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治理一直是非洲地区面临的严重挑战之一。长期以来，非洲面临的传统安全问题主要是战争、国内部族冲突等，如今宗教极端主义思潮在非洲的传播对非洲的安全治理构成了新的重大挑战。近年来，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People Committed to the Propagation of the Prophet's Teachings and Jihad，Boko Haram）、索马里青年党（Harakat al-Shabaab al-Mujahideen）和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l-Qaeda in the IslamicMaghreb）等宗教极端组织和势力在非洲十分活跃，宗教极端主义思潮陈渣泛起，对原本十分脆弱的非洲安全治理机制构成了新的挑战。

一、非洲宗教极端主义

宗教极端主义是一种谋求特定宗教利益和目的的意识形态，它是宗教与极端主义的复合概念，是一种与宗教有关的、由偏激而致极点的主张要求，或以其偏激手段而实现其主张要求的行为活动。①金宜久著：《当代宗教与极端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164页。与宗教极端主义联系比较紧密的一个词汇是恐怖主义，目前国际社会有关暴力恐怖主义的定义有100多个。②胡联合著：《第三只眼看恐怖主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3页。一般认为，恐怖主义就是以非常规手段残害生命财产或通过制造死亡恐怖，来达到特定政治目的的暴力活动。③徐浩淼：“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概念阐释”，《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年第2期，第83页。在当今世界各种极端恐怖组织中，信仰伊斯兰教民族中极端主义势力无论从数量、规模和破坏性影响来看，都是最突出的。④郝时远：“民族分裂主义与恐怖主义”，《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第11页。宗教极端主义成为政治势力后，其诉求既有宗教层面的，又有世俗政治层面的，成为一种对社会构成全面危害的意识形态。宗教极端主义危害巨大、影响广泛，并深深嵌入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中，加剧了当前世界格局的复杂性。非洲地区有很多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人口，其中不少国家内部政局不稳，政府控制力不足，国家发展缓慢甚至失败，这些因素导致近年来宗教极端主义在该地区迅速扩张。目前，非洲地区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的发展与传播主要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非洲宗教极端势力迅速扩张依赖几个大的极端组织。非洲地区极端组织中势力较大的主要有索马里青年党、博科圣地，以及分布在阿尔及利亚等地的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⑤有报道称2017年3月28日，包括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在内的北非撒哈拉地区的三个极端组织宣布合并，在该组织向毛里塔尼亚私人通讯社ANI寄送的一段视频显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与这一地区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卫士（AnsarDine）、纳赛尔主义独立运动（Al-Mourabitoun）联合组成新的极端组织：Jama'at Nasr al-IslamwalMuslimin（目前该组织尚无中文译名，名称直译为支持伊斯兰和穆斯林）。参见：http://www.newsweek.com/al-qaeda-groups-unitesahel-563351（上网时间：2017年3月22日)）等。这些组织在各自势力范围内又演化出一系列的极端主义集团，形成了非洲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网络。以索马里青年党为例，该组织最早从极端组织——伊斯兰法院联盟（Islamic Courts Union）中分离出来，由其内部一批更激进的青年人组成。索马里青年党声称与所有伊斯兰教的敌人为敌。关于该组织的成立时间目前尚未有定论，一般认为早在2004年该组织就成立了。随后，随着伊斯兰法院联盟的瓦解，索马里青年党逐步接收了原属于该联盟的人员和地盘，并逐步扩大，后索马里过渡政府在邻国埃塞俄比亚军队协助下，将索马里青年党武装赶出摩加迪沙。2009年1月，埃塞俄比亚从索马里撤军后，索马里青年党开始与原盟友伊斯兰法院联盟领导人、时任索马里联邦过渡政府总统的沙里夫·艾哈迈德继续战斗。①Jon LeeAnderson,“Letter from Mogadishu:The Most Failed State”,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09/12/14/the-most-failed-state（上网时间：2017年3月22日)）除从事反政府武装活动外，索马里青年党还卷入了海盗、走私等犯罪活动。2011年，联合国反海盗部门负责人约翰·斯蒂德少校称，索马里青年党开始加强与当地的海盗及其他犯罪组织的合作。2012年2月9日，该党领导人玛科塔·阿布·祖拜尔在一段15分钟的视频里宣布加入“基地”组织，并服从“基地”组织领导人扎瓦赫里的领导。②“Al-Shabaab Joining al Qaeda,Monitor Group Says",http://edition.cnn.com/2012/02/09/world/africa/somalia-shabaab-qaeda/(上网时间：2017年3月22日)索马里青年党宣称不单要在索马里建立政权，还要建立一个包括肯尼亚、埃塞俄比亚、乌干达等在内的广泛政权，并频繁在索马里及邻国发动袭击。此外，有消息称，刚果（金）东部的极端组织——民主同盟军（Allied Democratic Forces）得到了索马里青年党的支持。③Yang,Fang,“DR Congo Gov't Denounces Al-Shabaab Presence in North Kivu”,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africa/2013-07/05/c_132516335.html(上网时间：2017年4月5日)

