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以其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和世界性而广受关注，众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被译成各种文字传播到国外。俄罗斯是世界上最早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进行翻译的国家之一。中国现代文学俄译研究是我国俄罗斯汉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二者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发展脉络自然是一致的。阎国栋先生在《俄国汉学史》的引言里说过，我国的俄罗斯汉学研究走过了一条短暂却不平凡的道路，从研究规模、研究成果和对此学问的认识变化来看，20世纪90年代大概可以算作一个分水岭，90年代以前可以说是准备阶段，90年代以后姑且可以算作是振兴阶段。① 阎国栋：《俄国汉学史（迄于1917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页。我国的中国现代文学俄译研究的发展大致也如此。

一、研究的准备阶段

1. 民国时期

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现代文学在苏联的传播，中国学术界开始对苏联译介中国现代文学概况给予了一定关注。最先对此进行撰文介绍的是著名文学家、翻译家耿济之先生。1936年《申报周刊》第1卷第60期刊登了他以笔名狄谟作的《中国文学在苏联》一文，文中对1917年至1936年苏联对中国文学的译介情形做了简要介绍，并对译者的翻译水平进行了评价。他首先列举了唐诗、《聊斋志异》等古典文学作品译本，现代文学方面则提到鲁迅的《阿Q正传》俄译本已出版，较新的译作是茅盾的《动摇》，他认为“译文的文笔是很流畅的，大致不会错”。此外，他还提到苏联出版了一部中国短篇小说集，推测该译本的原文来自中国《东方》杂志的文艺栏，认为这部小说集的译者在选择翻译对象方面不太到位，“水准不高”。他概括道，“从大体上说来，苏联对于中国文学新旧作品的介绍工作做得不多，这与中国文字的比较艰深，翻译人才的难得都有关系”。② 狄谟：《中国文学在苏联》，《申报周刊》1936年第16期，第 381—382页。1938年戈宝权先生翻译发表了苏联汉学家罗果夫（В. Н. Рогов, 1909—1988）写的《中国文学在苏联》，文中提到苏联已出版了几种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收录了鲁迅、黎锦明、张资平、冰心、张天翼、丁玲、楼适夷等作家的作品，也特别提到鲁迅的《阿Q正传》已有两个译本，茅盾的《动摇》和《子夜》俄译本也已出版。① 罗果夫著，戈宝权译：《中国文学在苏联》，《抗战文艺》1938年第1卷第5期，第37页。1941年，著名诗人、翻译家萧三在《中苏文化杂志》文艺特刊上发表了题为《鲁迅在苏联》的文章，重点谈到了鲁迅纪念文集的编译始末。1946年，曹靖华和戈宝权两位先生分别撰文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曹靖华在《鲁迅先生在苏联》一文中介绍了苏联举行的一系列纪念活动，简要介绍了鲁迅作品在苏联的译介情况，重点指出了已有俄译本的小说作品② 曹靖华：《鲁迅先生在苏联》，《时代杂志》1946年第6卷第41期，第14—16页。。戈宝权在《鲁迅的作品在苏联》中细致全面地梳理了鲁迅作品自1929年第一次在苏联出版以来的译介，关于小说作品几乎细致到具体篇目，并简介了苏联汉学家们对鲁迅作品的研究，指出苏联文艺界对鲁迅的著作评价很高，其小说作品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典范。③ 戈宝权：《鲁迅的作品在苏联》，《时代杂志》1946年第6卷第42期，第21—23页。1949年，《苏联介绍》第23期登载了邱童写的短文《中国的作品在苏联》，提到1948—1949年苏联出版的现代小说译本有陆地的《钱》和那沙的《往事》。

