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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季刊》与前期创造社的纯文艺取向

更新时间:2009-03-28

引言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各种现代文学社团流派林立纷呈,形成了百花齐放的态势。而创造社可谓“异军突起”,短时间内便在文坛声名鹊起。他们顺应文学发展的趋势和时代的召唤,其发展势头直追当时的“文坛领袖”——文学研究会。对于前期创造社的文学活动,学界已经进行了一些研究。例如,王富仁对前期创造社与西方浪漫主义美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梳理[1]49;咸立强从多个角度对创造社的办刊、创作以及译介等方面进行了研究[2]116;张勇指出了“创造”系列期刊的作用和影响[3]1,等等。不过,很少有研究成果去理清《创造季刊》与前期创造社纯文艺取向之间的密切关系。我们知道,杂志和社团的关系极为密切,通过杂志可以看出一个社团在特定时期的文艺主张和创作理路。因此,作为创造社的第一份刊物,《创造季刊》之于创造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但是创造社的“新生儿”,更承载着他们的文艺理想,也寄托了他们对纯文艺建设的厚望。从创作角度来看,《创造季刊》以刊登前期创造社同人的“纯文学”作品为旨归,是时的创造社深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并以浪漫主义为主导风格,拥有“采择百家、独树一帜的文艺思想”[4]30。因此,透过《创造季刊》,我们不但可以知悉前期创造社纯文艺观的形成情况,还可以深入了解他们的文艺思想、编辑理念、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

一、《创造季刊》:创造社的第一份纯文艺刊物

“五四”新文化运动包含思想启蒙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两大方面[4]1。在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下,郭沫若等人投身于新文学运动,希望实现“文化救国”的目标。文学研究会成立后,其机关刊物《小说月报》取得了很高的文艺成绩,但郭沫若等人认为当时文坛需要一股新鲜的活力,而不是像《小说月报》那样单纯地以写实态度去批判黑暗社会现状。最关键的是,他们想获得一个能发表同人作品和表达同人文艺主张的刊物,因此他们成立了创造社,并出版了同人刊物《创造季刊》。

《创造季刊》产生的年代,出版刊物与印刷书籍的现代传媒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从1922年到1925年,中国“先后成立的文学社团及刊物,不下一百余”,1919年到1927年全国出版杂志633种,从晚清到1949年出版的文学期刊,有明确创刊日期的就有988种,其中从1872年到1927年间共有206种文学期刊创办出版。[5]101由此可知,现代传媒技术,尤其是出版业和印刷业的发达为新文学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也为社团、流派的发展和壮大起到了支撑作用。诚然,新文学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大众传媒的发达,其中还包括是时的政治制度、市场需求以及文学在社会上的影响效度等。一个社团、一个流派,甚至是一种刊物的出现,都有其必然性。同理,创造社及《创造季刊》的出世也有其历史必然性。至于《创造季刊》得以出版的原因,其实是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各取所需的结果。泰东图书局之前所出书刊多是有关政治类的,还出过一些迎合大众读者的通俗小说,但赵南公决定改组泰东图书局,他急需郭沫若这类高级知识分子的帮助,于是便有了书局和创造社的联系与合作,出版《创造季刊》就是双方合作的一个重要项目。

《创造季刊》系由郭沫若等人与泰东图书局合作出版的纯文艺刊物,而《创造季刊》之所以能够顺利发行,除了源于创造社元老们突出的创作实力,还得益于郭沫若等人的优异名声。由于是同人刊物,所以《创造季刊》主要以发表创造社同人的作品为主,体裁包括小说、诗歌和戏剧等。《创造季刊》共出版两卷六期,每期的栏目设置有同有异。与创刊号相比,创造社在经过一番探索后,在《创造季刊》的排版形式方面有所改变,由原来的竖排改为横排。《创造季刊》第一期全部是文艺创作,包括小说、戏剧、诗歌等。从第二期开始,栏目被分为创作、评论和杂录三部分,而第四期增加了“雪莱纪念”栏目。尽管各期栏目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从整体上看,这些栏目大同小异。具而言之,《创造季刊》刊载的文章以郭沫若、张资平、郁达夫的创作和成仿吾的评论为主。另外,《创造季刊》共刊载24篇带有评论性质的文章,其中译介占了一半,主要是雪莱和歌德作品的评介文章,也有一些是对其他外国作家作品的评论。《创造季刊》上刊载文章的数目如下表所示。