（二）非洲宗教极端主义发展与全球宗教极端主义扩张密切相关。宗教极端主义的主要危害是极端思想的传播及其衍生出来的暴力活动。在正常社会中，宗教极端主义原本不可能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近年来一些国家世俗政权陷入崩溃或失效，使宗教极端主义日益坐大，并不断向周围扩散。例如，伊拉克、叙利亚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以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基地”组织等。全球范围的宗教极端主义策源地先是在阿富汗，后转移至叙利亚、伊拉克，并以这两个国家为中心，在中东地区形成了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扩散的主阵地。同时，“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向非洲扩张的步伐从未停止，而非洲地区的极端组织也纷纷向这两大世界极端组织的盟主靠拢。2003年，阿尔及利亚极端组织萨拉夫宣教与战斗组织（Salafist Group for Preaching and Combat）宣誓效忠本·拉丹，并改称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④“The Organization of al-Qa’ida in the Land of the Islamic Maghreb”,https://ctc.usma.edu/app/uploads/2010/06/Kennedy_GSPC_041207_update.pdf(.上网时间：2018年2月5日)2012年7月，索马里青年党埃米尔与“基地”组织领导人扎瓦赫里宣布将这两个组织进行合并。⑤See the National Counter Terrorism Guide,https://www.nctc.gov/site/groups/al_shabaab.html(上网时间：2017年4月5日)2014年11月，“伊斯兰国”杂志《达比克》着力宣传该组织的控制和扩张战略，“伊斯兰国”在非洲还建立了多个行省，包括阿尔及利亚行省、埃及行省、利比亚行省以及东北尼日利亚行省。2015年3月7日，博科圣地领导人阿布巴卡尔·谢考宣布效忠“伊斯兰国”领袖巴格达迪。⑥Jacob Zenn,“Islamic State and West Africa”,https://jamestown.org/program/islamic-state-and-west-africa/(上网时间：2017年3月22日)

（三）非洲国家脆弱的治理为宗教极端主义的活动创造了条件。宗教极端主义遭到了包括伊斯兰国家在内的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谴责和打击。但是，非洲地区动荡不定的现状无疑对宗教极端主义的扩张创造了条件。非洲一些国家长期陷于战乱，国内治理基本瘫痪，一些国家的中央政府仅能控制首都或国内很少一部分地区，大片国土并不在其有效控制之下，例如，索马里的无政府状态对于索马里青年党的发展非常有利。1991年，时任索马里总统默罕默德·西亚德·巴雷被推翻，索马里开始内战，并处于长期无政府状态。期间，伊斯兰法院联盟登上国家政治舞台。该联盟执政之初先是借助宗教法律维护索马里混乱的司法秩序，随后逐渐成立和发展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在邻国埃塞俄比亚出兵击败伊斯兰法院联盟后，其内部的强硬派青年成立了索马里青年党。

