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一词有多重含义，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用法。本文要谈的是西方哲学主流定义下的真理。它是思想、语言的一种性质，指的是思想、语言与独立于思想、语言之外的实在的符合，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对应关系。

“真诚”则是一种交往态度，是人在交往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种品质：诚实地表达思想，愿意对话、以理服人，并随时准备接受或回应他人对自己的基于理由的批评和质疑。它涉及的是主体间的事情，只有对人才有真诚的问题。

在西方哲学传统下，真理是知识论的话题，而真诚则属于伦理学的范畴。两者截然分离，互不相干。比如：一个人可能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但他所说的却不是真的，也就是说，不是和实在相符合的。在传统哲学讨论真理话题的地方，真诚并不在场。

软科学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融合后的交叉科学，其研究对象是社会、经济等包含人、事、物的开放复杂系统，其研究方法是定性与定量的综合集成。软技术是软科学在社会层面的表现形式之一，具有社会科学的对象性与自然科学的方法性相结合的二象性特征。在职务犯罪调查中，软技术应用表现得并不明显，而是附随于调查讯问之中。具体而言，有心理咨询技术、营销技术与谈判技术三类软技术。

本文试图通过论证表明：那种与实在相对应的大写真理观其实是一种幻象，抛弃幻象之后的真理只能以真诚为前提。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将真诚而不是真理置于核心位置。

桩顶冠梁采用C25砼浇筑，尺寸为400 mm×400 mm，钢筋保护层厚度为50 mm，主筋用Φ18 HRB335钢筋，采用焊接连接，搭接长度单面焊为10d，双面面焊为5d(d为钢筋直径)。冠梁施工时应清理桩顶，并确保桩顶嵌入冠梁不小于100 mm。

一、真理为什么重要

真诚的品质具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它们分别对应于个体和社会。从个体的角度来说，这一品质首先意味着共同体成员应该诚实地表达自己的信念，也就是讲真话而不是为了任何内在或外在的因素说谎。社会共同体的理由交换犹如一个信用网络，它的流通之所以可能，前提是每个成员都诚实地提供了他(她)的理由，这些理由是兑现真理的硬通币，它们构成了理性交流的基本要素，没有它们，就谈不上共同体基于理由基础上的辨明。只有当每个人都诚实地提供自己的理由时，人们才能彼此认真对待，将对方的理由当作自己思考的前提，加以推论，同时加入自己的理由，从而接受或不接受对方的断言。真理就是在这种理性交往的过程中显现自身的。当共同体的成员们基于私利或恐惧而不再真诚时，理性的交流便崩溃了，真理便是一种无望。当我明明知道在你和玫瑰花之间有一个镜片，你实际看到的是五米开外的玫瑰花，而我基于其他诱惑或威胁不能或不敢坦言相告时，真理便随之逃匿了。为什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对于寻求真理的人来说是如此的重要？因为没有这样的精神，就扼杀了真理之可能。每个人真诚说出自己的想法和理由，是获取真理的前提，由这样的共同体成员所结成的社会，才是真理显现自己的平台。

首先是摆脱人的偶然性。人是一种奇特的动物，在他(她)身上体现了有限与无限的冲突。作为有限的个体，人和动物并无二致，只是一种偶然的存在者，如宇宙间的一粒尘埃，来去匆匆，转瞬即逝。但人与动物的不同处在于，他(她)有思想，会超越当下，思考明天，思考未来。他(她)是动物，但又有神的追求，总想摆脱自己的有限性，总想和无限、大全居住在一起，总希望在偶然、个体、变化所构成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不变的大写实在或上帝。由于将自己与这不变的大写实在联系在一起，偶然的有限个体便成了绝对的大写实在的一部分，个体的生命于是便有了普遍的意义。哲学上对真理的崇拜与宗教上对于上帝的崇拜其实是一致的。安身立命是追求真理的最大前提。当有人说，他(她)追求真理，纯粹是出于对真理的热爱时，他(她)当然是对的，那的确是他(她)发自生命深处的一种追求，没有任何外在的原因。作为一个人，他(她)天生就有追求真理的本能冲动。然而，这种本能冲动绝不是与他(她)的生命诉求无关的，恰恰相反，它直接出自他(她)的生存需要。在此意义上说，真理首先不是一个认知概念，而是一个价值概念，或如尼采所言，是“一个安慰、一个义务、一个律令。”[1]