民国时期对中国现代文学俄译概况有所关注的基本都是俄苏文学翻译家，列举了已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俄译本，最大的关注投给了鲁迅，对其作品在同时代苏联的译介有了较细致的梳理。2. 1949年至20世纪90年代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苏两国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20世纪50年代，苏联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进行较大规模的翻译，国内较早对此进行介绍的是著名翻译家黄嘉德。1954年他发表了《世界文学在苏联》，简略介绍了英、法、美、德、中五国文学在苏联的情况，粗略统计了中国文学作品在俄苏的刊印量，列举了受欢迎的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认为其受欢迎的原因在于创作方法与苏联文学有相似性，其表现的思想性和爱国主义精神引起了苏联民众的共鸣。④ 黄嘉德：《世界文学在苏联》，《文史哲》1954年第11期，第34页。1956年著名语言学家邢公畹先生节译了苏联汉学家波兹德涅耶娃（Л. Д. Позднеева,1908—1974）1955年在莫斯科大学建校两百周年纪念会议上做的报告，以《苏联的中国文学研究》为题发表在《人民文学》上。文中简要梳理了俄苏研究中国文学的历史，重点描述了中国现代文学在苏联的译研历史及现状，对相关重要机构、单位、主要研究者及其研究范围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并指出，与欧洲文学在苏联的传播及研究现状相比，苏联学界对中国文学的译介研究还相对薄弱，译本偏少，缺乏专职的研究队伍，翻译与研究效率也偏低。她提出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各研究机构和大学加大培养力度，完善培养计划以壮大苏联的中国文学研究队伍。⑤ 波兹德涅耶娃著，邢公畹译：《苏联的中国文学研究》，《人民文学》1956年第10期，第124—125页。这篇文章出自苏联著名汉学家之手，将苏联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放在汉学这一大背景下进行总结和思考，对中国学者的研究极具启发意义。1957年温福安发表了《中国文学作品在苏联》，介绍了中国现代文学、建国后文学和古典文学的翻译出版情况，列出了有代表性的俄译本，还介绍了苏联著名的汉学家及其研究成果。这篇文章虽是概括性的介绍，但因涉及面较广，各种文学体裁都着有笔墨，所以对了解苏联50年代对中国文学特别是现代文学的译介概况颇有参考价值。

另外，对于原本彼此关系就不和谐的老年夫妻，任何小问题都可能会变成影响家庭幸福的大麻烦。年轻的时候两人相处还有新鲜感，对于婚姻中出现的问题有精力去解决，到了老年，双方熟悉得不能再熟悉，谁都不愿意委屈自己，因此，裂缝的程度也就越来越严重，他们不愿意去迁就对方，更懒得想办法弥补裂缝。

