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在20世纪初年興起的國學運動，以1905年上海國學保存會主辦的《國粹學報》的創刊為標志，迄於1949年新中國的建立，這一運動持續了將近半個世紀。我們回顧國學運動的發展過程可以明顯地看到，它自始至終是存在兩個傾嚮的，即以文化保守主義者為主的國粹派和以新文化學者為主的新傾嚮派。《國粹學報》於1911年停刊，表明國粹思潮的衰微；北京大學的《國學季刊》於1923年創刊，則表明國學運動新傾嚮的形成。雖然新傾嚮迅即成為國學運動的主流，並由顧頡剛發起的古史辨派和傅斯年領導的歷史語言學派的支持與推動而取得巨大的成就和深廣的影響，然而國粹主義的緒餘仍盤根錯節地存在。國學運動新傾嚮之所以成為國學運動的主流，是由於衆多新文化學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新的觀點、新的態度和採用的新的研究方法，適應了學術發展的新趨勢，從而成為新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胡適於1919年2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第一號發表的《新思潮的意義》，代表了新文化學者對國學研究的態度，即反對國粹主義。他説：“現在有許多人自己不懂得國粹是什麽東西，卻偏要高談‘保存國粹’……若要知道什麽是國粹，什麽是國渣，先需要用評判的態度、科學的精神，去做一番清理國故的工夫。”[注]胡適：《新思潮的意義》，歐陽哲生主編：《胡適文集》第二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57—81頁。他認為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種評判的態度，新思潮的目的是再造文化，這一切均落實在對國故的整理上。他發出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號召，這得到學術界熱烈的響應。北京大學學生創辦的《新潮》雜志於1919年5月1日出版的第一卷第五號上發表了毛子水的《國故和科學的精神》。他認為：“用科學的精神去研究國故，第一件事就是用科學的精神去採取材料。凡考古的學問和他種的學問相同，最要的事情就是有精確的材料。論斷的價值和材料有密切的關係，材料不精確，依據這個材料而立的論斷，也就没有價值了。”時任《新潮》編輯的傅斯年在同一期發表《毛子水〈國故和科學的精神〉識語》，大力支持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號召，以為其應是將有益於中國學術界並裨益於世界的科學。他説：“‘國粹’不成一個名詞(請問國而且粹的有幾)，實不如國故妥帖。至於保存的粹尤其可笑……研究國故必須用科學的主義和方法，絶不是抱殘守缺的人所能辦到的。”[注]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一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62頁。1926年顧頡剛在《北京大學國學門周刊發刊詞》上回答了某些學者關於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質疑。他説：“國學是科學中的一部分(如其是用了科學方法而作研究)，而不是與科學對立的東西。倘使科學是不腐敗的，國學也决不會腐敗。倘使科學不是葬送青年生命的，國學也不會葬送青年的生命。……至於老學究們所説的國學，他們要把過去的文化作為現代人生活的規律，要把古聖賢遺言看作‘國粹’而强迫青年去服從，他們的眼光全注在應用上，他們原是夢想不到什麽叫作研究的，當然談不到科學，我們當然不能把國學一名輕易送給他們。”[注]阿英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史料索引》，上海：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6年，第169頁。這是將國學運動新傾嚮與國粹派的根本區别歸結為研究方法的相異，而以科學方法研究國學是國學運動新傾嚮學者的基本學術特徵。自《國學季刊》創刊以來，全國重要高等學校和學術研究機構紛紛設立專門的國學研究所並出版專門的刊物，使國學運動沿着新傾嚮的道路發展，形成以科學考證為時尚的熱潮。史學家蒙思明於1941年談到當時的學術風尚深有感慨地説：“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金字招牌下……竟變成學術界惟一的支配勢力。學者們高談整理國故，專崇技術工作，使人除考據外不敢談史學。評文章的以考證文章為優，倡學風的以考證風氣為貴，斥理論為空談，尊科學為實學。”[注]蒙思明：《考證在史學上的地位》，《責善半月刊》第二卷第十八期，1941年12月。這裏他從否定的方面反映了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已在學術界具有强大的支配勢力，而且將國學家們提倡的科學方法等同於考據學，而這確實是國學運動過程中的真實情形。新傾嚮國學家在吸取和應用西方近代科學方法時，實際上採用了實證的科學方法。不僅國學家們如此，實乃淵源於西方近代自然科學的實證主義思潮。這種實證的自然科學方法是在晚清時期隨着西學東漸的加强而逐漸引入中國學界的。

2.1 肝功能 干预前，两组产妇血清TBIL、TBA、AST、ALT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产妇的血清TBIL、TBA、AST、ALT水平均低于干预前，且研究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科學方法是什麽？1902年梁啓超介紹西方近代科學精神與方法時説：“所謂的科學精神何也？善懷疑，善尋問，不肯妄循古人之成説與一己之臆見，而必求真是真非之所存，一也。即治一科，則原始要終，縱説横説，務盡其條理，而備其佐證，二也。其學之發達，如一有機體，善能增高繼長，前人之發明者，啓其端緒，雖或有未盡，而能使後人因其所啓者而竟其業，三也。善用比較法，臚舉多數之異説，而下正確之折衷，四也。凡此諸端，皆近世科學所以成立之由。”[注]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1册，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第87頁。他的概括是較全面的，即客觀的、求真的態度是科學精神的體現，專門的、系統的、重證的、比較的研究是科學的方法。1914年9月由在美國康奈爾大學的中國留學生任鴻隽、趙元任、胡明復、楊銓等創辦的《科學》月報在上海出版，此刊旨在介紹西方近代自然科學傳入中國所起到的重大作用，迄於1950年計三十五年間共發行三十二卷。任鴻隽在《科學》創刊號(1914)上論及科學是什麽時説：“科學者，知識而有系統之大名。就廣義而言，凡知識之分割部居，以類相從，並然獨繹一事物者，皆得謂之科學。自狹義言之，則知識之間於某一現象，其推論重實驗，其察物重條貫，而又能分别關聯抽舉其大例者謂之科學。今世普所謂之科學，狹義之科學也。”[注]任鴻隽：《論中國無科學的原因》，轉引自胡軍：《分析哲學在中國》，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1頁。關於具體的科學方法，任鴻隽概括為一個合理的程序：分類—歸納—假設—形成定律或學説。這是從自然科學研究重客觀、重實證的特點而形成的有序的、細密的研究過程。1926年金岳霖在《晨报副刊》第五十七期論述科學方法説：“科學的方法，是由小而大，由精而博，先得事物之詳，然後求它們的普遍關係。他們所用的度量有極妥當的權斷，他們所用的名詞有同行公認的定義……科學家研究一個問題，可以把範圍縮小，也可以把範圍擴大。……約言之，科學家的思想，有試驗與實驗的可能……科學家的試驗，不限於一次，本自己的力量，可以造出同等的情形，有了同等的情形，就是試驗千百次都可以，而千百次試驗的結果都差不多。”[注]金岳霖：《唯物哲學與科學》，金岳霖學術基金會學術委員會編：《金岳霖學術論文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第159頁。他理解的科學方法是在研究中必須有同類的規範的大前提，採用同類的方法，裁定研究的具體範圍，研究的結果具有重試的可能。我們如果將中國傳統的治學方法與西方近代科學方法相比較，則不如西方的客觀、精密和先進。自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嚮西方尋求真理的過程中就純學術而言，特别看重西方的科學方法，而介紹西方科學方法遂成為一種學術風尚。例如：魏嗣鑾的《自然科學上思想的法則》(《少年中國》1919年1月)，王星拱的《科學的起源和效果》(《新青年》1919年12月)、《什麽是科學方法》(《新青年》1920年4月)，朱階平、陳廣沅譯《科學概論》(《覺悟》1922年3月)，唐鉞的《科學的範圍》(《晨報副刊》1923年7月10日)，趙涵川的《實驗科學的方法》(《學生雜志》1930年4月)，以上枚舉的論文可以反映學術界對科學方法的關注和需要。

