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7.35%，与1978年的17.92%相比提升了39个百分点，城镇化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与支撑。但在传统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农业人口市民化、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亟待解决，城镇化转型迫在眉睫。党的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是改变传统城镇化模式的有效途径，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与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重点阐述了新型城镇化战略。新型城镇化强调“产业支撑、产城互动、以产促城”的基本内容与战略，必须以发展相关产业为基本途径来切实推进城镇化。在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中，产业结构逐渐呈现“三二一”的演进模式，旅游产业作为我国现阶段第三产业中重要组成部分，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不断强化。据中国旅游研究院2016年10月发布的“2015中国旅游统计公报”显示，2015年全国旅游业对GDP的综合贡献为7.34万亿元，占GDP总量的10.8%。旅游直接就业人数2 798万人，直接和间接就业人数共计7 911万人，占全国就业总人口的10.2%①。这些数据表明旅游产业是关联性较强的产业，能带动相关产业在地域空间上集聚发展，为城镇化提供产业、就业、环境、服务与居住五大支撑，成为城镇化的重要动力。以旅游产业为驱动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旅游城镇化也成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模式之一。新型城镇化强调提升城镇化建设的质量内涵，推动城镇化由偏重数量规模增加向注重质量内涵提升转变，仅以数量标准来衡量旅游产业驱动城镇化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理论和现实的需要，城镇化应以质量为根本。因此，旅游产业驱动城镇化质量的研究是旅游城镇化的重中之重。现有的旅游城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旅游业推动城镇化模式研究。张新生对旅游推动城镇化建设的典型模式与问题进行了研究[1]。赖晓华等探讨了西部民族农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模式[2]。张振鹏研究了城郊旅游产业对新型城镇化的带动作用[3]。(2)以案例研究分析旅游产业驱动城镇化发展模式。余青以温州雁楠国家风景名胜区为例，对旅游导向型城镇化RIS模式及实践应用开展了研究[4]。丁新军等以平遥古城为例，对世界文化遗产旅游地生命周期与旅游驱动型城镇化进行了研究[5]。杨建翠等以九寨沟为例，分析了民族地区旅游推动城镇化发展的模式[6]。(3)旅游业与城镇化互动关系研究。王坤以长三角为例，研究了区域旅游经济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空间格局及驱动机制[7]。张春燕研究了旅游产业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评价模型[8]。刘云针对休闲旅游与区域城镇化互动融合进行了实证研究[9]。张春燕以贵州为例，对民族地区农村城镇化与乡村旅游的互动关系开展了研究[10]。蒙睿等分析了乡村旅游发展与西部城镇化的互动关系[11]。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现有的旅游城镇化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重点探讨旅游业驱动城镇化发展模式及旅游业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研究范围从大尺度的区域空间到中尺度的城市空间，乃至小尺度的景区空间；研究对象的选择没有限定在旅游业发挥重大作用的城市，即很少专门针对旅游驱动型城市来展开相关研究；同时，针对旅游业驱动城镇化质量的定量研究也很少见。基于此，文中以我国典型的旅游驱动型城市为研究对象，选择旅游驱动型城市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变异系数、G1与TOPSIS等方法构建旅游驱动型城市城镇化质量评价模型，并进行实证研究，分析案例城市城镇化质量空间差异及成因，以期为我国旅游驱动型城市城镇化建设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

1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选取旅游驱动型城市，这类城市的旅游业是城市的主导产业，是驱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城镇化发展与经济增长中起核心推动作用。目前学术界对于旅游驱动型城市还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本文为使选取的城市具有一定的衡量尺度，选取旅游收入与GDP比重这一指标来作为衡量标准，即选择城市旅游收入相当于GDP比重30%以上的旅游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在搜集我国典型旅游城市的基础上，通过计算其旅游收入与GDP的比值，最终选择12个旅游驱动型城市为研究对象(具体如表1所示)。

“一体化控制法”替代基于容量的启/停循环（加载/卸载时序控制）。变速提供了更高效、更可靠的节能解决方案，它能在较宽的工作设计范围内随着数据中心热负荷的不断变化而高效地响应运行。同时，需要采用一种适用于变速设备工作特性的控制策略，使其能重新发挥所有变速设备的优势。在变速制冷系统中，所有电动设备的转速随负荷的增减而增减（此方案完全不同于在非全负荷条件下让定速设备全速运转同时采用机械限流的措施来控制流量）。压缩机一旦使用了变频器（VFD），泵和风机在非满负荷条件下的效率都会得到提高。由于泵和风机的运行遵循“功率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P∝N3）”的定律，因此，节能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