20世纪60—70年代，中苏政治关系复杂化直至冰封，两国间的文学关系也受到影响，苏联对中国文学的译介研究集中在古典文学方面，对现当代文学的关注相对偏少。在近20年的时间里我国的俄罗斯汉学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中国文学俄译研究也无进展。80年代中苏关系恢复正常以后，苏联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兴趣复燃，而随着我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兴起，学界也开始积极关注苏联中国文学研究的新动态，并把苏联汉学家对这一问题的总结和思考译介到国内。1981年乐黛云教授主编出版了《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0》，译介了30年间国外包括苏联的鲁迅研究的主要成果。1982年《苏联文学》刊登了对苏联汉学家彼得罗夫的访问稿，题为《苏联对鲁迅作品的翻译和研究》，较为系统全面地梳理了鲁迅著作在苏联的译介研究情况。同年，姜筱绿和李良佑几乎同时节译发表了苏联汉学家华克生（Д. Н.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1926—2017）关于苏联翻译和研究中国文学概况的文章，文中按照体裁对苏联60—70年代的中国文学研究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都有涉及，并提出了研究中国文学应该注意的问题。此文是苏联汉学界对20世纪60至70年代中国文学翻译和研究成果的全面性回顾，总结了成就，也指出了不足并提出了解决方法。1982年《新文学史料》第3期刊登了《茅盾作品在国外》《张天翼作品在国外》两篇文章，俄译部分比较详细。老舍先生的长女舒济女士也对老舍作品的俄译进行了梳理，发表了《国外翻译研究老舍文学作品概况》。文中还摘录了国外文艺界对老舍几部重要作品的评论，苏联汉学家费德林（Н. Т. Федоренко, 1912—2000）和谢曼诺夫（В. И. Семанов, 1933—2010）的评论占了较大篇幅。1983年戈宝权先生发表了《谈中俄文字之交》一文，梳理了中俄两国文学关系的历史，既回顾了俄罗斯文学对中国的影响，也总结了中国文学在俄苏的译介和研究概况，是第一次对中苏文学关系进行“双向”思考，① 《俄国汉学史（迄于1917年）》，第6页。对研究中俄文学关系具有指导性意义。李良佑、周士琳的《六十年代以来苏联对中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情况评述》则是国内学者对苏联中国文学研究概况进行述评的有益尝试，文中客观中肯地概括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苏联中国文学翻译与研究的特点，认为60年代以来苏联译介中国文学作品“数量不如五十年代，但译文质量有所提高”，翻译的现代文学作品数量不多，但注重“翻译与研究相结合”，指出原因在于50年代的翻译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翻译者个人有学术追求，且持有相对于西方汉学家来说更为严谨的翻译态度。② 李良佑，周士琳：《六十年代以来苏联对中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情况评述》，《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第52—55页。此外，作者还列举了重要作家的代表性译本及相关学术性论著，并介绍了该领域的系列学术会议、论文集和丛书。1985年陈漱渝发表了《国外鲁迅研究状况》，对日本、苏联、东欧、欧美等国家和地区鲁迅研究成果进行了述评，认为苏联汉学家们普遍接受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评价，且注重研究鲁迅与俄苏文学的关系，对谢曼诺夫的专著《鲁迅和他的前驱者》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真正有学术价值并产生了国际影响”。③ 陈漱渝：《国外鲁迅研究状况》，《鲁迅研究动态》1985第8期，第22页。1986年朱水涌发表了《谈国外中国学（文学）的研究（上、下）》，全面梳理了国外的中国文学研究，总结国外的中国文学研究有如下几个特点：研究方法多元化、重视中国观及当代文学的研究、重视鲁迅研究、专题学术研讨会逐渐增多、注重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所受的外来影响、研究范围逐步扩大，重视编辑出版中国学书目等④ 张泉：《谈国外中国学（文学）的研究（上）》，《图书馆学研究》1986年第2期，第96—102页；《谈国外中国学（文学）的研究（下）》，《图书馆学研究》1986年第3期，第110—113页。。文中对苏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着墨较多，有助于我们了解俄苏中国文学研究与世界汉学的联系及其在世界汉学的地位。随后他发表了《国外丁玲研究述评》，客观地评价了苏联的丁玲研究成果，指出费德林和波兹德涅耶娃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评论视角较新，可以当作国内研究的补充。⑤ 朱水涌：《国外丁玲研究述评》，《中国比较文学》1985年第1期，第221页。

我国在俄罗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一领域的学术成果还包含在中外文化交流史领域的研究成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1997年马祖毅、任荣珍出版的《汉籍外译史》，1999年周发祥、李岫主编的《中外文学交流史》，2001年李岫、秦林芳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等，基本都论及了俄罗斯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研究。

总结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的中国现代文学俄译研究，可以发现研究成果甚少，大概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多为译介概况的简单介绍，不涉及深层次的研究；第二，进行了初步的资料整理，对重点作家特别是鲁迅的译介和研究成果梳理相对较多，为以后进行由点及面的研究打下了一定基础；第三，翻译了苏联汉学界的重要成果，对我国学者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这些特点与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的俄罗斯汉学研究状况也是一致的，整个学科处于初始阶段，个体的发展自然也需要慢慢积累。

二、研究的振兴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也促进了文化思想多元化的进程。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国际汉学研究发展如火如荼，我国比较文学学科兴起，学界开始关注海外汉学，俄罗斯汉学随之振兴，可以说我国对俄罗斯汉学的系统研究是从探析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译介开始的。而自2004年起，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每两年举办一次“远东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从第二届开始与中国大学合办。经过十年的发展，该研讨会已成为中国文学研究领域重要的学术平台，也是欧洲规模最大的定期学术论坛。① 阿·罗季奥诺夫（А. Родионов）：《苏联地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俄罗斯文艺》2013年第2期，第7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始终在该研讨会中占有一席之地，为中俄双方进行良好的学术沟通提供了条件。在此背景下，我国的中国文学俄译研究也有了新发展，相比以前，此时期最大的进步是出现了研究专著，而中国现代文学俄译研究是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李明滨、李逸津、宋绍香、阎国栋等学者在这一领域做出了诸多贡献。

