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教育是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宗教教育与民族教育犹如孪生兄弟、密不可分，相互影响。南传佛教主要流行在云南的西双版纳、德宏等地，傣族地区南传佛教的寺院教育对于傣族自身的精神塑造和民族文化传播传承以及民族教育的延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当代，传统的南传佛教寺院教育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难得的机遇，本文旨在冲突矛盾中探究其现代转型的途径，并提出对策建议。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导人，他提倡古文，并以此兴儒道。儒家历来重视师道，汉代学习经书的儒生，特别重视从师受业，因此韩愈大力提倡师道。[3]其学生李蟠学道好文，不随俗流，从师于他，于是韩愈作《师说》赠予他。这足以见得韩愈对传道的重视，对师道的推崇。当时士大夫之族都耻学于师，并且嘲笑、打击重视从师的人。韩愈的好友柳宗元曾经这样描写这一现象：“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1]297

一、历史上云南傣族地区南传佛教寺院教育的优势

南传佛教最初传入云南约在6世纪隋唐时期，主要集中在14世纪至15世纪明代以后传播到我国云南西双版纳、德宏等地区，它与当地的少数民族文化互相碰撞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云南佛教文化。长期以来傣族寺院教育几乎完全代替了世俗教育，占据傣族教育的主要位置，寺院成为傣族社会的主要正规教育，在傣族社会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寺院教育是傣族传播文化知识的重要场所

在南传佛教传入前，傣族主要靠刻木、结绳、语言、文字等方式记言记事，傣族的历史、文学、教育、艺术、技艺等均靠言传身教代代相传，没有自己的学校教育，也就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教师。“教师这一重要角色由有生产、生活经验的长者、召曼(村寨头人)和原始宗教的‘波摩’(巫师)充当。长者、召曼和波摩在早期教育活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由于他们所谓的‘知识’极为有限，其教育活动也是非常简单朴素的。”[1]南传佛教传入后，佛寺遍布西双版纳、德宏的各个村寨，寺院教育得以发展，使得傣族社会产生了真正的知识分子，为教育普及与提高创造了有利条件。傣族是西双版纳主体民族，有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南传佛教要发展，就必须将佛学经典融入到傣族当地的语言文化中，它丰富了傣族教育的内容。在正规系统的学校教育普及之前，寺院(奘房)教育成为傣族人民获取知识的特殊教育途径，佛寺承担起传经授业、传播傣族文化知识的重要场所。傣族的文明与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南传佛教，它推动了傣族社会的发展。

(二)寺院教育承担着傣族幼儿的启蒙教育和成人教育

一般说，傣族男童有进入寺院接受奘房教育的习俗，在寺院完成了童年时期的文化启蒙教育。傣族男孩一般在6～10岁送入寺院，当地人称之为“奘房”。这些儿童首先学习的就是傣文和巴利文，以便能够熟读理解佛教经文，也有父母将子女送到国外的资深奘房去学习，如缅甸的勐弄、瓦城的大奘房等。在奘房教育中，接收的未受戒的小和尚称之为“嘎备”，进行封闭式教育，食宿都在奘房。晋升小沙弥前，教授拜归依三宝经和晋升时所要会的佛经；晋升沙弥后，一边教Manela经本，一边教授傣文经书。15岁左右大部分为僧者均已还俗，20岁后可升为“佛爷”。预备沙弥一住进寺，由住持或有学识的大沙弥、比丘，或者村寨里佛教知识较高的居士负责传授。教受的是傣文、巴利语佛经、佛教理论和佛陀本生经，学习一些基础的文化知识和一些简单的科学知识，还俗后即成为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这样保证了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减轻了社会负担。除个别人选择终身为僧外，大部分小和尚在接受不等期的寺院教育后会选择离开寺院，和尚还俗后被称为“迈”，佛爷还俗后称为“康朗”。“迈”在傣语中的意思是受过教化的人，“康朗”是有较高文化修养的人，这两类人在回到村寨后成为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同时也会教授村民他们所学到的知识，是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和继承者，相当于傣族村寨中的高级知识分子。