 

表1 城市旅游收入与GDP

  

序号城市级别所属省份旅游收入(亿元)GDP(亿元)旅游收入相当于GDP比重(%)1井冈山市县级市江西89.0554.65162.952丽江市地级市云南378.79261.84144.663武夷山市县级市福建136.56123.77110.334黄山市地级市安徽354.40507.2069.875三亚市地级市海南269.73404.3866.706张家界市地级市湖南248.70410.0260.667安顺市地级市贵州307.60520.0659.158韶山市县级市湖南35.0464.7254.149大理市县级市云南322.93832.1838.8110峨眉山市县级市四川37.6899.0238.0511都江堰市县级市四川82.75229.8636.0012敦煌市县级市甘肃26.8778.2634.33均值190.84298.8372.97%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

本文选择表1中的12个地级、县级城市为研究对象，从上表1中可知，旅游驱动型城市都具有典型的人文或自然资源禀赋，如黄山、武夷山、张家界、安顺、峨眉山、三亚都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敦煌、韶山、丽江、大理、井冈山则因其具有的历史文化背景而成为旅游胜地，资源禀赋的存在使这些城市的旅游业能够持续发展，并且作为城镇化的动力推进城镇化进程。

1.2 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本文界定的旅游驱动型城市的主要依托产业为旅游业，这类城市原有发展基础一般较为落后，交通条件大多不便利，导致了城市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但这类城市的旅游资源特色鲜明，具备旅游业发展潜力，由于旅游业的发展促使这些城市具有了新的发展动力，并因旅游业的发展使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发展水平得到提升，基础设施条件得到改善，城市的休闲功能逐渐加强，生态环境也得到进一步优化。传统城镇化主要体现在城市人口的快速集聚，城市空间的快速拓展，进而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人口的城镇化与土地的城镇化，而本文认为旅游城镇化现象主要发生在旅游资源典型且经济比较落后的城市，这些城市的人口聚集能力较弱，并不会由于城镇化的发展而快速聚集人口(如安徽省黄山市下辖的宏村，由于旅游业的发展，人口由1997年的1 069人上升至2012年的1 347人，16年间只增加了278人②)，城市空间拓展速度也要慢于传统城镇化。但旅游驱动型的城镇化可以有效解决当地居民的就业民生问题，为居民参与旅游业发展并从中受益提供条件，并通过旅游业的发展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可见旅游驱动型城市旅游业的发展主要推动了城市的经济、社会、基础设施水平提升，休闲功能与生态环境也随着旅游业的发展逐步得到改善，因此本文从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基础设施城镇化、休闲城镇化、生态城镇化5个方面构建旅游驱动型城市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一般指标可分为成本型指标与效益型指标两类，成本型指标越小越好，效益型指标越大越好，对于效益型指标标准化应为：

本文以混凝土热传导原理为基础，用comsol软件对实际工程案列进行仿真模拟计算，用以分析如何对大体积混凝土温度裂缝进行控制，得出以下结论:

1.3 研究方法

本文选择以变异系数与G1相结合的主客观权重法来综合确定旅游驱动型城市城镇化各指标的权重，从而减少由于采用单一的主观或者客观的权重确定方法而带来的偏向性。

本文对于旅游驱动型城市城镇化质量的评价引入TOPSIS方法，此法对原始数据进行了规范化处理，消除了不同指标量纲的影响，并能充分利用原始数据的信息，能够充分反映各评价对象之间的差距，客观真实地反映实际情况，具有真实、直观、可靠的优点，而且其对样本资料无特殊要求，应用简捷。同时，本文的评价对象为12个城市，评价指标为19项，属于多目标决策评价，TOPSIS法适用于多目标决策问题研究，通过检测各评价对象与最优解、最劣解的距离来进行排序，若评价对象最靠近最优解同时又最远离最劣解，则为最好，否则为最差。

1.3.1 变异系数权重

变异系数法[12]是一种依据各指标数据来对指标进行赋权的客观方法，这种方法的原理是根据指标数据变化的趋势来计算指标的权重，如果某一项指标在不同的评价对象中变化比较大，那么该指标权重较大，反之权重较小。具体步骤如下：

