句话都透露出微妙而纯净的人性精神；然而这种柔和只不过是厌倦，占据他们深心的是怀疑。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情感会比这种忧郁的温柔更温柔、更令人伤心的了。真正的忧郁，并非产生绝望和愤怒之情的忧郁，而是顺从的忧郁，这就是这些诗人的忧郁；最痛苦的生活并非被不幸压倒和与不幸做斗争的人的生活，而是只剩下回忆的人的生活，这正是这些诗人的生活。

他们给我们的道德教训，就是事物的不稳定性。这个教训不是新的，因为所有的圣人已经告诉过我们了；真正新的事物是他们礼貌地微笑着的语调和看破一切的谦逊态度。这些诗人看到了这么多事件，他们的父辈看到了这么多王朝和朝代的更替！对他们来说，过去的空间比未来的空间更无边无际。他们的想象力能够大胆地往后延伸，不用担心在回顾过程中被打断。想象力找到了什么？只是废墟接着废墟，坟墓连着坟墓，无限地，能到达它所能到达的地方，不会因疲倦而消失。他们那漫长的过去形成一种无限，如果他们想要，可以后退至于永恒。来听一听这种顺从忧郁的声音，看他们的灵魂承载着多少记忆。比如李白这首描写南京的诗：

六代兴亡国，三杯为尔歌。苑方秦地少，山似洛阳多。

由步骤1和2可见，学习、研究、创造在思维教学中获得了统一，即在“学习”的基础上“研究”，在研究的基础上“创新创造”．步骤1中的学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是学得更深、学得更活、学得更多；也不再是简单的学知识，是学习创新的精神和创新的思维．

这首诗是开卷之作，如同一篇自然的序言，其中有对精神的概括。这种悲伤和死亡的感情悄悄地钻进诗人的每首诗中；一切都被唤醒了：怀念一位古代圣人，看见一朵已经枯萎的花朵，感慨晴朗的天气，思念不在场的友人，对出门远行或分离感到痛楚，梦见一位已经去世亲人的脸。他们在花丛中坐在权贵与皇帝家的桌边，面对盛满的酒杯，重新找到这种感情，帮他们消除自负轻蔑或者无法表达的苦涩语气。他们想要让人听一首快乐的歌，然而，就像李白一样，他们总是重复《悲歌行》：

主人有酒且莫斟，听我一曲悲来吟。

悲来不吟还不笑，天下无人知我心。

君有数斗酒，我有三尺琴。

琴鸣酒乐两相得，一杯不啻千钧金。

悠悠一千年，陈迹唯高台。

富贵百年能几何，死生一度人皆有。

人们不应太震惊于在一些文学类别中发现中国和欧洲天性的某些相似之处。戏剧的目的是直接和正面地观察生活；小说的目的是分析平凡的现实；寓言和俗语则是对共同道德和经历的普及化。总之，这些文学类型只表达生活中最物质、最平淡和最表层的部分，而生活现实的平淡在每个国家都是非常相似的。我们来看所有文学中表达诗性、内心、主观灵魂生活的那种文学类型，比如抒情诗，只要向我们提供该民族最繁荣时代、由重要诗人创作的抒情诗的译文。假如在中国人的个性与天才中存在某种隐秘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必然会在内在的情感表达、灵魂的折磨和疼痛中流露出来。这种创造力事实上已经显露出来了，然而中国天性与欧洲天性的相似性并不因此消失；相反，它更多地显露出来，更多地被证明。这些中国诗是迷人的；然而如果译者德理文侯爵想卖弄文学的欺骗性，他轻而易举地就能给人们带去这种阅读愉悦。他所需做的只是抹去中国人的姓名，对这些诗歌文本进行极其轻微的改动，使之呈现为一部从各种欧洲语言翻译而来的诗集。这部诗集必然会使许多文人、哪怕是最聪明的文人感到困惑。我们看到他们读到李白的一首小诗，即《静夜思》，就大声叫起来：“这多么像一首德国的浪漫曲！这首小诗完全像是海涅写的！”杜甫的《春夜喜雨》有理由被当作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 1759—1796）的同胞，或者德国诗人如黑贝尔（Christian Friedrich Hebbel, 1813—1863）的作品，《白头吟》可被视为爱尔兰的一首流行曲，没有一个文人会反对。更好的是，一些评论者从中认出了爱尔兰和凯尔特人歌曲的基本特征，情感过于活泼，诗性主题单一，像一段伤心的倾诉被不规则地切断了，只留一声抱怨，诗人对这一转变以及连接思想与情感的外部逻辑无动于衷。最后，在我们之前，人们已经注意到，很多诗人与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公元前65—公元前8）惊人地相似。