(三)寺院教育是傣族民族文化传播传承的载体

南传佛教的寺院教育并不局限于佛教经典和教理教义的传播，对傣族医学、天文历法、数学、建筑和文学等方面也有显著的影响。傣族医药学的基础理论“四大五蕴”学说，[2]是承袭和发展佛教“四大”(土、水、火、风)和“五蕴”(色、受、识、想、行)理论而建立起来的，傣族的第一部医学专著《嘎牙山哈雅》，就是傣族医者根据佛经中的医学资料整理汇编而成。傣族也有自己的天文历法，始于公元638年，干支纪时法和纪元纪时法并用，其中纪元纪时法是从印度经由东南亚传入的，缅甸历法也以638年为纪元由此而始，后随佛教传入云南傣族地区。佛经中的“四时”“八校”和“六奏”[3]同傣族历法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傣历又被成为佛历。《贝叶经》中有很多关于天文历法的书籍，如《苏定》《西坦》《历法星卜要略》和《纳哈答勒》等。傣族建筑风格也深受南传佛教的影响，其标志性的建筑就是佛寺和佛塔。在佛教传入后，几乎每个村寨都建有赕佛活动的附属建筑物——佛塔。[4]在傣族的数学专著《数算知识全书》和《算法》书中介绍的数学方面知识中，也可以看到来自印度的影响。傣族的民间文学中也随处可见佛教文化的影子。如傣族史诗《干帕路弄》，讲述了人们为奉养佛组，向大鼠讨回谷种的故事；阿暖故事叙事诗系列讲述了阿暖转世成佛经历的550世中每世的经历。[5]寺院除学习佛教知识外，也会教授算命占卜、制茶、制陶、酿酒以及传统婚丧嫁娶等一系列安身立命的技能。寺院的兴建包含建筑、雕刻、绘画、塑造、油漆等一系列工序，许多工艺要求高超的技术、精细的技巧，一般务农之人不可能承担如此重任。

(四)寺院教育是培养僧侣、信众的主要渠道

寺院教育实行僧阶制度，寺院中的从小沙弥逐步晋升为比丘、长老、僧王，寺院教育制度使得寺院中僧侣数量稳固不变，为寺院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僧侣储备人才。“信教群众往往是通过宗教人士的带领、引导或组织来信仰宗教的”，[6]稳定的僧侣数量是寺院存在的基础。僧侣在信众眼中是“能够提供忠告、做出决策、鼓舞大家、善于解释群体规范的具有创造精神的人”，[7]在信众中发挥着一定的组织领导职能并具有对信众的行为示范引导、调节规制的作用。没有当过和尚的人，就没有社会地位，被称为“岩百”或“岩令”，即没有知识、不开化的愚人，佛爷在寺院里精通傣族文字并掌握其它有关的知识，受过寺院教育的人普遍赢得社会的尊重。著名神学哲学家保罗·蒂利希说过：“导入教育的目的不是发展个人的潜能而是将个人导入群体的现实导入一个集体、家庭、宗族、城镇、民族、教会的生活和精神之中。”[8]据德宏州潞西县文教科1950年统计，该县傣族有50—80%的人识傣文。另据有关部门统计，每一座佛寺，平均每年可以为傣族培养五个知识分子，即佛爷及其以上的高僧，这一数字累计起来是相当可观的。这样，傣族佛寺每年输送到社会上的既有一般层次的普通人才，又有高层次的‘学者’(或专家)，对教育来说，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的局面”。[9]寺院教育为南传佛教培养了忠实的信众群体和专职的宗教人员。

(五)寺院教育具有良好的道德教化功能

傣族全民信仰南传佛教，佛教信仰是整个傣民族的集体意识，佛教戒律约束信仰者的行为。“民族文化的成熟度越高，民族特色越是浓厚的地区，其民族教育中的主体作用就更多地由民族学校教育系统以外的教育所承担。”[10]寺院教育对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文化教育和道德熏陶，净化了傣族社会的道德环境。傣族寺院的道德教育周期短(三至五年)，见效快，受教育面广。傣族社会著名的“四部伦理道德书”①中就随处可见佛教伦理道德观念的痕迹。“佛教伦理中的戒律包含了许多社会公共道德准则的内容，佛教徒把这些规矩带到民间去，使之变为生活的指南”。[11]佛教道德给予社会道德顺推力，道德教育需要在特定的情景中培养，傣族的宗教节日和活动极为丰富，如：“浴佛节”“关门节”“开门节”“赕白象”“烧白柴”和“做帕戛”等，人们在这些节日和活动中接受宗教道德的熏陶，对佛教的道德产生深刻的认同，逐渐深入人心，自觉遵守其行为规范，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有些僧侣还俗后会成为傣族歌手，即“赞哈”。“多数赞哈都有唱本，这是用傣文记录的古代神话、傣族历史、宗教、文学故事，以及训世箴言、寓言教义、天文地理常识以及祝词、颂歌。”[12]唱本对于规范社会道德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云南傣族地区南传佛教传统寺院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冲突