(1)对各指标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分别以MHT8个因子为应变量，以EPQ人格四个因子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EPQ人格各因子对MHT总分和各因子影响不同，它们能解释MHT总分、学习焦虑、冲动倾向、身体症状、对人焦虑、过敏倾向因子21%～49%的变异，而情绪稳定性对心理健康水平影响最大，对MHT总分最具有预测力，单独解释量达49%。而内外向因子未进入了所有的回归方程。而留守学生情绪稳定性因子分显著高于非留守组，这与留守组的心理问题较多恰恰一致。见表4。

旅游驱动型城市城镇化质量评价的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3》《中国统计年鉴2013》《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13》《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副本2013》《中国旅游年鉴2013》以及各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与政府网站相关数据。

 

4个城市的城镇化综合质量分别为0.955 6，0.953 7，0.831 9，0.782 0，与其他城市相比较高。都江堰与韶山的经济、社会、基础设施、生态城镇化质量基本持平，且生态城镇化质量略低于其他4个方面，都江堰休闲城镇化质量略高于韶山，这与四川省整体的休闲之都定位有一定关联。三亚的生态城镇化质量是4个城市中最低的，其他4个方面都略高于敦煌的城镇化质量，原因在于三亚接待游客量较大，且属于休闲度假型旅游目的地，游客停留时间相对较长，因此旅游产业对环境影响较大，这表明三亚在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环境治理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敦煌的休闲城镇化质量位于12个城市中的第7位，其他方面城镇化质量与三亚基本持平。虽然敦煌综合城镇化质量位列第4，但其休闲化水平相对较低，这与敦煌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区位条件及地区文化的限制有一定的联系。敦煌应该通过旅游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拉动现代服务业水平，逐渐增加体验性旅游项目，使体验经济成为旅游产业发展的转型目标。

 

1.3.2 G1权重

(2)计算第j个指标的总体均值：

 

(3)计算第j个指标的标准差：

添加剂法是在软土地基中加入一些物质，增强地基的抗压强度。软土地基承载力较小，需在软土中添加一些硬性物质以提高地基的抗压能力。常用的添加剂为水泥。垫层换算法适用于软土地基浅层处理。在软土地基中填充材料，提高地基中坚硬物质的含量。通常用泥土碎石等材料进行填充，利用垫层换填法包括手工作业与机器辅助两种方式。先将软基中的泥土抽取出来，再用碎石等材料进行填充。在具体施工中，当填埋深度达1m后，需在上层加设土工布，防止路基形变。此处理技术能有效增加路基的承载力，解决地基冻胀对路基的影响。

 

(3)计算第j个指标的变异系数：

 

(4)对各指标的变异系数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各指标的变异系数权重：

 

其中xij表示第i个城市第j项指标标准化值，Sj表示j个指标的标准差，δj表示第j个指标的变异系数，wjo表示第j个指标的变异系数权重。

2015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指出转变发展理念，引导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其中一项主要任务就是推动高校培养应用型人才[1]。在新的发展形势下，为适应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发展的需要，培养具有优良技术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应用型人才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药剂学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需要结合高校发展规划，完善培养方式，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水平，这成为教师需经常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其中xij表示第i个城市的第j指标标准化后的值，Fij表示第i个城市的第j指标原值，表示所有城市中第j指标的最小值，表示所有城市中第j指标的最大值。

G1法[13]首先需要对评价指标依据其重要性进行排序，然后根据比邻指标之间影响作用的大小进行赋值，按照赋值的大小与指标排序关系计算各指标的权重，具体过程如下：

(1)依据评价指标重要性进行排序：

“天脊化肥专营店”是天脊集团市场深耕终端发力的“桥头堡”。天脊集团以基层网络建设为重要抓手，把“给政策”扭转到“教技能”上来，积极推进重点门店向天脊化肥专营店发展升级。今年验收通过200家，在三年内至少建成1000家以上天脊化肥专营店，让其成为农民丰收交流、科学种田案例示范、增产增效成果分享、农民致富亲身体验的“新时代天脊助力乡村振兴喜悦舞台”。

(2)确定相邻指标的重要性程度：

假设某一指标为xk，则与其相邻的指标为xk+1，专家根据指标的重要性程度确定rk=xk/xk+1。一般rk的取值在1～2之间(如1.1，1.2，1.3，……，1.9)，随着xk比xk+1的重要性增强而逐渐增大。本文选取10位旅游评价研究方面的专家，由10位专家共同研究确定指标重要性排序与相邻指标重要性比值。首先对旅游驱动型城市城镇化质量准则层与指标层评价指标进行重要性排序，其中指标层按照5个准则层的划分分别排序。以经济城镇化质量指标为例，指标排序的重要性依次为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指标之间重要性比值分别为1.1，1.2，1.1，1.3，其他指标层的指标重要性排序与重要性比值依据同理获得。

