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关于朝鲜朝汉语官话“质正”制度及相关问题，李无未、张辉（2014），张辉等（2014、2015、2016、2017）已有论证，此不赘述。① 参见：李无未、张辉：《朝鲜朝汉语官话质正制度考论》，《古汉语研究》2014年第1期；张辉：《朝鲜朝汉语官话语音“质正”制度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张辉、李无未：《朝鲜朝汉语声调标记“质正”》，《古汉语研究》2016年第1期；张辉：《朝鲜朝〈老乞大〉汉语官话“质正”》，张伯伟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14辑）》，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但学界于朝鲜朝华人角度对朝鲜朝“质正官”问题的专题讨论尚未多见，亦很少关注。主要原因在于，朝鲜朝“质正官”属于临时任命的委任官，由朝鲜朝（1393—1911）承文院选派，要求精通汉语，并赴华执行汉语质正任务。在朝贡使团中，他们专门负责汉语咨询、就正等项工作。作为朝鲜朝时期学习汉语特有官职，“质正官”一词，较早出现于《实录》成宗77卷，八年（1477丁酉/［成化］十三年）闰2月18日（丙辰）六条：“汉训质正官金锡元上闻见事目。”② 《朝鲜王朝实录》，韩国汉城：国史编纂委员会，1981年，以下简称《实录》。该资料中，金锡元所任职责应与汉语音训考释相关，所以称“汉训质正官”。质正官也兼有求购中国典籍的使命。据《实录》成宗128卷，十二年（1481辛丑/［成化］十七年）4月25日(己巳)条：“弘文馆校理金欣，以质正官赴京，而还，进《朱子语类》一件，赐毛马妆一部。”可见，弘文馆校理金欣，就曾以质正官赴京，并在中国得《朱子语类》一书。因此得到成宗的赏赐。

有学者认为，此类官职为“非常设”，通常因人因事因时而设，一旦完成其所担负“质正”任务，这一官职也就失去意义。③ 参见刘春兰：《朝鲜早期汉语课本〈训世评话〉及其作者》，《南开语言学刊》2009年第2期，第152—160页。非常值得讨论的是，这类“非常设”“临时性委任的官职”能否归入“常规”“制度化”范畴来对待？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质正官及质正制度呢？一般认为，常规制度应为不管是否派遣使节，都会设置专门的官职来执行相关任务，但目前从《朝鲜王朝实录》所发掘的所有材料证据表明，质正官是在派遣使节时临时性设立的官职。那么，是否由于使节团本身就属于临时性，因而质正官必然也是临时性的，因而也就不能认为成功地证明了质正官及质正制度的相关问题呢？要有资料来证明这一问题无疑非常关键和重要，否则本文就不存在论证的基础，研究价值亦无从谈起。我们回到《实录》资料来看，质正官为使团随行人员，是一个例行常规制度中的必备职官。一般在文臣官员中选拔。就个体而言的质正官职是临时委任。但这一职官却应是根据朝贡制度而“每行”常设。据《实录》成宗173卷，十五年（1484甲辰/［成化］二十年）12月21日(甲戌)条：

传于承政院曰：“讲(隶)〔肄〕官二员赴京，无乃有弊乎？”都承旨权健启曰：“承文院质正官，每行赴京，似为无益。除质正官、讲〔肄〕官二员，仍旧入送何如？”传曰：“可。”