南传佛教传统的寺院教育毕竟是一种宗教神学的教育，它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方法与现代正规的世俗教育相冲突，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和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对传统的寺院教育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吕天成《曲品》，见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六）》，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30页。

(一)社会信仰与佛教信仰的冲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现代科技和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意识、宗教信仰也随之变化，傣族地区也同样受到冲击。宗教产生于人类对自然界的无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水平提高，接受过科学文化教育的新一代人的宗教信仰比他们的父祖辈要淡薄的多，对于宗教就会失去以往的虔诚，宗教意识也随之淡化。宗教信仰是一种文化现象，然而人类文化日新月异，各种新鲜事物层出不穷，傣族人民与外界的联系和沟通越来越频繁，南传佛教生存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有了重大改变，人们受教育程度普遍得到提高。我们在德宏梁河洒塢村针对村民参加佛事活动问卷访谈调查：5%的人参加佛教活动是因为陪别人参加； 11%的人是因为生活无聊，纯粹为了好玩；11%的人参加佛教活动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宗教信仰；13%的人是因为对佛教及其文化感兴趣；19%的人信仰佛教是为了做善事，回报社会；19%的人是为了洗涤心灵使内心得到解脱；22%的人是为了得到神灵的庇护求平安。②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水资源综合规划》成果，扎赉特旗多年平均地下水资源量为3.539 8亿m3，地下水资源模数约为 3.11 万 m3/（a·km2）。 采用面积—倍比法，将扎赉特旗多年平均地下水资源量折算到相应论证单元，项目区论证范围总补给量计算结果为19077.1万m3/a。将《内蒙古自治区水资源综合规划》中地下水资源量折算到相应论证单元，计算成果见表2。将面积—倍比法计算成果与均衡法计算成果相比较，可以看出，本次各论证单元地下水资源量计算结果与水资源综合规划面积折算成果相差误差为1.3%～8.8%，误差不大，故认为均衡法计算的各论证单元地下水资源量计算结果准确、合理。

图1　南传佛教信仰调查

由图1可以看出，现代社会人们信仰南传佛教更多的是寻找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很多年轻人没有出家的经历，认为在寺院修行只是一种习俗，其佛教信仰逐渐淡化。查尔斯·泰勒曾经这样说过，“我们不禁要不时地前后打量、左右观望，在充满怀疑与不确定性的境况中活出我们的信仰”[13]南传佛教信仰整体上呈淡化下降的趋势，这也正是寺院教育走向衰落最重要的原因。

(二)国民教育与寺院教育的冲突

建国后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制度，教育法规定学龄儿童必须接受学校教育。傣族男童入寺大约在7～10岁之间，这同国家规定的小学入学年龄相冲突，生源问题成为佛寺教育同国民教育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文革”结束之后，西双版纳地区兴起一股“宗教热”，部分学龄儿童出家当和尚。1999年对勐海勐遮乡曼恩村公所的曼刚寨进行的文化程度调查，显示了佛寺教育与学校教育间的生源矛盾。

表1　曼刚寨7岁～48岁人口(共356人)文化程度一览表(1999年)

年龄人数其中女性高中人数其中女性初中人数其中女性小学人数其中女性识傣文数其中女性脱盲人数其中女性文盲人数其中女性半文盲人数其中女性7-123615----3115--------13-153420--11102310--------16-251105600325537166611000026-40137610015771361153812210041-48392000137201220410000

从表1可以看出，16～25岁的村民占人口比重较大，但受小学教育的比例最低。这一年龄段的村民是1974—1983年出生的人口，学龄开始期约在1981—1991年间，正值宗教复兴发展期，不只是适龄儿童选择出家为僧接受教育，大量大龄群众也选择出家。“1982年，勐海县小学入学率从1978年的80.1%下降为58.3%”，[14]义务教育普及推广困难，生源问题矛盾尖锐。为了妥善解决佛寺教育与国民教育的冲突，1988年12月经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勐遮景真佛寺开办了2个“和尚班”，就学的和尚来自附近的9座佛寺共有83人(其中佛爷6人)。这与将和尚招收进入学校相反，“和尚班”是指将学校搬进佛寺，是协调佛寺和学校关系的特殊措施。另外还有在勐海县佛协学校还举办升学班、勐海县勐混乡中心学校还兼顾培养僧才，勐罕镇佛协举办住持培训班，学制三年。