其次是摆脱环境的偶然性。人们追求与实在相符合是因为人们需要安全感。一个充满偶然、变化的世界，是一个粗糙的让人不安的世界。它带给人们的是恐惧、恶心①。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人只能听命于命运的摆布。当人类智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他(她)不可能满足于这样的环境，而一定要寻找这种变化背后的那不变的本质。这本质对变化的世界做出了不变的解释，它为人们带来了确定性，从而使人有了安全感。根据杜威的说法，人类最初寻找安全感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与神的合二为一，这是宗教的途径；另一条是诉诸技艺，诉诸环境的物质交换活动，这是实践的途径。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前者一直高于后者。哲学形而上学的真理和宗教的上帝在帮助人们从偶然的现象界中提升起来以达到确定性方面是殊途同归的。区别只在于方式的不同，哲学因为要达到最大普遍性，故不能采用情感的方式而只能采用概念的方式、逻辑的方式[2]。在这个意义上说，真理不是在先的，而是在后的，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发明的②。

最后是摆脱社会的偶然性。真理对于人类之所以如此紧要，是因为它构成了共同体成员团结的基础。如果共同体的每一个个体都只是时间中的偶然存在者，要使他们将彼此当作同类，遵守同一个规则，追求同样的目标，就几乎是一种无望的事情。一切在时间中产生的东西，一定也会在时间中消亡，将人们团结在一起的粘合剂不可能具有时间性，人类协同性的基础不可能奠定在偶然存在物之上。只有当我们发现了每个个体背后的大写实在性也就是人的人性或本质之后，我们才有了团结的基石，才有了把我们和动物一劳永逸区分开来的根据。对于大写实在(人性)的发现，将我们紧紧结合在一起，共同拥有了“人”这个名字，并同时使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方向，社会因此而有了所谓的进步[3]。就此而言，真理不是我们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我们必须拥有的社会稳步前行的保障。一旦没有了哲学家们所说的真理，怎么能保证人类不陷入肉欲横流的深渊，怎么能保证人类会从猴子向神攀登？

二、真理为什么不重要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与实在相符合的真理只能出自神的视角，非我们人类所能谈论。康德已经向传统符合论发起挑战，他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实在构成了我们思想的界限，不要试图去想象实在是什么，不要试图对实在有任何的描述。我们所有关于实在的认识都是关于实在对我们的显现的认识，都与我们的认识方式不可分离③。所谓思想与实在的符合，其实是思想与我们关于实在的思想构造的符合。

康德的这一观点在当代知识论的讨论中得到了加强。人们发现，“真理”其实并不是一种性质，它并没有就思想、语言与实在的关系说出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内容。根据传统符合论的说法，当我们说一个语句或命题是“真”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个语句或命题与实在有一种符合关系。也就是说，“P”是真的，当且仅当P。后面这个不带引号的P是有语义内容的，表明了实在之所是，或者用现代谦虚的说法，表明了事实之所是④。问题在于，真理这个概念本来是要解释P的内容是什么的，因为它揭示了实在之所是，但现在我们发现，如果我们不预先知道P是什么，我们对“真理”的内容便一无所知。从语义学的角度说，当一个人说“‘P’是真的，当且仅当P”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在用肯定的语气断言了P这个事实。“‘雪是白的’是真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是：“雪是白的”。“‘存在一个真实的外部世界’是真的”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是：“存在一个真实的外部世界”。当一个人说：“‘鲁迅写了《阿Q正传》’这个命题是真的”，就等于他在断言：“鲁迅写了《阿Q正传》”。“是真的”在此不过是加强语气的修饰词而已。就像艾耶尔所说的那样：“当我们回到真理的分析时，我们就发现在一切‘p是真的’这一形式的句子中，‘是真的’这个短语从逻辑上说是多余的。”[4]

