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書是古籍中輯録各種門類或某一門類的資料，按照一定的方法加以編排，以便於尋檢、徵引的一種知識性的資料彙編。一千多年來，類書作為典籍之薈萃、知識之精華，對文獻保存、知識傳播和學術研究都産生了重要作用。自曹魏迄明清，類書編纂此起彼伏，規模之大，層次之高，影響之深，無書可及，甚至有一浪更比一浪高之趨勢，僅僅初唐時期就編纂了多部大型類書，如：“《藝文類聚》一百卷。《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瑶山玉彩》五百卷。《累璧》四百卷。《東殿新書》二百卷。《策府》五百八十二卷。《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碧玉芳林》四百五十卷。《玉藻瓊林》一百卷。”[注]《新唐書》卷五十九《藝文三》，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562—1563頁。可惜的是，這些大部頭的類書多數都没有流傳下來，而我們所要考察的《瑶山玉彩》亦是一部失傳了的大型類書。《瑶山玉彩》是一部什麽性質的書，一直有争論，我們認為它首先是一部類書，因為後世的《經籍志》《藝文志》多將之稱為類書，但是亦有不少學者尤其是近代學者，又總是將之歸入總集類[注]盧燕新、楊明剛《初唐編纂的詩歌總集考論》載：“初唐編纂的詩歌總集，可補考者尚有《歌録集》《金輪萬歲集》《瑶山玉彩》《送并州旻上人詩》等。”《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6期，第25—30頁。。

一、《瑶山玉彩》的編纂時間與編纂者

《舊唐書》卷四《高宗上》載：“(龍朔)三年……二月……太子弘撰《瑶山玉彩》成，書凡五百卷。”[注]《舊唐書》卷四《高宗上》，第84頁。《新唐書》卷五十九《藝文三》子部“類書類”亦載：“許敬宗《瑶山玉彩》五百卷。孝敬皇帝令太子少師許敬宗、司議郎孟利貞、崇賢館學士郭瑜、顧胤、右史董思恭等撰。”[注]《新唐書》卷五十九《藝文三》，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562頁。根據《舊唐書》卷四《高宗上》的記載，我們可知太子李弘在龍朔三年(663)二月編纂了《瑶山玉彩》一書，但是此時的太子、後來的孝敬皇帝李弘是不可能完成如此一部大書的編纂的，因為當時他還是個十二歲的孩子。對於李弘的年齡，趙文潤《武則天與太子李弘、李賢的關係考釋》言：“可以推斷出李弘是永徽三年(652年)生於感業寺内。”“龍朔元年(661)太子李弘領銜撰成《瑶山玉彩》五百卷。時年十歲。”[注]趙文潤：《武則天與太子李弘、李賢的關係考釋》，杜文玉主編：《唐史論叢》第九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29—40頁。雖然我們對於趙文潤先生將《瑶山玉彩》成書時間定為龍朔元年有不同意見，但是我們據其研究可知，龍朔元年(661)李弘的年齡是十歲，而龍朔三年(663)李弘的年齡是十二歲。很顯然，李弘衹是《瑶山玉彩》的敕修者，而主要編纂者應該是許敬宗等人。

1) 建造过程中在基坑周围设置双排甚至环形排水井，确保地下水位在地下室底板之下，地下车库内水位排出直至地下室底板回落，再对受损部位进行不同的加固处理.

趙文潤等先生之所以將《瑶山玉彩》的編纂完成時間定在龍朔元年，是因為典籍中有《瑶山玉彩》成書於龍朔元年的記載。《舊唐書》卷八十六《高宗中宗諸子》載：“孝敬皇帝弘，高宗第五子也。永徽四年，封代王。顯慶元年，立為皇太子，大赦改元……龍朔元年，命中書令、太子賓客許敬宗，侍中兼太子右庶子許圉師，中書侍郎上官儀，太子中舍人楊思儉等於文思殿博採古今文集，摘其英詞麗句，以類相從，勒成五百卷，名曰《瑶山玉彩》，表上之。制賜物三萬段，敬宗已下加級、賜帛有差。”[注]《舊唐書》卷八十六《高宗中宗諸子》，第2828—2829頁。《唐會要》卷二《雜録》載：“龍朔元年，孝敬命太子賓客許敬宗等，於文思殿博採古今集，摘其英詞麗句，以類相從，勒成五百卷，名曰《瑶山玉彩》。表上之，制賜物三萬段。”[注](宋)王溥撰：《唐會要》卷二《雜録》，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第20頁。《册府元龜》卷二百五十八《儲宫部》載：“唐高宗太子弘，初入東宫，請於崇賢館置學，並置生徒，詔許之。始置學生二十員，東宫三師三少、賓客詹事、少詹事、左右庶子、左右衛卒率及崇賢館三品學士子孫亦宜通取。弘嘗受《春秋左氏傳》於率更令郭瑜，又讀《禮記》。龍朔元年，命中書令兼太子賓客許敬宗、侍中兼太子右庶子許圉師、中書侍郎上官儀、太子中書舍人楊思儉等，於文思殿博採古今文集，摘其英詞麗句，以類相從，勒成五百卷，名曰《瑶山玉彩》。表上之，制賜物三萬段，敬宗以下加級，賜帛有差。”[注](宋)王欽若等編纂，周勛初等校訂：《册府元龜》卷二百五十八《儲宫部》，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年，第2936頁。可見，《舊唐書》卷八十六《高宗中宗諸子》、《唐會要》卷二《雜録》與《册府元龜》的確是將《瑶山玉彩》的編纂時間記載於龍朔元年(651)，但是這個龍朔元年究竟是開始編纂的時間，還是編纂完成的時間，還有待考察。