(三)素质教育与寺院教育的冲突

南传佛教传统寺院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宗教神学的教育，其教育目的、内容、方式方法与素质教育相距甚远。素质教育“从广义上讲必须面向全体人民，包括任何一名社会成员，都必须通过正规的或非正规的途径接受一定时限、一定程度的基础教育。从狭义上讲，是指素质教育必须面向全体适龄的青少年儿童，使他们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15]在寺院教育中佛教戒律、佛教经典、佛教教义和宗教伦理是必学的，也是主修课程，像天文历法、医药、算学、艺术等学问则依兴趣而定，算是“选修课”，并未形成独立的教育体系，得不到进一步的发展。佛寺教育毕竟不是正规的国民教育，没有统一的学习年限和固定的课程设置，小和尚在寺院的生活非常轻松，除佛爷可对小和尚进行轻微的体罚外，其他任何人，包括学校教师和父母都无权对小和尚体罚。小孩子自制力相对较低，无人督促学业，加之语言文字的障碍，所以作风散漫，学习较差。[16]据2008年邱开金对西双版纳州的傣族妇女调查可知，281名受调查对象中的76.6%没有明确表示真心愿意将孩子送入奘房。[17]素质教育要求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家长更愿意把孩子送到现代化的、多样的、开放的、灵活的、立体的、正规的学校教育中学习。

(四)主流文化与寺院教育的冲突

在全球化进程的影响下，新的文化也层出不穷，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科学基础和技术支持。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主义文化必须是主流文化。随着改革开放深入进行，市场经济的冲击，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并存，宗教文化、山寨文化、网络文化、韩流文化等也在盛行。这种冲击也影响到傣族地区，也存在着“在市场经济大潮面前，先行者的崇高与超俗，殉道者的悲壮与执着，思想家的深沉与睿智早已被人们忘到九霄云外，人们竞相追逐的是金钱和物质享受，很少有人再去思考人生的意义，很少有人再去追问形而上的信仰。”[18]相对于主流文化和现代文化，寺院教育内容固化、方法单一、枯燥无味，教学模式封闭僵化，在主流文化与寺院教育这两者之间几乎没有选择性和竞争性。

傣族社会保留了精美的工艺技艺，如刺绣、制陶、剪纸、造纸、竹编、傣锦等多种传统民间艺术形式。傣族自制的陶器在古代广泛用于日常生活和佛事活动中，深受当地民众喜爱；主要流传于德宏潞西市的剪纸最早见于祭祀场所，广泛应用于宗教、丧葬嫁娶和日常家居装饰中；耿马孟定镇芒团村的“傣族构皮手工造纸技艺”所制作的“构皮纸”是当地民众抄写经书、书写作画的首选；傣族世代相传的竹编技艺创造了精美别致的床、桌椅、饭盒、斗笠、鱼篓等多种具有实用价值和欣赏价值的工艺品；傣族的织锦图案别致、色彩鲜艳、工艺精巧、种类丰富，畅销国内外。傣族传统的工艺同傣族人民的日常生产生活和宗教活动密切相关，充分体现了傣族人民的智慧和勤劳，反映了他们对大自然的审美情趣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傣族的工艺文化缺乏传人，传承即将出现断层，优秀的傣族传统民族文化亟待保护与继承。傣族民间艺术中蕴含着傣族悠久的文化传统和审美观念，具有不同表现形式，如舞蹈、壁画、音乐等。傣族传统舞蹈是傣族人民表达情感的一种舞蹈，有表演性的孔雀舞和蝴蝶舞、自娱性的戛伴光舞和象脚鼓舞，还有祭祀性的祭祀鼓舞和跳龙舞等，品种繁多，形式多样。傣族音乐主要包含戏曲音乐、歌舞音乐、民间歌曲和说唱音乐四大类。傣族壁画多表现为佛寺壁画，以佛教题材和佛教故事描绘傣族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反映了傣族的生活习惯、风俗、风情，有较高的艺术教育价值。

