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出版社上世纪90年代以“世纪的回响”为题推出一套丛书。其中“批评卷”编辑出版了周作人、朱光潜、林语堂、沈从文、梁实秋、梁宗岱、叶公超、李健吾、李长之、路翎等十位作者的批评文论。

《沈从文批评文集》，由刘洪涛编选。序文别具一格，是他与沈夫人张兆和的对话。对话中说：

……□系统看了沈从文的批评文章后，我最强烈的印象，是他的“不识时务”和倔强。他的批评文章，在文坛引起过不少风波，他敢直言不讳地批评权威，他只认真理。

4.加强环境保护工作体制机制，建设科学决策机制、齐抓共管机制、考核激励机制。提升环境保护能力，加强政务公开。

○是的，他写文章从来不考虑到利害关系，没有门派观念，他无所谓，……他从来不站在什么派一边，对什么看不惯就批评，他太固执，他有他的看法，这是湘西人的性格，没办法。

……

○他得罪了许多人。

□是这样，但他说的是真话，是行家的话，他有他自己的标准，他的艺术感受力非常强，他敢去碰鲁迅、郭沫若。

这篇作为《沈从文批评文集》的序文，以“○张兆和□刘洪涛”为对话形式，《与张兆和谈沈从文》为题，首先发表于1998年12月9日上海《文汇报》。

为了让读者知道沈从文是怎样“碰鲁迅”的，所谓“碰”，意味着什么？现将其“碰鲁迅”的言论按年代摘录如后：

要是谁要我说出我所喜欢的散文作者时，我将说一个周作人，再说一个张定璜，再说一个鲁迅，再说一个徐志摩：不过我举这些是我这时所喜欢的，是说我对他的文字爱读的，所以我还可以加上一个章孤桐先生。……

鲁迅先生似乎就不同了。把他四十年所看到的社会的许多印象联合在一起，觉得人类———现在的中国，社会上所有的，只是顽固与欺诈与丑恶，心里虽并不根本憎恶人生，但所见到的，足以增加他对世切齿的愤怒却太多了，所以近来杂感文字写下去，对那类觉得是伪虚的地方抨击，不惜以全力去应付。文字的论断周密，老辣，置人于无所脱身的地步，近于泼刺的骂人，从文字的有力处外，我们还可以感觉着他的天真。（沈从文：《北京之文艺刊物及作者》，初载1926年2月、3月、6月《文社月刊》第一卷 5、6、7期，现收《沈从文全集》十七卷26-27页）

你翻书，若是想要翻那一类，可以告我。中国目下年青作家，说故事好文字好的，似乎还有几个人，若是想选出说精致话做漂亮文章的可就难了。依我看，是郭沫若郁大夫都不行的，鲁迅则近来不写，冰心则永远写不出家庭亲子爱以外。（沈从文：《复王际真》1930年1月12日，现收《沈从文全集》十八卷39页）

八股式的反复，这样文体是作者的小疵，从这不庄重的文体，带来的趣味，使作者所给读者的影像是对于作品上的人物感到刻画缺少严肃的气氛。且暗示到对于作品上人物的嘲弄；这暗示，若不能从所描写的人格显出，却依赖到作者的文体，这成就是失败的成就。同样风格在鲁迅的《阿Q正传》与《孔乙己》上也有过同样的情形，诙谐的难于自制，如《孔乙己》中之“多乎哉，不多也”，其成因或为由于文言文以及文言文—时代所留给我们可嘲笑的机会太多，无意识的在这方面无从节制了。……

哮喘急性发作时呼气流速指标急速下降，且哮喘患者多存在肺功能异常[15]。本研究结果显示，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的通气功能障碍主要以限制性为主，通过治疗后其大通道通气指标(FVC、FEV1、PEF)均可恢复，且趋于正常，但对照组小通道通气指标(FEF25、FEF50、FEF75)改善不明显，观察组联合应该顺尔宁治疗后可有效改善肺功能，特别是对小气道通气指标的改善较为明显。同时，观察组临床疗效，咳嗽消失时间、喘息缓解时间、IgE减轻时间等临床症状改善均优于对照组，且两组均无明显不良反应。

在这地方，冯文炳君过去的一些作品，以及作品中所写及的一切，算起来，一定将比鲁迅先生所有一部分作品，更要成为不应当忘去而已经忘去的中国典型生活的作品，这种事实实在在是当然的。（沈从文：《论冯文炳》，现收《沈从文全集》十六卷 148、151页）

在以往的技工学校教学过程中，教师都是进行单向的传授过程，忽视了教师要与学生互动、沟通的教学过程。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教师可以在课堂中创设教学情境、开设教学活动等新颖有趣的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对于知识的理解和应用。

在《新青年》上发表他的《狂人日记》的鲁迅先生，用正确的理知，写疯狂的心理，或如在《晨报副刊》发表的《阿Q正传》，以冷静的笔，作毫无慈悲的嘲讽，其引人注意处，在当时不会超越汪静之君的诗歌。鲁迅先生的创作，在同时还没有比冰心女士创作给人以更大兴味，就因为冰心是为读者而创作，鲁迅却忽略了读者。（原载1930年11月《文艺月刊》1卷4号《论汪静之〈惠的风〉》，现收《沈从文全集》十六卷87页）

虽然脂肪酸较为稳定，但脂肪酸中的羧基或脂肪酸盐可在隔绝空气的情况下加热失去二氧化碳发生脱羧反应[16,17]，其中饱和的脂肪酸生成烷烃，不饱和脂肪酸则裂解为烯烃，反应是如下：

以被都市物质文明毁灭的中国中部城镇乡村人物作模范，用略带嘲弄的悲悯的画笔，涂上鲜明正确的颜色，调子美丽悦目，而显出的人物姿态又不免有时使人发笑，是鲁迅先生的作品独造处。分得了这一部分长处，是王鲁彦，许钦文，同黎锦明。王鲁彦把诙谐嘲弄拿去，许钦文则在其作品中，显现了无数鲁迅所描写过的人物行动言语的轮廓，黎锦明，在他的粗中不失其为细致的笔下，又把鲁迅的讽刺与鲁彦平分了。另外一点，就是因年龄体质这些理由，使鲁迅笔下忧郁的气氛，在鲁彦作品虽略略见到，却没有文章风格异趣的罗黑芷那么同鲁迅相似。另外，于江南风物，农村静穆和平，作抒情的幻想，写了如《故乡》、《社戏》诸篇表现的亲切，许钦文等没有做到，施蛰存君，却也用与鲁迅风格各异的文章，补充了鲁迅的说明。（初载1931年11月沈从文：《论施蛰存与罗黑芷》，《现代学生》一卷二期，现收《沈从文全集》十六卷171-172页）

在“人生文学”上，那试验有了小小阻碍，写作方向保持那种态度，似乎不能有多少意义。一面是创作的体裁与语言的方法，从日本小说得到了一种暗示，鲁迅的创作，却以稍稍不同的样子产生了。写《狂人日记》，分析病狂者的心理状态，以微带忧愁的中年人感情，刻画为历史一名词所毒害的、一切病的想象，在作品中，注入嘲讽气息，因为所写的故事超拔一切同时创作形式，文字又较之其他作品为完美，这作品，便成为当时动人的作品了。这作品意外的成功，使作者有兴味继续写下了《不周山》等篇，后来汇集为《呐喊》，单行印成一集。但从这一个创作集上，获得了无数读者的友谊。其中在《晨报副刊》登载的一个短篇，以一个诙谐的趣味写成的《阿Q正传》，还引起了长久不绝的论争，在表现的成就上，得到空前的注意。当时还要“人生的文学”，所以鲁迅那种作品，便以“人生文学”的悲悯同情意义，得到盛誉。因在解放的挣扎中，年青人苦闷纠纷成一团，情欲与生活的意识，为最初的睁眼而眩昏苦恼，鲁迅的作品，混和的有一点颓废，一点冷嘲，一点幻想的美，同时又能应用较完全的文字，处置所有作品到一个较好的篇章里去，因此鲁迅的《呐喊》，成为读者所欢喜的一本书了。时代促成这作者的高名，王统照、冰心、庐隐、叶绍钧，莫不从那情形中为人注意，又逐渐为世所遗忘，鲁迅作品的估价，是也只适宜于从当时一般作品中比较的。