可见质正官不但为常设职官，并且明确隶属于“承文院”。此外，在朝鲜朝派遣的“朝天”使节团中，质正官有专任。比如《实录》宣祖8卷，七年(1574甲戌[万历]二年)5月11日(甲申)条说：“圣节使朴希立、书状官许篈、质正官赵宪如京。”很显然，在朝鲜赴华朝贡的“圣节使”使团中，承文院所属的质正官赵宪，曾以专任身份赴京。这就首先说明，此职官无疑是存在的。我们知道，历史上的朝鲜与明清属于典型的藩属朝贡关系。郑红英的研究观点较为可取，认为朝鲜派往中国的使臣随着朝代的更替，多少有些变化，但一直以来每年都有几次的派遣。正月初一派遣的贺正使、中国皇帝生日那一天派遣的圣节使、皇太子生日派遣的千秋使，这就是历来朝鲜派往中国的固定使臣。此外，中国皇室有庆事时派遣的进贺使，受到中国皇帝特别恩赐时的谢恩使，朝鲜有特殊请求时候的计禀使(奏请使或奏问使)，中国皇室有丧事时派遣的陈慰使，明朝对朝鲜有误解时派遣的辩诬使，等等。在明代，朝鲜使臣出使中国的次数较为频繁，有时一批使臣还未回国，另一批使臣已从国内出发。途中使臣队伍前后相望，常常是几批使臣相向而遇，或因出使目的不同而同宿北京玉河馆内。据不完全统计，在明代的277年中，朝鲜使臣出使中国共计1 252次，平均每年4.6次。使臣出使次数最多的时期，是明朝初期的洪武和永乐时期，从朝鲜方面来看，即朝鲜太宗和世宗时期。郑文引用韩国学者高锡元的研究指出，朝鲜通过朝贡支出的费用是朝鲜王室一年费用的六分之一：朝鲜因朝贡贸易所受的经济损失较大，但每年积极向明朝进行朝贡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以及对中国先进文化的输入。朝鲜通过朝贡册封关系促进与明朝的友好关系，由此借助明王朝的地位来维护朝鲜在东北亚的地位，这不仅可以提高朝鲜的国际地位，而且可以稳固朝鲜国内政局。① 郑红英：《朝鲜初期与明朝政治关系演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58页。这就说明质正官及质正制度是与朝鲜对华的朝贡制度匹配一体的。虽然“质正官”貌似临时性的使行官员，却与“圣节使”等其他朝天使者一样，肩负着自身使命。相关证明材料还有如：质正官亦有兼职，其在赴华使行中同时兼任其他职务。据《实录》明宗23卷，十二年（1557丁巳/［嘉靖］三十六年）7月11日（壬戌）条也说“书状官，令兼带质正”：

壬戌，承文院提调启曰：

“书状兼质正事，臣之意亦如谏院所启。我国人民之苦，中朝车辆之弊，不可不虑。今冬至使书状官，令兼带质正，质正官，则进慰使之行，兼书状而送何如？”传曰：“如启。此意言于谏院。”

漆永祥先生则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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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诸家之说，并皆有理，然并皆不全。窃以为质正官者，朝鲜朝遣往中国咨询求正汉语字词音声，并兼求中华礼乐文明之官也。其人多随使团出行，其主要职责为质正汉语字词音声，其次为请教典章制度、购求经史书籍等事，亦偶负责使团中督责纠察之职（多为书状官兼质正官时）。赵宪归国后所上《封事》，提出自朝廷典制至民间服饰，全盘接受明朝制度，即可知质正官以求礼乐文明之官自任也。① 此处引自与漆永祥先生2014年12月讨论质正官等问题时的通信交流内容。

李相，原辽东铁岭卫军，正统二年（1437）九月被脱轮卫野人虏获，辗转贩卖为奴，至朝鲜边境被俘。此人“颇识文墨，语音纯正”,是个理想的汉语教师。于是，朝鲜国王特向明朝皇帝启奏，请求将其留下“训习语音”,得到了明朝皇帝批准。不过半个月，明英宗在敕书上说，李相是个逃出兵营的军人，对他不要太信任。朝鲜世宗马上恭恭敬敬地给明英宗答复说：

正祖二十四年（1800）五月，辛卯，又传曰：

“质正官”的设置与朝鲜朝汉语的“质正”制度建立有关。《实录》成宗200卷，十八年（1487丁未/［成化］二十三年）2月2日（壬申）一条：

壬申，御经筵。讲讫，侍讲官李昌臣启曰：“臣曾以圣节使质正官赴京，闻前进士邵奎以亲老居辽东，回来时寻问之，该通经史，精审字训矣。世宗朝遣申叔舟、成三问等到辽东，就黄瓒质正语音字训，成《洪武正韵》及《四声通考》等书。故我国之人，赖之粗知汉训矣。今须择年少能文如申从濩辈，往就邵奎质正字训书籍，则似有利益。但正朝节日之行，人马数多，不可久留；如唐人解送时入送，则可以久留质正矣。”上问左右，佥启曰：“遣文臣质正，祖宗朝古事，今可行也。”

由此段材料可见，汉语质正官由来已久，始于“祖宗朝”，即太祖李成桂。至于世宗时期，已经有申叔舟、成三问等专门赴辽东，向黄瓒质正汉语语音字训，然后才完成《洪武正韵译训》及《四声通考》等著作。