我引用的这几首诗能显示这类诗的主要特点。

李太白的《对酒》：

式(10)为t阶段与t-1阶段的流平衡约束，其中，N(t)为t阶段待装箱集合，和为t阶段减箱和加箱集合。

此人古之仙，羽化竟何在。

特发性脊柱侧凸的分型经过长期的研究和探索，随着特发性脊柱侧凸数据库的不断扩大，也伴随着影像设备及技术的不断更新，从单平面到双平面，再到三平面，逐渐向三维发展，从普通的X线平片、普通CT、单层螺旋CT、多层螺旋CT的进步，应用CT的强大的后处理功能，能进行更精细的研究，进一步与特发性脊柱侧凸解剖畸形相贴合，对其畸形的理解更加精确。未来可以对特发性脊柱侧凸应用EOS影像系统进行三维立体数据建模、3D打印建模以及有限元分析，使特发性脊柱侧凸的分型更加准确，从而对该疾病的矫形进行全方位指导。

浮生速流电，倏忽变光彩。

天地无凋换，容颜有迁改。

古殿吴花草，深宫晋绮罗。并随人事灭，东逝与沧波。

过去的10年，是我国水利事业实现跨越发展，水利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升的10年，也是公共财政对水利投入显著增长，财政支持政策逐步完善的10年。中央财政始终将支持水利改革发展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和促进粮食稳产增产的重要措施，大幅度增加投入，完善支持政策，推动深化改革，加强资金监管，为水利事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对酒不肯饮，含情欲谁待。

《将近酒》：

参照2007年《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1]高脂血症的诊断标准：空腹血清总胆固醇（TC）≥5.18 mmol/L，或者三酰甘油（TG）≥1.70 mmol/L，或者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1.04 mmol/L，或者低密度脂蛋白（LDL-C）≥3.37 mmol/L，且最少4周内未服用调脂药物者。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李白的《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在这个古老民族的风俗习惯中确实含有一些滑稽可笑的特性；然而，应当小心避免只看事物的表面。近距离地观察，这些特性很自然地得到了解释，我们根本不需要刻意在我们社会的历史中寻找相似之处。灯节和对陶瓷神的崇拜并不比一些节日和濒危多神教的住宅保护神更为奇怪，受虚荣心的驱使，为隆重的葬礼做准备，类似的情况在我们这里当然也有。中国人为制造一具精美的棺材积攒金钱；第一眼看来，这显得荒谬可笑。但既然我们自己把人去世以后不入土为安视为最悲惨的事，为什么要惊讶于中国人尽力避开这种耻辱呢？此外，经过仔细的思考，我觉得所有这些特性同样证明了中国人格中积极正面和理性的本性。我们欧洲最敏锐的诗人歌德在他的书中描绘了一个由精神人物组成的社会，为什么不将歌德深沉的思想灵巧地应用于这些节日和独特的风俗呢？中国人在一定的日子里释放其性格中古怪的部分，在其余的时间，他们小心地把这部分安置起来，从不损伤理性。他们驯服了人类灵魂中的这种疯狂，如同人们用铃铛声安抚婴儿；他们摆脱了这个讨厌的宾客，将它放在一个奇特的亭子里，或者一座由陶瓷建造的精致监狱里。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王勃的《滕王阁诗》：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高适的《宋中十首》其一：

梁王昔全盛，宾客复多才。

悲来乎，悲来乎。天虽长，地虽久，金玉满堂应不守。

寂寞向秋草，悲风千里来。

这就是主导性的音符；这种忧郁的感情有着各种不同的形式，对立地表达出来。比如李白以不受约束的伊壁鸠鲁主义和无动于衷的享乐主义来表达。由这些诗人，我们想到了贺拉斯：这种关系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遥远的；但有一位诗人表现出了与拉丁抒情诗确切而明显的相似性，这就是李白的诗。李白跟贺拉斯一样是个饮者、凡夫俗子、廷臣和享乐主义者；使李白跟这位美第奇的朋友区分开来的唯一不同，是李白带着些许恼怒、辛辣，言行引人注目，这是《颂歌》的作者所陌生的。李白的声音在醉酒之国扬起，当一时迷失了理性，他不像拉丁诗人那样小心地躲在蒂沃利（Tibur）的小房子里，而是完全不顾礼仪，躺在王宫的列柱之下，在这里他是皇帝的朋友和客人。他比拉丁诗人更加衣冠不整、自由散漫；除了这些细微差别外，可以很容易地比较二者。社会和人类生活的场景赋予罗马人和中国人相同的情感，教给他们相同的道德。及时行乐是他们给自己和所爱之人的忠告。“活着的人啊，请享受生活，因为你很快就会死去，谁知道你会变成什么？”这种对于享乐和无忧无虑的呼吁在李白诗中比在贺拉斯坦率得多，它从来只有一种方式。李白劝人们喝酒、喝醉酒；醉酒是他知道的唯一享乐。对李白来说，没有莉迪亚，没有皮拉，没有珂洛艾依，没有格雷西；女人在他的诗中从来不出现，爱情从来不占据地位，只是充满醉酒的火热呼吸，如果自然没有送来春天清新的微风和秋天温热的阳光。相反，醉酒使人遗忘的事实确实得到了宣扬！其中有一种狂躁的热情，绝望的冲劲和饮者的猛烈，揭露了生活的苦难和无聊，将《颂诗》（Ad Sodales）作者的伊壁鸠鲁哲学推得更远。我们已经引用过李白的几首诗，它们表达了诗人的这种感情；这里我们还想引用一下令人赞美的诗句。我不知道下面这首诗的形式在汉语里会是什么样的；然而诗中那温柔的狂热通过翻译依然显得活泼，它远非优雅的醉酒，而始终是贺拉斯酒神颂诗的情人。还是来读一下这首诗吧：