在新的文化环境下，现代工笔画艺术存在不同的探索与表现形式。一方面，以展现工笔绘画的色彩空间与图式语言来扩大传统工笔艺术的感染力与表现力，当代工笔绘画艺术家对工笔画艺术及其生存环境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开拓，将工笔绘画置于广大的时空之中，给观者以丰富的联想与参照，并赋予其审美情趣和视觉方式的某种现代特征；另一方面，许多抽象的、装饰性的作品通过高度的提炼、概括以及适当地夸张、变形，恰当地传达了现代人的审美趣味，具有独特之性，发展了传统工笔绘画艺术的装饰美。细观罗春辉的作品，我们会明显感知，他是综合上述两种表现形式并形成有自己风格的艺术家。

（四）经济发展滞后进一步加剧了宗教极端主义在非洲的传播。宗教极端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前现代的意识形态，宗教极端分子力图恢复古代的宗教法典和宗教治理，并以此达到对抗现代文明的目的。非洲很多国家经济发展滞后，有的还处于极其不发达状态，无论是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都处于前现代状态，这为宗教极端主义思潮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例如，马里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尤其是其北部地区经济发展十分滞后，至今当地图阿格雷部族的社会发展水平仍停留在部落时代，再加上当地基础设施不发达，政府无力对其实施管治。因此，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在马里北部坐大，并与当地部落武装联合，对马里中央政府构成了严重的安全威胁。同时，非洲有很多伊斯兰国家和大量的穆斯林人口，其中大量贫困、缺少生计的青年人成为宗教极端势力发展的对象。

非洲安全治理机制的先天不足造成累积矛盾多、治理机制和能力不能满足安全需要等问题。近年来，宗教极端主义对国际社会构成了严峻的安全挑战，由于对这一意识形态的打击困难重重，其在非洲的传播也给地区安全治理等带来了新隐患，并使本就高负荷运转的非洲安全治理机制面临新难题，甚至成为诱发新的非洲安全问题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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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外部力量对非洲安全治理的影响。法国、美国、英国以及欧盟等一些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一直“热衷”于非洲事务，有时甚至通过直接派遣军队的方式介入非洲安全问题，通过援助对非洲国家的安全政策施加影响。例如，美国在非洲地区设有非洲司令部用以统一指挥美军在非洲（除埃及外）的行动。除此以外，美国还以帮助非洲反恐为名，向非洲国家出口军事装备。据美国《国防时报》网站2017年4月10日报道，以打击博科圣地极端武装分子为名，特朗普政府批准向尼日利亚出售12架A29超级巨嘴鸟攻击机，交易金额达6亿美元。法国在非洲国家则拥有数个军事基地。近期，法军还在科特迪瓦、利比亚和马里进行了军事行动，特别是通过发动“薮猫行动”直接出兵帮助马里政府打击境内的极端分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原本在非洲主要提供发展援助，但是近年来在发展—安全关联理论指导下，其将安全问题作为发展问题的前提来考量，通过资金援助、发展合作等介入非洲安全事务。① The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7：Govern and Law”,http://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wdr2017(上网时间：2017年4月20日)由于历史的关系和现实利益的考虑，西方国家对非洲的安全治理有着巨大影响。例如，在马里打击北部极端势力和部族分裂势力方面，法军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是决定性作用。分析认为，外部力量对非洲安全的投入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联合国系统以及法国等直接向非洲派遣维和部队；二是西方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等通过向非洲国家提供资金援助来帮助其提升自身打击极端势力的能力。但是，这两方面都是治标之策，西方国家的维和部队在非洲的存在无法根治那里极端势力的袭击，而且更容易造成非洲国家新的裂痕，例如，2011年，以法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干预利比亚内战，推翻了卡扎菲政权，导致利比亚沦为宗教极端势力的大本营。而通过援助增强非洲国家自身武装能力只会增加战斗的规模和残酷性。目前，非洲亟需构建的是新的安全治理机制以应对持续动荡的局势。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非洲国家自身安全力量孱弱，外部力量往往成为一些非洲国家的主要安全依赖力量。

对于粮食仓储企业而言，存货成本的有效管理能够起到降低成本、提高盈利空间的作用。企业应主动发现存在于自身存货成本管理方面的问题，借助现代化科学技术手段，对企业内外部资源进行整合利用，强化预算、仓储、物流等方面的科学性、有效性、可控性和可靠性，提升企业的存货成本管理水平。