朝鲜朝质正制度，是朝鲜模仿明清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制度而推行的一种管理方式。朝鲜朝“质正”制度涉及政治、军事、宫廷、礼乐、语言等方面。汉语官话语音质正制度则是其中的一个类别。

4连通与8连通的示意图如图4所示。4连通时假设中心点★为0级灰度，当A、B、C、D其中一个点灰度级为0，则★点与其他点有连接；8连通时假设中心点★为0级灰度，当A、B、C、D、E、F、G、H其中一个点灰度级为0，则★点与其他点有连接。

汉语官话语音“质正”是朝鲜朝实施质正制度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我们拟通过朝鲜朝和中国史料来就朝鲜朝境内一些汉语官话语音华人“质正官”的情况进行考证，以期求得对研究明清汉语官话语音以及朝鲜汉语官话语音“质正”制度有一个深刻认识。

一、偰长寿、徐士英等“质正”汉语官话语音

已有学者对偰长寿（1342—1401）进行过研究，比如桂栖鹏、尚衍斌、② 参见桂栖鹏、尚衍斌：《谈明初中朝交往中的两位使者──偰长寿、偰斯》，《民族研究》1995年第5期，第65—69页。文美振③ 文美振：《韩国“高丽·朝鲜”时期的华人汉语教师》，《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第1—7页。等学者。这里我们根据历史文献进行梳理。

乙酉，遣吏曹参判成念祖，如京师贺明年正，仍请留李相。其奏曰：议政府状启：

偰长寿，字天明，出生于太宁，是高昌偰氏的后代。偰氏是元代内迁的畏吾儿大家族。 孔齐《至正直记》卷三“高昌偰哲”说偰氏家族有九人是进士，可见，偰长寿生长在文化修养高深的家庭里。1358年，随父偰伯辽逊避红巾军兵乱而入居高丽，任庆顺府舍人。1360年参加科举考试，一举登第，所任官职十分显赫，曾被称为“中兴九功臣”之一。门下赞成事、判三司事，都属于宰相一职。李成桂建立朝鲜朝之后，任偰长寿司译院提调、后复判三司事，仕至门下侍中，封为燕山府院君。偰长寿曾八次出使京师，并曾接受过明太祖的接见。偰长寿任司译院提调期间，曾撰写《直解小学》，作为司译院汉语教科书，被认为是朝鲜朝汉语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他去世后，其三个儿子也被任命为汉语通事。

中朝两国是近邻，朝鲜朝时，常有中国人因各种原因流落到朝鲜。对这些人如何处置？一般情况下，朝鲜朝大多按照两国达成的协议及时将他们解送至辽东。不过也有例外，比如对其中的读书人，就另当别论，千方百计把他们留下来服务于朝鲜，为朝鲜朝官僚贵族士人学习汉语服务，比如徐士英。中国人徐士英的身世，《朝鲜王朝实录》有记载：世宗36卷，九年（1427丁未/［宣德］二年）4月16日（甲戌）五条：

此外，对景手法的应用范围并非仅限于本文所选的以公共建筑为主景的设计，山体、礁石、草坪、别墅甚至建筑细部装饰等均可作为对景，它可以灵活运用于居住区、商业街、校园、绿地、广场等诸多场所，因此，在不同层面的城市设计中均应予以关注.

李相也是典型一例。《实录》世宗94卷，二十三年（1441辛酉/［正统］六年）10月22日（乙酉）条叙述了李相被任用的过程：

此处是说，徐士英与堂兄张显原来居住于开原城，正在“乡学”读书，却被童猛哥帖木儿掳掠到阿木河，当奴仆使唤用。后来逃到了朝鲜。在朝鲜，本来是投奔先逃跑的堂兄张显，但只见到了张显的儿子张息。得知张显已经在司译院就职，就主动提出留在朝鲜。《朝鲜王朝实录》有记载。世宗36卷，九年（1427丁未/［宣德］二年）6月9日（丙寅）三条：

被虏逃来汉人徐仕英言：“曾住开原，本无远近族亲，诚愿留住。”命下议之。左议政黄喜等议：“仕英到吉州见先来汉人张显子息，已知显受职，留事司译院，独解送仕英未便。又稍解文字，将为可用，依自愿留之为便。”上从喜等议。

