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慎，字用修，號升庵[注]古文獻中多作“菴”。本文引文異體字徑改，以下不再説明；訛字或需保留原字處，則用“()”標出，“〔〕”標出校改所增字。，四川成都新都縣(今新都區)人，正德六年(1511)進士，殿試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大禮議中謫戍永昌衛(今雲南保山)，其間數次往返滇蜀，最終卒於雲南。在知識文化史的視野下，明中葉書籍出版業臻於鼎盛，知識傳播隨之勃興。楊慎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殿試第一與參修實録的履歷使其成為地方知識界的代表，其身影頻頻出現在雲南、四川兩地王公官宦的交游網絡中。他的詩文集與博雜的論著能在生前刊行於世，交游網絡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他在知識文化領域的傳播能量從而得到充分的發揮；在地方文化層面，他參與編修《四川總志》，又著有《滇載記》《滇程記》等地方史地名著，身後更是以流寓名人的身份，在雲南地方文化發展進程中影響深遠。而楊慎謫戍期間往返兩地的行迹作為生平的重要環節，是上述知識文化史問題最基本的研究材料。本文針對這一點，補正既有結論。

以往的研究將簡紹芳《贈光禄卿前翰林修撰升庵楊慎年譜》(以下簡稱《年譜》)以及楊慎《三題板橋館壁》詩，作為討論往返行迹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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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雪玄冬凍不開，僕夫疲病馬虺隤。

鬢毛盡嚮風塵白，往復滇雲十四回[注](明)楊慎：《太史升庵文集》卷三十五，明萬曆十年張士佩刻本，葉4b—5a。。

《升庵七十行戍稿》卷上亦收該詩[注]據王文才、萬光治主編《楊升庵叢書》第3册，成都：天地出版社，2002年，第548頁。明嘉靖三十八年周復俊刻本《升庵七十行戍稿》二卷，今僅見藏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未得親檢；《楊升庵叢書》收録《太史升庵文集》改題作“升庵文集”，重出他集之詩作均出注，今據之。。“嘉靖二十八年冬，升庵先生由瀘至滇，涉路三千，歷日四十，滰淅夜衣，成詩百餘首，題曰《七十行戍稿》。”[注](明)李元陽：《七十行戍稿序》，《中谿傳稿》，明萬曆間孔宗海刻，清鈔本。又考楊慎卒年行迹，“己未春還戍所，六月遘疾”[注](明)簡紹芳：《贈光禄卿前翰林修撰升庵楊慎年譜》，(明)杜應芳、胡承詔輯：《補續全蜀秇文志》卷三十七，明萬曆刻本，《續修四庫全書》第167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據福建省圖書館藏本影印，第419—425頁。，“乃七月六日乙亥丑時，先生卒於昆明高嶢之寓舍，為嘉靖己未歲也，距生弘治戊申十一月六日乙丑，年七十有二”[注](明)游居敬：《翰林修撰升庵楊公墓志銘》，黄宗羲編：《明文海》卷四三四，清涵芬樓鈔本，葉13b—19a。按：楊慎卒年考證又參見豐家驊《楊慎卒年卒地新證》，《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6年第2期，第134—137頁。。《趙州雲南縣重修寶泉壩碑記》：“經始於嘉靖戊午孟冬，落成於己未仲春。……縣人咸曰：‘不可無紀。’乃托趙生應期來滇海高嶢，力强衰朽，秉筆篆石。”[注](明)楊慎：《趙州雲南縣重修寶泉壩碑記》，《太史升庵遺集》卷二十一，明萬曆三十四年湯日昭刻本，葉31b。可見楊慎於嘉靖三十七年(1558)冬由瀘州出發，再次行戍，次年春已歸雲南居處高嶢海莊，李元陽《七十行戍稿序》謂“嘉靖二十八年冬”應為抄本傳寫之誤。據李元陽序，《升庵七十行戍稿》主要收録楊慎生前最後一次還戍雲南的詩作，《三題板橋館壁》亦在其中。楊慎又有《於役江鄉歸經板橋》詩，題下原注“丁亥”，又題作“將至昆明書板橋驛壁”[注](明)楊慎：《太史升庵遺集》卷十七，葉73a。，惟前二句稍異；嘉靖六年(1527)為丁亥。昆明縣在雲南府省城内，板橋驛“在府城東四十里，弘治九年建”[注](明)鄒應龍修，李元陽纂：隆慶《雲南通志》卷五，葉11b。，隆慶《雲南通志》中的《雲南府地圖》[注](明)鄒應龍修，李元陽纂：隆慶《雲南通志》卷一，民國二十三年昭通龍氏靈源别墅鉛印本，葉3a—3b。所繪方位亦然。該驛在昆明縣附近，為昆明縣、曲靖府間陸路必經之地。康熙《雲南府志》“雲南府至曲靖府易隆驛路考”一條即載“滇陽驛嚮東行三十里至板橋驛”“板橋驛嚮東行六十里至楊林驛”“楊林驛嚮東北行七十里至曲靖府易隆驛”[注](清)張毓碧修，謝儼等纂：康熙《雲南府志》卷四，清康熙三十五年刻本，葉1a—1b。的郵旅路綫。而楊慎集中有《烏撒喜晴》《霑益六言》等詩，説明他也是經雲南曲靖霑益州(今沾益區)、四川烏撒軍民府(今貴州省威寧彝族回族苗族自治縣)一綫往來滇蜀。板橋驛正是其往返道路所經。《三題板橋館壁》正是他最後一次返戍途中將抵昆明時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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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才《楊慎學譜》第一部分《升庵紀年録》中將此詩繫於“(嘉靖三十七年)是冬逮械還滇”條下，已作出了毋庸置疑的判斷。但隆慶《雲南通志》中所載“板橋驛”尚有景東府(今普洱景東彝族自治縣)治北一處[注](明)鄒應龍修，李元陽纂：隆慶《雲南通志》卷五，葉54a。，故以上詳加考證，以坐其實，同時也進一步還原了創作該詩的實地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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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才基於此詩“往復滇雲十四回”一句，稱“十四回指謫後奉檄返蜀，計凡七次”，並將《升庵紀年録》散録於歷年的往返行迹彙總[注]王文才：《楊慎學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25—126頁。。然其所謂“七次”實有牽强枘鑿之嫌。他列出的第六次往返是“二十二年六月前至瀘，十月暫還滇，歲暮復出。二十三年正月過重慶，四月還”[注]同上，第126頁。。這實際上是把兩次往返合計為一次了。嘉靖二十二年(1543)“楊慎五十六歲六次返蜀”條下更見王文才的用意：他認為該年六月前楊慎入蜀至瀘，而次子楊寧仁在雲南出生，所以“暫還滇”，雖歲暮復出，但六月前所領戎役尚未結束，故該年止奉檄一次；並批評清代學者孫錤“以六月奉檄，十月還滇為一事，更以‘歲除又領戎役於蜀’為一事，恐奉檄無此頻繁”[注]同上，第97—98頁。。今雖無明證斷言楊慎“奉檄”兩次，但“往復滇雲”的次數斷不可合二為一。

