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基因传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是解决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的红色文化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军地多个重要场合指示要“把红色基因传承好”。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指示要“加强军队党的建设，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

多年来，军地在传承红色基因方面形成了一些成功的模式，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但是，红色基因传承设计上不得其法，效果上广种薄收的现象还一定程度存在。与此同时，由于缺乏合适的理论视角，红色基因传承内含的存续问题和社会互动基础长期为功能分析所遮蔽。有鉴于此，本文从文化记忆和交往记忆的交叉视角出发，在前期对延安革命传统现地教学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围绕“新时代，红色基因传承如何可能”问题作一些思考，一方面为理解红色基因传承提供合适的理论视角，另一方面也为红色基因传承提供可能的路径选择。

一、理论视角和基本概念

(一)文化记忆和交往记忆理论

“如果不想时代证人的经验记忆在未来消失，就必须把它转化为后世的文化记忆。”[1]620世纪90年代，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夫妇共同开创记忆研究的文化记忆范式。

扬·阿斯曼认为，以往的记忆研究集中在心理学(个体)和社会心理学(群体)层面，忽视了文化进化的视角。针对记忆研究领域概念复杂、界定模糊的现象，扬·阿斯曼首先界定了两个重要概念：“文化记忆”和“交往记忆”。文化记忆是“关于一个社会的全部知识的总概况，在特定的互动框架下，这些知识驾驭着人们的行为和体验，并需要人们一代一代反复了解和熟练掌握它们”[2]4。文化记忆具有以下特征：第一，认同具体性。文化记忆对一个大我群体的集体认同有着根本意义。第二，重构性。“文化记忆虽然固着于不可更改或不可置疑的回忆形象和储存的知识，可是每一种当今又都把自己置身于一种对这些形象和知识进行掌握、分析、保持和改造的关系中。”第三，成型性。文化记忆可以通过文字、雕塑、仪式等载体和形式实现。第四，组织性。文化记忆需要通过专职的传统承载者以制度化回忆实践的形式实现。第五，约束性。文化记忆具有规范要求的特点，这种要求“赋予储存的文化知识和符号以一定的结构”[3]5。交往记忆则存在于日常交往之中，是一种非正式的、自然发展的、尚未成型的、时间跨度有限的记忆形式。二者的区别在于：文化记忆的特点是远离生活，是社会交往过度膨胀的结果，依赖文字、图像等媒介发挥作用；交往记忆的特点则是紧贴生活，是同时代人之间拥有的回忆，依赖社会互动发挥作用。文化记忆与交往记忆不是从属于两个平行界面的关系，而是前者作为“人类记忆的外在维度”为后者的发生提供文化意义系统；后者则为前者的塑造和存续提供实践基础。正如安格拉·开普勒所说：“众多社会和文化的回忆工作若是不扎根于地方性的日常交往和沟通，那它们就必然是毫无影响的。”[4]102

据前述，文化记忆和交往记忆交叉视角可以作为理解红色基因传承的一个理论视角。另外，丰富和成熟的记忆研究也为探讨红色基因传承提供了问题和可能的路径。

(二)红色基因的内涵和维度

五是建构维度。要使过去不停地为现在和未来服务，不仅需要对过去进行保存和创造，还需要紧贴时代不断注入新的内容。红色基因传承，是从当今出发、着眼未来，对记忆文本、符号不断生产和再生产以及不断注入新的时代记忆的过程。

设计性实验的目的主要是加强对学生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教研室为此准备了几套设计性实验方案，供不同专业、年级的学生使用。教研室教师也会开设教学和科研开放性实验，有的实验是教师科研课题的一部分；有的是让学生自主选题，查阅资料设计实验方案，最终根据实际的仪器设备情况确定实验内容，这部分实验也属于设计性实验的范畴。

为了对我国中间品进口对制造业创新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对2008年-2015年我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库同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进行研究。传统研究人员面向中间品贸易时主要对中间品进口对企业创新的干扰进行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本文对中间品进口分区实施了划分，同时研究了中间品进口的分区划分对企业创新造成的影响，并考虑不同中间品来源国的影响差异，全面分析中间品进口对制造业创新的影响。