我地的畜牧养殖业多集中在农村地区，基层养殖场、养殖户越来越多，交通的发展帮助养殖户更好的获取养殖利润，但也使得原本局限于某些地区的动物疫病还是蔓延和传播，甚至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突变，为我地基层养殖业造成更大的伤害。农村基层动物防疫部门长期存在经费短缺问题，在动物疫病传播和突变频繁的当代，经费短缺问题更加突出，没有充足的设备、药品及防疫设施，为农村基层养殖业防疫工作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1434年，徐士英、张显同时被任命为汉语训导官。《实录》世宗63卷，十六年（1434甲寅/［宣德］九年）1月4日（壬午）四条：

1.1一般资料2013年6月至2014年6月我院对106例子宫内病变患者开展了分析研究,患者最小22岁,最大56岁,平均39岁,有12例病程1年以上,38例半年至一年,56例半年以内。

礼曹与承文院提调，同议启译语人劝励之策：

承文院提调等启：“择吏文生徒文理通晓者，每日来往李相处，学《至正条格》、《大元通制》等书。本院官员二三人轮次来往，质问吏文，又令讲肄生六人来往读书。”从之。

徐士英当上了汉语训导官后，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汉语“质正”作用。后来，还负责指导国家的祭祀事务。成宗四年（1473癸巳/［成化］九年）8月14日礼曹启奏就有“中朝礼官徐士英到国，教之以风云雷雨，合祭一坛”的说法。可见，徐士英以“少年英才”在朝鲜朝受到了重用。后来徐士英和张显两人都当承文院汉语训导，对朝鲜朝汉语官话质正做出了贡献。

别名红棉花、英雄树花、广州市花。为木棉科植物木棉的花。分布于广东、广西、福建、台湾、海南、云南和四川南部等地，中国的广州、珠海、昆明、深圳、泉州、福州、厦门等地都有种植，广泛种植于华南、台湾、中印半岛及南洋群岛，印度、中南半岛、马来西亚至热带澳洲均有。

二、李相“质正”汉语官话语音

咸吉道都节制使启：“被虏逃来汉人徐士英来言：‘士英原住开原城外五里之地，与从兄张显读书乡学。还家时，同被童猛哥帖木儿掳掠，到阿木河，为奴使唤。张显比先逃来吉州，士英亦不胜艰苦，投化而来。请送王京，或还原籍。’”命送来于京。

由“铅水”，再说起华君武的《误人青春》，画中的那些“苍老”的听众，“并没有真正的成为老人”，仅是感觉上的似老非老。对这似老非老，华君武别出心裁，且看右下角的老太太，长辫子上系着彩带蝴蝶结，就是这个蝴蝶结，老太太一下子显露出了小姑娘的身影。“蝴蝶结”与“铅水”可谓异曲同工。

当前用于钻机绞车的驱动方式分为两种，分别为电机驱动和液压马达驱动[1]。由于用于油气勘探的钻机需要在高瓦斯浓度的环境下作业，采用电机驱动的钻机绞车很有可能产生电火花引起安全事故，因此适用于油气勘探钻机的绞车应当采用液压为驱动方式[2,3]。钻机绞车减速箱的设计应当满足小型化的应用要求，在满足小传动比的前提下，本文通过计算对绞车减速箱进行了优化设计。

“据咸吉道都节制使李世衡：‘捉解到被掳男子一名李相，问系辽东铁岭卫军人。于正统二年九月，被脱轮卫野人虏掠，辗转卖讫为奴，到来边境，今次被捉前来。’得此。窃照，本国僻在东陲，语音与中国殊异，必资通译，乃能传命。虑恐倘有宣谕圣旨，难以晓解;朝廷使臣到国，应对言语理会者小，深为未便。幸今李相粗识文字，汉音纯正，拟合存留，传习相应。”臣据此参详，所有李相上国军丁，理宜奏达存留，质正音训。为此谨具奏闻。

了解患者的基本信息，包括教育程度、家庭结构、经济状况以及既往病史，制定个性化健康宣教方案，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其介绍食管癌的病因病机、危险因素、易感人群、发病几率、临床症状、治疗方式等，在讲解时可发放相关知识卡片，嘱咐患者戒烟酒，勤洗澡，保持照射野皮肤干燥清洁，且该部位禁止使用肥皂，或用粗毛巾擦洗，局部不可粘贴脚步，不可涂抹乙醇、刺激性油膏等物质，选用宽松、吸汗、柔软的内衣。

