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以林毅夫和张维迎两位学者为代表的两方就市场、政府产业政策等话题展开激烈的辩论，成为学术界甚至公众关注的焦点。笔者认为，张维迎教授忽略了现实世界中市场力量的局限性，倡导政府对经济行为的完全不干预政策，反对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极端经济自由化教条。本文尝试从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抉择思路出发，分析经济自由化教条的逻辑缺陷，并从中国、俄罗斯和南非的改革经历，指出经济自由化教条在指导经济改革中可能造成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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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

讨论经济学理论还是经济政策，思路是不一样的。如果讨论经济学理论，需先设定假设前提，再做分析论证，结果很容易证伪。如果讨论经济政策，则是基于决策者的价值判断，在明确各项政策的目标基础上，综合考虑现实及政策实施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预期状况，不同政策可能产生的后果，优先次序、相机抉择。经济学理论关注的是在假定前提之下的分析是否符合逻辑，前提是否在现实中具备或者完全具备不重要；讨论经济政策关注的是政策将满足什么目标，以及让政策生效是否具备相关的条件。由于经济政策在实施中将对相关的不同群体（国内与国外、穷人与富人、企业家与工人等等）的利益产生不同的影响，其制定过程主要是一个抉择过程——充分考虑其对各方的影响及程度，并期望实现决策主体所代表的群体利益（或福利）最大化。讨论经济学理论是经济学家的事情，制定经济政策是政治家的事情。一个人可以是一名经济学家，同时也是一名政治家，或者是带有政治理想的平民。以不同身份讨论问题时，态度很可能是不一样的。当他在评论一项经济政策的好坏时，通常都带着价值判断，这时他还强调自己是经济学家，很可能带来误导。

马科维茨的投资组合理论能很好地说明了理性投资人做决策的原则。该理论认为，投资者在做决策时，通常权衡两个因素：预期收益与风险。事实上，这一原则几乎也适用于其他决策。例如，贩毒是一项回报率很高且不需特殊技能的工作。但是多数人不选择这项工作，因为其风险太大，收益与风险不对称。同样，民主和自由都是人们所需要的，但是绝对的民主可能导致社会效率严重低下（想象一下任何涉及公众利益的事情都来一次全民投票）；而绝对的自由则很有可能导致每人的利益都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和尊重（看看美国的“持枪自由”是如何引起经常性枪杀无辜的案件）。显然，极端的自由不仅仅是不恰当的，而且很可能是有害的。

对于进入军品市场的民营企业，定期对其法人资格、专业队伍、质量管理、财务资金状况、保密资格等要素实施连续性的承制资格例行监督。实行准入准出并行制度，对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应加大整改督促力度，充分利用警告、暂停资格等手段，促进民营企业整改。对于整体承制能力、质量管理水平下滑或出现重大问题的民营企业，依法取缔军品资格。

一是历届政府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原则。没有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经济发展则是一句空话。相对于其他国家，稳定使得中国自始至终维持了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

二是建立市场机制的改革先易后难——先进行商品市场改革逐步过渡到资本市场改革。

根据Rodrik等学者的研究，正是在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经济自由化改革直接导致了阿根廷在21世纪初的严重金融危机。而俄罗斯和南非，也是这种经济自由化教条的牺牲品。由美国经济学家Jeffrey Sachs主持的，以“经济自由化、经济私有化、经济稳定化”为主要内容的休克疗法，帮助俄罗斯推出了包括全面放开物价、财政紧缩和国有资产私有化等激进改革方案。可是，激进的改革带来了极大的混乱，经济运行秩序混乱。尽管每个俄罗斯人都获得了一份资产券，可是货币贬值、物价暴涨使大多数的百姓将资产券用于换取面包，而少数人使用手头的美元大量低价收购资产券并成为原国有资产的新主人—财富急剧向少数人聚集；经济急剧下滑—1990年俄罗斯的GDP总量为5168亿美元，到了1999年只剩下1959亿美元；国外商品大幅涌入导致了俄罗斯的制造业企业纷纷关门，经济结构和出口结构中，原材料、能源和冶金生产比重越来越大，从超级大国变成二流国家。

建筑给排水工程施工结束后，应及时对管道的清洁性、保温性以及防腐性进行检查，防止给排水工程出现因高温及腐蚀等因素影响管道正常运行。同时，在整个安装工程结束之后，还应该对排水系统进行适当的调整和验收，检测整个安装质量是否合格。

