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文是先秦重要的历史文献。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记录和评价石鼓“在县南二十里许，石形如鼓，其数有十，盖记周宣王畋猎之事，其文即史籍之迹也”。石鼓为花岗岩制作而成，张光远称：“每鼓大小略异，平均约在四百公斤左右”。[1]3石鼓文作为重要的古代文献，历来为学者重视，研究者甚多。1932年，在日流亡的郭沫若接触到石鼓文《后劲本》拓本照片，引起了他极大的研究兴趣，投入了极大精力写成《石鼓文研究》一文，收入1933年《古代铭刻汇考》中。1936年他又获得石鼓文《先锋本》的资料，对原有研究成果进行了修改，1939年以《石鼓文研究》为名经商务印书馆印行。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SPS 18.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实验的统计数据以±s)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计量资料单因素多样本均数比较，两组之间比较采用q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945年，沈兼士评价：“历代讨论石鼓文者多矣，而以郭沫若君《石鼓文研究》能总集大成。其于作者之时代，拓本之比较，文字之考订，文意之注释，石次之排列，均存崭新独到之见解。譬彼积薪，后来居上矣”[2]客观的说，郭沫若的石鼓文研究是在前人对石鼓文研究基础上开展的，他在石鼓文文字考证、训诂等方面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和他对石鼓文文献整理研究分不开。

在600 °C，第二个阶段的降解趋于平缓。膨胀炭层可以覆盖在材料表面，抑制材料内部和环境之间的热量及O2的传输，从而抑制材料的持续燃烧。PA6/PAPP复合材料在700 °C的残炭量均有了明显的提高，PA6/PAPP40的残炭量为22.4%，是纯PA6的10倍左右。膨胀炭层的形成主要归因于材料与阻燃剂之间的交联成炭作用。同时，PA6/PAPP材料的最大热失重速率(MMLR)随着PAPP添加量的增加而逐渐降低，PA6/PAPP40材料的MMLR相比于PA6降低了50%，表明PAPP的引入延缓了PA6的降解。

如沈兼士所论，郭沫若在石鼓文研究中取得的文献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保存、考证、辨伪石鼓文拓本

1936年，郭沫若在日本见到此前未见的石鼓文《先锋本》拓本珍贵照片，立即将照片进行复制整理，将《先锋本》全部资料邮寄给沈尹默，请他加以印行。这一“学术为天下公器”的行为，对于保存石鼓文的北宋拓本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对于石鼓文献而言，北宋拓本《先锋本》的文献学价值不言而喻，沈尹默在为《石鼓文研究》所作序言中评价“而沫若今所寄示者乃真十鼓斋中第一本，所谓《先锋本》者是也。其第一鼓车工石‘求’下‘’字最为完晰，一见即可辨其非《中权》《后劲》所可及，真人间剧迹也。”[3]271

除了保存石鼓文献拓本之外，郭沫若对于同样具有重要文献学价值的石鼓文拓本款识也非常重视，在《明锡山安氏十鼓斋先锋本石鼓文书后》附《中权、后劲二本诸题跋缩影》，“右附中权本款识缩影十面，后劲本二十二面，与坊间刊本合观之可成完璧。中权第三面折痕，第五面跋语前三行底一字‘大’‘藏’‘臣’之漫漶，均摄影时失慎所致，原本并无恙。”[3]267细致的态度为石鼓文研究保存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当时有学者认为《先锋》《后劲》“安氏二本”为唐代拓本，郭沫若在《古拓之年代》中根据“作原一石之成臼，因而每行失去其上端三字者乃在宋时”的情况和拓本中《作原》均缺上端三字，而确认拓本为宋代拓本。[3]30又在《明锡山安氏十鼓斋先锋本石鼓文书后》驳安氏《先锋》《后劲》“为五百年前物”之说，“按此估计却不免失之过古，盖《作原》一石成臼，在皇佑年间始为向传师所复获。今观《后劲》《先锋》二本，此石均成臼后之拓，则二拓至早不得出皇佑（1049）以前。大约先锋本盖皇佑年间之物，与向传师、欧阳修等所见者相同。《后劲》在大观前或元丰元祐年间之物也。”[3]257