李白《春日醉起言志》：

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

所以终日醉，颓然卧前楹。

觉来盼庭前，一鸟花间鸣。

既然中国艺术家的品位只是他们精通装饰业的一个证据，既然当人们近距离观察时，发现中国风俗的特征只是富有洞察力、理性、谨慎和灵巧的表征，那么试看这个民族的文学是否会更好些？无疑，我们的好奇心将会得到满足，以一种与我们所寻找的完全相反的方式，因为应该让他认识并向这个远东国家、向他已经熟悉的人类灵魂致敬。其他的亚洲文学以形式的奇特取胜，可以说，中国文学与它们完全相反，丝毫没有东方特征。在我们过去和现在的汉学家如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 1788—1832）、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巴赞（Antoine Bazin, 1799—1863）、泰奥多·帕维（Théodore Pavie, 1811—1896）等先生的努力和帮助下，我得以接触中国文学；我经常被其与众不同的欧洲特征震惊，这种欧洲特征同时体现在思想内容和涵盖思想内容的形式上。如果在这些作品与我们的作品之间只有道德内容是相同的，人们可能不会太惊讶；然而这种内容被加以秩序化和成形的方式，正是我们的作家和诗人的方式，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它们极为相似，可以把这种文学视为我们西方文学的延续，很容易给人一种幻象，认为中央帝国的国界也是我们的国界。中国人的才能在制高点和最低处丝毫没有其他亚洲民族特有的优点和缺点。他们的作品在最高点表现出了我们所说的道德精神，但丝毫没有玄学的沉思倾向；他们表现出了惊人的分析和论辩才能，却绝对缺乏预言精神和直觉力。中国人审慎、明智、稳重地思考一切事情，任何主题，他们都采用中庸的观点，以至于可以用他们的一部经书《中庸》的书名来定义他们的思维方式。没有任何东方式的夸张、诗性的醉酒或者抒情的流泻；有时候因过度烦琐而有伤品位，但从不夸张。人们在他们的作品里读到一些异乎寻常的细节描写，足以打动人，但这些细节一般是微不足道的，比如服装、建筑、礼仪的独特性，它们都丝毫不涉及思想内容，一点儿也不蒙昧。在他们圣人的陪伴下，您不会有远离故土的感觉。我们所有古代和现代的道德家已经告诉过您相同的教导，形式也几乎是相同的。在几百年之后，只有一种可敬的古老风气和这种如同一个来自人类天才创造的神圣光环的庄严，才阻止您将这些中国圣人的面孔跟您祖国文明的圣人混淆起来。他们不是受神灵启示者，不是预言家，他们不以神谕的口吻说话，不喜欢迷失在极高的思辨中；他们所惯于保持的主题是道德、美德、公正，作为民族风俗根基的原则以及于人民之友—君王相宜的行为准则。他们是圣人的第二沉思者和乌托邦主义者。孔子和孟子像苏格拉底那样向你们讲述神和公正，像富兰克林那样教导持守谨慎，如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 1533—1592）那样宣扬宽容和社会慈善，像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那样称颂美德；那就是他们更为广阔的地平线。老子是最为大胆和高尚的，他更接近神圣者和宗教始祖，与伟大的斯多葛相当；老子为获得灵魂的宁静、上升到至高理性层次而主张的教义，跟反抗我们欧洲理性的佛教教义相反，像我们所熟悉的自我牺牲学说，又像斯多葛的宁静主义，不会让我们感到震惊和愤怒。