王文才實際上已經考證出楊慎八次往返雲南、四川，但他試圖以同一次行役合計往返的方式，調和其與楊慎“往復滇雲十四回”詩句間的矛盾。他的考證均以簡紹芳《年譜》為框架，外輔以詩文；本文實際上已經可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式反駁其“往返七次”説。但立足於這種計法分歧的討論，終嫌不足落實其非。下文對楊慎往返行迹的考補，則將徹底否定以“往復滇雲十四回”框定往返七次的理論。

一、顧起綸《國雅品》所見交游事迹一則

周復俊，字子籲，號木涇，直隸蘇州崑山縣(今江蘇省崑山市)人，屢在雲南、四川兩地遷轉，所以與楊慎交往頗多。後世甚至就二者誰是《全蜀藝文志》的編者展開過論争。楊慎集中有《新正望日復晤周子籲於滇館因贈》一詩：

往余在滇中，以吏局經高嶢，一訪升庵故墅。適至自瀘，會於安寧曹溪精舍，留連信宿。其落魄不檢形骸，放言指據，鑿鑿驚座，應是超悟人[注](明)顧起綸：《國雅品》，明萬曆元年顧氏奇字齋刻本，《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962册，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影印本，第14頁。。

王文才將顧、楊二人的會面繫於嘉靖二十一年(1542)。若詳考顧起綸在雲南之履歷，這一推論顯然無法成立。據王世貞《同知鬱林州事封文林郎大理寺右評事九華顧公墓志銘》，顧氏是無錫世家，顧起經、顧起綸分别是顧可文的長子、次子，後顧起綸過繼給堂叔顧可賢，而顧起經過繼給伯父顧可學，顧起經與顧起綸“俱貌而才，以故榮僖公愛公與起經亡少異”(顧可學謚“榮僖”)，顧可學以“延年術”得寵於世宗，“待詔上林”時將顧起綸帶在身邊，並讓他為其代筆，“所賜問及竹宫、祠釐、栢梁、酬和之作非公屬草不稱”，後“太宰唐文襄公雅器公，欲超格授以官，少宰張文毅公不可，曰：‘腰褭躡景而馳，毋輕就縶也。’”，但顧起綸應試失利，乃“謁吏部選人，得滇之某衛經歷。……既之任，以才試署昆明篆。……遷貳欝林守，行守事”[注]王世貞：《同知鬱林州事封文林郎大理寺右評事九華顧公墓志銘》，《弇州山人四部續稿》卷一一三，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葉14a—19a。。時任雲南按察司僉事的徐養正為昆明縣儒學撰寫《重修儒學記》提及顧起綸，其任職為“攝縣事、中衛經歷”，與墓志銘相合[注](明)徐養正：《重修儒學記》，(明)鄒應龍修，(明)李元陽纂：隆慶《雲南通志》卷八，葉4b。。同鄉友人王問《書玄言齋集》稱顧起綸於嘉靖三十二年(1553)冬“將赴滇南幕府參軍”[注](明)王問：《書玄言齋集》，(明)顧起綸：《玄言齋集》，明嘉靖三十二年奇字館刻本，《無錫文庫》第四輯，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年影印天一閣藏本，第1頁。，可依此確定其就任時間。另一方面，墓志銘所謂“貳守”即同知，考乾隆年間修《鬱林州志》歷任“鬱林州州同”的記録，“顧起(倫)〔綸〕，監生，嘉靖三十六年任”[注](清)邱桂山修，劉玉麟、秦兆鯨纂：《(乾隆)鬱林州志》卷八，清乾隆五十七年關氏見賢書坊刻本，葉24b。。該志雖為清人修纂，但其秩官表均有到任之年的記載，可見當時應有明代舊檔為據，足可徵信。又光緒年間修《鬱林州志》載“嘉靖三十六年顧起綸以鬱林同知權州事，陸川寇來侵，勸習射士，殱其酋渠三十餘，餘皆散走”[注](清)馮德材、全文炳修，文德馨、牟懋圻纂：《(光緒)鬱林州志》卷十八，清光緒二十年刻本，葉6a。，可正前志“倫”之訛。因此顧起綸在《國雅品》中所謂“以吏局經高嶢”當在嘉靖三十二年至嘉靖三十六年(1557)間，與楊慎相會雲南亦在此時。但是，若據《年譜》的記載和此前學者的考證，楊慎於嘉靖三十一年(1552)九月至嘉靖三十七年[注]參見王文才《楊慎學譜》，第110—126頁。一直居留瀘州，並無這段時間内往返雲南的行迹。本文認為這是錯誤的。

楊慎作此序時，據上文所考，顧起綸應在雲南，何謂“滇吴分域於中，奮飛無翼，安得與子並游昆明”？實際上，顧起綸在雲南任職期間，曾多次返回無錫家中。王世貞所撰墓志稱顧起綸“以職貢行，公悉辭其費近千金。道還無錫里，倭驟來攻城，勢且潰。公佐令王其勤，授兵登陴，出奇而劫之。賊逆潰去，幕府第功，受上賞，乃始致貢。還遷貳欝林守，行守事”[注](明)王世貞：《同知鬱林州事封文林郎大理寺右評事九華顧公墓志銘》，《弇州山人四部續稿》卷一一三。，述其歸吴之事。經考，“倭驟來攻城”應在嘉靖三十四年四月[注]按：考王其勤史事，鄭若曾《無錫縣倭患事迹》載嘉靖三十四年(1555)“四月賊攻縣城。賊自江陰縣南來，勢甚猖獗。知縣王其勤督率士民悉力禦之”(鄭若曾：《無錫縣倭患事迹》“嘉靖三十四年乙卯”條，《江南經略》卷五上，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無錫縣倭患事迹》所記六次，以及同為鄭若曾參與編修的《籌海圖編·直隸倭變記》所記歷次倭亂中，僅嘉靖三十四年四月、次年三月兩次無錫縣城遭到攻擊，而知縣王其勤所與者則僅嘉靖三十四年一次。次年已有官兵防守，“兵備副使王公崇古駐節城中，督官兵拒賊”(鄭若曾：《無錫縣倭患事迹》“(嘉靖)三十五年丙辰”條，《江南經略》卷五上)。故據顧起綸墓志銘，他所遇當為嘉靖三十四年四月的倭寇攻城。。則顧起綸《昆明集》下卷《再宿武陵》“林深無溽暑，花落非前春。興與雲山狎，歸將蘿薜親”[注](明)顧起綸：《昆明集》卷下，《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810册，第24頁。，《泊嘉魚》“鄉書千里外，歸計一帆中”“夏雲燒遠峰”“所期殘暑滯，五兩信南風”[注]同上。，《晚過廬山東嶺作》“涼飆吹山田，稻香散煩熱”[注]同上。，《書舊寓》“昔從萬里去，今從萬里歸”[注]同上，第25頁。，《歸懷》“游遠蹉跎四十春，鏡中白髮幾莖新”[注]同上，第26頁。等詩，作於去年夏秋，時自滇歸吴途中行至湖北、江西一帶。以此可見，為《昆明集》作序時楊慎在雲南，而顧起綸已離滇，“以職貢”便道還鄉，故有“滇吴”之暌違。順便一提，從《昆明集》的題名以及楊慎、皇甫汸的序文來看，該集本擬專收其雲南詩作，則卷下的離滇之作應是歸後補寄，此時皇甫汸已經完成了評點，所以離滇後的詩作並無評語。

