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税改就成为共和党竞选人——特朗普的一大竞选口号，特朗普上台后一直在积极推进其税改提议，2017年4月26日美国正式公布了税改方案，同年11月17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税改方案，12月2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税改方案。作为30年来美国最大规模的减税改革方案，它的通过和实施必将对全球直接投资(FDI)流向产生重大影响，我国吸引外资也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我国需要深入分析其可能产生的影响，出台应对措施，以避免我们吸收外资以及经济发展受到过大冲击。

一、特朗普税改的主要内容

美国税改有众议院和参议院两个版本，两个版本存在诸多分歧，随着磋商，参众两院达成了一致，2017年12月15日公布了税改法案最终版。其中对国际资本流动有重大影响的核心内容有：一是将企业所得税税率大幅下降，从35%永久降至21%；二是美国将全球征税体制转变为属地征税体制，对海外子公司股息所得税予以豁免，同时针对跨国公司新增了20%的“执行税”，以限制跨国公司通过与美国之外的分支机构内部交易进行避税；三是降低企业海外利润的一次性征税税率，从原来的35%降至15.5%，从而鼓励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利润汇回。

二、降税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

(一)税收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理论分析

根据区位优势理论，投资国对外投资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对投资国有吸引力，这也是东道国吸引外资的优势，包括原材料优势、成本优势、市场优势、优惠政策激励，以及人文优势等。税收优惠或减免能够直接降低企业成本，吸引更多外来资本进入。同时，国内外学者在税收对FDI的影响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Hartman运用计量模型对美国的税收与FDI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1981,1984，1985)，他得出的结论是：无论投资资金来源如何，税收对FDI的影响都很强。Boskin和Gale(1987)估计了美国1981—1982年税改后对FDI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FDI对税后收益率极为敏感，这次税改带来年均20亿～40亿美元的FDI增长。Gropp和Kostial(2000)力求在减少非税因素干扰的基础上分析税收对FDI流动的影响，他们利用OECD国家在1988—1997年的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出结论：税率变化对FDI流动有显著影响，法定税率平均每上升10个百分点，则会减少0.3%的FDI流入，同时增长0.2%的FDI流出。Reuber(1973)的研究表明，出口导向型FDI比市场寻求型FDI对税收刺激更为敏感。Coyne(1994)提出，中小企业比大型企业对税收激励措施更敏感。因此，很多研究表明，税收因素逐渐成为影响FDI决策的非常重要的因素，FDI税收政策的有效性正不断提高。我国的学者，包括高培勇(1997)、马拴友(2001)、樊丽明(2002)、夏杰长(2004)等认为，税收优惠政策对我国利用外资产生了积极影响。

当然，在企业对外投资决策过程中，税收政策尽管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土地、劳动力、资金成本、市场规模等都会对企业的投资选择产生重要影响。但对于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本身拥有巨大的市场、完备的制度、丰富的智力资源以及完善的营商环境情况下，税收优惠对全球资本流向美国将会产生较大积极影响。

(二)美国减税的实践经验

减税政策作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经常被当成刺激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美国也不例外。以里根时期为例，里根总统上台后共实施了两次大规模的减税方案。1981年美国国会通过《1981年经济复兴法案》，此法案主要包括将个人所得税最低税率14%和最高税率70%分别降至11%和50%；颁布了加速折旧条例(ACRS),允许企业以“重置成本”来计提折旧。1986年里根又签署了第二次税改方案，在公司所得税方面，把原来15%到46%的五级税率，改为15%、18%、25%、33%四档税率，并对特定的数额范围加征5%的附加税。将最低税率为11%和最高税率为50%个人所得税的15级累进税制改为15%和28%的两档税制，另对高收入者征5%的附加税。同时，降低资本利得税率，扩大研究与开发费用的抵免范围。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显示，减税政策发布的1981年以及之后的1982年，美国吸收外资增长30.9%和14.7%，而1983—1985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美国的平均增速为14.0%。同时，第二次减税政策实施的1986—1988年间，外资平均增速升为19.5%，随后的1989—1991年间外资增速又降到10.0%。因此，从历史实践看，美国降税对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产生了积极的、正面的影响。