科學方法本是西方近代研究自然科學的方法，當其介紹入中國後，廣為社會科學研究所採用，尤為國學家們所採用，這亦源自西方近代的實證主義哲學思潮。西方近代自然科學是以實證為基本特徵的。近代的天文、地質、生物、物理、化學等學科因採用實證方法而取得突飛猛進的發展，它們的研究方法構成一個嚴密的程序，由此産生科學方法體系。西方實證主義哲學的創始者奧古斯特·孔德(Auguste Gomte，1798—1857)是法國著名哲學家，他主張將自然科學方法運用於“社會學”(此名詞是他提出的)，實指社會科學。他在1844年著的《論實證精神》裏説：“實證一詞指的是真實，與虚幻相反……主要在於以精確對照模糊……精確的含義使人想起真正哲學精神的恒久傾嚮，即處處都要贏得與現象的性質相協調並符合我們真正需要所要求的精確度。”[注][法]奧古斯特·孔德著，黄建華譯：《論實證精神》，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29頁。實證主義的基本特徴可以概括為：衹承認感官認識為實在的可以把握的具體對象，以邏輯分析的陳述作出真或假的判斷。孔德認為實證方法是完全可以應用於“社會學”的，他説：“我們在今天適度普遍推廣於實證學科方面所應追求的，首先是精神的，然後是社會的效果；這種重要效果必然取决於嚴格遵循序列規律。為了對個人迅速傳授或是為了對集體長時間傳授，實證精神都必須從最初的數學狀態逐步過渡到最終的社會學狀態，先後通過中間四個階梯：數學的、天文學的、物理學的、生物學的。將來仍然必須如此。”[注][奧]魯道夫·哈勒著，韓林合譯：《新實證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第34頁。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亦是社會科學理論構建的方法論，但社會科學在應用時是有其特殊性的，因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之相異所致。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涉及人類的領域，因而預言的可能性受限於人類行動的决斷範圍；但是自然過程的齊一性又使準確的預測成為可能：此即是科學進步的重要原因。實證主義的科學方法之傳入中國並為中國學術界所接受的是穆勒的《名學》、培根的《新工具》和笛卡爾的《方法論》。這三位西方近代學者皆屬於實證主義哲學家，他們對科學方法作了系統的論述。

在此过程中，青少年价值观与道德判断将会得到进一步提升，出现攻击行为的可能性也会大大降低。与此同时，群体观与自我人际价值感之间的关系主要呈现负相关关系。主要是指越是认为自我观重要的个体，个体存在的人际价值感愈加淡薄，相反则反之。可以说，学校方面必须加强对青少年价值观与道德判断方面的教育能力，尽量规避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出现。为了进一步提升青少年价值观与道德判断能力，教师可以适当提升关于这方面的教育能力，确保青少年规范自身行为。

二

嚴復是中國近代具有廣泛社會影響的啓蒙思想家。他將近代西方政治學、哲學、社會學、經濟學、法學等著作譯述入中國，尤其是《進化論》的譯述對中國學術界的影響巨大，由此形成一時的新的社會思潮。他亦是第一個將西方近代科學方法系統地譯述入中國的學者。嚴譯《穆勒名學》於1905年由金陵金栗齋刻印，1912—1921年由商務印書館排印出版。約翰·穆勒(J.S.Mill，1806-1873)是英國著名哲學家、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其邏輯學著作原書名“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嚴復按照中國習慣譯為“名學”。其書分為名與辭、演繹推理、歸納推理、歸納方法、詭辯、倫理科學的邏輯六個部分，是研究思維形式和規律的專著。嚴氏譯了半部，附加按語四十條。他將邏輯推理的“演繹”譯為“外籀”，“歸納”譯為“内籀”。“籀”乃抽取、抽繹之意。關於歸納與演繹的關係，穆勒認為事物的因果和現象是極紛繁的，如果要從其中尋找到某一規則，不能僅用歸納方法，還須用演繹方法，但也不能純用演繹方法。演繹方法應有三個程序：開始時以歸納的實驗為前提，繼以連續的推理，再從實驗得到印證。嚴復特别指出印證的重要意義：西方近三百年的科學公理之所以不被動摇，即在於它是經得住印證的。所以穆勒提出演繹方法的“三候”是嚴密的方法。中國傳統學術的根本問題是忽視對客觀事實的考察，亦不驗證事實，因而多屬於主觀臆造的論斷。嚴復舉例説：“中國九流之學，如堪輿，如醫藥，如星卜，若從其緒而觀之，莫不順序；第若窮其最初之所據，若五行干支之分配，如九星吉凶之各有所主，則雖極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無他，其例之立根於臆造，而非實測之所會通故也。”[注]嚴復：《穆勒名學》按語，王栻主編：《嚴復集》第4册，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047頁。嚴復為中國學界引進了西方邏輯的内籀實測之學，指出了中國學術的缺憾，這使學界耳目一新，然而他並未將内籀實測之學與科學方法明顯地結合起來。1909年嚴譯《名學淺説》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著者為英國的耶芳斯(W.S.Jevons，1835—1882)。此著共二十七章，前兩章為緒論，第十三至十四章論演繹邏輯，第十五至二十七章論歸納邏輯。《名學淺説》的影響遠勝於《穆勒名學》，曾被作為許多高校的教材。此後邏輯學在中國引起重視，大量的研究論文刊出。例如：徐彦之的《邏輯學者哲學之精》(《新潮》1919年1月1日)和他翻譯的《邏輯漫談》(《新潮》1919年2月1日)，胡淑光的《邏輯漫談》(《政治學報》1920年)，方東美的《邏輯短論》(《東南論衡》1926年4月)，鄧性初的《歸納法與演繹法在教授上的應用》(《哲學月刊》1927年8月)等。

顧頡剛在少年求學時讀過動物和植物表解、綜合性理科教科書和礦物學講義；在中學時從學習化學而知道要辨别一種東西的元質，需用他種元質去試驗它的反應，然後從各種不同的反應上去判定它；在讀大學時讀了邏輯學教科書，知道歸納方法可以獲取新知，又知道科學的基礎建立在假設上，從假設而求證。這不僅是顧頡剛認識科學方法的過程，也是中國新文化運動以來知識分子認識和接受科學方法的普遍情形。1917年顧頡剛在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在聽胡適講授中國哲學史之後，接受了實驗主義的科學方法。他的理解是：“我先把世界上的實物看成許多散亂的材料，再用這些零碎的科學方法實施於各種散亂的材料上，然後就喜歡分析、分類、比較、試驗，尋求因果，又敢於作歸納、立假設，搜集證成假設的證據而發表新主張。”[注]顧頡剛：《古史辨》第1册自序，上海：樸社，1926年，第95頁。顧頡剛關於古史的考辨，主要是接受了胡適的實驗主義的歷史的方法。1920年亞東圖書館出版新式標點本《水滸傳》，胡適作了長序《〈水滸傳〉考證》，以此試圖開啓研究古代白話小説的新方嚮。關於《水滸傳》的作者、版本、故事來源等問題，胡適作了細密的考證，顧頡剛聯想到研究中國戲劇故事可以採取這種科學方法，亦即“歷史演進的方法”。他説：“我深知我所用的方法(歷史演進的方法)必不足以解决全部的古史問題，但我亦深信我所用的方法自有其適當的領域，可以解决一部分的古史問題，這一部分的問題是不能用他種方法來解决的。”[注]顧頡剛：《古史辨》第3册自序，上海：樸社，1931年，第9頁。以歷史演進法去考辨古史，可以推翻中國自古以來將神話傳説作為信史的成説。顧頡剛對此有一個周密的計劃：第一，考察偽史中的一件一件的事實是從哪裏來的，又是怎樣變遷的；第二，將每種事實的各種説法條列出來，像法官審理案件一樣，使謊話無所逃遁；第三，尋找出造偽者的造偽規律。顧頡剛通過對古帝堯、舜、禹和伏羲、神農等傳説的考察，最後確實尋找到了造偽的規律。他發現傳説中的古史經過一層又一層的造偽，愈是時代晚出的造偽者將古史(例如古帝的出現次序和排列系統)推到愈古遠的時代。因此他建立了一個假設：“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發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統恰是一個反背。”[注]顧頡剛：《古史辨》第1册自序，第52頁。這個假設在古史的討論中完全得到了證實。