杜希德著、黄寶華譯《唐代官修史籍考》言：“《瑶山玉彩》的編纂過程非常有趣。此書原非奉高宗之命而是應太子李弘之請修纂的。李弘請求在崇賢閣建立他自己的二十人的學士班子，從他們研讀《春秋》《左傳》與《禮記》。661年，他府中的若干成員：太子賓客許敬宗、太子右庶子許圉師、中書侍郎上官儀、太子中舍人楊思儉等受命編制了五百卷的《瑶山玉彩》。此書進呈於朝廷，許敬宗等纂修者獲得升遷並‘賜帛有差’。”[注][英]杜希德著，黄寶華譯：《唐代官修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87頁。可見，《唐代官修史籍考》一書亦是採納了《瑶山玉彩》成書於龍朔元年的觀點，但是我們前文所見之《舊唐書》卷四《高宗上》卻明明將《瑶山玉彩》的編纂完成時間繫於龍朔三年二月，這是怎麽回事？這就需要我們繼續考察。

對於《瑶山玉彩》的撰成時間，《新唐書》之《李弘傳》没有直接記載。《新唐書》卷九十四《三宗諸子》載：“孝敬皇帝弘，永徽六年始王代，與潞王同封。顯慶元年，立為皇太子……四年，加元服。又命賓客許敬宗、右庶子許圉師、中書侍郎上官儀、中舍人楊思儉即文思殿摘採古今文章，號《瑶山玉彩》，凡五百篇。書奏，帝賜物三萬段，餘臣賜有差。”[注]《新唐書》卷八十一《三宗諸子》，第3588—3589頁。可見，對於《瑶山玉彩》的編纂完成時間，有龍朔元年與龍朔三年兩種説法並存。

高智周是前文不曾提及的參與編纂《瑶山玉彩》的又一人，或許由於當時其官職不顯，故不被記載，而其本傳則記載了其參與編纂《瑶山玉彩》之事。《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五上《良吏上·高智周傳》載：“高智周，常州晋陵人。少好學，舉進士。累補費縣令，與丞、尉均分俸錢，政化大行，人吏刊石以頌之。尋授秘書郎、弘文館直學士，預撰《瑶山玉彩》《文館辭林》等。三遷蘭臺大夫。時孝敬在東宫，智周與司文郎中賀凱、司經大夫王真儒等，俱以儒學詔授為侍讀。總章元年，請假歸葬其父母，因謂所親曰：‘知進而不知退，取患之道也。’乃稱疾去職。”[注]《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五上《良吏上·高智周傳》，第4792頁。《册府元龜》卷六百七《學校部》亦載：“高智周為秘書郎，弘文直學士。預撰《瑶山玉彩》《文館詞林》，三遷蘭臺大夫。”[注](宋)王欽若等編纂，周勛初等校訂：《册府元龜》卷六百七《學校部十一·撰集》，第7000頁。可見，與高智周俱以儒學詔授為侍讀的司文郎中賀凱、司經大夫王真儒，也極有可能參與了李弘的《瑶山玉彩》等典籍的編纂。

孟利貞在唐初亦是編纂了多部類書，而此時他的身份是參編。《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上《文苑上·孟利貞傳》載：“孟利貞者，華州華陰人也。父神慶，高宗初為沁州刺史，以清介著名。利貞初為太子司議郎，中宗在東宫，深懼之。受詔與少師許敬宗、崇賢館學士郭瑜、顧胤、董思恭等撰《瑶山玉彩》五百卷，龍朔二年奏上之，高宗稱善，加級賜物有差。利貞累轉著作郎，加弘文館學士。垂拱初卒。又撰《續文選》十三卷。”[注]《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八《文苑上·孟利貞傳》，第4997頁。此處所説之《瑶山玉彩》的完成時間是龍朔二年(662)，也不失為一個新觀點，而據此龍朔二年奏上的記載，亦可見前文《瑶山玉彩》編纂完成於龍朔元年的記載或有問題。