(三)特朗普税改对全球资本流动的影响

特朗普降税的核心或背景是围绕“美国优先”的价值理念，通过降税刺激投资，推动制造业回归以及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当然，制造业回归，奥巴马政府早已提出并积极付之实践，但奥巴马政府侧重于依靠创新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再工业化”路线，而特朗普政府通过降税政策力争将“流向海外的制造业就业机会重新带回美国”。从美国现有的投资环境看，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拥有巨大的市场规模，加上金融市场高度发达，市场体系和法律法规完善，科技和创新资源优势明显，因此，美国保持了世界第一大利用外资大国地位，并且在世界金融危机后，美国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不降反升。来自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2016年全球直接投资流量为17464.2亿美元，还未达到危机前2007年的20027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额从2007年的2159.5亿美元升为2016年的3911.0亿美元，年均增长6.8%，相应地，美国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占全球外资流量的比重从2007年10.8%升为2016年的22.4%。同时，奥巴马政府的制造业回归政策也取得了积极成效，来自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显示，《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发布之前的2008年，美国制造业外资占当年外资流入的比重仅为31.8%，2016年，美国制造业外资占比增为41.1%，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

采用穿墙螺栓将镀锌钢板和镀锌角钢固定在结构墙体上，穿墙螺栓穿过墙体，焊竖向槽钢与角钢连接。按水平线焊横向角钢次龙骨，在角钢上打孔，安装不锈钢挂件。

 

表1　美国税改方案主要措施

  

项目措施备注个人所得税维持七档，分别为10%、12%、22%、24%、32%、35%和37%，同时将现行最高档396%的个人所得税下调至37%采纳参议院版本个税标准抵扣额度抵扣额度接近翻倍，夫妇共同申报，从现行的12700美元提高到24000美元；对个人，从6350美元提高到12000美元两院共识儿童税减免提高儿童税务优惠额度至2000美元，可全额退还的额度提高至1400美元两院协商后达成结果遗产税保留，豁免额提高到1100万美元两院协商后达成结果企业所得税率从35%下调到21%，2018年生效两院协商后达成结果替代性最低税废除采纳众议院版本企业海外收入企业需要为海外利润支付一次性的低税，其中对现金型资产征收155%的税，对非现金型的资产，比如用于购买设备的利润，征收8%的税两院协商后达成结果取消各州和本地的税收抵扣优惠取消各州和本地的收入税抵扣，财产税抵扣最高额度为1万美元两院协商后达成结果房屋抵押贷款利息抵扣对于新购房屋贷款可抵扣利息的部分，上限从100万美元下调至75万美元两院协商后达成结果

资料来源：《美国税改最终方案出台》，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2017-12-16/doc-ifypsqka2895913.shtml?from=finance_zaker

商务部数据显示，我国外商投资实际金额从2007年的748亿美元增为2016年的1260亿美元，年均增幅为6.0%，与美国6.8%的年均增幅基本接近。但是分段看，2007—2011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年均增幅为11.6%；2011—2016年均增幅仅为1.7%，其中2016年同比下降0.2%。可以看出，我国实际利用外资从2011年开始进入低速增长。

