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焯《安慶府志》及潘江《龍眠風雅》皆記載明清之際龍眠詩人周岐的傳記，二書的叙述明顯不同：《安慶府志》對於周岐的行徑直接刻畫，不以遺民視之；《龍眠風雅》對於周岐的氣節予以肯定，以遺民視之。二書叙述的差異，模糊了周岐的真實面貌，故本文將對周岐入清前後的行迹作一考論。對於周岐的研究，將有助於我們瞭解一位易代詩人的心境。

周岐(農父，1608—？)是方以智(1611—1671)年少時期最好的朋友。在家鄉桐城的澤園中，方以智與周岐、孫臨(克咸，1611—1646)三人時常豪放悲歌，成為意氣相投的莫逆之交，如方以智《孫武公集序》所述：“余往與農父、克咸處澤園，好悲歌，蓋數年所，無不得歌至夜半也。農父長余，克咸少余，皆同少年，所志同，言之又同。”[注](清)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編》卷二，《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13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483頁。到了崇禎七年(1634)，桐城盜寇結寨作亂，三人暫時遷往金陵，方以智《膝寓信筆》記載：“浮山愚者流寓白門，僦居城南，迻而城西……妹夫孫克咸與我為鄰，周農父隔一二巷。”[注](清)方以智：《膝寓信筆》，清光緒十四年刊本，《桐城方氏七代遺書》，第1頁。移居之後，三人依然形影不離，真可謂情同手足。流寓於金陵期間，李雯(1607—1647)曾寫信給方以智，説道：“弟欲以卧子當密之，轅文當克咸，弟當農父，使其旗鼓相值，似皆不肯避舍，不審兄呼爾否？”[注](清)李雯：《蓼齋集》卷三十五《答方密之書》，《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11册，第509頁。意謂雲間和龍眠兩地詩人相互抗衡，陳子龍(1608—1647)與方以智並駕齊驅，李雯與周岐勢均力敵，宋徵輿(轅文，1617—1667)也與孫臨才華相埒。陳子龍、李雯、宋徵輿後來並稱“雲間三子”，那麽方以智、周岐、孫臨也可以稱為“龍眠三子”；李雯在雲間三子中排名第二，同樣的，周岐在龍眠三子中也當僅次於方以智。未料時局動蕩，清兵於崇禎十七年(1644)入關，其後，龍眠三子選擇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方以智奔往南明，周岐流連故土，孫臨抗清而卒。觀方以智《戊子冬，來桂林依鑒在，時幼光自閩奔端州，以書與鑒在，見訊，信筆寫此》句云：“改啼發嘯伏波門，龍眠幸有三人存。”[注](清)方于穀編：《桐城方氏詩輯》卷二十七《流離草》，清道光元年刊本，第13頁。此詩是在順治五年(1648)作於桂林，所稱“龍眠三人”，意指駐足於南明的方以智、錢澄之(幼光，1612—1693)、吴德操(鑒在，1612—1653)，周岐實未與焉。另觀錢澄之於順治七年(1650)作《酬曼公前輩枉賀用韻》云：“龍眠流落悲三子(並鑒在而三)，鳳沼從容有二人。”[注](清)錢澄之：《藏山閣集·藏山閣詩存》卷十二，合肥：黄山書社，2004年，第291頁。“鳳沼從容有二人”，指為仕於南明的錢澄之和吴德操。詩句中的“龍眠三子”，仍然是指流落於嶺南的方以智、錢澄之、吴德操，同樣不包含周岐。對於抗清之事已然絶望後，除吴德操仍停留於南明，錢澄之於順治八年(1651)回到桐城，方以智也於順治九年(1652)返抵故鄉。在清朝時期，方以智和錢澄之均寫下了豐富的著述，惟原本龍眠三子的第二人周岐，卻無法重現往日丰采，其學術成就遠難和方、錢二子並論，個中原因實值得探究。

我們先閲讀兩篇周岐的傳記。陳焯(1619—1692)[注]潘江於康熙三十一年(1692)作《哭陳越樓樞部》八首，第六首小注云：“君與予同年生，里人近言詩文，輒謬舉陳、潘並稱。”可知陳焯與潘江同年，出生於萬曆四十七年(1619)。見(清)潘江：《木厓續集》卷二十，《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32册，第469頁。陳焯，字默公，號越樓，安徽桐城人，順治九年(1652)進士。於康熙十四年(1675)編成的《安慶府志》記載：

周岐，字農父，邑諸生，本姓朱。其父周叟為左少保光斗婦翁，叟富而無子，有妾改適朱氏，逾年生岐。叟殁，少保迎岐歸周，以為叟後。岐白晳，貌如好女，深中多智。同里方愚者席父祖之勢，用聲氣奔走天下士，岐從之游，所至得名，藉甚。然岐言文章，實精數學，每引六壬，射覆多奇中，故公卿禮重之。明末甲申秋，浙人陳潛夫官御史，按河南，奏請岐為監紀推官；大兵取河南，岐奔回揚州，以策干史相，揚陷，則又改僧裝遁免。説者遂謂其能前知也。順治初，游京師，無所遇，賴舊知吹噓，入江西蔡撫幕。蔡愛其温謹，留幕下八年，推解，累千金，遂成富人，亦才士之豪也[注](清)陳焯等纂修：《安慶府志》卷十一《文學》，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影印康熙十四年刊本，第1203頁。。

总体来讲，培训后各项素质能力均较培训前有所提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随着培训时间的延长呈现2015级研究生总体评分≥2016级研究生总体评分＞2017级研究生总体评分的正相关趋势。其中医患沟通、采集病史、体格检查、诊断鉴别诊断的临床思维、辅助报告阅读、门诊急诊中处理常见病、抢救危重病患者、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原则等与实际操作技能相关的能力提升较多，差异均有统计学差异。但是医疗法律知识、处理医患纠纷和维护医院医生权益较其他项评分较低。在病例书写、查房、医德医风、团队合作、责任感、保存医疗档案这六个方面，各年级间相互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陳焯與方以智交好，對於周岐也應當熟悉，這篇傳記話語直接，甚至觸及了個人的隱私。傳文云，周岐原本是朱氏子，後由左光斗(1575—1625)迎回周家；其真正的專長未必是文章，而是術數之學；明末時曾協助史可法(1601—1645)守城，最後假扮成僧人逃出揚州城。文末附記，入清後周岐擔任江西蔡撫幕僚八年，卸職後累積千金，成為富人。此文收入《安慶府志》的《文學》傳内，故其原意應不在於貶損周岐，但文筆卻犀利刻畫，與吾人印象中的周岐頗有差距。以寫作時間來説，此篇應是最早的周岐傳記，執筆者又是同鄉文友，文章具有它的時代意義，然而，陳焯筆下的周岐卻不能算是明朝遺民。

二人的相識是透過方以智的從叔方文(1612—1669)居中介紹，此年乙丑，周岐十八歲，方以智十五歲，皆年少飛揚。《初識農父》全詩是：“金尊膾鯉列形鹽，相樂新知醉曲檐。素履風清飄紫帶，玄談月出映朱簾。明經遠軼龔常侍，博物能過竇孝廉。學士談今不知古，一時惟有子能兼。”意謂與初識的周岐飲酒縱談，可以察知周岐明白經書已超越西漢的龔舍(龔常侍)，博學物理也凌駕東漢的竇攸(竇孝廉)，當代學士僅能談今卻不能知古，得以兼通古今者惟有眼前的新識友人。此詩對於周岐的推許極高，若就詩序“各以詩為贈”推之，周岐也曾寫詩贈予方以智，可惜周岐的詩集今已無從得見。周岐與方以智結識之年，左光斗於獄中遇害，周岐失去了姊夫的支持，幸得與方以智結交，多了一分友情的鼓勵。再觀方以智《夜與農父談，分得子字》前四句云：

另外，潘江(1619—1702)於康熙十七年(1678)編成詩歌總集《龍眠風雅》，其中亦有周岐傳記，文云：

周岐，字農父，號需庵。崇禎朝以明經貢入京師，屢上書宰相，言時政得失。大司馬馮公元飇特疏薦之，即參宣督孫少司馬軍事，以功優叙；隨授河南開封府推官，監直指陳公潛夫軍；相國史公開閫淮揚，又以僉事職銜題參軍務。國變歸里，以所居舍旁餘址築土室，嘯咏其中。溧陽陳相國欲授以官，不應。河漕中丞及江粵諸幕府争延聘為上客，雅非本懷，竟謝病歸。足不履城市，終於土室。公少孤，事嫡母以孝聞。博覽墳籍，抉精敚華。結童時即知名當世，與同里方文爾止、吴道凝子遠、方以智密之、孫臨克咸，以博雅好奇聞於四方。江左諸名士冠蓋歙集，飲酒賦詩，必推公上座。所著有《執宜集》《燼餘稿》《孝經外傳》行世[注](清)潘江編：《龍眠風雅》卷三十七，《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98册，第482頁。。

《龍眠風雅》中的周岐在國變後回歸故里，於居舍旁建築土室，當時官員雖然争相禮聘，但對周岐而言卻非本意，故以病謝歸，隱居土室而終。潘江和陳焯雖為好友，但兩人的記載卻如此不同，此傳記略去了奇聞軼事，而是從正面來看待周岐的生平。另觀《龍眠風雅》論方以智云：“故次前朝諸先輩之詩，肇自斷事，訖於簡討，以志枌榆一代之盛，政不獨為方氏之美談也。”[注]《龍眠風雅》卷四十三，《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98册，第561頁。意謂：《龍眠風雅》從卷一收方法(斷事，1368—1403)詩算起，到卷四十三收方以智(簡討)詩為止，這些詩作為“前朝諸先輩之詩”，而周岐詩收在卷三十七中，顯然是以明朝遺民視之，對其評價明顯較高。

笔者曾有十四年军旅生涯经历，作为一名部队基层政治干部，切身感受到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保证军队“打得赢、不变质”。转业到省青少年科技中心后，经过五年的工作实践，深刻感悟到思想政治工作在青少年科技教育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关乎青少年人生观价值观的树立，关乎青少年的理想追求和道德取向。

《安慶府志》與《龍眠風雅》叙述的周岐宛若二人，到底何者較接近於真實？本文即從此一問題出發，考察周岐在入清前後的行迹。下面，將先從“幼年時期與左光斗的關係”“桐城生活與流寓南京”“崇禎後期在北京的經歷”“協助史可法守城的意義”四節，討論晚明時期的周岐，其中，周岐與方以智的交往較為人所知悉，則僅概略而論；之後，再從“陳名夏文集中的記載”“蔡士英幕下的重要文客”“方以智返鄉後的交接”“錢澄之的唱酬與責難”四節，討論入清之後的周岐。希望藉由本文的撰寫，能呈現周岐一生的真實樣貌。

一、幼年時期與左光斗的關係

企业审计范围从以往的财务收支、财经法规拓展为企业绩效，现有内部审计人员同现代化内部审计工作中关于人员的要求存在差异。就企业内部审计工作人员而言，其需要具有过硬的业务素质，企业内部审计工作的开展需要充分将企业经营者中的潜在弊端予以挖掘，在此基础上，提出治理方案用来治理弊端，其主要目的是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并进一步强化企业内部管理。

左光斗曾孫左宰在乾隆年間編成《左忠毅公年譜》，此書“萬曆二十五年丁酉公二十三歲”條載：

娶周氏夫人。按，夫人為母黨，周公諱時興，字起吾。女，萬曆八年□月□□日生，年十八歸於公，善事舅姑，克修婦道，以賢淑稱[注](清)左宰編：《左忠毅公年譜》卷上，《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56册，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第505—506頁。。

又《年譜》“萬曆三十三年乙巳公三十一歲”條載：

周氏夫人卒[注]《左忠毅公年譜》卷上，第508頁。。

可知“周叟”者，名周時興。據《鷂石周氏尚義堂支譜》云：“時興，字延高，號起吾。禮部優叙太醫院官。生嘉靖甲子八月初七。娶王氏，生女一，適副都御史少保左光斗，誥贈一品夫人。繼娶陸氏，續娶謝氏，生子一，岐，氏俱贈宜人。公卒萬曆乙卯十月十二巳時。”[注]《鷂石周氏尚義堂支譜·上十代》，清光緒年間刊本，安徽樅陽陳靖先生藏。又知周時興(1564—1615)之女周氏(1580—1605)，為正娶王氏所生，周氏於萬曆二十五年(1597)嫁左光斗，萬曆三十三年(1605)辭世；至於周岐，則為續娶謝氏所生。再觀左光斗寫給周時興的《與周岳翁》一詩云：

⑤ 梅雨恬.“中国风”歌曲：传统的现代奇观——对流行歌曲“中国”意象变迁的文本分析[J].苏州:大众文艺(理论)2008年11期,2008.

當年意氣薄風雷，浪許寒儒射隼材。自是青雲雄上國，更將白雪傲詞臺。人情漭蕩看秋雨，世態飜瀾醉濁醅。我去成名翁自嫁，丈夫端不患無財[注](明)左光斗：《左忠毅公集》卷三，《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37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02頁。。

詩謂正當壯盛之年的周時興意氣風發，已然看中寒儒左光斗為射隼良材，左光斗亦自詡為理想遠大的青雲之士、陽春白雪詞人，但人情遼闊無邊，世態波瀾翻捲，衹能寄望在岳父嫁予愛女之後，自己可以早日功成名就。惟左光斗至萬曆三十五年(1607)方纔進士及第，此時周氏夫人已辭世兩年。另按，《左忠毅公年譜》“萬曆三十四年丙午公三十二歲”條載：“繼娶戴氏夫人。”戴氏生左國柱(1606—1667)、左國棅(1616—1685)二子。又“萬曆四十年壬子公三十八歲”條載：“娶側室袁氏宜人。”[注]分見《左忠毅公年譜》卷上，第508頁；卷上，第512頁。袁氏生左國林(1617—？)、左國材(1620—1699)二子。亦即左光斗四子中，並無出於周氏者。

周岐不僅考注《曾子》，據《龍眠風雅》言，後來更著有《孝經外傳》一書。《曾子》《孝經外傳》的寫作，顯示周岐的情志緊繫於其“家”，與方以智的男子當論“天下”事，二者已預見分途。可以留意，方以智序文云“農父家貧，少喪父母”，但周岐卻有《聞賊復圍桐，思老母陷城中，外絶救援，孤身千里，進退無策》一詩[注]《龍眠風雅》卷三十七，《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98册，第486頁。，既謂“少喪父母”，則不應有“老母陷城中”，此又當如何解釋？細觀《鷂石周氏尚義堂支譜》載周時興傳記云：“公卒萬曆乙卯十月十二巳時，同陸氏葬四望山前松園。謝氏卒，祔葬後山磨盤尖姑塋。王氏卒，葬鷂石山駱駝卸寶之右。”[注]《鷂石周氏尚義堂支譜·上十代》。就《支譜》的叙述順序推之，周岐少時喪母，應指生母謝氏早逝；所謂的思念老母，當指奉養嫡母王氏。故周岐録《曾子》，誦《孝經》，實將孝道融入生命的實踐之中，非徒虚言而已。

先是周岳翁家固饒，艱於子嗣。晚年置側室，生子數齡。族人覬覦之，伺翁即世，大搆獄訟，托人以半産啗公。公曰：“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入吾耳哉!”力白之當事，寸土尺木悉入印册，付遺孤，更為延師教育，俾至成立。後史公可法督師揚州，薦為監軍道。周公諱岐，字農父[注]《左忠毅公年譜》卷上，第512頁。。

