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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学徒制改革研究

更新时间:2009-03-28

近十年以来,澳大利亚各级政府,特别是产业界对学徒制的关注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社会各界对学徒制的反思持续不断,对学徒制更是充满新的期待。澳大利亚学徒制沿袭了英国模式,并在其发展与改革中逐渐形成自身特色,在各国职业教育中极具代表性,拥有良好的国际声誉。但澳大利亚学徒制的发展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使学徒制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近年来,新的政策和改革措施也相继出台实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为我国学徒制的发展提供了借鉴。目前国内对澳大利亚学徒制改革的研究主要是对其改革内容进行归纳总结,本文将重点分析澳大利亚学徒制发展至今所面临的问题,梳理澳大利亚学徒制改革的重点政策与措施。

一、澳大利亚学徒制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学徒制管理体制不够协调

澳大利亚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其教育事务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联邦政府、地方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在其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发挥各自的作用,共同促进教育的发展。应该说,这是澳大利亚教育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之一。就学徒制而言,从管理体制上说,也是由联邦政府和各州以及领地共同承担的。因此,在澳大利亚“不存在所谓国家的学徒制系统,各州/领地具备自身的学徒制,其中包括自己的法律治理架构和行政权力。”[1]这就给雇主特别是跨州经营的企业雇主带来了混乱,如在监管方面存在重复。雇主经常抱怨要接受来自州培训管理机构和联邦学徒制中心不同机构内容相同的实地监督。再如,联邦和地方政府都对学徒制投入大量资金,但两级政府在对学徒制的投入方面存在重复和交叉现象。此外,在职业资格认定方面也容易产生混乱现象,例如,代码为UEE40507的电气—分体式空调系统 (Electrical-Air-Conditioning Split Systems)四级证书,在一些地方培训年限只有一年,有的却长达四年。

(二)学徒制培训效率不高

注册人数与完成培训的人数之比,即完成率 (Completion Rates),体现了一个国家学徒制培训的效率,也就是投入产出的效益。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分析,学徒制培训的流失率高并非澳大利亚独有的现象,而是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但从国际横向比较的角度看,澳大利亚的问题较为严重。据统计,以五个英语国家为例,完成率从高到低依次为爱尔兰 (87%)、美国(80%)、英国 (74%)、澳大利亚 (55%)和加拿大 (50%)。[2]据悉,从 2001年到 2008年,学徒第一年的流失率基本保持在31.5%-32.8%之间;从2001年起,贸易职业类学徒的未完成率一直在增长;此外,有32.2%的学徒和学员在2008年开始接受12个月培训后就没有再参与培训。[3]可以说,澳大利亚学徒制因流失率高而被蒙上一层阴影。

概括而言,学徒制完成效率不高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外部条件的变化。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澳大利亚教育的普及程度不断提高给青少年更多的选择机会。而学徒制学历层次总体较为低下,对接受此类教育和培训在后来的职业生涯发展中可能带来的回报不够理想,接受完整的12年高中以下教育被看作是更为重要的选择。[4]因此,19岁以下接受学徒制培训的青少年人数持续下降。最高的时候曾经达到80%,后来逐步下降。而25岁以上的成年学徒则不断增加。与过去相比,学徒制培训对象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影响到参与学徒制培训对象的数量,也意味他们在接受学徒制培训期间仍具备学业和职业发展的选择性。二是学徒制培训本身存在问题。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对学徒制培训模式进行重大改革以来,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强调以能力为本位,实行培训包教学模式。但一些地方以培训年限为学徒合格的标准,导致一些学徒感觉培训时间冗长。同时,培训包教学模式总体上过分强调具体的职业能力,而常常忽略了劳动力就业所需要的通用就业力技能的提升,导致学徒学成后继续发展的后劲不足,或限制了职业变换所需要的素质和能力。