还有一个情形，就是在当时“人生文学”能拘束作者的方向，却无从概括读者的兴味。作者许可有一个高尚尊严的企图，而读者却需要一个诙谐美丽的故事。一些作者都只注意自己“作品”，乃忘却了“读者”。鲁迅一来，写了《故乡》、《社戏》，给年青人展览一幅乡村的风景画在眼前，使各人皆从自己回想中去印证。又从《阿Q正传》上，显出一个大家熟习的中国人的姿式，用一种不庄重的谐趣，用一种稍稍离开艺术范围不节制的刻画，写成了这个作品。作者在这个工作上，恰恰给了一些读者所能接受的东西，一种精神的粮食，按照年青人胃口所喜悦而着手烹炒，鲁迅因此意外的成功了。其实鲁迅作品的成就，使作品与读者成立一种友谊，是“趣味”却不是“感动”。一个读过鲁迅的作品的人，所得的印象，原是不会超出“趣味”以上的。但当时能够用他的作品给读者以兴味的并无多人。能“说”发笑的故事，农村的故事，像鲁迅那样人或者很多，能“写”的却只有他一个。《阿Q正传》在艺术上是一个坏作品，正如中国许多坏作品一样，给人的趣味也还是低级的谐谑，而缺少其他意味的。作者注意到那以小丑风度学小丑故事的笔法，不甚与创作相宜，在这作品上虽得到无量的称赞，第二个集子《彷徨》，却没有那种写作的方法了。在《呐喊》上的《故乡》与《彷徨》上的《示众》一类作品，说明作者创作所达到的纯粹，是带着一点儿忧郁，用作风景画那种态度。长处在以准确鲜明的色，画出都市与农村的动静。作者的年龄，使之成为沉静，作者的生活各种因缘，却又使之焦躁不宁，作品中憎与爱相互混和，所非常厌恶的世事，乃同时显出非常爱着的固执，因此作品中感伤的气分，并不比郁达夫为少。不过所不同的，郁达夫是一个以个人的失望而呼喊，鲁迅的悲哀，是看清楚了一切，在病的衰弱里，辱骂一切，嘲笑一切，却同时仍然为一切所困窘，陷到无从自拔的沉闷里去了的。（原载1931年4月15日《文艺月刊》2卷4-6号，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现收《沈从文全集》十六卷199-201页）

黎锦明承鲁迅方法，出之以粗糙的描写，尖刻的讥讽，夸张的刻画，文字的不驳杂中，却有一种豪放气派，这气派的独占，在他名为《雹》的一集中间，实很有些作品较之同时其他作家的作品更为可爱的。鲁彦的《柚子》，抑郁的气分，遮没了每个作品，文字却有一种美，且组织方面和造句方面，承受了北方文学运动者所提出的方向，干净而亲切，同时讥讽的悲悯的态度，又有与鲁迅相似处，当时文学风气是《阿Q正传》支配到一部分人趣味的时节，故鲁彦风格也从那一段发展下去了。（原载1931年4月15日《文艺月刊》2卷4-6号，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现收《沈从文全集》十六卷215-216页）

2.5 治疗 TMT的最佳治疗方法仍然是一个难题，手术切除仍被视为首要手段，但具体手术方式无明确指南，目前参照卵巢上皮性肿瘤，以全面的手术分期或满意的肿瘤细胞减灭术为主。同时也应根据患者年龄考虑，对于年轻女性保留生育是很重要的方面，尽管实际上对年轻女性的TMT最佳治疗策略没有达成共识，但局部切除可能是最合理的选项[16]。

这一时，让那时代略略向前，鲁迅、郁达夫、丁玲、庐隐，这个那个名字将只留下到新文学史，第某一页上去，而这些年青人名字，将成为一时代兴味所注及的东西，那是毫无可疑的。（原载1931年5月21日，沈从文：《连萃创作一集序》，《中央日报·文艺周刊》，又1931年10月10日《新时代月刊》1卷3期，后者改为《秋之沦落序》，现收《沈从文全集》十六卷314-315页）

茅盾、叶绍钧、鲁迅，以及若干正在从事于文学创作杂志编纂人（除吃官饭的作家在外），他们即或在上海生长，且毫无一个机会能够有一天日子同上海离开，他们也仍然不会被人误认为海派的。（初载1934年1月10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沈从文：《论“海派”》，现收《沈从文全集》第十七卷56页）

关于与鲁迅先生争辩事，弟以为兄可以不必再作文道及，因一再答辩，固无济于事实得失也。兄意《文选》《庄子》宜读，人云二书特不宜读，是既持论相左耳，则任之相左，何必使主张在无味争辩中获胜。（沈从文：《致施蛰存四通》1933年12月15日《沈从文全集》十七卷417页）

鲁迅北京方面的作品，似乎因为问题比较复杂了一点，爱憎取舍之间不尽合理。（原载1935年11月29日《大公报·文艺》，沈从文：《读〈新文学大系〉》，现收《沈从文全集》十六卷327页）

余与鲁迅先生，仅在上海时晤得一面，当时系赴一宴会，余与其同桌，然彼此之间，并无一语相通。先生为文，冷诮深刻，为当代文人所不能及者，盖其幼时艰苦，又留心世故，故经验颇为宏富，嗣后所作之文，皆由当时经验得来，刻划如骨，《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作品，讽刺人生，冷袭社会亦为当时经验中，对人世黑暗之愤恨而成，即后日发表之作品，大半如是。盖其个性异常强硬，心机又灵，遇事不满，则始终不能忘记，即现时所发表之小品文字及杂感，亦由他人对于彼之文章之批评，而实行报复主义之反攻，最近先生自觉创作艰难，而从事翻译工作，不料竟永诀矣。至其参加此次之作家联合宣言，乃是海上左翼之内讧，因以此而重行复园也。（记者《教育界及文艺作家，昨一致痛悼鲁迅、沈从文》1936年10月20日《世界日报》第七版）

由表4可知：8个样品中镉、铅、铬和锑元素均有检出，镉、铅、铬和锑元素最大检出量分别为578.5、4.549、31.69和60.93 mg/kg。其中2个批次PVC包装制品中镉、铅、铬和汞总含量超过GB/T 16716.1—2008 4.1.3的限量要求(100 mg/kg)。

另有种年青男子，年纪较轻，野心甚大，求便于欲望实现，于是各以担负新道德自命。力所不及，继以作伪。貌作刚强，中心虚怯，貌若热忱，实无所谓。在朝则如张天翼所写华威先生，在野则如鲁迅先生所写阿Q。（1939年5月15日《〈中央日报〉平明》，沈从文：《真俗人和假道学》，现收《沈从文全集》第十七卷236页）

几个先驱者工作中，具有实证性及奠基性的成就，鲁迅先生的贡献实明确而永久。分别说来，有三方面特别值得记忆和敬视：

作者在本文上曾事先声明，“发生笔战，无从奉陪”。所以沈默下来，看看作家（我指的是真正在拿笔写作的作家，一些自称为作家并不写作的人不放在内），要他自己有点成就，要“作品”在社会上留个印象，是走鲁迅那么一条比一切深刻的路好，还是走张三李四赵五钱六多一个或少一个都无关爱的路好；是好好的多用点心思，写出些有风格有个性有见解的作品好，还是不思不想写点不三不四应景凑趣小文，只能跟随着风气来嚷嚷骂骂好？（1937年8月1日《文学杂志》1卷4期，沈从文：《再谈差不多》，现收《沈从文全集》十七卷149页）

实在很容易伤他们的心。在某种情形下，譬如说，同在写文章的情形下吧，对人淡漠将引起多少不必有的怨恨和误会，就个人十年来的经验，说起来真是不胜举例。感慨系之，只看看和淡漠相反的“关心”，对人对事“同情”或“敌对”产生什么现象，就可明白过半了。

如鲁迅，可说是个对人充满同情也充满敌对心的人，不特得过他的好处益处或可以利用利用他的作家，书店经理，对于他的死亡，感到极大的损失。便是玩政治的，帮闲跑龙头套的漠不相干的，甚至于被骂过的，如《二丑艺术》所提到的几种人，不是也俨然对于他的死亡，说是感到极大的损失吗？他逝世二周年时，四川某处地方，曾举行一个纪念会，开会行礼如仪后，有个商会执行委员，洋货店老板，上台去作了一点钟的演讲。语气激昂中肯，博得台下许多次鼓掌。凡熟习纪念会的，自然都明白话应当怎么说，方能有效果。属于丧吊总不外“这人是我先觉，是为我们民族而死，我们一定要照他所作的作去，完成未竟之功。”措词尽管十分笼统，还是无妨。因为这商会委员话说得极有道理，下台后于是就有几个年青朋友去向他请教，问他“如何学习鲁迅。鲁迅写了些什么书，哪一本书写得最好，最值得取法？”那大老板这一来可给愣住了。完全出他意料以外。他结结巴巴的说：“这个这个慢慢的讨论吧。这位鲁先生我实在不认识，他会写小说？我以为他是个革命家。”真料想不到的是鲁迅生前常常骂过这种人，这种人却来演讲，当他姓鲁，一口气说了一点钟！博得旁人许多次数鼓掌。他自己也异常开心。这个笑话说起来并不可笑，实在使人痛苦。因为这种事不仅四川发生过，上海或香港另外一个地方，也可能发生。不仅鲁迅纪念会有这种情形，别的什么会也必然常常有相似情形。（沈从文：《谈人》1940年1月1日香港《大公报·文艺》763期，现收《沈从文全集》十四卷130-131页）