周時興原無子嗣，到了晚年纔娶側室謝氏，生一子，即周岐。周時興過世後，族人貪圖其錢財，欲賄賂左光斗，左光斗卻化用柳下惠語：“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注]此語原是董仲舒回應易王的答話，見(漢)班固：《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523頁。不僅嚴厲拒絶，更保留岳父的遺産給周岐，為周岐聘請教師，至其成人。後來史可法堅守揚州城時，周岐曾經加以協助。惟須注意，此條將周岳翁“即世”的時間定在萬曆三十九年(1611)，純粹是左宰的臆測，事實上《鷂石周氏尚義堂支譜》清楚記録，周時興卒於“萬曆乙卯”，即萬曆四十三年(1615)。另外，馬其昶(1855—1930)《左忠毅公年譜定本》也將此事繫在“萬曆三十九年辛亥公三十七歲”條：

公外舅周公家故饒，無子。晚年娶妾，更遣去，五月而生子，乃贖之歸。周殁，族人覬覦之，搆獄，以半産啗公。公曰：“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來哉!”力白之當事，尺寸悉入印册，付遺孤岐，更延師教讀，成立之。後督師史公可法薦為監軍道僉事。《桐城志》：“周岐，字農父，著名復社。”[注]馬其昶：《左忠毅公年譜定本》卷上，《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56册，第676—677頁。

馬其昶的説法大抵沿自左宰，惟一不同處在於：左宰《年譜》中的“晚年置側室，生子數齡”之語，馬其昶《年譜定本》更定為“晚年娶妾，更遣去，五月而生子，乃贖之歸”。核其實，馬其昶真正想改變的是陳焯所述“有妾改適朱氏，逾年生岐”。若云“五月而生子”，則周岐確實是周時興之子；若云“逾年生岐”，則表示周岐為朱家之子。此一修訂，文字極為細微，意旨卻甚為宏大。馬其昶《左忠毅公年譜定本》成於光緒年間，時代遠後於陳焯《安慶府志》，但兩相比較，馬其昶的寫作用心可知，其説或有所據，我們於此等處可以不必置疑。

《左忠毅公集》中，與周岐關係最密切的文章是〈壽周太外母朱老孺人七袠序〉。篇題“太外母”，即太岳母之意，左光斗的太岳母朱老孺人，也就是周時興之母、周岐之祖母，試觀其文：

迨予得售春官，而室人早世。孺人哀之，日焚香而籲曰：“余無孫，僅視此女，天不欲善吾老耶？”逾年，而舅氏舉寧馨兒，孺人含飴弄孫，稍稍加匕箸，而孺人喜可知也。……夫舅氏多隱德，能聚散千金，鄉里口碑之，皆孺人啓之也，幸邀天長子孫矣。孫甫六齡，能過目輒誦，吐詞成章，遠近稱為奇童子。相其姿度，迥異嘗兒，試以對，輒應答無間響，洵天授異才。他年食舊德，被恩命，以光寵孺人，直揚瞬間耳[注]《左忠毅公集》卷四，第634頁。。

“春官”者，禮部也；“得售春官”者，禮部科舉及第也。左光斗考取進士為萬曆三十五年(1607)，“逾年”而岳父得寧馨兒，意謂周岐出生於萬曆三十六年(1608)。又據王澐(1619—？)《寄桐山周農父》云：“我鄉陳夫子，醉後説孫周。同學今誰貴？齊年爾尚留。”詩末附記：“大樽先師嘗稱農父及孫克咸二人，先師與農父同歲生。”[注](清)王澐：《王義士輞川詩抄》卷四，《叢書集成新編》第72册，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年，第154頁。陳子龍(大樽)生於萬曆三十六年，可以證明周岐確實是同年所生。上述左光斗之文應作於萬曆四十一年(1613)，當時周岐六歲，是“過目輒誦，吐詞成章”的奇童子，左光斗期盼他日後能享有舊日德業，光寵祖母，對之寄望甚深。檢視陳焯所云“叟殁，少保迎岐歸周，以為叟後”，指出周岐是在周時興卒後纔由左光斗迎回，但對照此文，陳焯所言顯然不確。從此篇壽序的寫作時間以及叙述内容來看，左光斗的岳丈周時興當時活躍於人間，文中明言“舅氏舉寧馨兒，孺人含飴弄孫”，可知周岐出生之後，没多久即回到周時興身邊，由祖母弄孫為樂。陳焯的説法雖未必是刻意中傷，但至少是道聽途説的傳聞。

後來，在孫臨和方以智的詩作中，都曾提到左光斗保護幼年周岐之事。約在崇禎七年(1634)，孫臨作五古《壽周大農父》云：

鷹鸇出君族，奮臂當門呼。賴有左中丞，纓冠加剥膚。所以投玉鞍，報之以瓊琚。自此引繩交，不減嬰與夫[注](明)孫臨：《肄雅堂詩選》卷三，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清刊本，第8頁。後云“因以徙家室，卜居在南都”，知此詩作於崇禎七年卜居南京之時。。

“鷹鸇出君族”一語，即《左忠毅公年譜》所説的“族人覬覦之”之意。當時幸有左光斗出面，緊急救助周岐的剥膚之禍，此一舉止，宛如周時興投之以玉鞍(嫁予女兒)，而後左光斗報之以瓊琚(照顧舅氏)[注]《衛風·木瓜》：“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孫臨詩句脱胎於此。。是故左光斗和周岐的情感，不減於漢代的竇嬰和灌夫，堪為引繩之交[注]竇嬰、灌夫引繩之事，參(漢)司馬遷：《史記》卷一〇七《魏其武安侯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847頁。。再看崇禎十年(1637)，方以智作五古《與農父夜叙作此》云：

君少更丁寧，五歲為孤兒。宗族皆狼視，欲分汝家貲。賴有左少保，知君狀貌奇。排難庇宇下，訓之以文辭[注](清)方以智：《方子流寓草》卷二，《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50册，第676—677頁。“丁寧”，當為“寧丁”之意。。

此詩同樣述及宗族狼視周家財産，直欲瓜分，幸得左光斗為之排解糾紛，進而教導周岐之事。以方以智的年齡衡之，這些叙述必然是間接聽聞，所謂“五歲為孤兒”，也衹是詩歌的語言，其實並不精準。以周時興的卒年核之，萬曆四十三年(1615)時，周岐已是八歲的孩童；八歲以後的周岐，即在左光斗的庇護之下，逐漸茁壯成長，成為一位能詩善卜的翩翩男子。

君為高堂不得留，予為高堂不得去。天下萬事如奔濤，游子出門安識路？同作長安縫掖人，披懷攬袖心所親。愁來仰望蒼龍闕，終年誰拂黄金塵？我亦不能朝叩銀臺門，君亦不能夜吐丞相茵。西山逐虜章不報，東閣上書誰見伸？悵此悠悠不可問，秦關楚甸多遺恨。闕下無餘季子貂，篋中獨著《潛夫論》。鴈塞雲昏繞戍樓，高歌易水淚交流。羨子行藏能自决，短衣雕弧跨紫騮。紫騮踏處黄雲合，萬里河山帶冰雪。歸去江城聽落梅，歲寒子舍親懷橘。日下李生霜薄衣，出門無馬食苦飢。誰能短褐無同調？日暮燕山送落暉[注]《蓼齋集》卷十七，第362頁。又見《雲間三子新詩合稿》卷四，第66—67頁。《雲間三子新詩合稿》作“愁來仰望蒼龍闥”“君亦不能夜唾丞相茵”“短服雕弧跨紫騮”。。

二、桐城生活與流寓南京

周岐在天啓五年(1625)認識了方以智。方以智〈初識農父〉序云：

（2）按特性划分：分为脆弱水印和鲁棒水印。脆弱水印主要用于信息完整性保护，脆弱水印必须对信号的改动非常敏感，接收方根据其状态即可判断数据是否被篡改过。鲁棒水印主要用于信息独占性和防伪性的保护，经常用来在数字作品中标识作者、作品序号等版权信息，嵌入的水印需要较强的抗攻击能力。

乙丑學於霧澤軒，從六叔聞農父言行，素心慕之，未嘗得遇。一日，六叔置酒，一見如舊識，各以詩為贈，分得廉字[注](清)方以智：《博依集》(抄本)，卷八。。

根据城市发展中土地利用现状特征和演变规律、土地利用/覆被变化规律以及社会、经济、自然条件，对未来可能的空间扩张及土地利用变化进行多情景模拟，拟设置自然增长情景、生态约束情景和政策引导的差异化情景等。

與君交自乙丑始，從事石塘白夫子。城南園林傍河水，觀書縣榻高樓裏[注]《博依集》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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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園林傍河水”一句，可參考方以智《澤園興永社》云：“南郊有小園，修廣二十畝。開徑蔭松竹，臨水垂楊柳。”[注]《桐城方氏詩輯》卷二十三《永社十體》，第15頁。亦見《龍眠風雅》卷四十三，《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98册，第564頁。此詩詩題《桐城方氏詩輯》作《澤園永興社》，今據《龍眠風雅》改。又周岐《澤園永社十體詩引》云：“澤園臨南河，取麗澤之義，方潛夫夫子璽卿告假還鄉所建也。”[注]同上，第14頁。可知，周岐與方以智最常讀書的城南臨河小園，即是方孔炤(潛夫，1591—1655)興建的“澤園”。再有“觀書縣榻高樓裏”一句，據方以智《稽古堂雜録叙》云：“吾與周農父處稽古堂，息焉游焉，則以其所聞録之。”[注]《浮山文集·前編》卷二，第487頁。此觀書樓可以指稱兩人游憩的“稽古堂”，稽古堂在桐城“寧澹居”中，又稱“廷尉第”，為方大鎮(1560—1629)所修葺。

乙丑論交之後，周岐、方以智“從事石塘白夫子”，指二人尊奉白瑜(石塘，1587—1646)[注]白瑜的生卒年，參李聖華《方文年譜》，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卷一，“天啓六年丙寅”條，第37頁；卷三，“順治三年丙戌”條，第186頁。為師，據方以智《庚午春作》五首其二云：“努力事先生，相從自乙丑。讀書南山下，開卷當窗牖。”[注]《博依集》卷五。詩中也提及從白瑜問學的時間是天啓五年(1625)。今檢《龍眠風雅》，白瑜有《五旬偕門人農父、爾止、密之江口客度》[注]《龍眠風雅》卷二十八，《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98册，第345頁。，以白瑜五旬計之，此詩當寫於崇禎九年(1636)，詩題提到門人“農父、爾止、密之”，是就周岐、方文、方以智三人的年紀大小而排列。在桐城時，周岐也擔任方以智之弟方其義(1619—1649)的老師，方其義有《周農父業師秋浦試竣，賊阻不得渡江，遂爾東下，今送之歸》一詩[注]見(清)方其義：《時術堂遺詩》，《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44册，《七言律》，第428頁。，詩題即稱周岐為“業師”。另觀方以智《壽周農父五十》詩序云：

例如：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气候讲解的时候，可以对学生进行提问，让学生思考自己所在地区的气候特征，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降水是怎样变化的，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之下可以积极主动的进行问题的思考，能够更好地理解气候特征的相关知识。

當澤社時，好古歌辭，嗚嗚夜半，每讀女偊七日外生，輒嗒然若有忘者。先父方鍵抱一齋，覽其著作，翹傑沆漭，見其人，何早服謙濡如此!以訓吾弟，嘗經月不出塾[注](清)方以智：《合山欒廬詩》，清刊本，安徽省博物館藏。。

當時，周岐與方以智歌咏於澤社，方孔炤因欣賞周岐的著作傑出遼闊，其人得道而謙遜，故聘為方其義之師。從天啓、崇禎年間起，周岐尊奉白瑜為良師，結交方以智為益友，教導方其義為弟子，生命遂能綻放出嶄新的光彩。

閲讀方以智《博依集》，集中有多首寫給周岐的詩作。如《結客少年場與農父分作》云：“座上停杯拂意起，眦張血迸髮衝冠。道路於今誰意氣？執轡揚鞭馬上看。”又如《呈農父》云：“男子當論天下事，桑弧蓬矢四方志。寧共鄉里牧豎兒，朝飲夕食無慚愧？”再如《重陽前一日與周大醉後作狂歌》云：“耳熱聲何激!舌存志豈孤？僦居羞井里，杖策擬江湖。”[注]前二詩見《博依集》卷六，後一詩見《博依集》卷九。後詩詩題的“周大”，即周岐。這些詩歌，均流露出方以智慷慨激昂的情志，而周岐正是方以智表白心聲的忠實聆聽者。約在崇禎三年(1630)，方以智為周岐的著作題《曾子序》云：

余友周農父，篤行君子也。然其人博學好古，善著文辭，又兼言輿卜焉。顧自以為間嘗考《禮記》《家語》《論語》《韓詩外傳》《説苑》《新序》，及它逸記子輿之語，凡而次之，極詳備，為之注，以示將來，其志何居？農父家貧，少喪父母，寡兄弟。長而好學，不苟為世俗浮夸，立身以為事。每誦《孝經》，未嘗不泣也[注]《浮山文集》卷二，第475頁。。

周岐的生命片段也曾出現在左宰《左忠毅公年譜》中，是書“萬曆三十九年辛亥公三十七歲”條載：

桐城方密之，才自域中秀。時時道農父，譬之草木臭。農父亦好我，發匣傾相授。昨歲飲三左，歌成落星宿。今年集池陽，短章亦雷走。才華天所豐，智略性輻輳。披褐溷都城，而慎中懷守。大道知者稀，高名俗必詬。誰能親德鄰？婚媾而匪寇。願各秉素心，忘我飭固陋[注]《樓山堂集》卷二十二，第9頁。原作《贈答周農夫岐》，“農夫”今徑改為“農父”。。

今果稱異才，出門為人師。(《與農父夜叙作此》)

農父守師塾，克咸治矢石。(《置酒行為永社廣集補作》其四)[注]均見《方子流寓草》卷二，第677頁。

此二詩均作於崇禎十年(1637)。除了指導方其義之外，周岐為了生活所需，在南京時也以人師為業，此一特質與孫臨善於戰争兵法不同，二人可謂一文一武，一静一動。孫臨《還白下，與周農父、方密之飲，兼言兵事》一詩中“苦我自為堪戰士，笑君都是老書生”[注]《肄雅堂詩選》卷九，第8頁。，也是以戰士、書生來對比自己與周岐不同的人格形象。另外，再回顧陳焯所云“然岐言文章，實精數學”，此語雖不免略帶誇飾，但檢閲方以智的詩作，可以發現周岐確實精於此道，例如：

又見周農父，卜數嘗起舞。言賊當滅，可作開府。(〈滅賊行〉)

夜起察象緯，朝坐占蓍龜。我等終富貴，久之反自疑。(〈與農父夜叙作此〉)[注]分見《方子流寓草》卷三，第680頁；卷二，第676頁。

前詩《滅賊行》作於崇禎七年，後詩《與農父夜叙作此》作於崇禎十年，二詩皆言及周岐的占卜專長，但“久之反自疑”一語，卻對周岐的占筮結果抱持保留的態度，推其意，當是認為人力的决定性實高於天意的安排。要之，為人師表與占蓍問卜可説是周岐在南京生活的兩項特點，篤守師塾至少令人尊崇，但數術之學卻不免流於玄虚。

崇禎十年(1637)，方以智作《與周農父談時，史撫臺將聘之，農父精數學故云》，全詩曰：

載筆耕何處，移家日就貧。筳篿常問鬼，蓬蔂且依人。草檄猶平日，行軍卜吉辰。還悲騎戰馬，不得駕蒲輪[注]《方子流寓草》卷四，第697頁。“筳篿”，原作“莛蓴”，今徑改。。