于是，接下来我们应该考察的是，断言了一个事实是怎么一回事。简单地说，断言了一个事实也就是肯定了我们用元语言所表达的关于实在的信念。事实是客观的，却不是语言无涉的。面对同样的外来刺激，如何做出回应，从而做出关于实在之所是的语言报告，也就是做出关于事实的描述，和运用何种语言是分不开的。我们谈论世界的语言框架即是我们的形而上学。面对同一些外来刺激，如果要求一个澳大利亚土著和在座的任何一位，对他所看到的实在(事实)加以描述的话，可以想见，两种描述有可能很不相同。澳大利亚土著关于事实的描述，和他所运用的语言合二为一，而他的语言和他在的语言—生活共同体的生活实践密切相关。他或许不会像我们这样说“桌上有个杯子”，而是用一种奇怪的方式做出另一种事实描述(假如他说的语言我们可以听得懂的话)，比如“木头上有个可投掷物”等。因此，事实不是在传统哲学家以为的“那里”，而是在语言与环境共同建构的“这里”。传统西方哲学家们认为，真理是思想、语言与思想、语言之外的实在(事实)之间的对应，但他们没有意识到，离开了语言，我们将被置于无话可说的境地，事实是什么预设了谈论事实所用的语言⑤。

人们常常引科学为追求真理的典范，认为科学是一种纯粹客观的关于实在的追问，它最能体现人类求真的纯粹动机。然而，库恩通过对科学史的考察，明确地向人们揭示，科学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一种纯粹理性的、追求与大写实在相对应的事业。科学关于世界的探究是在范式下进行的，而范式是一种科学研究的历史传统，它不仅包含了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思维模型、科学符号，同时也充满了诸如心理学甚至形而上学信念等非理性因素。科学共同体的每个成员只能在范式中而不是范式外面对世界的，因此，他是以科学共同体一员或代表的身份谈论世界的。范式的改变与真理无关，只涉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就是说，只是作为工具被评价的。科学所关心的并不是真理，而是对问题的解决。库恩告诉人们：“我们可能不得不抛弃这么一种不管是明确的还是含糊的想法：范式的转变使科学家和向他们学习的人越来越接近真理。”[5]

假如真理只意味着思想、语言与独立于思想、语言之外的实在的符合的话，那么，追求真理既不重要也不可能。因为上述论证已经表明，这种意义上的符合论是我们难以企及的，用它来整合社会是自欺欺人的。用尼采的话说：“什么是真理？一群活动的隐喻、转喻和拟人法，也就是一大堆已经被诗意地和修辞地强化、转移和修饰的人类关系，它们在长时间使用后，对一个民族来说俨然已经成为固定的、信条化的和有约束力的。真理是我们已经忘掉其为幻想的幻想，是用旧了的耗尽了感觉力量的隐喻，是磨光了压花现在不再被当作硬币而只被当作金属的硬币。”[6]

1.3.3 刺玫果总黄酮提取方法的确立 精密称定刺玫果水提物和醇提物冻干粉1g，分别置锥形瓶中，加40mL 70%甲醇溶液超声处理30min（功率120 W，频率40kHz）,滤过，滤液蒸干，残渣用70%乙醇溶液适量使溶解并定量转移至10mL容量瓶中，加70%乙醇溶液至刻度，摇匀，作为供试品溶液。精密吸取供试品溶液2mL，测定吸光度，根据标准曲线计算，即得总黄酮含量。

三、真理其实是什么

既然追求真理难以如愿，那么是不是就应该放弃“真理”这个概念呢？我的回答是：“是又不是”。说“是”是因为，如果我们继续把真理理解为思想、语言的一种性质，即它们与大写实在的对应的话，那么上述论证已经表明，这样的真理只能是一种幻象，真理其实就是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把什么称作事实的问题，换句话说，真理问题其实就是我们凭什么把一个东西称作事实的问题。这样一来，真理便被还原为关于事实的辨明。“我们使用‘真理’一词时所拥有的唯一目标是辨明。”[7]传统哲学家所谓的真理被消解了，符合被辨明所替代，真理的处所从主客关系转移到了主体间关系，从自然领域转移到了理由领域。说一个判断是真理，其实就是说做出这个有关事实的判断是有理由的。或者就像杜威所说的那样，“真理”即“有根据的可断言性”。如此一来，“真理”这个概念便似乎没有保留的必要。

但事情并不如此简单。真理在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乃至整个西方文化传统中处于中枢位置，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放弃这个概念会带来一系列难以想象的后果，会导致启蒙以来人们信念系统的剧烈震荡或崩溃，甚至会影响到人们的日常交往。因此，对于这个概念的处理，应该慎之又慎。其实，从理性论证的角度说，仔细考察之下，我们可以看到，真理与其说应该被放弃，不如说需要被修正。西方传统哲学的真理观建立在现象与实在、主体与客体二分的基础上，这已经是一种哲学反思的结果。它与人们通常所说的真理，相距甚远。如果我们回到使用真理一词的日常情境中，回到这个概念的老家，我们就会发现，真理并不等于辨明，它完全可以被保留，也完全应该被保留。