周作人作品和鲁迅作品，从所表现思想观念的方式说似乎不宜相提并论：一个近于静静的独白；一个近于恨恨的咒诅。一个充满人情温暖的爱，理性明莹虚廓，如秋天，如秋水，于事不隔；一个充满对于人事的厌憎，情感有所蔽塞，多愤激，易恼怒，语言转见出异常天真。然而有一点却相同，即作品的出发点，同是一个中年人对于人生的观照，表现感慨。这一点和徐志摩实截然不同。从作品上看徐志摩，人可年青多了。

周作人的小品文，鲁迅的杂感文，在二十年来中国新文学活动中，正说明两种倾向：前者代表田园诗人的抒情，后者代表艰苦斗士的作战。同样是看明白了“人生”，同源而异流：一取退隐态度，只在消极态度上追究人生，大有自得其乐意味；一取迎战态度，冷嘲热讽，短兵相接，在积极态度上正视人生，也俨然自得其乐。对社会取退隐态度，所以在民十六以后，周作人的作品，便走上草木虫鱼路上去，晚明小品文提倡上去。对社会取迎战态度，所以鲁迅的作品，便充满与人与社会敌对现象，大部分是骂世文章。然而从鲁迅取名《野草》的小品文集看看，便可证明这个作者另一面的长处，即纯抒情作风的长处，也正浸透了一种素朴的田园风味。如写“秋夜”：

……

这种情调与他当时译《桃色的云》、《小约翰》大有关系。与他的恋爱或亦不无关系。这种抒情倾向，并不仅仅在小品文中可以发现，即他的小说大部分也都有这个倾向。如《社戏》、《故乡》、《示众》、《鸭的喜剧》、《兔和猫》，无不见出与周作人相差不远的情调，文字从朴素见亲切处尤其相近。然而对社会现象表示意见时，迎战态度的文章，却大不相同了。如纪念因三一八惨案请愿学生刘和珍被杀即可作例：

……

感慨沉痛，在新文学作品中实自成一格。另外一种长处是冷嘲，骂世，如《二丑艺术》可作例。（沈从文：《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1940年9月16日《国文月刊》1卷2期现收《沈从文全集》十六卷 259、266-267、269、270页）

从作品风格上观察比较，徐志摩与鲁迅作品，表现的实在完全不同。虽同样情感黏附于人生现象上，都十分深切，其一给读者的印象，正如作者被人间万汇百物的动静感到眩目惊心，无物不美，无事不神，文字上因此反照出光彩陆离，如绮如锦，具有浓郁的色香，与不可抗的热（《巴黎的鳞爪》可以作例）。其一却好像凡事早已看透看准，文字因之清而冷，具剑戟气。不特对社会丑恶表示抗议时寒光闪闪，有投枪意味，中必透心。即属于抽抒个人情绪，徘徊个人生活上，亦如寒花秋叶，颜色萧疏（《野草》、《朝花夕拾》可以作例）。然而不同之中倒有一点相同，即情感黏附于人生现象上（对人间万事的现象），总像有“莫可奈何”之感，“求孤独”俨若即可得到对现象执缚的解放。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析》、《天宁寺闻钟》、《北戴河海滨的幻想》、《瞑想》、《想飞》、《自剖》各文中，无不表现他这种“求孤独”的意愿。正如对“现世”有所退避，极力挣扎，虽然现世在他眼中依然如此美丽与神奇。这或者与他的实际生活有关，与他的恋爱及离婚又结婚有关。鲁迅在他的《朝花夕拾·小引》一文中，更表示对于静寂的需要与向往。必需“单独”，方有“自己”。热情的另一面本来就是如此向“过去”凝眸，与他在小说中表示的意识，二而一。正见出对现世退避的另一形式。

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吧，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中国的做文章有轨范，世事也仍然是螺旋。前几天我离开中山大学的时候，便想起四个月以前的离开厦门大学；听到飞机在头上鸣叫，竟记得了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日旋绕的飞机。我那时还做了一篇短文，叫做《一觉》。现在是，连这“一觉”也没有了。

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夕阳从西窗射入，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书桌上的一盆“水横枝”，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就是一段树，只要浸在水中，枝叶便青葱得可爱。看看绿叶，编编旧稿，总算也在做一点事。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很可以驱除炎热的。

前天，已将《野草》编定了；这回便轮到陆续载在《莽原》上的《旧事重提》，我还替他改了一个名称：《朝花夕拾》。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或者，他日仰看流云时，会在我的眼前一闪烁吧。

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在《呐喊·自序》上起始就说：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治疗组40例患者5例出现慢血流/无血流，发生率为12.5%；对照组39例患者，13例出现慢血流/无血流，发生率为33.3%；两组患者慢血流/无血流发生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这种对“当前”起游离感或厌倦感，正形成两个作家作品特点之一部分。也正如许多作家，对“当前”缺少这种感觉，即形成另外一种特点。在新散文作家中，可举出冰心、朱佩弦、废名三个作品，当作代表。（沈从文：《由冰心到废名》1940年10月16日《国文月刊》3期，现收《沈从文全集》十六卷272-274页）

有些人生活不得意，用“文化人”名义寄食于他所看不起的人篱下，牢骚满腹，既无勇气向腐败者攻击，又无知识向社会或历史算一算账，无事可作，到末了自然只好在小刊物上，向同行人名气较大为人注意较多的，发发牢骚。或学鲁迅先生手法，也在冷空处来那么一箭。一面算是站在“爱真理”一面，一面且自以为也“伟大”起来。写作的情绪既如此，文章不高明，态度又欠佳，事情都极其自然，并不足奇。（沈从文：《给一个广东朋友》现收《沈从文全集》十七卷315页）

新文学作品既成为商品之一种，用同一意义分布，投资者当然先企图在营业上站得住，凡事从“生意经”着眼，五四谈男女解放，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所以过不多久，南方就有张资平多角恋爱小说出现，北方就有章衣萍《情书一束》出现。（后来甚至于年过半百的鲁迅先生，也在书店怂恿下，印行了他的内容并不香艳名称却极动人的《两地书》。）这些作品当时都得到广大的销路。风气所归，变本加厉，于是有张竞生提倡的性生活，用女店员卖书和节育药品，造成一时社会赚钱法门。有关于妇女职业的开放，如同上海百货公司用女职员卖化妆品，起始即还是随同这个“性”的兴趣而来的！（沈从文：《文学运动的重造》初载1942年10月25日《文艺先锋》第一卷二期现收《沈从文全集》十七卷290页）

把初期左翼文学讽嘲得最深刻，不是这方面的论文，却是鲁迅在《奔流》上骂太阳社作家几篇文章。（钱杏邨为答复这种讽刺，在十七年五月《太阳》杂志，把鲁迅作品骂得一文不值。到十九年再作一文，却因为合作，把鲁迅称为最革命的作家了。这也正说明文学与政治混为一体时，不问是非真伪的包庇性，可能到如何程度。）（沈从文：《“文艺政策”检讨》初载1943年1月20日《文艺先锋》2卷1期现收《沈从文全集》第十七卷281页）

黎锦明：新文学运动中小说部门鲁迅先生用乡村风土为背景写成他的《呐喊》《彷徨》后，当时湖南青年作家作品从之取法，具有一新的风格，得到鲁迅称赞的，为黎锦明先生作品。（沈从文：《对新文学有贡献的湖南人》1946年7月10日《湖南日报》现收《沈从文全集》第十七卷157页）

最好的回答倒是鲁迅先生的死，被许多人称为“中国最伟大人物”。伟大何在？都说在他性格、思想、文章比一切作家都深刻。“比一切作家都深刻”，这是从万千纪念文章中抽出的结论！倘若话是可靠的，那鲁迅先生却是个从各方面表现度越流俗最切实的一位。倘若话是不可靠的，那一切纪念文章都说错了，把鲁迅先生的伟大估错了。……