  

总作品数115篇小说35篇诗歌21首戏剧13篇评论17篇译介17篇其他12篇

创造社以“创造”命名,寓意着创造、新生之意,《创造季刊》在各方面都可见出这一主题。譬如,《创造季刊》除了刊载作品外,还刊载了一些插画,如第一卷第四期上的“新春图”,寓意新绿初显、万物复苏,也暗示创造社同人决心开展表现自我的文学“创造”活动。依凭《创造季刊》这个文艺阵地,成仿吾等人在现代文坛中渐渐展露出锋芒,直至后来他们在某些人眼中成了与主流格格不入的“异类”。

关于《创造季刊》的办刊宗旨,郭沫若曾在《创造季刊》第二期的《编辑余谈》中谈到:“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并不相同,也并不必强求相同。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文艺的活动罢了。”[6]21郭沫若还提出:“一方面创作,一方面批评,当负完全的责任:不要匿名,不要怕事,不要顾情面,不要放暗箭,我们要大胆虚心佛情铁面,堂堂正正地作个投炸弹的健儿。”[7]18这种文学批评的自觉意识在当时颇为难得。由于创造社“文学批评的存在方式和运行机制开始逐渐转化为与现代期刊传媒相互结合,批评的具体实践与操作也以此为基础”[8]67,因此《创造季刊》在栏目设置上的特别之处就是专门把评论栏目独立开来,且其创作、评论和杂录三大栏目相辅相成,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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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创造周报》相比,我们更易于看出《创造季刊》的特点。虽然季刊有其优点,但也有一定的劣势,那就是出版周期太长,不利于创造社文艺思想和批评观点的快速传播,因此创造社又创办了《创造周报》和《创造日》,以此来弥补《创造季刊》的不足。此外,《创造季刊》的价格在当时相对来说是比较贵的,尽管如此,它依然得以多次再版,加之其发行量很大,这就迅速扩大了创造社的名声和影响。尽管是一份纯文艺刊物,但《创造季刊》在初出之时就隐现着锐利的批评锋芒。这是因为郭沫若等人正值青春年少,充满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个优秀的新文艺社团,前期创造社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广纳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这一方面在客观上支持了文学革命队伍的建设,另一方面也在无形中形成了与文艺研究会争夺青年的局面,进而衍生出了与文艺研究会的多重误会。双方的冲突当然有不理性的成分,但对于创造社的壮大却起到了奇效。

二、从《创造季刊》看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艺术取向的差异

近年来,医疗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推动了医疗机械设备的发展角度,尤其是一次性医疗器械,在医疗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从成本和生态环保角度来看,非一次性医疗器械有较大的使用量,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清洗流程有较高的要求,因此对器械清洗质量和消毒灭菌效果进行强化具有重要意义[5]。