亚当·斯密论证市场存在一只“无形的手”—市场机制通过价格波动、市场主体对利益的追求调节着市场的供求关系，达到有效率地分配资源的目的。可是马克思发现市场的盲目性会导致经济危机；凯恩斯同样发现市场自由调节的功能并不是必然的。马克思提出了计划经济的思路—政府计划调节经济活动的运行体制，试图彻底解决市场的盲目性问题。可是，苏联和中国实践的结果证明这种极端的计划经济模式会导致更严重的问题—严重缺乏效率。凯恩斯经济理论承认市场机制的重要性，但指出了在市场出现失衡的情况下，政府可以发挥“有形的手”的作用，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加以调节。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滞胀”现象以后，西方政府重视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倡导减少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关于制定经济政策的思想方法，仍然是很多国家政府的重要指引。事实上，目前没有哪个国家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或者完全的计划经济制度，实行的是所谓混合经济（Mixed Economy）——在生产领域中，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并存；在收入与消费领域中，公共卫生，社会安全和福利开支与私人收入和消费并存。

在混合经济制度中，同时存在着市场经济要素与计划经济要素，自由市场与国家干预主义或私营企业与公共企业相结合。只是在不同的国家经济运行中，市场经济要素和计划经济要素两者所占的比重会有不同。在经济运行中，市场机制和政府计划的最优比例是什么？相信对此并没有单一和标准的答案。政府政策使用的程度完全取决于决策者的判断——何种比例才能最大限度实现政策的目标。由于长期采用市场经济制度，西方国家的市场机制通常比较健全，更多的使用市场机制或许是更佳的选择；而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机制多有缺失，政府政策发挥作用比例大一些可能是必要的。如果决策者忽视现实情况，走了极端，做了不合适的选择，很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

从世界经济发展、西方国家以及中国的实践看，市场机制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市场机制越健全则经济效率越高，资源分配更合理。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政府的计划在一些情况下同样可以发挥积极作用，有时候甚至是决定性作用。张维迎曾在一次以“产业政策：从无知走向无耻”为题的演讲中谈到：“计划经济在全球都失败了，这是人类用生命换来的一个教训。”笔者认为，苏联和中国实行极端计划经济政策的试验，确实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深刻的教训，但如果以此完全否定政府经济政策的积极作用，则走向了另一个错误的极端。美国一直被视为市场经济的典型，可是美国同样存在政府的产业政策并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的农业很发达，其稳定的发展就离不开政府农业政策的保护和支持。由于农产品的特殊属性，使得农产品市场更容易出现价格波动并经常导致交替出现过剩和短缺情况，对农业实施价格支持和补贴政策，为农场主提供一种收入的“安全网”，从而保证美国农业的稳定发展。美国的农业政策及其效果，说明产业政策即使在成熟发达国家，都可能发挥积极作用。

纳什均衡与亚当·斯密悖论

如果学者在讨论经济学理论之时人为添加了其个人的主观价值判断，很容易对他人产生误导。张维迎在其题为“好的纳什均衡和坏的纳什均衡”的演讲中阐述纳什的博弈论时，承认“纳什均衡是没有价值判断的，它不告诉你这个制度安排是好还是不好，它只告诉你如果每个人都选择自己认为的最优行为，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在他假设的博弈模型中，纳什均衡下决策者理性的抉择是“不合作”。但是遗憾的是，他给纳什均衡人为添加了主观的价值判断，认为“有好的纳什均衡，也有不好的纳什均衡。”他认为“合作”的选项是好的，而双方选择“合作”的状态时所得之和最大。张维迎认为在现实中，制度、法律、道德和“礼”等可以让博弈各方选择“合作”而令“好的纳什均衡”得以实现。显然，他所描述的“好的纳什均衡”，完全忽略了纳什均衡实现的重要前提条件——信息不对称，即博弈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选择。而恰恰这一点是现实中每个决策者经常面临的状况。纳什均衡对于现实世界的决策做出了更准确的描述，说明每个人的自利博弈的结果未必是整体利益最大，并提醒人们需要关注市场经济在现实中的局限性，每个决策者都需要考虑如何在复杂的现实中做出最利于己方的选择。如果决策者想当然地选择“合作”的选项，很可能是利益受损最严重的一方。