一、于古文学的爬梳整理工作，不作章句之儒，能把握大处。

二、于否定现实社会工作，一支笔锋利如刀，用在杂文方面，能直中民族中虚伪、自大、空疏、堕落、依赖、因循种种弱点的要害。强烈憎恶中复一贯有深刻悲悯浸润流注。

三、于乡土文学的发轫，作为领路者，使新作家群的笔，从教条观念拘束中脱出，贴近土地，挹取滋养，新文学的发展，进入一新的领域，而描写土地人民成为近二十年文学主流。

2005年，发改委等十部委出台《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首次提出国家与地方政府可以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2008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改委等部门《关于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范设立与运作的指导意见》，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规范设立与运作提供了政策依据。在此背景下，2008年，武汉市科学技术局和武汉市财政局(以下简称市科技局和市财政局)联合印发了《武汉市科技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设立引导基金，引导社会资本对科技型企业开展股权投资。引导基金首期出资2 000万元，逐年增加财政资金投入，截至2018年9月底，引导基金总规模达12.53亿元。

至于对工作的诚恳，对人的诚恳，一切素朴无华性格，尤足为后来者示范取法。

每年一度对于死者的纪念，纪念意思若有从前人学习，并推广对于前人工作价值的理解，促进更多方面的发展意义，个人以为这一天的纪念，应当使其他三百天大家来好好使用手中的笔，方为合理。……

“诚恳”倘若是可学的，也是任何一种民族在忧患中挣扎时基本品质。我们由此出发，对于工作，对于人，设能好好保持到它，即或走各自能走的路：作研究好，写杂文好，把一支笔贴近土地来写旧的毁灭和新的生长，以及新旧交替一切问题好。若这一点学不到，纪念即再热烈，和纪念本意将越来越远，即用笔，所能作的贡献，恐怕也将不会怎么多！再若教人学鲁迅的，年过四十，鲁迅在四十岁前后工作上的三种成就，尚无一种能学到。至于鲁迅先生那点天真诚恳处，却用一种社交上的世故适应来代替，这就未免太可怕了。因为年青人若葫芦依样，死者不知，倒也无所谓，正如中山先生之伟大，并不曾为后来者不能光大主义而减色。若死者有知，则每次纪念，将必增加痛苦。

现代文学史许多举例示范作品，当时似乎即半由编者催逼而成。鲁迅之阿Q，由孙伏园先生催生。（沈从文：《致周定一先生》初载1947年9月28日《平民日报?星期文艺》23期，现收《沈从文全集》十七卷471页）

4) 墨西哥要想弥补与中国竹产业发展水平的差距，将取决于联邦政府对科学与技术的投资意愿。这既不是生态问题，也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在批评上，把鲁迅称为“战士”，这样名称虽仿佛来源出自一二“自家人”，从年青人同情方面得到了附和，而又从敌对方面得到了近于揶揄的承认；然而这个人，有些地方是不愧把这称呼双手接受的。对统治者的不妥协态度，对绅士的泼辣态度，以及对社会的冷而无情的讥嘲态度，处处莫不显示这个人的大胆无畏精神。虽然这大无畏精神，若能详细加以解剖，那发动正似乎也仍然只是中国人的“任性”；而属于“名士”一流的任性，病的颓废的任性，可尊敬处并不比可嘲弄处为多。并且从另一方面去检察，也足证明那软弱不结实；因为那战斗是辱骂，是毫无危险的袭击，是很方便的法术。这里在战斗一个名词上，我们是只看得鲁迅比其他作家诚实率真一点的。另外是看得他的聪明，善于用笔作战，把自己位置在有阴影处。

不过他的战斗还告了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他那不大从小利害打算的可爱处。从老辣文章上，我们又可以寻得到这个人的天真心情。懂世故而不学世故，不否认自己世故，却事事同世故异途，是这个人比其他作家名流不同的地方。这脾气的形成，有两面，一是年龄，一是生长的地方；我以为第一个理由较可解释得正确。

世界上，蠢东西仿佛总是多数的多数，在好名分里，在多数解释的一个态度下，在叫卖情形中，我们是从掮着圣雅各名义活得很舒泰的基督徒那一方面，可以憬然觉悟作着那种异途同归的事业的人是应用了怎样狡猾诡诈的方法而又如何得到了“多数”的。鲁迅并不得到多数，也不大注意去怎样获得，这一点是他可爱的地方，是中国型的作人的美处。这典型的姿态，到鲁迅，或者是最后的一位了。因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长成的年青人，如郭沫若如……（本文编辑者：这个省略，到底是谁？沈从文自己，还是全集编者？看来，是不应该有省略的）在生存态度下，是种下了深的顽固的，争斗的力之种子，贪得，进取，不量力的争夺，空的虚声的呐喊，不知遮掩的战斗，造谣，说谎，种种在昔时为“无赖”而在今日为“长德”的各样行为，使“世故”与年青人无缘，鲁迅先生的战略，或者是不会再见于中国了！（沈从文：《鲁迅的战斗》“本篇原刊物不详”。现收《沈从文全集》十六卷165-170页）

可是，在过去，在这个人任性行为的过去，本人所得的意义是些什么呢？是成功的欢喜，还是败北的消沉呢？

用脚踹下了他的敌人到泥里去以后，这有了点年纪的人，是不是真如故事所说“掀髯喝喝大笑”？从各方面看，是这个因寂寞而说话的人，正如因寂寞而唱歌一样，到台上去，把一阕一阕所要唱的歌唱过，听到拍手，同时也听到一点反对声音，但歌声一息，年青人皆离了座位，这个人，新的寂寞或原有的寂寞，仍然粘上心来了。为寂寞，或者在方便中说，为不平，为脾气的固有，要战斗，不惜牺牲一切，作恶詈指摘工作，从一些小罅小隙方便处，施小而有效的针螫，这人是可以说奏了凯而回营的。原有的趣味不投的一切敌人，是好像完全在自己一枝笔下扫尽了，许多年青人皆成为俘虏感觉到战士的可钦佩了。这战士，在疲倦苏息中，用一双战胜敌人的眼与出奇制胜的心，睨视天的一方作一种忖度，忽然感到另外一个威严向他压迫，一团黑色的东西，一种不可抗的势力，向他挑衅；这敌人，就是衰老同死亡，像一只荒漠中以麋鹿作食料的巨鹰，盘旋到这略有了点年纪的人心头上，鲁迅吓怕了，软弱了。

女人死的时候并没有像其他的死者露出愤怒或是求饶的表情，反而露出了一个无比平静的微笑，充满了对生的眷恋和对死亡的坦然。

同死亡衰老作直接斗争的，在过去是道教的神仙，在近世是自然科学家。因为把基础立在一个与诗歌同样美幻的唯心的抽象上面努力，做神仙的是完全失败了。科学的发明，虽据说有了可惊的成绩，但用科学来代替那不意的神迹，反自然的实现，为时仍似乎尚早。在中国，则知识阶级的一型中，所谓知识阶级不缺少绅士教养的中年人，对过去的神仙的梦既不能作，新的信赖复极缺少，在生存的肯定上起了惑疑，而又缺少堕入放荡行为的方便，终于彷徨无措，仍然如年纪方在二十数目上的年青人的烦恼，任性使气，睚眦之怨必报，多疑而无力向前，鲁迅是我们所知道见到的一个。

实物需求上，宏观周期下行，经济增速下降，消费者收入减少，影响汽油和日常消费品开支，而工业放缓影响柴油和化工品需求，下游需求减少拖累原油的实物需求下降。

终于彷徨了自己的脚步，在数年来作着那个林语堂教授所说的装死时代的鲁迅先生，在那沉默里（说是“装死”原是侮辱了这个人的一句最不得体的话），我们是可以希望到有一天见到他那新的肯定后，跃马上场的百倍精神情形的。可是这事是鲁迅先生能够做到的，还是高兴去做的没有？虽然在左翼作家联盟添上了一个名字。这里是缺少智慧作像林教授那种答案的言语的。

在这个人过去的战斗意义上，有些人，是为了他那手段感到尊敬，为那方向却不少小小失望的。但他在这上面有了一种解释，作过一种辩护过。那辩护好像他说过所说的事全是非说不可。“是意气，把‘意气’这样东西除去，把‘趣味’这样东西除去，把因偏见而孕育的憎恶除去，鲁迅就不能写一篇文章了”。上面的话是我曾听到过一个有思想而对于鲁迅先生认识的年青人某君说过。那年青人说的话，是承认批评这字样，就完全建筑在意气与趣味两种理由上而成立的东西。但因为趣味同意气，即兴的与任性的两样原因，他以为鲁迅杂感与创作对世界所下的那批评，自己过后或许也有感到无聊的一时了。我对于这个估计十分同意。他那两年来的沉默，据说是有所感慨而沉默的。前后全是感慨！不作另外杂感文章，原来是时代使他哑了口。他对一些不可知的年青人，付给一切光明的希望，但对现在所谓左翼作者，他是在放下笔以后用口还仍然在作一种不饶人的极其缺少尊敬的批评的，这些事就说明了那意气粘膏一般还贴在心上。个人主义的一点强项处，是这人使我们有机会触着他那最人性的一面，而感觉到那孩子气的爱娇的地方的。在这里，我们似乎不适宜于用一个批评家口吻，说“那样好这样坏”拣选精肥的言语了，在研究这人的作品一事上，我们不得不把效率同价值暂时抛开的。