《创造季刊》的创作栏目上占据半壁江山的文学体裁是小说,通过这些小说我们可以知悉前期创造社的纯文艺倾向。小说之所以被创造社高度重视,是因为小说的题材多样化和读者接受度最高,也是因为创造社作家生活情感经历丰富,加之他们喜欢创作小说。1915年前后,通俗文学杂志占据着文艺刊物的主流,却失却了对于小说的本质性创造,例如鸳鸯蝴蝶派的期刊重镇《小说月报》虽然被公认为是“一份过渡时期的过渡性文学杂志”[14]38,却仍免不了因刊载作品观念过于陈旧的作品而被读者厌弃。返观创造社,其贡献在于:通过《创造季刊》的创办和大量新锐作品的刊载,令当时的小说界慢慢摆脱了死水般的平静,为小说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通过《创造季刊》,读者认识了更多像郁达夫、张资平这样的优秀小说家。郁达夫是创造社的四大台柱之一,是一个富有才情又以“颓废作家”之名驰誉新文坛的人物,其创作风格颓废却不失浪漫基调,而这是其他小说家难以比拟的;郁达夫因其处女作《沉沦》名声大噪,成为著名小说家,创作实绩在创造社中十分突出,他为前期创造社的小说创作贡献了特殊力量,也对中国新文艺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15]155-165。郁达夫非常注意践行其“文学家的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序传”这一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沉沦》里的主人公就是作者的自我写照,而《采石矶》里的主人公黄仲则更像是郁达夫本人。创造社的另外一位小说“大家”是张资平,他在《创造季刊》上发表的《一班冗员的生活》等作品,基本上是在描写留日学生的生活状态。可惜的是,后来他倾向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专写男女情欲关系的多角恋爱小说,如在《创造季刊》上刊载的《上帝的儿女们》就描写了这样一个性和欲的世界,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被生物本能驱动着,甚至泯灭了姐弟、母女之间的“人伦界限”[16]18。虽然张资平小说在当时受到许多青年读者的喜爱,他也是当年创造社的四大台柱之一,“但从人品说到文品,他实是一个卑不足道的可怜虫”[15]181。尽管如此,他的创作还是反映了当时青年内心的苦闷以及想要寻求个性解放与社会出路的复杂心态。郁达夫与张资平同是浪漫主义作家,两者的小说风格是有不同之处的,所选取的题材与创作观念也有所不同,但都为当时文坛注入了新鲜气息。

《创造季刊》是一种纯文艺刊物,但如果把《创造季刊》仅仅看作纯文艺刊物,未免抹杀了它的丰富性和独异性。要知道,《小说月报》承载着文学研究会的文学梦,同理,《创造季刊》也承载着前期创造社的文学梦。当然,前期创造社的梦想追求之路举步维艰,充满阻碍。单是要寻找一个出版社来出版同人刊物就极难,想自己办刊物又没有足够的经费,因而他们的作品很难获得发表的机会,他们进步的文艺思想观念也无法传递给读者,尤其是青年。虽然这么多问题接踵而至,但创造社同人并未退缩,反而更加坚定了改变文坛“垄断”局面的决心。从《创造季刊》上刊载的作品中可知,前期创造社同人充满了追求纯文学梦想的热情,同时,他们的创作既具有丰富的个性色彩,又具有对文艺问题的整体考量。最为可贵的是,他们的先锋姿态、锐气、活力和拼搏精神为沉闷压抑的新文艺界带来了新气象,并使得创造社同人很快成为进步青年心目中的“英雄”或曰风云人物。

在《创造季刊》上刊载的诗歌中,要属郭沫若的诗最能代表创造社的诗歌创作实绩,并且达到了与小说、戏剧创作成就相媲美的程度。郭沫若的《女神》虽然比胡适的《尝试集》发行时间晚一些,但《女神》开了20世纪中国浪漫主义诗风的先河,郭沫若由此成为中国新诗奠基人之一。郭沫若认为“诗的本质专在抒情”,他曾受过惠特曼等西方著名诗人的影响,在中西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引导下,他形成了新浪漫主义文艺观。他在《创造季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创造者》,该诗以狂飙突进的气势,既为整个创造社作了宣言,又表达了他们开辟新世界的主体意识,“我要高赞这最初的婴儿,我要高赞这开辟洪荒的大我”[17]4,这就饱含热情地道出了他们渴望创造、渴望新生和赞美“自我”的姿态。在《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二号上,郭沫若还发表了《星空》一诗,抒写了“我”忘掉现实生活中一切不美好、寄情于自然、憧憬自由时代的浪漫情怀。而在《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三号创作栏目上刊登的是郭沫若的《彷徨》(诗十首),其中《黄海中的哀歌》吟咏到,“我本是一滴的清泉呀”[18]55,“滔滔的浊浪早已染透了我的深心”[18]55,这就彰显了诗人丰富的理想与污浊现实的矛盾冲突。《仰望》一诗中,诗人抒写了“干净的存在,只有那青青的天海!”[18]55以及“我”要远离污浊尘世去追寻净土的意愿。如同其他创造社同人一样,郭沫若不愿追随当时文坛的现实主义文学潮流,而是希望建构自我的创作风格,就这样,纯文艺梦想成了前期创造社同人心中的净土。另外,《彷徨》一诗充满了彷徨之感,除了描写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外,还表现了诗人对现实的失望情绪和感叹年华易逝、人生艰难的感触。再如《好像是但丁来了》(一卷四号)一诗,同样是诗人本着自己的内心并在灵感迸发的那一刻为了表现自我情感而作的。除了郭沫若的诗歌外,《创造季刊》上刊载的诗歌还有成仿吾的《海上的悲歌》、闻一多的《李白之死》、冯至的《归乡》、邓均吾的《白鸥》、王独清的《圣母像前》、何畏的《上海幻想曲》等,这些诗或书写诗人的“自我”情怀,或强调“我”与自然的情景交融,或抒发对革命的热情畅往。也正是基于这种艺术取向,成仿吾才会批评胡适的《尝试集》“简直是文字的游戏,好像三家村里唱的猜谜歌”[19]27,并主张“诗的职务只在使我们与感(to fell)而不在使我们理解(to understand)”[19]27。总之,创造社诗人创造新的诗歌潮流,并与他们追求纯文艺的热情与实践的努力相呼应,不但感染着同时代的读者,还给后来的诗歌爱好者留下了丰厚的精神宝藏。