(三)学徒制培训人数规模不足

根据2012年6月的统计,学徒制在培人数规模达到创历史纪录的515000名,占据劳动力队伍人数的4%。[5]但近年来,这种良好势头并没有能够得以维持。从2012年起,培训人数开始逐年连续出现了下滑的态势。通过图1和图2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变化趋势。

2017年2月,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教育与培训部开始实施的高级应用技术学徒制项目属于应用技术领域新的文凭和副学士资格,但学徒可以获得学士学位。其涉及的领域包括工业4.0、物联网、颠覆性技术与工程。课程为22周的大学脱产学习和26周的公司培训。根据学习和培训在内容、技能和知识方面的需要在大学和公司之间进行变换。该项目属于大学与企业的学徒制联合培训,采取工作本位学习的方式,结合最新的数字平台实施。学徒学成后可以获得应用技术领域的证书和副学士资格。课程的设计还为学徒将来进一步学习学士学位课程提供了衔接。首批20名学生进入斯威本科技大学进行为期一周的脱产学习,随后到受雇的西门子公司培训。西门子公司将招收不超过20个学徒。斯威本科技大学负责培养方案的设计和教学的实施,包括工业4.0与物联网、IT颠覆性技术、工程、设计和商业等。合格者将获得斯威本科技大学颁发的 “应用技术文凭”(Diploma of Applied Technologies)。

第二,学徒制人数减少与经济周期波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密切的关系。据分析,经济周期 (Business Cycle)对学徒制的影响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在经济低迷阶段,企业对技术工人的需求通常较低,通常还会出现对学徒制培训需求的减少。另一方面,经济周期波动也会对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学徒的收益产生影响。在繁荣时期,订单很多时,学徒的工作量就较多。鉴于学徒的薪酬较低,企业出于生产的需要可能具有在短期内扩大培训的动机。从近年来的情况看,受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制造业也处于长期的衰退状态,矿产资源产业繁荣不再。传统的工业部门和公共事业部门都在减少员工。从总体上看,雇主对于学徒制培训的投入动力不足。

  

图1 2012-2016年澳大利亚学徒制在培人数的变化 (千人)[6]

  

图2 2012-2016年澳大利亚学徒制注册人数的变化 (千人)[7]

近年来,澳大利亚学徒制改革的举措可以说是全面而深刻的。综合起来看,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连续数年的学徒制注册人数的减少已经引起澳大利亚社会各界的关注。不久前设立的 “澳大利亚国民技能提升基金”(Skilling Australians Fund)对此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罗列了18个原因。这其中既有客观环境的变化,也有政府政策的调整。综合起来看,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三,政府对学徒制财政资助政策的调整。与德国这样一些职业教育发达、政策具有连续性的国家相比,澳大利亚缺少长期稳定的职业教育国家发展政策与规划,对学徒制的支持力度容易受到政府更替的影响。[8]人们一般认为,近年来学徒人数的减少与2012年6月起联邦政府资助政策的变化具有直接的关系。工党政府根据用人单位的人才需求情况对学徒制培训进行调控。主要做法是制定 “国家技能需求清单”(National Skills Needs List)。对于技能紧缺职业岗位,通过政府补贴的方式鼓励雇主参与学徒制培训,反之,则通过市场进行自主调节。2012年10月起,工党政府减少了非短缺技能职业的非全职学徒培训的雇主奖励补助。到了2013年8月,全面取消了非短缺技能职业岗位所有学徒制培训的奖励补助。这意味着政府不再为一些职业岗位的学徒制培训提供奖励补助。在政府看来,非技能短缺职业岗位今后将主要依靠员工的在职培训等非正式的学徒制来进行补充。