上海艺苑真赏社曾影印石鼓文《中权》拓本，但改“权”为“甲”，以充《先锋本》。郭沫若直指《中甲本》作伪，“盖‘中权本’者即坊间所印行之‘中甲本’，以指摩去‘权’字，易以‘甲’字，使书名标题下小注六字成为‘十鼓斋中，甲本’，以蒙混‘第一本’之称号。原本后有安国自书篆文长跋，亘六百字以上，论三本之源流优劣及所以命名之意甚详。册中《而师》《车工》二石各有题识，道及与它二本之比较，凡此均为坊间本所删除。”[3]245

《吴人》“勿勿代”，“字《郘钟》‘其四堵’叚为簉，此殆叚为牿。”[3]79

二、考石鼓文献地点

由于年代久远，加之屡经搬迁，石鼓最初所在之地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但众说纷纭。郭沫若据传世文献的记录考证石鼓文献，“据《元和郡县志》天兴县下云‘石鼓文在县南二十里许，石形如鼓，其数有十。’唐天兴县即秦雍县，石鼓所在地则所谓三畴原也。《秦本纪》‘文公十年初为鄜畴’，《正义》引《括地志》云‘三畴原在岐州雍县南二十里，《封禅书》云秦文公作鄜畴，襄公作西畴，灵公作吴阳上畴，并此原上，因名也。’唯三畴之名有异说，《太平寰宇记》天兴县下云‘三畴原：《封禅书》曰秦文公作鄜畴，宣公作密畴，灵公又作吴阳上畴，在此原上，故号三畴原也，亦谓之周原。’语袭《括地志》而改‘襄公作西畴’为‘宣公作密畴’，案此乃乐史妄作聪明而以意改者也。《封禅书》明言‘秦宣公作密畴于渭南’，三畴原在渭北，密畴不得在其上。乐史盖见《括地志》叙襄公于文公之次，世叙颠倒，故信手改之而未加深考耳。”[3]36-37唐兰认为郭沫若据《秦本纪》《正义》引《括地志》考证“三畴原就是石鼓所在地，是十分正确的”。[4]后世学者，如张光远[5]、韩伟[6]从文献和考古出土物等方面都证实了郭沫若所论。

三、考石鼓文献年代

石鼓的年代也是学者们讨论的重点，郭沫若在对石鼓文献整理过程中用多种方法考证石鼓文献的年代。

牛皮糖蹲在自家的八斗丘里，全神贯注的想到了某件事情的要紧处，背后脚步声响起来，村长回来了。村长脸像一块揉皱的红绸，满脸的喜气。捏着一根狗尾巴草在空中甩着圈圈。牛皮爹干什么呢，屙屎啊。

从石鼓的地点加以考证，“石鼓既在三畴原上，则与三畴之一之建立必有攸关，揆其用意实犹后世神祠佛阁之建立碑碣也。三畴之作，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西畴作于襄公八年，当周平王元年；……今考《而师》一石有‘天子□来。嗣王始□，古我来□’此中虽泐去数字，然为新王始立之意，固甚明白。与此关系相合者，仅襄公作西畴一事而已”。[3]37

又是一个下雾的日子。他剩下的那条毯子已经有一半做了包脚布。他没有找到比尔的踪迹。可是没有关系。饿逼得他太厉害了——不过——不过他又想，是不是比尔也迷了路。走到中午的时候，累赘的包袱压得他受不了。于是他重新把金子分开，但这一次只把其中的一半倒在地上。到了下午，他把剩下来的那一点也扔掉了，现在，他只有半条毯子、那个白铁罐子和那支枪。

《而师》“具旧□复”，“如此断句，则上文不字，下文来字，与此复字为之幽合韵。”[3]74

与《诗经》进行比较加以考证，郭沫若称石鼓文“全诗歌格调与《诗经》中《秦风》及西周末年之二《雅》甚为接近。如《大雅》《车攻》《吉日》诸诗自来以为宣王时诗，无异说，举以石鼓文相比较，不仅情调风格甚相类似，即遣辞造句亦有雷同。”[3]3-4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青岛德式历史建筑地面修复适宜技术是以材料特征和劣化迹象为依据、以劣化解决和原始特征真实保存为目的来进行选择的，主要包括清洗、修补、复制替换等修复技术.