顧頡剛發起的古史討論是整理國故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他對古籍的辨偽與古史的考辨皆發展了胡適提倡的科學方法。顧頡剛自述道：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是英國哲學家和現代實驗科學的真正創始者。其《新工具》沈因明譯本於1934年由辛墾書店出版，次年關琪桐譯本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在論邏輯方法的《工具論》裏曾指出：演繹方法是以一般性前提出發，這可使在辯論時很有力量，而歸納是從個别出發，其結論則更令人相信。他是將歸納方法列為三段論的一種推理形式，或者是作為三段論的變形。培根吸收了近代實驗科學的經驗，重新闡釋了歸納法的科學意義。“培根的歸納法，正是從亞里士多德在《工具論》裏提出的這個科學的第一原理是如何獲得的問題開始的。”[注]余麗嫦：《培根及其哲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57頁。培根認為使人們對自然和社會現象的認識産生困惑的有四類假象：1.出於人類種族、家族、宗派的認識者是為族類假象；2.出於個人本性局限的認識者是為洞穴假象；3.出於交際聯繫所形成的認識者是為市場假象；4.出於哲學及各種教條的認識者是為劇場假象。為了不受這些假象的蒙蔽，培根認為有一個簡單的方法：“我們必須把人們引導到特殊的東西本身，引導到特殊東西的系列和秩序；而人們在這一方面呢，則必須强制自己暫時把他們的概念撇在一邊，而開始使自己與事實熟悉起來。”[注][英]培根著，許寳騤譯：《新工具》，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17頁。科學家進行研究，不僅要重視特殊的東西本身，而且要將若干雜的特殊事例或現象進行排拒和排除的工作，這時便可採用真正的歸納法進入研究過程：確定享有優先權的事例，形成歸納的一些支柱，對歸納的精訂，研究工作隨題目的性質而變化，發現一些具有優先權的性質，確定研究的界限，就人的聯繫來議論事物，考慮提出原理的等級。這種歸納絶不同於簡單的枚舉的歸納，其結果“不應僅在説明和發現一些所謂第一性原理，也應用於證明和發現較低的原理，中級的原理，實在説就是一切的原理”[注]同上，第82頁。。自然科學的實驗即是以歸納為方法論的，因而它是科學的方法。1915年哈佛大學校長艾略特(Charles W.Eliot)在東方游學後説：“我們西方人有一樣東西是東方人所没有的，這就是歸納方法。西方近百年的進步完全得力於歸納方法的運用。”[注]胡軍：《分析哲學在中國》，第22頁。歸納方法對中國學者來説確為學術研究的新工具。

勒内·笛卡爾(Rene Descartes，1596—1650)，法國哲學家、科學家。其《方法論》原法文名作“一種能提高我們的本性至最完善程度的通用科學方案，附《屈光學》《天象》《幾何學》：作者所能選來證明他所提出的通過科學之最有趣材料皆闡明得使即使未曾學過的人都能懂得”，1637年出版時改名為“論正確指導人的理性、探求科學中的真理的方法，附《屈光學》《天象》《幾何學》——三者皆為這一方法的實驗”，簡稱《方法論》。《方法論》中譯本為彭基相譯，商務印書館1933年出版；《笛卡爾方法論》，關琪桐譯，商務印書館1935年出版。笛卡爾試圖告訴人們應遵循科學的方法以便正確地指引理性而去追求真理。他在此著第二部分中列舉了導致一切科學中的真理的方法的四項基本原則：第一，衹承認完全明晰清楚、不容懷疑的事物為真實；第二，將一切困難的問題分解為若干組成部分；第三，以較容易的推論至較困難的部分；第四，進行列舉、比較，尋求中項，同時考察困難的各個因素，不有任何的遺漏。法國哲學家夏爾·佩吉(1837—1914)認為笛卡爾在哲學上産生巨大影響的奧秘即在於他提出的探求真理的四個指導性原則。其對世界思維給予了革命性的變化，然而並不是説這種方法萬無一失，也不是説世界和笛卡爾本人遵循了它，而是它宣布了鬥争的决心，宣告了一個前進運動[注][法]皮埃爾·弗雷德里斯著，管震湖譯：《勒内·笛卡爾先生在他的時代》，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196頁。。關於科學研究的過程，笛卡爾將它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用演繹法，後一階段用歸納法。這是認識由直觀演繹而進入歸納—列舉，歸納則是直觀所不能達到的。他將這兩種方法統一於研究過程中，而特别强調列舉事實的重要意義。笛卡爾晚年在一封書信裏説：“幾何學家達到最困難證明時使用的那些簡單容易的推理系列，當時已使我想象：人類認識的一切對象都是這樣相互依存的，衹要我們避免作出錯誤的推斷，遵循一事物至另一事物前後相繼的秩序，那就没有什麽東西不可及，也没有什麽東西隱而不露，不為我們發現。”[注][法]笛卡爾著，管震湖譯：《探求真理的指導原則》，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115頁。

在“职责-流程-要件-文本”四位一体合同管理模式下，要出台合同管理的具体要求，比如：应杜绝线下合同、事后合同等；要将合同管理纳入合规绩效考核中，将合同审签及时率等指标作为绩效考核的指标；定期进行合同履约情况的统计，反馈统计情况；建立企业内部合同管理群，沟通合同审签信息；根据业务政策调整企业合同文本，做到合同与业务同步；加强与外聘律师的沟通，提升合同管理人员的法律素质。[1]通过以上工作，企业合同管理应该能取得较好的管理效果。

總體看來，古史辨派以疑古的態度，採用科學的方法，進行辨偽工作，對傳統的學術予以破壞。為什麽要做這些破壞呢？周予同於1926年説：“辨偽的工作，在現在烏烟瘴氣的學術界，尤其是國學方面，我承認是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辨偽雖是國學常識，但也是第一步的工作。”[注]周予同：《顧著〈古史辨〉的讀後感》，《古史辨》第2册，上海：樸社，1930年，第323—324頁。這種辨偽的破壞，實質上是對國學運動中國粹觀念的顛覆，由此纔可能從事新的學術建設。

（1）林农的技术基础薄弱。林农是进行林业技术推广的主要对象，林农进行林业种植的水平高低不一，具有专业的林业技术的农户占很少一部分的数量，所以，对林农来说，他们的整体素质还是比较低的，大大阻碍了林业技术推广工作。