通過排除法，這五年間周復俊與楊慎正月十五日相會於雲南衹有嘉靖三十四年和嘉靖三十五年兩種可能。上文提到，楊慎嘉靖三十四年三月為顧起綸《昆明集》作序時已在雲南，但其正月行迹並不可考，姑闕疑。嘉靖三十五年則有文本内證，若二人相會客舍是在當年正月，此時周復俊將赴朝賀，楊慎在《新正望日復晤周子籲於滇館因贈》詩中寫道：“行行上河梁，悠悠戒徂兩”，“河梁”以代送别地，用古詩《與蘇武》“攜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注]蕭統編，李善注：《文選》卷二十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352頁。成語，“戒徂兩”語出謝朓《京路夜發》“擾擾整夜裝，肅肅戒徂兩”[注]蕭統編，李善注：《文選》卷二十七，第1264頁。，意謂備車待發；“珍兹寸之陰，歸艎勿遽訪”中“歸艎”猶歸舟，出謝朓《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注]蕭統編，李善注：《文選》卷四十，第1836頁。，此謂周復俊毋倉促離滇而歸。所謂“歸”者，雲南去京師萬里，明中葉以貴州、湖廣一綫為通行之道[注]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四《外郡·入滇三路》，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617頁。，周復俊於此役中當可便道還家。

区内地势较为平缓，海拔在2800～3700m，最高山峰位于滩北雪峰东北的黑山，海拔3983m，相对高差较小，多在50～200m之间。区内的地貌主要由山体、剥蚀残山和河谷型小断陷盆地构成。在地貌分类学上属于剥蚀平原、丘陵、低山地貌类型，平缓地区多为可移动的沙丘。区内的山体多为长条带状NWW向展布，山体宽数百米至数千米。

前述嘉靖三十六年所作《丁巳元宵韓炅庵送燈》説明當年正月十五日楊慎應與其表弟韓適甫俱在瀘州，不能與周復俊在雲南相見。這個結論也可以從周復俊行迹的角度得到印證：

余老矣!滇吴分域於中，奮飛無翼，安得與子並游昆明？一咏兹集也，因感子之興，力疾為書，以酬千里之好云。

嘉靖乙卯歲三月望日升庵楊慎書[注](明)楊慎：《書昆明集》，顧起綸：《昆明集》卷首，明嘉靖三十四年五華書院刻本，《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810册，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影印本，第1頁。。

反觀《國雅品》所載數語中尚有内證與本文結論合契。顧起綸所謂之“高嶢”，原有毛玉故宅碧嶢園，楊慎作《碧嶢精舍記》謂：“滇海西斥，捨舟登陸，俗曰‘高橋’，稽之古志，‘橋’實曰‘嶢’，以山形似秦嶢關受此稱爾。髙嶢與碧鷄相望，如箭括。毛東鎮氏有别廬在其下，精舍之顔隸古定‘碧嶢’。”[注](明)楊慎：《碧嶢精舍記》，《太史升庵文集》卷四，葉19a—19b。後楊慎也置别業於高嶢，《晨發高嶢柬丘月渚、楊墨池》詩有“高嶢亦吾廬，安寧亦予宅”[注](明)楊慎：《太史升庵文集》卷十六，葉2b。之語。由此可見顧起綸經高嶢所訪“升庵故墅”即高嶢海莊。然而，此時楊慎並未物故，何以稱“故墅”？這説明在顧起綸所獲得的信息中，他曾認為楊慎已離開雲南而定居瀘州，自然將高嶢海莊稱為“故墅”。事實上，楊慎嘉靖三十一年返回瀘州時也以為自己可以安居此地了。楊慎《與同年書》云：“奉别左右，今三十年，執事年逾耳順，而不肖又加三矣。……聞巡撫鮑公乃年兄受業門生。乞念異姓骨肉之愛，詳作一書與之，令照《軍政條例》放歸，得還首丘之願。”[注](明)楊慎：《太史升庵遺集》卷二十五，葉71a—72a。“逾耳順”即六十一歲，則楊慎時年六十四，即嘉靖三十年(1551)，此信用意是托某“同年”令雲南巡撫依例放歸。其中的雲南巡撫“鮑公”，名象賢，字復之，號思庵，直隸徽州歙縣(今安徽黄州歙縣)人，嘉靖三十年六月“改巡撫陜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鮑象賢巡撫雲南”[注]《大明世宗肅皇帝實録》卷三七四“嘉靖三十年六月丁丑”條，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據原國立北平圖書館藏紅格鈔本微卷影印，第6674頁。。前人對楊慎的這一“同年”未能考實，今檢與楊慎同登正德六年辛未科殿試第一甲的鄒守益[注]參見朱保炯、謝沛霖編：《明清進士題名碑録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98頁。的文集，有書信《簡鮑復之》一通，可見其端倪。鄒守益在這篇書信中與鮑象賢論“講學”之義，謂“所謂講者，非以資口耳，所以講修德之方法也”[注]董平編校整理：《鄒守益集》卷十，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第496頁。云云。鄒守益，字謙之，號東廓，江西吉安安福縣人，是陽明後學中“江右王門”的代表，《明儒學案》謂“姚江之學，惟江右為得其傳，東廓、念庵、兩峰、雙江其選也”[注](清)黄宗羲著，沈芝盈點校：《明儒學案》卷十六《江右王門學案一》，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33頁。。鄒守益生於弘治四年(1491)[注](明)宋儀望：《明故中順大夫南京國子監祭酒前太常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追贈禮部侍郎謚文莊鄒東廓先生行狀》，董平編校整理：《鄒守益集》卷二十七，第1367頁。，是年正當六十一歲。由此可以確信楊慎《與同年書》所寄者，正是鄒守益。次年，楊慎便致書鮑象賢，道：“走謫戍於此二十九年矣。原奉旨有‘永遠’字樣，例當依期頂補，犬馬之齒今已六十有五，有子而壯，可以替役也。批下永昌衛，自可依《軍政條例》，使走得歸骨於首丘。”[注](明)楊慎：《與雲南當道書》，《太史升庵遺集》卷二十五，葉74a—74b。是年楊慎還蜀，九月至瀘州，冬之成都。所以，周復俊嘉靖三十二年五月到任雲南按察副使時，“訪升庵先生於連然海莊，未覿也”[注](明)周復俊：《刻南中集鈔叙》，《涇林詩文集》卷五，明萬曆二十年周玄暐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98册，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本影印，第124頁。，後又作《赦後寄楊太史》一詩“千秋疑渥賞，一紀曠詞臣”[注](明)周復俊：《涇林詩文集》卷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98册，第49頁。云云以懷之。顧起綸之所以用“升庵故墅”稱高嶢海莊，正因為當時已在楊慎“赦後”，這是《國雅品》可靠性的内證。

