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从知识生产模式Ⅰ到知识生产模式Ⅱ）是英国学者迈克尔·吉本斯等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提出的命题。[1]该命题一经提出便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甚至被认为是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来源。高等教育学在我国被确立为学科近四十年，但依然处于合法性危机之中，其中高等教育学的内在建制即知识体系一直是阻碍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的桎梏。从知识生产模式的视角审视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必要而迫切。

一、知识生产模式Ⅰ下的学科建设

（一）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路径主要按模式Ⅰ行进

作为一门学科的高等教育学不仅契合了我国的学科制度，而且在引领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不得不说是潘懋元先生等老一辈高教研究者努力的结果。但通过反思学科建设状况，我们发现，高等教育学理论建设主要按知识生产模式Ⅰ的路径行进，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永嘉水则云：平字上高七寸合开陡门，至平字诸乡合宜，平字下低三寸合闸陡门。规定涨水淹没“开”字便开闸放水,以免农田受灾；落水露出“平”字就关闭闸门，进行蓄水，维持温瑞平原农业、百姓生活用水。通常闸工将根据闸前水位变化，严格参照此规定开闭闸门。由此可以断定，“开”字的顶部高程就是千年前温瑞塘河的警戒水位，“闸”字的顶部高程为正常水位，古人在1100年前就已掌握了当地水文规律，并能根据水情进行水闸调节。

1.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出于学者个体责任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高等教育学在我国刚被确立为二级学科，因此，高等教育学本不应该有学科建设的急迫需要。此外，那时我国高等教育体量还很小，高等教育实践对高等教育学的理论需求并没有当下迫切。因此，尽管实践者也需要高等教育学的理论指导，但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可以说更多的是出于研究者的学术担当或个人兴趣，其中潘懋元先生主编了我国第一部以 “高等教育学”命名的系统专著，薛天祥教授将 “高等教育的教与学”作为逻辑起点，并在欧几里德数学演绎方法的关照下，将其具体运用到编写高等教育学著作中。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演绎方法的思路，追求科学理论体系，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在当时碰到瓶颈，即为体系而体系的 “体系癖”。

农业面源污染控制技术体系构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充分考虑库区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差异、农户生活生产方式和环境意识差异和对生活质量要求等因素；要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结合库区生态环境特点和农业面源污染发生特征，以“水、土、热、气、肥”5要素的综合控制为主线，来构建农业面源污染控制技术体系。

2.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主体局限于单一学科

为了使高等教育研究进一步获得实践价值认证，潘懋元先生希望能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于2001年出版了 《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一书。表面上看，似乎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要迎接 “八方来客”，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主体上还是局限在单一学科，因为尽管运用的是多学科研究方法，但其总体上还是多种单一学科的视角，况且人们还认为 “运用多学科方法研究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研究最终只能走向一个研究领域”，[2]而这是多学科方法提出者绝不能认同的。

3.高等教育学理论建设追寻传统学科范式

传统模式的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往往局限于单一学科领域，在组织上表现为以学科或专业为基础形成的 “内生性”组织，这无疑不利于高等教育学知识的发展。而知识生产模式Ⅱ要求打破目标和利益的一致性而导致的学科壁垒，从而使高等教育学知识生产更加动态和开放，资源的配置更为优化，这就要求高等教育研究组织必须是跨学科的、“外生性”的。

进度管理体系是各进度计划有效执行的保障。政府办公楼智能化工程项目通过建立三级计划进度管理体系来确保各进度计划的优先执行。三级计划进度管理体系在人员组织建设中，需要由工程项目经理、监理方、施工方和设计方进行组织。除此之外，还需要在组织建设中设立一个计划专员，用于有效了解整个工程项目建设的进展情况，并事先提出统筹安排工作[4]。因此，在三级计划进度管理体系中，对计划员的素质能力有非常高的要求，需要其具备丰富的智能工程建造经验，并全面深入地掌握建造工程方案。