高莽先生与俄罗斯文艺界联系紧密，也撰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在俄苏方面的文章，诸如《俄苏的萧红翻译与研究》《老舍先生和俄译者》《老舍研究在苏联》等，文中提供了诸多中俄文化名人交流方面的细节。

本次实验得到的数据采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以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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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逸津先生在俄罗斯中国文学研究这一领域也做了大量工作，他的研究重点主要放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近年来开始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俄罗斯的译介。2001年他撰写了《二十世纪国外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俄罗斯部分，较详细地介绍了俄苏汉学家在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译研方面做出的成果。他还发表了《俄罗斯汉学家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俄罗斯对中国现代新诗的译介与研究》《俄罗斯对巴金作品的译介与研究》《1990年代以来俄罗斯的老舍研究》等论文，并于2010年出版《两大邻邦的心灵沟通—中俄文学交流百年回顾》一书，内容涉及俄罗斯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古代小说散文研究、苏联解体后汉学文学研究新动向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等多方面，既有概况梳理又有分析评价，对了解中俄文学交流具有诸多的启迪意义。

采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对10个变量指标(年龄、性别、肿瘤直径、血管包裹程度、病理分级、肿瘤形态、手术切除程度、肿瘤质地、是否脑干水肿及术前KPS评分)与肿瘤复发是否相关进行单因素分析，将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作为自变量，以是否复发作为因变量，采用Pearsonχ2检验进行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继续翻译俄罗斯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著作，在数量上有了很大提升。俄罗斯中国文学研究专家费德林的论著多次被译成中文，1995年由赵永穆编选的《费德林集》收录了其撰写的16篇中国文学研究论文，涉及中国现代文学的有四篇，分别是《中国20世纪20—30年代的文学》《鲁迅的写作技巧》《张天翼的讽刺小说和现代诗歌》。宋绍香教授翻译了多位俄罗斯汉学家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论文共计22篇，于1994年结集出版了《苏联学者论中国现代文学》一书。1997年他翻译了费德林的《中国文学研究与翻译在苏联》，该文以苏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汉学家为线，对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做了系统介绍。此外，他还梳理了俄罗斯对中国解放区文学的译介研究情况，于2003年出版了《中国解放区文学俄文版序跋集》。2007年，他翻译出版了著名汉学家车连义（Л.Е.Черкасский, 1925—2003）的艾青研究专著《太阳的使者》。2012年出版了《中国新文学20世纪域外传播与研究》，介绍了中国现代文学、解放区文学在世界各国的译介研究概况，资料丰富，信息量大。2015年宋绍香又翻译出版了车连义在中国新诗研究方面的压卷之作《徐志摩：在梦幻与现实中飞行》。

2007年王亚民发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与研究》，探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苏联被大量译介的原因，分析了研究论著的特点，认为苏联学者注重从宏观上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强调作家与时代的关系，有关作家生平、创作及其在中国文学中的影响的介绍较多，具体的作品分析较少，且明显受到中国意识形态的影响。① 王亚民：《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与研究》，《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汉文版）》2007年第1期，第135—136页。