《昆明集》中《秋夜武侯祠齋居讀壁間升庵楊太史高咏，忽自瀘州枉書見寄，因用韻奉酬》“侯生已葺譚經館”句自注云：“先生書中期見過，為葺舊館相候也。”[注](明)顧起綸：《昆明集》卷下，《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810册，第16頁。該詩前附楊慎題壁詩《仲冬見雪》，題下原注“題武侯祠壁”，“羅漢林中來寶樹，梁王閣上五華臺”[注](明)楊慎：《仲冬見雪》，顧起綸：《昆明集》卷下，《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810册，第16頁。句與楊慎集中所傳稍異，《太史升庵遺集》卷十收此詩，題作“滇雪”，“來寶樹”作“七寶樹”，“五華臺”作“五花臺”[注](明)楊慎：《太史升庵遺集》卷十，葉95a。。附録顧集者或為原貌，詩中武侯祠應距梁王閣、五華臺不遠，皆在滇池附近；顧起綸别有《武侯廟》一詩，題中原注“在滇陽”[注](明)顧起綸：《澤秀集》卷七，葉2b。亦可佐證。因此，楊慎自瀘州致書表達來訪的意願，顧起綸“為葺舊館相候”應即高嶢海莊之謂，此詩可為二人此後相會的一個旁證。

二人相遇的確切年月則較難定論。正如上文所考，楊慎嘉靖三十四年三月十五日為顧起綸作《書昆明集》，從“以酬千里之好”來看似乎二人並未謀面，《昆明集》中亦衹有寄酬之詩，而無面叙之句。顧起綸為嚴嵩作《振秀集序》雖然署“嘉靖乙卯上巳日後學句吴顧起綸書於滇南南雲亭”[注](明)顧起綸：《振秀集序》，嚴嵩：《振秀集》卷首，明嘉靖刻本，《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740册，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影印本，第431頁。，但這一落款時間應是付梓時補刻的；他離滇歸吴的時間仍應以《昆明集》為據，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夏秋間。

《昆明集》所收歸後詩作中《懷歸》有“歸來且向隆中卧，先子畬田尚足耕”[注](明)顧起綸：《昆明集》卷下，《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810册，第26頁。之句，顧起綸此次便道還家，似有久居之意。早年與顧起綸交交的華察，當時也已經歸田無錫，亦做詩《贈顧長治》云：“憐君本是烟霞侣，濩落風塵幾千里。曾從馬上渡滇雲，卻嚮江南望桑梓。君家正對九龍峰，朝朝但見白雲起。……閑身那事涉蒼黄，落魄何心戀青紫。願將素尚謝微名，同嚮深山隨鹿豕。”[注](明)華察：《岩居稿》卷二，明嘉靖三十五年王懋明刻本，《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764册，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影印本，第1124頁。顧起綸則作《寄酬鴻山華學士》稱揚華察的閒居生活：“都忘昔日瀛洲事，三徑蕭條共晏然”[注](明)顧起綸：《昆明集》卷下，《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810册，第27—28頁。按：原書第27頁影印的上、下兩葉順序顛倒。，瀛洲者，謂華察出使朝鮮一事。顧起綸便道還鄉後，嚮同鄉友人表達了留居舊林的念頭。顧起綸最終似乎得以遂願，因為他當時編選、校刻嚴嵩《振秀集》就在無錫。《振秀集》二卷，今見藏臺北“故宫”博物院，卷首皇甫汸、顧起綸序文均作於雲南，故著録為“明嘉靖丙辰顧氏昆明刊本”，實則不然。顧起綸《寒夜獨坐偶讀嚴相公〈振秀集〉》詩題下原注“兹集曩余在都下為公手選”[注](明)顧起綸：《玄言齋集》，《無錫文庫》第四輯，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年影印天一閣藏本，第23頁。；而且《振秀集》目録卷端“振秀集目録”下也有行書小字雙行謂“丙辰春日後學顧起綸重編於梁谿之奇字館”[注](明)嚴嵩：《振秀集》目録，《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740册，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影印本，第432頁。，卷下最後一行又有雙行行書小字“丙辰端昜吴趨梁元壽雕”，崔建英應是注意到這一點，故在其《明别集版本志》中徑將該集著録為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刻本[注]崔建英輯訂，賈衛民、李曉亞參訂：《明别集版本志》，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649頁。按：該書誤將《振秀集》收藏單位著録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圖書館。此類錯誤在《明别集版本志》中出現多次。該館所藏實為美國國會圖書館攝制的原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書縮微膠片，原本已移交臺北。。《振秀集》嘉靖三十四年的序文稱嚴嵩將其全集交給顧起綸，“命為是選，得古、近體凡一百五十有五首”[注](明)顧起綸：《振秀集序》，嚴嵩：《振秀集》卷首，《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740册，第431頁。，而據今本目録統計，即使將同題多首之作合計為一首，總數仍有160首之多，可以推斷該集在雲南編選之後，次年確實重編於“梁谿之奇字館”。梁谿即梁溪，水名，流經無錫，顧起綸宦游雲南作《滇水》有“水盡東流者，滇流獨嚮西。朝朝添客淚，安得到梁溪”[注](明)顧起綸：《昆明集》卷下，《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810册，第20頁。之句。奇字館應是顧氏家刻本的堂號。顧起綸長兄、後嗣伯父可學的顧起經《類箋唐王右丞詩集》即錫山顧氏奇字齋刻本，奇字齋與奇字館應是異稱。《類箋唐王右丞詩集》中《無錫顧氏奇字齋開局氏里》詳細記録了刊刻程限“自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望授鋟，至三十五年六月朔完局”[注](明)顧起經：《類箋唐王右丞詩集·無錫顧氏奇字齋開局氏里》，明嘉靖三十五年錫山顧氏奇字齋刻本，葉1b。，目録、卷一諸卷尾又附校閲者和具體刊刻時地，顧起綸亦在校閲之列[注](明)顧起綸：《類箋唐王右丞詩集·目録》，葉17b。。顧起綸《玄言齋集》有牌記“勾吴何甫奇字館刻”。此“何甫”或即《無錫顧氏奇字齋開局氏里》中何鑰、何鈿、何鎡等何氏刻工之一，何鑰等刻工名也見鐫於顧起綸《澤秀集》版心下。此外萬曆元年(1573)所刻《國雅》《續國雅》《國雅品》亦為顧氏奇字齋刻本，《國雅品》卷末有“勾吴武陵郡奇字齋新雕”牌記。