《唐會要》卷三十六《修撰》載：“龍朔元年六月二十六日，許敬宗等撰《累璧》六百三十卷，上之。三年十月二日，皇太子弘遣司元太常伯竇德元，進所撰《瑶山玉彩》五百卷上之，詔藏書府。”[注](宋)王溥撰：《唐會要》卷三十六《修撰》，第657頁。此處《唐會要》之記載非常重要，它給我們提出了兩個新的問題：第一，此處《唐會要》言《瑶山玉彩》的編纂完成時間是龍朔三年，與《唐會要》卷二《雜録》所載不一樣，與《舊唐書》卷四《高宗上》近似，即《瑶山玉彩》的編纂完成時間皆是龍朔三年，但是二者所載具體月份卻不一樣，《舊唐書》卷四《高宗上》認為是“二月”，而《唐會要》卷三十六《修撰》則説是“十月”。第二，按照記載，《瑶山玉彩》的進上者是司元太常伯竇德玄，他受皇太子李弘的委托，將此書獻給皇帝，並被藏於書府。此外，通過竇德玄獻書之事來看，或許竇德玄亦參與了《瑶山玉彩》的編纂工作。

董思恭史書多有提及，但是其本傳卻十分簡短，未有關於編纂《瑶山玉彩》的記載。《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上《文苑上·董思恭傳》載：“董思恭者，蘇州吴人。所著篇咏，甚為時人所重。初為右史，知考功舉事，坐預泄問目，配流嶺表而死。”[注]《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八《文苑上·孟利貞傳》，第4997頁。宋計敏夫撰《唐詩紀事》卷三《董思恭》載：“思恭高宗時中書舍人，同撰《瑶山玉彩》。”[注](宋)計敏夫撰：《唐詩紀事》卷三《董思恭》，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79册，第300頁。

姚璹亦是如此，當時官職不顯的姚璹，亦没有被記載進入《瑶山玉彩》的編纂者之列，但是其本傳則記載了其參與編纂《瑶山玉彩》的事情。《舊唐書》卷八十九《姚璹傳》載：“姚璹，字令璋，散騎常侍思廉之孫也。少孤，撫弟妹以友愛稱。博涉經史，有才辯。永徽中明經擢第。累補太子宫門郎。與司議郎孟利貞等奉令撰《瑶山玉彩》書，書成，遷秘書郎。”[注]《舊唐書》卷九十三《姚璹傳》，第2902頁。《册府元龜》卷六百七《學校部》載：“姚璹，永徽中為太子宫門郎。博涉經史，有才辯。與司議郎孟利貞等，奉令修《瑶山玉彩》，書成，遷秘書郎。”[注](宋)王欽若等編纂，周勛初等校訂：《册府元龜》卷六百七《學校部十一·撰集》，第7000頁。

由图4可以看出，发酵温度对酸奶品质的影响较大，高于43℃时，酸奶品质剧急下降；发酵温度42℃时，酸奶口感和组织机构最佳，评分85最高；发酵温度43℃时，酸奶口感润滑度下降，发酵温度44℃时，酸奶则产生大量乳清，凝乳不均匀，酸奶原有香味改变。因此选择42℃为最佳发酵温度。

總之，我們目前可知的《瑶山玉彩》編纂完成時間有四種説法，即《舊唐書》卷八十六《高宗中宗諸子》及《唐會要》卷二《雜録》與《册府元龜》所言“龍朔元年”，《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八《文苑上·孟利貞傳》所言“龍朔二年”，《舊唐書》卷四《高宗上》所言“龍朔三年二月”，《唐會要》卷三十六《修撰》所言“龍朔三年十月”。而通過上文的考察，特别是從許敬宗在龍朔三年被册拜為太子少師之事來看，我們認為《瑶山玉彩》成書於龍朔三年的記載應該是最可信的，而究竟是“二月”還是“十月”，待考。《瑶山玉彩》編纂開始時間肯定在《累璧》編纂完成之後，即龍朔元年六月之後。

此时的周小羽正躲在一边，躲在李老师的一边。虽然说是躲着，但周小羽的眼神里依然没有愧疚的意思。这令常爱兰很生气。常爱兰有几次想伸手拉过周小羽，或想伸手劈个耳光过去的，但终究因为李老师在，她没有伸出手去。