(五)学校教育与寺院教育的冲突

20世纪50年代前傣族社会没有一所严格意义上正规的学校，随着的新中国建立，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有了历史性的发展，学校教育取得显著的成绩。然而寺院教育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更是无法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9]它与当今社会严重脱节。寺院教育入寺第一年的童僧要学习佛教基础知识和戒律、《三十二身份》和《童子问》等，掌握傣文字母和巴利语字母。主要的学习活动有诵经、练习傣文书写、抄写经文、刻写贝叶经等，也会做一些基本的数学运算训练等。第二年学习做人行善的因果报应之理。第三、四年学习涉及伦理、道德、哲学、逻辑等方面的知识，考试合格可晋升僧阶。第五、六年同样学习之前的知识，但内容更为丰富深奥。在适龄人接受全面系统的义务教育时，傣族儿童专学习佛学知识，没有在特定时间接受九年义务教育所规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学习，就无法与现代社会接轨，况且新时代的佛教僧侣担负着对外交流、扩大中华传统文化世界影响力的重要使命，然而未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对外语、计算机、国家安全等现代知识缺乏的僧侣，就无法更好地进行文化交流。

三、南传佛教传统寺院教育现代转型的路径

南传佛教传统的寺院教育有其固有的传统优势，但面对现代化的挑战，针对上述诸多冲突，必须寻求新的转型路径，谋求新的举措，展现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的风采势在必行。

那个时候，姥爷给一家人盛菜，我的碗里必定有最多的丸子和嫩菜叶，然后是姥姥，最后剩下的菜帮子永远是姥爷口中的“最爱”。

(一)继承发扬优秀的傣族佛教文化

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19]以佛教为题材的傣族民间文学是傣族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现行的作品主要有《佛祖的话与凡人的话》《谈寨神勐神的由来》《泼水节的传说》《象脚鼓的来历》《贪婪的鹭鸶》《小雀战胜大象》等等。这些作品不仅呈现了本民族的发展历史与风俗，同时也反映了该民族的民族性格和审美意识，是传承傣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重要载体。

品牌化战略是传统纸质报纸长远发展的支点。思想性、专业性、掌握有价值的信息成为打造品牌的重要方法。在海量的纸质媒体和新媒体的世界里，人们需要筛选出适合自己的媒体获取信息。因此，传统纸质报纸要形成其独特的风格，形成一张文化名片印在人们心中，让其产生对报纸品牌的信任感和依赖感。而建立专业性和富有特色的品牌是诸多著名的传统报纸、期刊的成功之道。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传统报业应该静下心来打造专业性品牌，在内容方面精益求精，以专业化特色化内容获得报纸品牌的长远发展。

(二)深入挖掘以佛教伦理为基础的道德教育

傣族全民信仰南传佛教，寺院教育对傣族社会具有良好的道德教化作用。傣族地区有句谚语“有树才有水，有水才有山，有田才有粮，有粮人类才能生存”，将森林视为第一生命，草木亦有佛性，这与傣族的佛教信仰有着密切联系，佛教对生命珍惜和关爱影响到傣族的生态观。

模态参数提取时,首先要对频响函数进行曲线拟合。曲线拟合常用正交多项式法和LCSE最小二乘复指数法。频响函数[9]中包含了模态参数，其表达式为:

南传佛教的道德教育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寺院教育，二是宗教活动和宗教节日带来的集体教育，三是还俗后的家庭教育。其道德教育周期贯穿人的一生，受教育面积广，教育环境随处可见，作用十分显著。南传佛教的教理教义教规中有着便于社会道德建设的公共伦理资源，佛教五戒中的不偷盗、不杀生对于维护社会的安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加强以佛教伦理为基础的社会公德教育，从宗教方面说教，将原始的道德观念上升到人与人、人与神之间的情感关系情境中，把世俗公德神圣化，将更有利于傣族社会公德良好的风气塑造。深受佛教伦理影响的傣族名著有《爷爷教育子孙》《土司对百姓的训条》《父亲教育儿子处世的道理》《教育妇女做媳妇的礼节》，包含了父子、夫妻、子女关系处理中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傣族民族群体内部在南传佛教伦理的影响下，对本民族的认同感增强，民族内部团结。傣民族和其兄弟民族也形成了良好的交往关系，民族之间相互平等、相互尊重，共同维护了西双版纳地区社会的稳定、民族的团结。南传佛教伦理这种社会整合的功能，使傣族形成了爱国主义的精神”。[20]南传佛教伦理有利于傣族社会成员之间的价值观整合和调整社会行为规范。