四、定石鼓文献的名称和次序

宋代研究者或以一二三四，或以甲乙丙丁为石鼓命名，这极不利于石鼓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清代学者叶奕苞首倡以首句为名，而郭沫若“仿《诗序》标举文中二字为石之名”，[3]42将十鼓命名为“车工”“汧沔”“田车”“ 欶 ”“ 霝 雨”“ 作原 ”“ 而师”“吾水”“马荐”“吴人”。这一命名方法简单有效，可以避免混淆。

石鼓被发现后，屡遭迁移，原来以何种方式陈列已不得而知，学者们对原石次序做了不少研究。清叶奕苞《金石录补·石鼓文》记：孙巨源于僧寺佛书龛中，得古书一卷，传为唐人所编，其甲乙次第，悉与施（宿）合。这一记录疏漏明显，但其中所论施宿对石鼓的排序影响极大。郭沫若不迷信前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所排的顺序“《汧沔》第一，此石称道汧源之美与游鱼之乐，刻石渭滨而称道汧源者，溯始也。汧源乃秦襄公旧都，襄公攻戎救周，盖自此出师，故首叙其风物之美以起兴；《霝雨》第二，此石追叙初由汧源出发攻戎救周时事；《而师》第三，此石追叙凯旋时事，中当有天子命辞，惜残泐无从属读；《作原》第四，此石叙作西畴时事，先辟原场，后建祠宇，更起池沼园林以供游玩，石虽半折，然其全文可想见也；《吾水》第五，此石叙作畴既成，将畋游以行乐；《车工》第六，此石叙初出猎时情景；《田车》第七，此石叙猎之方盛；《欶》第八，此石叙猎之将罢；《马荐》第九，此石盖叙猎而归时途中所遇之情景，由‘雉血’一语可以占之也，今石已一字无存，行款之复原耑赖顾砚，文之前后当尚有缺行也；《吴人》第十，此石叙猎归献祭于畴也。”[3]71-79郭沫若将《而师》一鼓的文字加以史实考证，认为“尤属与平王事若合符契”[3]39而围绕此史实，依据文辞将十鼓进行排序。客观的说，郭沫若对十鼓的排序是在薛尚功、郑樵、王厚之等学者研究基础之上取得的，结合了石鼓的文辞和史实，较为合理。

五、考石鼓文献的作者

石鼓文的作者已不可考，郭沫若推测“这是因为周室东迁之后，有一部分太史作策之类的人员留下了，又做了秦人的官，替秦襄公司笔札，故而做出了同西周王朝格调相同的诗。”[3]13张光远也认为秦史官可能是石鼓文献的作者，“我们想秦襄公在升为诸侯，与各国互通使聘时，秦国的政治就已完备，其史官之设，最迟也应自襄公八年始。……然而，除了《诗经》之外，我们就很少能从经史中去多认识秦国早期的文化，所幸雍地十枚石鼓发现，终使秦国文化重放光辉。”[5]

六、校勘石鼓文文献

校勘是文献学的重要内容，要识读、研究石鼓文献，校勘的工作必不可少。郭沫若对石鼓文献进行了细致的校勘。

首先，郭沫若对石鼓文献校勘的态度是较为严谨的，如考《霝雨》“勿□□止，其奔其敔，□□其事”，“‘止’有擒获拘捕之义，设‘勿’下所缺一字而为掎，如《国语·鲁语》‘掎止晏莱’之例，则与奔敔字相呼应，万事可不成问题，而独过此重要一字适缺，又不能如杨慎辈任意妄补。韩愈《石鼓诗》有云‘嗟余好古生苦晚’，盖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矣。”[3]127

其次，郭沫若对前人的校勘成果积极予以肯定，在《明锡山安氏十鼓斋先锋本石鼓文书后》中保存了十鼓斋安氏对石鼓文版本梳理和校勘的重要成果。如《先锋本跋》：《霝雨》“君上济字前人未见”；《马荐》“天字前人未见”。[3]246《中权本》“求下字曹本最完，浦本次之。此犹可辨，他本泐尽矣”，“此鼓（而师石）较浦本多残字四。以来二字明显可辨，骖下一字以文意度之，似右字，余一字俟考。桂翁。”“癸丑中秋，观于耕渔轩。倪瓒有印曰‘云林子’。（此题字坊间本无恙）”[3]25《0后劲本》校勘成果较多，以《而师》一石为例，有“此鼓左下残骖字，曹本剪脱。此字约在石本四行之首”、“此鼓石本弟八行乐上残来字，曹本剪脱”等条。[3]253郭沫若对前人的研究给予了高度肯定，“通览诸跋，足见前人搜罗之勤苦与鉴别之精寀”。[3]257