综上,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都属于“纯文学团体”,只不过两者在创作理念和对“纯文学”的理解上存在差异。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之间的论争,表面上是基于浪漫主义与写实主义的创作手法问题,深层上是源于文学的功利性与非功利性观念歧异。从新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前期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之间并无多少本质性区别和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当然,《创造季刊》作为创造社同人早期的文艺阵地,彰显了他们劲炫的创作风格、前卫思想、文学主张与批评立场;不同于文学研究会客观反映现实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创造社更为注重张扬自我意识和强调主观表现。

与创造社的文学主张、艺术倾向相比,文学研究会在创作上并没有明确规定会员必须写什么,不管是对“为艺术”还是“为人生”,文学研究会都不会拒绝和加以反对。当然,文学研究会主要以现实主义创作为主,即在创作意旨上整体倾向于“为人生”。文学研究会刊物《小说月报》是从鸳鸯蝴蝶派手中接过来加以改造的,其时,文学研究会明确批判了鸳鸯蝴蝶派以创作不入流的文章来迎合大众的庸俗趣味,认为如此会失却文学艺术的本真。换言之,文学研究会在一定程度上存有“纯文学”追求,只不过其追求是以“现实”为基础的,是一种对现实主义的追求,而创造社是“五四”以来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言人。现代浪漫主义思潮是由西方传入中国的,中国最早可见浪漫主义(Romanticism)一词是在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中。在传统观念中,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一度被认为属于二元对立范畴,其实不然,在一些中国古典文学与外国文学作品中均可看出浪漫主义与写实主义两者并存的写作风格。而浪漫主义是前期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论争中显现出来的艺术取向歧异的一个方面。显然,创造社主动挑起与文学研究会的论争是有策略性因素的,他们已经考虑得比较清楚,创造社如果想在当时文坛争得一席之地,必须先声夺人、另辟蹊径,除了要与众不同之外,还要制造亮点和事件来吸引读者尤其是青年人的注意。是故,创造社以“挑战者”的姿态四处出击,同时他们以《创造季刊》为阵地,发表优质作品来夯实自身的立论基础。正是因为有创作作为根底,所以前期创造社的主张异常犀利,且容易被读者所认可。比如,郁达夫曾暗讽某些杂志上的批评家是“假批评家”,“都要到清水粪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去”,“真的天才,和那些假批评家假文学家是冰炭不相容的,真的天才是照夜的明珠,假批评家假文学家是伏在明珠上的木斗”[11]11。沈从文认为:“创造社的兴起,在另一意义上,也可以说作了一种新的试验,在新的语体文中容纳了旧的词藻,创造社诸人在文体一方面,是从试验而得到了意外好影响的。这试验一由于作者的一支笔可以在较方便的情况下处置文字,一由于读者易于领会,在当时,说及创造社的,莫不以有感情胜道创造社同人的成功,这成就,在文字一方面是较之在思想方面为大的。”[12]215但在一定层面上,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新文学观是相近的,文学研究会不但提倡“人的文学”“为人生”,也同样强调“表现自我”和“注重情感”,只是创造社作家的作品中具有浓厚的反抗意识和斗争策略,注重对“小我”的情感宣泄与激情释放,但他们最终还是要回归自我和本真,并将这种自我感受和内心体验向现实进行投射。