电压短时中断对用户负荷影响可按停电持续时间对负荷的影响划分为4类[15-16]：1)一般敏感负荷，分钟级的短时停电即暂时中断就会对其造成影响和危害；2)敏感负荷，秒级的短时停电即瞬时中断就会对其造成影响和危害；3)特别敏感负荷(几十至几百毫秒)，即瞬间中断就会对其造成影响和危害；4)严格负荷(毫秒级，0.02 s内)，即短时停电就会对其造成影响和危害。

(三)培养良好的家庭养成教育

笔者与研究生尉少华、张晓于2015年9月对德宏州梁河县进行实地调研和访谈、问卷。

傣族家庭养成教育主要有三种：一是言传身教。父母是最好的老师、最好的榜样。早先傣族地区的男性多接受过南传佛教的寺院教育，即使现阶段的儿童对进入寺院修行不感兴趣，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入寺修行，但父辈和祖辈是虔诚的佛教徒，父母的行为和日常风俗习惯在日积月累中对孩子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对于继承和发扬优秀的傣族文化和佛教文化具有引领作用。二是生产生活教育。傣族的《农事歌》讲的是生产技术、生产季节、生产过程，实践劳动可以培养孩子的独立性，促进良好个性品质的形成。家长可以经常带领孩子一起从事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劳动如渔猎、耕作等，让他们在参与劳动的全过程中接受相关知识，掌握生存生产技能。三是文化熏陶。云南傣族地区的民间故事和歌谣，如傣族的叙事长诗《阿銮长诗》是傣族民间故事的总汇，内容涉及当时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阶级关系、伦理道德、婚姻恋爱等。父母敦促孩子阅读本民族的经典读物，有助于孩子识别真善美，假丑恶，这是是家庭养成教育和傣族文化有机融合的重要体现。

(四)创办新时代佛学院

佛学院是培养僧才的重要场所，僧才缺乏是近代中国佛教衰落重要原因。太虚大师认为：“故今为保存发扬整个的佛教计，必须造成真能住持佛法之僧才，为风雨飘摇中的佛教僧寺开一新出路此为办僧教育之目的。”[22]20世纪初中国的新型佛教教育以杨仁山居士创办支那内学院和太虚大师创办武昌佛学院为开端，在内地出现了寺庙教学的社会风气，对西方教育模式选择学习，改变了传统寺庙“师带徒”的教育方式，成为了佛教界划时代的创举。建国后中国佛学院于1956年在北京成立，到现在已经发展为具有本科和硕士办学层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重申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全国逐步恢复40多所佛学院，担负起了培养高水平佛教僧才的任务。20世纪80 年代中期云南通过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提出设立“云南上座部佛学院”的申请，但因未列入全国地方宗教院校系列而一直未能成功筹建，直到1991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局成立后“云南上座部佛学院”才正式列入“全国地方宗教院校系列”，在云南地区开始兴办，1997年正式更名为“云南佛学院”。

[1]　黄海涛.中国西部民族文化通志·教育卷[M].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196.

(五)开发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

传统南传佛教的寺院教育内容固有其合理性的存在，但是教学内容和教育方式同现代社会脱节，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和社会的需求，开发科学合理的南传佛教课程体系是现代新型佛学院创办之初的重要任务。2013年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中国藏语高级佛学院调研时指出：“高级佛学院应在进一步提高学员佛学专题研修能力和水平的同时，重点要提高学员思想政治素养，拓展学员社会视野，丰富学员综合知识，培养学员语言和计算机应用能力，造就适应藏传佛教新情况、新要求的爱国爱教高素质僧才。”[23]现代佛教教育模式主要是将传统的经院式教育与现代院校式教育有机结合，在主修佛学知识的基础上，兼顾学习系统的科学技术等现代文化知识。把现代社会的多元化融入佛教教育，重塑了佛教发展的方向，不同学科同傣文佛学之间的交叉，广泛建立的社会教育平台和教育课程资源。