下面让我来设想一个生活场景，通过在此场景中两个人的对话，看真理是如何在日常交往中显现自身的：

甲：昨天三亚有海啸，你孩子不是正在那儿旅游吗？没事吧？

甲：哦，原来是这样。那就好！

甲：真的！你没看今天的报纸？还有电台广播！都登了这个消息。

乙：啊！真的吗？我来问问。(给儿子打电话)……我刚才电话中问了孩子，他说那其实是预告，但海啸最后并没来，媒体弄错了。

“再说了，不是战功累累的老兵，哪有资格配娶咱，你说是不？这也是组织上给予咱们的特殊荣誉咧。老话说，女大三抱金砖，我看是男大三，保平安。我家老刀可心疼我们母女仨，有啥吃的，都尽量留着丫头和我。冬天睡不暖，他总是抱着我的双脚，放在他胸口暖。”向阳花说着说着，眼泪一滚。“当年，也不肯嫁给他，死活不肯，和你一样瞎闹。走路一前一后，吃饭一里一外，睡觉一东一西，后来生了丫头，越过越觉得苦尽甘来，前两年还一家四口去照相馆照了全家福。现在觉得，嫁给老刀嫁对了。今生嫁给他不后悔。如有下辈子，下辈子还嫁给他。”

乙：海啸？开玩笑吧？

在这段对话中，如果用我们讨论所用的语言来说，可以重新叙述如下：

甲：我相信，“三亚有海啸”这个判断是真的。

乙：你的理由是什么？(真被还原为辨明)

①萨特在他的《恶心》中，很好地描述了这种存在的偶然性所带给人们的荒诞、恐惧、恶心感。(参见萨特.恶心[M].杜长友，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

甲：报纸登了，电台也广播了。这就是我做出那个判断的理由。

乙：嗯，你的判断确实是有理由的、可辨明的，但却不是真的。我打了电话，我有你所不知道的理由，因此我可以说，尽管你的判断是有理由的，但却不是真的。

通过这段简单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到，真理只能在辨明的层面来谈论，但真理不能等同于辨明。我可以说你的判断是正当的、有理由的，但我却不能接受它，因为我有你所没有的理由。尽管站在你的位置上做出那个判断是正当的，也就是可辨明的，然而站在我的位置上，由于我有新的理由，故我不接受你的判断的正当性。只有在我也接受了一个判断的正当性时，我才会把这个判断称作“真理”。真理与辨明的差别在于社会交往中各成员背景的差别，显示出社会交往视角的差别⑥。

也许有人会说，上述例子可能的确表明了不能把真理等同于辨明，因为它涉及推论，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理由储备，于是辨明的路径有所不同，推论所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但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在以直接观察即知觉认识为基础的辨明上，这里没有推论的问题，是直接的当下的，因此不应该在辨明层面发生分歧。你看到一块红色的样品会说“这是红色的”，我看到这个样品也同样会说“这是红色的”，这里只涉及语言框架问题，不涉及理由的分歧，也就是说不涉及辨明的差异。所以，在直接的、可观察的场合，真理是可以等同于辨明的。

人间的好风景，就在爱意满满的心里。大家的风景，就是成为“爱之光”的一束束光源，然后依靠各级组织的力量，将无数的光源汇聚在一起，投身到创造尊老、敬老、爱老风景的队伍中来。别忘了，人生路上，请珍惜一起创造风景的人。

为了回应这一诘难，让我再举一个布兰顿曾经举过的例子⑦：当你做出“在距离我十米的地方有一朵美丽的玫瑰”判断或观察报告时，你或许是有充分理由的：光线充足、视野开阔、视力正常等等，每一个正常人站在你的位置上都会做出同样的判断，因此可以说你的判断是得到辨明的。但我会说，尽管它是得到辨明的，却不是真的。因为我有一个理由，你并不知道。那就是，我昨晚在你和玫瑰花之间安放了一面巨大的镜片，类似于照相机的镜片，它使人的距离感增加了一倍。当你说“在距离我十米的地方有一朵美丽的玫瑰”时，你没有意识到这里有个镜片，它使五米的距离看上去有十米之远。因此，我会说，尽管你的判断是可辨明的，但却不是真的。然而，或许还有第三人出现，说不对，昨晚在你走后，我又把镜片给撤了，因此你的判断或许是有理由的、可辨明的，但却不是真的，“在距离我十米的地方有一朵美丽的玫瑰”的判断才是真的！