(3)“地平线欧洲”将进一步加大国际科技合作力度,探索与不同国家的合作方式,鼓励国家成为该计划协约国(直接向“地平线欧洲”出资的国家)出资参与计划,加大同第三国(欧盟成员国和协约国以外的国家)的合作力度 。

三、前期创造社纯文艺取向的凸显

除却大众传媒技术对于推动刊物发展的作用之外,在《创造季刊》运行、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另外一个影响因素是与创作主体对应的接受主体——读者群。众所周知,一部作品或一份刊物要想发挥其价值,必须经过读者的阅读和接受。譬如,《阿Q正传》是鲁迅根据其深刻的社会体验而写就的批判国民性弱点的小说,但如果读者没有接受小说传递出来的批判意识,那么他们就不会了解到其时封建社会的黑暗及其对国民精神心理所造成的伤害,也就难以在精神上觉醒。纵观前期创造社的读者群,是囊括了青年、知识分子以及海外留学生甚至一些外国读者的。因此,《创造季刊》上每一期的刊载内容都有以留日学生生活为背景的文章,不管是《风铃》《木马》还是《茑萝行》《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等,都书写了他们在日本生活期间的所见所闻以及由此引发的所思所想和人生感悟,这样的作品可以引起许多留日学生乃至部分欧美留学生的共鸣,也提升了创造社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所以泰东图书局把季刊发行到日本去是有一些想法和考虑的。不过,前期创造社作家虽然大都有留日生活背景,但所写文章又不同于鲁迅等人批判国民劣根性的文章,他们的作品真实描绘了中国留日青年的“零余者”心态,是对人性黑暗面的另类刻画。前期创造社同人作品的描写对象,很有代表性的一类是那些为了生存沦为妓女的女性形象,虽然文学研究会中的叶圣陶也写过妓女题材作品,但前期创造社同人作品中女性的自我意识却比文学研究会作家笔下女性的自我意识要更为突出。扩而言之,创造社同人为了表现自我情感、追求文学梦,以丰富的想象将自己的生命体验同作品中的描写对象连接起来,甚至凸显了与这些描写对象的心灵相通,这显然有利于获得读者的接受和认可。

与同时代的其他文学社团相比,前期创造社的优势在于成员的年轻化。《创造季刊》的撰稿者平均年龄在三十岁以下,正值青春昂扬期,他们大都有留日背景,所接触到的人和事都与国内土生土长的作家有很大区别。这些留日作家生活不似留学欧美作家那么悠闲自在、姿态高傲、睥睨一切,他们感到生活极其苦闷,一直在寻找属于中国青年的出路。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这种情感压抑和生活磨折中沉淀下来的经验、心态和体验,才让他们热衷于抒写内心、表现自我。换句话说,由于特殊的生活经历,创造社同人非常注重呈现自我或个性主义者的内心世界。另外,创造社的组织情况也与文学研究会、语丝社有所不同,在前期它是一个松散没有固定组织的社团。但正是这样一个外在形式不严密的社团,却内在自觉地形成了以郭沫若、郁达夫和成仿吾为核心的小团体。郭沫若曾谈到:“我们这个小社,并没有固定的组织,我们没有章程,没有机关,也没有划一的主义。我们是由几个朋友随意合拢来的。”[9]21这是创造社组织不严密的表现,但也是创造社很独特的地方,那就是可以专心于各自的纯文艺创作,且成员之间意趣相投,容易形成合力。纵观文学创作的整体活动,我们知悉,真正意义上的创作主体在创作时,不仅不服从太过客观的对象世界,更不服从别人的外在要求,而是遵循自我诉求,在基于对现实世界的体验上注入主观情感进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创作内容。这一点在《创造季刊》的同人创作中表现得尤为充分。