在《石鼓文研究附图》的前言中，郭沫若仔细比较石鼓文各拓本，对诸本存字情况的逐一说明。[3]81-84在《石鼓文研究·古拓二种之比较》对《中权本》和所见照片即《后劲本》（郭氏亦称《写真本》）进行对校，发现两本各有优劣，“事颇吊诡”，推测“其原拓本系凑合，否则于剪装时互易或为匠人所夺损也”。[3]24评价中权、后劲“然必两本合璧，然后始能矜为至善也”。[3]24郭沫若校勘石鼓文献以《先锋》《中权》《后劲》三本为主，并甲秀堂法帖本和石鼓砚参校。在校勘石鼓文的过程中，郭沫若运用多种校勘方法，今论如下：

《而师》“古我来□”，“古读为故，《大盂鼎》‘古天翼临子’，例与此同。”[3]74

（一）对校

各版本石鼓文献间相互校勘。

《汧沔》“其遊”之字，《先锋本》“与《后劲本》相伯仲而石花较小”。[3]258

《霝雨》“极深似”释，“首字左上隅，《先锋本》有石痕可见，似已更无残笔，其字作形。”[3]47在《明锡山安氏十鼓斋先锋本石鼓文书后》中又论“‘极深似’之字，此字于《中权》、《后劲》二本，其左上隅均成一片空白，不知是否尚有笔画，今此本于空白之中尚有石痕，谛寀似已更无余画。其字作，余初疑为桨之象形文，由韵与字形按之，盖近是也。”[3]258

《霝雨》“盈湈济济”，“济济《中权本》有重文，写真本泐。”[3]73

《田车》“田车孔安”，“安子下女字与宀不相连，仅《后劲本》如是，据此足证三本殆杂集而成。此石当《后劲本》为最古也。”[3]61

《田车》“其□夜”，“字旧以为有重文，入韵，谛寀诸本，并无重文。当连夜字为句。字盖（奔）之繁文。”[3]63

《而师》“□□□ ”，“又此字（ ）《写真本》无，骖下一残文亦无，盖剪夺也。”[3]73

《而师》“具旧□复”，“复上一残文亦为《写真本》所无，字不可识。”[3]74

《而师》“天子□来”，“来字在此入韵，《写真本》被剪夺”。[3]74

《吾水》“害不余”，“余下一字薛书及《天一阁本》均做及，今以二本考之。上半并存双又形，殆字之泐，读为戎右之右。”[3]75

十鼓之间相互校勘。

《车工》“鹿速速”，“鹿字《后劲本》比《中权本》多存一笔，而此本（《先锋本》）所存者更多鹿之后脚亦隐约可辨。”[3]258

《马荐》“今石已一字无存，行款之复原耑赖顾砚，文之前后当尚有缺行也。”[3]78

针对运动物体重构困难的问题，采用基于固定相机所拍摄的图像对动态目标提取与跟踪对运动目标物体进行提取，然后采用GMS+RANSAC特征匹配方法得到的特征匹配对运动目标进行三维重建。本方法不仅对动态目标物体三维重建提供一种新思路，也扩展了如监控系统等固定式摄像设备的用途。实验结果也表明使用动态目标提取与跟踪能有效对动态目标进行三维重构，并且使用GMS+RANSAC方法能有效减小提取运动物体后图像可能造成的特征匹配对数量不足的影响，使最后生成的模型更加精准，纹理更加丰富，观测效果更加逼真。

郭沫若评价《先锋本》，“惟此本之最大缺陷，则为初受装潢时剪脱残文残画太多，《后劲本》于《而师》一石剪脱四残文，至输于《中权本》，而此较之二本更短二十一字。”[3]258但他认为《先锋》《中权》《后劲》三本相校可补“当日必尽有之，不幸初