(3)根据专家给出的rk，确定第j个指标的权重为：

 

(4)由权重wjs可得第j-1，j-2，……，3，2个指标的权重值：

w(k-1)s=rkwks，k=j，j-1，j-2，……，3，2，

其中，w(k-1)s为第k-1个评价指标的G1法权重，wks为第k个评价指标的G1法权重。

完善的安全管理体系离不开资金的支持，施工单位应该加大在安全管理这一方面的资金投入，及时的对脚手架设备进行维护和更新。淘汰达到使用年限的设备或者是传统性能落后的设备，使用性能优良，安全性能好的设备，这样才能够大大降低安全事故的发生率，保证施工工作顺利进行，提高脚手架工程施工的质量。

1.1.2 在一定的树木间开始有竞争作用的密度以上，密度越大，直径生长越小，这个作用的程度是很明显的。

1.3.3 综合权重的确定

wjo表示第j个指标的客观权重， wjs表示第j个指标的主观权重， 则第j个指标主客观相结合的综合权重wj为：

 

依据权重确定方法计算各指标权重(如表2所示)。

其中，UQi表示第i个城市的城镇化质量。

1.4 城镇化质量评价模型

TOPSIS[14]由C.L.Hwang和K.Yoon于1981年首次提出，TOPSIS法是一种逼近于理想解的排序法，是多目标决策分析中常用的有效方法，该方法根据有限个评价对象与理想化目标的接近程度进行排序，从而区分评价对象的水平高低。具体步骤如下：

如果两个指标xa与xb在评价准则下的重要性为前者大于后者时，则记为xa≻xb。一组评价指标按照这个原则来确定各指标之间的重要性排序，并给出排序关系。

(1)构建规范化加权矩阵：

 

其中；j=1，2，…，n，若指标为成本型指标则先将原始指标数据取倒数。

(2)计算加权决策矩阵：

Z=(zij)m×n

zij=wj×yij

表2 旅游驱动型城市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

(3)确定正理想解与负理想解：

 

(4)计算各城市城镇化质量与正理想解和负理想解的距离：

 

(5)计算各城市城镇化质量与理想解的相对接近度：

 

2）标准溶液浓度的不确定度。根据经验，由于稀释引起的不确定度很小，可忽略不计，故砷元素形态标准溶液配制的不确定度即为砷元素形态标准溶液的不确定度。

2 结果与分析

利用TOPSIS评价模型计算各城市的经济城镇化质量、社会城镇化质量、基础设施城镇化质量、休闲城镇化质量、生态城镇化质量以及城镇化综合质量(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旅游驱动型城市城镇化质量评价结果

  

序城市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基础设施城镇化休闲城镇化生态城镇化城镇化综合质量1都江堰市0.95860.96100.95760.96110.90980.95562韶山市0.95950.96050.95950.94520.90680.95373三亚市0.80950.85480.84410.84570.78780.83194敦煌市0.78740.79510.80430.22730.84850.78205安顺市0.31910.42510.35810.41950.49040.39856武夷山市0.26010.31440.24260.27930.18310.26107大理市0.19470.26530.12070.21620.38510.23728黄山市0.13590.21490.17720.18790.24110.18779张家界市0.12380.17850.10470.15510.20940.151410峨眉山市0.08120.11340.04130.14370.21880.115011井冈山市0.09250.11120.04900.11270.13830.098612丽江市0.06850.12270.07120.06420.16940.0974均值0.39920.44310.39420.37980.45740.4225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