身份认同，是指个体对身份的理解和承认，既是社会建构的结果，也是个体不断进行自我认知的过程。建构和强化党员、干部身份认同是红色基因传承的基本目标之一。但是，在个体化语境下身份认同却成了“身份危机”的同义语。首先，从社会结构层面来看，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个体化进程，使得传统社会结构和规范对个人行为的影响逐渐减少。其次，从社会思潮方面来看，随着社会快速变迁，“内在品格的塑造让位于情绪体验”[8]，使得个体很难理解作为集体主义取向的红色基因。最后，从个体意识层面来看，人们已然习惯追求所谓“真正的自我”，并错误地认为“真正的自我”是一个不受束缚的自我。早在19世纪心理学便提出“解中心的自我”概念。所谓“解中心的自我，简言之，就是要规避任何特定情形对自我的束缚……而要做到这一切，一个人首先必须是遗忘者，避免把自己禁锢在单一的固定化了的身份束缚中”[9]。

二是功能维度。从政治记忆的认同性和合法性维度看，红色基因传承的功能有三：其一，建构和强化身份认同。中国共产党通过红色基因塑造出一种特定群体的独特性和一致性，成为该群体区别于其他群体的主要标识。其二，激活红色基因，使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充满激情、满怀信心、满怀斗志，始终昂扬向上，为党肌体不断注入活力。其三，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提供合法性。共同的价值信仰是政权合法性的构成基础。

三是权力维度。“记忆是斗争的重要因素之一……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的脉络……因此，占有记忆，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攸关的。”[6]通过传承红色基因，坚定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反复说明党的先进性和合法性，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

四是媒介维度。文化记忆无法自我生成，它必须依靠媒介实现生产和再生产。正如阿斯特莉特·埃尔所说，“若无媒介在个体和集体这两个层面所扮演的角色，文化记忆根本无可想象”[7]。红色基因需要借助文字、图像、语音、身体、仪式等媒介被不断地确立、传介和习得。

红色基因，是指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用以指导广大党员、干部社会行动和政治实践的先进本质、思想路线、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5]。进一步理解红色基因的内涵，可以从以下五个维度：

二、红色基因传承面临的挑战

记忆依赖“制度”。如何在制度上成为可能，是红色基因传承如何可能的核心问题。我们认为，当下较为有效且便宜的方式是以党的组织生活为载体，实现红色基因传承常态化制度化。党的组织生活制度，是党的核心制度，主要形式有党员大会、支部委员会、党小组会、民主生活会以及党课、民主评议党员、评选优秀党员和先进组织等。党的组织生活，是党的优良传统，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和载体，是党组织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和监督的重要形式。依托党支部和党小组开展严肃而丰富的组织生活，强化党员组织观念和身份认同，是红色基因传承的内在要求和重要形式。

(一)身份认同挑战：接受者对红色基因理解的不太可能性

一是时间维度。从时间维度来理解红色基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时间的跨度上，红色基因超越个体生命长度的限制；二是在时间的指向上，红色基因不仅涉及过去、现在，还指向未来，致力于回答中国共产党及其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今天何以如此，今后又将如何的问题，具有明确的未来指向性。

虽然个体化进程带来身份认同的不确定性、紧张和冲突，但是它也为社会结构和规范的重塑，新机制的创设提供了可能。这一点正在为越来越多的社会学研究所证实。例如，阎云翔对中国青年婚恋的研究也发现，个体化将亲权和家庭组织重新带回青年生活的重心[10]。这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在红色基因传承过程中，党的各级组织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但是这种作为要更多地考虑社会地位、社会交往、社会流动和自反性等因素对身份认同的影响。前期对延安革命传统现地教学的研究发现，军人群体往往会通过回顾军旅生涯和个人成长经历这种自我指向的方式来建构身份认同。

(二)信念形成挑战：接受者能够一直遵循的不太可能性

“一直遵循”，意味着个体实践能够超越特定的社会时空，超越特殊关系的约束。换句话说，红色基因能够实现从政治生活领域的“纪律”到日常生活领域“信念”的跃升。而这恰恰是红色基因传承的最终目的——让这套价值规范能够进入到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领域，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共同信念，实现日常生活的真正变革。