據此，顧起綸嘉靖三十五年春重編《振秀集》，又參與了《類箋唐王右丞詩集》的校閲，均在無錫家中，再赴雲南具體時日雖不可詳考，但楊慎次年作《丁巳元宵韓炅庵送燈》詩云“多病新春減醉狂，元宵作劇懶逢場”[注](明)楊慎：《太史升庵文集》卷三十四，葉3a。，韓適甫，號炅庵，楊慎表弟，其父韓恩正德間任“瀘州衛昭勇将軍、松潘右參将”[注](明)楊慎：《太史升庵文集》卷八，葉6b。，時韓適甫已襲瀘州衛指揮使。以理度之，韓適甫送燈給楊慎，應該在瀘州。所以，楊慎最晚在嘉靖三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已還居瀘州，二人相會當在前，即嘉靖三十五年春到次年正月十五日這個時間段内。

而无屏、激光电视采用漫反射原理，通过光线/激光发生器的投射到产品面板中，进而反射至人眼，屏幕本身不发热、无辐射、抗眩光等优点，观影舒适度较高。目前，很多企业也针对性的研发出了一系列抗蓝光、防蓝光等护眼技术，从而达到减轻视疲劳、护眼爱眼的目的。

《新正望日復晤周子籲於滇館因贈》一詩點明了月、日，所以以此為支點可以進一步對推定具體年歲。上文已引述的周復俊《刻南中集抄叙》表明，他在嘉靖三十二年五月始到雲南，訪“連然海莊”而未值楊慎，“久之，緘鯉徵鴻，貽音授簡”[注]周復俊：《刻南中集鈔叙》，《涇林詩文集》卷五，《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98册，第124頁。，可見楊、周上元之會不在此年。據《重修雲南圖經志》“連然”為漢代古郡名，明代為安寧州(今雲南安寧)[注]鄭顒修，陳文纂：景泰《重修雲南圖經志》卷一，傳鈔明景泰六年刻本，《西南稀見方志文獻》第20卷，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第101頁。。然而楊慎海莊並不在安寧，周復俊有此誤會，是因為他此前以工部之職採辦大木與楊慎數相過從時，楊慎尚寓居安寧[注]參見王文才：《楊慎學譜》，第67—68頁。。

二、楊慎、周復俊交游補證

顧起綸，字玄言，一字長治，號九華，晚年更名更生，字仲長，直隸常州無錫縣(今江蘇無錫)人。《國雅》二十卷、《續國雅》四卷為顧起綸所編明詩總集，收録明洪武至隆慶年間各家詩作；又有《國雅品》一卷，仿鍾嶸《詩品》體例，品評詩人，仍以明洪武至隆慶年間為限。《國雅品》“楊修撰用修、張進士愈光”條，追憶自己與楊慎的一段交游往事：

春陽初正兆，玄景上春朗。令圖獲天贊，嘉會復新曩。洛誦慰參寥，晤然忘悵罔。跫然逃虚欣，悄焉愁心昶。伊予屏裔土，懷音冀元賞。木桃恧瓊投，敝帚澀金享。行行上河梁，悠悠戒徂兩。珍兹寸之陰，歸艎勿遽訪[注]楊慎：《太史升庵遺集》卷二，葉18a。。

該詩的史料價值尚未能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今以于慎行為周復俊所作墓志銘為主綫，考其履歷，輔之以相關詩文及四川、山東、雲南等地方志，詳訂其年月。周復俊嘉靖四年(1525)會試第七，次年任工部主事，兩赴雲南採辦木料，進員外郎；嘉靖二十年(1525)任四川按察副使，提督學校；嘉靖二十六年(1547)十月任山東按察副使；嘉靖三十二年五月到任雲南按察副使，備兵鹿滄(即瀾滄)，次年巡撫孫世祐、巡按劉涇平定賓川赤石崖寇，按察副使周復俊、李樂亦至賓川，亂平，十月與李樂游鷄足山，後遷雲南布政司左參政[注](明)于慎行：《明故南京太僕寺卿進階通議大夫木涇周公墓志銘》，《穀城山館文集》卷二十，明萬曆間于緯刻本，葉15a；劉大謨等修，王元正等纂，周復俊、崔廷槐重編：嘉靖《四川總志》卷一，明嘉靖二十四年刻本，葉41b；唐交等修，高濬等纂：嘉靖《霸州志》卷六，明嘉靖二十七年刻本，葉3a；周復俊：《刻南中集鈔叙》，《涇林詩文集》卷五，《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98册，第124頁；李元陽：《賓川平盜記》，周鉞纂修：雍正《賓川州志》卷十二，雍正五年刻本，葉1b—4a；周復俊：《游鷄足山記》，《涇林詩文集》卷六，《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98册，第153—155頁。。嘉靖三十五年八月十日為萬壽聖節，由於“滇南去京師道里特遠，改歲發春，捧函夙駕，揚旌指途”，周復俊在當年正月即以左參政入朝賀，皇甫汸有《送參知周君子籲入賀序》[注](明)皇甫汸：《皇甫司勳集》卷四十四，明萬曆二年自刻本，葉6a—8a。。升四川按察使，嘉靖三十六年到任，同年升四川右布政使[注](明)虞懷忠等修，郭棐等纂：萬曆《四川總志》卷三，明萬曆九年刻本。，後轉雲南左布政使。楊慎去世後，門生丘文舉輯《升庵七十行戍稿》，求序於周復俊，而周復俊在序中道，“今兹來游，忽睹丹旐飄揚於昆池之上”，可見其赴任即值喪祭，時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注](明)周復俊：《七十行戍稿序》，《涇林詩文集》卷五，《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98册，第130頁。。嘉靖四十年(1561)以雲南左布政使升南京太僕寺卿[注]《大明世宗肅皇帝實録》卷四九八“嘉靖四十年六月戊子”條，第8253頁。。由此可見，周復俊在雲南的時段有：其一，嘉靖四年至嘉靖二十年間兩次採木；其二，嘉靖三十二年五月至嘉靖三十六年間歷任雲南按察副使、左參政；其三，嘉靖三十八年至嘉靖四十年。第一個時段内周復俊以工部主事、員外郎等職採辦木料，並非藩屏地方，與楊慎詩中“伊予屏裔土”之語不合；第三個時段，二人陰陽永隔，並未相遇，因此，楊、周二人在雲南的會面在第二個時段。這與之前考證楊、顧二人相會時間的結論也没有矛盾。