2.1 城镇化质量综合分析

从表3的结果可以看出，旅游驱动型城市城镇化综合质量均值为0.422 5，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且各城市之间的城镇化质量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中都江堰、韶山、三亚、敦煌的质量都高于0.75，安顺、武夷山、大理、黄山、张家界、峨眉山的质量处于0.1～0.4之间，井冈山、丽江的质量较低，均小于0.1。从12个城市城镇化分项质量的均值来看，其高低次序依次为生态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基础设施城镇化、休闲城镇化。可见旅游驱动型城市生态城镇化与社会城镇化质量相对较高，表明旅游产业在带动城镇化发展中具有良好的环境保护效应，即生态溢出效应明显；同时旅游产业的发展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明显，对社区居民生活质量提高效应较大。通过研究发现，现阶段的旅游驱动型城镇化综合质量尚处于相对较低的状态，旅游收入相当于GDP的比重与城镇化综合质量高低并不完全协同，其中井冈山、丽江两个城市的旅游收入相当于GDP的比重分别位于12个城市的第1，2的位置，但城镇化综合质量却分别位于第11，12的位置，都江堰、敦煌、韶山3个城市的旅游收入相当于GDP的比重分别位于12个城市的第11，12，8的位置，但城镇化综合质量却分别位于第1，4，2的位置，其余城市的旅游收入相当于GDP比重与城镇化综合质量水平基本匹配。以上分析表明，旅游产业的发展驱动了城市的发展，但旅游产业对于城镇化的带动作用还存在很大差异，虽然部分城市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很高，但旅游产业对于城镇化驱动的溢出效应表现不明显，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2.2 城镇化质量分类分析

依据各城市城镇化综合质量的高低状态，将12个城市划分为3个类别进行具体分析。

(1)第一类：都江堰、韶山、三亚、敦煌

对于成本型指标标准化应为：

(2)第二类：安顺、武夷山、大理、黄山、张家界、峨眉山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讯 2018年11月14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中美两国执法部门通力协作,外逃美国的职务侵占犯罪嫌疑人郑泉官被强制遣返回国。郑泉官是湖南省怀化市富达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涉嫌利用职务便利侵占公司财产2800余万元，2015年潜逃美国。

6个城市的城镇化综合质量分别为0.398 5，0.261 0，0.237 2，0.187 7，0.151 4，0.115 0，除安顺外的其余城市综合城镇化质量与各分项城镇化质量均低于12个城市的均值。其中安顺的休闲城镇化与生态城镇化质量高于12个城市均值，其主要原因在于安顺在旅游产业发展中一直重视生态旅游与休闲旅游的发展，提出建设“百万人口生态旅游城市”，2016年安顺市在第二届中国气候旅游高峰论坛获得“中国最美休闲度假旅游城市、中国最美生态文化旅游城市”称号。由于休闲城镇化与生态城镇化质量的快速提升，安顺的经济、社会与基础设施城镇化质量得到了一定程度提升，位于12个城市的中等以上水平。武夷山的各项城镇化质量中社会城镇化质量最高，生态城镇化质量最低。近年来，武夷山在全域旅游理念基础上，快速推进城、乡、村三级景区化开发建设，实施以主景区为核心的全域旅游开发模式，逐步实现县域景区化、镇村景点化、农户景观化。这些旅游工作的开展有效推进了武夷山社会城镇化质量提升，但在全域旅游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忽视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从而使生态城镇化质量在逐渐降低。大理、黄山、张家界3个城市的社会城镇化与生态城镇化质量都明显高于其他分项城镇化质量，且生态城镇化质量略高于社会城镇化质量，表明3个城市重视以可持续发展理念来指导旅游产业发展，旅游产业发展的主要作用是提升社会发展水平，对经济推动作用还不明显。峨眉山的经济城镇化与基础设施城镇化质量都小于0.1，而旅游收入相当于GDP的比重处于第6位，表明经济发展对于旅游产业的依赖较重，但旅游产业对于经济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推动作用却较弱。