對於其他《瑶山玉彩》的編纂者，我們也略作考察，首先是許圉師。許圉師官至宰相，《舊唐書》《新唐書》皆没有立傳，故他的事迹前後不連貫，散處諸書。《舊唐書》卷四《高宗上》載：“(龍朔二年)十一月辛未左相許圉師下獄……左相許圉師解見任。”“(龍朔)三年春……二月，前左相許圉師左遷虔州刺史。太子弘撰《瑶山玉彩》成，書凡五百卷。”[注]《舊唐書》卷四《高宗上》，第84頁。可見，許圉師在龍朔二年十一月至龍朔三年二月之間，遭受了牢獄之災，之後被左遷虔州刺史，其在下獄乃至被貶期間，必然無法參與《瑶山玉彩》的編纂，可見，其必然是在下獄之前的龍朔二年十一月之前，參與過《瑶山玉彩》的編纂。

上官儀亦是大唐名臣，史書多有記載，但是對於其參與編纂《瑶山玉彩》一事，其本傳未有記載。《舊唐書》卷八十《上官儀傳》：“上官儀，本陝州陝人也。父弘，隋江都宫副監，因家於江都……太宗聞其名，召授弘文館直學士，累遷秘書郎。時太宗雅好屬文，每遣儀視草，又多令繼和，凡有宴集，儀嘗預焉。俄又預撰《晋書》成，轉起居郎，加級賜帛。高宗嗣位，遷秘書少監。龍朔二年，加銀青光禄大夫、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兼弘文館學士如故。本以詞彩自達，工於五言詩，好以綺錯婉媚為本。儀既貴顯，故當時多有傚其體者，時人謂為上官體。儀頗恃才任勢，故為當代所嫉。麟德元年，宦者王伏勝與梁王忠抵罪，許敬宗乃構儀與忠通謀，遂下獄而死，家口籍没。”[注]《舊唐書》卷八十《上官儀傳》，第2743—2744頁。上官儀麟德元年(664)下獄死，《瑶山玉彩》應該是他參與編纂的最後的典籍，再者，許敬宗進言上官儀與梁王忠通謀，可見許敬宗與上官儀之間的關係是不融洽的，但是他們卻曾是《瑶山玉彩》同撰人員，可見這些人如上官儀或許圉師等，或許僅僅是掛名而已，並未真正參與到《瑶山玉彩》的編纂之中，而許敬宗應該是《瑶山玉彩》的真正領修者，因為《通志》等書直接將許敬宗記載為《瑶山玉彩》的作者。《通志二十略·藝文略第七》子部“類書類”載：“許敬宗《瑶山玉彩》五百卷。”[注](宋)鄭樵撰，王樹民點校：《通志二十略·藝文略第七》，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1732頁。

總之，目前可知的《瑶山玉彩》的編纂者主要有許敬宗、許圉師、上官儀、孟利貞、郭瑜、楊思儉、顧胤、董思恭、高智周、姚璹等人。龍朔年間，許敬宗、許圉師、上官儀等人的官職比較高，且在當時政治中的地位亦是比較重要的，或許他們並未全力投入到《瑶山玉彩》的編纂之中，其間許圉師被下獄貶官，上官儀亦在麟德元年被殺，但是他們的出現，或者短時間的參與，無疑展現了唐政府對《瑶山玉彩》編纂的重視。

《新唐書》卷六十《藝文四》集部“總集類”載：“《芳林要覽》三百卷。許敬宗、顧胤、許圉師、上官儀、楊思儉、孟利貞、姚璹、竇德玄、郭瑜、董思恭、元思敬集。”[注]《新唐書》卷六十《藝文四》，第1621—1622頁。杜希德著、黄寶華譯《唐代官修史籍考》言：“《芳林要覽》三百卷幾乎由同一個班子編輯而成：許敬宗、顧胤、許圉師、上官儀、楊思儉、盂利貞、姚璹(他也是一位史官，之後他開始撰修《時政記》)、竇德玄、郭瑜、董思恭、元思敬。”[注][英]杜希德著，黄寶華譯：《唐代官修史籍考》，第87頁。由此可見，郭瑜諸人在編纂《瑶山玉彩》之時，還編纂過一部《方林要覽》[注]《芳林要覽》與《瑶山玉彩》《碧玉芳林》《玉藻瓊林》之間的關係，應該是比較密切的，但是目前還没有材料能够將他們之間的關係解釋清楚，我們猜測《芳林要覽》與《碧玉芳林》或有關係，但是卻没有證據，且二者在《新唐書》中明顯地分處不同類别，所以我們目前衹能將他們分開對待。但是此《芳林要覽》在書目中是與《文館詞林》相鄰的，可見其性質是偏嚮於總集的，或者至少是純正的類文類書，而此《芳林要覽》的編纂時間從其與《瑶山玉彩》之編纂者人員相同這一點來看，衹可能是比《瑶山玉彩》早，不可能比《瑶山玉彩》晚。因為後來許圉師被貶，上官儀被殺，已經不可能參與編纂工作，或者就是二書或許果真是同時編纂的，但是取嚮略有不同，故一個被置於類書，一個被置於總集。。《新唐書》卷六十《藝文四》集部“總集類”又載：“郭瑜《古今詩類聚》七十九卷。”[注]《新唐書》卷六十《藝文四》，第1622頁。通過郭瑜的著作《古今詩類聚》可見其在參與《瑶山玉彩》《芳林要覽》之外，自己還曾編纂過具有類文類書性質的新著作，而隋唐時代多有人編纂此等類文類書之類的著作。