(四)学徒制的层次有待进一步提高

随着经济的发展、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和科技的不断变革,澳大利亚的产业结构和布局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具体表现在制造业的技术岗位、蓝领和白领办公室文秘职位减少,农业部门就业人数持续下降,从事体力或手工操作的低技能岗位也在不断减少。[9]另一方面,服务业部门迅速扩充。第三产业、第四(Quarternary)产业 (即信息化产业)以及第五(quinary)产业 (创意和家庭服务业)相加起来已经在澳大利亚全国收入中占据68%的份额。[10]受此变化的影响,澳大利亚就业部门对就业者教育和学历程度的要求也呈现出逐步提高的趋势。然而,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技术的不断进步,学徒制培训尤其是传统的技工类职业岗位的学徒制培训的层次与现实的需要存在脱节现象。

优化指导物理教学目标,是借助组织小组、科学指导和合理分配任务及其大纲和主线的体现,实现学生对物理基础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有效指导的实现,需要教师在小组合作活动前,做好相关合作步骤的全局建设,而后循序渐进的开展物理学习有序环境.强化学习中的督促和检查工作,实现互帮互助,严格指导的氛围.为确保学生合作学习的开展,需要在有效的互助中,综合实现合作学习全局建设.

工资费的规定在审计实践中演变为:有财政性拨款的事业单位在职在编人员,不得再以任何形式在科研经费中列支工资性费用,而且此规定成为了严肃财经纪律中不能逾越的“红线”和带电的“高压线”。

  

图3 学徒制培训的学历层次 [11]

评价是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捆绑式评价,旨在强化学生的团队互助意识,促使学生在小组内自觉进行互助行为,最终提高小组整体水平。评价方式在传统基础上可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借助于如“班级优化大师”一类的教学管理软件,根据小学生年龄特点,可以是“星星评价”,“QQ”等级评价或者是“红黄绿”警示评价,这样可以大大增强学生参与合作的兴趣和小组互助的协同意识。一般情况下可以以月为单位进行月总结,期末时再进行总评比。

此外,根据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研究中心(NCVER)关于学徒学成获得职业资格后9个月内去向的调查,技工类职业岗位中只有1.5%,非技工类职业岗位中只有 5.6%进入大学学习。而中途流失的学徒也只有2.8%进入大学学习。更多的人选择进入职业技术教育学院 (TAFE)学习 (占8.2%)。简言之,学徒完成培训后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很少。也就是说,学徒制培训与其他更高一级教育与培训的路径并未很好地打通。因此,学徒制培训层次的提升成为改革的重点之一。

二、澳大利亚学徒制改革的政策与措施

第一,学徒制培训人数的下滑与高中的普及、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具有密切的关系。澳大利亚青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年限虽然没有提高,但接受完整高中教育的人数比例不断增加,已经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接近一半,提高到接近0%以上。近年来澳大利亚各届政府的教育投入均向教育和高等教育倾斜,职业教育与培训受到了忽略。作为一种入门级的职业培训的学徒制,在过去教育普及水平不高的年代,是许多青少年的热门选择。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情况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在义务后教育阶段继续接受学校教育直至进入大学学习。

(一)构建全国协调一致的学徒制基本架构,加大对学徒制培训的支持力度

反思可以使我们发现自己的不足,从而有助于修正、完善自我;反思可以使我们总结得失,帮助我们避免犯同类错误,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反思使我们的思考能力、处事能力得到提升和发展,一天比一天活得精彩。

其次,出台全国职业教育和学徒制培训的办学标准。一是创立了澳大利亚学历资格框架(Australian Qualification Framework)。 它是联邦政府统一管理下的教育与培训资格体系,为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学徒培训各层次教育等学历资格证书设置标准,确保教育与培训正规而又有品质的课程安排。同时架设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的桥梁,成功破除了各个教育领域之间的障碍。[13]二是制定 “澳大利亚高品质培训框架”(Australian Quality Training Framework,以下简称AQTF),规定了全国统一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办学标准。三是对集团培训机构开展全国调查,出台集团培训机构国家标准。四是再次提出学徒制的规范称谓。2006年,澳大利亚政府将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推行的 “新学徒制”正式更名为 “澳大利亚学徒制”(Australian Apprenticeships),该名称凸显了力图改变地方各自为政、相互割裂的不利局面,转而推进全国统一性和协调性,借此构建起全国统一的学徒制新架构。