现在的鲁迅，在翻译与介绍上，给我们年青人尽的力，是他那排除意气而与时代的虚伪作战所取的一个最新的而最漂亮的手段。这里自然有比过去更大的贡献的意义存在。不过为了那在任何时皆可从那中年人言行上找到的“任性”的气分，那气分，将使他仍然会在某样方便中，否认他自己的工作，用俨然不足与共存亡的最中国型的态度，不惜自污那样说是“自己仍然只是趣味的原故做这些事”，用作对付那类掮着文学招牌到处招摇兜揽的人物，这是一定事实吧。这态度，我曾说过这是“最中国型”的态度的。

选择同期在我院儿保门诊常规体检的健康儿童的母亲(主要养育者)(n=57)纳入对照组，年龄20～45岁，且儿童年龄≤6岁。所有儿童经体格检查、神经心理发育测评确认无明显的躯体疾病及生长发育延迟。排除标准：①母亲患严重躯体或精神疾病；②母亲不能理解或不能自主填写问卷。

鲁迅先生不要正义与名分，是为什么原因？

现在所谓好的名分，似乎全为那些伶精方便汉子攫到手中了，许多人是完全依赖这名分而活下的，鲁迅先生放弃这正义了。作家们在自己刊物上自己作伪的事情，那样聪明的求名，敏捷的自炫，真是令人非常的佩服，鲁迅明白这个所 以他对于那纸上恭敬，也看到背面的阴谋。“战士”的绰号，在那中年人的耳朵里，所振动的恐怕不过只是那不端方的嘲谑。这些他那杂感里，那对于名分的逃遁，很容易给人发笑的神气，是一再可以发现到的。那不好意思在某种名分下生活的情形，恰恰与另一种人太好意思自觉神圣的，据说是最前进的文学思想掮客的大作家们作一巧妙的对照。在这对照上，我们看得出鲁迅的“诚实”，而另外一种的适宜生存于新的时代。

鲁迅是战斗过来的，在那五年来的过去。眼前仿佛沉默了，也并不完全消沉。在将来，某一个日子，某一时，我们当相信还能见到这个战士，重新的披坚持锐（在行为上他总仍然不能不把自己发风动气的样子给人取笑），向一切挑衅，挥斧扬戈吧。这样事，是什么时候呢？是谁也不明白的。这里所需要的自然是他对于人生的新的决定一件事了。

最近立法的是世界卫生组织和欧盟。2008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执委会第123届会议形成了《世界卫生组织人体细胞、组织和器官移植指导原则(草案)》，我国卫生部于2008年7月10日向全国印发了该指导原则。欧盟委员会于2008年12月公布了有关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的法案以及相关行动计划，要求各成员国密切合作，建立器官捐献和移植共同标准，提高移植系统效率，成员国应设立专门机构，建立捐献人体器官的跟踪制度及事故和严重不良反应的报告制度，保证捐献器官信息收集标准化，制定具体计划确保器官捐献和移植的规范化。欧洲议会2010年5月19日表决通过了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法案。

其实这痛苦鲁迅先生在死后虽可免去，在生前则已料及。病时所发表一个拟遗嘱上，曾说得极明白。要家中人莫为彼举行任何仪式，莫收受人馈赠，要儿子莫作空头文学家。言虽若嘲谑，而实沉痛。因生前虽极力帮忙年青作家，也吃了不少空头作家闷气，十分失望。目下大家言学鲁迅，这个遗嘱其实也值得提出来，作为一种警惕。（沈从文：《学鲁迅》原载1947年11月1日《知识与生活》第14期。现收《沈从文全集》十六卷286-288页）

从这个集子所涉及的问题，社会、人事以及其他方面看来，应当得到比《呐喊》成就高的评语。事实也是如此。这个小书必永生。可是在宣传中过日子的读者可不要这个的。（沈从文：《题〈八骏图〉自的存本》1947年，《沈从文全集》十四卷465页）

“政治”到了孩子生命中。我记起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诗句，赶忙说：“好好，把你自传意思写得更具体些，就交给学校中老师吧。”（沈从文：《政治无所不在》《沈从文全集》二十七卷39页）

从《坟》《热风》《华盖》各集到《野草》，可以搜索得出这个战士先是怎样与世作战，而到后又如何在衰老的自觉情形中战栗与沉默。他如一般有思想的人一样，从那一个黑暗而感到黑暗的严肃；也如一般有思想的人一样，把希望付之于年青人，而以感慨度着剩余的每一个日子了。那里有无可奈何的，可悯恻的，柔软如女孩子的心情，这心情是忧郁的女性的。青春的绝望，现世的梦的破灭，时代的动摇，以及其他纠纷，他无有不看到感到；他写了《野草》。《野草》有人说是诗，是散文，那是并无多大关系的。《野草》比其他杂感稍稍不同，可不是完全任性的东西。在《野草》上，我们的读者，是应当因为明白那些思想的蛇缭绕到作者的脑中，怎样的苦了这《战士》，把他的械缴去，被幽囚起来，而锢蔽中聊以自娱的光明的希望，是如何可怜的付之于年青时代那一面的。懂到《野草》上所缠缚的一个图与生存作战而终于用手遮掩了双眼的中年人心情，我们在另外一些过去一时代的人物，在生存中多悲愤，任性自弃，或故图违反人类生活里所有道德的秩序，容易得到一种理解的机会。从生存的对方，衰老与死亡，看到敌人所持的兵刃，以及所掘的深阱，因而更坚持着这生，顽固而谋作一种争斗，或在否定里谋解决，如释迦牟尼，这自然是一个伟大而可敬佩的苦战。同样看到了一切，或一片，因为民族性与过去我们哲人一类留下的不健康的生活观念所影响，在找寻结论的困难中，跌到了酒色声歌各样享乐世道里，消磨这生的残余，如中国各样古往今来的诗人文人，这也仍然是一种持着生存向前而不能，始反回毁灭那一条路的勇壮的企图。两种人皆是感着为时代所带走，由旧时代所培养而来的情绪不适宜于新的天地，在积极消极行为中向黑暗反抗，而那动机与其说是可敬可笑，倒不如一例给这些人以同样怜悯为恰当的。因为这些哲人或名士，那争斗的情形，仍然全是先屈服到那一个深阱的黑暗里，到后是恰如其所料，跌到里面去了。

工作的第一期，恰是文学创作运动中，由鲁迅创始的“乡土回复”问题成为共通题材时，我因此占了些便利，得到工作成果的鼓励，用笔也比较正常得体。（沈从文：《解放一年——学习一年》现收《沈从文全集》二十七卷52页）

那时正是鲁迅小说提出回返乡土，成为一时写作风气时。同时许多青年作家，都在用乡村人事作主题有所试探。我的笔和生活经验结合，试验机会也就多些，范围也就广些。过不多久，因《京报副刊》、《语丝》、《莽原》、《现代评论》等等发刊，北方文学思想有个新的活动，创作的门户之见，由周氏兄弟见解而得到解放，由刊物多而得到解放，我和胡也频的作品较早刊出（丁玲时尚未着手）。（沈从文：《总结·传记部分·北京》1950年3月现收《沈从文全集》二十七卷81-82页）

还应当向世界成就看齐。尤其是近三十年只能用鲁迅一篇阿Q，送到国际读者眼中，让人认为这就是中国最高成就，觉得可惋惜。为学鲁迅，也就必须更多的文艺工作者忠于其事，且存心准备为后一代垫脚石，对这个社会各方面来理解，来认识，来表现。强调不离工作岗位和技术掌握，及多方面性实验，就是这个原因。（沈从文：《总结?思想部分》，现收《沈从文全集》二十七卷102页）

我深深相信，新文学可以作为武器，用来动摇旧社会的基础，新文学作品必然将代替旧有的一切诗词歌赋和礼拜六的各种玩意儿。一定得坚持下去。到北大旁听也是这个态度。创作知识的来源，除了生活底子外，不外上海和北京几种杂志和报刊上文章，和商务、中华一些翻译小说。新俄小说和欧洲几个小国家小说，正起始由鲁迅先生等介绍给读者，部分是王鲁彦等从世界语译的。凡是能到手的，我总看个够。影响较大的还是旧俄十九世纪一些作家和法国作家的作品。其中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契诃夫的短篇，都德和福洛贝尔的小说，对我影响显然都比较大。国内作家则鲁迅先生写的乡村回忆故事正流行，我明白，由于生活实践，从这方面发展，我必然容易得到进展，我可写的文章。（沈从文：《我到北京怎么生活怎么学习》1966年现收《沈从文全集》二十七卷217页）