亚当·斯密在1759年出版的专著《道德情操论》中指出，人富有同情心并关心他人；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他又指出，人是自利的。他对人性两种截然不同的描述（利他和利己），被后人称为“亚当·斯密悖论”。笔者认为，“亚当·斯密悖论”本身说明人性的复杂性，人的决策也具有一定的不可预知性。每个人做决策，最后只能是按照己方利益最大的原则做抉择。臆想的理想状态不能作为决策的基础。如果据此分析去倡导政府对经济不干预，反对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宣传极端经济自由化教条，必然造成误导。

所谓“华盛顿共识”与极端经济自由化教条的实践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俄罗斯和南非相比较，自1978年开始，中国的人均GDP不仅保持更高的增长速度，且明显具有更高的稳定性。从发展速度和发展稳定性这两个重要的评估指标看，中国经济政策的效果总体上是值得高度肯定的。中国的经验值得重视。

1989年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一起，为发展中国家应对经济危机提出“标准”的改革方案。该方案包括宏观经济稳定、贸易和投资方面的经济开放以及扩大国内经济的市场力量等领域的10项经济政策处方。哈佛大学教授Dani Rodrik在《告别华盛顿共识，迎来华盛顿混乱？》一文中指出，华盛顿共识提倡政府的作用最小化，使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成了一代技术官僚敲掉发展中国家牙齿的口号，也是那些听从他们建议的政治家挂在嘴边的口头禅”。自由化和私有化为西方国家的势力进入并控制那些转型国家的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扫除了障碍，可是经济稳定化却没有实现。

经济政策的制定当然需要经济学理论的指导。只是决策者在借用相关的经济学理论做抉择的时候，需要特别重视这些理论的假设前提。

南非的转型故事是另一个负面的例子。被视为南非结束白人统治和种族隔离政策的英雄，曼德拉于1994年4月当选总统。曼德拉上台后，立刻废除了被称为种族隔离政策根源的《班图斯坦法案》，并全盘接受西方积极推销的“华盛顿共识”，推出一系列的重要改革，包括：立即全面开放商品市场，让世界商品自由进入本国，冲击了本国产业；不考虑南非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差异，全盘接受西方的环保理念，制定了严厉的环保法。这些改革使得本国制造业突然失去了国家保护，同时还要承担过高的环保成本，因此纷纷破产。工业化尚未完成，就直接越到去工业化时代，导致失业率高企。此外，国家经济结构和出口结构也沦落为以矿业开采为主的低端结构。边境开放导致周边国家的人涌入，加上取消死刑，导致治安问题严重，本国精英快速流失。南非本来是非洲唯一的准发达国家，1995年人均GDP曾经达到3863美元（中国当年只有604美元），改革带来的混乱导致经济和收入水平的下跌，2002年人均GDP下降到2440美元（中国上升到1135美元）。

张容年于2004年在《情报资料工作》发表的文章“在把握媒体音像资料的内容价值——基于媒体资产管理平台的标引思路”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及以前的专题片，尽管题材和样式单调，程式化的表现方式，艺术手法幼稚。但它体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观众取向，还凝结着广电人的智慧和才华，是从事电视行业多年来劳动和经验的体现，仍不失为珍贵文献资料。另外，对于媒体来说最根本的资产就是节目版权，尽管一些年年代久远的资料，磁带老化，霉变脆裂，但以版权资产的视角，这些都是可以挖掘出增值效益的珍藏。

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经济全球化可促进国际分工，每个国家从事本身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通过国际交换，可增加总体福利。可是对于从事低端产业的国家，如果满足于现状，就很可能因此落入比较优势陷阱，长期处于国际分工弱势地位，无法摆脱贫困。经过多年调整，作为“金砖国家”的俄罗斯和南非，其经济在21世纪初获得了不错的发展，但是由于两国经济结构在开放和改革过程中变得过于依赖资源型产业，经济很脆弱，特别容易受到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两国经济的较高速度发展，与大宗商品价格的大牛市有直接关系，最近10年的明显衰退，可以说也直接源于商品价格的低迷。剑桥学派经济学家Joan Robinson对欧洲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各国经济发展状况做比较研究后发现，不同的国家可能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会带来“不平等交换”的情况，这可能会阻碍某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通过产业政策等实行一定的保护措施是有必要的。

张维迎在一次接受记者访谈中表示，“如果我们赞成比较优势理论，那就不会赞成政府的产业政策”。在一个各国经济水平、技术水平、市场化程度都存在较大差异的现实世界里，这种说法具有很大的误导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如果盲目追求极端经济自由化，将会固化其贫困地位。事实上，每个国家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在主权范围内尽可能给本国企业以帮助和支持，是有其经济学理论依据的，其中关税、准入条件以及产业政策等都是一国可以选择的政策手段。当然，各国政府需要相机抉择，在国际博弈中选择对己方最优的方案，其中也包括一些让步措施。