最后,以法律保障,促进学徒制的有效展开。2005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颁布了 《2005年澳大利亚劳动力技能开发法案》;2011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州、领地行业技能委员会出台良好的实践澳大利亚学徒制的国家法规》,这项法规要求雇主与学员签订培训合同,明确对企业的要求、学徒的权利义务等。[14]如此久远的立法时间与多样化的法律保障,确实促进了澳大利亚学徒制的有效开展。

(183)尖叶细鳞苔Lejeunea neelgherriana Gottsche.杨志平(2006);余夏君等(2018)

(二)稳定并扩充学徒制培训的规模,满足社会各行业的应用人才需求

第一,提供专项支持经费。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2017年的预算中,专门设立了 “国民技能提升基金”(Skilling Australians Fund),在未来四年拨款15亿澳元,各州政府提供配套经费,为增加30万名学徒和受训生,以及高学历层次技能提升培训提供经费支持。同时,此项拨款将着重针对重点职业领域和新兴产业部门,如旅游与酒店管理、健康与老龄化事业、农业、工程、制造、建筑以及数字化技术等行业。[15]设立该项基金的目的是确保学徒制在培人数恢复到2012年的446700名的规模。[16]

第二,鼓励成年人参与学徒制培训。2007年1月起,澳大利亚政府开始对30岁以上的学徒制培训成年人提供的资助。成年学徒一般是在职在岗,已经具备较高的拥有三级或三级以上学历资格,通常是接受四级及以上证书资格培训的人员。

由表3可知:Yoder法与WS处理测定的MWD呈极显著相关,与FW、WS处理呈显著相关;Yoder法和FW处理测定的GMD呈显著相关,FW处理与WS、SW处理呈显著相关,其他处理间相关性不显著;Yoder法和SW处理测定的R0.25值相关性显著,WS处理与FW处理也呈显著相关,其他处理间相关性不显著。可以看出:通过Yoder法测定的MWD、GMD、R0.25值与FW处理均有相关性,LB法三种处理测定的MWD、GMD、R0.25值大部分呈显著相关,说明植被混凝土团聚体在机械扰动下的崩解作用与消散作用显著正相关,LB法中团聚体崩解的三种机制之间有内在的联系。

第三,大力推广校本学徒制课程。大力推行学徒制预科,支持学徒制预科课程建设,扩大了合适的学徒来源的数量。除此,近年来,作为高中阶段职业教育重要类型的校本学徒制也得到进一步的重视。校本学徒制培训人数呈现出逐渐增长的趋势。

(三)努力提高学徒制培训的完成率

近年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提高学徒培训的完成率方面,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适当缩短常规培训时间。一是将学徒制培训的年限缩短为通常的3-4年;二是一些企业开始尝试在学徒完成所有的脱岗培训和5%的合同期后,与学徒签订正式的雇佣合同,确保学徒按时完成培训。第二,大力推进能力本位的培训模式。政府提出薪酬制度安排应当根据培训合同的进度来确定,即能力本位的薪酬递增 (Competency-based Wage Progression)。2006年,澳大利亚政府理事会 (Council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s)明确表示要继续支持推广能力本位的学徒制培训,使之制度化。第三,实施 “澳大利亚学徒制加速计划”(The Accelerated Australian Apprenticeship Initiative)。该计划的主要目标是促进职业教育,特别是学徒制培训朝向能力本位的方向发展。鼓励企业采用能力本位的培训模式,加速培训学徒。2011-2016年,政府为此投入了5300万澳元予以支持。[17]第四,承认先前学习经验(Recognition of prior learning)。对学徒原先接受的正规培训或具备的行业经验给予承认。第五,出台 “产业专家辅导计划”(Industry Specialist Mentoring Program)。据统计,在流失的学徒中,第一年流失的高达60%。因此,联邦政府在推出了上述计划的基础上,在2017年度的教育经费安排中,专门划拨6000万澳元,对处在培训最初两年的存在困难的学徒 (如成年学徒、长期失业的学徒、来自边远地区的学徒,以及被裁员的学徒)提供帮助,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培训。