尽管我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从国际竞争力与营商环境看，我国与美国的差距明显。《2017—201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全球竞争力在137个经济体中位居全球第27位，美国第2位；《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中，中国居78位，美国居第6位。中美两国营商环境差距更为直接地体现在每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数据上，目前，中国FDI流入金额在千亿美元边缘徘徊，不到美国的1/3，相当于美国2000年的水平。从税收负担具体指标看，世行报告显示美国在世界190个国家排36位，中国为130位。而从企业总税收与利润比值看，我国企业的税负水平尽管从2007年的84%降为2017年的67.3%，但与美国、德国、英国、日韩甚至是周边的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家相比，企业承受的税收负担明显偏高，更是远高于美国未大规模降税前43.8%的水平。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尽管税收优惠并非驱动全球资本流向的唯一因素，但是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而言，其制度优势和环境优势明显，税收负担是薄弱环节，因此特朗普大规模的降税弥补了其营商环境的不足，将对国际资本流向美国产生较大吸引力，尤其是在短期内(2～3年)将吸引大量的国际资本进入以及引导美国资本回流，相应资本的大量流入又将推动美元升值，美元升值进一步吸引国际资本。当然国际资本最终是流向实体经济还是金融市场，这还有待美国税改后相应政策出台后的实施情况。当然，相比服务业，制造业尤其是中低端制造业对成本更加敏感，因此，美国大规模降税对引导包括中低端制造业的回归效果将更加突出。从现有国际价值链的分工体系看，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占据了制造业中的研发、营销等价值链中高端环节，中国、东南亚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制造业的生产加工中心，占据的是制造业的中低端环节。因此，美国大规模降税一方面将会对德、英、法等为代表的与美国投资环境以及产业结构相近的发达国家产生冲击，发达国家也在积极做出反应，如英国、德国、法国政府已经出台或者宣布出台相应的降税政策。另一方面，美国大规模降税通过引导制造业尤其是中低端制造业的回归将对现有的制造业国际价值链分工体系产生冲击，对包括中国在内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发展形成较大负面影响。

三、特朗普降税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影响分析

金融危机后，国内外形势出现重大变化，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到稳步增长的、以服务业为主的新时期，原有引资优势快速弱化，新的引资优势已有雏形，但还未完全形成。在这个历史发展新时期，美国大幅度降税必将对我国利用外资产生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应是短期的、可控的，并且相比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影响更为直接。

(一)我国利用外资的现状及引资优势

替吉奥联合NP方案化疗对转移性乳腺癌患者部分肿瘤标志物及雌激素水平的影响 ……………………………………………………………………………… 赵建昌(5):599

我国制造业利用外资和服务业利用外资呈现分化。制造业实际外资金额从2007年的408.6亿美元降为2016年的354.9亿美元，同比下降1.6%，外资占比从54.7%降为28.1%。当然，制造业利用外资也呈现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7—2011年，依旧保持了6.3%的增幅；第二阶段是2011—2016年，同比下降7.4%。与此同时，随着我国服务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服务业利用外资逆势快速攀升，从2007年的306.9亿美元增为2016年的885.6亿美元，年均增长12.5%，占比从41.4%升为70.3%。

同时，我国引资优势发生重大改变。一直以来，我国利用丰富的劳动力、廉价的土地等生产要素以及优惠的财税政策吸引了大量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外资企业进入。随着我国经济稳居世界第二，对外资的普惠政策取消，国内劳动力、土地、环境等生产要素成本也不断攀升，原有的劳动力丰富且成本低廉的传统引资优势快速弱化，新的引资优势开始显现，如巨大的国内市场尤其是未完全开放的服务市场、完整的工业链和产业链以及大量训练有素的产业工人等，当然新的引资优势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容易受到其他国家政策的冲击。如危机后发达国家积极发起的制造业回归以及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大幅度和大范围的优惠引资政策都对我国制造业利用外资造成双面夹击，导致我国制造业外资的快速下降。

(二)美国降税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影响

应该看到，尽管美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和营商环境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但是美国企业部门的高税负，始终为美国和全球企业所诟病，高税负和复杂的纳税程序已经成为影响美国经济全球竞争力和营商环境的主要负面因素。美国税改前，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为35%，在OECD国家处于最高水平，实际税率不到30%，也处于较高水平。同时世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整体税负占企业利润的比重高达43.8%。《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表明，美国营商环境总体水平在19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6，在十个指标体系中，融资环境、破产程序和合同执行位居世界前列，企业设立程序、电力获得以及保护中小投资者三个指标表现最差，分别排名第49、49和42，税收负担、施工许可办理、产权登记保护、跨境贸易限制四大指标居于中间，分别位于全球第36、36、37和36，因此，税收负担也直接影响了美国营商环境。

2.2 主要照顾者不同时间点SAS得分的情况 治疗后，除对照组治疗1及3个月的得分差异比较无统计学意义外，其他组不同时间点的两两比较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治疗1个月时，早期组和晚期组、早期组和对照组SAS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晚期组与对照组差异比较无统计学意义；第3个月时3组两两比较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4。

  