1.听读。听读是一种学习朗读的训练方式，通过让学生听示范性的朗读，帮助学生正音，培养语感，把学生带入课文所描绘的情景之中，受到人物和环境的感染，激趣学文，特别适用于指导学生初读课文以及教学重点段落。

楊思儉無傳，故事迹不明。《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三《外戚傳》載：“又司衛少卿楊思儉女有殊色，高宗及則天自選以為太子妃，成有定日矣，敏之又逼而淫焉。”《玉海》卷一百二十八《官制·儲宫》載：“唐中舍人二員，掌侍從令書奏疏。虞世南、王珪、韋琨、崔弘武、楊思儉、賀德仁為之。”[注](宋)王應麟撰：《玉海》卷一百二十八《官制·儲宫》，揚州：廣陵書社，2003年，第2375頁。通過上述記載我們可以知道，此楊思儉曾做過中舍人、司衛少卿等官職，而其參與《瑶山玉彩》編纂時的官職就是中舍人。

顧胤亦曾參與過《瑶山玉彩》的編纂，此顧胤是位良史，曾編纂過《太宗實録》等典籍，龍朔三年(663)去世。《舊唐書》卷七十三《令狐德棻傳》載：“自武德已後，有鄧世隆、顧胤、李延壽、李仁實前後修撰國史，頗為當時所稱。”[注]《舊唐書》卷七十三《令狐德棻傳》，第2599頁。《舊唐書》卷七十三《顧胤傳》載：“胤，永徽中歷遷起居郎，兼修國史。撰《太宗實録》二十卷成，以功加朝散大夫，授弘文館學士。以撰武德、貞觀兩朝國史八十卷成，加朝請大夫，封餘杭縣男，賜帛五百段。龍朔三年，遷司文郎中。尋卒。胤又撰《漢書古今集》二十卷，行於代。”[注]《舊唐書》卷七十三《顧胤傳》，第2600頁。顧胤早年還曾參與過《括地志》的編纂。《舊唐書》卷七十六《太宗諸子》載：“濮王泰，字惠褒，太宗第四子也……十二年，司馬蘇勖以自古名王多引賓客，以著述為美，勸泰奏請撰《括地志》。泰遂奏引著作郎蕭德言、秘書郎顧胤、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等就府修撰。十四年，太宗幸泰延康坊宅，因曲赦雍州及長安大辟罪已下，免延康坊百姓無出今年租賦，又賜泰府官僚帛有差。十五年，泰撰《括地志》功畢，表上之，詔令付秘閣，賜泰物萬段，蕭德言等咸加給賜物。”[注]《舊唐書》卷七十六《太宗諸子》，第2653—2654頁。《新唐書》卷五十八《藝文二》史部“地理類”載：“《括地志》五百五十卷。又《序略》五卷。魏王泰命著作郎蕭德言、秘書郎顧胤、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蘇勖撰。”[注]《新唐書》卷五十八《藝文二》，第1506頁。

仙草中的植物甾醇和叶绿素具有较强的抗炎、消炎作用；仙草中的维生素能够调节和增强人体生理机能；仙草中的香精素具有镇静、清凉、解渴等功效[56]。仙草具有一定的保护肾脏功能[57]，复方仙草胶囊具有保护肾小管功能，复方仙草胶囊配合西药能提高成人难治性肾病综合症的治疗效果[58]。此外，仙草具有一定的保肝、护肝作用[59,60]，仙草提取物中的咖啡酸对肝纤维症有预防作用[59]，仙草提取物中的槲皮素对CCl4引起的肝损伤有保护作用[60]。

宋人吴縝發現《瑶山玉彩》的編纂者，《新唐書》之《孝敬皇帝傳》與《藝文志》所載不同。《新唐書糾謬》卷九載：“修《瑶山玉彩》人不同。《孝敬皇帝傳》云：命賓客許敬宗、右庶子許圉師、中書侍郎上官儀、中書舍人楊思儉，即文思殿，擿採古今文章，號《瑶山玉彩》。今案《藝文志》：《摇山玉彩》注云：孝敬皇帝令太子少師許敬宗、司議郎孟利貞、崇賢館學士郭瑜、右史董思恭等撰其姓名，惟許敬宗同，外皆與傳不同，未知孰是。”[注](宋)吴縝撰：《新唐書糾謬》卷九，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76册，第692頁。至於記載不同的原因，我們猜測應該與這些人當時的官職尊卑高低有關，這些人應該都曾參與過《瑶山玉彩》的編纂，衹是由於官職不顯，有的就没有被史書記載下來，《孝敬皇帝傳》所載許圉師、上官儀、楊思儉皆是相當於領修之人，他們官高位顯，而《藝文志》所載孟利貞、郭瑜、董思恭諸人應該是實際負責編纂的文學之士。