二、非洲的安全治理机制

（二）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安全治理。非洲地区成立了以非洲联盟为主要代表的一系列非洲区域性国际组织，这些组织也具有安全治理的功能。非洲联盟就将安全问题列为其主要工作内容之一，且相较于其他区域性组织，其对安全问题更为重视。这主要是由于非洲在经济建设和国家治理方面的脆弱性，仅凭一国之力很难解决诸如武装冲突、难民潮、童子军、非法劳工、人口买卖、种族屠杀、贩毒、洗钱、轻武器走私等安全问题。②John S.Moolakkattu“,The Role of theAfrican Union in Continental Peace and Security Governance”,Central University of Kerala,India Quarterly,pp.151-165.非洲联盟在安全治理方面的主要机制是和平与安全委员会，该委员会下设专家咨询组、早期预警系统、非洲稳定部队和特别基金四大机制。但是，目前非盟在布隆迪、苏丹、索马里等国所采取的和平支援行动能力与其在冲突预警、冲突预防和冲突解决方面的能力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③Ibid.西方国家以及联合国希望非盟在安全治理方面发挥更重要作用，但有些非洲国家如津巴布韦、斯威士兰、科特迪瓦、几内亚和布基纳法索等国，对非盟介入地区冲突的行为持怀疑态度，这些国家认为此举有干涉其内政的之嫌。目前，为帮助索马里、马里等国反恐，非盟在索马里驻有特派团，并积极参与马里的维和行动。除非盟外，还有一些非洲次区域国际组织也具有安全治理功能，例如，由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肯尼亚、索马里、苏丹与乌干达于1986年1月共同创建的政府间抗旱与发展管理局，1996年3月，该组织将次地区安全治理纳入其使命，并更名为政府间发展管理局（简称伊加特）。在随后的20年中，伊加特的安全治理功能发展出3个支柱：安全治理战略设定、冲突早期预警与响应机制建设及冲突调解。在伊加特被赋予安全治理使命之后，非洲之角的武装冲突频次并未出现明显下降，伊加特本身也没有出现迈向集体安全机构的重大迹象。最终，伊加特秘书处对内形同虚设，也未能有效建立起外部伙伴关系。出于确保在次地区和平安全事务主导地位的考虑，伊加特秘书处对外部伙伴的参与总是相当警惕，几乎每次都是在其内部调解陷入僵局时才向外部求援。正因如此，往往出现其调解工作陷于困境但外部伙伴却冷眼旁观的尴尬局面。④张春：“伊加特与非洲之角的安全治理”，《西亚非洲》，2016年第4期，第92—93页。需要指出的是，非洲其他地区和次地区组织也面临着与伊加特相似的机制能力赤字，非盟在2011年利比亚危机期间的各种提议被无视便是其典型反映。⑤在2011年利比亚爆发了反对时任领导人卡扎菲的内战后，西方国家力主武力干预利比亚局势，非盟利比亚问题专门委员会2011年3月19日在毛里塔尼亚首都努瓦克肖特举行会议，反对对利比亚的任何形式的外国军事干涉。该委员会成员、毛里塔尼亚总统阿齐兹在会议上发表讲话说，利比亚局势要求采取紧急行动，为利比亚目前面临的非常严重的危机找到一个非洲的解决方案，解决方案必须考虑到尊重利比亚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以及拒绝任何形式的外来军事干涉，但是此举和非盟为解决利比亚危机而做的其他一系列努力被西方国家完全无视。

上式表明可以从m个接收信号样本中对参数(进行极大似然估计,估计结果实际为m个接收样本的均值,且为无偏估计。基于接收信号强度(的无偏估计,根据式(12)可对收发节点之间的距离d进行估计。