装时为手民剪弃”之遗憾。由“盖字既经剪，其在原拓必已为残文剩画无疑，今三本具存，参合之，可得五百有一字。”[3]259作《先锋本夺字补》据《中权》《后劲》两本所存字补八石21字，并列表对所补字的位置进行了详细说明，[3]237-244可谓石鼓对校的重大成果。

（二）他校

利用其它文献对石鼓文献进行校勘。

1.甲骨文献：

根据上述反应方程式得到铝作还原剂,NaOH和H2O全作氧化剂,所以氧化剂和还原剂的物质的量之比是2∶(2+2)=1∶2。

《田车》“戎止”，“字屡见卜辞，作，亦作若。”[3]77

《欶》“隻允异”，“隻字上端微泐，旧多误为事，非也。隻即古獲字，卜辞多见。”[3]78

2.金文文献：

基于脚部惯性传感数据对人员运动时的速度进行估计主要采用的是直接积分的方法,采用该方法针对低速行走的行人可以获得较高的速度估计准确性。当行人以0.6m/s至1.6m/s的速度慢速行走时,速度估计的最大均方误差RMSE(Root Mean Square Error)为0.14m/s[5]。但当人员运动速度增加,处于快速行走以及跑步状态下时,人体的步态模型会发生改变[11],脚掌着地的时间会随着速度的增加而减小,加之消费级IMU自身存在的传感误差[12],继续采用直接积分的方法估计人员运动速度会产生较大误差。所以,当行人运动速度增加至快速行走后,运动速度的估计需要采用其他方法。

《吾水》释“瀞”，“古清字，《国差 》‘卑旨卑瀞’同此。”[3]75

《田车》“戎止”，“字……金文《父辛盤》有字，当是一字。”[3]77

此外，郭沫若还利用石鼓文献辨伪传世文献，如利用《作原》一石的特殊性辨伪《古文苑》，“《古文苑》一书，注者南宋章樵谓‘孙巨源得于僧寺佛书龛中，以为唐人所录。’后世学者疑其为伪，然亦苦无确证以破之。今考其卷首所收之石鼓文，其《作原》一石亦无上端三字，即此已足破其伪而有余矣。”[3]30-31

3.石刻文献：

《欶》“字从矢声。在此与马虎为韵，声当在鱼部。《诅楚文》有字，曰淫甚乱。两者合勘，疑是夸之异文。《诅楚文》殆假为誇或汙。此从矢，盖矢声也。”[3]66

《汧沔》“其氐鲜”“《汗简》有盜字作，云出《碧落碑》。此复从竹，乃繁文，以盜多聚于萑苻也。意谓小鱼在水中盜食，状甚鲜明”[3]72

4.传世文献：

《霝雨》“舫舟囱逮”，“《月令》‘寒气總至’，郑注‘總犹猥猝’，与此用例同。總从悤声，悤从囱声也。”[3]73

《田车》“四介”“二字颇漶漫，然谛寀可辨《诗·清人》‘驷介旁旁’。”[3]77

《而师》“……而师”，引《周书·文侯之命》“其归视尔师”，考而即尔也，又根据其他文献认为“又此行之前就文势觇之，当尚有一二行，其势方备”。[3]73

《欶》“趍马”，“字漫，旧误为六，因启汉制驾六之疑。今案确是字。《说文》‘，两手盛也’。此处盖用为以两手控勒马辔之意。”[3]78后从马叙伦，改“叚为骆”。[3]101

（三）本校

《车工》“角弓”，“字自宋以来久成悬案，今据《写真本》比别本多存二三残笔，谛寀确是从省辛声之字，仅此一字，直刻云一笔万金矣。”[3]76后据《先锋本》改前说，“《先锋本》之优点，其一即车工‘角弓’之字，安氏已屡言之，其字轮廓视后劲本更明，确系骍字之异，从牛辛声，余向据《后劲本》以为从羊辛声者，今知其误矣。”[3]258

2.3 并列关系一般概念的辨析 转录和翻译属于一组并列概念，选择图5进行教学。首先，指认图中涉及的细胞结构和物质；其次，详细说明转录和翻译的过程；最后，列表比较转录和翻译。转录和翻译这两个过程都是微观和抽象的，图5是关于转录和翻译过程的一张整体图解，对照图解来详细说明转录和翻译的过