感之欲叹息，对酒还自倾。

浩歌待明月，曲尽已忘情。

不管李白是不是忧郁症患者，没有谁会感到吃惊，因为他本质上是享乐主义者和饮者：忧郁和享乐始终是一对好伙伴。然而这种悲伤有另外一个原因，某个本地化的原因，源自诗人所生活的社会状况。李白身上孕育着一种十分独特的苦难之情，在特定时代和文明之外是不可理解的。他，一位文人、宫廷诗人、皇帝的朋友，以诗歌天才受到景仰，因藐视科学和思想而激发创作。他感到在和他所生活的时代相似的时代里，文人无用，这种感情在他时而表现为恼怒，时而表现为羡慕。猛烈颤抖的悲愁突然攫住了他，他说起了绝望酒鬼的玩笑话。他嫉妒那些行动者，对他们的崇拜超过了圣人和诗人。他满怀激情地描写冒险的战士，一半是强盗、一半是英雄的雇佣兵，他们的名字刻在人们的记忆里，不可磨灭；而圣人的名字在几代之后就被忘记了。思想不值一提，长存的是行动，猛烈的行动！

“艺术作为文化特殊体系致使对艺术的研究最终会回到对文化的研究上来，一个文化或者说某一个群体的文化是由各种文化要素所构成的它是各个要素构成的统一体或整合系统，而不是若干文化要素的偶然堆积。”[1]在独特的自然环境及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在贵州版画发展进程中体现了其多样化的艺术样式。下面就从几位艺术家的案列进行分析，并就他们的作品所显示的“多彩贵州”地文化特征以及在现当代语境下所产生的艺术价值进行分析。

李白《行行游且猎篇》：

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负荆请罪》一文，和平常学的课文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请大家睁大眼睛，去发现、寻找。

边城儿，生年不读一字书，但将游猎夸轻趫。

胡马秋肥宜白草，骑来蹑影何矜骄。

金鞭拂雪挥鸣鞘，半酣呼鹰出远郊。

878 Cataract recognition and grading based on deep learning

弓弯满月不虚发，双鶬迸落连飞髇。

海边观者皆辟易，猛气英风振沙碛。

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

在其他任何国家，这种感情只是个人倾向性的一种表达；然而我们是在中国，是这个官员和文人的国家；在这个国家，圣人们始终认为学习具有特别的重要性，甚至连文明程度最高的欧洲人跟他们的意见也不一致。在我们这里，学习不过是个人接受教育的一种方式，一种文化形式；而在中国，学习被圣人们视为一切社会道德的基础，甚至是国家的根基。对学习的热爱与尊敬才是中国真正的宗教。中国人不相信人的直觉推动力，这种神圣的必然性本身将我们推向幸福；他们只相信一种富有忍耐力的文化的结果。所有出自天性的道德对他们来说都是缺陷，尚未通过学习被纠正、完善和巩固。关于这一主题，听听最受他们尊敬的一位圣人说的话：“爱人而不爱学习是轻率，爱科学而不爱学习的人不可靠，爱诚实而不爱学习使人受骗，爱勇敢的事物而不爱学习的人难管理，爱坚定而不爱学习使人愚蠢。”因此，在这样的国家看到李白公开表达对学习的蔑视，这是最严重的症状。在李白的这种蔑视中有错爱的忧郁，有中国人重视学习而徒增的忧郁。在任何国家任何人都不愿意受到科学的欺骗；但对中国文人而言，根据国家的传统，这却必定是最低级别的道德不幸。其他诗人同样也感到了这种导致战争和无政府主义的命定的酸涩；然而他们不像李白那样采取犬儒主义的态度，而是满足于为这些“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时代悲苦呻吟。

之前与一些资深读者有过一些交流。当他们告诉小编，不喜欢《武侠版》上刊登的某篇作品时，小编曾经据理力争，告诉他们这些作品好在哪里。

总的来说，李白的忧郁与个人主义有关；个人主义的影响与对民众不幸的冷漠一样多，以伪装的羡慕和崇拜之情向其所憎恨的恶进行报复。李白之后，另一位诗人在唐代诗人中迅速崛起，他的忧郁更加高尚。杜甫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他的诗歌灵感会使我们联想到一些最流行的西方抒情诗人。《江村》使人想到彭斯；《兵车行》和《石壕吏》让人想起贝朗吉。一般而言，所有的唐代诗人擅长于抒情：感情越内在、微妙、细腻，他们就越赞成。杜甫更加非个人化，他喜欢赋予他的诗以一种戏剧式的表达方式。他懂得从自身出发，表达他所亲身体会的中国社会的所有不幸。他讲述出身贵族的姑娘承受家族衰败的重负，她那高贵的痛苦；他和老人一起悲叹战争带来的破坏，描写战争使帝国的花园变成了一片荒漠；他描述疲倦的老兵在对君主的抱怨和咒骂中死去。在这部诗集中，杜甫的诗是题材最广、最丰富的。甚至在他所擅长的纯粹的抒情诗中，他完整地铺叙思想，而不是像李白和其他诗人凝练集中地表达思想。我认为，杜甫最富创造性的是那些以戏剧的方式表达中国社会不幸的小诗。欣赏一下一种真实而真诚情感的力量：杜甫所表达的情感力量是如此强大，尽管隔着翻译，尽管我们对那些已经消失如此之久、在一个遥远国度生活的人应该会相对漠然，然而在与他相距之处，我们自身的人性情感与他发生共鸣。我们只愿读者相信我们的话：《兵车行》《石壕吏》以及一首题为《佳人》的动人诗歌的开头是应该引用的，而且不需要注解。