三

胡適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之一，亦是國學運動新傾嚮的倡導者。他在美國留學時接受了實用主義——實驗主義，歸國後大力傳播，使它廣泛地在社會科學和國學研究中産生影響。20世紀初在美國興起的實用主義是西方近代實證主義的一個流派。美國著名的實用主義哲學家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1842—1910)於1906—1907年在波士頓羅威爾研究所和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發表系列講演，並於1907年出版專著《實用主義》，中譯本由孟憲承譯，商務印書館1924年初版。詹姆士認為實用主義將理論視為僅是我們可以依賴的工具，人們藉助理論的工具嚮前推進，它幫助人們改造自然。這樣使理論變活了，使每一種理論都可發生作用。實用主義的方法不是什麽特别的結果，而是一種不確定方嚮的態度。這種態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則、範疇和假定必需的東西，而是去看最後的事物、收獲、效果和事實，因此這種哲學最關注實用效應。在科學研究中對實用效應的要求是求事實之真。詹姆士説：“一個觀念的真，不是附在内的一個定止的性質。一個觀念遇着真，它成為真，事實使它真。它的真，是一件事情，一個過程，就是證實自己的過程。它的真確，就是考驗自己為真確的過程。”[注][美]詹姆士著，孟憲承譯：《實用主義》，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年，第134頁。實用主義源自西方自然科學和科學理性主義，崇尚自然科學，特别强調實驗的意義，又稱實驗主義。美國最傑出的哲學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1959—1952)最注重實驗的方法，以“實驗主義”作為最有應用價值的工具。實用主義在中國的影響主要來自杜威的學説。1919年5月杜威應中國教育團體的邀請來華講學，在北京、遼寧、河北、山西、山東、江蘇、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廣東等地作了百餘場學術講演，為時兩年餘。在此過程中，胡適對實用主義進行大力宣傳，發表了系列論文。

杜威説：“科學是一種工具，一種方法，一套科學體系。與此同時，它是科學探索者所要達到的一種目的，因而在廣泛的意義上是一種手段和工具。”[注][美]杜威：《論科學與社會》，轉引自孫有中等譯：《新舊個人主義：杜威文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年，第165頁。他認為科學的程序是通過考察後作出這一批判所依據的其他判斷的可能性來確定有效性，同時通過考察作出此一判斷所允許的其他判斷的必要性來確定意義。科學的判斷就是經過這樣反復的驗證與比較而成為定論的。為求得判斷在邏輯上的合理意義，每一個概念或叙述都必須從别的概念和叙述而來，又必須引到别的概念和叙述上去；各種概念和命題互相包含，互相支持：這即是“引出後面，證實前面”。胡適介紹杜威的實驗主義方法分為兩種：其一，歷史的方法。從發生學的角度來看，任何事物都是一種歷史狀態，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着一定聯繫的。因此研究的對象僅是一個中段，它有發生的原因，有自己發生的效果。這如祖父—兒子—孫子的關係，兒子是中段，因而胡適比喻為“祖孫的方法”。其二，實驗的方法。首先以具體的事實與境地為對象進行研究，將一切學説、理論、知識都視為等待證實的假設而非定論，將一切學説、理論、知識都進行試驗和實驗，衹有經過實驗的證實纔可以成為定論。

杜威的實驗主義方法是很科學的方法。胡適説：“自從中國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没有一個外國學者在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有杜威先生這樣大的……他衹給了我們一個科學方法，使我們用這個方法去解我們自己的特别問題。他的哲學方法總名叫做實驗主義。”[注]胡適：《杜威先生與中國》(1921)，歐陽哲生主編：《胡適文集》第二卷，第279頁。杜威關於科學研究方法的程序，胡適概括為：1.疑難的境地；2.指定疑難之點究竟在什麽地方；3.假定種種解决疑難的方法；4.把每一種假定所包含的結果一一想出來，看哪一個假定能够解决這個困難；5.證實這種解决使人信用，或證明這種解决是謬誤[注]胡適：《實驗主義》(1919)，歐陽哲生主編：《胡適文集》第二卷，第23頁。。胡適將這種方法予以簡化，他説：“科學的方法，説來其實很簡單，衹不過‘尊重事實，尊重證據’。在應用上，科學的方法，衹不過‘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注]胡適：《治學的方法與材料》(1928)，歐陽哲生主編：《胡適文集》第四卷，第105頁。實驗的方法是最重視證據的，胡適論及對證據的態度時，以為一切史料都是證據，但要辨析。他提出辨偽的原則是：這證據是什麽地方尋出的，什麽時候尋出的，什麽人尋出的？此人有做證人的資格嗎，他有作偽的可能嗎？[注]胡適：《古史討論的讀後感》，歐陽哲生主編：《胡適文集》第三卷，第86頁。他主張：“有一分證據，衹可以説一分話；有三分證據，衹可以説三分話。”[注]胡適：《致程靖宇》，歐陽哲生主編：《胡適書信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687頁。胡適在國學運動中提出的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和在國學研究中採用的科學方法，即是他將美國實用主義引入中國的方法。在國學研究中，他取得最大成就並産生巨大影響的是關於中國古代白話長篇小説的系列考證，而關於《紅樓夢》的考證即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自《紅樓夢》傳世之後引起學者們對小説中主要人物的各種猜測與附會，例如：以為《紅樓夢》是為清世祖與董鄂妃而作；以為書中的女子多指漢人，男子多指女人，具有政治意義；以為寫的是康熙朝明珠之子納蘭成德的故事，等等。胡適為了對《紅樓夢》進行考證，自1921年5月至1922年4月，辛勤地搜集有關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的史料。他在天津公園圖書館從《楝亭全集》中抄録曹寅的資料，又托張中孚抄寄楊鍾義《雪橋詩話》中關於曹雪芹事迹的資料，請單不廣送來《雪橋詩話》和《雪橋詩話續集》。此外顧頡剛還抄寄從《八旗世族通譜》及《皇朝通志》中獲得的曹氏家族資料，購得《旗人詩抄》並摘出敦誠贈曹雪芹的詩四首，購得《八旗文經》獲得高鶚的材料，購得《四松堂集》獲得新的曹雪芹資料，又抄寄錢泰古《甘泉鄉人稿》中曹寅的資料。胡適關於《紅樓夢》寫了一系列的論文，搜集了關於作者、時代、版本等大量的新資料，第一次解决了曹雪芹的家世問題，其中涉及作者是曹寅之子或其孫的問題，曹氏家族與清皇室的關係問題，作者的生平事迹問題，八十回本與一百二十回本的關係問題，續書作者高鶚問題等。他用歷史的方法去研究，改變了舊紅學的附會的錯誤研究路徑。胡適後來追憶説：“我三十年前提出的‘作者自叙’……確定此論點之後，全靠歷史考證方法，必須先考得雪芹一家自曹璽、曹寅至曹顒、曹頫，祖孫四代四個人共做了五十八年江南織造；必須考得康熙六次南巡，曹家當了‘四次接駕之差’；必須考定曹家從極繁華富貴的地位，敗到‘樹倒猢猻散’的情况——必須先作這種傳記的考證，然後可以確定這個‘作者自叙’的平凡而合理的説法。”[注]胡適：《致臧啓芳》，歐陽哲生主編：《胡適書信集》，第1121頁。這種考證是從文學角度研究《紅樓夢》之前必要的準備工作。

關於《西遊記》，除作者吴承恩生平事迹之外，其故事來源的考證同樣是很重要的：元代初年長春真人邱處機的《西遊記》與白話小説《西遊記》有無關係，小説中唐僧的故事與唐代高僧玄奘的關係，元人話本《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與《西遊記》的關係，話本中猴王的來歷與印度佛教傳説的關係，唐三藏取經故事在元人雜劇裏的演變，等等，這些都需要作細密的考證。胡適自1921年至1923年，用三年時間完成了《〈西遊記〉考證》。此外關於《三國演義》《水滸傳》和《三俠五義》故事來源的考證，胡適都採用歷史的方法並取得了成就。