图1　企业在美国影响面临的负面因素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论坛《2017—2018全球竞争力报告》

  

图2　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外资占比变化

资料来源：商务部外资统计

因此，特朗普政府的大规模降税将进一步拉大中美两国企业税负差距，优化美国的营商环境，增强美国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从而相应地恶化我国的投资环境，短期内(2～3年)将对我国利用外资产生较大波动。不过，随着我国投资环境的不断优化以及进一步开放政策的到位，这种负面波动的影响将不断弱化，因此，长期内应不会有太大冲击。同时，美国降税对于我国不同类型的外资企业以及不同行业的外国投资影响的程度应该有所不同。

首先，总体上，特朗普降税对我国利用外资的负面影响是可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税费负担尽管是外资企业抱怨中国投资环境的一个方面，但并不是主要因素，外商对中国投资环境的负面评价主要集中在市场尤其服务领域的开放不够，政策法规的不稳定、不透明以及不可预期，执法的选择性大，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以及市场的不公平竞争等。而投资环境中的很多不足都是我国政府能够解决的问题。二是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政府明确提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这就意味着，我国利用外资也得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根本要求，引导更多外国资本投向中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而技术先进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在我国是享受15%所得税优惠的，即使美国将企业所得税率降到21%，也依旧明显高于这些行业的税率，因此，美国大规模降税对这些领域的影响有限。

其次，美国降税对进入我国以出口导向型为主的外资企业的冲击大于市场寻求型外资企业。一般来说，外资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出口为主导的外国投资，另一类是市场寻求型外国投资。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在东道国布局最主要是为了降低成本，而市场寻求型外资企业在东道国布局最主要是看重当地经济发展潜力和市场空间，因此，出口导向型企业比市场寻求型企业对成本更为敏感。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更多鼓励引进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不断跃升，谋求在中国市场占据一席之地的外资企业越来越多。而目前，在我国设立的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目标市场主要还是集中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因此，美国大幅度降税对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的影响明显会大于市场寻求型外资企业，极有可能引发部分追求降低成本的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回到美国这一最终消费市场。当然，在极端的情况下，贸易成本低于投资成本，市场寻求型的外资企业也将在美国投资，通过贸易再将产品返销中国。但是从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态势以及中国积极改善投资环境的决心和努力看，市场寻求型外资企业大规模迁往美国的可能性较低。

经过调研分析，对于系统功能的需求主要分为对基础地理信息的查询和操作功能、配方施肥决策功能和用户管理功能3个方面。基础GIS功能主要包括地图缩放及漫游、查询、图层显示及控制、测量功能；配方施肥决策功能主要包括养分含量查询功能、施肥配方决策功能、土壤肥力评价功能等；用户管理功能主要包括用户注册、认证、权限管理等功能。系统功能结构见图2。

 

表2　不同国家总税收占商业利润的比重　单位:%

  

　　　年份国家　　　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2014201520162017中国8482781466366467668768567868673美国4574644646546446443843843944438越南39939939932940343408408394394381马来西亚363453353393413463913934040392印度尼西亚313311318287287287314314297306300泰国4054074040446444292318326326287印度72770366647626625608606606606553英国3463423493613623534733532309307德国4949443947456459491488488489489法国666661658658657674674689627628622日本51754755477477485498513513489474韩国316339323302341339333331332331331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历年的营商环境报告

来自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7—201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美国全球竞争力仅次于瑞士，在137个经济体中位居全球第二。美国的市场规模、金融市场、创新能力、商业程度度、劳动力市场的有效性、高等教育与培训等指标都位居全球前列，但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7企业高管意见的调查》显示，企业在美国经营面临的负面因素中，税率和税收征管位列前两位，占比分别达到13%和9.3%，这直接反应了税率是影响美国全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分析系统工作过程主程序在上电后需要立即被执行，完成系统的初始化，对数据存储器、定时器等进行清零。同时对输入、输出端口进行设定来确保接受信号。完成系统初始化后即可利用中断程序，合理调用各个功能子程序，电饭煲系统主程序逻辑设计，如图8所示。