詩題“史撫臺”，即史可法。參《明史·職官志》云：“巡撫安廬地方贊理軍務一員。崇禎十年設，以史可法為之。”《明史·史可法傳》則云：“(十年)七月擢可法右僉都御史，巡撫安慶、廬州、太平、池州四府……”[注](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七十三，第1779頁；卷二七四，第7016頁。根據史料，此詩當作於崇禎十年七月史可法擔任安廬巡撫之後。詩作云，周岐移家金陵而日益貧乏，雖秉持文筆，卻不知何處謀生。於是經常卜問鬼神，如飛蓬流轉的生命終究衹能依賴他人。此去為史可法部下，平日將草擬文檄，行軍則占卜吉凶，可悲的是才如周岐，卻必須戰馬奔馳，無緣乘駕安穩的蒲輪之車，來發揮個人獨特的專長。詩中之意，同樣表明精通占卜的周岐難以扭轉個人的實際命運。史可法聘請周岐一事，細節難詳，但此事似乎並不順利，至少崇禎十一年(1638)間周岐又回到了南京。

完成於崇禎十一年(1638)八月的《留都防亂公揭》今有兩種版本，一録於吴應箕(1594—1645)《樓山堂集》卷首，另一題曰《南都防亂公揭》，録於吴(1610—1655)《復社姓氏録》。二處公揭題署的姓名略有不同，據吴應箕本，署名者共一百四十三人；據吴本，署名者共一百四十人。除人數不同之外，人名並有些微出入，但周岐均列名其中[注]詳見(明)吴應箕：《樓山堂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年，《貴池先哲遺書》本卷首《留都防亂公揭》，第42—45頁；(清)吴：《復社姓氏録》，附於吴山嘉《復社姓氏傳略》，北京：中國書店，1990年，《南都防亂公揭》，第1—4頁。。《留都防亂公揭》是復社人士為了驅逐閹黨阮大鋮(1587—1646)所作的公告，但阮大鋮《咏懷堂詩》中，卻有《答周農父見訪》二首，試觀其一云：

寒色動平楚，憺然臻遠心。吾生何曠野，之子亦中林。屐閲秋花響，樽延月露深。永言嚮終古，為一罷行吟[注](明)阮大鋮：《咏懷堂詩集·咏懷堂詩》卷三，合肥：黄山書社，2006年，第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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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色漸起的時節，周岐拜訪阮大鋮，此時阮大鋮悠游曠野，周岐同樣也逍遥林中；屐響於秋花之間，酒樽在月下共舉，詩人嚮遠古的時光歌咏，終能了卻當日的行吟。據阮大鋮《咏懷堂詩自叙》末尾：“崇禎乙亥冬日，石巢阮大鋮拜手撰”[注]《咏懷堂詩集·咏懷堂詩自叙》，第4頁。，知是書成於崇禎乙亥，即崇禎八年(1635)，周岐與阮大鋮的交往，當更在此年以前；到了崇禎十一年，周岐已然加入聲討阮大鋮的强大陣容之中。《留都防亂公揭》由吴應箕主筆，其《樓山堂集》中也可得《贈答周農父岐》一詩：

至崇禎七年(1634)，周岐與方以智皆避居金陵。方以智作於南京期間的《膝寓信筆》提到：“周農父，温克長者，蒼嶼左公之内弟也。老父請為吾弟之師，早服勝牡，有自得處。嘗坐塾中，朋好游宴，皆所不與。人與對坐，浮氣自消。”[注]《膝寓信筆》，第1頁。所謂“温克長者”[注]《舊唐書·賈耽傳》：“耽性長者，不喜臧否人物。”又云：“史臣曰：賈魏公以温克長者，致位丞相……”見(五代)劉昫等：《舊唐書》卷一三八，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787、3789頁。此處“長者”應就德行而言。，意指周岐性情温和，不隨意臧否人物，“蒼嶼”則為左光斗之號。此時，早得大道、以静勝牡的周岐，依然擔任方其義的老師，其人雖不與朋友游宴，卻有悠然自得之處。方以智對於周岐的教師形象還有如下的描述：

此詩作於公揭成後次年，即崇禎十二年(1639)。詩歌述及，桐城方以智經常提到周岐，吴應箕也得以結識這位好友，去年與之共飲於周岐外甥“龍眠三左”(左國棅、左國林、左國材)的南京住所，今年則集會於吴應箕的家鄉貴池；後云周岐的才華出於天賦，智略性情專一，雖然披褐溷迹於都城中，但卻懷守大道，願能各自秉持素心，以周岐的德性來整飭自我的固執頑陋。體會此詩，周岐保有温文沉静的特質，但交友的層面已更為擴大。對照《龍眠風雅》，周岐於崇禎十一年作七古《同秋浦吴次尾、顧子方飲左子直昆弟宅，席中賦贈》，崇禎十二年作五古《己卯春，飲池陽吴次尾、劉德輿、羅季先寓中，即席分韻得二冬》[注]分見《龍眠風雅》卷三十七，《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98册，第484、483頁。吴次尾，即吴應箕；顧子方，即顧杲；左子直，即左國棅；劉德輿，即劉廷鑾；羅季先，即羅尚甲。，這些應酬之作也顯示周岐逐步拓展了自己的生活空間。

三、崇禎後期在北京的經歷

方孔炤於崇禎十一年(1638)六月升任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十一年、十二年間，擊賊八戰八捷，方以智、周岐、孫臨皆曾輔助之，惜崇禎十二年(1639)底兵敗，為楊嗣昌(1588—1641)所劾。崇禎十三年(1640)初，方孔炤被逮下獄，入刑部白雲庫，甫進士及第的方以智憂心悲切，伏闕訟父冤，及至崇禎十四年(1641)七月，方孔炤終於獲得釋放，遣戍紹興[注]參《明史》卷二六〇《方孔炤傳》，第6744—6745頁。。再至崇禎十五年(1642)冬，方孔炤得旨再赴京師，此行則有周岐陪同。

崇禎十六年(1643)，方以智作《送周農父還故鄉序》，序文開端云：“周子從不欲出游，去冬家君子被召北上，阻□徐淮間，農父韎韋短後，鞭馬羽檄旁午中，卒以間道夜行，與□火相望，冒險而至。”[注]《浮山文集·前編》卷五，第540頁。兩個空格處，原文當為“賊”字一類的用語。首句“周子從不欲出游”，表明周岐此番北行，與既定的生活模式不同，甚至具有突破生命限制的意義。來到京師後，周岐似欲謀求一職，但意嚮並未堅定，序文又云：

農父何難傲五侯七貴間，而顧漠然，惟二三故人往還，未嘗輕投刺要津達官門也。日潞河相公聞其名，固欲見之，而農父不肯見；臨發，乃始貽書，指陳時事，能犯忌諱，潞河相公益重之，欲薦以官，此愈非其志矣!天下之危言正論，不足重於當道者，以其有所求也。邇來伏闕，成捷徑焉，農父耻之，故去而留書耳[注]同上。。

周岐不難於傲岸王侯權貴之間，但未嘗投遞名帖於達官顯要，僅與二三故人相往還。當時，“潞河相公”魏德藻[注]魏德藻，順天通州人，“潞河”即在通州。傳見《明史》卷二五三，第6548—6549頁。魏德藻為方以智同年進士，曾替方以智《激楚》題序，見《浮山文集》卷四，第514頁。(1605—1644)聽聞周岐之名，但周岐不肯見之；到了即將南返時，周岐卻寫下指陳時事的書信，讓魏德藻讀後欲推薦官職。此“去而留書”之舉，似乎又透露出周岐對於京師的職務終有幾分眷戀。方以智最後説：“嗟乎!故鄉為戰場，余與農父同此無家之苦，而農父更苦於余，上有高堂，下有稚子，僦市銅官，盎無斗儲，止以急故舊之義而來。”[注]《浮山文集·前編》卷五，第540頁。“僦市銅官”，當謂周岐高堂、稚子賃居於銅官，銅官在今安徽銅陵。為了故舊之義而北訪，衹能説是周岐此行目的之一端。更重要的原因還在於周岐家中“盎無斗儲”，為了一家老小的温飽而前來，也因為謀職不易，必須離開，其最終的關切仍繫於家庭。至於《龍眠風雅》提到“大司馬馮公元飇特疏薦之，即參宣督孫少司馬軍事，以功優叙”，意指兵部尚書馮元飇(？—1644)加以薦舉，而後得到兵部侍郎孫晋(1604—1671)的獎勵，孫晋者，孫臨之兄。但“以功優叙”衹是一般性質的慰勉，並無足够的條件使周岐在北京安居。

正當周岐流連、徘徊於京師時，雲間詩人李雯也來到此地。李雯之父李逢申(？—1644)為萬歷四十七年(1619)進士，後論戍浙江澉浦，崇禎十五年、十六年(1642、1643)之交其事平反，重回朝廷，李雯也隨父親北上[注]李逢申傳，參(清)宋如林等修，(清)孫星衍等纂：《松江府志》卷五十五《古今人傳七》，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影印嘉慶二十二年刊本，第1234頁。。龍眠詩派與雲間詩派的第二人，因緣際會而重逢。觀周岐寫給李雯的《自宣大參軍還長安，李舒章贈詩步原韻》云：

長揖初歸折幅巾，客星遥見夜來新。暫披襏襫從顔闔，且脱襜褕附耿純。露板交馳争入塞，金城孰肯議留屯？習聞邊地多男子，怪我相逢少異人[注]《龍眠風雅》卷三十七，《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98册，第488頁。又見(清)徐璈編：《桐舊集》卷二十八，民國十六年影印本，第10頁。《桐舊集》作“金城孰守議留屯”。。

“宣大”之“宣”指直隸宣府，“大”指山西大同，當時兵部侍郎孫晋擔任宣大參軍，周岐訪之，返京後收到李雯(舒章)的贈詩，故而追和原韻。詩作提到，在初歸時拱手長揖，並折巾一角以為仰慕，歡迎李雯這位客星來到，在夜空中閃耀新姿。周岐自己暫披簑衣，如同隱居的魯國顔闔；也希望能脱去閒時便服，依附於東漢耿純一般的大將。此時，從軍者雖在奏章交馳之際競先入塞，卻不知誰肯在城池中長期地駐軍屯田？縱然邊區之地多男子，但令人納悶的是，與周岐相逢者，能力突出的異人終究較少。此詩結尾，表示對於當時軍士素質的擔憂，同時也隱含李雯的才學遠超出時輩之意。

閲讀李雯《蓼齋集》以及李雯與陳子龍、宋徵輿合著的《雲間三子新詩合稿》，其中並無周岐追步原韻的“李舒章贈詩”，原作當已佚失。但在李雯詩集中，卻有崇禎十六年(1643)間寫給周岐的詩歌多首，可知此年二人在京師的往來十分密切。以寫作時間為序，先是七律《夏日與周農父及董天監、朱全古游水關觀蓮》，當時李雯與周岐、董德偁(天鑒，1603—1661)[注]《蓼齋集》作“董天藍”，應從《雲間三子新詩合槁》作“董天監”。然黄宗羲《前鄉進士董天鑒墓志銘》卻云，董德偁，字“天鑒”。、朱東觀(全古)共游水關閘門，觀賞蓮花，詩云“同是江南作賦客，荷裳秋思日相侵”[注]《蓼齋集》卷二十七，第438頁。又見(明)陳子龍、(清)李雯、宋徵輿：《雲間三子新詩合稿》卷七，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36頁。《雲間三子新詩合稿》作“荷裳秋思日駸駸”。，意指李雯諸子原是江南詩人，如今卻客居北方，就像身着荷裳的隱者，即將受到秋思的日日侵擾。接着是五律《立秋日萬動貞招飲葛子恒静業寺園，同農父、密之、動貞同賦》四首，立秋之日，友人萬動貞邀請李雯、周岐、方以智一同前住葛子恒寺園小飲，詩云“遣日猶杯酒，披襟仗友生。白蘋初拂面，摇動故園情”[注]《蓼齋集》卷二十一，第397頁。又見《雲間三子新詩合稿》卷五，第81頁。此組詩，《蓼齋集》為二首，《雲間三子新詩合稿》為四首。萬動貞、葛子恒二人未詳。，在與友人舉杯之時，原可以開懷盡歡，不料白蘋迎面撲來，觸發了故園之思。“白蘋”一詞可參看梁代柳惲《江南曲》：“汀洲採白蘋，日落江南春。”[注]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晋南北朝詩》，《梁詩》卷八，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673頁。李雯用此詞彙，正表示對於江南的深深眷戀。再看七律《秋八月農父至邸寓，瞻聖駕西郊，會天雨，有旨遣代，賦示農父》，八月時，李雯、周岐欲瞻望帝王於西郊祭祀，卻逢天雨，崇禎帝下旨另遣代表，故有此詩之作，詩云“藝林且共欽高論，草莽何由識至尊”[注]《蓼齋集》卷二十四，第420頁。又見《雲間三子新詩合稿》卷八，第165頁。，意謂李雯、周岐雖是藝林中的高論者，但畢竟處於草莽之間，實以未能得識至尊為憾。上述三詩，大約以思念故園、追慕君王為主題，待到周岐即將南返故里時，李雯寫下七古《送農父南歸》，方纔淋漓地刻畫出二人的際遇與情誼，全詩云：

朋友圈里的她和每一个爱美的女孩没有什么不同，画着口红，不吝惜每一个笑容。谁也不曾想到，她吃靶向药剧烈呕吐，面对一碗碗的中药难以下口，看到头发慢慢变白脱落也做好了戴帽子的准备，不想头发的生命力顽强，新的头发也不断地长出来。脸上长了很多的斑，就开始研究中药面膜，每天晚上必贴面膜，曾经下广州去寻药方，在德州练气功……当有人留言给她说，你的生活真精致和美好啊。她笑了，她愿意给人看到她美好的一面。“如果一个人不曾为自己寻找借口倒下，或许没有什么能够将你真正的击倒。”这是她治愈自己的办法，尽量让自己活得美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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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岐為了母親而不可停留，李雯為了父親而不可離去，萬事如奔濤，游子出門皆是身不由己。二人同樣是來到京師的儒者，披懷攬袖，關心國事，此時除了仰望宫闕之外，早已不復計較黄金利禄。李雯自道不能朝叩翰林院之門，正如周岐不能夜唾丞相之茵[注]“夜吐丞相茵”，典故見《漢書》卷七十四《魏相丙吉傳·丙吉》，第3146頁。，亂世中懷才而不遇，内心多所悵恨!周岐此次離去，如同蘇秦(季子)游説秦王不成，黑貂之裘已弊；彷彿東漢的王符，將寫下反映時政的《潛夫論》。兩人含淚分手處在易水，暗示着此番離别後，永難重聚。李雯羨慕周岐的出處由自己决定，即將跨坐紫騮，渡過萬里河山而歸去，返抵家鄉後，可以傾聽《落梅》笛曲，可以懷橘孝親[注]“懷橘”，典故見(晋)陳壽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五十七《吴書·虞陸張駱陸吾朱傳·陸績》，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328頁。；反而人在京城的李雯，於秋霜中穿着薄衣，無馬可乘而三餐苦飢，日後已無志趣相投的同調者，衹能在日暮時分孤獨地送走餘暉。面對生命的難題，周岐和李雯各自選擇了不同的道路，是幸還是不幸？蓋難言矣!