其中[α]是许用压力角。δmax、δmin的最大可取值区间是[0,180]，由式(12)前2式知α1、α2的最大可取值区间是[-90,90]，由式(13)、式(15)有

杜甫诗《石壕吏》《兵车行》全文以及《佳人》前后两段（略）。

尽管隔着翻译，包含在原诗中的情感仍然有足够的力量，能激起我们身上至纯人性的情感。中国的爱国主义找到了能够打动所有国家所有人心灵的表达方式，唤醒了人们对他们所感受的社会痛楚的记忆。杜甫的爱国主义，如同李白的伊壁鸠鲁主义，具有一种独立于所有时空环境的人性意义；而来自这些环境的第二个意义却具有真实的价值。事实上，如同劝酒诗，李太白对科学的蔑视、对行动者的羡慕已经间接地向我们揭示了学习对于中国人的重要性，杜甫通过诗歌所表达的爱国主义使我们眼前出现了理想的文明（中国社会据此而造就），可作为典范的道德老师，并向我们揭示了维系和平与工作这二者平衡的代价。杜甫的爱国主义与适于军事主义种族和好战文明的爱国主义相距甚远。如果诗人的灵魂感到愤怒，如果他的心在流血，根本不是由于帝国处于危险，皇家军队惨遭失败：不是的，帝国很强大，皇家军队处处告捷；但把这么多壮丁送上前线，把最好的武器投入战争，把最肥沃的地区变成荒漠，即使国家没有受到羞辱，也已经变得贫穷。家庭的幸福遭到破坏；丈夫和妻子被硬生生地拆开了，像互不相识的陌生人一样生活着；年轻的姑娘听从李白的意见，顺从命运而不叹息。这个由农民、艺人和文人构成的和平社会没有让武力成为文明的要素：她始终被迫支持最具消耗性的战争，即防卫战争。军事主义的民族至少拥有自身滋养的资源，而防卫性的战争会给被迫去承受的社会带来毁灭。防卫性的战争只是消耗而不从事任何生产，它所吞噬的每两白银都是净损失，不带来任何补偿。战争对所有的民族来说都是可怕的，甚至对好战的罗马人也是如此，诗人通过母亲的厌恶表现这一点。然而战争在勤劳而和平的中国人中激起的恐怖由于幸福的失落而加倍了，因为对他们来说，幸福比任何东西都更珍贵，而战争掠夺了幸福。幸抑或不幸，对于一个类似的社会，战争始终只有一个相同的结果，即毁灭。这样一个民族的对手所冒的风险和损失都比他们少，因为对后者来说，每次胜利等于失败。中国人在战胜和征服方面不够大张旗鼓，他们以中国文明富有忍耐力的智慧，更为审慎地恢复尚未被蛮族暴力耗尽的东西，以维护未被保存的事物。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中国人的怯懦；然而，当我们更切近地观察，这种怯懦很难与他们在死亡面前表现出来的勇气联系起来；这种怯懦变成了精打细算的谨慎和精明。只有侵略性的战争才是有收益的；然而一个民主、和平、只打自卫战的社会知道战争的一切坏处，不知道战争的任何好处。

在德理文向我们介绍的诗人中，杜甫是一个明显的例外。大部分诗人很少有极富活力的爱国主义，他们对社会苦难的兴趣也更不直接。他们处于忧郁漠然的状态，甚至已经习惯了那些不幸和苦难的场景。他们生活在阴暗而绚丽的寂寞中，不再关注会使他们那极富口才的同胞的心流血的社会苦难，他们什么也不想知道。他们温和而顺从，对命运不再有任何期待，但对人性的情感依然敏感，会战栗、发抖以及轻微的忧虑。大自然恐惧虚空，这种恐惧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都存在，不管他有多么看破红尘；同样，大自然在废墟的侧面饰以常春藤花环，在这些看破一切的心灵荒漠中长出各种迷人的草木、奇特而细腻的情感。这些诗十分奇妙，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超越原始感情已久的民族，它基本的人性根基早就被耗尽了，以微妙的感性、复杂和后天获得的思想生活着。这如同第二道德生活，在符合自然人性的道德生活的坟墓上成长并开花。这些诗一点儿也不流行，甚至也不具备“人性”（l’humain）这个词的本义；它们本质上是超越了文明本身局限的文人诗。人们读着这些诗，几乎可以相信，中国作家只是通过传统才知道伟大情感的存在。就像传说中的圣人已经消失一样，这些情感似乎都已遗失在遥远的古代，诗人们每时每刻都在追问：此刻它们在哪儿？如果人们询问某位诗人，他肯定会这样回答：“我们听说在过去某个时代，人们认识那些叫作希望、爱和快乐的情感；然而它们已经消失好几百年了，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它们有着什么样的形式，在人的心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所有社会已经认识或将会认识这种独特的匮乏，一个悠久文明让灵魂来承受的结果。有一天，人们将会认识到情感的粗糙，并以之为耻；出于对停留在野蛮状态的恐惧，他会不断地追求雅致，越来越精妙，最后成为中国人。

