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汉学研究是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最重要的开拓领域之一，在中西学术广泛交流，尤其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从学术史的角度展开海外汉学研究，揭示海外汉学的形成与发展、问题与方法等具有重要意义。2016年11月11日—13日，“巴蜀文化与湖湘文化”高端论坛之2016年海外汉学专题论坛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举行，来自美国、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专家就海外汉学研究展开多维探讨，海外中国语言文学研究与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是会议交流的核心。

(1)初始化种群设置好相关参数，初始种群数用2N表示，遗传算法的初始交叉率Pc(1)和变异率Pm(1)，惯性权重w，及粒子群中的加速常数c1和c2；

海外汉学研究理论是海外汉学学科发展的当务之急，目前其总体研究还较薄弱。张西平教授作为海外汉学研究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对海外汉学研究进行方法论思考，提出海外汉学研究是一个跨国别、跨学科、跨语言、跨文化的交叉学科研究，其基本研究方法有三种：一是历史学的方法，以中外文化交流史为基础，以汉学家的历史活动为重点，以文献的流播为线索。二是学术史的方法，以梳理学派传承为重点。三是比较文化的方法，以跨文化研究为视角。

汉学家是海外汉学研究的主体对象，汉学家的活动和学术研究是海外汉学的直接成果。本次论坛邀请到了多名海外汉学家与会，他（她）们都在会议上发表了个人的研究成果。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教授是国际著名的沈从文研究专家，他认为沈从文在古代楚国神话基础上创造了现代楚国神话，沈从文说的是西南官话，其血统一半是苗族，一半是土家族，其中土家族据说是古代巴国的后裔，他是楚文化和巴蜀文化之间的一道桥梁。韩国汉阳大学严翼相（Eom Ik-sang）教授报告了自己的中国方言研究，他采用郑锦全（Chin-chuan Cheng）开发的汉语方言测验计量软件来测定韩国汉字音与湘、蜀方言的语音类似度和相互理解度，认为韩语汉字音与成都方言比较接近，与长沙、双峰方言比较远。韩国湖南大学朴相领（Bak Sang Ryeong）教授认为随着网络的发达，在现实语言生活的基础上产生了虚拟语言生活。虚拟语言生活在当今的社会中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同时也存在被滥用的问题，需要我们建构一个良好和健康的虚拟语言生活环境。韩国汉阳大学吴秀卿（O Su Gyeong）教授介绍了韩国的中国戏曲研究情况，20世纪初韩国的梁白华（Yang Baek Hwa，1889—1944）等介绍中国戏剧作品到韩国，之后的戏剧研究慢慢被学院里的学者接受，尤其是留学台湾的学者。刚开始进行戏曲作品的文献研究，形成了戏曲研究的主流风气。也有一批学者走进田野，关心民间仪式戏剧及曲艺等各种样式的表演及其环境研究。进入新世纪以来，扩大到非遗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等范围。韩国研究者对中国戏剧的表演体系和程式化舞台较难深入研究。马来西亚苏丹依德里斯教育大学的许德发（Defa Xu）博士报告了“南社”成员雷铁崖（Tieya Lei，1873—1920）在南洋槟榔屿主持《光华日报》时的创作及向华侨提倡国粹的情况，马来亚大学的张惠思(Huisi Zhang)博士则从近代报刊《槟城新报》中的戏曲条规声明、社会新闻与广告三个侧面还原了1895—1919年中国戏曲在马来亚的状况。

在汉学家的自我成果报告之外，一些国内学者注意国别汉学家个案研究，他们以介绍评述汉学家的汉学研究为基础，分析其研究方法、特点、贡献和不足等。英语世界的汉学家受到了较多的关注，罗宗宇梳理了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的沈从文研究概况与学术历史脉络，认为特点有三：一是中国抒情传统的现代会通，二是后学特征，三是比较视野。而其沈从文研究主要不足则是对所提出的一些理论命题缺少较坚实的论述。陈伟华比较分析了李欧梵（Leo Lee）、张英进的中国电影研究，认为李欧梵的研究注重中西电影的比较，多是个案研究；而张英进注重从学科史和文化角度研究中国电影，单篇研究少。王征以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2001）为例看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现代小说史的文学史形象、海外汉学研究内部的差异性以及文学史研究的意识形态性几个向度，梳理出海外汉学研究的内在特质以及文学史研究无法回避的“权力”痕迹。李伟荣分析了美国易学研究的学术背景、过程和特点，谭军武对美国华裔汉学家孙康宜（KangiSun Chang）的中国文学研究策略与路线、文学史观和经典研究进行了学术梳理和反思。李群研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的《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1927），认为其写作和研究深受近代欧洲东方学研究方法的影响，既与此期英国的殖民政策相关，又沿袭了西方众多思想家对中国的认识和评价。钟达峰关注汉学家康达维（David R. Knechtges），认为他翻译《文选·赋》是一种学术研究型的深度翻译，西方汉学构成了译本的学术背景。曾绍义教授关注日本汉学家，他以日本一桥大学巴金研究专家坂井洋史（Sakai Hirobumi）的《巴金论集》为例，指出坂井洋史的巴金研究视角独特、治学严谨且敢于挑战中国权威学者的相关观点。