另外，李雯曾為周岐《執宜集》題序，此序未見於李雯《蓼齋集》，僅見片段於徐璈(1779—1841)《桐舊集》中，試觀其文：

余郡多文人，而所弗若於桐者三：有師法，一也；尚實學，二也；親閲歷，三也。三者在近今，農父為最。農父為人温厚直重，居前使人軒，居後使人輊。其學長於經術，濟於兵農，博於緯數，周於人物。其為詩根柢乎漢魏，條穎乎六代，茂成乎初盛唐。其情深，其才達，非徒以形埒者[注]《桐舊集》卷二十八，第3—4頁。。

據陳焯《安慶府志》所述，周叟為左光斗的岳人，但膝下無子，其妾改適朱氏，一年之後生岐，周叟過世後，左光斗接回朱氏子，改姓周，為周家傳後。此一記載雖無關宏旨，但不知是否屬實，在此仍略作考究。

序文云，雲間詩人不如龍眠詩人者有三：有師法、尚實學、親閲讀。而此三者，又以周岐的表現最為出色，故其詩情深而才達。可惜李雯此文並未全篇保留下來，寫作時間亦難查明，可以肯定的是，雲間詩派與龍眠詩派的第二位人物，確實曾以詩作來相互勉勵。

四、協助史可法守城的意義

崇禎十六年(1643)秋冬之際，周岐回到南方，但時局動亂，轉瞬即變。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闖王李自成(1606—1645)率兵攻入京師，崇禎皇帝自縊，明朝亡國。逢此逆境，周岐必須走出家庭，為國家盡一份力量。據陳焯《安慶府志》記載，先是“明末甲申秋，浙人陳潛夫官御史，按河南，奏請岐為監紀推官”，其後“大兵取河南，岐奔回揚州，以策干史相，揚陷，則又改僧裝遁免”。對照歷史，順治元年(崇禎十七年)五月，開封府推官陳潛夫(？—1646)帶領死士三千人，擊破賊將，六月，傳軍書至南京，舉朝奇之，福王擢為監軍御史，巡按河南[注]陳潛夫傳記，見(清)張岱：《石匱書後集》卷四十五，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56—259頁；以及《明史》卷二七七，第7104—7106頁。；是年秋天，周岐也加入了陳潛夫的陣營，奏請為推官。闖軍勢衰後，清兵繼續南下，順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二、三月間，河南各地紛紛失守，周岐奔往揚州，為史可法提供計策，至四月二十五日揚州城破，史可法忠勇殉國。史可法與周岐在揚州相處的時間不長，僅有短短兩個月，但左宰《左忠毅公年譜》提到周岐時，仍然注明：“後史公可法督師揚州，薦為監軍道。”這正顯示，周岐在揚州城中的歷練，必須先回顧左光斗和史可法的深刻情誼，纔能充分彰顯它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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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畫左光斗與史可法師生之情的文章，以方苞(1668—1749)《左忠毅公逸事》最撼動人心，時間再往前推，則可追溯到戴名世(1653—1713)《左忠毅公傳》。戴名世此文文風較為平實，云及：“初，大興人史可法，幼貧賤，奉其父母居於窮巷，光斗為督學，可法以應童子試見光斗，光斗奇之，曰：‘子異人也，他日名位當在吾上。’因召之讀書邸第，而時時餽遺其父母貲用。一日，光斗夜歸，風寒雨雪，入可法室，見可法隱几假寐，二童子侍立於旁，光斗解衣覆之，勿令覺，其憐愛之如此。”[注](清)戴名世：《戴名世集》卷六，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83頁。意謂天啓元年(1621)，左光斗擔任直隸提督學政[注]參《左忠毅公年譜》卷下“天啓元年辛酉公四十七歲”條，第549—551頁。，於童子試時賞識史可法，遂召之於府第讀書，對其寄望甚深。至天啓五年(1625)，閹黨魏忠賢(1568—1627)獨攬大權，殘害異己，楊漣(1572—1625)與左光斗俱遭逮捕，囚於鎮撫司詔獄。左光斗遭受酷刑折磨時，史可法曾赴獄中探望，戴名世《左忠毅公傳》續言：

可法知事不可為，乃衣青衣，携飯一盂，佯為左氏家奴納橐饘者，賄獄卒而入，見光斗肢體已裂，抱之而泣，乃飯光斗。光斗呼可法而字之曰：“道鄰宜厚自愛，異日天下有事，吾望子為國柱石。自吾被禍，門生故吏，逆黨日邏而捕之。今子出身犯難，徇硜硜之小節，而攖奸人之鋒，我死，子必隨之，是再戮我也。”可法拜且泣，解帶束光斗之腰而出[注]《戴名世集》卷六，第1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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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情節，方苞《左忠毅公逸事》的描述則是：

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眥，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拄者？不速去，無俟奸人構陷，吾今即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注](清)方苞：《方苞集》卷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37—238頁。。

在戴名世文中，左光斗希望史可法在天下有事時，能成為承擔重任的國家柱石，其中固然有“我死，子必隨之，是再戮我也”的話語，但整體而言，正面的期許遠高於責難。而方苞之文，先是以“奮臂以指撥眥，目光如炬”，展現出左光斗剛毅不屈的精神，後更以左光斗所述“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拄”云云，將期許之意暗藏在表面的責難中。二文的藝術手法不同，戴名世文明示之，方苞文反言之，但二者卻有共同的歸趨，即左光斗雖然面對着死亡，卻提醒了史可法尚未完成的使命。

左光斗、史可法於獄中訣别的真實情形，可由二人的親自叙述一窺究竟。馬其昶《左忠毅公年譜定本》中，附有左光斗《獄中血書十二通》，此十二通書信有九通寫給長子左國柱，題《寄子國柱書》，其中之一云：

汝昨叫史大哥進來，我心甚不快，他做他的事，何必來看我？此時何時？此地何地？禍出不測，窺伺者眈眈。從今後勿讓他來，添我悶惱千萬，言之勿忘[注]《左忠毅公年譜定本》卷下，第736頁。。

由信件來看，左光斗對於史可法赴獄探視感到不悦，原因無它，衹在於此舉必須冒着極大的生命危險，所謂“禍出不測，窺伺者眈眈”。這樣的不悦之情，實源自老師對於學生的一分關懷。至崇禎八年(1635)，史可法作《祭大中丞左公文》，也憶及當年的往事：

猶憶逆璫陷師於獄，一時長安摇手相戒，無往視者。法不忍以逆燄故而避之，微服過從，一慰痛楚。師見而顰蹙曰：“爾胡為乎來哉？”惟恐夏馥之載禍相餉也。瀕危若是，而尚慮以相知見累，師真師而父母矣[注](清)張純修編輯，羅振常校補：《史可法集》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14頁。此文亦附於《左忠毅公集》卷五，題為《祭大中丞左忠毅公恩師文》。。

“夏馥之載禍相餉”，典出《資治通鑑》，書云東漢黨錮之禍時：“夏馥……自翦鬚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姓名，為冶家傭，親突烟炭，形貌毁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馥弟静載縑帛追求餉之，馥不受曰：‘弟奈何載禍相餉乎!’”[注](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五十六《漢紀四十八》，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1821頁。《後漢書·黨錮列傳》亦載此事，惟文字小異。史可法用此典故，意思是説，當左光斗云“爾胡為乎來哉”時，是擔心自己瀕危的處境，將會連累史可法。是以，左光斗當時顧慮的僅在於史可法的安危，未及於其他，至於戴名世、方苞所説的寄望天下，衹能説是清人的主觀想法。那麽，周岐奔往揚州協助史可法，正如史可法進入詔獄探望左光斗，其情境相似；而史可法讓周岐順利逃脱，也正如左光斗不願意史可法受到傷害，其用心亦雷同。况且，周岐是主動參與抗清，加上家有老母、幼子等待照顧，故而改换僧裝而遁免，確實是不得已的一種選擇。

方以智《壽周農父五十》詩序中曾記載周岐的此段經歷：

歸以史道鄰司馬舊交，苦招入幕。北變果然，乃以汴州司李為史公監軍，經理其務。知留都方昏椓，外營狼顧，然義不負知己，無可諉矣。一年而邗溝背城，半壁瓦解，農父輾轉白刃中，詎謂其天幸耶[注]《合山欒廬詩》。“邗溝”，即邗水，起自揚州。!

文中明言，周岐回到家鄉時，史可法即以舊交身份苦招入幕。北變之後，周岐先在開封擔任陳潛夫的推官，後來纔轉赴揚州，改任史公監軍。但“一年而邗溝背城”之語，仍需仔細看待，“一年”若用於史可法鎮守揚州，大致可通，但以周岐協助史可法的時間來説，則僅有兩個月而已。再看周岐現存詩作中，有七律《弔故相國史道鄰先生》，也回憶了這段往事：

舉目河山勢已更，當年百戰此危城。恨留一矢浮圖著，臂刺孤忠血迹明。擲杖長憐夸父没，揮戈難起魯陽生。相看惟有庭前柏，猶宿栖烏向我鳴[注]《龍眠風雅》卷三十七，《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98册，第488頁。。

《桐舊集》亦録此詩，徐璈注云：“三、四以南霽雲、岳忠武比况。五、六則傷其盡忠竭力，而無救於危亡也。”[注]《桐舊集》卷二十八，第11頁。知此詩第三句用南霽雲典，韓愈《張中丞傳後序》提到，張巡守睢陽城時，將領南霽雲求救兵於賀蘭進明，賀蘭不肯出兵，其後：“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甎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注](唐)韓愈著，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6頁。故“恨留一矢浮圖著”之句，意指史可法奮勇守城，卻無法得到南明兵力的支援，徒留悵恨。第四句用岳飛典，《宋史》記載，秦檜欲羅織岳飛罪名時：“初命何鑄鞠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注](元)脱脱等：《宋史》卷三六五《岳飛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1393頁。故“臂刺孤忠血迹明”之句，意指史可法一如岳飛盡忠報國，為國犧牲的血迹足以表明。第五句“擲杖長憐夸父没”，言此時衹能擲杖哀嘆，可憐夸父追“日”不成，道渴而死；第六句“揮戈難起魯陽生”，則言即使揮動干戈，也難以使魯陽公重生，難以使“日”為之反三舍。兩句典故皆與“日”相關，而日者，“明”也，意謂明朝國勢宛如夕陽西下，史可法的作為終究徒勞無功，正如徐璈所云“傷其盡忠竭力，而無救於危亡也”。最後以柏樹上的栖烏哀鳴作結，“烏”原本可以代指“日”，但栖烏卻是夜宿的歸鴉，有“黑暗”之意，後二句意味着故明光景不再重返；反過來説，能永續長存的惟有史可法的精神。

順治元年(1644)七月，清將多爾衮(1612—1650)致書史可法，意欲招降，此書信原本無題，今或稱之曰《攝政王來書》。攝政王多爾衮的來書不可能以漢文親自書寫，文章實為李雯所作，今撮其大要，略加徵引：

國家之撫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毁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徵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為雪耻。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兹乃乘逆寇稽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為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耶？……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維終始，寧忍隨俗浮沉？取捨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西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為心，毋貪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為亂臣賊子所竊笑，予實有厚望焉[注]清國史館編：《清史列傳》卷二《和碩睿親王多爾衮》，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29頁。另見《史可法集》卷三附《攝政王來書》，第89—90頁。!

書信以兩面手法力勸史可法投降：先言清朝撫定北京，乃得之於李自成，非取之於明朝，清朝既已替明朝雪耻，南明政府應當知恩圖報，切勿坐享漁翁之利；後言清朝兵力壯盛，足以飛渡天塹，投鞭斷流，此後將往西討賊還是往東平明，這將取决於當前一舉，盼望史可法深思熟慮。此文寫來虎虎生風，昭槤(1776—1833)《嘯亭雜録》云：“嘗聞法時帆言，忠王致書乃李舒章雯捉刀，答書為侯朝宗方域之筆也。”[注](清)昭槤：《嘯亭雜録》卷三“睿忠王致史閣部書”條，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464—465頁。法時帆，即法式善(1753—1813)。葉嘉瑩《從雲間派詞風之轉變談清詞的中興》一文説得更明確：“這篇檄文事實上的確是李雯寫的，但是後來刻李雯《蓼齋集》的人，認為這篇檄文對李雯的名節是不利的，因此李雯的學生替老師編集子的時候就把這篇檄文删掉了。我所看到的是手抄本的一册，所收録的就是李雯當了清朝中書舍人時替清朝所寫的那些文章，其中就有這一篇給史可法的信。”[注]葉嘉瑩：《清詞叢論》，《迦陵文集》第六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3頁。當然，李雯撰寫此信，絶非他的本意，實有不得已的苦衷存焉。至順治元年九月，史可法作書回覆攝政王，依據《嘯亭雜録》所述，此篇答書成於侯方域(1618—1654)，但歷來對於答書作者的説法並不一致，或云出自桐城何亮工[注]何亮工，見(清)計六奇：《明季南略》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144—145頁。，或云出自樂平王綱，或云出自沔陽黄日芳，或云出自新建歐陽五敕[注]王綱、黄曰芳、歐陽五敕，參鄧之誠：《骨董瑣記全編·骨董瑣記》卷一“史忠正答攝政王多爾衮書”條，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22—23頁。，衆説紛紜，難以判斷。假如，周岐前往揚州輔助史可法的時間能够提早，當時的執筆者很可能即是周岐，但也幸好不是，讓先前以詩歌互贈的李雯、周岐，免於成為針鋒相對的敵人。

五、陳名夏文集中的記載

易代之後，周岐回到桐城故鄉，但因為生活所需，又再度前往京師，此行最重要的投靠對象是昔日的文友、當今的弘文院大學士陳名夏(1601—1654)。陳名夏《石雲居詩集》《石雲居文集》中，頗見與周岐往來的詩文，可探知周岐北游謀事的情形。先看《周農父於秋七月來長安過予》云：

躬耕不肯出龍眠，忽漫相逢尺五天。張翰引琴因入洛，管寧着帽近居燕。豆華水發迂行路，河鼓星移對客筵。莫使虚聲同處士，君來真是奏朱弦[注](清)陳名夏：《石雲居詩集》卷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01册，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第668頁。。

詩言周岐於入清後躬耕於桐城，偶然卻在京師與之相逢，其北上如同西晋的張翰，因聽聞賀循彈琴而隨之入洛[注]張翰、賀循之事，參(南朝宋)劉義慶著，(南朝梁)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説新語箋疏·任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739—740頁。；也像漢末的管寧，常著皂帽而居於遼東燕地。路途上，受到黄河七月水汛的阻擋，衹能迂迴繞道；此時也如牽牛星的移動，終能與客對筵。顯然，周岐已不再是受虚聲束縛的隱者，而能伴隨着樂曲弦聲走出既有的框架。此詩明確表達了陳名夏與故友重見的喜悦，另重陽節所作的《九日小飲與周農父》也説：“江南老友相逢喜，一任秋深鴻雁飛。”[注]《石雲居詩集》卷二，第668頁。那麽，陳名夏詩中提到的七月、九月，又應當繫於何年？《龍眠風雅》中録有周岐在京之作《辛卯長安得家報，喜舉一孫，兼聞歲荒盜發，又不覺憂從中來也》二首，其一開句云“凍雨寒為雪，孤燈客思煩”，其二開句云“離家五甲子，松菊近如何”[注]《龍眠風雅》卷三十七，《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98册，第487頁。，可推知順治八年(辛卯，1651)冬天，周岐離家已有三百日(五甲子)，其出門或可繫於此年年初，至七月時拜會陳名夏，九月時又與之共飲。另觀龔鼎孳(1615—1673)《酬和周農父過飲見贈之作兼懷密之》云：“玉笛夜寒翻白雪，金風花老報玄英。”[注](清)龔鼎孳：《龔鼎孳詩》卷二十一，揚州：廣陵書社，2006年，第696頁。此詩同樣是順治八年作，所稱“玄英”，即冬季也，當時龔鼎孳人在京師，周岐也曾訪之，尋求出路。