法国强调艺术与文化教育的公平性，认为不应该让艺术与文化教育成为只是为社会中部分阶层孩子服务的“奢侈品”，而是所有孩子都能学习的基础内容之一。家庭文化艺术教育的政策应该确保所有的孩子，包括身体残疾、住院医疗，以及家庭条件差的孩子。特别是社会困难阶层的孩子，由于父母文化知识的局限，缺乏文化生活习惯，往往使其子女远离艺术文化环境。由于资源本身的平等性（如免费政策）并不能保证资源获取的平等性，法国更强调要保证100%的孩子能够“平等”地获得艺术与文化教育资源。

上述例子表明，即便在直接观察的层面上，也同样有理由的差异，辨明的不同。于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真理通过辨明显现自己，但又不同于辨明，这种不同是由参与理性交往的各社会成员的不同背景造成的。

(1)黄土湿陷系数在300 kPa压力下大约为0.5，随着压力的增大，湿陷系数先增大后减小，最后趋近于一条直线。

四、真诚是真理的前提

当真理的话题最后落实在关于理由的社会交往层面上的时候，真诚之重要便是不言而喻的了。如果真理是如传统哲学家们所说的“对实在之一瞥”的话，那么它注定是少数人的事业，与自由的社会交往共同体无关。而如果真理只能在理由的交换中显现自身的话，那么它就不是“常常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是预设了一个以真诚为品质的民主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说，民主不仅是一个政治学概念，更是一个知识论概念。

二千多年以来，西方哲学乃至西方文化，始终以追求真理为鹄的，“求真”始终是西方文化传统的终极关怀。人们不禁要问：“真理为什么如此重要？为什么人们对真理这么迷恋？”对于这个问题，哲学家们有两种不同的回答：一种认为，追求真理是人的天职，纯粹只是出于对世界的好奇，与人的生命需求、利害得失无关。另一种认为，追求真理其实是出于人的生存需要，关系到人的最大利益，并非价值无涉。前者是传统西方哲学的主调，后者是实用主义者、尼采等人的信念。本文的立场是偏向后者的，因为在我看来，对于真理的向往，其根本动机与人类渴望摆脱三种偶然性密切相关。

在一个健全的社会，人们应该警惕那些大概念。神圣的概念下面最容易塞进肮脏的私货。要像詹姆斯所说的那样，拷问这些大概念下的“兑现价值”，拷问这些大概念的来由。与其要求一个社会拥有多少真理，不如先要求一个社会倡导真诚，倡导说理。因为正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真理不是对于大写实在的一瞥，而是理由交换过程中的断言的自我辨明。罗蒂有段话，说得挺好，不妨拿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在进行实验之前还有一些准备工作需要进行，搜集患者在院治疗糖尿病的各项身体数据，并将其进行整理，方便和之后的情况进行对比。做好患者的心理工作，让患者明确认识到糖尿病自我管理模式健康教育的重要性，降低患者的抗拒心理。在本次的实验过程中，对照组中有6例患者，比较抗拒健康教育，通过医护人员的耐心开导，最终使其配合健康教育工作进行。

政治上的独裁者常把自己当作神的化身，知识上的独裁者常把自己当作真理的化身。他们的共同之处，是拒绝批评，拒绝讨论，拒绝他者。他们是不真诚的、非理性的。他们以为真理在握，其实是真理的最大敌人，因为他们堵死了通往真理的道路。通达真理的路径本是多重的、双向的，一旦它的路径变成唯一的、单向的，由少数人所发现然后通告世间的，这少数人便自然拥有了某种高出众人的特权，他们或者以上帝的使者身份或者以真理代言人的身份凌驾于众人之上，自认为窥探到天国或宇宙的奥秘，明了人类的未来和历史的规律，对于他们的任何质疑也就是对真理的不敬。他们不懂得，杰出人物之所以杰出，不是因为杰出人物知道了人们所不知道的实在的本性，而是因为杰出人物更能提供通常人们所不具有的理由，并能据此说服大众。人们赞颂他们手握真理，其实是在赞颂他们更有道理，并具有更加真诚的品德。