前期创造社在创作主张上倾向于“为艺术而艺术”,要想在当时文坛打响创作的第一战,《创造季刊》被赋予了重要使命。当时,创造社同人对国内文坛发展现状极为不满,比如郭沫若批评说,诸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此类杂志,“那里面所收的文章,不是庸俗的政谈,便是连篇累牍的翻译,而且是不值一读的翻译。小说也是一样,就偶尔有些创作,也不外是旧式的所谓才子佳人派的章回体”[13]45。因此,他们希望通过《创造季刊》在文学创作方面开辟出一条不同于他人的纯文艺道路。他们在承袭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精神的基础上,倡导追求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反对过分强化文学功利主义价值观。虽然后来他们的创作风格由浪漫主义逐渐转向写实主义,但在这一过程中确实产生了不少纯文艺作品,这无疑是他们自觉践行纯文艺创作主张的结果。

现阶段,智慧城市设计期间,需要将提高城市管理与运营质量作为重要的发展战略,从而在城市建设发展中塑造新型的生态社会,吸引众多投资商到智慧城市开展形式多样的商业活动,并且在此期间构建智能化和信息化程度较高的信息管理系统,借助于先进的运行机制促进该系统的良好运行。目前,智慧城市要求进行功能设计的内容有:①城市交通管理系统的功能设计,包括公共区域安全监控系统、道路交通管理系统和市容卫生管理系统等;②通信设施的功能设计,包括移动通信基站和地下敷设的线路等;③公共服务的设计,包括医疗服务信息系统和公共信息发布系统等;④电子政府和产业发展类的功能设计,包括城市管理系统和企业信用评价平台等。

透过《创造季刊》可知,前期创造社小说中普遍存有一种“自叙传”倾向和色彩:作者的域外体验、自我意识和生活感受,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真实性,它们直接作用于小说的创作过程,成为小说艺术表现的主要或部分题材,进而呈现和反射出作者的“主观心灵世界”[10]77。比如,《创造季刊》上刊载的郭沫若小说《残春》,在某种意义上,主人公爱牟的经历就是作者自我生活和心态的真实写照。作为留日作家,创造社同人在日本生活和学习期间备受歧视。正是因为有过这样的人生经历,所以他们的内心极其郁闷痛苦,挣扎着想要追求国家富强和心灵解放。又如郁达夫小说,作者忠实于自我心灵与情感诉求,甚至描绘的就是他本人的遭遇和感悟。“毋庸置疑,与这类重自我表现、充满主观色彩的创作特色相适应,创造社前期作家开创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一种全新的文体——抒情小说。”[10]77不仅如此,前期创造社还深受西方文化特别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以至于他们的创作大都与潜意识和梦直接相关,包括对变态心理的描写,进而形成了一种注重情感宣泄的文风。这正是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相异的一点。由于文学创作理念的不同,加上受到西方文艺思想特别是现代文艺思潮的深刻影响,所以前期创造社倾向于浪漫主义,进而形成了对纯文艺创作取向的集体认同。

《创造季刊》上刊载的剧作,同样是前期创造社同人积极践行纯文艺追求的一个领域。戏剧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分量很重的一种文体,代表性作品有马致远的《汉宫秋》、关汉卿的《窦娥冤》等。前期创造社非常注重话剧创作,他们的剧作与传统戏曲在创作手法、创作题材和思想观念上不尽相同。创造社作家在受到西方戏剧文学的影响下,加上对话剧本身非常看重,因而也创作了一些优秀剧作。《创造季刊》上刊载了郭沫若和田汉的话剧,它们都可以被视为现代话剧的典范。田汉是前期创造社成员,在创造社活动期间,他为创造社的话剧创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即使后来脱离创造社而另立南国社,他所作的话剧研究也极大地推动了话剧在中国的发展。“他一生共写成话剧63部、戏曲27部、歌剧2部、电影12部,新诗、歌词、旧体诗共2000余首,此外还撰写了各类文章700余篇,因此他本人被视为‘一部中国现代戏剧史’。”[16]1田汉的话剧创作沿袭了欧洲戏剧的“三一律”原则,给中国的话剧艺术建立了现代模本。他在《创造季刊》上发表了《咖啡店之一夜》《午饭之前》等,这些剧作表现了作者同情弱者的人道意识,显示了他对话剧创作诗意化的追求;他还通过象征手法和诗化语言去抒发自己心中的情感,并以此来吸引观众进入剧中角色,由“小我”及“大我”去反映某些社会现状。如《咖啡店之一夜》描述的是:贫富差距给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造成了深深的隔膜,尤其是对于恋人来说,这简直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田汉通过青年人的爱情悲剧来揭示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不但抨击了封建势力,也抨击了资产阶级金钱势力的罪恶。[20]114有意味的是,《咖啡店之一夜》中有一段讲述林泽奇与白秋英结为兄妹的剧情,作者借此暗示了人间“博爱”情怀的存在,这也是该作的另外一个主题: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关爱、相互扶持。至于郭沫若,他写《卓文君》等历史剧是为了借古代历史题材来表达自己的现代思想主张,并意图将之传递给读者。他曾说过,“我自己觉得我的想象力实在比我的观察力强。我自幼便嗜好文学,所以我便借文学来以鸣我的存在”[21]225。同理,他的《广寒宫》《孤竹君之二子》等作品,在出众的心理刻划描写背后也折射出了其思想主张,进而彰显了前期创造社同人对纯文艺梦的自觉追求。