“结婚前，谭传华同志知书达理、体贴关心，结婚后，充分暴露出倔强、懒散、没耐心的本质；结婚前，谭传华同志会和我畅谈作家、画家梦，结婚后，除了气功，什么都影响不了他；结婚前，谭传华同志会写一手好字、一首好诗送给我，结婚后，他除了朋友来家里时会滔滔不绝，压根就看不出有浪漫、幽默的细胞……”

再次，美国大规模降税对我国制造业尤其是中低端制造业利用外资的冲击会更明显，对服务业利用外资的冲击相对更小。一方面作为全球制造和生产中心，我国现存制造外资企业有很大比例是出口导向型企业，它们本身就是对成本更敏感，尤其是中低端以及中小制造企业。美国大规模降税后，在我国未能享受所得税优惠的制造业企业需交纳25%的所得税，美国仅需21%，根据世行的数据，税费负担差距更大，因此，美国降税对这类外资企业有较大吸引力。另一方面，我国的服务业外资企业以市场寻求型为主要目的，而中国的服务市场绝大部分还处于起步发展阶段，空间和潜力很大，对外资企业有较大吸引力。同时，从国际贸易角度看，服务本身的可贸易性低于产品，服务贸易的障碍也多于货物贸易，因此，美国降税对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的冲击会相对较小。

四、对策建议

尽管美国大规模降税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影响是在可控的范围内，但这必须在中国政府积极作为的前提下。在全球经济处于大调整大复苏的阶段，各国对国际资本的争夺是激烈的，美国大规模降税有可能撬动全球降税潮，如果我国不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不但会影响外国投资流入，甚至本国资本也会出现大规模外逃。

(一)进一步深入扩大开放，提升国内市场对外商的吸引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政府以“一带一路”倡议为统领，围绕自贸试验区建设，以服务业开放为重点，积极扩大和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利用外资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核心和重点内容，国家给予了充分的重视，2017年国务院针对利用外资专门出台了国发5号文和39号文，进一步放开了外资准入并出台了具体措施。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强调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为我国进一步开放及利用外资提供了方向和指引。从目前我国对外开放实际看，一方面，不少领域的开放力度和深度还有待提升，包括汽车、金融、电信、研发等领域，另一方面，国家层面有政策，但落地和实际执行还有很大的差距，如国发5号文和39号文中有不少具体领域开放措施，但由于各部门和行业对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认识有差距，并且涉及不同部门的利益，导致政策落地难度大。目前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时期，经济发展转向高质量增长阶段，在这个关键节点上，美国大规模降税的影响不可小觑，我国政府应更加重视并且稳步推进对外开放，尤其是中高端制造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现代服务领域等，加大对市场寻求型外商企业的吸引力，尽量减少负面影响。

全面深入扩大对外开放。从国家层面看，尽快出台并落实国发(2017)5号文和39号文的实施细则，拿出具体领域开放的时间表，以便具体行业开放措施实际落地。同时，根据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对外开放新要求和新任务，围绕实行高水平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目标，进一步大幅缩减负面清单外资准入限制条目，极大减少外资准入限制，为欧美日等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外资进入创造更好条件。包括全面放开一般制造业、会计、法律、管理咨询等领域外资准入；进一步加大对高端制造、智能制造以及绿色制造如汽车、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先进的轨道交通设备、医疗器械、生物医药等以及研发、银行、保险、电信、陆上运输、空运、研发设计和创新、现代物流、检验检测认证、信息技术、文化、娱乐、教育、医疗、标准等领域的开放力度。

全力破除外资准入的隐形障碍。我国鼓励和允许外商投资的行业不断扩大，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地方政府应紧跟形势不断梳理并完善现有的外资管理政策和措施，严格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支持外商投资进入相关领域，尤其是服务行业，全力破除“玻璃门”“弹簧门”等隐性障碍。同时对于简政放权过程中大量出现的“放得下，接不住”问题，还需对相关措施进一步梳理，一方面坚决取消不用审批事项，另一方面加大地方能力建设，提高地方审批效率。此外，对于负面清单上的行业和领域，还需不断优化和简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程序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减少因审批给外资带来的隐形准入壁垒。