这种感受的雅致和中国的智慧，有时非常精微，几乎难以察觉。这些诗人的情感十分活泼，贴近自然，是擅长描绘艺术的能手；但他们活泼和恰当的情感只向熟悉各种才能智谋的文人展示。中国人似乎害怕斩钉截铁的语调，害怕鲜艳的色彩和饱满有力的形式；他们认为这会使他们显得太一般、太粗俗。他们喜爱温柔、纤细的色彩，平淡、轻柔、忧郁的语调，他们所描绘的大自然总是很纤弱，稍微带点儿病态。他们特别喜欢两个季节：春天和秋天；他们几乎从不描绘夏天；因为夏天过于繁茂，过于酷热，有太多外露和快乐的生命，太多鲜艳夺目的色彩，这些对于他们那考究的毛笔和略微忧伤的想象力都是不合适的。春天和秋天在他们看来更为理想。四月微微的颤抖和十月略微的病态，嫩枝的柔和色彩，阳光变得炙热之前沁人心脾的微风轻拂，年初的浅淡以及年终的红色，就是他们能最好地理解和把握的。他们对于大自然的描写是我所见过最灵敏的；他们只表现事物表面的优雅，而这些表面的淡薄似乎从来不足以表达他们的愿望。他们用最朦胧和最透明的自然景象表现事物的意象：一层轻盈的薄雾，草尖闪烁的一道光，这些精妙的自然景象使无形的意象更加雅致，甚至成为超感觉的意象。花草激发他们的温柔之情，当他们看到花草凋谢时产生的怜悯之情，他们询问它们的灵魂将会变成何时的不安，无疑是奇特而疲倦的想象性幻觉，但却由衷地热爱和深深地理解大自然。人们说中国人对大自然有着孩子般的情感；应该说，这是一种父亲般的情感。他们在大自然之美中只选择那些拥有孩子的优雅或能够激发温情的事物，称赞它们，对它们说温柔的话语，就像对孩子说话。这里摘录一些，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人对于大自然的各种微妙感情。

杜甫《春夜喜雨》：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① 比较一下德国诗人黑贝尔的一些诗，其中的情感、纯朴的语调和形式正与此相同，所用的语言也几乎相同。—原注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陈子昂的《感遇》（其七、其二）：

白日每不归，青阳时暮矣。

茫茫吾何思，林卧观无始。

众芳委时晦，鶗鴂鸣悲耳。② 根据译者所引用的中文解释，这是一种在春天和秋天歌唱的鸟。—原注

鸿荒古已颓，谁识巢居子。

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

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

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

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

岑参《韦员外家花树歌》：

今年花似去年好，去年人到今年老。

始知人老不如花，可惜落花君莫扫。

君家兄弟不可当，列卿御史尚书郎。

朝回花底恒会客，花扑玉缸春酒香。

王昌龄《采莲曲》：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

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吴姬越艳楚王妃，争弄莲舟水湿衣。

来时浦口花迎入，采罢江头月送归。① 这不是华特（Jean-Antoine Watteau, 1684—1721）作品的诗歌描绘吗？不是名画《赴西德尔岛》（L’Embarquement pour Cythère）的汉语翻译吗？—原注

在这些轻巧的意象中，在微微透着寒意的明亮月光、闪闪发光的池水和初春的青葱中，诗人们的幻想活跃着。他们梦见已经凋谢的花朵的灵魂，用忧伤的眼睛看着树叶被秋风卷走。他们对大自然一切美丽而脆弱的事物温柔、真诚和友好。人们希望大部分诗人都能获得回报，就像神灵在古代曾经给予一位诗人的一样。泰奥多·帕维（Théodore Pavie, 1811—1896）曾经翻译过这位诗人的故事。这位诗人将一生都奉献给了对牡丹的醉心冥想。他不知疲倦地欣赏牡丹的色彩，呼吸它们的芳香；以美丽的花朵为媒介，这个孩子一般且富于诗意的灵魂与永恒相连。神灵被他的虔诚打动，在他死亡之际使他化为牡丹，获得真福，这与他虔诚作品的优点完全相宜。