文艺座谈还值得细读，并和社会历史发展联系，作新的展开引申。作家和理论都需要它，即一个记者，也得好好来使用它，马克思或列宁，高尔基或鲁迅，作品中都赋予一种深刻的诗意。……文艺交谈是有诗意充盈的，可惜学它的理论者或领导文运的人，还不甚能发展这个文件。这个文件经典性，实远比鲁迅高尔基作品重要。（沈从文：《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1951年1月现收《沈从文全集》十九卷107页）

目前骂武训，许多人文章都随声附和，对武训究竟是什么人可并没有知道。正如赞美鲁迅，鲁迅文章好处何在，有些什么文章，也从不仔细认真看过。这也就是一种测验，一种学习，世人多附合而少真知。（沈从文：《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1951年1月现收《沈从文全集》十九卷110页）

希腊几个大师也好，文艺复兴几个大师也好，十九世纪几个大师也好，即马克思、列宁、高尔基、鲁迅一齐在内，博学多通实为这些人共通长处，对一切有情，也即由之而来。对知识的可惊的广博兴味，可惊的消化力，可惊的深入融化，形成他对之综合拒斥，并新的创造。我们目下这些人，都说学马列鲁迅高尔基，却有一种对知识恐怖和拒斥的现实精神浸润，而只说从一个极丰富生动的时代中学习，即可产生艺术。……（《致张兆和沈龙朱沈虑雏》1952年2月2日现收《沈从文全集》十九卷343页）

文学革命应当是个长时期的努力，鼓励作家扎实持久的努力才有效果。即或彼此工作方法小有不同，应当从“条条路可以通罗马”的认识上，用作品竞赛，不应当用吹捧方法提高自己打击别人。当时的《洪水》、《太阳》等刊物作风和后来胡风等作风，我都少同感。如《太阳》当时对鲁迅的态度，就使我陷入一种混乱，不易理解。先是把鲁迅骂得极其厉害。过不过久，又说得好上了天，觉得政治上这么办也许有他的作用，从文学创作这么办，恐不大好。因为作家这么写他的小说，实在来不及。好坏没有一种比较客观的论断，结果容易使人取巧，反而容易抬头，真正老实努力的人，倒成傻瓜了。从总的成就来说，不是道理。我只从极少数作家中的方法来判断左翼文学，因此我更觉得孤立单干，比集体或者还可多作点事。所以不仅不加入左联，也不是梁实秋同道。（沈从文：《沈从文自传》1956年3月《沈从文全集》二十七卷143-144页）

以鲁迅先生为首和文学研究同人为首，对于外国文学的介绍，如耿济之，沈泽民对十九世纪旧俄作家，李劼人、李青崖对法国作家，以及胡愈之、王鲁彦等从世界语对欧洲小国作家作品的介绍，鲁迅和其他人对于日本文学作品的介绍，创造社对于德国作家的介绍，特别是如像契诃夫、莫泊桑等短篇小说的介绍，增加了我对于小说含义范围广阔的理解，和终生从事这个工作的响往。用三五千字把一事一个问题加以表现，比写诗似乎也容易着笔，能得到良好效果。（沈从文：《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1959年12月《沈从文全集》十二卷415页）

近十年因工作于博物馆，在新社会只算得是一个挂名作家，过去作品不能不受严格批判，已十分幸事，那里还能说什么才不才？作家中真正有大才大识，而又对新社会作出巨大贡献的，是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的：《复怀白———给一位安徽朋友》1968年秋《沈从文全集》二十卷446页）

我主要重在学习、试验，看看用不文不白不中不西比较接近语言的文体，不用过去的表现方法，用三五千字组成不同形式的篇章，看看能不能在由唐人小说到《聊斋志异》，以及五四以来如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的水平上，有所突破，送到世界上去，至少也可和契诃夫、莫泊桑比肩，或得到超过的效果，在短篇中，作×××（刘诗昆）、×××（庄则栋）或×××（殷承忠）在世界上且比他们的影响更广泛持久些。（沈从文：《复杨琪》1973年3月末《沈从文全集》二十三卷310页）

不久以前，听到北大国文系一个教“现代文学”的教授说，上面已肯定，商讨近五十年文学成就时，只教鲁迅，作为代表。其中又只教《阿Q正传》和此外一二短篇，和《野草》中几个小杂文。此外即主席的诗。和几个样板戏。倒也简便省事！最近才又听说新增加了个郭沫若。听来虽像是一种“新闻”，其实是古已有之，不足为奇，而且十分自然的。（沈从文：《致徐盈、彭子冈》1974年9月28日《沈从文全集》二十四卷189页）

在鲁迅先生埋葬时，也还有同行熟人，为争抬棺材出丧，和争作大出丧的“指挥权”的孟十还辈，大闹一场。（沈从文：《致洪廷彦》1974年12月28日收《沈从文全集》二十四卷232页）

昨寄几张习字，想能收到。此道本不“在行”，且搁笔已廿五年。由于社会新，要求严，除主席外，作家中死去的有鲁迅先生，活着的有郭沫若院长，可称“并世无敌，人间双绝”，代表书法最新最高成就，和日本书道专家周旋，已绰绰有余。（沈从文：《致共党》1975年6月《沈从文全集》二十四卷315页）

解放后，凡事“定于一”，故去的有鲁迅先生，活着的有郭沫若院长，文学书法上的成就，都经肯定为第一流，已足够代表中国近半世纪最高成就，“中外无敌”。所以我因此即早改业，主动放弃了“作家”名分，转到一般人都认为“极无出息”的历史博物馆，重新学起，直到最近，为别的客观原因，才又破戒写写字，就便清理清理，还还卅四年欠下的索书旧债。（沈从文：《致陈从周》1975年秋收《沈从文全集》二十四卷345页）××兄：

得信，承以鲁迅一文中所引四字相询。兹正式奉告，根本不是我的造句习惯。老兄相熟四十年，以精明能干博学多通见称，富有经验之老编辑，拙作经手发刊于兄所编辑刊物的不少，一望而知此种用词造句，只有实近于自以为聪明作家“假洋人”才会写得出，那会成于弟之手中？彼此都过了七十岁，余生有限，十年少通音问，幸承远道惠书，方以为所谈商的，必为退休后，把个人工作往如何为国家明天设想，各就所学，来商谈些如何作公民（也即如何作一个“真正主人”）的问题。不意却以此涉笔成趣而作之小文所引四字的出处，来勾玄索隐作章句之儒亦不屑为的小玩意，鲁迅即重生，大致也决不会觉得老兄用心如何细致周到，即向周海婴宣布，将过去攻击老兄之文，从全集中一律取消也。若真有求真精神，以弟意，反不如将当时反复嘲骂你的文章不正确处，一一加以疏解，弄得是非分明，倒反而可供研究鲁迅的人得到一种比较客观的认识，何必为此等小文章如此费心作注？且以此相询找答案？真是历史上一新闻，不得体处，不免使人惋惜。（沈从文：《复一老友》1976年2月23日《沈从文全集》二十四卷393页）

这只看看今天对青年的“学习对象”的提法，也可看出，“于无路处走出路来”这句话，尽管出于鲁迅之口，是不会特别提出鼓励青年真正大胆走出的。（沈从文：《致程应镠、李宗蕖等———给程流金一家》1976年10月19日《沈从文全集》二十四卷515页）

事实上五四以来，中国只有一个大作家，即鲁迅先生，是经主席肯定过的，同时也是世界所承认的。（沈从文：《复王楷元》1977年1月2日《沈从文全集》二十五卷11页）

看看《人民日报》文艺座谈会的几篇文章，即可知“四人帮”虽已打垮，有些人虽也说“百花齐放”，事实上却很满意过去成就，谈五四则有一鲁迅，此外即解放区的，或解放后十多年的，已够“大丰收”。还无人作客观比较，五四到三十年代，还有不少人，在十分困难情形下，不费国家一文钱，努力成果，量与质在国际上都还比鲁迅作品影响大而久！“只此一家”的一言堂，未必符合事实。（沈从文：《致某民间工艺美术专家》1977年冬《沈从文全集》二十五卷205-206页）

尽管在日本还有人译我的书，在美国最近出的一本谈中国的新书中……还有一章特别提到我，我不仅不觉得什么高兴，反而担着一分心。因为国内有意把鲁迅抬得极高，四人帮在朝时，近于尽全力鼓励全国各大学文学系分注《野草》，四人帮打倒后，并未否定此权威。（沈从文：《致沈虎雏、张佩之》1978年3月13日《沈从文全集》二十五卷227页）