胡適應用實驗方法的典型例子是對《醒世姻緣》作者的考證。約在1924年上海亞東圖書館標點重印《醒世姻緣》請胡適作序，因小説作者署名“西周生”，在未弄清作者的真實姓名與時代背景前，他不敢作序。七年之後他獲得新的材料，通過“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解决了作者是誰的難題，纔於1931年為之作序。胡適談到此例時説：“這個難題的解答，經過了幾許的波折，其中有大膽地假設，有耐心地搜求證據，終於得着我們認為滿意的證實。這一段故事，我認為可以做思想方法的一個實例，所以我依這幾年逐漸解答這問題的次序，詳細寫出來，給將來教授思想方法的人，添一個有趣味的例子。”[注]胡適：《〈醒世姻緣〉考證》，歐陽哲生主編：《胡適文集》第五卷，第269頁。《醒世姻緣》是一部長篇白話小説，故事托始於明代中期，但小説談到楊梅瘡和《水滸傳》《西遊記》中的事典，可見它應成於明末清初。胡適通過對小説故事内容的研究，發現它與蒲松齡《聊齋志異》的《江城》一篇均寫兩世的惡姻緣，而且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他於是作了一個大膽的假設：《醒世姻緣》的作者也就是《聊齋志異》的作者蒲松齡。這僅是猜測，若要證實尚待搜集有力的證據。胡適先從兩種書中求内證，發現這兩種書都着力寫悍婦，但一詳一略，這可能是定本與稿本的關係。1929年胡適從鄧之誠《骨董瑣記》卷七“蒲留仙”(留仙是蒲松齡别號)條見到“留仙尚有《醒世姻緣》”小説。這是引清代藏書家鮑廷博的話，但出處不清楚。胡適托人去詢問鄧之誠，鄧氏言是聞之於繆荃孫，而繆氏的《雲自在龕筆記》稿本不可獲得。1930年，胡適於北平見到孫楷第，請代為查尋。孫氏比較了小説和山東濟南地方志所記地理、災異、人物，但仍未得到確切的證據。繼而聊齋白話韻文出現，胡適將它與《醒世姻緣》的用語比較，更堅定了自己的假設。在《〈醒世姻緣〉考證》完成的次年——1932年8月，胡適的友人羅爾綱從廣西寄信，抄録了楊復吉《夢蘭瑣記》裏的一則材料，其中確記：“鮑以文云，留仙尚有《醒世姻緣》小説，蓋實有所指。”這終於使胡適的假設得到完全的證實[注]謝桃坊：《胡適的國學觀念與其白話小説考證》，《國學論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80—83頁。。胡適以新文化思想在學術界確立了新的國學觀念，以整理國故來切實開展國學運動。他關於中國古代長篇白話小説的系列考證，成為聯繫新文化運動和整理國故的紐帶，其運用科學方法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他的考證有助於白話文學語言的建設，是整理國故的積極成果，亦是典型的國學研究論文。因此，他為中國學術開拓了一個新方嚮，開闢了一條新道路。

四

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是德國著名史學家，為西方近代實證主義史學的創始者。他在《拉丁與條頓民族史·導言》(1842)裏聲稱：“歷史學問嚮來被認為有評判過去、教育現在、以利將來的職能，對於這個重任，本書不敢企望。它衹是想説明事情的未來面目而已。要做到如實直書，史料從何而來呢？作為本書以及本書所涉及的主要内容的基礎——史料，是回憶録、日記、信函、外交報告、當事人的原始記録。除此之外，要引述其他類型的史料的話，則必須滿足以下條件，即是從上述第一手資料中直接推演出來的，或與上述材料一樣具有第一手的性質。這些史料的每一頁都必須經過嚴格考證。”[注][德]利奧波德·馮·蘭克著，[美]羅格·文斯編，易蘭譯：《世界歷史的秘密：關於歷史藝術與歷史科學的著作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79頁。蘭克提倡以科學的客觀的態度研究歷史，力求認識歷史事實的真相，注重史料的搜集與考證。他説：“我相信，一位以誠摯的精神與熱情來追求事實真相的研究者，當他研究權威可信的史料到一定程度之時，儘管而後的研究發現或誤會使我們對具體歷史細節更清楚、更確定，但後來的研究者們衹是進一步强化了他研究的基本觀念而已——探索事實真相，這也是惟一的研究基本觀念。”[注]同上，第97—98頁。關於歷史著作中使用的史料，如果是抄襲來的，就要問是用什麽方式抄襲的，收集這些史料時用的是什麽樣的調查方法。從史料中發現的特殊個體或個别事實，在史學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蘭克説：“歷史科學通過從研究探討個别的事實到對事件有宏觀的普遍的把握這一過程，就能使自身升華成研究目前事件之間關係的客觀知識，而歷史科學則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從對個别事實的探討研究，提升到對事件的一種普遍的看法，從而對事件之間的關係有客觀的瞭解。”[注]同上，第139頁。探索歷史事實的真實是歷史研究的目的。蘭克認為：“歷史研究中的每一步驟緊密結合在一起，相輔相成：對權威文獻的批判研究，公正無偏見的理解，以及客觀的叙述——其目的就是使整個歷史得以真實地顯現出來。”[注][德]利奧波德·馮·蘭克著，[美]羅格·文斯編，易蘭譯：《世界歷史的秘密：關於歷史藝術與歷史科學的著作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327頁。蘭克以嚴密的科學方法研究歷史，在其影響下形成了以史料考訂、如實反映歷史為為學傾嚮的蘭克學派，或稱實證主義史學派，他們將歷史學等同於史料學。法國學者姚蒙評述蘭克學派的實證主義性質説：“19世紀是西方史學開始不斷學科化、科學化的世紀，德國蘭克學派代表了史學的實證化傾嚮，對當時的西方史學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實證史學强調史學研究的客觀性和實證性，認為作為主體的研究者和作為研究對象的歷史之間不應存在依存關係：史學家的職責衹在於叙述過去所發生的事，而這種叙述應該是真實的，不折不扣的。為了達到這一點，史學家首先應對史料進行嚴格的考訂，没有史料便没有歷史，而這裏的史料也就是文獻的代名詞。在這種實證史學的歷史寫作之中，不需要思辨的理論，因為按照嚴格考訂過的史料本身，人們自然而然就可以展示出歷史事件和歷史發展的因果鎖鏈。歷史學通過這種實證研究，就可以達到完全的歷史客觀性並揭示出歷史的真理。”[注]何兆武、陳敏能主編：《當代西方史學理論》，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第385頁。傅斯年在德國留學時是受到當時蘭克學派影響的，他於1943年在《〈史料與史學〉發刊詞》裏特别提到西洋絶對的客觀史學家“軟克”(蘭克)[注]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三卷，第335頁。，他最喜愛讀的是蘭克學派的德國史學家伯倫漢(Ernst Bernheim，1850—1922)的《史學方法論》，其中很多地方引述了蘭克的史學理論[注][德]伯倫漢著，陳韜譯：《史學方法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1929年傅斯年在北京大學講《史學方法導論》即參考了伯倫漢的著作。他主持歷史語言研究所時提倡的科學方法即是其引進的西方實證主義史學方法，然而卻又有他自己的理解。傅斯年對科學方法的理解並不限於蘭克學派的方法。他認為：