中国诗人表达的心灵独特情感和他们的想象性幻想拥有共同的本质。他们所偏爱的情感，是特别微妙的情感；态度冷静，身体缺席，以更好地追求情感的精微；这是首先适合疲倦和痛苦心灵的情感，即友情。这是在尊重家庭的基础上最为中国人所熟知、在传统中实践得最多的人性情感。首先，民主友爱、相互保护、道德团体的有力联系，历经各代，变得更加精练；在唐代的诗人中，我们看到这种联系变成了一种对文学艺术感性而忧郁的爱好。对于完美的友情，中国人有着迷人的表达：他们将之称为“声音的友情”或音乐友情，不管他们想要表达真正朋友联合的完美和谐，还是精明地认识到，假如他们灵魂的本质是相同的，并能发生共振，那么音乐是最佳的见证方式。这极好地表达了友情的本质，正如我们在这些诗人中发现的。事实上，这种友情就像一首哀怨的乐曲，使人产生忧伤的满足感，就像口琴声使神经产生的感觉一样。

至于爱情，在他们的诗中没有地位；这种激情太热烈、活跃、内容太沉重、性质太动荡，难以取悦这些虚弱的雅士。一般而言，女性在这些诗中如同一种装饰，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作为风景的点缀；有那么两三次，女性出现在诗题人物中，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女性美德的最佳模范。我们已经听到被锁在深闺的年轻妇女在寂寞中哭泣和埋怨：李白在《白头吟》中向我们讲述了一位弃妇的哀怨。不幸的是这首诗很长，不适于引用，不过作为补偿，这里引用一个中国妇女如何回答一个引诱她的追求者。诗中的情感高贵、庄重、朴素，我觉得适合我们欧洲社会所有的正派女性。

张籍《节妇吟》：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

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褥。

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持戟明光里。

知君用心如明月，事夫誓拟同生死。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读这些诗，人们很好地懂得了当时佛教何以在中国取得胜利，在中国扎根。没有一块其他土地更好地为这种弃绝一切的宗教做好了准备。中国的古老文明和佛教确实是为彼此而生的。佛教的民主神学和友爱精神对于印度的种姓贵族制是坏的榜样，而与民主社会最古老的风俗和制度则相契相合。从最为久远的时代开始，中国圣人的教导就被用来发展他们民族灵魂中的道德情感，而不是形而上学或诗性情感。与印度的诗人和圣人相反，中国的圣人们相信，关爱和尊重的主要对象应该是人，他们已经在同胞中创造了一种人性精神，适于理解佛教慈悲和温情最为细微的差别；然而佛教之所以成功真正的重大原因在于这种宗教如同一个天外来物，落在了一个渴望和平与休息的古老文明上。这种对由弃绝一切而至真福的许诺、对长眠的渴望、对所有尘事轻松而快乐的抛弃，对每一颗过于文明、疲于生活的心灵无异于一剂清凉的香膏。他们在疲倦中发现自己不止拥有接受佛教教义的禀赋，还有着对虚无的热爱和虔诚实践的端倪。正如对天主的敬畏是道德的开端一样，心灵的疲倦是佛教的起始；人们可以肯定地说，所有的古老社会如果不是礼仪上的佛教徒，那就是事实上的佛教徒，中国社会也一样。① 这些文字是二十年前写的。二十年来，多少事实肯定了我们在这里表达的观点；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 1882—1950）、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学说的迅速宣传；新一代对悲观主义越来越突出的喜好；以及英国人马洛克《生活值得过吗？》的出版，本书书名意义明确。—原注

中国诗人习惯性的忧郁毫不费力地转化为宗教悲痛，他们喜欢让生活的孤寂激励自己去沉思至高无上的真理。诗人从隐居处出来，到僧人的禅室或佛教寺院去寻觅关于不朽的幸福话语。严格意义上的宗教诗在德理文的译诗集里非常少；相反，流露出宗教情感和神秘虔敬的诗歌则数不胜数：

《幽居》（韦应物）：

贵贱虽异等，出门皆有营。

独无外物牵，遂此幽居情。

微雨夜来过，不知春草生。

青山忽已曙，鸟雀绕舍鸣。

时与道人偶，或随樵者行。

自当安蹇劣，谁谓薄世荣。

这首诗以精练和微妙的方式使我们重温人性的伟大情感。我们就在这里停下。相信我们没有遗漏任何有意思的细节，现在终于可以合上这部诗集了。自儒莲翻译《譬喻经》（Avadanas）② Les Avadanas, contes et apologues indiens inconnus jusqu’a ce jour, suivis de fables, de poésies et de nouvelles chinoises, tr. par Stanislas Julien. Paris: B. Duprat, 1859. 儒莲法译《譬喻经》（Avadanas），1859年巴黎出版。—译者注以来，这是献给文人公众读者最为珍奇的东方文学作品集。我们希望译者继续翻译中国近代乃至当代的诗歌作品。我们渴望拥有一部中国近代诗歌集，以准确地认识这个古老社会里智慧的实际状况。