1990年，李明滨先生出版了《中国文学在俄苏》一书，第一次尝试全面系统地介绍俄罗斯对中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概况，一方面按时间顺序梳理了俄罗斯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另一方面分析了中国古代文学、中世纪文学、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对重要汉学家的主要论著进行了较为中肯的述评。此书的阐述系统全面，作为国内俄罗斯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第一部独立著作，一经出版即引起极大关注，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齐一得（И. Э. Циперович,1918—2000）撰写了书评，对该书给予了高度评价。她写道：“这是中国第一部独立的著作，对所研究对象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从18世纪俄国汉学产生一直到目前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研究状况，这些无疑是其主要功绩。”② 转引自《俄国汉学史（迄于1917年）》，第8页。1993年李明滨先生又出版了《中国文化在俄罗斯》，囊括了文学、哲学、宗教、艺术等多方面的内容，文学方面考察了中国古典文论、诗词戏曲章回小说、现当代文学等在俄罗斯的译研概况。该书出版后，俄罗斯著名汉学家热洛霍夫采夫（А. Н. Желоховцев）发表了书评，他认为李明滨先生的两部著作是中国学术界对俄罗斯中国文学研究的有力回应，他说“从李明滨的两本著作中，任何一位中国知识分子读者都能够对用俄文撰写的文学和文化领域的汉学成果之精粹有所了解”，“稍有遗憾的是，……两本书给予中国现代文学的翻译及研究的篇幅有限，有的地方只简单列举了一下事实。即便这样，他的著作也已给中国读者提供了最完整的信息” 。③ 阿·尼·热洛霍夫采夫（А. Н. Желоховцев），查晓燕译：《评李明滨的“中国文学在俄苏”“中国文化在俄罗斯”》，《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4期，第150页。这篇书评很快就被北京大学的查晓燕译成了中文。1998年李明滨先生的《中国与俄苏文化交流志》得以问世，此书在前两部著作的基础进一步充实完善，回顾了中俄两国17世纪以来的文化交流史，文学交流在书中占了较大篇幅，重点放在古典文学，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则略有提及。2011年李明滨先生出版了《中国文学俄罗斯传播史》，梳理了18世纪以来300余年间俄罗斯对中国文学的译介研究史。书中按时间顺序纵向梳理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史，横向按中国文学的发展史分别对先秦、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现当代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进行分门别类的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俄译研究在书中占了不小的分量，重点介绍了苏联的鲁迅学、中国解放区文学译介、现代诗歌研究及关于茅盾、老舍、曹禺等著名作家的研究专著，是目前国内了解俄罗斯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概况不可或缺的参考书目。

阎国栋先生继2006年出版专著《俄国汉学史（迄于1917年）》之后，又有新作《俄罗斯汉学三百年》问世，此书可以说是前者的姐妹篇，是一部俄罗斯汉学简史，脉络清晰，结构合理，有助于读者了解俄罗斯汉学的历史和现状。书中涉及俄罗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有两章，既着重介绍了鲁迅、老舍、茅盾等重要作家在俄罗斯的译介概况，也总结了汉学家们的研究方法和特色，对读者了解俄罗斯汉学背景下的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白鹫的速度比滑翔翼快着许多，冲在最前方的白鹫已然到达了战场。它发出一声狠厉的嘶鸣，身子向下俯冲，伸出钢钩一般的利爪，勾住了一条土狼的脊骨。它双翅一振，带着土狼冲天而起，飞到半空时，又松开利爪将土狼丢下。土狼惊恐地嚎叫着，重重摔在岩石上，叫声戛然而止，它的身子也变成了软趴趴的一坨烂肉。

此外，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王立业教授近年来也对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翻译与研究有所关注，指导学生完成了相关博士论文，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李春雨的《老舍创作在俄罗斯》、王玉珠的《茅盾在俄罗斯的接受研究》。这两篇论文都对作家在俄罗斯的译介做了梳理，并选取了重要作品的俄译本进行了翻译批评，有一定新意。

1985年和1986年国内先后出版了《丁玲研究在国外》和《巴金研究在外国》，翻译了国外丁玲和巴金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苏联的自然包括在内。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出版了孙越生先生和姜筱绿女士合编的《俄苏中国学手册》，书中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俄苏主要汉学家的简要生平、著作目录和重要的汉学机构、学术会议和书目期刊进行了简明扼要的介绍，是我国俄罗斯汉学研究史上具有奠基性意义的工具书，对了解80年代以前中国现代文学在俄苏的研究概况很有参考价值。1987年李明滨先生翻译出版了苏联鲁迅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谢曼诺夫的专著《鲁迅和他的前驱》。次年，王富仁和吴三元也翻译了这本书及作者的其他作品，合为《鲁迅纵横观》出版。

综上所述，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日常生活，电力系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因此，在进行智能电网的建设工作时，对于继电保护技术的应用研究一定要进一步的加强，对于现代化的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也必须要充分的利用，让继电保护装置的升级工作能够做得更好，让继电保护技术想自动化、智能化以及数字化方向的发展大大促进。对相关的继电保护故障维修人员吗，也应该进一步的对其进行提高，对其进行定期的培训，让自身的专业技能得到提高。只有做好上面这些工作，才能够让智能电网的建设和运行更加的安全可靠以及更加的高效。