（三）非政府组织在非洲冲突治理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苏丹发生武装冲突，在时任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的支持下，冲突双方在埃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谈判，并最终签订了《亚的斯亚贝巴和平协定》。海尔·塞拉西还充当了该协定的担保人，值得注意的是，这场谈判主要是在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调停下举行的，即交战双方是在苏丹基督教联合会的游说下，接受了其伙伴组织世界基督教联合会和全非基督教联合会（All African Council of Churches）作为冲突的调节者,最终达成了和解。⑥勒本·内尔森·莫洛：“南苏丹和平进程与国际社会的作用”，《西亚非洲》，2017年第1期，第46页。但是，非政府组织对于打击极端主义作用不是太大，其对于安全治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提供人道救援及冲突后重建等方面。

长期以来，面临严峻的安全局势，非洲地区发展出多层次的安全治理机制，归结起来主要有三个层次：在国家层面，各个非洲国家内部均有自身的安全治理机制，主要表现为国内军备和安全力量；在非洲地区层面，以非洲联盟为代表的非洲国际组织，包括一些次区域性组织，通过调解和维和等方式所进行的治理机制；在全球层面，主要是外部力量介入非洲安全的治理机制，如以欧盟、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组织和国家，以及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对非洲安全治理问题十分关注，并积极斡旋和介入。上述机制除应对非洲传统安全问题外，还试图对极端主义威胁等非传统安全也予以打击和回应。

(一)增强自身力量实施安全治理。非洲国家应对安全问题的首要手段即是增强自身安全力量。2015年，非洲国家的军事支出在连续增长11年后下降了5.3%，但仍达到370亿美元，考虑到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这已是一笔巨款。②Sam Perlo-freeman,Aude Fleurant,Pieter Wezeman and Siemon Wezeman,“Trends in World Military”,http://books.sipri.org/files/FS/SIPRIFS1604.pdf.(上网时间：2017年3月22日）同时，鉴于非洲国家军费数据不透明，以及其中很多国家的军费是由国际援助提供的，因此，其实际军费水平比公布的要高得多。一些非洲大国除了加强本国的安全能力外，还在一定区域内乃至全非洲发挥了安全治理作用，例如，尼日利亚是中部非洲重要的安全治理支持伙伴。南非也将维持区域和平作为其外交和国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布隆迪派遣维持和平特派团，并根据非盟任务授权在科摩罗和达尔富尔地区有军事存在。与许多非洲国家不同,南非在不依赖非盟资金的情况下为其部队提供资金。它在地区冲突中也非常活跃，特别是在非洲大湖区、科特迪瓦、苏丹和津巴布韦的冲突调解中起到了重要作用。①John S Moolakkattu,“The Role of the African Union in Continental Peace and Security Governanc”,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54106004（上网时间：2017年4月6日）尽管如此，非洲国家自身增强军备的行为对其安全治理并未起到根本缓解作用，常常是旧的安全问题刚被摁下，新的安全问题再度产生。同时，一些非洲国家还热衷于向地区其他国家派遣维和部队，有时此举不但不能起到解决问题的作用，而且会因被视为“侵略”而加剧地区安全局势的恶化，例如，埃塞俄比亚出兵索马里以帮助索过渡政府打击索马里青年党武装就被当地人视为对索的入侵。

宗教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极端组织有着浓厚的激进色彩，又因其与民族和宗教问题相交织，继而具有强烈的煽动性。目前，世界范围的反对宗教极端主义焦点主要集中在中东地区，但非洲地区的宗教极端主义也处于快速发展状态，特别是该地区脆弱的政府治理形势为其发展和扩散创造了有利环境和条件，而宗教极端主义的兴起无疑给非洲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给地区国家安全治理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总体上看，目前非洲国家的安全治理机制虽然复杂多样，但是在安全治理能力、力量等方面均存在不足，在议题的设定及具体行动方面无法满足安全治理的需要，并受外部力量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很大影响，这种影响对于非洲安全治理来说有时并不都是正面的，甚至有时会恶化非洲的安全形势。