柔性作业车间调度问题是机械加工系统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实际生产中，它允许每个工件选择不同工艺路线且每个工序在多个可选机床上加工，提高了加工柔性，也使得工件流转活动更为频繁。柔性作业车间中合理选择工件加工的工艺路线[7]并将待加工工件分成若干个子批量，相同工件的不同子批量采用独立加工的方式，可以显著减少柔性作业车间能耗、缩短工件加工的完工时间[11]。柔性作业车间调度包含工件子批量的划分、工艺路线和机床的选择、在机床上加工顺序的安排等问题，与流水车间、作业车间相比，柔性作业车间调度问题更为复杂，节能潜力更大。

要突破乡村成校和社区文化礼堂的整合瓶颈，让成人学校更好的完成使命，同时让农村文化礼堂真正“活起来”“用起来”，兴盛社区文化，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文章。

楊慎《甲寅新正六日送簡西嶨登舟》，“甲寅”正是嘉靖三十三年，“簡西壆”即楊慎摯友簡紹芳，江西臨江新喻縣(今江西新余)人。尾聯“江北江南從此隔，何時何地再逢君”[注]楊慎：《太史升庵文集》卷二十七，葉7b。寫二人訣别。就“江北江南”而論，瀘州臨長江而北，新喻在長江之南，可見楊慎送簡紹芳登舟處不可能在雲南，而應在南面長江的瀘州。今瀘州、昆明直綫距離尚有一千余里，成都、瀘州間則僅約五百里；而《年譜》載嘉靖五年(1526)楊慎聽聞其父楊廷和卧病，從雲南“匹馬間道，十九日至家”[注]簡紹芳：《贈光禄卿前翰林修撰升庵楊慎年譜》，杜應芳、胡承詔輯：《補續全蜀秇文志》卷三十七，《續修四庫全書》第1677册，第422頁。，《年譜》已特表此行之速，尚且需要十九日，則正月初六到十五日間短短十日由瀘州抵達昆明恐怕太難。因此，楊、周之會大抵不會在本年。

如果認為顧起綸的一面之詞仍有孤證之嫌，那麽楊慎為顧起綸的詩集《昆明集》所作序文則足成定讞。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五華書院刻本《昆明集》分上、下二卷，卷首為楊慎撰《書昆明集》、皇甫汸《昆明集序》，卷下末葉署“五華書院庠生段雲鴻、徐相、孟尚義、李應南等校刻”。當時，在雲南府學後有一嘉靖三年(1524)所建五華書院[注](明)鄒應龍修，李元陽纂：隆慶《雲南通志》卷八，葉四a。。該集所收大抵為顧起綸在雲南任間及赴任、歸家前後的詩作，今僅見藏臺北“故宫”博物院，近有《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影印本。《書昆明集》一文在楊慎存世諸集以及王文才等所編《楊升庵叢書》中均未收録，這則考補楊慎行迹的重要史料鮮為人論及。此文末云：

嘉靖三十五年八月十日世宗生辰，雲南去國邈遠，故周復俊於當年正月出發前往京師朝賀。次年升四川按察使，三月又升四川右布政使，頻得遷任，個中尚可詳考。按明代官員升任制度，“凡升遷，必滿考。若員缺應補不待滿者，曰推升。……考滿之法，三年給由，曰初考，六年曰再考，九年曰通考。……其布政司四品以上……任滿黜陟，取自上裁”[注]張廷玉：《明史》卷七十《志第四十七·選舉三》，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716—1723頁。；周復俊任雲南布政司左參政在嘉靖三十三年賓川平寇之後，據《游鷄足山記》自道其聞警至賓州在十月十四日[注]周復俊：《游鷄足山記》，《涇林詩文集》卷六，《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98册，第153頁。又何鏜《古今游名山記》録周復俊此文，以“十月”為“六月”，且不記其日，參見何鏜：《古今游名山記》卷十六，明嘉靖四十四年廬陵吴炳刻本，葉1b。，其後更有巡撫上奏其功，而嚴世蕃“銜其無賄也，賞格無行”[注]于慎行：《明故南京太僕寺卿進階通議大夫木涇周公墓志銘》，《穀城山館文集》卷二十，葉16a。之委曲方得升任，故至嘉靖三十六年三月必未滿三年。據《大明會典》，“凡朝覲、進表官考滿：宣德五年令来朝官員回任三、六年滿期已過者，許先赴部告明，令所司造册，送合干上司考核，差人奏繳。嘉靖十六年奏準回任將及考滿者，亦照宣德間例”[注]李東陽纂，申時行修：《大明會典》卷十二《吏部十一》，明萬曆間内府刻本，葉23b。，以免回任後不久再次赴吏部考滿。又考時例，嘉靖二十一年按察司僉事陸時雍(號平川)，布政、按察二司官員為之踐行，並請周復俊撰序，按察使王鴻漸稱“臬故事：宦而擢也，則文；考績也，則文。平川兹將考績，序當遷，遷矣，行必捨岷峨之雲，而鸞峙於紫霄之表也，則乃今蒸黎慕焉，都人士望焉”[注]周復俊：《送憲僉平川陸公入賀聖節叙》，《涇林詩文集》卷四，《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98册，第109頁。。與陸時雍之事相近，周復俊入朝慶賀，符合《大明會典》“回任將及考滿”之例，故慶賀之後，提前考滿，在京待核，次年得升任四川按察使。時皇甫汸作《送周子籲總憲入蜀，昔督學兹省》云“巴江雪後回春水，遥見揚帆逐楚雲”[注]皇甫汸：《皇甫司勳集》卷二十九，葉2a。，皇甫汸先以雲南按察司僉事罷歸[注]王世貞：《皇甫百泉三州集序》，《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十五，明萬曆五年世經堂刻本，葉12a。，此春已在吴(皇甫汸《丁巳上元後二日吴純叔見訪，留宴劇歡，賦〈將進酒〉屬余占和，聊以嗣響》詩有“襆被東歸偃荒徑”[注]皇甫汸：《皇甫司勳集》卷十四，葉1b。句)，所以在詩中用“巴”與“楚”，這是周復俊自吴入蜀將要經過之地。可見本年除官四川後，周復俊並未返回雲南，直接自京師經蘇州赴任。由此可見，嘉靖三十六年正月亦非楊、周二人會晤“滇館”之時。