（二）知识生产模式Ⅰ下的学科建设少有新建树

自潘懋元先生1984年出版我国第一本 《高等教育学》已近四十年，通过对厦门大学图书馆藏书①和CNKI的调查，我们发现，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研究成果呈现以下两个特点：

对照组的56例患者实施常规护理,常规护理的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几点:一是护理人员要协助患者进行指甲修理,避免患者把皮肤抓伤,并多采用热肥皂水对皮肤患处进行烫洗;二是对患者实施用药指导时,护理人员要对患者病情的发展变化情况进行观察,并了解患者是否对正在服用的药物过敏,一旦发现异常情况时,要立即报告给主治医生,并及时给予处理;三是及时更换患者的脏衣物和床单,叮嘱患者保持皮肤的干燥清洁;四是对患者实施饮食干预,禁止患者进食生冷、辛辣等刺激性食物和海鲜类、菌类食物。

1.数量不多

2.主张多学科视角契合了知识生产模式Ⅱ的 “跨学科性”

期刊无疑也是高等教育研究者发表有关学科建设思想的主要阵地。以 “高等教育学”为主题词，对 《高等教育研究》、《中国高教研究》和 《高教探索》（2013-2017）所刊登的有关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此类论文一共只有26篇 （见表2），占比各个期刊此段时期的论文总数都很低，最高是 《高等教育研究》，但所占比例也只有1%左右。此外，对学科建设进行研究的研究者并不多，从这三个期刊5年来发表的论文来看，一共也只涉及6位研究者，并且有多位研究者是作为第二作者出现的。

 

表1 1984年之后 《高等教育学》出版情况表

  

著作名 涉及的作 （编）者 （参编者除外）2001年之前的著作数2001年之后的著作数2012年之后的著作数总数高等教育学（去除了 “概论”、 “导论”之类的字眼）潘懋元、郑启明、薛天祥、任宇、中央教育行政学院、田建国、眭依凡、杨德广、刘蕴宽、孙绵涛、欧阳侃、李佛铨、冯惠敏、刘予嵩、胡建华、陈列、龚放、朱菊芳、蔡克勇、谢安邦、杨树勋、王冀生、浙江省教育委员会、王伟廉、杜作润、廖文武、湖南省教育厅、钟玉海、杨小平、周川、傅树京、辽宁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侯怀银、吴秋凤、徐建华、吕彬江、河北省教师教育专家委员会、戚万学、顾建民、王彦、杜希民、梁克荫、张楚廷、胡弼成、韩延明、孙华32 22 0 54

 

表2 2013-2017年三个期刊②刊登有关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文章情况

  

期刊名 高等教育研究 中国高教研究 高教探索相关论文篇数 14 7 5涉及的作者张应强、马凤岐、陈晓宇、王建华、刘小强、李均、付八军、冯建军、伍红林、谢丽舟、张礼永童顺平、龚放、韩震、张应强、唐萌、卢晓中、侯怀银、赵军、许克毅范红、刘志忠、李硕豪、陶威、张琼、马越

2.创新很少

通过对这53本著作的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潘懋元和薛天祥教授之后至2001年的一些著作有意于学科理论建设，如田建国、胡建华等的著作被认为是向理论体系过渡之作，但都还没有建成所谓的理论体系，[5]而2001年之后的许多著作并无意在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有所建树，而只是高校师资岗前培训的应景之作。即使有一些著作者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比如对高等教育最基本的概念进行了假定或将高等教育的某一方面 （如课程）予以重点关注，但总体框架并没有超出潘懋元先生与薛天祥教授对 《高等教育学》的设定，因为这些著作要么是在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框架下编排的体系，要么是通过设定最基本的高等教育学概念以演绎高等教育学体系。

4）缸套水系统：本系统是由4台发动机中的缸套水（106～108℃、10 t/（h·台））分别与板式换热器A1～A4换热，换热后96℃热水汇合，经汇合后送到板式换热器B与烟气换热器，经烟气换热器升温后送至ORC机组发电，排出70℃的水与板式换热器B出水汇合回到板式换热器A1～A4重复循环。