这当然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并且进一步将“质正官”的功能研究扩大和延伸。

陪臣郑渊，赍奉到敕谕，钦此。窃念，小邦臣事圣朝，必须通译，乃能传命。前项李相，被脱轮卫野人虏掠，转卖前到本国，臣视同泛常被虏逃来人口，曾不识逃逸谲诈情迹，只缘本人粗识文字，语音纯正，欲令子弟，传习音训，以备事大之任，留住间，今钦见奉，始知本人情迹，深悔当初遽烦圣聪，惊惶失措。钦惟睿鉴，洞照臣心，又谕：以斟酌用之，不可轻信，圣训切至，感激罔极。

朝鲜世宗口里虽然这么说，但仍让李相在承文院任职。李相对朝鲜朝汉语官话的“质正”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实录》世宗94卷，二十三年（1441辛酉/［正统］六年）11月6日（己亥）二条：

“汉语训导，加差司正徐士英、张显。前此译语之人，利于贸易，不惮行役之劳，争相炼业，竞欲赴京，自禁私贸易，若差从事官，则多般窥避，无复炼业之心。每当入朝之行，不令贸易于京城，许令贸易于辽东。译学生徒居住外方者，依当番甲士例，完恤本家，以供居京之费。加择年少聪敏子弟十人赴学。”从之。士英与显，本唐人也。

翌年(1438)二月，朝鲜朝对他的“质正”工作非常满意，以李相“兼承文院博士，赐衣服、笠、靴、帽、带、鞍马、奴婢、家舍，使娶司译院注簿张俊女。”可谓备极荣宠。但世宗唯恐此事开罪于明朝皇帝，还是不断地就此事加以解释，以期求得明皇帝对此事的谅解。《实录》世宗95卷，二十四年（1442壬戌/［正统］七年）2月27日（戊午）一条：

梁璐到现在还记得《现代僧伽作持手册》等戒律法则有多么严格，两百多条全部做到，从不犯戒，几乎不可能。历史上的高僧大德有不少也曾犯戒，并以此警示后辈，要永远记着修行。

戊午，遣兵曹判书郑渊，赍奏本如京师，兼谢准请李相，上率王世子及群臣拜表如仪。其表曰：宸眷悉深，曲从敷奏。睿恩偏重，冞激兢惶。循省以还，感佩无已。窃念弊服，邈处荒陬。尝切向风，钦仰皇猷之弥谨;每当传命，必因象译而乃通。第缘师授之不明，而致语音之不正。幸兹边戎之俘虏，本是上国之编氓。未敢便留，乃烦陈请。何图圣神之怜察，特加褒奖而允俞？兹盖俯矜慕义之诚，益广同文之化。遂令贱品，获被殊私。臣谨当期用夏而变夷，奉扬声教；愿以小而事大，恒祝寿康。

三、文可尚“质正”汉语官话语音

朝鲜肃宗时期，一批华人因躲避战乱而流寓朝鲜，文可尚就是其中之一。他后来成为“质正官”，并担任汉语教师的重任。《实录》肃宗六卷，三年（1677丁巳/［康熙］十六年）3月22日（戊戌）二条记载：

御昼讲。先是，领议政许积、兵曹判书金锡冑以流寓汉人文可尚、郑善甲等善华语，请付军职给料，买家以居之，令译官辈就学。至是，锡冑又请给两人衣资曰：“非为其善华语也，贵其为明朝人也。”上从之。

金锡冑的“非为其善华语也，贵其为明朝人也”表述意味深长，表明了对清朝的鄙视之意，而对明朝充满眷恋之情，这是当时朝鲜朝许多人的心声。但这里还没有讲明文可尚为何流寓朝鲜，以及文可尚的身世问题。100多年后的正祖《实录》资料则披露了一些信息。《实录》正祖54卷，二十四年（1800庚申/［嘉庆］五年）5月10日（辛卯）四条记载：

另据《朝鲜王朝实录》：宣修八卷，七年（1574甲戌/［万历］二年）11月1日（辛未）二条还有：“国朝于朝燕使行，例送质正官，质问华训于中朝，必以博文详雅之士充之。”另，洪起禧（1762）《老乞大新释•序》：“我国古置质正官，每岁以辨质华语为任，故东人于华言，较之他外国最称娴习。”