《霝雨》“舫舟囱逮”，“舟下一字原作，郑樵释西，后人多从之。然《吴人》石‘西北’句西字作，与此判然有别，释西非也。案当从刘心源释囱，读为悤遽之悤。”[3]35

它所指的就是我国公民使用一系列的合法方式和手段，参与我国的政治活动，对于国家机构、政治决策、政治构成以及政治结果进行一定参与，并表达出自己相应的看法和做法，以对相关政治活动产生一定的影响，称之为政治参与。

《田车》“其又斾”，“字半泐，由上字推校之，知是从走虏声之字。”[3]77字乃《霝雨》石字。

《吴人》“‘勿勿代’与‘西北’辞例相同，故勿必读为忽方符文理。……又与此二句语法相同者，《霝雨》石尚有一例，即‘勿□□止，其奔其敔，□□其事’之‘勿□□止’，此必为‘勿□勿止’无疑”。[3]126

（四）理校

据理推断，以校石鼓文献。

4)性能要求，参考本院实际班级人数以及合班上课的需求，要求系统至少能够同时支持150人左右同时进行测试。

1.依韵读校

《霝雨》“□□□癸”，“癸字二本均微泐，谛寀确作，且与下文济洎逮为韵，殆记出师之日。”[3]73

《霝雨》“极深似字，“旧释为户，非是，字当入韵，疑是桨之古文，象形。”[3]73

《而师》“□□□ ”，“ 字当断句，与上文师字为韵。”[3]73

从石鼓文内容加以考证，郭沫若根据《而师》“□□而师，弓矢孔庶……小大具□，□□来乐，天子□来。嗣王始□，古我来□”记录史实的诗句，认为“《而师》一石之‘□□而师，弓矢孔庶’，乃天子之命辞，而即尔汝字，犹《书·文侯之命》言‘其归视而师，宁尔邦，用赉尔秬一鬯卣，彤弓一，彤矢百，卢弓一，卢矢百’也。又其‘嗣王始□，古我来□’，尤属与送平王事若合符契”。[3]3郭沫若的这一论断，裘锡圭认为，“按照石鼓文称‘天子’‘嗣王’等内容来看，其年代必须合乎两个条件：一、在当时秦与周应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二、当时的周王应该刚刚即位不久。郭沫若主要就是根据这两点把石鼓文的年代定为襄公八年的”，“郭沫若的襄公说是相当合理的。其他关于石鼓文绝对年代的说法，都难以满足上述两个条件”。[7]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引导学生认真阅读，进行积极的思维活动，学习作者善于从大量平凡的、细小的材料中去选取典型材料、揭示事物本质、表现深刻主题的手法，吸收“例文”的营养，对照比较自己的作文，能不断提高严选精选材料的本领，以及不蔓不枝，突出中心的能力；由于不断地欣赏领悟，还可潜移默化地陶冶学生的性情，使之逐步走向一种新的精神境界。同时，由于所学的知识是学生亲自参与思考、讨论才得到的，因此印象特别深刻，常常经久不忘，遇到应用的情境，也能较灵活地转换、迁移。

《作原》“乍乍□”，“第四字缺文当即畴字，与下文里嗣字为韵。”[3]74

《作原》“鸣□”，“鸣下一字当是鸦若乌，与罟华字为韵。”[3]74

《马荐》“雉血”，“血字半泐，旧释立，字形文意均不可通。今案字与一字为韵，决为血字无疑。”[3]79

《吴人》“勿勿代”，“代，更易也，字与北亟为韵，旧多释为伐，非是。”[3]79

《吴人》“寓逢”，“寓叚为遇，逢当断句，与上字为韵。”[3]79

2.以文例校

《作原》“为卅里”，“全文以四字为基调，此独三字，用知卅字古乃读‘三十’二音。”[3]74

《吾水》“□既止”，“（）其下缺文当即畴字，畴者止也，文相呼应，意言西畴落成也。”[3]75

《而师》“唯‘骖’二字间细寀中权本有剪贴痕，确当空一格，以‘左□骖，滔滔是’为文。字右旁尚有残画可辨，并非右字。但既言‘左骖’，依石文惯例，必言右骖，用知‘弓矢孔庶’下七格当是‘右骖□□，□□□ ’，与下文相对为文。”[3]114