国别或区域性汉学研究中的某些现象和问题也为人所关注。赵京华教授作为国内著名的日本汉学研究专家，他以盐谷温（Yatsu yutaka，1878—1962）、橘朴（Tachibana sunao，1881—1945）和竹内好（Takeuchi yoshimi，1908—1977）等为例述及日本东洋学的历史发展与时代背景，思考日本战前和战后有关中国的知识生产，以及在今天如何估价和再利用的问题，认为我们要注意其政治文化背景，首先要批判和解构隐含其中的国家或帝国意志。丁涵研究在东南亚兴起的屈原学，回溯了东南亚屈原学的发展历程、得失与前景，认为东南亚学者对于屈原的研究以西方研究为参照，体现了鲜明的地域族群特色。黄蓉梳理了日本的丁玲研究史，通过秋山洋子（Akiyama yoko，1942—2016）等的研究，认为日本丁玲研究重视钩沉辑录与分析丁玲作品所反映的历史背景史料，在文本细读与女性主义研究方面成绩斐然。任增强再探西方汉学与聊斋研究中两个有争议性的问题，他以英文文献为研究基础，认为聊斋西传第一人当属德国传教士郭实腊（Karl Friedlich Gutzlaff，1803—1851），而王渔洋并未千金买聊斋一书，而是重金求得添加评骘之语。

文献研究是海外汉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白井顺考察日本自平安时代至明治时期汉诗学史中产生巴蜀诗学文献的情况，细致梳理了如何由点滴之光走向和刻高峰的历史过程，实证了日本汉诗史与巴蜀文献之间的关系。王小红研究哈佛大学“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中的巴蜀历史人物，通过统计并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QGIS和社会网络分析工具PAJECK分析后发现，该库共收录宋代巴蜀（即四川）人物2 200余人，这些载入史籍的宋代四川历史人才，在时空分布上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特征。

译介与接受之外，媒介、选本和影响研究是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的内容。刘舸以刘慈欣的《三体》为例，对美国亚马逊图书网站海外读者关于《三体》的评价做定性定量分析，发现《三体》获得海外读者青睐的主要原因是切合了读者的兴趣点。李刚以《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学选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1995）为视角考察英译选集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海外传播，认为由刘绍铭、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主编的两版《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学选集》在选编1918—1949年间的中国文学作品时，以经典化的大陆作家为主，而对1949—1976年的中国文学作品的认知与大陆文学界存有较大分歧，该时期所选作家以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为主，它为大陆这一时期文学在海外遭遇传播困境做出了解释。涂鸿关注中国当代小说在韩国的传播，认为中国的当代小说在韩国的传播成为韩中文化交流一个十分活跃的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韩国形成了中国当代小说热。范琼山梳理了语言变化下的越南文学文本经历了从汉字小说到喃字小说的转变，阐述了中国小说对越南文学的影响。