除了上述创作外,《创造季刊》在文学评论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成仿吾以犀利的批评态度和批判立场著称,是创造社一位卓有建树的批评家,撑起了《创造季刊》的评论栏目。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其一,成仿吾在季刊上发表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评论,如《学者的态度——胡适之先生的“骂人”的批评》《〈沉沦〉的评论》《〈残春〉的批评》《批评的建设》等,并以无所畏惧的“黑旋风”姿态在文坛纵横驰骋;其二,成仿吾不仅对同人作品作出了中肯的评论,还对其它作家的作品,像冰心的《超人》、鲁迅的《呐喊》等作出了独到的批评;其三,因为他的犀利评论挑起了诸多论争,其他流派作家也以批评回应其评论,这在平静如水的文坛中搅起了一番波浪。此外,郭沫若等人对外国文学的译介也别具一格。创造社作家深受西方文化的洗礼,想把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及现代精神理念分享给中国读者;同时,为了实现对纯文艺梦的追求,他们敢于去创造和探索,敢于尝试别人没有尝试的文艺领域。

以上主要论述了通过回应型法模式实现刑法教义学知识对处罚实质合理性的回应,属于一种宏观的理念介绍和法理论证,如何具体实现这种“回应”,就需要结合犯罪构成体系本身。

绍兴市燃气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的燃气运营企业、燃气管道施工企业均有很多在建燃气工程,2012年10月份合并报表显示在建工程达8 240万元,其中输送管网施工工程就高达6 328万元.集团公司高度重视,对施工材料成本进行了较严格的控制,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通过引入供应商准入制度,控制工程采购材料的质量;通过入围供应商招投标制度,控制工程采购材料的价格;同时在工程材料的入库、领用、结算、核算、盘点等方面制订了一系列制度,对工程材料的各环节进行严格的管理,以控制工程材料成本.

至此可知,前期创造社作家无论是抒写自我还是描绘社会人生百态,都体现了他们对纯文艺创作的追求,以及他们为了文学梦想在创作方面付诸的实践和努力,而这些实践和努力也反过来彰显了他们的文艺思想、编辑理念、精神取向和价值判断。

结语

笔者认为,分析创造社与《创造季刊》的关系,可以令我们充分了解前期创造社同人成立社团、创办刊物的初衷以及他们的文学观。事实上,《创造季刊》刊载的作品充分显现了郭沫若等现代知识分子对当时文坛沉闷情形的不满,他们想通过“创造”去促进文学领域的变革,想为文坛注入了新的活力。《创造季刊》作为前期创造社的重要文学阵地,为创造社的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创造季刊》上的创作、评论和译介彰显了创造社作家展现自我、解放自我和追求纯文艺的强烈愿望。可以说,《创造季刊》表征了前期创造社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所作出的突出贡献,没有《创造季刊》就没有后来创造社的辉煌,因此,《创造季刊》之于前期创造社的意义是如何强调都不为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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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凯凤,陈红旗
《郭沫若学刊》 2018年第01期
《郭沫若学刊》2018年第0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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