除此之外，顧起綸《李學博至自南中話舊因悼楊修撰》詩中有“問字共登揚子宅，授經曾比鄭公鄉”[注](明)顧起綸：《澤秀集》卷六，明嘉靖四十五年吴郡朱氏竹素齋刻本，葉12b。二句。據該集卷首《姓名爵里》，“李學博，名顯朝，字唯賢，潼川人，今無錫學博”[注](明)顧起綸：《澤秀集》卷首《姓名爵里》，葉14a。。嘉靖三十九年前後李學博任昆明縣“出納”[注](明)陳善：《重修提舉道記》，劉文徵纂：天啓《滇志》卷二十，明天啓五年刻、清鈔本。，即典史。顧起綸詩題中的“南中”即雲南，李顯朝從雲南遷任無錫縣儒學教諭，顧起綸在他口中得知了楊慎去世的消息，二人在雲南曾同拜楊慎門下問學，做詩感懷。這一往事自然也應發生在顧起綸任職雲南期間。

此外需要説明的是，倪宗新《楊升庵年譜》以嘉靖三十五年春“致仕刑部尚書、榮縣喻茂堅壽辰之日，升庵有詩賀之”[注]倪宗新：《楊升庵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572頁。，吕紅光在其基礎上又以曾璵《少岷先生拾存稿》補“升庵祝壽，此事概與少岷相商，少岷有《壽大司寇喻月梧年丈和升庵韻》詩賀之”[注]吕紅光：《〈楊升庵年譜〉補正——以新發現的哈佛大學藏書館資料為依據》，《浙江樹人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2017年第2期，第57—58頁。云云，這似乎是“嘉靖三十五年説”的反證，但實際上倪宗新所撰年譜繫年有誤。楊慎《月梧大司寇喻公壽詩》，題下原注“茂堅”，詩曰：

丁卯同年七十人，回頭五十正嘉春。

沉沉海屋添籌算，耿耿長庚映昊旻。

已見錦堂稱壽俊，况兼青史傳名臣。

千峰不隔南飛鶴，一盞遥飛賀誕辰[注]楊慎：《太史升庵文集》卷二十八，葉6a。。

曾璵《壽大司寇喻月梧年丈和升庵韻》：

人言春塢解藏春，誰識春藏後樂身。

晝錦堂前花自媚，烏紗帽裏雪初勻。

守官昔日惟圖報，當事平生獨任真。

拂袖明農鄰九十，碧梧戴月幾回新[注]曾璵：《少岷先生拾存稿》卷一，明隆慶萬曆間曾士彦刻本，葉55b。。

曾璵，字東石，一字岷野，號少岷，四川瀘州人。楊慎寓瀘與其相過從，《年譜》謂其“僑寓於江陽者十數年，交游日衆，與曾岷野、章後齋諸公友善”[注]簡紹芳：《贈光禄卿前翰林修撰升庵楊慎年譜》，杜應芳、胡承詔輯：《補續全蜀秇文志》卷三十七，《續修四庫全書》第1677册，第424頁。，楊釗《楊慎、曾璵交游考》一文考其詳[注]參見楊釗：《楊慎、曾璵交游考》，《文藝評論》2014年第4期，第141—145頁。。以倪宗新之繫年、吕紅光之補證而言，本年春，楊、曾二人同在瀘州。這與本文上述結論實相齟齬。實際上，兩位研究者都是根據楊慎詩“丁卯同年七十人，回頭五十正嘉春”二句進行推算的，卻未考慮喻茂堅慶壽當在整歲。

與喻茂堅生年有關的兩則材料，其一為喻茂堅自謂，“乃皇上紀元嘉靖之二十有八年己酉冬，以刑部尚書懇乞休退，欽奉温旨致仕，家居者八載。於兹每歲時，道出東南十里許，拜掃先瑩(塋)於塘坡灘之陽，祖考妣並先考妣暨亡室偕在焉。可列隧道，得製碑銘。更念堅年八十有二，尚未能建為歉。白諸邑侯三潮李君，遂命匠氏磨堅珉以俟。堅方走幣以求名筆，侯强以親製”[注]文康修，廖朝翼纂：同治《榮昌縣志》卷二十，清同治四年刻本，葉81a。；又一為楊慎所言，“嘉靖二十八年己酉冬，刑部尚書月梧喻茂堅懇乞休退，得温旨致仕全歸。又數載，歲在丙辰，乃立《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啓慶公神道碑銘》，其文月梧公自制也。叙其遷徙廛里、生卒歲月、窀穸兆竁，云仍繁衍，詳且備矣”[注]楊慎：《榮昌喻氏世德阡記》，《太史升庵遺集》卷二十，葉20b—21a。。以二文互較可見楊慎襲喻茂堅所撰碑銘而作，“歲在丙辰”應該就是喻茂堅所撰碑原款，是立碑時間[注]按：《中華喻氏族譜》亦收喻茂堅所撰碑文，款署“嘉靖二十五年丙辰歲仲冬吉日”。參見喻志剛等主編：《中華喻氏族譜》，中華喻氏族史研究會，2005年，第239—240頁。據《編修〈中華喻氏族譜〉序》“此次編修的《中華喻氏族譜》，分舊譜和新譜兩部(份)〔分〕。舊譜收清末以前編的。舊譜的選載祇將(的)〔舊〕譜豎行版改為横行版面。對舊譜文字加上標點符號，保留了譜的文圖舊貌”。又，此碑今立重慶市榮昌縣喻志善墓前，俟考。；而喻茂堅“年八十有二”是其動念立碑、稟白縣令之時，其間或已逾年。因此，“年八十有二”時或即丙辰嘉靖三十五年，或在嘉靖三十四年；八十慶壽，則當嘉靖三十三年或嘉靖三十二年。明代時興逢十慶壽之風[注]參見邱仲麟：《誕日稱觴——明清社會的慶壽文化》，《新史學》2000年第3期，第101—156頁。，壽詩不應作於非整歲之年。