“文可尚，以信国之孙，值辽沈之难，航海东归，其意气之伟然可知。且观于异乡看月之诗，自令人有燕市歌筑之想，而编进《华语》,特拜三品阶。当时逋播诸人中，可谓杰然见者，独其后无闻焉，不得参于望拜之礼，隶于汉旅之伍，甚阙典欠事，亦令京兆，一体搜问以奏。”

这里有一些信息值得注意，文可尚是南宋信国公文天祥的后代，是因为遇到“辽沈之难”而“航海东归”的。“辽沈之难”是什么？就是指清军进关灭亡明朝之事。《中华外史续编•皇朝遗民录》也说：“文可尚，庐陵人，宋信国公文天祥之后。”“当时，京师陷，流贼蔓延，遂由沙门航海，东抵关西宣川府。”这对文可尚的人生影响至关重要。文可尚文才超人，从他的“异乡看月之诗”能够看得出来。但“编进《华语》，特拜三品阶”又表明，他在朝鲜朝汉语教学上的贡献，其中之一就是编写汉语课本《华语》，所以，晋升三品官阶。

其间，首席办主任、产业经济岗位团队成员杨俊琦，会同邯郸市农牧局、饲料工业办公室、饲料协会的领导一起来到河北肽都集团考察对接，参观了中国唯一的多肽研究院和多肽产业园。该集团以小分子活性肽技术研究、生产与开发为一体，产品主要应用于无抗养殖、保健等多个领域。随后在肽都集团会议室召开了研讨会，就饲料企业面临的问题与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及应对措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讨，为邯郸市饲料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探索可行之路。

还有一些资料可以补充文可尚事迹。据《青庄馆全书》卷之四十七（完山李德懋懋官著男光葵奉杲编辑德水李畹秀蕙邻校订），磊磊落落书补编（下）文可尚(李德懋)：

文可尚。宋信国公天祥六世孙。父荣光。居杨子江。崇祯乙亥。漂至朝鲜之殷栗县。寻遭丙子之乱。移居恩津。尝手录华语三卷。进于朝。授通政阶。

《秋斋集》卷八，汉阳赵秀三芝园著，杂著，记文可尚事，(赵秀三)：

生燕麦片是把燕麦粒直接压成片的产品，没有经过加热处理。快煮燕麦片可能是经过加少量水再蒸汽加热或轻微烤制的，根据压制的薄厚不同，加热程序不同，熟化效果也不一样。

文可尚。宋丞相信国公天祥十三世孙也。居杨子江上。崇祯末驾船出海。遭风漂至朝鲜恩津海口。适值甲申之变。函夏沉沦。可尚遂不归而仍居焉。时则仁祖朝也。命授汉学训上官敎授。

岁丙戌春。余从岭南观察巡部。行至安义县。有文姓民人。以其先祖职牒与旧籍请免军役者。考之乃可尚玄孙也。余为诵其诗而白免之。噫。一诗之足以征后也如此乎。余非徒爱可尚之诗。而重其有蹈海志也。方可尚漂泊之时。不使止乎椎 卉服之域。而必至于衣冠礼义之邦。天之所以厚忠臣之后者若是也。而今其后孙则不能免赤籍之编。岂不慨然之甚哉。虽欲请闻于朝廷。复属译院之籍。然顾其人即一贸贸土氓也。有怀而

不敢发。归而识其事云尔。① 韩国古典翻译院：韩国古典综合DB数据库，首尔：韩国古典翻译院，数据库网址：http：//db.itkc.or.kr/itkcdb/mainIndexIframe。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10月26日。上引《秋斋集》《青庄馆全书》同出于此。

比较3个响应电流可得,i1>i3>i2。根据表1,可知(Lc+Lb)>(La+Lc)>(Lb+La),此时转子位于180°～240°电角度区间。再根据定位力矩与转子位置的关系,以及i1与i3大小几乎相等可知,转子位于180°电角度位置。

上述文献资料对其生平补充更为翔实，比如他父亲叫文荣光。他曾在扬子江居住，“漂至朝鲜之殷栗县”，后来才“移居恩津”。还有他的后世子孙的情况。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是名门之后，是“宋丞相信国公天祥十三世孙”。文天祥（1236—1283），字天祥，后以字为名，改字履善；后又改字宋瑞，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南宋末大臣。祥兴元年（1278），宋廷封文天祥为少保、信国公。十二月，元军从海陆大举进攻，文天祥撤出潮阳，转移海丰。后被俘移上海船，经珠江口零丁洋时，写下《过零丁洋》一诗。诗中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以明宁死不屈之志。这一点朝鲜朝当局应该亦是了解的。