對於《瑶山玉彩》的參與編纂人員，根據上文記載可知，有許敬宗、許圉師、上官儀、楊思儉、孟利貞、郭瑜、顧胤、董思恭諸人。許敬宗此人，是唐初編纂類書的大家，多部類書在其領銜下完成，其本傳亦有記載。《舊唐書》卷八十六《許敬宗傳》載：“然自貞觀已來，朝廷所修《五代史》及《晋書》《東殿新書》《西域圖志》《文思博要》《文館詞林》《累璧》《瑶山玉彩》《姓氏録》《新禮》，皆總知其事，前後賞賚，不可勝紀。”[注]《舊唐書》卷八十二《許敬宗》，第2764頁。《舊唐書》卷八十二《許敬宗傳》又載：“顯慶元年，加太子賓客，尋册拜侍中，監修國史。三年，進封郡公，尋贈其父善心為冀州刺史……其年，代李義府為中書令，任遇之重，當朝莫比。龍朔二年，從新令改為右相，加光禄大夫。三年，册拜太子少師、同東西臺三品，並依舊監修國史。乾封初，以敬宗年老，不能行步，特令與司空李績，每朝日各乘小馬入禁門至内省。”[注]同上。根據《許敬宗傳》之記載，我們可以發現，其在龍朔元年的任職是“中書令、太子賓客”，與《舊唐書》之《李弘傳》所載相同，故可知《瑶山玉彩》編纂開始時間就是在許敬宗取代李義府為中書令之後。並且《舊唐書》卷四《高宗上》載：“龍朔元年……六月庚寅，中書令許敬宗等進《累璧》六百三十卷，目録四卷。”[注]《舊唐書》卷四《高宗上》，第82頁。可見，龍朔元年(661)六月之前，許敬宗等人在編纂《累璧》一書，故可猜測《瑶山玉彩》的編纂開始時間在龍朔元年六月之後。再者，因為龍朔元年是《累璧》的完成之年，故其不大可能也是《瑶山玉彩》的完成之年。而到了龍朔三年，許敬宗被册拜為太子少師、同東西臺三品，我們猜測此事應在《瑶山玉彩》完成之後，或許就是由於《瑶山玉彩》的編纂完成，許敬宗纔由太子賓客被拜為太子少師。

《舊唐書》卷四《高宗上》載：“(龍朔)二年……二月甲子，改京諸司及百官名：尚書省為中臺，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左右僕射為左右匡政，左右丞為肅機，侍中為左相，中書令為右相，自餘各以義訓改之。”[注]《舊唐書》卷四《高宗上》，第83頁。《舊唐書》卷四十二《職官一》載：“龍朔二年二月甲子，改百司及官名。改尚書省為中臺，僕射為匡政，左右丞為肅機，左右司郎中為丞務，吏部為司列，主爵為司封，考功為司績，禮部為司禮，祠部為司禋，膳部為司膳，主客為司蕃，户部為司元，度支為司度，倉部為司倉，金部為司珍，兵部為司戎，職方為司域，駕部為司輿，庫部為司庫，刑部為司刑，都官為司僕，比部為司計，工部為司平，屯田為司田，虞部為司虞，水部為司川，餘司依舊。尚書為太常伯，侍郎為少常伯，郎中為大夫。中書門下為東西臺。侍中為左相，黄門侍郎為東臺侍郎，給事中為東臺舍人，散騎常侍為左右侍極，諫議大夫為正諫大夫。中書令為右相，侍郎為西臺侍郎，舍人為西臺舍人。”[注]《舊唐書》卷四十二《職官一》，第1786—1787頁。可見，司元太常伯這一官職其實就是户部尚書，唐高宗龍朔二年改京諸司及百官名，所以纔有了司元太常伯的官職，而司元太常伯竇德玄的奏上，更可證明《瑶山玉彩》之完成時間必定在龍朔二年之後，更可見前文《瑶山玉彩》成書於龍朔元年的記載是有問題的。

《新唐書》卷五十八《藝文二》史部“正史類”載：“顧胤《漢書古今集義》二十卷。”[注]《新唐書》卷五十八《藝文二》，第1456頁。“《武德貞觀兩朝史》八十卷。長孫無忌、令狐德棻、顧胤等撰。”[注]同上，第1458頁。《新唐書》卷五十八《藝文二》史部“實録”載：“《今上實録》二十卷。敬播、顧胤撰，房玄齡監修。”[注]同上，第1471頁。通過顧胤的著述，我們可知此人對唐初歷史是十分熟悉的，因為他參與編纂了《武德貞觀兩朝史》與《太宗實録》等重要典籍。而通過顧胤“龍朔三年，遷司文郎中”來看，或許顧胤在《瑶山玉彩》編纂完成之後遷司文郎中，不幸的是，此後不久他就去世了。