通过梳理，可以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对中国文学在俄罗斯这一课题的研究已逐渐朝着系统化的方向发展，出现了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著，中国现代文学在俄罗斯这一主题基本涵盖其中，具体表现为已完成了主要现代作家在俄罗斯的译研情况的梳理。在此基础上，学界还对相关研究专著展开了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思考和批判，在研究力度和深度方面都有了提升。而双方学术界的交流也日益密切，在研究成果方面也能进行及时的沟通交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该领域的发展。

结语

通过梳理我国的中国现代文学俄译研究发展历程，可以说这一课题研究起步较早，其发展历程与我国俄罗斯汉学学科的发展密切相关，根本上受到中俄两国文化关系的影响。民国以来，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有关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作品在俄罗斯译介情况的介绍，涉及的作家主要有鲁迅、茅盾、张天翼、老舍、丁玲、巴金等，作者既有如耿济之、萧三、曹靖华、戈宝权、高莽等著名俄罗斯文学翻译家，也有关注中外文学交流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学研究者。2.对俄罗斯学者代表性研究成果的译介，如翻译了罗果夫、波兹德涅耶娃、华克生、费德林等人关于俄罗斯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及研究概况的多篇论文，鲁迅和老舍研究专著，另有关于个别作家的研究专论译文散见于各类论文集。3.对俄罗斯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的初步述评，如戈宝权的《谈中俄文字之交》《鲁迅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李良佑、周士琳对20世纪60至70年代苏联中国文学研究的述评，陈漱渝、朱水涌对苏联鲁迅和丁玲研究的总结，20世纪90年代以来王亚民、李逸津的论文，宋绍香的《中国新文学20世纪域外传播与研究》中的相关章节等。4.以俄罗斯汉学的发展为背景，对俄罗斯的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和研究历史及现状的系统梳理，如孙越生和姜筱绿合编的《俄苏中国学手册》，李明滨的中国文学文化在俄罗斯专著系列，李逸津的论文和阎国栋的《俄罗斯汉学三百年》等。

总结我国的中国现代文学俄译研究概况，可以发现有以下特点：

一是注重概况梳理，整理了中国现代文学代表作家的主要俄译本和相关研究专著，进行了初步的介绍。我国学者普遍认为俄罗斯对中国现代文学译介规模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顶峰，60年代以来对作家作品的研究才逐步发展起来。二是选择性翻译了俄苏汉学家们的主要研究成果，为我国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参考。三是注重鲁迅俄译研究。鲁迅著作在俄罗斯的译介从一开始就引起了国内学者们的关注，且这种关注得到持续性发展，在研究力度和深度方面胜于其他现代作家。四是对译本的优劣即翻译批评以及研究专著的分析略显薄弱，缺乏立足文本的深入研究，很少从中国人的视角进行思考评价。较为细致的分析只局限在有中文译本的几部作家研究专著上，如《鲁迅和他的前驱》《老舍早期创作与中国社会》《鲁迅评传》等，基本持肯定态度，认为其对我国研究有诸多参考价值。五是缺乏专著性质的系统研究成果。国内中国现代文学俄译研究成果多包含在中国文学俄译研究、中外文学交流、中外文化交流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中，暂时还没有系统性的研究专著。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的中国现代文学俄译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深化：第一，立足文本分析，对译本展开文学翻译批评，从译介学和传播学角度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在俄罗斯文化语境下的存在状态，并深度挖掘其形成的社会历史原因及民族文化心理对其造成的影响。第二，加强对研究专著的再研究，解读俄罗斯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和阐释，探析俄罗斯学者的中国现代文学观。第三，在梳理翻译史及研究史的基础上进行细化的类型研究，如以文学体裁为切入点，考察现代小说、现代诗歌、现代戏剧等在俄罗斯的译介。第四，将中国现代文学俄译研究放在世界汉学背景下，与其他国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做比较，以凸显俄罗斯在这一领域的学术特色，对其做出客观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