就期刊论文来说，虽然有些期刊论文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想法，但我们发现，这些论文多属于学科建设的元研究，并非直接在从事学科建设研究。如在 《高等教育研究》发表的论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的 “因缘”》（伍红林，015）、《中国高教研究》发表的 《高等教育学：一个跨学科的规训体系》（赵军等，2013）等都可以归于学科建设的元研究之类。期刊论文与著作有所不同，没有新观点很难发表，研究者可能也意识到再也不能按上述传统思路建设学科理论，因此，另辟元研究蹊径。这暗合了我们之前的观点，即 “高等教育学理论建设不存在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建设路径转向的问题”。[6]

二、知识生产模式Ⅱ下的学科建设

（一）知识生产模式Ⅱ下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表征

1.以社会需求为高等教育学知识发展的引擎

1.2.1 黄瓜种子室内试验。从-80 ℃冰箱中取出甘油菌，在LB 固体培养基中进行平板划线后于30 ℃培养箱中培养过夜。挑取单菌落，接种至50 mL LB液体培养基中，在摇床中220 r/min、30 ℃培养过夜后，测定其OD 值，用无菌水将菌液重悬至OD600为0.5。

2.以协同合作为高等教育研究的主要方式

在知识高度综合的当下，高等教育研究者希冀的 “单兵作战”田园式的研究活动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可以说，任何一个棘手的高等教育问题的解决，某种程度上都是研究者、政府官员、一线工作者协同工作的结果。尤其是在高等教育改革进入到 “深水区”，高等教育学要引领改革的发展，不但要综合其他学科的知识，而且必须与社会其他组织建立稳固的关系，通过功能和形式的扩展与多样化的组织协同促进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3.以跨学科性为高等教育研究组织变革趋向

在理论体系方面，有研究者念念不忘构建一个逻辑严密的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3]而这种理论体系被龚放教授认为是主观臆测的、实际并不存在的 “金苹果。”[4]在研究方法上，高等教育研究尽管在追寻独特研究方法上受阻，但人们对独特研究方法的渴求不减，以至于多学科研究方法也是被当作高等教育研究独特的研究方法被介绍到高等教育学中的。在研究对象上，高等教育学一直以高等教育为研究对象，但事实上高等教育并非高等教育学的专属研究对象，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同样涉入到对高等教育的研究之中。

4.以 “客户”评价为主导的成果评价方式

在任何知识生产模式下，“问题研究”与“理论建设”也不是割裂的，但 “理论建设”也并非是 “问题研究”之后的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在此，有必要澄清三个问题：

一般而言，高等教育学知识发展得如何主要通过同行评议来确定，然而，知识生产的主体多元性、跨学科性和组织多样性趋势等使得高等教育学知识生产参与者的不同质量标准都将进入质量控制的过程之中。尤其是在高等教育以提升质量为核心任务的当下，大学生的诉求普遍被关注，因此，在一定程度上 “客户”的质量评价成为高等教育研究的指挥棒。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学发展得如何的评价表现出了从同行评议向兼顾利益相关者评价的转变。

5.以 “政治论”为高等教育研究的优先价值

知识生产模式Ⅱ所表现出的开放性特征，决定了高等教育研究不能延续 “为体系而体系”的象牙塔理念。为了自身生存，高等教育研究必须主动适应社会，以主动满足社会需求赢得政府甚或市场的经费支持，并在满足社会需求过程中丰富高等教育学知识。当下，高等教育学必须服务于 “双一流”建设，并要在服务中提炼新观点、新思想，这表明 “在满足社会需求过程中构建高等教育学”的理念正深刻影响着基于 “兴趣驱动”的价值追求。