郭瑜的事迹散處諸書，其本是太子李弘的老師，當時的官職是太子洗馬。《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一《方伎傳》載：“顯慶元年，高宗又令左僕射于志寧，侍中許敬宗，中書令來濟、李義府、杜正倫，黄門侍郎薛元超等，共潤色玄奘所定之經；國子博士范義碩，太子洗馬郭瑜，弘文館學士高若思等，助加翻譯。凡成七十五部。奏上之。”[注]《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一《方伎傳》，第5109頁。可見，早在顯慶元年(656)太子李弘五歲之時，郭瑜已經是太子的老師，而此時他受命與諸人幫助玄奘法師翻譯佛經。《新唐書》卷五十九《藝文三》載：“郭瑜《修多羅法門》二十卷。”[注]《新唐書》卷五十九《藝文三》，第1525頁。此《修多羅法門》的編纂，應該與郭瑜助玄奘法師翻譯佛經有關。

二、《瑶山玉彩》的命名與輯佚

宋吴縝撰《新唐書糾謬》卷九載：“《摇山玉彩》字。《孝敬皇帝傳》云：摘採古今文章，號《摇山玉彩》，凡五百篇……又云：《摇山玉彩》五百卷，其摇字在傳則皆從木，而藝文志皆從手，未知孰是。”[注]同上，第688頁。宋人吴縝早就發現，歷代典籍對《瑶山玉彩》的“瑶”字，有不同寫法，有“榣”與“摇”之分，但是目前多寫作“瑶”。《續通志》卷一百八十四《宗室傳》載：“又命賓客許敬宗，右庶子許圉師，中書侍郎上官儀，中舍人楊思儉，即文思殿摘採古今文章，號《榣山玉彩》，凡五百篇。書奏，帝賜物三萬段，餘臣賜有差。”可見，“榣”字應該是正字，而“摇”或許是有點問題的，但是目前我們多寫作“瑶”字。

康德的先验哲学对浪漫文学有着间接的启示：不是我们认识世界，而是世界是我们所认识的。[4]305人的认知意识不是世界的印痕，相反，世界才是人的认知意识的印痕。依照这一看法，认识世界不能从事物出发，而应该从人的认知方式入手。虽然康德指出认识源于认知手段的本意是揭示主观的局限性，但在客观上却把人的认知意识从传统意义上从属外部世界的映像上升为先验的知识之源，这样，就给浪漫文学“走向内心世界”的诗学实践以理论的铺垫。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卷十一《大荒西經(《山海經》第十六)》載：“西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方山者，上有青樹，名曰柜格之松，日月所出入也。西北海之外，赤水之西，有先民之國。食穀，使四鳥。有北狄之國。黄帝之孫曰始均，始均生北狄。有芒山。有桂山。有榣山。其上有人，號曰太子長琴。顓頊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長琴，是處榣山，始作樂風。”[注]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增補修訂本)，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第451—452頁。郭郛《山海經注證》對上述文字有注釋與翻譯，其言：“有芒山，有桂山，有榣山。郭璞注：此山多桂及榣木，因名云耳。郝注：《初學記》引此經作摇山，餘同。郭郛注：芒山，山多芒草，故名；桂山，山多桂樹；榣山，山多鐘乳洞穴，榣似為瑶之誤，瑶山是多玉石、鐘乳石的山。”[注]郭郛：《山海經注證》，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832頁。“始作樂風。郭璞注：創製樂風曲也。郝注：《太平御覽》卷五百六十五引此經無風字。《西次三經·騩山》云：‘老童發音如鐘磬。’故知長琴解作樂風，其道亦有所受也。”[注]郭郛：《山海經注證》，第833頁。“有芒山，有桂山，有榣山——玉石和鐘乳石洞穴多的山，山上有居住氏族，稱號是太子長琴。顓頊龍鳥圖騰族分出老童族，老童族又産生西方祝融管理火的氏族，祝融族又産生太子長琴，他們居住在榣山。太子長琴愛好音樂，開始創作出樂曲。”[注]同上。通過《山海經》的記載，我們可以知道，此“榣山”是有來源的，並且此榣山是多玉石、鐘乳石的山，而《榣山玉彩》必然是由此得名，並且此榣山是太子長琴所居住的山，與當時李弘為太子之事相合。