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是:日常生活领域的信念如何形成？郑震在尼采论述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作了回答。“日常生活的信念不是一种高度对象性的习得，不是在意识层面的理论性把握的结果，而是不断实践的产物，是在反复地做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存在的惰性，人们不再将特定的实践方式视为一种外部的强加，而是将其视为一种不言而喻的状态，个体所体会到的是一种自主的释放，在许多情况下人们甚至将某些社会历史性的实践活动视为先天的特征。”[11]信念是在不断和反复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不同于知识的获得，亦不是外力强制的立竿见影。这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日常生活的变革不能完全依靠行政力量和纪律权力以强制的方式实现短期内的革新，而是不断和反复实践的产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的：“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12]传承红色基因，是一项持续性基础性文化工程，要从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点滴入手，把红色基因传承落实到执行党的规章纪律等日常实践之中，从“纪律”束缚的刻意为之到“信念”生成的习以为常，在不断实践中逐步内化红色基因。

记忆需要“保鲜”。红色基因依凭文学、音乐、雕塑、电影等文艺形式存在，并通过文艺创作和文化产品供给实现记忆的保鲜。

依据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5]，“黄金周”旅游涉及的利益主体也很多，也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关注、协调和整合，任何一方的随意退出或实施机会主义行为都可能使他方的利益遭受损失，甚至危及旅游地发展。

朱易的老家在湖北，2002年出生于美国一个富裕、高知家庭。父亲朱松纯早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后赴美国留学获哈佛大学计算机博士学位，师从著名数学家戴维·芒福德。2006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升任正教授，是世界著名计算机视觉专家，在业界享誉盛名。小时候朱易从媒体上看到，致力于人工智能研究的父亲，曾荣获菲尔兹奖、美国国家科学奖章，更是其它多个国际顶尖科学奖项获得者。在女孩眼里，父亲是“超级学霸”“科学大神”，所以一直对他很崇拜。

目前，大多数报业机构都在“两微一端”上进行内容生产和营销宣传，但是一些机构在新媒体运营时仍然只是将传统的报纸内容直接复制到微信、微博，用户只能被动地接受新闻内容，未转换思维。因此，报业机构应培养专业的新媒体团队进行运营，在新媒体语境下，进行新闻撰写和宣传，以更易接受的方式表达新闻，增强与用户的互动体验，让用户参与其中。

(三)注意力分散挑战：接受者注意力分配其中的不太可能性

红色基因传承既是历史工程，也是时代工程。针对前述三大挑战，我们从方向引领、制度依赖、发展路径、记忆续写方式和回忆发生机制五个方面就“红色基因传承的路径选择”提出六点思考。

阿莱达为我们指出了问题：面对庞大的信息流，抓住接受者的注意力并唤起他们对过去的积极回忆，是红色基因传承面临的时代课题和技术难题，是红色基因传承得以实现必须跨越的一道坎。这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红色基因传承不仅要在媒介融合视角下进行思考和设计，还要考虑到不同媒介在文化记忆塑造和回忆实践过程中的特殊性和不可取代性，以及回忆实践的形式、方法对交往记忆的重要性。

三、红色基因传承的路径选择

在关于文化记忆危机的论述中，阿莱达·阿斯曼明确提出这样的担忧：“记忆还能在我们充满分散注意力的消遣的世界里居住多久？”[13]478她的担忧来自电子媒介快速发展造成的庞大信息流使个体注意力难以集中，以及声像媒介面前个人缺乏积极的回忆。不过阿莱达并没有因此而陷入绝望，因为她相信，“不同的记忆媒介并不是简单地相互取代。它们并存在一起，并且在文化记忆中针对不同形式的持续性和断裂”[14]243。而且媒介的作用并不是决定性的，文化记忆的塑造和交往记忆的发生还依赖回忆实践和制度安排。

(一)以坚定理想信念为永恒指引，明确红色基因传承方向和定位

记忆需要“指引”。记忆的选择性决定它需要指引。红色基因传承是党的铸魂育人工程，要以坚定理想信念为永恒指引，坚定广大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2012年1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深刻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形象地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15]

新时代，红色基因传承要切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思想为引领，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高度进行制度设计和安排，以增强广大党员、干部身份认同感和时代使命感为落脚点，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断注入活力和生机。