“政治论”和 “认识论”是布鲁贝克在 《高等教育哲学》中提出的两种高等教育研究价值取向，它们表现为高等教育研究的国家需求导向和个人兴趣导向。政府作为高等教育研究最大、最重要的 “客户”，“双一流”、“双创”等政策直接引导着高等教育研究的理念、目标和方向。因此，国家需要成为高等教育研究最优先的价值选择，即表现为 “适应论”。

当时的我，对于图书分类编目一无所知。无奈之下，在图书馆借了一本《俄文编目手册》和《图书分类法》，在家里整整啃了两天。元旦后一上班，我就按照书上阐述的分类原则和图书著录格式，着手俄文图书的分编工作。同时向其他同志学习打蜡纸、油印卡片的方法和技巧。经过一年的边学边做，我慢慢忘却了走下三尺讲台的“失落感”，渐渐适应并爱上了图书编目工作。第二年我就被评上了校先进工作者，并在《图书情报工作》期刊上先后发表了《全苏科技情报中心现状》和《苏联科学院图书馆现状》两篇文章。撰写文章使我认识到了图书情报工作在科研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同时也认识到，只要刻苦钻研、勤奋努力，在图书馆工作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二）“问题导向”的学科建设思路暗合了知识生产模式Ⅱ的特征

近期，《中国高教研究》刊发了几篇商榷文章，其中 《坚持 “问题导向”，抑或执着 “理论体系”？》一文中，反复强调的 “问题导向”的学科建设思路，就表现出了知识生产模式Ⅱ的一些特征。

1.坚持 “问题导向”暗合了知识生产模式Ⅱ的 “应用情境”

坚持 “问题导向”意味着不再为体系而体系，意味着 “放弃一种态度，即那种自诩为‘专搞理论研究’、‘建构学科建设体系’的角色错位！鄙薄实践研究、问题研究、行动研究，以为不足为道，‘品味低’、‘武功差’的价值错位！”[7]在这种思路下进行学科建设在于切实解决我国高等教育实践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可以说，这与知识生产模式Ⅱ区别于知识生产模式Ⅰ的首要特征 （应用情境中的知识生产）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胡菡等[4]提出要制订详细的实习授课计划和加强对实习指导教师的培训。校方要制订统一的生产实习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学规程，形成文字教材，要求带队教师进行备课和授课。实习指导教师不仅要保障学生在实习期间的安全、对学生进行监督和管理，还要对学生进行专业指导、解答学生实习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学校需要加强指导教师指导能力的培训，同时还要加大力度建设校外实习基地和培养导师队伍；至少聘请1位实习单位业务骨干兼任企业实习指导导师，向学生传授相关业务和安全知识。

自1984年潘懋元先生的第一本 《高等教育学》公开出版发行以来，陆续有53本著作公开出版，一共涉及45位主要编著者，并且这些著作大多是2001年以前出版的，2001年之后出版的著作许多都是2001年之前版本的再版，而我们没有发现2012年之后出版的 《高等教育学》（见表 1）。

事实上，只要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坚持“问题导向”，那么，学科建设的方法必然是多学科的或跨学科的。当然，此种语境下没有人要求多学科方法是独特的研究方法。正如龚放教授所言：“越来越多的学者教授认识到，不必刻意追求为我独有的一种研究方法，也许，借助社会科学的多学科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就是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方法论”。[8]

3.不再苛求线性的理论体系

“问题”的中文含义是多重的，“牛顿在苹果树下萌生的 ‘问题’，即为什么苹果只向地面落，而不向天上飞”与 “高等教育研究坚持‘问题导向’，抑或执着 ‘理论体系’”中的 “问题”是有所不同的。也就是说，胡适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中的 “问题”是有特指的，并非和 “一切科学研究始于 ‘问题’”中的 “问题”含义相同。事实上，将 “问题”用英文表达就一目了然了，一切科学研究始于问题，这其中的 “问题”无疑指的是疑问，即Question；而 “问题导向”中的 “问题”只能意指实践中的问题 （Problem）。也就是说，对实践 “问题”的研究，是建构高等教育学理论的活水源头，但高等教育研究无需拘泥于实践问题。如我国九十年代兴盛的、至今在高等教育学研究中依然占一席之地的元高等教育学即是以高等教育理论为研究对象，它当然也需要由问题Question）导引。