關於《老子》的真偽及其作者是一個系統而複雜的學術問題。自1922年梁啓超在《晨報副刊》上發表《論〈老子〉作於戰國之末》引起争論後，歷時十二年之久，參加討論的有張煦、張壽林、唐蘭、高亨、黄方剛、錢穆、馮友蘭、胡適、張季同、羅根澤、顧頡剛、馬叙倫、陳清泉、孫次舟、王先進、葉青、郭沫若等，刊出論文二十七篇，字數超過三十萬。漢代司馬遷是第一位為老子立傳的史家，他在《史記》裏記述老子事迹時混雜了道家和儒家之説，出現了矛盾的和難以確信的事實。如説“老子者，楚苦縣歷鄉曲仁里人”，“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自孔子死後百有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古史辨派學者根據孔子前無私人著書之事，《老子》非問答體，從思想系統，文字、術語、文體的特點，從《吕氏春秋》用《老子》文辭及大義最多而不説明引用之書等，提出了諸種假設。例如：老聃確長於孔子，《老子》為其遺書，成書在孟子、墨子時代；《老子》成書於宋鈃、公孫龍或稍後，作者是詹何；《老子》之書是戰國初期的作品，成書於《吕氏春秋》與《淮南子》之前；老聃是孔子之師，《老子》是關尹即環淵所記老聃語録；老聃即太史儋，《老子》即其所著。學者在考證這些問題時，不僅大量引用先秦兩漢典籍，辨析有關材料，還考證相關的注疏及清人研究成果，達到極其繁瑣的程度。然而這些問題並未得到公認的結論，反而變得更為複雜。這場討論因缺乏確證，難以形成定論，但體現了學術求真的精神和達到的高度以及學術水平。

對於西方科學思想方法論的創立者培根和笛卡爾學説的引進始於梁啓超1902年發表的《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學説》，文中簡明地介紹了這兩大哲學家的哲學思想，而着重介紹了他們的科學思想方法論。梁啓超認為：“為數百年來學術界開一新國土者實惟培根與笛卡爾。”[注]梁啓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2册。這兩位哲學家關於科學方法論的著述的譯本於20世紀30年代之初開始在中國學術界流行開來。

西洋的科學傳了進來，中國學者受到它的影響，對於治學的方法有了根本的覺悟，要把中國古今的學術整理清楚，認識它們的歷史價值。整理國故的呼聲始於(章)太炎先生，而上軌道的進行則發軔於適之(胡適)先生的具體計劃。我生當其頃，親炙他們的言論，又從學校的科學教育中略略認識到科學的面目，又性喜博覽而對於古今學術有些知曉，所以能够自覺地承受……我固然説不上有什麽學問，但我敢説我有新方法了[注]顧頡剛：《古史辨》第1册自序，上海：樸社，1926年，第77—78頁。。

综上所述，虽然大数据时代下，会计信息化建设存在诸多问题，但只要企业合理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有效整改就可以有效地防范数据处理不当而带来的经济风险。全面推进会计信息化工作的建设，对于全面提高我国会计工作质量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政府和企业要抓住大数据时代的契机，利用好会计信息化，使我国企业得到长足的发展。

關於邏輯學引進的意義，正如哲學家馮友蘭所説：“就我所能看出的而論，西方哲學對中國哲學的永久性貢獻，是邏輯分析方法……西方的哲學研究雖有那麽多不同的門類，而第一個吸引中國人注意的是邏輯。”[注]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194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282—283頁。邏輯分析是哲學的方法論，它對科學研究亦最具方法論的意義。

這裏的“古史”是指中國殷商以前的歷史，或稱“上古史”。中國的歷史觀念在演進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古史”的世系，即在夏、商、周三代之前尚有“三皇”“五帝”存在。“三皇”之稱始見於《周禮·春官·外史》，其名則見於西漢初年孔安國的《尚書序》，指伏羲、神農和黄帝。“五帝”為黄帝、顓頊、帝嚳、堯、舜，見於西漢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這種擬構的古史世系自宋代以來即有許多學者表示懷疑，而晚清的學者崔述在《東壁遺書》裏對此進行了系統的考辨，然而傳統的歷史觀念仍然十分牢固。傳説的古代世系是否為信史？這是新文化運動以來未遑解决的一個學術難題。自顧頡剛1923年發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遂引發一場持續的大規模的學術討論，參加的學者有顧頡剛、錢玄同、胡適、劉掞藜、胡堇人、丁文江、張蔭麟、吕思勉、楊向奎、童書業、蒙文通、繆凰林、錢穆、陳夢家等，共發表論文二十餘篇。學術界分為“信古”和“疑古”兩派，因這一問題涉及極廣博的學術層面和大量的古籍，是非常複雜而困難的，遠遠超出史學的範圍，亦非史學方法所能解决。顧頡剛將“三皇”“五帝”在典籍中出現的順序加以排列，發現“禹”出現於東周初年，東周末出現了“堯”“舜”，戰國到西漢又在“堯”之前增加了許多古帝。這樣對古帝世系的考證工作是採取歷史的方法，然而關於古帝在典籍中的記載文字非常古奧，如《詩經》中《魯頌·閟宫》有關“禹”的記載、《論語》中談到的“堯”“舜”都需作繁瑣的訓詁考證，《説文解字》中關於“禹”“堯”“舜”“夏”“姬”“姜”等字本義的訓釋與古帝的關係更需要辨正。此外，大量的工作是辨偽，即討論古史所依據的典籍是否真實可靠，如果辨明其所依據的為後世偽造的典籍，則“古帝”存在的根基便崩潰了。因而這次討論涉及大量古籍的辨偽，例如《尚書》的著述時代，其《禹貢》《堯典》《皋陶謨》等篇是否係後人作偽，以及《世本》《竹書紀年》《墨子》《周易》《左傳》等書的成書年代及真偽問題：這些是需要用文獻學方法來解决的。在辨偽之後尚需從社會學的視角對傳説與歷史作出性質的判斷，例如關於“禹”是否有神性，“禹”與“夏”有無關係，“堯”“舜”“禹”的關係是怎麽來的，等等。古史辨派經過考辨認為，西周時禹被視為天神，東周時被尊為人王，戰國以為夏后受舜禪。這樣不僅黄帝、顓頊、帝嚳屬於傳説中的人物，堯、舜、禹也屬於傳説了，他們是後世人為尋找家族或民族的來源而虚構的，因而這一段“古史”僅是傳説而非歷史。關於《詩經》，它作為儒家經典似無可疑，但古史辨派以疑古的態度和科學的方法證實孔子並未删述《六經》，當然也就未删訂《詩經》，進而否定了漢代經師的“美刺”説，辨正了《詩序》對作品的附會，揭示了《詩序》附會史事的方法，考證了《商頌》的年代，對《國風》的許多詩篇作了重新的考釋，共發表了三十餘篇論文。胡適説：“我覺得用新的科學方法來研究古代的東西，確能得着很有趣的效果。一字的古音，一字的古義，都應該拿正當的方法去研究的。在今日研究古書，方法最要緊，同樣的方法可以收到同樣的效果。我今天講《詩經》，也是貢獻一點我個人研究古書的方法。”[注]胡適：《談談詩經》，《古史辨》第3册，第577頁。古史辨派討論《詩經》正是用的研究古書的方法。

枢纽及防洪配套工程年运行费按投资2.5%计，后续灌区配套工程按其投资4%计，防洪、养殖等配套工程按其投资5%计［2］，则正常年份年运行费32.77万元。

中國學者引入的西方近代邏輯分析方法和培根與笛卡爾的科學方法論的論著，在學術界産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它們對於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研究工作具有方法論的指導意義。國學運動新傾嚮的倡導者們在吸收西方文化時，也受到科學方法的嚴格訓練，但他們採用西方實證方法時卻有各自的選擇。他們採用美國實驗主義方法和德國實證主義史學方法，對國學研究起到了方法論的指導作用。