(二)进一步降低制度成本和税费成本，提高制造业对外竞争力

由于我国对外资监管环境的复杂，导致外资企业在华经营面临较高的制度成本，包括模棱两可的法规规定、不可预测的立法环境、行政管理问题等。同时，在华经营企业尤其是制造企业普遍反映国内税费水平负担重，尽管我国已经取消了不合理收费，但除正常纳税外，外商投资企业从设立、开工建设到正常运营过程中涉及的非税收费、政府性基金名目众多。因此，我国政府还需进一步完善制度环境，同时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从而提高在华经营外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2.风险评估。风险评估是内部控制的首要前提，是在风险识别和预测的基础上，采用定性或定量方法，对风险发生可能性和影响程度进行预计和估算，最终确定风险评级的过程。具体内容包括风险管理组织体系、风险识别和分类、风险评估、风险应对及风险监控与报告等。企业应全面梳理、识别和评估影响目标实现的相关风险，建立本企业风险清单或风险库。针对不同风险，结合本企业的风险偏好和承受度，权衡利弊，按照成本效益原则制定完善相应的规避、降低、分担或承受措施。通常情况下，内部风险可以进行有效防范和控制，外部风险主要采取规避。

降低制度成本。进一步加快外资立法进程，加大清理并修订外国投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文件，尽快制订并颁布《外国投资法》，全面落实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在法律法规以及规章、政策文件的制订和修订过程中，提高开放度和透明度，加大法律法规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进一步取消过度的行政监管和审批，减少政府审批、简化现存审批和申请程序，让市场机制真正发挥主导作用。

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加快税制改革， 不断降低我国企业的宏观税负水平，逐步停征、降低和整合部分政府性基金，进一步清理、规范社会团体收费，凡涉企收费项目须在公示目录清单。全面落实所得税、增值税、关税等税收减免优惠政策。通过加大财政支持以及延长上调年限等方式，降低社会保障费率，降低企业用工成本，为小企业、新创企业和经营困难企业制定优惠政策。将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率降低到合理水平，并采取更透明的方式来使用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三)全面给予外商国民待遇，营造内外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外商对中国营商环境诟病较多的在于：相比国内企业，外资企业在很多方面受到歧视，尤其在研发资助、标准制定、政府采购、法规执行等方面表现明显。因此，我国政府应针对外商非常关切的领域进一步解决国民待遇问题，为所有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2005年4月至2013年12月，环境保护部同国土资源部开展了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实际调查面积达630万平方公里，调查显示，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1.2%、2.3%、1.5%和1.1%

在研发和创新领域给予外商国民待遇。给予外商投资企业拥有获得研发资助的平等机会，鼓励其参与国家级或省市级重大研发项目。在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资质等方面进一步减少对外商企业的限制规定。提高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在起草、完善以及执行过程中对外资企业的开放度。对外资企业实施与国内企业同等政策，为知识产权转让提供更多灵活性，推动其投资于在华的研发和创新。

加快完善标准的制定。在标准的修订过程中，提高开放度和透明度，尽量使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同等地、全程参与标准的制定和修订过程。进一步提高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的一致性，以鼓励外资企业在华开展更多研发活动。

郑淦(又作郑洤)，榜名文熙，字淼泉，法号灵照，浙江嵊县人。戊子(1898)举人。任和州州同，清亡后潜往永嘉，依妙智寺为僧，丙辰(1916)卒于头陀，年五十余。临终尽焚其书，仅余所撰《嵊县诗选》一册。有《湛庐医筏》传世。在历阳书院讲学时，以竹枝词题，让弟子应试所作，集成一卷《历阳竹枝词》。《晚晴簃诗汇》收有郑淦诗二首。

为外资企业参与政府采购营造公平环境。进一步加快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GPA)谈判，在互惠的基础上加大政府采购市场开放，为外资企业参与政府采购营造公平的制度环境。

提高政策法规执法的一致性。各地要依法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确保执行国家和省里的法规政策一视同仁，提高政策法规执行的一致性，不得擅自增加对外商投资企业的限制。如实施更为严格的环境标准、法规与规定，并在制定阶段与外资企业保持沟通，建立促进地方高效且一致的执法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