他直起身子，身旁是横七竖八睡着的兵士。宿晚勾起嘴角，笑容苦涩。是啊，梦中的一切是多么温暖，温暖得不真实。

(3)第三类：井冈山、丽江

由Simulink仿真得到的图形可以看出原系统的阶跃响应并不理想，其响应的速度慢，而且超调量明显过大，因此要将此系统串联滞后—超前校正来改善其性能指标。

两个城市的城镇化综合质量分别为0.098 6，0.097 4，与其他城市相比处于很低的状态。各项城镇化质量均低于12个城市的均值，两个城市的旅游收入水平与城镇化质量协同性较低。井冈山是红色旅游目的地，主要以观光旅游为主，旅游业态发展受限，对城镇化的整体拉动作用较弱，相比其他城市，它的游客吸引能力不强，虽然旅游收入相当于GDP比重较高，但GDP在12个城市中是最低水平。井冈山应该围绕红色旅游发展，开发体验性较强的旅游项目，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刺激游客在门票经济以外的其他消费水平的提升，通过旅游产业的进一步提升发展来带动相关产业成长，实现对城镇化的有效拉动。丽江的旅游收入在12个城市中最高，但游客消费空间集中在玉龙雪山与丽江古城周边，泸沽湖和老君山由于交通建设落后，游客数量不及前两者，从而使丽江旅游产业发展带动城镇化出现空间不平衡问题。丽江严重的商业化发展，导致原来的居民在旅游区逐渐流失，文化传承受到限制，使得丽江旅游产业对城镇化驱动作用逐渐弱化，而丽江发展的主要动力又是旅游产业，因此导致其城镇化质量处于12个城市中的最低水平。丽江应该通过优化旅游空间布局，加强民族文化保护，创新旅游产品等途径增强旅游产业对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的贡献。

3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选取我国12个旅游驱动型城市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城镇化质量、社会城镇化质量、基础设施城镇化质量、休闲城镇化质量、生态城镇化质量5个方面选择了旅游驱动型城市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构建评价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为旅游驱动型城市城镇化质量评价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研究结果显示，12个城市城镇化综合质量普遍不高，且存在较大差异，其中都江堰、韶山、三亚、敦煌4个城市的城镇化综合质量都高于0.75，明显领先于其他城市，而都江堰、韶山、敦煌3个城市的旅游收入相当于GDP的比重较低，表明3个城市旅游业的溢出效应明显，通过旅游业带动其他相关产业发展可以进一步推动城镇化发展。其余8个城市的城镇化综合质量在0～0.4之间，处于较低的水平。从12个城市分项城镇化质量来看，生态城镇化与社会城镇化质量的均值高于其他方面城镇化质量，表明现阶段我国旅游产业的发展对于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较大，而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还相对较弱。黄山、张家界、峨眉山、井冈山、丽江等5个城市的城镇化水平均低于0.2，虽然5个城市的旅游资源各具特色，是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每年接待游客数量巨大，但5个城市的发展对于旅游业的依赖较强，尤其是井冈山、丽江两个城市旅游收入相当于GDP的比重最高，旅游业的溢出效应微弱，辐射能力很难体现，从而导致两个城市的城镇化质量处于最低的状态。12个城市中只有峨眉山的旅游收入相当于GDP的比重与城镇化综合质量完全匹配。

通过比较12个城市的旅游业发展与城镇化质量可以发现，旅游驱动型城市城镇化质量的高低与该城市旅游业相当于GDP比重高低呈现负相关的现象(峨眉山除外)，进一步表明了若城市的旅游业在城市经济系统中占绝对主导地位，那么旅游业的发展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相对较弱，随着旅游业在城市经济系统中所占地位的下降，旅游业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逐渐增强，可能的原因在于旅游业的溢出效应使旅游业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从多个维度全面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

同时，旅游驱动型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普遍偏低，与工业驱动型城市相比，城镇化质量相差甚大，经济学中的恩格尔法则和库兹涅茨事实都指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从农业先转向低附加值的工业，后转向高附加值的工业，再转向服务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15]。旅游业正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之后才出现的，旅游的发展客观上要求目的地产业结构具有深工业化的特征[16]。但是发展中国家并未完成工业化的整个过程。在未完成工业化的基础之上发展旅游业，明显地违背了产业结构演进规律，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很可能是负面的。因为制造业比其他产业更能增加经济发展的深度和宽度，其所具有的正外部性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17]。旅游业的“一支独大”会抑制其他产业的发展，其溢出效应也很难发挥。因此，旅游驱动型城市应该首先依托资源特色带动旅游业的发展，进而推动城镇化发展，当旅游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即旅游业的收入达到一定门槛值时，要通过多种路径发挥旅游业的溢出效应，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并在资源环境保护可控的条件下，发挥相关产业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在多种动力驱动下促使城镇化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使城镇化的发展反哺旅游业发展，二者形成互动发展模式，并进一步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与相关产业的壮大带动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质量提升，进而使旅游业全面促进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化质量不断得到提升，最终使二者进入良性互动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图1所示为集中拉底后的一期进路，两帮控制较好，工区对进路两底角清理非常干净。进路回采结束后集中拉底在一期进路中的应用初见成效。随后，工区又对53#进路、18#进路和48#进路这三条一期进路进行了集中拉底，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图2、3、4是这三条进路拉底后的情况。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国家旅游局官方网站。

②数据来源于文章《旅游驱动下的传统村落城镇化研究——以世界文化遗产宏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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