此外，若據喻氏宗譜所録喻茂堅之孫應龍等編修、曾孫思恪等重修的喻茂堅宦譜，喻茂堅“生於明成化十年，甲午，二月初三日。……嘉靖三十五年，丙辰，祖年八十二。建尚書佳城於壇〔坡〕灘祖塋前，並修石垣以圍祖墳前，親制碑銘，以彰先德。……嘉靖四十五年，丙寅，祖年九十三，七月十五日端坐而逝。訃聞，穆宗為之慟容惋悼，遣中書汝公諱止造墳，分巡東道王公諱乾章諭祭”[注]喻應龍等編修，喻思恪等重修：《明太子少保刑部尚書九十三歲喻茂堅宦略年譜》，轉引自喻志剛等主編：《中華喻氏族譜》，第155—158頁。。嘉靖四十三年(1564)其孫應臺、曾孫思恪同登科[注]同上，第158頁。，後來二人分别參與該宦譜的編修、重修，有以親見親聞，又有當時文書誥命可據；而《明穆宗莊皇帝實録》隆慶元年(1567)四月“詔追贈故……刑部尚書喻茂堅為太子少保，祭二壇。各命有司治葬”[注]《大明穆宗莊皇帝實録》卷七“隆慶元年四月甲寅”條，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據原國立北平圖書館藏紅格鈔本微卷影印，第218—219頁。，此其卒年下限，亦與喻氏宦譜所載無違。因此，該宦譜雖經明清兩代重修，由2005年印行的《中華喻氏族譜》録自喻氏世仁堂舊譜，也未注明版本，但尚有一定的可靠性，姑備為考據。

1.2.2 观察组 在上述服药基础下，给予患者自拟补肾活血方。方剂成分如下：熟地黄15 g，山茱萸15 g，山药（炒）15 g，茯苓 15 g，薏以仁 12 g，车前草 10 g，续断 12 g，菟丝子 15 g， 杜仲（盐炒）20 g，党参 15 g，玉米须 15 g，生黄芪 20 g，红花 12 g，紫丹参 12 g，白术（炒）20 g，陈皮10 g，白茅根 20 g，川芎（酒炙）8 g。 1 剂/d，分早晚服用。共服用2个月。

如果出血时间符合排卵期那几天，一般量不多，持续三五天，那么就可能是了。有些会伴有一侧下腹不适或疼痛，这可能是排卵痛。有些夫妻因为排卵期出血，会避开出血时间同房，那么就降低了受孕的概率，可能会不孕。

總之，倪宗新此處繫年有誤，“回頭五十正嘉春”之“五十”僅是約數。自然也就不能成為“嘉靖三十五年説”的反證。

三、餘 論

以上史料表明楊慎於嘉靖三十一年由雲南至瀘州、還成都之後，嘉靖三十二年到嘉靖三十六年間重到雲南，其間曾分别與顧起綸和周復俊相會於安寧和昆明。反觀王文才謂顧起綸“此條中所記，升庵已有高嶢之别墅，而仍家安寧，且適自瀘歸，確年不詳，暫録於五次返蜀事後”[注]王文才：《楊慎學譜》，第96頁。，即嘉靖二十一年。此説亦不攻自破。

正如本文篇首所言，王文才“往返七次”説本身就存在問題，依其所論，已可考實八次；此外上文又補出楊慎行迹兩則，即使依王文才的計法，也至少有九次之多了，所以“往復滇雲十四回”這一文本根本無法成為框定往返總次數為七次的可靠證據(或有十四次的可能)；再次，《年譜》所記行實雖幾無衍誤，但卻有所缺漏，至王文才《楊慎學譜·升庵紀年録》、倪宗新《楊升庵年譜》亦不能免。本文希望以此為例引發對相關史料的重新觀照與發掘。

通過考證以上數則涉及楊慎與顧起綸、周復俊聚首的文獻，進一步確定了楊慎在嘉靖三十四年三月十五日以至次年春間客居雲南，抵達和離去的時日則尚在此前後，未能落實。這一推論可以作為進一步對楊慎詩文繫年的重要依據。比如《乙卯八月過江得簡西壆書因寄三十韻》，王文才認為此“乃由瀘州東渡沱江，或南過長江”[注]王文才：《楊慎學譜》，第120頁。，實際上應該是過金沙江所作。乙卯，嘉靖三十四年，楊慎尚在雲南，該詩首二句“别君此江頭，懷君此江尾”[注]楊慎：《太史升庵遺集》卷三，葉33a—33b。，所謂“别君”，即前引《甲寅新正六日送簡西嶨登舟》所述嘉靖三十三年於瀘州送簡紹芳歸新喻一事。又如《王公鈍庵墓碣銘》一文，述傳主王廷表親求墓志於楊慎之始末，“公之卒也，不克臨哭，悲悼曷任!公子天錫來求墓銘，公弟廷貴時判瀘州，復泣以請”，通常以墓志中“卜以乙卯年十二月十八日，葬在北山”即王廷表的葬日為該文創作時間的上限。但王廷表與楊慎交往頗深，楊慎當年本在雲南，竟不舉哀，王廷表之子更是偏偏等楊慎歸後，纔遠赴瀘州請墓志文，均不合情理，所以，當以“嘉靖甲寅五月十二日以疾終於家”[注]楊慎：《王鈍庵墓碣銘》，王廷表：《桃川剩集》卷二，《雲南叢書》第47册，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24977頁。為限，其葬日應是刻墓石時後人所補。甚至可以做出一種猜想，楊慎這次赴滇，正是為了弔祭在安寧照顧甚多，並在阿迷(雲南红河州开遠市)建館安頓自己的摯友王廷表。此外，更重要的是，對這一行迹的補正，完善了楊慎與雲南地方官員的交游細節，則進一步探討這種社會交際在知識文化的生産與傳播中的作用，將有待也。

在2016年，我国已经开始进行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工作，而在2017年对该试点工作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对其进行了深化改革。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国有林场成为最主要的阵地，这种情况的出现既有利也有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