这里，我想特别强调的是“规则的遵守”。因为当一个人学会通过提供理由来为自己的信念加以辨明时，他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已经愿意进入理性的交往空间。但要注意的是，他是共同体的一分子，他所说的理由能不能被共同体认可，从而成为“道理”(公共的理由)，却不是由他自己说了算的，这里有个“遵守规则”的问题。共同体在长期的生活实践过程中所自然形成的规范，决定了他所说的理由能不能算作理由。一个小偷可以把“昨天失手”当作“今天行窃”的理由，但这样的理由对于一个正常的社会共同体来说，绝不可能被接受为正当的理由，因此绝不可能接受小偷的行窃信念是得到辨明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此语境下，规范不允许小偷的理由成为理由。只有当理由不只是私人的同时也是符合规范的从而是公共的时候，它才真正成为理由，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称这种理由为“道理”。在只有一个人的地方，由于不存在规范故不存在理由的相互印证，因此也不存在真理的问题。我说是真理便是真理，这实际上已经取消了真理这个概念。

从共同体的角度来说，要鼓励共同体成员追求真理，首先就应该创造、培育真诚的氛围：第一，不在具有基本理性能力的共同体成员之间划分等级，赋予一部分成员以话语特权，让他们高人一等；仅仅因为他们的财富、身份、地位乃至过去的业绩，就可以按照他们的意志颁布真理。他们必须在与其他共同体成员的理性交流中，证明他们的主张的确是更加合理的，真正做到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第二，不因为共同体的某些成员在某些领域拥有真理而赋予其跨越领域的特权。专家在本领域确实拥有更多的知识，了解更多的事实，从而拥有更多的理由，其断言具有更多的真理性。但这不等于他(她)在该领域之外同样具有更多的知识和理由从而具有更多的真理。一个成熟的共同体，应该明确地划出界限，在界限之外的理性王国中，专家和常人应该是具有同等身份的公民。第三，鼓励共同体成员敢于直言，杜绝一切因言获罪的可能。一个万马齐喑、噤若寒蝉的社会，是容不得理性交流的。在一个没有忠言、不敢忠言的沙漠之地，真理之花无从开放。真诚地说出自己的意见，不是不会犯错误，而是更有可能犯错误。但和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不同，在此，错误不仅不是真理的敌人，而且正是真理的催化剂，人们正是在错误中相互纠正，从而获得真理的。一旦错误不再存在，也就意味着交往视角的差异不再存在，真理也就同时不再存在了。第四，创造条件，鼓励共同体成员通过理由的交换，以及对规则的遵守，学会用说服而不是压服的方式，改变对方，同时改变自己，真理只能在这种动态的交互作用的温床上得到培育。大学、科学院的首要功能，不是一批训练有素的未来职业从业者的圈养地，而首先是探求真理的殿堂，是在理由的交换过程中，通过相互讨论、彼此倾听、说服而共同拱卫真理的示范。

步骤4 以加权SHNN-CAD为例，若pi>ε1，则将该目标回波判定为SST，其中ε1为异常程度值门限，i=i+1；

五、结语：如何拒绝相对主义

用基于真诚的社会理性交往来替换与大写实在的对应，可能让一些人担心，这会不会导致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相对主义是社会、文化的腐蚀剂，对于相对主义的恐惧，是我们祈求大写实在的理由。我们都希望有一种大写真理存在，希望有神一样的人洞悉了这样的真理，从而为我们指明前行的方向。然而，遗憾或幸运的是，我们是人，因此只能站在人的立场上，为社会团结、未来方向制作蓝图。这样的蓝图不是建立在与人之外的上帝或实在本性相符合的基础之上的，而是生成于人们的传统、历史、文化之中，在人们的生活实践中演变而来的。我们的先辈加入了当下的对话，他们的理由同样成为我们用来辨明信念的根据。我们读什么书，在什么环境下长大，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决定了我们怎样筹划未来，从什么地方寻找理由。这是一个动态的有着不确定性的确定性，它是我们唯一可以诉求的立脚石⑧。