云南佛学院课程设置丰富详细，有语言类，如：语文、藏语文(正字法、文法、因势论、辞藻学、正论、修辞学、书法)、巴利文等；佛学类，如：中国佛教史、印度佛教史、佛教哲学、佛学基础知识、十善业道经金刚经、俱舍论等；戒律类，如：宗教政策及法律法规、沙弥律仪、比丘戒、菩萨戒、南传戒律等相关课程。傣族人民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为了使学僧同时掌握傣文和汉语文综合文化知识，提高佛学院学僧的汉语文化水平，2005年3月，西双版纳佛学院开始与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联合举办“傣汉双语”中专班，分别教授汉语课程(包括语文、数学、英语、社会科学常识、写作、计算机等)和傣文佛学(《佛陀语录》《释迦牟尼佛传》《南传戒律》和巴利文等)，毕业后颁发国家承认的中专学历和佛学毕业证书。建立“多元文化课程还可以通过区域性或地方性的课程以及乡土课程的开设来完成”，[24]开设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也包括校本课程、乡土课程的开发，在傣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中，把南传佛教的文学艺术、民间文化、民间艺术编入、融入到乡土教材和校本教材中，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扬和教材建设。

(六)培养高素质的僧才

培养高素质僧才是佛教的立教之本。1992年赵朴初先生在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当前和今后相当时期内，佛教工作最重要、最迫切的事情，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25]寺院教育主要是靠高阶僧人言传身教传授知识和佛法，僧才对于南传佛教同样重要。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后，各地重建、新建的南传佛教寺院大量涌现，出家较多的是年轻人，虽有少部分老人、居士重新出家和极少部分僧侣从境外回国，僧众人数有所增加，但僧团队伍中佛学水平高的僧人非常少。多年来没有高水平僧人来教授小沙弥，他们主要是由水平一般的在家居士教学，与日渐增多的寺院数量形成鲜明对比，我国南传佛教高阶僧侣资源极度匮乏，培养高素质的僧才成为重中之重。

云南巴利语系高级佛学院的建立，不仅有利于提高寺院向学校输送僧人的积极性，培养高素质的僧才，学僧毕业后，有的到泰国、斯里兰卡、缅甸等国学习深造，有的到江西佛学院、广东佛学院、上海佛学院继续学习，有的回到寺庙担任教职人员。1995年5月，经国家宗教局批准，云南佛学院西双版纳分院在西双版纳总佛寺正式挂牌成立。西双版纳佛学院致力于培养南传佛教初级、中级、高级僧才，培养西双版纳州及云南省信仰南传佛教的其他地州的爱国爱教的年轻骨干僧才。1995年至2000年分院已毕业4个班45人，先后举办各种培训班7期培训315人，其中佛寺住持培训班1期60人，信教群众佛学知识培训班2期60人，宗教植物文化知识培训班2期120人，艾滋病防治相关知识培训班2期75人。同时分院还向社会开办泰语速成班，与州佛教协会举办艾滋病防治知识培训班，与西双版纳宗教植物文化协会举办宗教植物文化知识培训班。[26]在文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南传佛教在开展民间外交等方面发挥着的积极作用。是否拥有高素质的僧才承担历史赋予的使命关系到我国对外交往的形象和国际影响。在新时代，高素质的专职宗教人才对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社会和谐以及对外民间交流具有重要的作用。

[8]　保罗·蒂利希.文化神学[M].陈新权,王平,译.工人出版社，1988:190-191.

[注　释]

①　《土司对百姓的训条》、《爷爷教育子孙》、《父亲教育儿子处世的道理》、《教育妇女做媳妇的礼节》。

阿克苏是新疆自治区的农业大区，其境内的渭干河灌区属于一个典型的山前平原灌区，灌溉水源主要是黑孜水库以下的渭干河，并适度开采地下水，灌溉面积257.30万亩。灌区受益范围有3县28个建制镇，总人口61.77万人。目前灌区渠系老损严重、效率低下，水土流失、水资源浪费严重，供水成本不断加大，严重影响效益发挥，因此必须实施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本次工程设计改造渠道270.86km，规模为中型，工程级别为4级，临时建筑物为5级。

倒立摆系统由一级摆杆、小车、铰链、丝杠、角度编码器和导轨等部分组成.在忽略一些次要因素影响后，一级倒立摆可抽象为由小车和匀质摆杆组成的系统，如图1所示.