从图3可以看出,学徒制培训的层次是以第三级证书为主体 (相当于高中层次),人数占据四分之三,加上第一级和第四级证书,合计占据99%。而五级及其以上层次的只有1%。这说明,学徒制培训仍属于中低层次的技能培训。

经过政府和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近年来,学徒制培训的完成率开始出现积极回升的迹象。据统计,2012年注册的学徒的完成率比2011年注册的学徒制的完成率有所提高,前者为53.3%,后者为55.2% (其中技工类职业从46.8%提高到47.9%,非技工类职业从56.4%提高到58.7%)。当然,如前所述,影响学徒制完成率的因素甚多,提高完成率无疑会是一项需要长期努力的工作。

首先,在职业教育的体制架构方面,通过机构整合来强化联邦政府的权力,以直接拨款和政策干预来强化联邦政府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影响力。除此,澳大利亚政府宣布要在各地建立24所所谓的 “澳大利亚技术学校”(Australian Technical Colleges)。这些学校以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为主要任务,从事职业教育的学校将与各州的职业学校系统相互独立。另外,还打算成立一个新的机构,专门进行符合产业部门需要的、高质量的培训机构的认证工作。[12]同时,为了强化国家对职业教育质量的监管,2011年,澳大利亚成立了 “澳大利亚技能质量局”(Australian Skills Quality Authority)。该机构为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监管部门,主要开展对培训机构和课程的质量监督,确保达到国家的质量标准。

(四)提升培训层次,创新培训模式

学徒制培训层次低是世界各国存在的普遍现象。澳大利亚政府已经意识到,学徒制培训的模式,包括层次、内容和形式都可能面临变化。传统的学徒制培训所依托的职业岗位所需要的技能,特别是基于机器和设备操作方面的技能将不再是培训的重点,而学徒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STEM)学科方面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对于未来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012年,维多利亚州便率先开始探讨在本州的企业中实施高级学徒制的可行性问题,并资助开展了相关的需求调研。从联邦层面看,2015年12月,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教育与培训部(DET)根据学徒制改革咨询小组所提建议,宣布实施 “工业4.0高级学徒制计划”(Industry 4.0 Higher Apprenticeship Project) , 正 式 启 动“学徒制培训创新模式试点项目”(Apprenticeship Training–Alternative Delivery Pilots)。 政府计划在2015-2016至2017-2018年度为这些项目投入920万澳元经费资助,每个项目资助额最高可达184万澳元。[18]这是一个政府、企业和大学三方合作的学徒制培训项目。该项目涉及对国家经济具有关键作用的产业部门,如建筑、电子和通讯等,主要属于传统学徒制培训领域和工商金融服务、IT、先进制造业的新领域,一启动就得到各方的高度认可。

1.2.3 教学满意度评价。采用问卷调查表进行教学满意度评价,分为非常满意,满意和不满意3项,每人只能选择一项,未选或多选者视为无效,将被剔除。

从2012年至2016年的连续四年间,澳大利亚学徒和受训生在培人数均出现下滑的趋势。在此期间,学徒制注册人数也减少了一半以上。在训学徒人数从2010年的56000名下降到2014年的43100名,减少了23%。

由上述项目来看,澳大利亚政府开始通过各种措施鼓励大学介入学徒制培训,其目的不外乎两个,一是鼓励大学更加注重应用型人才的培训,为经济服务;二是提升学徒制培训的层次和质量。