周岐順治八年(1651)入京後，陳名夏曾試圖為其引薦，但過程並不順利。試看七古《周農父病足愈，即駕車訪友》前半段云：

桐山周子蹇其足，一月卧床始平復。晨起策杖僮手扶，略可步行馳廣屋。豈緣曳履貴人前？杵臼知交繫心腹。自憐劇病難索居，朝晡夕火攤方書。長安尚有旅食者，倦游司馬羞吾廬。急相慰勞吟滿壁，恨不多金暖寒日[注]《石雲居詩集》卷七，第725頁。。

詩謂周岐病足，卧床整個月方纔痊癒，病後由僮子攙扶，可於屋中順利行走，但起身迎接並非鳴玉曳履於貴人面前，而是杵臼之交常繫心中。周岐自憐大病後難以獨居，僅能早晚翻讀方术之書，此時，旅食於京師者固衆，周岐卻像倦游的司馬相如，羞於在陳名夏提供的屋宅長住。於是陳名夏急相慰問，發現滿壁皆是周岐的牢騷吟咏，恨不能即刻給予多金，帶來温暖。另一首七古《初雪行與農父》開端亦云：

天風吹下西山草，紛紛白盡黄塵道。長安柴米價初昂，有客憂傷顔色老。借問憂傷客謂誰？桐城周子知名早。周子挾策叩燕關，車馬填門塵不掃。戚畹甲第既摧頹，公卿氣力皆枯槁。我友低頭倚北窗，不若文章一娱好[注]同上。。

秋冬之際，京師柴米昂貴，周岐卻蹉跎日久，憂傷年華老去。回想晚明時挾策叩關，門庭賓客衆多；如今卻戚畹甲第摧頹，公卿氣力皆已枯槁。對此情景，周岐衹能低頭倚靠北窗，儘管文章仍如舊時美好。詩中，仍帶有陳名夏未能薦以職務的若干歉意。及至順治九年(1652)，時任國子監祭酒的王崇簡(1602—1678)作《送周農父》一詩云：“瀟然無不可，四海一書生。今古懷多恨，風塵快獨醒。年來無舊業，何處可歸耕？烟雨青山外，凄凉憶去程。”[注](清)王崇簡：《青箱堂詩集》卷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03册，第124頁。詩句送别周岐，先以四海書生、無所不可慰之，後以無處歸耕、去程凄凉作結。可知到了順治九年初，周岐的去路仍無訊息，甚至萌生歸去的念頭。

在離開京師之前，可能因為陳名夏的推薦，周岐獲得了右副都御史馬我田的聘用。陳名夏《送周農父序》云：

兵部尚書右副都御史馬公我田，出鎮真定，總督三省。聞吾友周子農父懷抱利器，浮湛長安，親執幣聘，卜日造請，招農父於幕府。農父即日撰行李，載書册，從大司馬[注](清)陳名夏：《石雲居文集》卷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55册，濟南：齊魯出版社，2001年，第156頁。。

以“兵部尚書右副都御史”“總督三省”的官職對照史料，《清史稿·馬光輝傳》云：“(順治)八年……十月，命以兵部尚書右副都御史，總督直隸、山東、河南三行首。”[注]趙爾巽等：《清史稿》卷二三一，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9335頁。可知馬我田即是馬光輝(？—1655)。順治八年(1651)十月，馬光輝總督三行省，至於招請周岐擔任幕府，時間則當繫於順治九年(1652)初。陳名夏《送周農父序》又云：“今我國家統一區宇，整齊士民，先是山東群不逞伏匿跳梁，朝廷亟思所以削平之，乃簡大司馬以行，與唐節度使無異。而周子農父從之行，庶幾復見韓公文章功業炳爍汴、徐間。”[注]《石雲居文集》卷二，第156頁。韓愈在唐德宗貞元年間曾兩次入幕，參照《舊唐書·韓愈傳》：“宰相董晋出大梁，辟為巡官。府除，徐州張建封又請為其賓佐。”[注]《舊唐書》卷一六〇，第4195頁。陳名夏以韓愈為喻，意謂周岐的能力必將有助於馬光輝，一如韓愈文章炳爍於汴州董晋、徐州張建封之間。同時，陳名夏另有詩作《周農父應馬我田幕府聘送之》，詩云：

寒日相依暖竹光，翩翩幕府挾魚腸。馬周才子猶為客，韓愈文人屢出鄉。病足不能騎獵馬，短衣真可絶飛揚。争傳露布何人草？東望龍眠道且長[注]《石雲居詩集》卷二，第673頁。。

由寒入暖的時節，周岐即將進入馬光輝幕府，負責文書的工作，所謂“魚腸”者，魚腸尺素之意。陳名夏並以初唐名臣馬周為人家客、一代文豪韓愈出鄉入幕為例，鼓勵周岐當傚法前賢，勇敢創造出一番事業。此時已在周岐病足之後，雖不能騎馬飛揚，卻可以撰寫軍旅文書，時而遠望故里龍眠山。

周岐進入馬光輝幕下的時間並不長，觀魏耕(1614—1662)、錢价人(？—1662)合編的《今詩粹》，其中録有周岐《别天雄幕中諸友》一詩：

驚風吹大道，曉起踐塵沙。客路風靡草，春寒樹不花。壯懷隨逝日，孤興托流霞。此去三千里，乘流上漢槎[注](清)魏耕、錢价人編：《今詩粹》卷八，臺北：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清初刊本，第45頁。。

詩題“天雄”，指天雄軍，當時馬光輝為直隸、山東、河南三省的總督，帶領天雄軍，駐守於真定。周岐於順治九年(1652)初投入馬光輝幕下，以“春寒樹不花”來看，知其在春天時便已御任，歷時極短。而“此去三千里”，表示此次分别之後，即將遠離真定；並且“乘流上漢槎”，又將乘槎而上天河，另有高就之意。是年，也在陳名夏的薦舉下，周岐投效江西巡撫蔡士英(？—1674)，觀陳名夏《送農父入豫章》其一云：

每思河朔飲，忽有豫章行。迂怪仙人樹，高標孺子城。西山濃作雨，南浦淡流萃。真好淹留處，隨呼老步兵。

其二又云：

君才無不可，且作幕中人。起檄飛横草，探籌比斲輪。朝無藩鎮慮，客有少微鄰。若踏匡廬頂，潺湲洗面塵[注]《石雲居詩集》卷一，第631頁。“少微”，少微星，一名處士星。。

據《清史稿·疆臣年表五·各省巡撫》記載：“順治九年壬辰。江西。夏一鶚二月戊午卒。四月丙午，蔡士英巡撫江西。”[注]《清史稿》卷二〇一，第7495—7497頁。陳名夏所謂的“忽有豫章行”，是指順治九年四月蔡士英改聘為江西巡撫，駐守於南昌，周岐即刻從之。詩作第一首云，此地生長着迂怪的仙人掌，聳立着紀念東漢徐稺的孺子城，南昌西山雲霧濃密，南浦亭浮萍疏淡，確實是適合長期居留之所。第二首則云，擔任幕僚的周岐，才能無所不可，寫下檄文可立功勛，探籌卜卦也如輪扁斲輪般精熟；來到江西之後，朝廷無藩鎮之憂，做客有處士為鄰，陳名夏祝福周岐，若登廬山，潺湲之水將洗去塵埃，一切將有新的可能。

不過，我們閲讀周芬佩(1698—1779)為周曰赤(1609—1677)撰寫的《梅山先生傳》卻提到：“公與農父公同受知溧陽陳百史先生，陳後登政府，既薦農父，公辭不赴徵辟。又欲引公以為重，公以疾辭，其恬退為何如乎!”[注]《鷂石周氏支譜》卷一，美國猶他家譜學會藏清光緖年間刊本，第11—12頁。周芬佩，安徽桐城人，乾隆十年(1745)進士。文中明言陳名夏(百史)曾薦引周岐，但周岐卻未出仕。《龍眠風雅》中也説：“溧陽陳相國欲授以官，不應。”這些説法與陳名夏書中所述迥不相同。再觀《龍眠風雅》所録周岐《嫠女唫答陳百史》云：

蟾魄既西蝕，烏羽亦東藏。烈烈驚風吹，壁冷燈無光。中有獨居女，唧唧聞悲傷。問女何所悲？不字稱未亡。豈悲衾與裯？切恐人無良。有客何方來？將書委筐箱。偏諸緣繡镼，胡珠綴琳琅。開緘讀書意，姊妹舊稱行。上慰顔色好，下言夫壻當。叠書置筐中，卻拜歸空房。孤鸞戀枯澤，彼鳳自有凰。感君纏綿意，還君明月璫。寄謝諸姊妹，勉事新姑嫜[注]《龍眠風雅》卷三十七，《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98册，第484頁。。

徐璈《桐舊集》亦收此詩，注云：“此先生卻聘書也，較張文昌《節婦吟》尤有關係。”[注]《桐舊集》卷二十八，第6頁。《桐舊集》所録《嫠女唫答陳百史》，删去“偏諸緣繡镼，胡珠綴琳琅”二句，或因“胡珠”一詞之故。《嫠女唫》所以較《節婦吟》意義更為重大，原因在於張籍不過藉詩婉拒藩鎮的聘用，而周岐之作卻關係到朝代變遷後，一名儒者究竟應該何去何從。詩云“蟾魄既西蝕”，指月也；“烏羽亦東藏”，指日也。合視之，則指“明”朝已遭吞蝕匿没，世界陷入黑暗之中，故云“烈烈驚風吹，壁冷燈無光”。詩中的“獨居女”，為周岐的自喻，此女雖未出嫁卻以未亡人自居，猶如周岐雖未仕宦但卻心念故國。詩中的“姊妹”，則比擬陳名夏，姊妹來信言其夫婿適當，猶如陳名夏刻意將仕清之事合理化。然而，獨居之女依然歸於空房，如同孤鸞眷戀着枯水，衹能寄謝姊妹，勉力事奉婚後的姑舅；亦即周岐决定隱居不仕，期望陳名夏可以效忠新朝。但此詩所述，與周岐的實際作為並不相符，惟一的解釋是，此一拒絶發生在順治八年(1651)以前，也就是説，周岐起初拒之，其後卻不得已而接受，其嫠女的角色最終並未堅持。

六、蔡士英幕下的重要文客

周岐告别了馬光輝，出發前往南昌，途中，順道回到了桐城。孫晋之子孫中彖曾與周岐在桐城相會，作律詩《喜晤周農父先生兼送之西征應蔡中丞之聘》，句云：“草檄早知周僕射，參軍還傍蔡司徒。”周僕射，係以晋朝周顗代指周岐；蔡司徒，則以晋朝蔡謨代指蔡士英。意謂周岐善於草擬文書，已然知名，如今又將參謀軍務，前往投靠蔡士英。詩作結尾又云：“短櫂直過烟水畔，好將詩句遍江湖。”[注]《龍眠風雅》卷五十五，《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99册，第89頁。表明周岐將渡過九江烟水亭，直到南昌，其詩句當可傳遍江湖，可見孫中彖對於周岐此行抱持着樂觀的態度。

據《碑傳集》《滿名臣傳》記載：蔡士英，字魁吾，漢軍正白旗人，世居遼東錦州，崇禎十五年(1642)隨明朝總兵祖大壽(？—1656)降清。順治九年(1652)授江西巡撫，駐南昌；十二年升漕運總督，加兵部尚書，改駐淮安；十四年，因病解任；十六年，復授漕運總督；十八年，再度以疾告歸。康熙十三年(1674)正月卒，謚襄敏，碑文稱其“性行端良，才猷亮敏”，著有《撫江集》《督漕奏議》[注]傳見(清)錢儀吉纂：《碑傳集》卷六十一《國初督撫上》，第1734—1739頁；清國史館編：《滿名臣傳》卷二十，《清代傳記叢刊》本，臺北：明文出版社，1985年，第21—26頁。按，《撫江集》今存，《督漕奏議》未見。另據《八旗文經》録蔡士英《正法禪院修造碑記》，末云：“余故樂得而記之，康熙十四年乙卯。”若此文無誤，則蔡士英的卒年必須往後延伸。見(清)盛昱編：《八旗文經》卷四十四，臺北：華文書局，1969年，第1465頁。。前舉《安慶府志》曾説，周岐入蔡士英幕，“蔡愛其温謹，留幕下八年”；若從順治九年起算，到順治十八年，時間應有十年，但扣除順治十四、十五年蔡士英解任的兩年，則確實是留幕八年。這顯示蔡士英任職江西巡撫、漕運總督期間，周岐全程擔任幕僚，堪稱得力助手。

最能説明蔡士英與周岐關係的是《滕王閣集》一書。蔡士英《重建滕王閣自記》提到，當受命為江西巡撫時，原以為可以目睹滕王閣，然而“及下車，幾務之暇，諮詢古迹，率皆敗砌頹垣。所謂滕王閣者，止餘衰草荒榛，瓦礫迷離已耳”，不禁感到凄然，益發懷古之思；其後“督漕之命忽臨，行有日矣。此不即建，是平時尚流連嘆羨於篇什中，今得身游目擊，顧恝然聽其為荒榛衰草，何能已已”，漕運總督的派令已發，蔡士英即將離開南昌，纔想到如今游歷此地，怎能任其荒草蔓生？故在僚佐薦紳的捐助之下，“鳩工於仲冬，落成於孟春”，於順治十二年(1655)初，完成了滕王閣的重建[注]詳(清)蔡士英編：《滕王閣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93册，《滕王閣徵彙詩文》，《重建滕王閣自記》，第475—476頁。另見(清)蔡士英《撫江集》卷十五《重建滕王閣碑記》，《四庫未收書輯刊》第七集第2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430—431頁。。閣既新立，蔡士英又作《重建滕王閣徵詩文檄》，文云：“敬祝域中才士，尤希宇内名人，或朝或野或宦游，遥挹天風之送；為賦為詩為記序，咸期月露之披。”[注]《滕王閣集》，《滕王閣徵彙詩文·重建滕王閣徵詩文檄》，第475頁。另見《撫江集》卷十五《重建滕王閣徵詩賦小引》，第437頁。《撫江集》所録，文字頗見差異。此文意在廣召朝野人士，共同為滕王閣留下詩賦。蔡士英也有五言古詩之作，云及：“奉詔撫江邦，詢樓人莫識。吁嗟平生懷，勝迹豈容熄？解俸選梓材，拓地剪荆棘。彷彿初唐規，景物宛如昔。”[注]《滕王閣集》，《滕王閣徵彙詩文》，《五言古》，第507頁。除了表白建設滕王閣的心聲外，此詩更為徵求詩文提供了範例。今觀蔡士英主編的《滕王閣集》，分成兩個部分，一是唐朝到明朝的作品，共十三卷，題《滕王閣全集》；一是入清之後的作品，收録新閣落成後徵得的文章，不分卷，題《滕王閣徵彙詩文》。《滕王閣集》首録蔡士英作於順治十四年(1657)的〈滕王閣全集序〉，文云：

只今所傳者，惟子安、退之兩公之序、記耳。子安序，人猶誦之；若退之之記，有不能舉其字義者矣。矧唐、宋、元、明以來，鉅公傑作，累累如林，可使簡淹蠧蝕，不與鳥跂翬飛共新人耳目乎？於是廣搜坊逸，密訪笥藏，得舊帙數種，俾彙全集，並壽諸梓[注]《滕王閣集》，《滕王閣全集序》，第346—347頁。。