英国著名教育家洛克在《教育漫谈》中曾经说过：“事实上，一切教育都归结为养成儿童的良好习惯，往往自己的幸福都归于自己的习惯。”[21]著名教育家叶圣陶也曾说过，“什么是教育？简单一句话，就是要养成良好的习惯”。而儿童的良好习惯则主要来自于家庭的养成教育过程，家庭教育的主导者即父母对孩子的心理、行为都起到引导或潜移默化的作用。在云南傣族地区，接受过寺院教育的人普遍赢得社会的尊重，没有当过和尚的人被看不起，家中的长辈皆为佛教徒。在这样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下，儿童不仅会在寺院接受知识和道德的熏陶，在家庭日常渔猎农作生活中也随处可见南传佛教寺院教育的影响。傣族长者多善于在丧葬嫁娶、宗教节日等重要场合融入教育内容，教育后辈尊老爱幼、与人为善等，生动贴切、通俗易懂。

[参考文献]

云南佛学院现共有院本部和三个分院四个校区，院长由省佛教协会会长刀述仁居士兼任，位于昆明市安宁市温泉镇的院本部主要负责培训汉传佛教僧才，设于迪庆藏族自治州的藏传佛学分院负责培养藏传佛教僧才，分别建在西双版纳州和德宏州的两个南传佛学分院负责培训南传佛教僧才。云南佛学院与传统的寺院教育相比办学地点集中，教室、机房、图书阅览室、食堂、篮球场、宿舍以及佛堂等硬件设施较为完备；院长、副院长、教研组、班主任等教学管理组织完整；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课程设置比较系统，兼具普通高等学校的课程；借鉴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方式，明确了校纪校规和奖惩制度。但是云南佛学院办学经费不足、师资力量缺乏、学校管理力度和政府关注程度等因素外影响着学院的发展，还有学生来源地、民族构成、入学时的文化基础的不同等增加了佛学院的办学难度，对于兴办高水平的云南佛学院还需要国家、社会和宗教各界人士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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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傣族地区南传佛教的寺院教育不仅为其发展信众和培养僧侣，还承担着傣族幼儿的启蒙教育，为傣族传播文化知识提供了重要场所，是傣族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同时还在傣族社会道德教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优势还体现在“一是佛教信众和专职宗教人员的初期培养；二是为傣族社会培养符合其社会习惯和法则的文化人”[27]长期以来寺院教育在傣族地区经久不衰，“佛寺是学校，经书是课本，佛爷是教师，和尚是学生”[28]成为傣族地区人们心中普遍的观念，为扫除傣文文盲作出了贡献，促进了傣族的民族向心力、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然而，在现代化多元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在当代传统寺院教育与国民教育、素质教育、学校教育、主流文化和社会信仰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创新寺院教育势在必行，通过发扬传承优秀的南传佛教文化、深入挖掘以佛教伦理为基础的道德教育、培养良好的家庭养成教育，还要创办新时代的佛学院，开发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培养高素质的现代化僧才等途径实现现代转型。今后，云南佛教界要进一步明确佛教教育的培养方向、培养目标，不断更新教育理念、教育体制、教育模式，以社会新观念和时代新理念来推进南传佛教传统寺院教育改革与发展，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社会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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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OpenSees 建立矩形空心墩的纤维单元模型，对4个矩形空心墩柱在考虑强度退化和粘结滑移的情况下的墩顶位移进行数值模拟，如图4、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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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拟建/在建和储备项目总量来看，近期最为活跃的长青集团在2015～2016年大举扩张，累计签署32个秸秆直燃发电项目的投资合作框架协议，拟装机规模1355MW。目前其河南方城、辽宁灯塔、山东曹县等13个秸秆直燃发电项目已签署投资协议，山东鄄城项目获得核准[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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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dkj为需求点k和供给点j之间的距离，由于本研究基于绿色交通出行方式，各类交通方式的速度不同，时间有差异，因此采用时间成本代替距离；d0表示出行极限时间；Pk为搜索区内需求者的数量；Sj为j点的总供给；G(dkj，d0)为点源要素对空间要素影响的高斯方程距离衰减函数G(dkj，d0)，计算方式如下：

[21]　约翰·洛克.教育漫话[M].傅任敢,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97.

[22]　太虚大师.僧教育之目的与程序[M]//太虚大师全书(第十九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19.

这783例患者均进行了X线平片（KODAK DIRECTVIEW DR7500 SYSTEM）检查和CT（GE LIGHTSPEED 16或PHILIPS BRILLIANCE ICT）检查。对这些病例利用PACS系统和HIS系统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出漏误诊的原因，进而找出减少漏误诊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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