三、宗教极端主义传播对非洲影响

（五）非洲宗教极端主义的发展具有去中心化的特点。宗教极端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尽管有名义上的“共主”及策源地，但事实上各个极端组织本身相对比较独立，呈现出一种去中心化的特点。不同极端组织之间互不隶属也极少相互策应行动，例如，虽然索马里青年党和马格里布“基地”组织都宣誓效忠“基地”组织，但是二者之间相距遥远，也不存在大规模互相策应的可能性。即便是同一极端组织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相互也很少统辖，例如，2012年马里内战中，来自北方的主张世俗化、民主化的图阿雷格人武装组织——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 动（Mouvement National pour la Libération de l'Azawad）与宗教极端组织——信仰捍卫者（Ansar Dine）、西非统一圣战运动（Movement for Unity and Jihad in West Africa）一度联手打败了马里北部的政府军。2012年5月26日，双方还在加奥签约宣布建立阿扎瓦德伊斯兰教共和国，但终因各自政治目标不同而分裂。于是，信仰捍卫者很快就在廷巴克图驱逐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拔掉其彩旗后插上自己的黑色旗帜，并宣布实施伊斯兰教法，包括要求妇女戴面纱、实行各种酷刑、破坏廷巴克图的圣墓和亚希亚清真寺的门等等。①潘华琼：“试论图阿雷格人与马里危机—兼论马里的民族国家建构问题”，《西亚非洲》，2013年第4期，第38页。马里北部的民族分裂势力与宗教极端势力既相互勾结，又彼此角逐，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并不断有小型极端组织涌现出来。

闻一多讲初唐诗鞭辟入里，《类书与诗》和《宫体诗的自赎》理清了唐诗的构成程序和发展阶段。“先生讲唐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最重视一批走在时代前面的开新作家，像对初唐四杰、张若虚、陈子昂、孟浩然等人的诗，都大讲特讲，津津乐道，赞扬他们为盛唐诗歌扫清道路、开新局面的不朽功绩。”［11］7

（一）使非洲地区安全治理局势进一步恶化。宗教极端主义往往提倡极端好战思想，并试图以所谓“圣战”来解决问题，因此，暴力袭击和犯罪是其最明显的表现和手段。近年来，随着全球宗教极端势力恐袭活动的增多，非洲亦成为恐袭活动的重灾区。仅在2016年，非洲多个国家就发生多起恐袭事件，造成人员和财产的巨大损失，恐怖袭击已逐渐成为非洲主流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之一（见下表）。据统计，目前活跃在非洲的三大极端组织制造了该地区的大部分恐袭事件，并导致严重后果。频繁发生的恐怖袭击正成为非洲的一种常态，对非洲原本动荡的安全局势可谓雪上加霜。

 

部分非洲国家2016年遭受恐怖袭击情况

  

资料来源：本表基于维基百科：“List of terrorist incidents”数据库进行核实后统计自制，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terrorist_incidents（上网时间：2017年3月22日)

 

国家名索马里马里尼日利亚喀麦隆尼日尔喀麦隆刚果民主共和国死亡人数602 95 865 173 93 173 218袭击次数80 31 63 15 31 15 15主要袭击者索马里青年党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博科圣地博科圣地博科圣地博科圣地联合民主力量（与索马里青年党有牵连）