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海外传播是会议交流的一个重点。蔡慧清从《印中搜闻》（The Indo-Chinese Gleaner）、《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中国评论》（China Review，1875）三种报刊及麦格基（Rev.Canon McClatchie，又署名 Thos. M’Clatchie，1813—1885）、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等人的汉学著述中翻检史料，考察19世纪“理”（“Le”）概念英译和译释的实践与演进，展现了西方世界在接受中国理学文化时的心态以及曾经出现的分歧与争论。徐希平从高丽诗人李穑（Sumomo，1328—1396）的一首诗作中有关杜甫和四川丹棱大雅堂的兴建等内容，指出巴蜀文化当时在高丽的传播和影响。更多学者关注中国文学名家名作在海外的译介，卢婕以吉纳维芙·魏莎（Genevieve Wimsatt）英译版薛涛诗歌变异研究考察了本土诗歌的海外传播，认为其翻译的薛涛诗歌英译本时间最早、译诗最多、介绍最翔实，为挖掘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审美偏好、文化差异和语言差异等导致信息失落、添加和变形的因素提供了丰富的语料。徐华考述了英国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对苏轼的译介，阐述了翟理斯长期译介与评价苏轼及其作品的状况，认为他通过自身的创作性译介工作塑造了苏轼在海外汉学家心中的形象。冯俊研究19世纪西方的英译《离骚》，既关注译者职业生涯与译本传播等外部因素，同时又聚焦于庄延龄、理雅各《离骚》译本的美学风格和翻译策略，展示了西方英译《离骚》的情况。谢淼研究中国新时期文学在德国的传播与德国的中国形象，认为中国新时期文学在德国的译介与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它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德国的中国形象建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媒介，新时期文学在德国的传播与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中国形象之间既有反省重构，又继承延续的复杂关系。

在医疗保健方面，美国拥有市场化的医疗保险计划以及保健网络。在美国政府的全力支持下，民众的医疗保健服务质量将得到进一步提升。其中，2015年美国创新战略通过大力推动医疗技术和服务创新来改善医疗质量，此外，美国政府将通过建立医疗保障及医疗补助改革中心来探索新型的医疗护理模式。

中国文学的海外接受状况也为不少与会专家关注。在中国古代文学名家名作的海外接受研究方面，有郭建勋和李慧探讨日本著名学者林罗山（Nobukatsu，1583—1657）的诗文对楚辞的接受研究，认为林罗山自觉从“楚辞”中撷取题材，大量选用化用相关语词意象作为艺术资源，并对楚骚句式、体制加以合理而灵活的运用。在对峻洁品格的坚守、有志难骋的悲怅和“老冉冉其将至”的惜时焦虑方面也与屈原精神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张海论及韩国古代文人对杜诗“诗史”特征的接受，归纳出四点，一是论述杜甫时往往强调其作品的“诗史”地位，二是评论者注意到杜甫诗歌所渗透的“爱国忧民”的情感，三是接受者对杜甫诗歌描写的颠沛流离的悲苦生活有所言说，四是韩国文人以“用典”“以史喻今”的艺术手法从事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名家的海外接受研究方面，中国台湾交通大学陈冉涌研究1949年到1989年沈从文在中国台湾的接受史，勾勒了三代沈从文接受者的形象，并认为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台湾的沈从文接受状况分散琐碎。以1987年1月《联合文学》的《沈从文专辑》为界，沈从文接受状况在台湾重新成为热点，在20世纪80年代的最后三年成为热潮。

汉语学习是汉学的基础，对世界汉语教育的研究则是汉学研究的基础，为此与会专家也对汉语国际教育进行了探讨。张旺熹教授介绍分析了“孔子新汉学计划”的提出背景和实施情况，认为该计划比较高端，其核心是“理解中国”，它在促进中外学术研究交流，帮助中国获得国际话语权，培养国外知华友华的学者方面取得了成效。彭兰玉探讨了面向海外中文教育的人才培养预案建设，认为要有效培养合格的汉语教育国际人才，需要进行预案建设，以体现与人才培养相应的过程执行辅助能力，要在知识性细节、修养性细节、应急性细节、技术性细节、文化性细节、生活性细节等方面进行预案备注以提高人才培养的有效性。孟庆波以美国主流汉学期刊《美国东方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和《哈佛亚洲研究杂志》（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为分析样本，辅之以美国教育界各时段汉语教学情况的介绍，较为清晰地还原概述了1912年至1949年的美国汉语教学与研究史。

会议中还有个别学者的探讨涉及海外中国历史、政治和法学研究，如刘大先对海外新清史研究的述评及个人关于如何叙述满洲的思考，薛念文关于近30年印度杂志关于毛泽东的研究，孙健对改革开放后中国法治化进程的印度视角研究等，这些成果丰富了本次论坛所涉及的学科领域，体现了海外汉学研究确是一个跨学科的学术体。

更多的时候，它们会趁人夜里睡熟的时候，悄悄打开窗子，将孩童抱走。它们远超一般兽类的智力和凶狠狡诈、睚眦必报的性格，使它们成为了山民最为痛恨、却也是最为忌惮的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