今傳關於滕王閣的作品，以王勃《九日宴滕王閣序》最為著名[注]王勃此序或題《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别序》，今篇名仍依《滕王閣集》。，次則韓愈《新修滕王閣記》，事實上，從唐、宋，到元、明，歷代傑作極多，惜多湮没不彰，《滕王閣全集》即在收羅這些詩文，付諸刊印。其次，《滕王閣集》又録周岐《滕閣古今詩彙選序》，文云：

值大中丞三韓蔡公，以副都御史司馬侍郎出撫西江，奮武揆文。公餘之暇，憫名勝之忽淹，搆嶒峵之新閣，使飛雲捲雨，頓還舊觀，檻外長江，宛如宿搆，遍採詩歌，搜珠剖玉，洵鬱鬱乎盛事矣。余流寓其間，因得縱觀篇什之美，裒輯歷代詩文，彙為全集。庶知名山大川，待人以興，啓後光前，非文莫永。以視夫黄鶴、岳陽，詩、記孤行，猶覺音響寥寂，未若斯之洋洋大觀也[注]《滕王閣集》，周岐《滕閣古今詩人彙選序》，第352—353頁。。

此處“三韓”，謂遼東也。遼東蔡士英在公餘之暇建成新閣，之後則“遍採詩歌，搜珠剖玉”；但實際上負責編纂《滕王閣集》者卻是周岐，故自云“余流寓其間，縱觀篇什之美，裒輯歷代詩文”。需注意，此篇題為《滕閣古今詩彙選序》，既謂“古今”，則所裒輯的“歷代”詩文，自然也包含了清代在内，故此序應是為全書而題。文末，周岐以《滕王閣集》來和崔顥《黄鶴樓》、范仲淹《岳陽樓記》相比，認為崔、范之作不過詩、記各一篇而已，此書卻得以繼王勃《九日宴滕王閣序》而發揚光大，成為洋洋大觀的著作。

再細觀《滕王閣集》的實際内容，其中《滕王閣全集》為唐宋元明之作，此部分最後一卷為“詩餘”，詩餘卷最後一闋詞作為周岐《己卯春赴楚中丞方先生幕，遇石尤于馬當江，憶子安當日風送滕王閣，遂使童子成後世名，江神昔憐才，今何妬也？時聞滕閣重修，因草懷閣，詞用宋辛稼軒賀新郎詞原韻》[注]見《滕王閣集》，《滕王閣全集》卷十三，第456頁。，知此詞寫於崇禎十二年(己卯，1639)，當時方孔炤擔任湖廣巡撫，周岐欲赴其幕，卻於馬當山江邊受阻於逆風。至於《滕王閣徵彙詩文》則録有清代三百多家的詩文，包涵周岐七律二首、五絶十首、詞作《甲午冬滕閣落成登樓眺咏·小重山》《再登滕閣弔古·滿江紅》二闋[注]見《滕王閣集》，《滕王閣徵彙詩文》，《七言律》，第536頁；《五言絶句》，第571—572頁；《詩餘》，第576頁。《滕王閣徵彙詩文》的作品，多未署篇名，周岐詩作亦然。，可見周岐在編輯此書時，仍不忘嶄露自己的詩技。更特别的是，此集也收録了周岐長子周瑄的詩作，有七古一首，七絶二首[注]見《滕王閣集》，《滕王閣徵彙詩文》，《七言古》，第513—514頁；《七言絶句》，第574頁。。試觀七絶其二云：

群公雅集綺筵開，占盡春風畫舫來。節使崇儒自千古，知將名閣擬荆臺。(聞閣初成，家君流寓斯地。)

群公雅集，春風畫舫，實出自於周瑄的想象，從“聞閣初成”之語可以推知。這時崇儒的巡撫蔡士英，興建如同楚國荆臺的滕王閣，而“家君流寓於此”，也暗示蔡士英和周岐之間具有深厚的情誼。另外，《滕王閣徵彙詩文》録有宋徵輿七律一首，詩云：

朱欄碧柱倚晴空，新閣重看地勢雄。帝子夢游梁苑在，撫軍清嘯庾樓同。烟波蕩漾紗窗外，城廓參差畫檻中。今古可憐吟眺處，西山雲日贛江風[注]《滕王閣集》，《滕王閣徵彙詩文》，《七言律》，第562頁。“梁苑”，西漢梁孝王所建園林；“庾樓”，晋代庾亮所築樓閣。。

此詩也收在宋徵輿《林屋詩稿》中，題作《蔡中丞重修滕王閣賦紀》[注]見(清)宋徵輿：《林屋詩稿》卷九，《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15册，第550頁。。頷聯提到，新閣初成時，帝子李元嬰依稀夢游此地，彷彿梁苑猶在；撫軍蔡士英則登閣清嘯，正與庾樓近同。此詩出自“雲間三子”僅存的宋徵輿，名義上雖然作予蔡士英，但也可以理解為寫給“龍眠三子”的周岐。若執此觀之，雲間三子與龍眠三子中流連於官場者，藉由詩歌相互寬慰，那麽“今古可憐吟眺處”的“可憐”二字，除了可喜可羨外，或許也有可悲可憫之意。

《鷂石周氏尚義堂支譜》的《文傳》部分，收録了同鄉友人戴宏烈為周岐撰寫的《周土室先生傳》，傳文云：

三韓蔡中丞以素交莫逆，一撫江，兩督漕，每事必為借箸，故到今軍民遺愛不衰[注]《鷂石周氏尚義堂支譜·文傳》。戴宏烈，一作戴弘烈，字山民，安徽桐城人。。

表明蔡士英行事必借助周岐的智謀籌劃，二人真誠交往，意氣相投。同樣在《鷂石周氏尚義堂支譜》中，亦刊載周岐三子周瑄、周次璧、周師的傳記，分别是戴移孝為周瑄所作《周桂岑先生傳》，張廷璐(1675—1745)為周次璧所作《周悦敦公傳》，以及張廷玉(1672—1755)為周師所作《周正齋公傳》。試看戴移孝《周桂岑先生傳》云：

先是川湖蔡中丞以世交故，不遠千里懸榻禮迎，先生本不欲因人，誼不可卻，為一往，到即以營葬先隴辭歸。嗣公進駐長沙，軍興旁午，先生篤故人誼，凡兩涉洞庭，遠顧時不無攀援而得美官者，先生卒不為非分富貴。少羈，歸栖潭上[注]《鷂石周氏尚義堂支譜·文傳》。周瑄，字式玉，晚年歸隱時自號桂岑。戴移孝，字無忝，安徽和州人。。

“中丞”者，巡撫之稱。此處提到的“川湖蔡中丞”，非謂蔡士英，而是指蔡士英的次子蔡毓榮(1633—1699)。《清史稿·蔡毓榮傳》記載：“蔡毓榮，字仁庵，漢軍正白旗人。……(康熙)九年，授四川湖廣總督，駐荆州。……十三年，分設四川總督，命毓榮專督湖廣，以招民墾荒功，加兵部尚書。”[注]《清史稿》卷二五六，第9787—9788頁。以《周桂岑先生傳》和《蔡毓榮傳》相互對照，可知康熙九年(1670)之後，周瑄曾赴荆州，投靠四川湖廣總督蔡毓榮；康熙十三年(1674)之後，又曾兩度前往長沙，仍入湖廣總督蔡毓榮幕下。這説明蔡士英與周岐的交情深厚，此一情誼甚至延續到二人的子嗣蔡毓榮與周瑄之間。另觀張廷璐《周悦敦公傳》云：“制府蔡公仁庵督師湖湘、衡岳間，以禮延之，幕中升公為辟雍俊士，意欲久留之，而公則已襆被，蕭然歸矣。”[注]《鷂石周氏尚義堂支譜·文傳》。周次璧，字執玉，號説敦。張廷璐，字寶臣，安徽桐城人，張英之子，張廷玉之弟。張廷玉《周正齋公傳》云：“嗣是川湖蔡公仁庵督師湖湘、衡岳間，慕公兄弟名，嘗以禮致伯兄桂岑、仲兄説敦於幕下，又以禮聘公，公惟過洞庭，一拜於庭而返。嘆曰：‘士貴自立耳，安事曳裾，為他人作嫁裳耶？’”[注]《鷂石周氏尚義堂支譜·文傳》。此文張廷玉《澄懷園文存》未録。周師，字合萬，號正齋。又知周瑄之外，蔡毓榮也曾禮聘周次璧、周師，惟周氏三兄弟對於蔡毓榮的聘用並不如意，最後逐一飄然遠去。

另外，陳寅恪《柳如是别傳》提到，錢謙益(1582—1664)曾於順治十二年(1655)冬赴淮安拜會蔡士英：“牧齋此行必與復明運動相涉……由此推之，牧齋以老耄之年，奔走道途，遠游淮甸，其非尋常干謁酬應之舉動，抑又可知。惟錢蔡二人之關係及何人為之介紹，今不易考。”[注]陳寅恪：《柳如是别傳》第五章《復明運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054頁。則介紹錢謙益、蔡士英結識往來者，或為周岐乎？然而，蔡士英於崇禎十五年(1642)降清，征戰十餘年為清朝立下汗馬功勞，没有理由在國勢漸穩之際，萌生他意。陳寅恪的推想，衹能認為錢謙益或曾暗示之，但蔡士英依然效忠於清朝。觀錢謙益詩文中與滕王閣相涉者，有《新修滕王閣詩文集序》《江右蔡中丞新建滕王閣寄題四首》、《丙申閏五月十又四日讀新修滕王閣詩文集重題十絶句》[注]三篇詩文，分見(清)錢謙益：《錢牧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牧齋有學集文鈔補遺》，第395—396頁；《苦海集》，第78頁；《牧齋有學集》，第298—301頁。，諸作同時收録在周岐編輯的《滕王閣集》中[注]見《滕王閣集》，《滕王閣徵彙詩文》，《錢序》，第456—462頁；《七言律》，第553—554頁；《七言絶句》，第572—573頁。《滕王閣徵彙詩文》中，略去了詩文題目。。錢謙益還曾為蔡士英題《大學衍義補删序》，述及“漕撫大中丞蔡公，留思正學，兼修政教”“陶埴天下，光贊洪業，斯蔡公之志也”[注]《牧齋有學集》，卷十四，第677頁。，並有七律《贈蔡總河》二首、書信《致蔡魁吾》四首[注]分見《苦海集》，第102頁；《錢牧齋先生尺牘》，《錢牧齋全集》本，第201—202頁。，這些文章足以證明二人的交誼誠摯，但卻不宜過度推申。

七、方以智返鄉後的交接

順治九年(1652)，周岐擔任蔡士英幕僚的第一年冬季，聽聞流離嶺南而北返的方以智駐足於廬山，廬山屬南康府，正是江西巡撫的轄區，周岐對這位生命中最重要的朋友，想到了挽留之意。方以智《白鹿洞》詩序云：“萬曆己未，智隨先祖廷尉公至此。今周農父令蔡撫軍舉智主此，業已鳥道行矣。”[注](清)方以智：《借廬語》，安徽省博物館藏清刊本。“萬曆己未”，即萬曆四十七年(1619)。白鹿洞書院位於廬山東南方。當時江西巡撫是蔡士英，但出計欲舉方以智為白鹿洞主講的卻是周岐，衹不過方以智並未接受此項職務，繼續返家的旅程，而與周岐緣慳一面。

今檢蔡士英《撫江集》，内容提到禮請方以智主持白鹿洞書院的文書共有三則。先看延聘之事，《批南康府為敬遵憲令，興復洞學，請延名儒以主講席事·十年正月十三日批》云：

白鹿洞書院，自唐及今代，有大儒闡明正學，維持風教，故歷朝欽為盛舉。今該府能旁搜隱逸，潛察名賢，於本部院惓惓興學之意，斯為不負。據詳，所舉前翰林院江南桐城縣編修方名譽，夙聞典型共式，家傳理學，博物洽聞，兹幸修道於匡廬，所謂待其人而後行也。該府即躬行禮聘，俾主洞事。其布衣方文，能偕隱暗修，定非虚士，該府同招入書院，互相闡發。主洞得人，四方來學從此有所矜式，於前烈尤有光也。該府禮請報可之日，本部院另遣專官，敦致幣聘，庶隆師重道，端其始耳。其洞田及書院條規，一聽該府及主洞者酌議，請批勒石，以垂永久，務令養賢饈士之大典，不致虚糜。本部院惟樂觀厥成也，此繳[注]《撫江集》卷十五，第422頁。。

方以智在順治九年(1652)底回到故鄉桐城，但此份文書卻至順治十年(1653)正月方纔發出。此文題為“批語”，是對於南康府來文的批示，文中“今該府能旁搜隱逸，潛察名賢，於本部院惓惓興學之意，斯為不負”云云，顯示在周岐的運作之下，南康府對於方以智的招聘已有主張，惟此正式公文的回復終究太遲。再細觀内容，方以智為前朝大臣，剛從南明北返，故此篇文書不直言其名，稱之為“前翰林院江南桐城縣編修方名譽”；另外，方以智此行與從叔方文見面，此次延聘連同方文一併招之，即所謂“互相闡發”。閲讀方以智《借廬語》，《六叔見訪廬山》三首其二云：“歲寒忽見同窗叔，坐定重看隔世人。”[注]《借廬語》。再看方文《嵞山集》，《廬山訪從子密之，同宿九夜，臨别作歌》一詩云：“今冬訪爾廬山下，重與抵足八九夜。”[注](清)方文：《方嵞山詩集》，《嵞山集》卷三，合肥：黄山書社，2010年，第100頁。可證順治九年冬天，方以智與方文在廬山重聚。昔日，周岐在方文的介紹下認識方以智；如今，周岐有意挽留方以智與方文，可惜未能如願。

另外兩則文書，記載的是方以智離去後的事宜，當也出自於周岐。先看《行南康刑館修白鹿洞牌》云：“本部院下車即欲興復，而南康徐知府與該館慨然以洞事為己任，鳩工庀材，俱有定議。且延訪前翰林院編修方，請主厥事，開啓來學。本部院佇望報聞，及時興舉，不意諸務未起，杳無頭緒。而該府以讀禮解組，悵盛事之未終，知後起之有待，今日之責，全在該館，所不得諉卸也。……順治十年二月十二日。”[注]《撫江集》卷十五，第414頁。此文為“行牌”，是上對下的公文，言及南康徐知府因家有喪事而辭官，影響了白鹿洞書院的重建，此工作必須轉由刑館負起全責，不可推諉。其中提到“延訪前翰林院編修方，請主厥事，開啓來學”，則此文所表達的不滿，或許與該府未能留下方以智有關。及至當年年底，江西巡撫再發《批按察司為鼎新舊迹興起理學事。十年十二月初一日批》，文云：“該司所陳四事，規模畫一，探本窮源，可垂永久；各區再興，斯文不墜，端在於兹。然約略已定，必主洞得人，乃稱盛舉。方詞林既已歸里，須另為亟訪。該司留心人物，凡遺老宿儒，定有貯之夾袋者，仰即議舉，以便禮請。該司當始終力為己任，勝時難再，毋徒事文移間也，繳。”[注]《撫江集》卷十五，第423頁。因受到按察司的按核監察，此文提到“方詞林既已歸里，須另為亟訪”，反過來要求該單位尋訪替代人選，勿浪費時間於公文往返。則方以智的離去，也讓白鹿洞書院的主持職位空缺了一整年。