（三）知识生产模式Ⅱ下的 “问题研究”到 “理论建设”的桥梁尚未搭建

通过对数据库中检索得到的310篇文献的发表时间的分布统计，得到了表1所示的国内情报信息机构1990-2018年开展知识服务研究的成果发文数量分布情况。

1.“问题导向”中的 “问题”具有多重含义

采用跨学科的方式进行学科建设，所得到的理论体系必然不是线性的、严整严密的，它可以是圆形的理论体系，也可能如托尼·比彻所比喻的那样，“像树一样依次生长”和 “像河一样无常流淌”。总之，如在知识生产模式Ⅱ的规约下一样，人们不再要求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是 “规则性结构领域”，而认为其更多的是 “联合性结构领域”。

2.“问题研究”导向的并非都是高等教育学理论

凡是对高等教育 “问题”的研究也都会形成高等教育理论。实际上，不要说以上列举的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经典著作是高等教育理论，即使是一般学者针对高等教育实践问题提出的观点及解决方略，只要能自圆其说，也都可以称之为高等教育理论。然而，这些高等教育理论就是高等教育学理论吗？可以说基本不是。拿 《高等教育哲学》来说，它比 《大学理想》现代大学论》《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无疑更为基本，但即使如此，它也难以算得上是高等教育学理论，要不然布鲁贝克就用不着辟出专章 “高等教育学”来探讨高等教育学理论了。

3.“问题研究”到 “理论建设”的转化过程还是 “黑箱”

从第四届全国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将主题确定为 “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如何更好地为高等教育实践服务”以来，人们对高等教育实践问题的研究可谓如火如荼、琳琅满目，但高等教育学理论建设并未因此而有所新建树，这足以说明 “问题研究”到 “理论建设”并非水到渠成。事实上，早已有研究者注意到 “问题研究”到 “理论建设”之间存在一个转化过程，只不过其中的转化机理没有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需要指出的是，在 “‘理论建设’是 ‘问题研究’之后的水到渠成”的认识下，难免加剧高等教育学基本理论贫瘠而得不到自觉反思的状况，从而延误了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

三、知识生产模式Ⅱ视域下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方略

知识生产模式Ⅱ不可能完全取代模式Ⅰ，但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当下，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趋向无疑要按知识生产模式Ⅱ的路径行进。

（一）坚持高等教育学基本理论研究不动摇

作为高等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在我国的发展却一直不尽人意。当下，在不将学科基本理论视为严整严密的线性理论下，亟待加强高等教育学基本理论研究，我们认为，高等教育学的基本理论研究可以从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将高等教育学打造成多学科交汇和融合之所及各学科展现自己实力的舞台，如此，高等教育学最终的目的是成为 “兼收并蓄，包容百家”的智慧之学；[9]一是走进微观视野的呼唤，以弥补“单腿行走”式的高等教育研究和在此基础上构建的宏观高等教育理论存在的缺陷，尤其是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到以提高质量为主题的时代，高等教育学更应该关注院校办学、大学师生和课程教学等微观具体领域。[10]

本次研究收集了土地利用、生态保护、地震、地质地形等数据作为基础数据。其中，土地利用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土部门提供的福州市各县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土地利用年度变更调查成果（2016年）、耕地质量等别更新评价成果（2016年）、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等矢量数据；生态保护红线采用福州市生态功能保护红线划定成果数据；地震数据采用福州市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分区成果；地形坡度采用福州市各县域二调坡度数据库数据；地质灾害数据采用福州市各县域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成果。