历来是，死去的惟鲁迅代表中国成就，活着的则为郭、茅、老舍、巴金、冰心……我的书五三年已全部焚毁，甚至于台湾方面也放不过，更早些即用明令禁止并烧毁，永远不许再出。只七二年为纪念我的死去，才解放了一本《边城》。这边新编一本五四以来解放的选集，则拟印一篇我的作品，多可笑也多……（沈从文：《致周耀平》1978年3月中旬《沈从文全集》二十五卷231-232页）

主席曾指示过，中国唯一作家是鲁迅先生，任何极小的不同想法，都难免会犯不易补救的错误。……你却拟提出些不同看法，即再实事求是，我认为还是十分危险。（沈从文：《复孙玉石》1979年1月15日《沈从文全集》二十五卷402页）

更何况照多年来习惯，作家多已排班定位，中国只有一个鲁迅算得是代表中国新文学最高成就，算是世界的第一流人物。其次，则郭沫若、沈雁冰、老舍、巴金、冰心、曹禺……（沈从文：《复韩宗树》1979年1月17日《沈从文全集》二十五卷409页）

又闻以北京言，研究鲁迅机关即有二十多个，研究《红楼梦》单位相差不多，也是奇闻。……学生则在这种极端愚蠢无知指导下，浪费生命，不免令人起悲悯感。社会照此“一窝蜂”方式研究这，研究那，事实上到很值得研究研究指导他们的人的思想意识也。（沈从文：《致程应镠》1979年5月下旬《沈从文全集》二十五卷342页）

因为我的作品如听存在，必然形成一种“挡路石”作用，新的作家恐难见出色处。从政治上说，因过时而付之一炬，似大有道理。……最近得一联大同学为翻印一张《大公报·星期文艺》，四七年介绍黄永玉的木刻，题名《一个传奇的本事》，才明白中有一节提及“莱芜战役”，我有个同乡美式装备师长某某，因“兵心厌战，一朝崩溃”。才明白罪过在此一语中。大约借此出出气，解解嘲！好像八百万的军队一败涂地，和蒋的统治无能腐败透顶无关，倒应由我负责，这也真可说学鲁迅阿Q学到了家，同时是历史上少有的奇闻！（沈从文：《致程应镠》1979年5月下旬《沈从文全集》二十五卷342-343页）

盼望你们能把有用精力，转用到鲁迅、茅盾、老舍、冰心以及千百位近三十年著名世界的真正现代作家，免得白费心力，且易取得真正成果，更不至于发生错误。事实上我不仅不值得专来研究，即新出的《现代作家传略》，也以不列名为合理省事，免得另一时出现不必要麻烦。（沈从文：《复柳尚彭》1979年5月《沈从文全集》二十五卷346页）

在国内，好像对我也开始了一点平反气息。事实上，我一切作品五三年既已全部烧去（烧得未免太早，使我无法补救），照习惯，“文学”和“政治”一样，又早由上而下排定了名次，照例是鲁迅第一，郭第二，茅盾第三，老舍、巴金、冰心等等，我则四十岁左右习现代文学的人，早受几年由党员写成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眨得一文不值，照这种排队方式既久已深入人心，全国认识统一，所以这三十年改业不与人争得失，生活过得十分寂寞，还是比较合理，也免了些意外“灾星”。（沈从文：《致沈虎雏》1979年9月14日《沈从文全集》二十五卷376页）

大家学鲁迅，学了几十年，这一着也可算得对阿Q学到了家的一种具体表现！总而言之，书既烧尽了，我得承认现实，新社会凡事尊重“实事求是”，再冒充空头作家可不成。（全集编者注写道：作者在信末页背后附注：“不复，不参加”据未完废邮编入。）（沈从文：《致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编辑组》《沈从文全集》二十五卷379页）

涉及鲁迅文章，我毫无研究，少发言权，实在无可奉告。若他当年写的文章，有些主要在骂我，或针对我的作品，而有所讽刺，事情也极平常自然，他身边不断有人善于挑拨是非，帮助他寻找可骂的对象。……上海小报不明白情形，以为我是后期小京派头目，也居然有人相信，鲁迅先生的文章或多或少有点影响。可是这些作者，大多在抗日时去了延安，所以直到文化大革命，严文井、刘祖春等都被人批为“小京派”，是大笑话。且有某某是由我派去延安的。我从不加入什么党派，派人去有什么用？即在解放后，丁玲有权有势那些年，其余的也多作了什么长，我却在历史博物馆不折不扣作了整整十年说明员，人相熟到这样；若有什么派，会“没落”到这样吗？

什么人文章中说我是黔阳人，似乎也由来已久，大致是有意张冠李戴，把狂飙社的“战将”向培良转加给我了（这也似乎是左得可怕后来又右得可观的人所擅长）。狂飙社的头头是高长虹，副手有向培良、荆有麟等，先得鲁迅先生支持，关系蛮好，随后却又互骂起来了。高长虹自视极高，也很会骂会争。外人不会明白内中过程的。你们研究鲁迅先生或许知道比我们多得多。我只听人说及丁玲早一时期未写作时，曾为鲁迅写过一信，请他帮帮忙，适为荆某见到，却以为是我的笔迹。因之鲁迅挺不高兴，以为一个男人假装女人可鄙。身边既有这种认笔迹的亲信，所以我一生从不见过他一面。最近才听朋友说，在他日记上还提到这事情，知是弄错了。至于这位认笔迹的亲信，近年听熟人说，在解放后，却查明是国民党留下的什么，在南京被枪决了。这一位体己人，当时是和后来的胡风地位相近，很得鲁迅先生信任的。

京“派”虽有名无实，“海派”却是事实存在的。有的也值得原谅同情，以演戏言，在演出前后，若不有内中人吹吹捧捧，卖座即成问题。至于写小说，照当时情形，十八年后刊物重点是短篇，因此作者不必在作品以外想办法，可以永远不和读者对面，作品自有读者为作鉴定。我主要工作是搞短篇，和抒情叙事散文，若说工作中也不免有些野心妄念，争的是和契诃夫比，在国内则从不和任何人争得失高下。在负责副刊时为填空才偶尔谈点写作问题，也从不把鲁迅先生作为对象。所以你们一作比较，一看即可知和鲁迅先生无关。至于引起鲁迅先生兴奋，或许倒是胡风之流的挑拨。说我“右”，也大致属于胡风辈。事实上一九二八年在上海几年，从广州武汉退到上海的地下党员，和我相熟的可能比不少左翼作家都还多些。这些人多是燕大出身的，其中不少都作过斯沫特莱的翻译，我比鲁迅等认识她也许就还早两年。

你说的“……由此展开这场争论”，试把所有文章同在一处看看，即可知不是事实。因为我的文章说的“海派”，重点大致是张若谷、曾今可等善于自吹自捧一群，以及时左时右的另一群，及新出版业中骗作者起家的光华、现代、世界、大东、北新各书店老板（我和他们都打过交道），以及政治上失败，想办书店拉作家的陈铭枢一类帮手王礼锡等……这就是你始终不明白京派海派原因。你拟的注解虽极其谨慎，据我私见，不如不注为妙。否则将我的一些小文附于鲁文后边，作为对照，即可明白我谈的是“一些具体问题”，而他却只是在“做文章”。也不妨照某些妄人写现代文学史的习惯，不妨乱骂我一顿，以为在京海派之中，沈某某终于被鲁迅先生一下骂倒，从此永不翻身，终于入了历史博物馆了其余生。在凡事一面倒情形下，也不会有人提出任何不同异识，我则更不会还有怪话可说。因为正和郭沫若先生在某文中先说，生平从不看我写的小说，随后又封我为“粉红色恋爱作家”一样，我只遵守“强权即真理”的现实情况，改行就得了。鲁迅先生既有主席指定为五四以来唯一硬骨头作家，我还有什么可争处？所以在另一时，把我所有作品当成过时黄色作品，一律焚毁……（沈从文：《复伯海》1979年《沈从文全集》二十五卷467-470页）

唯一本钱，大致只靠苏雪林在武汉大学一篇讲义。而这个苏教授，却是个不大好招架的典型神经质女人，一切但凭感情出发，作论文更不在例外。骂我时，正把鲁迅捧上了天，而次一年，却用“快邮代电”奇特方式，罗列若干条罪状，讨伐鲁迅。或许是文章内容过于离奇可笑，国民党武汉报纸也不乐于刊载，她自己花钱由武大印讲义的印刷厂为印出的。可算五四以来文坛的笑料之一，所有鲁迅专家，大致已少有人知道有这份重要史料。（沈从文：《致徐盈》1980年1月19日《沈从文全集》二十六卷7页）