（二）对非洲国家的经济安全造成负面影响。西方国家一直在向非洲灌输安全是发展的先决条件这一理念。①张春：“发展—安全关联：中美欧对非政策比较”，《欧洲研究》，2009年第3期，第70页。安全问题对非洲发展构成巨大的反作用，而宗教极端主义反对现代化的诸多要素，在其控制地区推行制约社会发展的落后制度，提倡通过“圣战”等暴力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想和行动，严重阻碍了非洲的发展，加大了非洲发展成本，并进一步恶化了地区安全局势。例如，尼日利亚北部地区由于博科圣地的恐袭导致粮食大幅减产，并引发通货膨胀。尼日利亚与邻国乍得、喀麦隆等国出于反恐考量关闭了彼此间的边境，其间的边境贸易被迫终止。此外，博科圣地在喀麦隆境内的活动还重创了该国的经济支柱——旅游业。②“The Economist.Boko Haram Affects Economic Activity in Cameroon”,http://country.eiu.com/article.aspx?articleid=871903871&Country=Cameroon&topic=Economy&subtopic=Forecast&subsubtopic=Economic+growth&u=1&pid=394794823&oid=394794823（上网时间：2017年12月23日）一度作为中部非洲地区稳定典型的喀麦隆也面临严峻的安全局势。据喀麦隆官方统计，仅2016年1月的头十几天，博科圣地就对喀国境内的目标和居民实施了15次恐袭行动，其中两次是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10人死亡、11人受伤。在恐袭中，有9人被掳走，6处房屋被烧毁。2013—2015年，博科圣地在喀境内实施绑架人质案件共18起，并侵犯喀极北地区（région de l’Extrême-Nord）并发动恐袭315次，其中32次为自杀式炸弹袭击。这些恐袭事件给喀北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极大破坏，并使当地百姓蒙受了巨大痛苦，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在恐袭阴影笼罩下，喀部分当地居民不得不背井离乡。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喀麦隆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反恐任重道远”，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dxfw/gzzd/201601/20160101242036.shtml（上网时间：2018年2月5日）频繁发生的袭击事件也给外国在喀麦隆的投资造成巨大阴影，2014年5月16日，博科圣地武装分子袭击了喀极北大区的一家中国企业项目营地，绑架了10人并打伤1人。为此，中国驻喀麦隆使馆经商参处专门发出了安全提醒。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中国驻喀麦隆使馆经商处预警提示：一家中国企业在喀北部遭武装袭击”，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dxfw/gzzd/201601/20160101242036.shtml（上网时间：2018年2月5日）在安全是发展的先决条件这一理念影响下，非洲国家投入了巨大力量反恐和安全治理，然而，其安全问题不但未能有效解决，而且经济发展更是无从谈起。因此，非洲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已一再证明，背离发展本身谈发展终究是南辕北辙、本末倒置。

（三）对现有的非洲安全机制构成挑战。多年来，非洲国家自身探索出一套独立的安全治理体系，它既包含几乎涵盖全部非洲国家的非洲联盟，又有多个区域性的安全治理机制，但这些机制面临着治理能力严重不足问题。这是由于宗教极端势力往往横跨多个国家，并控制着一定数量的国土和人口，非洲单个国家政府皆不具备彻底消灭这些极端组织的实力。而且，宗教极端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很难根除，只要滋生这一意识形态的土壤未被完全铲除，一旦时机成熟它就会死灰复燃。而宗教极端主义产生的土壤与贫困、社会发展滞后以及外部力量干预等密切相关，又与民族矛盾、宗教冲突等相互纠缠，致使对其的回击和打压异常艰难。目前，非洲国家现有的安全治理机制越来越难以适应对新安全形势的需要，难以有效应对宗教极端主义的挑战。

（四）外部力量将进一步介入非洲安全事务。由于自身安全治理能力的不足，宗教极端主义在非洲的扩张将导致外部势力强化在非洲的存在。法国总统奥朗德在2013年1月19日接受记者采访时曾明确宣称，法国将加强在非洲的存在，直到恐怖分子被完全消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历史与口述记忆科主任阿里·穆萨·以耶认为，外国军队通常在那些可能会受到形形色色的“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威胁的地区扮演某个腐败政府的御用禁军角色。⑤阿里·穆萨·以耶：“泛非主义与非洲复兴：21世纪会成为非洲世纪吗？”，《西亚非洲》，2017年第1期，第42页。外部力量介入尤其是军事力量的介入对于非洲安全治理来说总体上弊大于利。从历史上看，西方国家介入非洲安全治理除了传统的殖民主义思想的延续外，更多时候是采取拉一方打一方的做法，因而无法解决非洲安全治理问题。由于非洲安全问题十分突出，其现有的安全治理机制在应对传统安全问题上已是捉襟见肘，而宗教极端主义在非洲的扩张对地区安全构成了新挑战，使非洲安全治理机制和能力面临新考验。力，非洲安全治理能力亟需取得突破和提升，西方国家也以此为由加大对非洲国家事件的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