方以智返抵家門後，於順治十年(1653)春轉赴金陵天界寺，投入覺浪道盛(1592—1659)門下，隨即在雨花臺的高座寺看竹軒閉關。是年秋，周岐欲往金陵會見方以智，於是離開南昌，先回到桐城，遇見外甥左國棅，左國棅作《喜晤周農父舅氏，時將訪無道人於竹關》一詩，開頭云：“三年南北輕離别，何幸鄉園得見過。”二人的離别，應在順治八年(1651)初，當時周岐北赴京師，迄今已近三年。詩末又云：“獨念故人成破衲，相期一葦訪江波。”[注](清)潘江編：《龍眠風雅續編》卷十二，《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99册，第495頁。因為想念故人方以智而有此行，周岐期盼的是能與友人共乘一葦，互訴心曲。其後，周岐與方以智得以重見，方以智《再見周農父》二首記載其事：

字存雙袖淚痕沾，三十年中恨筆尖。鐵限火坑還作種，人間瓦礫許垂簾。連床耳滴椒園，雨，分手魂驚燕市占。看破金泥亦灰燼，且題焦葉當牙籤。

鄧林擲杖作香林，坐看虞淵日未沉。蹈海方知三世路，翻天不换兩人心。秋來黄葉丹如故，化作青蓮碧更深。漫許六朝花再雨，豈將胡咒待知音[注](清)方以智：《建初集》，安徽省博物館藏清刊本。？

第一首詩是從重逢的淚水寫起，方以智的淚痕沾濕雙袖，與周岐結識近三十年來，此時筆尖的苦恨最多。然而，身陷於鐵限火坑之中，依然埋下希望的種子，人間遍地瓦礫，也必須垂下簾幕，潛心修學。方以智回想起崇禎間的往事，二人在北京椒園内，連牀諦聽雨聲，因為周岐的占卜預測，而後驚惶分手。如今看破用於璽封的金泥，視同灰燼，且題文句於焦葉，當成書籍標籤；意謂入清之後，方以智再也無心於仕途，轉而閉關發憤讀書。更能表明心迹的是第二首，詩作前兩句用夸父典故，夸父追日，擲杖化為桃林，正如方以智轉入禪林，此時坐看虞淵“日未沉”，可見其“明”猶存；此二句中，復國的意識可謂昭然若揭。方以智歷經險難歸來，纔知生命路程的曲折漫長，所幸天翻地覆之後，自己與周岐兩人的心思猶未改變。秋來之時，黄葉依舊“朱”紅如丹，即使轉化為佛教蓮花，青碧卻更為深沉，此聯意味着對於故國的深情始終存在。末云，滿滿期許六朝時的天降雨花再度出現，又豈能以梵音佛咒來等待知音呢？其中深意在於，六朝定都金陵，正與明代開國時相同，方以智在雨花臺上盼望花雨紛飛，正是希望明代的盛世能再次來臨。令人想知的是，接到如此撼動人心的詩作，周岐究竟如何回應。可惜其詩集今已不傳。

順治十二年(1655)秋，方以智因父親方孔炤病逝，由金陵奔回桐城服喪，是冬，來到周岐的桐城居所，作《宿周農父》一詩云：

轍碎山河悟首丘，恰憐反築近層樓。應將覆鹿看馴兔，會得吞龍許狎鷗。老石雷門堪洗海，金臺土室好藏舟。塞天塞地槎椏句，一夜棉花被裏收[注]《合山欒廬詩》。。

山河破碎之後，方以智真正領悟到狐死首丘的道理，周岐反而建築層樓，不免令人心生哀憐。於是方以智勉勵周岐“應將覆鹿看馴兔”。“覆鹿”典出《列子·周穆王篇》[注]楊伯峻注：《列子集釋》卷三，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107—108頁。，意思是把真實情景當成夢境；“馴兔”可見蘇軾《再游徑山》一詩，詩云“雪窗馴兔元不死”[注](宋)蘇軾著，(清)王文誥輯注：《蘇軾詩集》卷十，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502頁。。此句力勸周岐改變覆鹿的心態，體會馴兔不死的精神。又云“會得吞龍許狎鷗”，“吞龍”參考顧况詩“乃致金翅鳥，吞龍護洪淵”[注](唐)顧况著，王啓興、張虹注：《顧况詩注》，《歸陽蕭寺有丁行者能修無生忍，擔水施僧，况歸命稽首做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74頁。，金翅鳥以龍為食的目的是為了守護深淵；“狎鷗”則出自《列子·黄帝篇》[注]《列子集釋》卷二，第67—68頁。，意指與鷗鳥同游的隱居生活。此句期許周岐勇於吞龍，渡過難關後纔能享有狎鷗般的悠閑。頸聯接着説“老石雷門堪洗海”，尤為點明全詩意旨的重要關鍵。馮贄《雲仙雜記》云：“王維輞川林下坐，用雷門四老石，燈滅，則石中鑽火。”[注](唐)馮贄：《雲仙雜記》卷五，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8頁。石中鑽火固然渺小，但培育之，宏壯之，仍然足以洗海，此中深意在於火德之“明”終可洗滌“清”海，復國仍存希望；希望達成後，在神仙金臺、家居土室，便可妥善藏舟[注]“藏舟”一詞原見《莊子·大宗師》：“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方以智運用此詞，和莊子原意並不相同。，這也正是吞龍之後方許狎鷗的進一步描述。後云，此詩詩句錯落不齊，其中内涵卻足以充塞天地，請周岐將槎椏之句收於棉花被裏，牢記於心中。

順治十四年(1657)，蔡士英於八月解任漕運總督，周岐賦閑家中，適逢五十歲生日，方以智再度訪之，作《壽周農父五十》二首。詩云：

鶴氅逍遥此土洲，黄牛駕卽是青牛。環中不惜瓢分乳，人醉原將瓠作舟。偶托西園猶敝屣，自圖北苑建層樓。共承天地恩開眼，更上玄關進一籌。

傍君竹徑又三冬，藥樹攀條款赤松。大衍算來收七豕，鬱洲歸後合雙龍。一生腹笥仙留枕，半老靈丹手自封。歷劫故人周道祖，香爐許酒上孤峰[注]《合山欒廬詩》。按，陳維崧(1625—1682)《贈周農父先生》云：“少年射獵足春冬，老去行藏慕赤松。世上才名原繡虎，君家華閲本盤龍。由來吴市還堪隱，不信函關竟可封。翹首龍眠秋色裏，明月長望最高峰。”用韻與方以智《壽周農父五十》其二全同，當是次韻之作。見(清)陳維崧：《陳維崧詩》卷十一，揚州：廣陵書社，2006年，第422頁。。

先釋第一首。身披道袍逍遥於土洲，騎駕黄牛卻宛如青牛，從南明回到故土的方以智，形象一如《列仙傳》中的老子：“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注](漢)劉向：《列仙傳》卷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7頁。，豈非暗示“明代”德衰，乘青牛以入“清代”乎？但即使如此，方以智仍未絶望。“環中”者，《莊子·齊物論》云：“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方孔炤在白鹿湖的居處亦名“環中”堂，詩謂即使身處於環中，也不惜以瓢分乳於群衆。《莊子·逍遥游》又云：“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則人醉未必真醉，以瓠作舟是化不可能為可能的一種理想。其理想安在焉？“偶托西園猶敝屣，自圖北苑建層樓”作了最好的説明。西園者，當指負有盛名的蘇州西園寺，意思是説，方以智偶然寄托於佛教，但在此時，卻仍以敝屣視之，其心中的真正意圖在於於北苑建立層樓。北苑者，皇室園林，則此二句隱約透露了方以智復明的渴望。詩末，方以智以共同承擔天地的考驗來勉勵周岐，這場考驗也是開拓眼界的一場恩賜，盼望二人能勇於突破玄關，更往目標邁進一步。再釋第二首。走在伴隨周岐的竹林幽徑，距上回來到此地，已是第三個冬季，此次方以智自藥樹攀折枝條，與仙人赤松子親切交往；赤松子者，指周岐此時悠游自在。唐代一行和尚著有《大衍曆》，曾收北斗七星為七豕[注]詳(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一《天咫》，臺北：漢京文化公司，1983年，第9—10頁。，天象既見怪異，人間之事亦然，方以智衹能如鬱洲島般，自南方遷移歸來[注]《山海經》：“都州在海中，一曰郁州。”郭璞云：“今在東海朐縣界，世傳此山自蒼梧從南徙來，上皆有南方物也。”《讀史方輿紀要》：“都州，亦曰郁州，《山海經》所謂‘郁山在海中’者也。”分見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卷十三《海内東經》，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第382頁；(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二《南直四》，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1094頁。，與周岐合為“雙龍”，此乃二人俱龍眠人士之故。方以智接着自我表白，一生累積學問，彷彿吕翁以枕授之，盧生夢醒成空[注]當用沈既濟《枕中記》典。詳汪辟疆編：《唐人傳奇小説》，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第37—39頁。《枕中記》云：“道士有吕翁者，得神仙術。”故詩中以“仙”稱之。；此時已届半老，毋須冀望延年益壽的靈丹，停手不再取用。學問、壽命均不值得畢生追尋，那麽，到底什麽纔是真實的？尾聯云，歷經劫難的故人周岐，在大道旁設宴祖餞，為方以智送行，在飲過些許酒水後，方以智即將獨上孤峰。需知，《壽周農父五十》是方以智寫給周岐的最後詩作，此後再無他詩。第一首先説“共承天地恩開眼”，第二首又説“鬱洲歸後合雙龍”，但結局卻是“香爐許酒上孤峰”，這暗示着二人雖然重逢，但對於復國理想始終未能相契，因此，祝壽之詩雖然仍對周岐寄予一絲希望，但實質上卻是獨自攀登孤峰的告别詩作。

《龍眠風雅》録有周岐《客中初度得無可上人札》，由詩題“無可上人”可知，此詩作於方以智在天界寺為僧之後；詩題又云“客中初度”，又知當時周岐生日且做客於蔡士英幕下，故時間尚早於五十初度。詩云：

歧路東西泣嚮誰？布袍堅耐北風吹。美人一水隔天遠，處士四星當户垂。持節嘆君歸國苦，無錢笑我買山遲。朝來攬鏡鬚眉在，短鬢霜凝不見絲[注]《龍眠風雅》卷三十七，《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98册，第488頁。。

“歧路東西”點明二人選擇了不同的人生道路，路嚮既異，周岐又應該嚮誰哭泣呢？此時的方以智，一襲布衣卻能堅耐“北風吹”，北風者，正暗指清廷的勢力由北而入。頷聯、頸聯中，第三、第五句寫方以智，賢者居於一水之隔，卻如遠在天邊；為了保持節操而剃度為僧，歸國後生活陷入苦狀。第四、第六句則寫周岐，處士星四顆當户而垂[注]“處士星”，即少微星。參前注97。，强調的是自己仍屬於在野隱逸的“處士”；心中所想在於存錢買山，可惜至今夢想仍未成真。後云朝來攬鏡，短鬢霜凝，以客中初度而韶光不再的感嘆作結。最可玩味的是詩中説“無錢笑我買山遲”，但《安慶府志》卻云周岐“留幕下八年，推解，累千金，遂成富人，亦才士之豪也”，則知周岐成為富人之後，買山計劃最終當可實現，足見此一生命抉擇與方以智之間終究懸絶。

八、錢澄之的唱酬與責難

周岐有《懷錢幼光》一詩，收在《龍眠風雅》，詩云：“佳會在何日？中庭桐始華。幾時沾白露？八月見黄花。故徑多荒草，秋山照晚霞。高樓時悵望，風急雁飛斜。”[注]《龍眠風雅》卷三十七，《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98册，第486頁。此詩編排在同為五律的《聞賊復圍桐，思老母陷城中，外絶救援，孤身千里，進退無策》之前，以《龍眠風雅》的編輯慣例觀之，當為明代之作。《桐舊集》亦録此詩，題《懷錢飲光》，詩作文字亦略見差異。此詩表達了對於錢澄之的秋日思念，應該是晩明的作品。周岐另有《寒食同錢幼光游大觀亭》一詩，收在《桐舊集》。詩云：“亭上春風拂檻凉，亭前春樹鬱蒼蒼。三江激浪迷秋浦，百子連峰出盛唐。客醉酴釄千日酒，人夸蹴踘少年場。採桑此日羅敷女，猶作當年墮馬妝。”[注]《桐舊集》卷二十八，第9頁。此詩編排在《自宣大參軍還長安，李舒章贈詩步原韻》之前數首，亦當為明代之作。春日寒食節，周岐與錢澄之共登安慶的大觀亭，詩中“秋浦”指順江東望可遥見秋浦河流來，“盛唐”指百子山連峰之外更有突出的盛唐山。此詩富有青春氣息，也當成於晚明。錢澄之則有《西泠得三左振公書因懷農父鑒在》，收在《過江詩略》，詩云：“春江早上武林船，不見風波已近年。草際群蛙多在井，秋來黄鵠欲摩天。周郎曲奏燕臺雨，季子魂銷瘴海烟。疇昔弟兄吴越遍，西園筆札仗諸賢。”[注]《藏山閣集》，《藏山閣詩存》卷二，第61頁。此詩收在《補遺》中，輯自《過江詩略》。“西園”，意指鄴都西園，建安諸子宴游處。寫作此詩時，錢澄之人在杭州，收到龍眠三左的慰勉書信，因而想起了周岐、吴德操兩位朋友。周岐人在北京尋求重用，故云“周郎曲奏燕臺雨”，而吴德操於閩地遭逢困境，故云“季子魂銷瘴海烟”，可知此詩同樣也作於晚明。周岐與錢澄之的前期交往，由上列諸詩可以略窺端倪。

清兵南下後，錢澄之也漂泊於嶺南，並曾在永曆朝廷擔任庶吉士，其返回桐城則在順治八年(1651)底。至順治十二年(1655)，方以智的父親過世，周岐與錢澄之皆前往慰問，得以相會於方氏白鹿山莊。錢澄之作《白鹿山中酬周農父》二首，記録了二人的重聚：

自失揚州史相亡，幕中遺事話凄凉。那知虎穴他生夢，還共龍山雨夜牀。酒後不眠真老態，劫餘未死是痴腸。可憐高興多年盡，獨有詩成興故狂。

吾徒落落少交親，老友逢迎涕笑真。虎口並憐經萬死，鷄壇剛可剩三人。白頭見面休驚瘦，赤腳還鄉賴得貧。近喜合明倡絶學(謂無可)，同參莫負再生身[注](清)錢澄之：《田間詩集》卷三，合肥：黄山書社，1998年，第53頁。。

第一首詩由揚州城破、史可法犧牲説起，這是周岐所叙述的凄凉往事。二人歷經了險惡的生命試煉，得以在龍眠山中夜雨共話，繼而酒後不眠，詩成興狂。第二首詩依然述説着與老友白頭重逢的喜悦，歷經萬死而得以虎口餘生者，在朋友交盟的鷄壇中衹剩三人，此三人是方以智、錢澄之、周岐，此乃因孫臨於順治三年(1646)抗清亡故，吴德操則於順治十年(1653)病死嶺南，其他龍眠友人也都各自分散。如今方以智於合明山中倡興“絶學”，錢澄之勉勵周岐當“莫負再生身”，此話語中似乎寄托着難以明言的隱情。若以方以智、錢澄之皆曾投身於復明運動觀之[注]方以智、錢澄之參與復明運動之事，參《柳如是别傳》第五章《復明運動》，第1151頁；余英時《方以智晚節考》，《方以智自沉惶恐灘考》，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86年，第244—246頁。，此二語當謂方以智倡導的是絶後復甦之學，鼓勵周岐勇敢加入，莫負此死而再生之身。