五

傅斯年於1923年6月離開英國到德國留學，學習比較語言學、邏輯學、心理學、人類學和梵文；1924年轉嚮史學，由於追求客觀的、科學的、嚴密的學術傾嚮，遂選擇並接受了實證主義史學的蘭克學派。他歸國後於1928年3月受聘為歷史語言研究所籌備委員，11月任所長。此所最初的研究人員(包括特約研究員)共三十人，抗日戰争勝利後發展為六十人。在所内集中了一批著名的學者，並培養了新一代學者，如胡適、陳寅恪、徐中舒、劉復、陳垣、容庚、商承祚、顧頡剛、朱希祖、馬衡、容肇祖、趙萬里、陳槃、李家瑞、勞幹、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林語堂、沈兼士、楊時逢、丁聲樹、李濟、董作實、梁思永、丁文江、翁文灝、石璋如、岑仲勉、梁思成、芮逸夫、全漢升、張政烺、董同龢、高去尋、夏鼐、王崇武、周法高、逯欽立、王叔岷、楊志玖、何兹全、馬學良、嚴耕望等。他們遵照傅斯年擬定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進行學術研究，研究成果主要發表於《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它自1928年創刊，迄於1949年共出版二十本；此外還出版專著單刊和專刊多種。歷史語言研究所在組織機構、擴充材料、研究範圍和治學精神等方面均有特點，但其基本性質是屬於國學研究的，因而在國學運動中形成了歷史語言學派[注]謝桃坊：《致中國歷史語言研究之學於自然科學之境界中——論傅斯年與歷史語言學派在國學運動中的意義》，《社會科學戰綫》2014年第9期。。傅斯年主張用自然科學方法來研究中國文獻與歷史的學術問題，因而“致中國歷史語言研究之學於自然科學之境界中”是其堅定不移的理想。這源於他在德國時接受實證主義史學蘭克學派“科學的史學”的影響。

在胡適的引導下，顧頡剛從對古籍的辨偽進而考辨古史。《古史辨》第一册於1926年由檏社出版，至1941年共出七册，其中顧頡剛主編第一、二、三、五册，羅根澤主編第四、六册，吕思勉和童書業主編第七册，共彙集論文三百五十餘篇。作者有胡適、錢玄同、顧頡剛、丁文江、魏建功、容庚、傅斯年、馬衡、繆鳳林、姚名達、周予同、馮友蘭、劉復、羅根澤、錢穆、梁啓超、余嘉錫、高亨、唐鉞、劉盼遂、吕思勉、童書業、譚戒甫、唐蘭、郭沫若、楊向奎、蒙文通、楊寬等數十位學者。他們之中有史學家、考古學家、經學家、文學家、哲學家、文字學家、文獻學家，皆以疑古的態度討論古史而形成一個陣容龐大的古史辨學派，推動了國學運動新傾嚮的發展[注]謝桃坊：《古史辨派在國學運動中的意義》，《文史哲》2009年第6期。。

所謂方法，無所謂新舊。所謂新方法，不在好高，不在騖遠。假定這個方法，用來可以得到新的知識，這就是好的方法。若是用來得不到新的知識，即不可靠，就不算是好的方法，也就不是新的方法。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變遷，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進步，在轉换的時候，常有新觀念新方法的産生。以方法為抽象的東西去講，本無所謂新舊之分了[注]傅斯年：《考古學的新方法》，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三卷，第88頁。。

北疆某大坝位于额尔齐斯河第二大支流哈巴河，工程所在地多年平均气温为4℃，极端最高气温36.4℃，极端最低气温-40℃。工程由拦河大坝、泄洪、引水建筑物及地面厂房等主要建筑物组成；大坝为砼面板堆石坝，拦河坝为1级建筑物，溢洪洞、深孔泄洪洞为2级建筑物，发电洞及电站厂房为3级建筑物。水库正常蓄水位752m，总库容2.32亿m3，调节库容1.43亿m3。

自然科學研究經過觀察、比較、歸納、假設、實驗而作出新的論斷，因而可以得到新的知識。傅斯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裏談到研究工作的目的在於推動歷史語言學的發展進步，而衡量研究工作的價值是三個標準：

式中，N0为液化判别标贯击数基准值；d0为标贯点在地面下的深度（m）；dw为工程正常运用时，地下水水位在当时地面以下的深度（m)，当地面淹没于水面以下时，dw取 0；ρc代表土的黏粒含量百分率（%），当其小于3时，取3。核算陡河水库坝基砂层顶部标准贯入试验击数临界值，见表1。

1.凡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間接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創造的系統，而不繁豐細密地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這要求研究工作必須建立在材料的基礎上，題目是事實之匯聚，而事實之研究更産生個别題目，搜集和發現第一手資料是特别重要的。因此直接研究材料可以推進研究工作。

2.擴張所研究之材料便進步。這要求動手動腳到處尋找新材料，隨着材料的擴充而使研究的範圍拓展，開闢新的研究領域。

3.擴充研究時的工具便是進步。“工具”即是方法，凡地質、地理、考古、生物、氣象、天文等學的研究方法皆可採用為科學的方法，隨着研究工作的進展，而使方法不斷更新，不斷進步。可以借用西方一切自然科學研究的工具，以促進研究工作的進展[注]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三卷，第5—7頁。。

以上三個標準可以概括為“到處找新材料”和“用新方法整理材料”。傅斯年提倡客觀的純學術的研究風尚，反對倫理的、神學的、社會學的研究，反對理論的、疏通的事業，也反對研究工作與現實的社會政治聯繫。因此他説：“假如有人問我整理史料的方法，我們要回答説：第一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三還是比較不同的史料……歷史事件雖然一件事衹有一次，但一個事件既不盡止有一個記載，所以這個事件在或種情形下，可以比較而得其近真；好幾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互關聯的地方，更可比較而得其頭緒。”[注]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史料論略》，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二卷，第308页。我們從他對史料的重視，可見到其所受蘭克學派的深刻的影響。國學研究是關注中國傳統文化中狹小的學術問題，如果研究對象是宏大的和理論性的問題，則必將歸屬於其他的社會科學的各學科。傅斯年晚年在總結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經驗時説：“最近百年來，文史的學問趨嚮於考證，誠然考證是一種方法，而不是一種目的，但人類的工作，目的和方法是很不容易分别的。考證學發達的結果，小題大做，可成上品，大題小做，便不入流。”[注]傅斯年：《“國立”臺灣大學法學院〈社會科學論叢〉發刊詞》，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三卷，第367頁。這種小題大做的考證，不僅是歷史語言學派的治學特點，而且是古史辨派和其他國學新傾嚮的學者共同的治學特點，由此可以去認識國學研究的性質。