领舞者持钓鱼鞭踏鼓点跃入场中央，鞭打四方，四虎紧追其后，分东北（①号虎）、西北（②号虎）、西南（③号虎）、东南（④号虎）四个方位进入场中央，左右游动伺机进攻，对领舞者形成包围之势。四名斗虎英雄摩拳擦掌准备迎战。

《吴人》“□大”，“ 就此八字观之，上一字似有重文，然‘大’字特小，而局在行末，疑原句本作‘大□’，大字夺去而补刻之也。”[3]79

以上所论各种校勘方法不是孤立的，郭沫若综合运用各种校勘方法考校石鼓文献，如《霝雨》“舫舟囱逮”中囱字的考校，先利用《吴人》石本校“舟下一字原作，郑樵释西，后人多从之。然《吴人》石‘西北’句西字作，与此判然有别，释西非也。案当从刘心源释囱，读为悤遽之悤。”[3]35再利用传世文献他校，引《月令》“‘寒气總至’，郑注‘總犹猥猝’，与此用例同。總从悤声，悤从囱声也”[3]7《3再论石鼓文之年代》中，再引《殷虚书契后编》之甲骨文献再校当为“囱”。[3]121

七、局限

郭沫若对石鼓文献的研究着力甚多，取得了上述成就，但也留下了一些可商榷之处。

（一）摹字形

石鼓残泐已久，研究者都希望能尽可能恢复石鼓文献的文字和内容。郭沫若对石鼓文献进行过摹写，对恢复石鼓文献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但也留下了一些问题。关于郭沫若摹写石鼓文献，前人研究已详，可参看徐宝贵《石鼓文整理研究》第五章《石鼓文的拓本、摹刻本、影印本、摹写本》第五小节《摹刻及摹写本字形辩正》。[8]471-581今将前人提出郭氏摹写较为明显的错误列如下表：

 

（二）释文字

对石鼓文献的识读必然涉及对石鼓文字的训诂，郭沫若对石鼓文献的训诂大多可从，但有两处可以商榷。

《霝雨》“□□自”、《欶》“□宣搏”，，郭沫若认为“此字从邑，虏声，当是蒲谷之蒲之本字”，[3]73在《再论石鼓文之年代》中再定当是“蒲谷之蒲”。[3]120张政烺[9]、唐兰[4]等认为当释“鄜”。

《吾水》“四翰”，翰，郭沫若“案乃叚为，马毛长者也”，[3]75罗君惕考“《易·贲卦》‘白马翰如’，疏：‘鲜洁其马，其色翰如’。《礼记·檀弓》‘戎事乘翰’，注‘翰，白色马也’。此石多咏马，当作白马解”。[10]80

郭沫若吸收前人对石鼓文的研究成果，利用甲骨文献、金石文献和传世文献，运用多种校勘方法，结合文字、音韵等多学科知识，分析判断，言之成理，对石鼓文献的整理、考释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展示出郭沫若一代文献学大家的风范。他对石鼓文献的研究，极大推动了整个学界对石鼓文献的研究。至于郭沫若在石鼓文献整理研究中留下的可商榷之处，可能源自疏忽，也有可能是坚持一家之言，瑕不掩瑜，无损于其学者的风范。

参考文献：

[1]张光远.石鼓诗之文史论证[M].台北：著者出版社，1968.

[2]沈兼士.石鼓文研究三事质疑[J].辅仁学志，1945.

[3]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9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

[4]唐兰.石鼓年代考[J].故宫博物院院刊，1958（1）.

[5]张光远.秦地文化与史籀作石鼓诗考[J].故宫季刊，1979（冬季号）.

[6]韩伟.北园地望及石鼓诗之年代小议[J].考古与文物，1981（4）.

[7]裘锡圭.关于石鼓文的时代问题[J].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1）.

[8]徐宝贵.石鼓文整理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8.1.

[9]张政烺.猎碣考释初稿[J].史学论丛(第一册)，1934年7月.

[10]罗君惕.秦刻十碣考释[M].济南：齐鲁书社，1983.12.

[11]罗业恺.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述略[J].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