文可尚在汉语教学上的事迹，《实录》还有记载，比如英祖28卷，六年（1730庚戌/［雍正］八年）11月25日（庚寅）一条讲他：“定为训长，课习生徒，故其时大有成效。即今译辈中，善为汉语者，亦其支流矣。”是说他当“训长”，给学生授课，教授汉语效果十分好，培养了大批优秀汉语“译学”人才。“司译院馆生诗”确切地表达了这种评价。后来，他的学生在一直延续汉语学术血脉，所培养的学生也都出类拔萃，以至于几十年后，人们还在追忆他的功绩，希望改变“清学荒废”局面。可见，其影响丝毫不减当年。朝鲜英宗时，右议政赵文就不无感慨地对比说“今则（汉语）偶语厅，徒有其名，无其实效”。力图恢复文可尚之“汉学盛势”。

此外，郑先甲与文可尚一样，是明朝末年避居朝鲜的山东移民，在朝鲜肃宗朝汉学偶语厅任职修订《译语类解》,对朝鲜汉语教育贡献很大，促进朝鲜汉语教学发展。朝鲜朝国王认识到，汉语质正官在偶语厅任职“译语，事大先务，关系非轻。”郑先甲与文可尚并称，比如《实录》英祖28卷记载就是：“而以汉人郑先甲、文可相，定为训长，课习生徒，故其时大有成效。即今译辈中，善为汉语者，亦其支流矣。”可见，郑先甲在汉语质正活动中所起到的作用也非同小可。

以上我们根据《朝鲜王朝实录》等官方史料，初步介绍了几位汉语华人质正官的“真实事迹”。可以说，他们的成就与朝鲜朝国家层面的汉语教育高度重视是分不开的，从“难民”到“显官”具有必然性，这与当时朝鲜“事大主义”政策及中朝汉语实际差异有关，也是朝鲜朝汉语官话质正制度运行的必然结果，并由此也彰显出这一制度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结语

本文所讨论的朝鲜汉语质正官，相互之间的主要关联在于，他们都是华人且为明代遗民，除了介绍其在朝鲜质正汉语的基本概况外，还补充了部分职官和在朝鲜汉语官话传播中的地位等内容。有区别于先行研究中的特色在于，他们不能简单地被看作华人汉语教师，而是属于朝鲜朝汉语“质正”制度运行中的一个特殊的华人群体官员的基本面貌，以及此群体在汉学海外传播中不可抹杀的作用。从研究展望来看，虽然本文所例举仅为看似孤立个体，但就历时历史资料来看，这一群体规模应是十分巨大的，其对汉学国际传播的影响亦十分深远。据《世宗实录》（卷94，第八页），高丽时期，就有不少华人定居：“在先元朝之际，汉南人韩昉、李元弼等辈，避地出来，训诲生徒，谨备事大之任。”这说明高丽时期华人任高丽“质正官”已经不少。

具体而言，朝鲜朝文献所记载的朝鲜境内华人汉语“质正官”还有许多，但具体数量已经无人能够确切知道。仅从世界范围内的汉文文献所见，本文所及亦九牛一毛而已。他们不仅是早期域外汉学传播、汉语教育的实践者，同样也是相关汉学、汉语教育理论的探索者，“质正”当是最为重要的途径之一。我们从朝鲜朝境内华人“质正官”身上，约略可以感觉到潜在的信息是十分丰富的。他们与境外中国人一道构成了朝鲜朝“质正”活动亮丽的风景。可以说，这些汉语“质正”活动都是在朝鲜朝汉语质正制度框架下进行的，这也彰显出朝鲜朝对中华语言文字文化“质正”的特色，即历史上首次以制度形式学习中国的各项制度，并且积极重用本区域华人，以“进官阶”等实际政策鼓励中华言语文化在当地的传播，富于开放性和包容性。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旅居朝鲜朝的境外中国人对朝鲜半岛汉语言文化等教育所付出的心血是巨大的，所做出的贡献也是突出的。这为朝鲜朝汉语质正制度运行下的“媒介”人物（质正官）研究，补充了重要资料。这些极具特色而又不易被我们注意到的个体人员在中朝（韩）语言文化史中发挥作用的情况，实际上真实反映了当时情况下中华文明向域外传播的基本态势，于今天的“一带一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海外传播研究不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