我们在“一边倒”的情形下，随心所欲的把鲁迅小说捧为天下唯一，大学里教书的也异口同声。且把作家照政治方式排队，在国内的优势，显然是很成功的。可是八大学院新出一本现代文学史，估价极高的作品，向香港推销，即不成功。（沈从文：《致徐盈》1980年1月9日《沈从文全集》二十六卷8-9页）

《诗刊》三月份上中国“最伟大女作家”骂我的文章，不仅出意外，也为我料想不到。真像过去鲁迅所说：“冷不妨从背后杀来一刀”，狠得可怕！（沈从文：《复徐迟》1980年7月2日《沈从文全集》二十六卷114页）

至于某老太安突如其来的爆发性的袭击，倒真像是鲁迅所谓“从背后杀来一刀”的意义。（沈从文：《复邵燕祥》1980年7月《沈从文全集》二十六卷123页）

主席著作中曾提到五四以来，中国只有一个硬骨头作家，即鲁迅。先生任教恰在鲁迅先生生长的绍兴，一定明白全国各大专院校中文组都有研究专家，明白对于这工作的重要意义。（沈从文：《复陈越》《沈从文全集》二十六卷147页）

最好是和教师商量，用绍兴山村、河流、风俗、人情，写十来篇散文，可望在研究鲁迅先生工作中别具一格，能得同意，你着手作去，我相信必易取得显著成绩。（沈从文：《复吴子慧》1980年9月21日《沈从文全集》二十六卷151页）

北京方面教现代文学教师，多是属于“正统派”，以“吃鲁迅”为主要思想。中国只有一个鲁迅的指示，在他们心中尚有绝对权威，其他即近于异端也。（沈从文：《致荒芜》1981年6月10日《沈从文全集》二十六卷222页）

据我意思，我那些报废作品，实已毫无研究价值。你若有条件搞研究，照近日全国都在为鲁迅做百年大寿情形看来，我觉得还是研究鲁迅先生，既容易有出路，更不至于出差错。（沈从文：《复汪挺》1981年9月5日《沈从文全集》二十六卷257页）

解放以来，不仅已出思想好，文笔高的青壮作家千千万万，更重要是大学里还特别训练出了千百理论高、思想又极端正确的批评家。在统一指挥下，另一时要来向另一作家进行批评时，即鲁迅先生重生，恐亦“招架不住”；我这真正“早已过时”的人物，任何选本或什么传记，我都希望不要有我姓名出现，可以省事清心。（沈从文：《复李孝华，吕洪年》1981年9月26日《沈从文全集》269-270页）

“天下定于一”，照上面说的行事，既可少犯错误，又易得出路。如像最近全国为鲁迅祝寿，写文章，报刊上都特辟专栏登载颂扬文章，你照要求写去，就会有出路。称赞他，不懂也只照权威性文章抄摘，加上点心得，依然会有出路。不要“别出心裁，自以为是”就成。（沈从文：《复夏阳》1981年9月29日《沈从文全集》二十六卷272页）

至于研究旧一代作家，也以研究业已完全得到肯定的第一流大作家，如鲁迅、茅盾、老舍、巴金、丁玲……（这里还有百十一位大作家，值得作研究对象！）即为个人今后出路设想，也值得实事求是些来考虑考虑，说“出路”并不是笑话，应当严肃对待……（沈从文：《复两位同学》1981年11月20日《沈从文全集》二十六卷291页）

其实任公先生在政治思想上，虽与中山先生有牴牾处，《饮冰室文集》中，却有不少文章，在近代史某一阶段中，对于中国思想界所产生的进步影响，实远过后来鲁迅先生作品多多也。（沈从文：《致许礼平》1991年11月6日《沈从文全集》二十六卷306页）

湖南印的二选本，想可见到，纸张较差一些。总算近二十年出的两个选本，也是近三十年出的第二三本小书！印数不及万本，我倒以为“过时的旧作”，供参考用也很够了。如像鲁迅先生集子，以十万计的印行，一面邀集大几十个国家友好人士来祝寿，场面铺排之大为历史少有。另一面，琉璃厂和西单书摊上都廉价处理，《二心集》只一毛多一本，影印书信只一元一册，未免令人短气。（沈从文：《复凌宇》1982年1月4日《沈从文全集》二十六卷327页）

我并未认识鲁迅先生，又从未通过信，因此也无从写什么回忆文章。好在国内和他相熟的人，研究他的著作已够多了，我不说什么，实十分正常的情形。（沈从文：《复吴海发》1983年1月4日《沈从文全集》二十六卷473页）

几十年中凡是用各种方式辱骂我的，我都从不作任何争辩，有些自以为“天下第一”的同行，见到港澳、东南亚及国外研究我的作品不断增多，似乎别人全无知，在文章中便经常反映出这种情绪，我也一切置之不理。至于自封的“专家权威”，以吃鲁迅作了文化官的批评家，虽已看出他那种唬人“权威”，过去还起欺骗作用，对新的一代已失去“只此一家”的骗人效果，不免要改改过去的提法，却想出新点子，以为“鲁迅曾称赞过我”。我只觉得十分可笑，事实上我那会以受鲁迅称赞而自得？他生前称赞了不少人，也乱骂过不少人，一切都以自己私人爱憎为中心。我倒觉得最幸运处，是一生从不曾和他发生关系，极好。却丝毫不曾感觉到得到他的称赞为荣！（沈从文：《致沈岳锟》1983年2月上旬《沈从文全集》二十六卷481-482页）

文学领域中的市场独占，定于一尊的情形，至今还在各大学少数教师中有一定势力，事实在多数青年一代学生中，已感到相当厌倦。给人以近似“造神运动”的厌倦。前不多久，某种大专院校文学教学集会中，竟有人以鲁迅为“中国唯一圣人”的，这种妄言诞语，也可说是由于精通“世故哲学”的结果，却不是什么研究马列主义的结果。鲁迅若还生存，也不会接受这种超时代的精巧阿谀的。这种提法虽不曾为预会同人所接受，但在某些大专院校现代文学课目中，一学期四十多节课题中，还经常占去一半学习时间。这样下去，对于学生就能达到真正思想的提高？稍有良心的教师，也不会承认这种文艺上的“造神运动”能见出什么人为奇迹。……

据我记忆所及，二十年代末期，骂左翼文学笔下最刻毒的，应当是鲁迅先生数第一位。研究专家很少提到这一点。（沈从文：《喜闻新印〈徐志摩全集〉》《沈从文全集》二十七卷398-401页）

汉森：中国作家中受谁的影响？

从文：没受影响。

兆和：郁达夫？废名？

从文：少。写乡土文学受鲁迅影响，是受启发，不是受启发，不是受文风影响。……《答瑞典友人问》二十七卷341页。

以上就是我们现在（也许还有未公开的）能够读到的沈从文“非要”“碰鲁迅”的公开了的言论。为了不至于走样，摘录是完整的。读完这些“碰鲁迅”的言论，我们不禁要问：

为啥他“非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去“碰鲁迅”？所谓“碰”，不就是“挑战”？就是“批判”么？……

沈夫人的回答是：他“没有门阀观念”，“从来不站在什么派一边”，“人家捧的，他要去碰，非要去碰一碰不可”。这个回答不对。

徐志摩被“捧”为“诗圣”，胡适被“捧”为“论坛健将”（沈从文：自己就是在捧，见《“文艺政策”的检讨》），周作人被“捧”为“理论权威”，“散文圣手”？如果说，沈从文真“没有门阀观念”，“从来不站在什么派一边”，为什么不去“碰”呢？相反，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唱赞歌。

沈从文自己说：“我不轻视左倾，却也不鄙视右翼，我只信仰‘真实’”。既然如此，为什么偏偏不断向“左倾”挑战，特别是两位左翼领袖发起挑战呢？

他所恭维的金介甫所著《沈从文传》中就不止一次的指出：“沈从文在他的日记中，针对鲁迅和鲁迅当时的朋友林语堂，写过一些巧妙刻薄的挖苦话……沈从文总是讽刺《鲁迅的战斗》，他对鲁迅的失望使他很不为快，见《鲁迅的战斗》。他在《不死日记》14页和《一个天才的通信》84-85页上，也有过类似的叹息。”（见《沈从文传》125、226页）……

好友巴金说：“他和周作人的关系好，周作人在他面前总爱讲鲁迅的坏话，说鲁迅有迫害狂”，所以对鲁迅有“成见”（李辉：《与巴金谈沈从文》1990年《随笔》第5期）……由此可知，沈从文完全是站在胡适、周作人“一边”。这才是他所“信仰”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