（二）选准有价值的高等教育问题深入研究

理论建设要能够从问题研究中汲取 “养分”，所选取的 “问题”是关键。首先，所选取的 “问题”要契合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所选取问题要能够影响宏观教育决策，要能够为高校管理者带来新的认识、新的思路。其次，所选取的 “问题”要符合社会的诉求。随着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影响，用人单位、家长再也不会置身于高等教育事外，他们非常迫切地要参与到高等教育决策之中，因此，所选取的研究问题也要符合社会的诉求。最后，所选取的 “问题”是学科的基本问题。从一些文献研究的问题来看，许多都是假问题。事实上，在应用化和政策化的趋势下，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的现实问题自然而然就会消失，相关研究成果由于研究对象的消失很难沉淀为可继承性的知识遗产，更不可能在学科史上留下痕迹。这样的问题显然不属于学科的基本问题，甚至不是有意义的“问题”。 [11]

（三）引导具有实践经验的研究者 “加油干”

由于高等教育学是一门应用性学科，所以尤其需要引导具有高校管理经验的人加入到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为此，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从研究氛围方面，可以通过设立专门的研究课题，鼓励具有高校管理经验的人加入到学科建设，营造重视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氛围；二是从组织层面，保证组织的异质性，鼓励其他学科学者加入到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中，甚至可以吸引社会贤达、企业精英加入进来。总之，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不能局限于教育学院，如此，研究者才能更好地在 “问题研究”与学科建设之间 “穿插”，才能够做好从 “问题研究”到学科理论的转化工作。

（四）强化高等教育学学科意识深入人心

在知识生产模式Ⅰ下，由于受传统学科范式的影响，我们总觉得高等教育学是低人一等的次级学科，缺乏自信心。在知识生产模式Ⅱ下，尽管高等教育学不再追求线性理论体系、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独特的研究对象，但我们也必须强化高等教育学学科意识，因为高等教育学的门槛虽然很低，但毕竟有一些基本概念需要掌握、有一段研究历史需要熟知，要不然“双一流”建设搞得轰轰烈烈，高教研究者却不知道要建设高等教育学，闹出 “高等教育学什么学科建设都研究，就是不研究自己”的笑话。

(2)测试集：使用第6届“泰迪杯”数据挖掘竞赛的test_data_sample数据集对模型进行评测，共计1 586条数据。

注释：

①厦门大学是 “双一流”建设高校，其馆藏图书相当可观，尤其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是我国最早设立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其一经设立就注重收藏高等教育方面的书籍，因此以其馆藏作为调查对象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②这三个期刊都下属于高等教育学会，它们对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担负着相当的责任，因此，对有关学科建设的文章有所偏好。

在制药工程专业实验教学环节中，由内而外、层层递进建立标准化实验教学课程体系、标准化实验教学课程大纲、实践教学标准化操作流程以及标准化实验室，为省属高校制药工程专业实验教学的升级改造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以达到新工科对于实践能力培养的要求，具体思路如图1所示。

参考文献：

[1]迈克尔·吉本斯.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性 [M].陈洪捷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8.

[2]李明忠.高等教育的学科化研究与多学科研究 [J].高等教育研究，2005，（10）：67-71.

[3]童顺平.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必须放弃理论体系吗？——与龚放教授商榷[J].中国高教研究， 2017， （2）： 1-7.

[4][8]龚放.把握学科特性 选准研究方法——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必须解决的两个问题[J].中国高教研究， 2016， （9）：1-5.

[5]潘懋元.关于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在全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研讨会上的报告 [J].高等教育研究，1993，（2）：1-7.

[6]刘志忠.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路径研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7，（7）：22-25.

[7]龚放.坚持 “问题导向”，抑或执着“理论体系”？——再议高等教育学研究兼答“一逆三自”之责 [J].中国高教研究，2017，（8）： 14-21.

[9]王洪才.教育学：学科还是领域 [J].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72-78.

[10]刘小强.寻找高等教育学的 “另一半”——建设微观高等教育学刍议[J].江苏高教，2012， （3）： 24-27.

[11]王建华.学科的境况与大学的遭遇[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149-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