(五)进一步发挥行业组织在学徒制培训中的作用

21世纪以来,澳大利亚政府更加重视发挥行业组织在学徒制培训中的作用。在短短的十几年间,对参与学徒制培训的行业组织进行了两次大的改革。

第一,成立行业技能委员会 (Industry Skills Councils)。根据业界的普遍意见,联邦政府决定对行业培训咨询机构进行重组,2003年起,设立11个新的全国性的行业技能委员会 (Industry Skills Councils, 以下简称ISCs)。 ISCs是由澳大利亚政府认证和资助的独立社团组织,由行业主导的非营利性公司组成,涵盖所有行业领域,如农业、食品、社区服务、健康、建筑、物业服务、电子、能源、森工、制造、管理、交通、物业管理等。

ISCs的主要职责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为澳大利亚技能署 (Australian Skills Quality Authority)、政府、企业提供关于劳动力发展和技能需求方面的行业信息和建议;二是负责培训包的编制;三是为企业提供独立的技能和培训建议,包括相应的培训方法的培训需求。按照 “生产力培训安置计划”(Productivity Places Program)的要求,与企业、就业服务机构、注册培训机构和政府一起分配培训名额;四是与州/领地政府、州/领地产业咨询组织以及本行业具有代表性的行业资质开展协同合作。

第二,重建行业组织的构架。按照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倡导的小政府的改革设想,将建立起政府、职教界、产业界三方鼎力合作的培训产品管理的新模式,也就是建立起以企业,也就是用人单位为导向的劳动力队伍培训的标准框架。

从架构上看,新的架构由以下三个不同的机构组成:一是 “澳大利亚产业与技能委员会” (Australian Industry and Skills Committee, 以下简称AISC),其成员主要是澳大利亚全国大企业的领导人。该机构的主要职责是向 “产业与技能委员会”提供咨询,确保政府的职业教育政策制定能够符合产业的需求,保障培训质量。二是 “行业咨询委员会”(Industry Reference Committees)。IRCs是一种协商机制,主要职责就是向 “澳大利亚产业与技能委员会”提供咨询,确保不同行业能够就自身需要的技能和能力需求方面提供多元化意见和建议。三是 “技能服务机构”(Skills Service Organisations,以下简称SSOs),它们是独立的专业服务机构,在RCs的指导下,根据合同为若干个IRCs提供技术性的专业服务,包括负责反映业界对培训包的具体意见和建议,在培训包的编制、修订和实施等方面提供帮助,以及在行政事务方面提供协助。

上述新的行业组织架构是澳大利亚政府改革的最新尝试。既有赞同的意见,也有反对的声音。具体的实施效果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三、结语

澳大利亚学徒制改革,构建了全国统一、协调一致的职业教育体系,在提高学徒制培训规模、发挥行业作用、提升学徒制培养层次与质量、模式与受众范围等方面做了积极的改革与创新,积攒了一定的成功经验。据悉,1995-000年,澳大利亚几乎一半的全日制雇工集中在学徒制提供的工作领域,90%的学徒毕业三个月被录用。2002年参加培训的有36.6万人,从适合劳动者参加职业培训的百分比看,澳大利亚排名世界第四,这个成果得益于学徒制改革的大力推行。[19]

式中,r0为实际最邻近距离,re为理论最邻近距离,A为研究区域面积,n为点地物数量,D为点地物空间分布密度.当R=1时,点地物分布为随机型;当R>1时,为均匀或规则型;当R<1时,为凝聚型;当R=0时,为完全集中型.

2014年8月,我国教育部下发 《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在我国正式启动现代学徒制的试点工作。经过十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目前的职业教育正处于改革创新的重要阶段,不论是政府的宏观调控层面,还是具体的职业培训制度制定;不论是专业课程设置,还是实践操作技能的训练,都存在一定的障碍。我国的学徒制也存在着主体性质单一、缺乏内在创新机制、课程内容同质化等问题。[20]澳大利亚学徒制改革为我国建立全国统一的资格认证制度、发挥行业企业在职业教育与培训中的作用、完善学徒制模式与制度等方面,提供了经验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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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新星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04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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