(二)以党的组织生活为载体，实现红色基因传承常态化制度化

知“难”而后行“易”。让我们先反向思考“红色基因传承如何可能”的问题，即红色基因传承面临的挑战。我们认为，红色基因传承在目标达成和技术实现上遭遇以下三大挑战：

新时代，以党的组织生活为载体推进红色基因传承常态化制度化的关键是加强党的基层组织这个战斗堡垒的建设，不断提高组织生活质量和效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建强基层党组织，做好基层打基础工作。扎实推进‘红色基因代代传’工程，传承和发扬好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16]

(三)依托红色文化建设和发展，开辟红色基因传承产业化路径

一定程度的意译，灵活变通是必要的，但需要仔细考察变通后的利害关系，反复权衡，倘若超出了限度，便会曲解原文之意；因此，译者应在坚持经的基础上，适度行权。遇到不能两全情况之时，则需权衡轻重，灵活应变。正如《墨子·经上》所言：“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权，是一种辩证的认识方法，这便需要处理应变事物的能力，即权变思维。

1.繁荣红色文艺创作。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红色文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造导向和“地方性知识”的创作视角，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断创作高质量受欢迎的红色文艺作品。这种创作包括对红色经典的再创作。例如，竹琴版《双枪老太婆》的创作。以地方曲艺演绎红色经典故事，既实现了对红色经典文本《红岩》的再生产，又十分“接地气”，容易抓住基层人民群众的注意力并为其接受。

2.增强红色文化产品供给能力。红色文化产业化是实现红色基因传承的重要途径。目前，红色文化产品供给不足，以及数量质量供给不平衡严重制约了红色基因传承产业化路径的形成。为此，一方面要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契机，以继承革命文化为导向推动红色文化建设和发展，增强红色文化产品的供给能力；另一方面可以依托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百县万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工程和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以及电影、电视剧、戏曲等重点文艺门类的扶持政策加强对基层红色文化服务的投入，提高服务质量。

随着共同合作的发展，我国的税收征管面临的征税主体也发生了变化，面对的征税对象也随之多样化，面对的纳税人也更加复杂化。但是由于新型战略的提出时间不长，主要涉及的是境内服务，所以我国面对国际的税收征管制度还有待完善；大多数企业之前与外国企业进行的贸易并不多，缺乏相关经验，特别是在涉外的税收方面；基层办税人员尚未涉及过相关的业务，在业务办理流程、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对相关政策的把控程度方面缺乏高效的行动。

(四)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记忆需要“续写”。记忆续写内含两个方面：一是续写什么，二是怎么续写。就前者而言，红色基因续写应围绕时代精神进行。“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17]红色基因是一个不断生成的文化意义系统，以时代精神为内核，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的红船精神到革命时期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再到建设、改革时期的“两弹一星”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新时代，有新时代的精神气象，它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不竭动力和时代目标，以不懈奋斗和改革创新为时代品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导向。新时代红色基因续写要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发生的历史性事件(如“脱贫攻坚”“改革强军”等)和涌现出的重大典型和时代楷模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续写新时代的中国记忆。

第二个方面，怎么续写。从1921年成立，中国共产党已走过96个春秋(四代多人的时间)，“代差问题”已经成为党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不得不关注的重要维度。传统“宏大叙事”的记忆续写方式很难抓住青年人的注意力，走进青年人的内心，激发青年人崇高情感的生成。正如戴斌所说：“现在各地的红色旅游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传统有余、时代感不足，规划、展示和宣传方式陈旧，年轻人少感甚至无感的现实问题。”[18]因此，记忆的续写既要以“真实性”为续写基调，又要考虑到接受者的社会属性和反身性等因素，尽可能多地注入“趣味性”“生动性”。

(五)以增强党的“四力”为目标，塑造新时代的核心记忆代码

记忆需要“编码”。实验心理学将记忆代码区分为三个层面：“语义代码”“口头代码”和“视觉代码”。其中，“语义代码”是支配性方面，它“根据总体世界观及其中被感知的逻辑关系，单独整合成一个系统”；“口头代码”是交往记忆的基础，包括所有能让口头表达有准备的信息和程序；“视觉代码”是易被翻译成意象的具体事务[19]25。例如，关于“南泥湾”的记忆，广大党员、干部以及人民群众正是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军民鱼水情”等核心记忆代码获得和铭记至今的。