合上这部诗集后，我觉得需要提两个问题，期待最大胆的人来回答。人们能够观察到中国文人的作品与欧洲作品惊人的相似性。仔细探究他们所表达的情感，会发现其中有一些奇怪的、在我们的经历中找不到的东西，如果不加以特别注意是不能理解的。我想询问那些创造了精妙种族理论的现代批评家，这些长着圆脸、斜眼的蒙古人兄弟怎么会在灵魂和智力上和欧洲民族如此相似，因为根据血缘和种族法则，其他东方民族才是我们真正的亲戚啊？为什么他们只是在五官和肤色上跟我们接近？我们怎么会在中国找到于人类幸福最有益的道德，被我们视为完善我们人种最佳工具的相同人性精神，以及被我们视为文明人真正宗教的相同理性主义？明确我们拥有雅利安血统证据的人种志学家必定会在我们民族源初的道德前害怕地后退，他们热烈赞颂对远东民族的侵害，而后者却信奉他们的反对者所愿意承认的唯一道德。那些灵魂上是我们父母的民族—犹太人、中国人，根据批评家的观点，怎么恰恰来自异于我们的陌生种族？

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是提给现代欧洲民主的哲学家的。哲学家，我对他们说，我很想跟你们抱有相同的期望；然而你们是否很好地思考过中国制度状况给予我们的教导？这个民族不仅在智慧的表达方式、人性道德、实用哲学上，也在社会组织和政治机制上和我们相似。你们当然喜欢现代民族的另一种文明，无疑，这些民族中你们最爱的两个就是英国人和法国人，你们看到，一个犹如先驱，另一个犹如宣传这种对你们而言十分珍贵的文明的传教士。好吧！他发现中国人正好具有这两个民族的优点，却没有他们的缺点。中国人像英国人一样爱好和平，视战争为最坏的灾难；像英国人一样热爱商业和工业；跟英国人一样将农业发展至完美；他也有着英格兰人的勤劳天分，而没有封建贵族，后者是你们唯一不喜欢英国的地方。另一方面，中国人跟法国人一样是民主主义者，却没有后者的侵略和好战精神，这种精神使民主政治冒了那么多风险。然而这种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治在我们这里只有80年的历史，在中国则已经延续了几个世纪，其起源是在遥远的古代。这种民主既非不完整，也不原始；它最巧妙，也最复杂，与你们所吹嘘和制定的民主政治最相似。我们什么样的政治机构是中国人没有的？他们有我们的中央集权和等级管理制，有我们民主哲学的所有样式。在中国，科举考试制度是官吏录用和社会功能组织的基础，还有什么比这种制度更接近你们思想的呢？无疑，你们理想的民主政治早已经为这个民族所理解，它的国土条件允许实现这种理想的民主政治。然而，这个社会怎么会突然出现最令人厌恶的衰败形象、最严重的腐败和最可耻的残暴景象的呢？

你们不是将民主政治视为人类发展的一个阶段，而是将其视为人类发展的终点。一旦到达这个终点，人类进步的漫长旅途就结束了，不管外部如何发展变化，它保持并应永远保持在民主状态中，人类精神在道德和政治上无比公正，无比接近抽象真理的形式。你们看到的民主不仅是人类制度最后的术语，而且是阻止这些制度腐朽的盐。人们不再看见衰落和野蛮，因为他们受民主政治的统治；不再看见导致最佳制度建立的罪恶，这些民主制度持续了太长时间；由于一种适合于民主政治的保守道德，人民不再担心人类的最后阶段过久地延续，灵魂永驻而不害怕堕落。好吧！如果这是真的，中国自许多个世纪以来，或者说，从最初的一步开始，已经发展到了人类进步的最后一个阶段，这应该是地球上一切真福的所在地，我们绝不该用大炮轰开天朝帝国之门，而应该从中寻找政治建设的主题。然而，我们今天以对待堕落蛮族的方式对待这些古老的文明人，这真是太公正了。

因此，不存在有权阻止公正和真理腐坏的政治制度；保持它们的唯一的盐是随着持续不断更新的水流而去的东西，它源自生活未知的源泉。或者这种源泉是至高全能存在的属性，它不露面，也不自我命名，我们的种族批评理论对它来说并不存在，不加区别地利用所有的形式和能力，在人类中实现它赋予自身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