傅斯年的代表性著作是《性命古訓辯證》，代表性論文是《夷夏東西説》，它們在當時學術界産生了很大影響。《性命古訓辯證》是針對清代學者阮元的《性命古訓》一書而進行考辨的。阮元之著是用考據學的方法以否定宋明理學家對“性命”的闡釋。“性命”是中國哲學的一個範疇。《周易·乾》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其中的“性”指人的天生個性，“命”指人的命運或生命。儒家經典《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宋代理學家朱熹解釋説：“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在宋明理學中，“性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傅斯年很注重阮元使用的方法。他説：“阮氏聚積《詩》《書》《論語》《孟子》之論性、命，以訓詁方法定其字義，而後就其字義疏為理論，以張漢學家哲學之立場，以摇程、朱之權威。夫阮氏之結論，固多不能成立，然其方法則是為後人治思想史者所儀型。其方法惟何？以語言學的觀點解决思想史中之問題是也。”[注]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二卷，第205頁。傅斯年的著作分為三卷：上卷釋字，以先秦遺文中之“生”“性”“令”“命”諸字之統計，分析各字的含義；中卷釋義，考釋古代“帝”“天”為何如之物，及“天命”“天人”之義；下卷釋緒，辨析漢代的“性”二元論，理學家論心性，以及關於性善論之説。他通過細微的考辨，證實宋人朱熹之説在學理上的成立。“性命”的討論本屬於中國思想史的問題，但傅斯年的辯證卻不用哲學和思想史的方法，而是用考據學和歷史考察的方法，這正是他提倡的歷史語言學的方法。關於“性命”的辯證是一個細小的問題，而竟成一部專著，這是典型的小題大做，而且是以科學方法論證的；其在考證中使用了新發現的甲骨文和金文的資料，在語言辨析中使用西方語言學的音素分析方法，這正是傅斯年主張的擴充材料和擴充工具的實踐。在《夷夏東西説》的論文裏，傅斯年採用歷史地理學的方法對古地名亳、殷、帝丘、窮石、東夏、釣臺、塗山、伊洛、崇山、戎夏、昆吾等進行考證，引用了大量的先秦史料，還使用了域外及金石文獻資料，提出了對中華民族起源的新見解。他認為：“在三代時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進由部落到帝國，是以河、濟、淮流域為地盤的。在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勢衹有東西之分，並無南北之限。歷史憑藉地理而生，這兩千年的對峙，是東西而不是南北。現在以考察古地理為研究古史的一個道路，似足以證明古代及近於三代之前期，大體上衹有東西不同的兩個系統。這兩個系統，因對峙而生鬥争，因鬥争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進展。夷與商屬於東系，夏與周屬於西系。”[注]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三卷，第181—182頁。這是採用自然科學方法與中國考據學相結合，解决一個中國古史的狹小的學術問題，但卻關係着中華民族起源的重大問題。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是有國際影響的大型連續出版的學術集刊，其大半以上的論文是考證性的，而且以新資料、新方法、新問題見長，以自然科學與中國考據學相結合的方法，對中國歷史與文獻的狹小學術問題作窄而深的研究。該集刊在學術界獨樹一幟，並取得巨大成功，這是傅斯年“致中國歷史語言之學於自然科學之境界中”的宏圖的實現。

六

中國古代諸子百家的著作也注意辯論的方法，也存在合理的思維方式，而北宋以來的學者們則開始了重證據、重資料的求實求真的學術風尚，至清代乾嘉時期的考據學更具有近代的科學精神。然而中國卻缺乏真正意義上的系統的哲學方法論，尤其缺乏近代自然科學的實驗方法。自晚清西學東漸以來，西方近代科學思想與方法的引進，使中國學術發生了巨大變化，嚮着現代學術道路前進。20世紀初年興起的國學運動，迅即由於新文化學者的投入而使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新傾嚮成為國學運動的主流。自此，國學成為以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傳統文化——文獻與歷史存在的狹小學術問題的新的綜合性學科。國學研究的性質和對象决定了它不可能採用思辨的、演繹的、經學的、玄學的和神學的研究方法，而衹能採用實證的科學方法。它既以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術問題為研究對象，而且直接繼承和使用清代考據學方法，但在方法論上則吸收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學方法——實證主義方法；又由於國學運動新傾嚮的發起者提倡實證主義的實用主義——實驗主義和實證主義史學方法，遂成為國學研究的科學考證方法。這種科學方法非常適宜於國學家的使用，尤其適合國學研究的純學術的傾嚮和求真的精神。因此國學研究成為20世紀中國學術的一種新思潮。

西方近代實證主義哲學的創立者孔德曾明確地指出：“每一理論都需要以觀察到的事實為基礎，這種説法當然没錯，但是如下之點同樣毋庸置疑：‘如果没有某個理論作指導，我們的事實將是無關聯的、徒勞無益的……大部分説來我們甚至就知覺不到它們。’”[注][奧]魯道夫·哈勒著，韓林合譯：《新實證主義》，第30頁。孔德所强調的是理論以事實為基礎，然而在實證的研究中並不會感到這些事實是無關聯的或徒勞無益的。實證主義的這種傾嚮曾在西方受到批評。法國的姚蒙指責蘭克學派説：“强調史料的齊全與完整，是史學方法論的一個重要基礎，但僅强調這一點顯然是不够的。這不僅因為史學家很難窮盡史料，很難真正做到掌握全部的史料，還因為事實上史學家並不可能使用全部的史料。史學家已逐步認識到，歷史寫作建立在對史料的選擇基礎上，也建立在對歷史事實選擇的基礎上，而如何去以科學的標準去判斷這一選擇，則是實證史學無法回答的。”[注]何兆武、陳敏能主編：《當代西方史學理論》，第386頁。中國哲學家賀麟批判實證主義説：“我們做事最先考慮的倒不是工具，而是理想和目的，先問應不應該，再次問有用無用。”[注]賀麟：《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66頁。葉青批評國學研究方法説：“從實際上看，没有不憑藉任何理論的方法。運用方法的是頭腦，思維必然作用於其間。而思維作為演繹性的，總要以先入為主的觀念去推論未知。所以盲目的實證論乃是不以明確的高級的理論作指導，以致暗中陷入平庸的理論思維中而不自知的認識形式。”[注]葉青：《從方法上評老子考》，顧頡剛：《古史辨》第6册，上海：開明書店，1938年，第418頁。魏建功則質疑國學研究的結果：“國學能教人鑽不出頭，我始終這樣想。雖然頡剛先生很有些不謂然。因為我不能解决這個治‘國學’的人們中間的問題：‘何年何月可以掃除因襲和謬妄的大病？’”[注]魏建功：《新史料與舊心理》，顧頡剛：《古史辨》第1册，第260頁。以上的批評，可以概括為實證科學方法的理論與方法的關係，材料與事實的選擇，實證結果的意義問題。

國學研究採用實證的科學方法是與其研究對象相適應的，但這種方法是有自身局限的，它在其他某些學科中不一定適用。新傾嚮的國學家們是有理論的，例如胡適的《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發刊宣言》、顧頡剛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傅斯年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它們是國學運動新傾嚮、古史辨派和歷史語言等派的理論綱領。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採取疑古的批判的態度，提倡客觀的純學術的實證的研究，以探求真知為目的。國學家們正是在這種新文化理論的引導下從事研究工作的，其研究的成果起到掃除學術思想的謬妄，揭示歷史的真實，並為其他各種學科提供事實依據的作用。他們研究某一問題，固然不可能獲得全部資料，但憑自己的理性與直覺去鑒别和選擇材料：如果所選擇的具有典型意義，則其他發現的資料便可證實這種選擇是正確的；當然如果所選擇的不具典型意義，則其他發現的材料便可證實這種選擇是錯誤的。我們從國學研究的許多結果來看，同一課題的考證可能出現相異的結論，甚至衆説紛紜、莫衷一是，似乎難以達成公認的結論。這種現象是極正常的學術現象，不僅存在於國學之中，它反映了人們探尋真知的過程，而真理是必然會出現的。科學方法的重事實、重證據、求真知的精神體現了人類文明的進步，它所産生的力量是難以簡單估計的。胡適於1919年曾説：“我以為我們做學問不當先存這個狹義的功利觀念。做學問的人當看自己性之所近，揀選所要做的學問；揀定之後，當存一個‘為真理而求真理’的態度。研究學術的人更當用‘為真理而求真理’的標準去批評各家的學術。學問是平等的。發明一個字的古義，與發現一顆恒星，都是一大功臣。”[注]胡適：《論國故學——答毛子水》，歐陽哲生主編：《胡適文集》第二卷，第327頁。這種治學態度在國學家中是頗具代表性的。他們正是擺脱功利的觀念，以科學實證的方法去逼近真理的。

毕赣称其为“是在电影里才会有的一种女人，飘渺、虚无，让人捉摸不透”。当他开始考虑适合这个角色的演员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汤唯的脸，“再想不到比她更合适的女演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