《瑶山玉彩》與唐初很多著名類書一樣，編纂完成之後就被藏於書府了，故其流傳情况如何，我們衹能通過後世的目録學著作來考察。王應麟《玉海》僅僅是同時羅列了上文所提及的《新唐書》與《唐會要》的記載，未作出任何考辨[注](宋)王應麟撰：《玉海》卷五十四《藝文》，第1019—1020頁。。《玉海》之後的目録學著作，對《瑶山玉彩》的記載不多，可見此書的流傳必然不廣，而通過下文所見之《瑶山玉彩》的兩則佚文，又可見此《瑶山玉彩》曾經還是有過流傳的。

mysql_connect(“192.168.69.69:3306”,“root”,“sqlroot”);

唐段公路撰、崔龜圖注《北户録》卷三《香皮紙》載：

羅州多棧香，樹身如柜栁，其華繁白，其葉似橘皮，堪搗為紙，土人號為香皮紙，作灰白色，文如魚子牋，今羅辨州皆用之。《三輔故事》云：衛太子以紙蔽鼻，前漢已有之，非蔡倫造也，此蓋言其著，不云創也。又，和熹鄧後貢獻悉斷，歲時但供紙筆而已，然則其用久矣，但不知何物為之。按王隱《晋書》曰：王隱答華恒云：魏太和六年，河間張楫上《古今字詁》，其中部云：紙今帋也，古以素帛，依書長短，隨事截之，其數重沓，即名幡紙，字從系，此形聲也，貧者無之，故路温舒截蒲寫書也。和帝元興元年，中常侍蔡倫剉搗故布網，造作帋，字從巾義，是其聲雖同，係巾則殊，不得言古帋為今帋。又，山謙之《丹陽記》曰：平準署有紙官造帋，古以縑素為書記，又以竹為簡牘，其貧諸生，或用蒲為牒也。《瑶山玉彩》亦具。小不及桑根竹膜紙。睦州岀之，松皮紙。日本國岀，側理紙也。側理，陟厘也。後人訛呼陟厘為側理，即苔也。事見張華。又《爾雅》曰：苔石衣也。郭璞注，水苔也。一名石髮。江東食之。又，《瑶山玉彩》載：薛道衡《咏苔紙詩》云：昔時應春色，引緑泛清流。今來承玉管，布字轉銀鈎[注](唐)段公路撰，(唐)崔龜圖注：《北户録》卷三《香皮紙》，《叢書集成初編》第3021册，第42頁。。

通過僅存的《瑶山玉彩》的佚文，我們來推測《瑶山玉彩》的内容，看看唐初這些古人到底編纂了一部什麽樣的古籍，它的性質是類書還是總集。當我們認真地研讀《瑶山玉彩》這兩則佚文的時候，我們很顯然會發現，一則是山謙之《丹陽記》，一則是薛道衡《咏苔紙詩》，如果我們對上述佚文的斷定不錯的話，很顯然的是，此《瑶山玉彩》並不是僅僅衹收録詩詞歌賦的總集。由此可見，此《瑶山玉彩》的内容至少是子部與集部並列的，有没有收録經部與史部之内容，我們暫且不論，故我們認為此《瑶山玉彩》之性質是屬於類事類書加類文類書，但是其新取嚮亦是明顯的，即摘其英詞麗句。

(2)适应度值不好的一类采用蔓延生存策略，即向外蔓延生长，跳出之前的不利环境，寻找更好的生存条件。因为原有的k-opt交换方法比较复杂，且k值需随初始种群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所以在蔓延生存策略中将其替换为随机乱序的方式，随机选择个体中50%的点进行乱序排列。该部分算法主要程序如下：

三、結語

《瑶山玉彩》的名字是富有詩意的，此前的唐代類書之題名還没有這般充滿詩意，而此後的類書題名漸漸變得詩意盎然且多姿多彩，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它反映了唐代類書編纂的一個新特點，一個嚮着繁縟多彩發展的新特點，而與這個特點相伴隨的就是類書編纂的新特點，即越來越重視詩文在類書中的地位，越來越傾嚮於文章總集，而此趨勢發展到極致就是産生了我們所認為的類文類書。類文類書是介於總集與一般類書之間的一種形態，當然類文類書仍然是類書，絶對不是總集，衹是詩文在其中變得比較受重視，而這個受重視亦是相對於原來的類事類書而言的。但是《瑶山玉彩》還不是純粹的類文類書，通過其佚文的考察，我們還可以見到類事類書部分的存在，故我們認為此時的《瑶山玉彩》仍然是類事類書與類文類書的組合體，衹不過類文部分漸漸變得更為重要，且更多受到編纂者的重視與關照，這應該就是唐初類書編纂的實際情况或者真實模式。而隋唐時代，諸如此類具有類文類書性質的類書典籍極多，如《碧玉芳林》《玉藻瓊林》等，它們的出現是時代的産物，是初唐時期的學術風氣、文化風氣與實際創作需求共同塑造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