从过去计划经济制度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中国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政治家看到了建立市场机制，发展市场经济的必要性。不过，中国没有像俄罗斯和南非那样马上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是“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推进开放与改革。中国经验的要点如下：

范·弗拉森将其自己的观点称为“新图景”，他对科学理论的建构首先是刻画一组模型，即结构的族；其次是对模型的特定部分加以细致刻画，以其作为对可观察对象的表征候选；再次，在实验测量报告中对表象加以结构观察，如果一个理论的部分模型实现了其实验测量报告中的表象与加以细致刻画的模型的特定部分同构，那么这个理论便是适当的。［7］64-65范·弗拉森将模型类看作理论的载体，当该模型的部分子集同经验世界同构时，就将抽象的模型世界或结构与经验内容统一了起来，从而形成了其科学理论观。

现在世界上正在上演另一场贸易战博弈。美国指责“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损害了美国利益，准备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大幅增加关税。面对贸易战争的威胁，按照张维迎的思路，是不是中国政府应该选择自动缴枪的“合作”？

中国经验：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推进开放和改革

极端经济自由化教条与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所谓“华盛顿共识”一脉相承。

一个有进取精神的国家不仅要善于利用国际分工和交换中的有利条件发展经济，更需要采取必要措施扶持本国某些产业，加强其竞争力，以期在国际分工中获得更多利得。产业政策未必都能实现完美的预期效果，但有一点不可否认，即：在国际竞争中，它始终是一种国家可能选择的应对工具。就像在自由搏击中可以拳脚并用，你却建议自己的拳手不要用踢的动作，这是合适的建议吗？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经济领域中的决策，同样也是取舍的抉择。

“人并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的概念，人的意义只有在社会关系或类的关系中才得到彰显”[9]，人虽然以个体的形式存在于世界，却始终保持着类的特性，自我发展的生命历程离不开各种社会关系的建构，始终与“他者”保持最亲密的联系。正是因为类的存在，确立了个体在公共领域中交往的可能性，实现人在群体之中的双向对象化实践。无论是现实世界还是公共空间都是人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是人共同努力的成果，人拥有平等的权力共享发展的成果。每个人既有享受公共成果的权利，也有捍卫每个人平等身份的义务，公共空间才能在有限的场域中，呈现最大的价值。

三是物价改革从双轨制开始，逐步减少计划定价再到全面的市场定价。

四是对外开放从四大特区的实验开始，到沿海14个城市对外开放、浦东开放、西部开发再到当前的“一带一路”。

五是控制对外开放行业的先后顺序和节奏——针对不同行业制定产业政策，提供适当的国家支持措施，帮助优势企业逐步适应国际竞争。

六是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从1994年建立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开始，到2005年7月开始逐步扩大浮动区间。而人民币国际化改革从2002年QFII就开始，尔后的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以及即将实施的沪伦通等，都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具体措施。

七是利率市场化改革从20世纪末开始，分阶段逐步推进，避免了金融市场的过度波动。

八是以中国内地市场空间换取国外技术的转让，培养和推动本国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九是在推动经济发展、增加国民财富的同时，重视扶贫工作，调节社会不平等的情况。

春雨多，土壤湿度大，播种发芽后，游动孢子从根毛侵入，系统侵染。病菌在20～24℃高温时，容易流行。在病株上产生孢囊孢子，靠气流飞溅的雨水传播扩散，进行反复的侵染为害。

所有上述政策，都反映出中国政治家们在经济决策中，以中国国家整体利益为中心的务实思路。尽管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中仍遭遇不少挫折，某些方面的政策未必尽善尽美，但没有重大的失误。这是值得国人引以为傲的。

总结

综上所述，市场机制在合理配置资源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但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存在局限性。政府政策可通过“有形的手”来调节，以实现本国经济发展的既定目标。建立在市场完全有效的假定条件下的极端经济自由化教条，与现实经济环境并不吻合，具有明显的逻辑缺陷。经济政策的决策者需警惕这种教条的误导性。

高文鹏和我碰了一杯，然后问我，工作还不错吧？我点点头，就是订单少了点，其他都还凑合吧。闲聊一阵后，高文鹏问，你觉得阿花如何？我应付道，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