至順治十四年(1657)年初，錢澄之又作《寄周農父》云：

鬱鬱青松姿，自植南山巔。上有巉岩石，下有潺湲泉。終年冒霜雪，朝夕含雲烟。檜樹亦挺生，不受蔓草纏。數與雷霆鬥，摧折秃其顛。根幹本不殊，榮悴胡相懸。可憐石上根，屈曲還鈎連。我與農父交，二十有六年。文鄙西京後，詩稱建安前。子學通天人，術數無不研。上書報罷歸，投筆從戎旃。督師在江北，惟子與周旋。豈意揚州破，空有襟血濺。我遭黨錮禍，妻子沉深淵。十年一還鄉，相見鬢蒼然。子為淮帥客，能操利物權。我無家可歸，合明同學禪(無可方在合)。天地成翻覆，性命圖苟全。慷慨見孫吴(孫謂克咸，吴謂鑒在)。臨事軀竟捐。出處雖有異，此志同一堅。子年今五十，淮上誦子賢。人皆為子羨，吾獨為子憐。如何功與德，假手他人傳。勸子以學《易》，望子以知天。松柏庶不彫，陵谷猶未遷。努力謝帷幄，來耕潭上田[注]《田間詩集》卷四，第64—65頁。。

與《白鹿山中酬周農父》的寫作時間相隔不到兩年，但此詩的態度卻遠不如前作友善，推測其中原因，當是周岐對於復明之事並無實際表現。詩作先以青松、檜樹做一對比：青松終年抵抗霜雪，永葆翠緑雄姿；檜樹原亦挺生高拔，卻因與雷霆相鬥而憔悴。意指周岐應該選擇如青松一般的志節，無奈卻成為相差懸殊的檜樹。詩句接着描寫周岐，其人能詩文，通術數，之後投筆從戎，協助史可法，所述皆從正面着眼。但值得注意的是“豈意揚州破，空有襟血濺”之句，着一“空”字，意味着周岐目睹揚州破亡，即使襟血飛濺也屬枉然。這樣的詩句較之前作所云“自失揚州史相亡，幕中遺事話凄凉”，評價顯然有别。錢澄之對於周岐畢竟有所期待，詩中續言自己與方以智的性命雖得保全，但與孫臨、吴德操的慷慨捐軀並無二致，二者“出處雖有異，此志同一堅”，希望的是周岐也能秉持相同的志嚮。如今周岐年已五十，在蔡士英幕下雖為人稱頌，然而“人皆為子羨，吾獨為子憐”，錢澄之的憐憫究竟何在？下文，錢澄之勸勉周岐學習《周易》，因為《易》理告訴我們的正是否極泰來、剥極而復的天理，况且若能抱持松柏之志繼續努力，明清之間的易位可能衹是短暫現象，而未必真成事實，所以説“松柏庶不彫，陵谷猶未遷”。以陵谷猶未變遷的説法來看，錢澄之此詩是以復明大業勉之、責之，殆無疑義，惟此詩寄出後，終究並未改變周岐的人生選擇。

順治十六年(1659)，鄭成功北伐南京而功敗垂成，錢澄之的復明理想暫告破滅，此後，其與周岐的交情雖然淡薄而依然存在。《田間詩集》中，與周岐相關的詩作尚有康熙二年(1663)所作《周農父楊嘉樹至自嶺南，云於羊城晤姚六康，喜極有詩》。詩云：

章門驚拂嶺南塵，説向羊城見故人。海外已傳蘇軾死，天涯猶念馬卿貧。哭君詩誤何須諱，笑我情痴果是真。早晚公車江上過，相逢悲喜一時陳(嚮因友人訛傳，遂有哭六康詩，想見之啞然一笑也。)[注]《田間詩集》卷十一，第236頁。“章門”，指贛州。。

意謂周岐與楊森(嘉樹)[注]楊森，字嘉樹。錢澄之有《楊嘉樹六年詩引》《哭楊嘉樹文》，見(清)錢澄之：《田間文集》，合肥：黄山書社，1998年，卷十六，第301—302頁；卷二十五，第487—489頁。皆自嶺南歸來，二人説起在廣州見到了故人姚子莊(六康)[注]姚子莊，字瞻子，一字六康，廣東歸善人。錢澄之與姚子莊同時被永曆帝授為翰林院庶吉士，見(清)錢澄之：《所知録》卷三《永曆紀年中》，合肥：黄山書社，2006年，第100—101頁。錢澄之於順治十五年(1658)作《姚六康過訪留宿》，於康熙七年(1668)作《寄懷石棣令姚六康初度》，見《田間詩集》卷四，第85頁；卷十五，第318—319頁。又作《姚瞻子行路吟引》，見《田間文集》卷十六，第300頁。，原本錢澄之聽聞姚子莊已死，想不到衹是誤傳。藉由此詩，可知錢澄之與周岐仍有所聯繫，詩中的周岐從羊城歸來，正應驗了《龍眠風雅》所云“江粵諸幕府争延聘為上客”。惟周岐廣州之行的相關資料難尋，本文的寫作中斷多時，後得樅陽學者陳靖先生寄贈《鷂石周氏尚義堂支譜》中《文傳》的篇章，此一問題方纔獲得解答。

其中，戴宏烈《周土室先生傳》提到周岐後期的行迹云：

兩廣盧、王兩軍門先後争延，雅非本志，卒力謝歸。足不履城市，終於所居之土室，人稱土室先生[注]《鷂石周氏尚義堂支譜·文傳》。此段文句與潘江《龍眠風雅》中周岐的傳記相近，但説得更為清楚。。

戴移孝《周桂岑先生傳》也曾指出周瑄的經歷：

嘗一從土室公赴廣督聘，居無何，知其人不足與謀，遂力贊之謝歸。及抵家，而其人已被逮畢命。凡先幾多類此[注]《鷂石周氏尚義堂支譜·文傳》。。

據戴宏烈、戴移孝之説，先是“兩廣盧、王兩軍門”延聘周岐，其子周瑄也曾跟隨到廣州，後來周岐、周瑄皆謝歸返家，而其人卻違反法令，遭到逮捕而喪生。那麽，所謂的“盧、王兩軍門”究竟指誰？查閲《清史稿·疆臣年表五·各省巡撫》載：“順治十八年辛丑。廣東：董應魁三月休致。五月戊辰，盧興祖廣東巡撫。”又：“康熙四年乙巳。廣東：盧興祖二月癸未遷。三月甲午，王來任廣東巡撫。”又：“康熙六年丁未。廣東：王來任十一月丙辰罷。十二月丁亥，劉秉權廣東巡撫。”[注]《清史稿》卷二〇一，第7511—7512、7517—7518、7519—7521頁。再查《疆臣年表一·各省總督》載：“康熙四年乙巳。廣東：盧崇峻憂免，二月癸未，盧興祖廣東總督。”又：“康熙六年丁未。兩廣：盧興祖十一月丙辰罷。十二月丁亥，周有德兩廣總督。”[注]《清史稿》卷一九七，第7091—7092、7095—7096頁。可知“兩廣盧、王兩軍門”之“盧”指盧興祖(？—1667)，“王”指王來任(？—1668)。順治十八年(1661)，蔡士英因病辭去漕運總督職，周岐轉而投入廣東巡撫盧興祖麾下，錢澄之《周農父楊嘉樹至自嶺南，云於羊城晤姚六康，喜極有詩》作於康熙二年(1663)，當時周岐正是盧興祖的幕僚；至康熙四年(1665)，盧興祖升任廣東總督(後改兩廣總督)，而周岐仍留在巡撫署中，輔助新上任的廣東巡撫王來任，細觀戴移孝“及抵家，而其人已被逮畢命”之語，周岐返家的時間應繫在王來任罷官的康熙六年(1667)。由《疆臣年表》可知，王來任罷廣東巡撫，盧興祖罷兩廣總督，時間均繫在康熙六年十一月丙辰(十一月十六日)，此點已非巧合所能解釋。盧興祖、王來任的最後下場，可參看湯開建《康熙初年的澳門遷界及兩廣總督盧興祖澳門詐賄案──清檔“刑部殘題本”研究》、韋慶遠《清初的禁海、遷界與澳門》[注]參湯開建《康熙初年的澳門遷界及兩廣總督盧興祖澳門詐賄案──清檔“刑部殘題本”研究》，《文化雜志》第34期(1998年)，第73—85頁；韋慶遠：《澳門史論稿》，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清初的禁、遷界與澳門》，第48—75頁。，此二文以《明清史料》中所附《刑部殘題本》為主要材料[注]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己編》第六本《刑部殘題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7年，第596—599頁。，提出論點：盧興祖在上任廣東總督後，以免去禁海遷界作為誘餌，嚮澳門葡萄牙人索取白銀二十萬兩，順利詐得賄款，其後事發，盧興祖下獄，於康熙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自殺。此案亦牽連到廣東巡撫王來任，雖然王來任極力劃清自己與盧興祖的界限，但最後仍以自殺了案。上述二文並未明言王來任自殺的時間，再據清初陳舜系(1618—1679)《亂離見聞録》提到王來任：“戊申康熙七年……正月望日，巡撫自殺”[注](清)陳舜系：《亂離見聞録》，收入《明清廣東稀見筆記七種》，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9頁。，則其卒年當為康熙七年(1668)初。

周岐在康熙六年(1667)返回桐城，隱居於土室，距離錢澄之於順治十四年(1657)勸勉的“努力謝帷幄，來耕潭上田”，足足慢了十年。更重要的，錢澄之所謂的耕田，是接在“陵谷猶未遷”之後，當含有言外之意，而對於此時的周岐來説，此田已然不可復耕。

九、結論

前文諸節，先論晚明時期的周岐，後論清初時期的周岐，對於我們認識明代文人在入清之後的行迹，當能提供有效的觀察面嚮。綜之，《安慶府志》與《龍眠風雅》所記載的周岐，代表着編者的不同評價：陳焯《安慶府志》的傳記能掌握要點，但語調不免流於冰冷；潘江《龍眠風雅》的叙述則多所維護，但立意卻十分良善。二書對於周岐的看法，實有“非遺民”和“遺民”的不同，假如必須在二者中擇一，那麽，周岐擔任蔡士英、盧興祖、王來任的幕僚共達十多年，明顯是過着“游幕”生活，並非衹是“游客”[注]尚小明：《學人游幕與清代學術》云：“‘游客’一般是指為友人(不在官場)之客，‘游幕’則指為官員之客。”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14頁。，故嚴格來説，並不能算是遺民，陳焯《安慶府志》的説法為“真”；而潘江《龍眠風雅》意欲美化周岐的形象，其文僅能為“善”。此點，也反映出二書文風的差異：《安慶府志》為地方志，以真實史料為標準；《龍眠風雅》為詩歌總集，以美善人情為訴求。檢視歷來著作，將周岐也納入遺民範圍來討論的其實不多，陳述也相當簡略，比如卓爾堪(1653—？)《遺民詩》，此書雖有周岐小傳及詩作四首，但均節録自《龍眠風雅》[注](清)卓爾堪編：《遺民詩》卷四，《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21册，第491、515—516頁。，並無新意可言；或如朝鮮成海應(1760—1839)《皇明遺民傳》，雖然也提到“桐城諸生張載，字子容；周岐，字農父，皆博雅工詩文，以高隱著名”[注]〔韓〕成海應：《皇明遺民傳》卷二，《二十五史外人物總傳要籍集成》第3册，濟南：齊魯書社，2000年，第3287頁。“農父”，原作“農夫”，今徑改。此書原題“朝鮮人著”，然應出自成海應《研經齋全集》，參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301—328頁。，但也僅有寥寥數語，空泛而籠統，其説或得之於《遺民詩》。當然，我們若要清楚認識周岐其人，可從歷史的真實層面出發，毋須過度執著於遺民與否的問題。

周岐現存詩作中，時間最晚的應該是《青原志略》所收《懷可大師》二首。方以智於康熙三年(1664)冬主持江西青原山，至康熙八年(1669)編成《青原志略》，録於集中的周岐此詩，當是自廣州回到桐城之後所作，寫作時間可暫繫於康熙七年(1668)。詩云：

枝葉空歌骨肉親，從來踪迹任參辰。三千里外傳孤頌，四十年中念幾人？倚杖翠屏知放眼，揜關土室愧藏身。老來正望還浮渡，玉樹堦前足荷薪。

半生讀盡古今書，肴核三才付兩噓。正以佛燈消患難，還將《易》象破空虚。山川骨血搜將出，藥石肝腸痛有餘。獨立容容雲蓋頂，幽篁險路孰華予[注](清)倪嘉慶、方以智編：《青原志略》卷十，《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45册，第668頁。？

第一首詩起頭的枝葉、骨肉，皆指周岐和方以智之間的情感深刻，過去二人情似枝葉，如今周岐衹能空自歌咏骨肉般的親近，彼此的踪迹已然相隔如參辰。方以智成為無可大師之後，遠在三千里外傳唱佛經孤頌，周岐與之結識已有四十餘年，此時，無可大師是否還會想起舊友？頸聯“倚杖翠屏知放眼，揜關土室愧藏身”最為關鍵，上句指無可大師倚杖於青原山翠屏峰[注]《青原志略·山水道場》云：“翠屏在外象山之内，内象山之外。拔石削立數十仞，溪漱其趾，素瀨穿石，鳴弦戛玉，能移人情。”見《青原志略》卷一《翠屏》，第544頁。，極目遠望，依然懷抱故國；下句則指周岐掩關於土室之中，即使得以藏身，卻不免感到慚愧。周岐之所以“愧藏身”，當是擔任清吏幕僚十多年的平順生活，與方以智意圖復明、堅忍不屈的立身風範相去太遠的緣故。最後言，聽聞無可大師老來將回桐城浮渡山(浮山)，其子弟如芝蘭玉樹，生於庭階，於方以智的學術必當足以荷薪相傳[注]“荷薪”，繼述父業之意，出自《左傳》“昭公七年”：“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方大鎮有《荷薪義》一書。。後一首詩續云，無可大師以半生歲月，讀盡古今之書，參悟天地人三才之道，一切盡付於噓噓兩聲的禪宗公案中[注]方以智《藥地炮莊》中有《惠子與莊子書》，文末玉川學人傅关曰：“大醫王詳症用藥，横身劍刃，申此兩噓，苦心矣，豈問人知？”張永義注“兩噓”云：“噓噓，禪門公案常用之語。”見(清)方以智著，張永義注釋：《藥地炮莊箋釋·總論篇》，北京：華夏出版社，2013年，《總論下》，第218頁。。此時正是以佛燈消除患難，以《易》象破除虚空之時，然而，無可大師將隱藏在山川的骨血搜索而出，施以藥石，整治肝腸，其痛依然有餘。此蓋謂雖欲療癒大明骨血的思國之情，其功終究難成。最後兩句脱化自《楚辭·山鬼》云：“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修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可以注意，《山鬼》原云“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周岐卻改成“獨立容容雲蓋頂”，雲朵既然從“在下”轉换成“蓋頂”，則方以智的獨立之姿並非永恒不改，而是受到生命雲層的淹没；此時篁林幽深，道路險阻，周岐再代方以智發言，“孰華予”一語源自“歲既晏兮孰華予”，意指歲月已晚，誰又能使我永葆青春年華？這樣的結尾，不免令人惆悵感傷。之後，方以智並没有真的回到桐城，康熙十年(1671)因“粵難”作，自沉於萬安惶恐灘頭，而此時周岐已渺無音訊，僅能得知其終於所居之土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