塑造新时代的核心记忆代码，是红色基因传承的重要实现机制。根植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围绕“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老虎苍蝇一起打”“获得感”等广大人民群众熟悉的“口头代码”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并通过纪录片、电影、音乐等形式实现口头代码的具象化，创作容易被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记住的“视觉代码”；最后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建构“以人民发展为中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等适用范围广、解释能力强的“语义代码”，以实现红色基因更好浸入血液、更好激发活力，从而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

在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上，认知科学家就经典计算主义的基本框架达成了共识：人类认知应当被理解为基于符号表征的计算活动。这实际上是把人类的认知过程等同于数字计算机的运行，所以经典计算主义通常被看作是一种有关心智的数字计算理论(The Digital Computational Theory of Mind ，简称DCTM) 。

(六)以知识灌输和情感培育为导向，创新回忆实践形式和方法

记忆需要“回忆”。从交往记忆的视角来看，红色基因传承是回忆实践的过程。记忆研究发现，回忆实践的形式、方法对集体和集体成员的自我理解有着重要的贡献[20]。在内容设计安排上，回忆实践既要注重知识灌输，又要善于情感培育。2016年4月24日，习主席在安徽考察调研时深刻指出：“革命传统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既要注重知识灌输，又要情感培育，使红色基因渗进血液、浸入心扉，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回忆实践的形式和方法上，则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回忆需要“空间”。研究发现，利用革命旧址、红色教育基地等“记忆之场”开展回忆实践具有显著的效果。“记忆之场”，是实在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场所，具有让无形的东西有形化，使过去变得引人入胜的价值[21]。这也正是“红色旅游”“现地教学”等回忆实践形式在当下红色基因传承过程中作用明显的理论基础之一。其次，回忆需要“激发”。“记忆不只是一种知性的记忆，而且更是一种感情的记忆。”[22]新时代，红色基因传承要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最大情感激发，用青年人愿意听、也能听得懂的方式讲好红色故事，既能增进青年人对历史的认知，又易激发情感、唤起积极回忆。最后，回忆是一个完整的序列：从回忆的唤起到仪式操演和身体实践，再到记忆的刻写。“有关过去的意象和有关过去的记忆知识，是通过(或多或少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23]40回忆实践要注重通过仪式操演和身体实践培育广大党员、干部的革命理想。

生活与艺术的壁垒被打破是对当时艺术生活化与生活艺术化的一个真实写照。1917年，当杜尚把生活中的男用小便池搬到艺术馆并起名为《泉》时，它就不再是生活用品，而是艺术品。“实际上，关于艺术与生活关系的争论由来已久。生活就是指我们的生活世界。人无法不生活于世界之中，无法不参与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世界在根本上就等同于人的生活。在生活世界中，人的生活首先要表现为欲望和实现。如果非要将生活世界看成是一个包括了一切的整体，那么一切都有可能是艺术的领域。[4]”

参考文献：

[1][13][14][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2][3][4][20][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M].季斌，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5]强卫.激活红色基因 焕发生机活力——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J].求是，2014，(18).

[6][法]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M].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7]周颍.对抗遗忘：媒介记忆研究的现状、困境与未来趋势[J].浙江学刊，2017，(05).

[8]成伯清.当代情感体制的社会学探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7，(05).

[9][美]大卫·格罗斯.逝去的时间：论晚期现代文化中的记忆与遗忘[A]//陶东风，周宪.文化研究(第11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0]阎云翔.中国城市青年中的父母干预型离婚与个体化[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6，(03).

[11]郑震.论日常生活[J].社会学研究，2013，(01).

[12]习近平.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N].人民日报，2014-02-26.

[15]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党的十八大精神[A]//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16]在新的历史起点加快推进陆军转型建设 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新型陆军[N].人民日报，2016-07-28.

[17]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A]//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18]戴斌.红色旅游的大数据与小故事[N].中国旅游报，2017-05-12.

[19][23][法]康纳顿.社会如何回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1][法]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M].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2]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