导致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不是缺乏真理而是缺乏真诚。在一个真诚的社会中，人们是讲道理的，是遵守规则的。在这里，规则不因为不是对外在大写实在的反映而失去它的客观性和权威性。历史、传统在此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历史、传统中积淀下来的各种规则，对于当下每个共同体成员来说，是客观的、具有权威性的。过去建立在与大写实在相符合基础上的真理，现在让位于建立在与历史、传统中形成的规则相符合基础上的辨明。一个成熟社会的成熟公民，不会因为理想是人的理想，而失去对它的热情，也不会因为原则是人的原则，而失去对它的敬畏。

在一个不真诚的社会，不会有讲理的要求，在一个不讲理的地方，有的只是任性，只是每个人的为所欲为。这里没有规范，没有标准，人人自以为是，虚无主义横行。因此，恰恰是不真诚的、不讲理的社会才会导致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泛滥。真诚的反面是虚假，一个社会的虚假所带来的祸害远比一个社会没有真理更可怕。为什么？因为虚假会毁掉整个社会的根基，不真诚的虚假一旦伸出哪怕只是一点点的苗头，蔓延就是不可避免的。就像白蚁会毁掉任何一个看似宏伟的大厦一样，虚伪和谎言会毁掉任何一个看似繁荣的国家。

或许阻止相对主义的一种有效途径是诉诸老大哥的权威。在一个全面控制的社会，是没有相对主义之虞的。老大哥的“真理部”已经颁布了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人们既没有对话的空间，也没有对话的可能(新语已经使人们只能说一种话)。这样的社会，犹如一个人的荒岛。老大哥说什么是真理，什么便是真理。这毋宁取消了真理，相对主义固然消失了，但真正意义上的真理也在任意的蹂躏下不复存在⑨。

其次，对于个体来说，真诚的品质还意味着他(她)愿意为自己的信念提供理由并愿意在与他人交流的过程中，虚心听取他人的意见和理由并随时据此修改自己的信念。作为个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视角和局限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盲点和不足，这是不可避免也无需避免的。关键是，对此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是加入交流，注意倾听？还是拒绝交流，唯我独尊？是诉诸说服？还是诉诸压服？一个真诚的人，毫无疑问，是倾向于前者而不是后者的。因为他知道，真理不是哪个人对大写实在本性的洞察，没有人能超越盲人摸象的局限而自诩拥有上帝的眼睛。如果他觉得自己拥有真理，那其实只意味他相信自己的信念受到更多理由的支撑，但只要他承认自己不是上帝，他就应该理性地对待同伴的意见，倾听他们的理由，并据此加强或修正自己的信念。这是一种苏格拉底式的态度，它不是将意见与知识(真理)截然分开，而是在意见中展示真理。

“2加2等于4”是否为真，根本不重要，这真理是否为‘主观的’抑或‘符合外在实在’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你相信它为真，你可以把它说出来，而不会受到伤害。换言之，重要的是你有能力与他人谈论你以为真实的东西，而不是实际上真实的东西。如果我们保重自由，真理就会保重自己[3]251。

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保重真诚，真理就会保重自己。

注　释：

嵌入式Linux操作系统定制模型如图2所示，“操作系统功能构件”实线框作为Linux操作系统配置模型的数据输入，“相关配置文件”实线框作为Linux操作系统配置模型的数据输出。

②针对传统哲学的本末倒置，尼采指出：“最后的、最稀薄的、最空洞的东西被设置为最初的东西，被设置为原因本身，被设置为最真实的实体(ens realissimum)……人类必须认真对待生病的结网蜘蛛所患的那种脑疾！——人类已经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德)尼采.偶像的黄昏[M].李超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21.)

③说“实在对我们的显现”，很容易使人受到诱惑，认为显现一定预设了背后的未显现，一定有个未显现的东西与显现的东西相对应，哪怕我难以描述它。我面前的这张可见的桌子一定是由一个不可见的桌子所导致的。在我看来，这是对康德的误解。康德想要告诫我们的是，不要试图去设想显现背后的任何未显现的实在，因为这种设想已经超越了理性的认知能力。实在的正面意义就是“停止思考！”。

④实在到事实的转变与古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型同步。西方哲学从古希腊以来，一直谈论的是“实在”，也就是真实的存在，它隐匿在现象的背后，只能通过理性的“一瞥”才可获得。“语言转向”之后，实在不再被当作不可观察的现象背后的存在，而是被当作了事实的总和。实在与事实等价，谈论实在与谈论事实互换。事实是可以观察的，因此实在从现象背后的隐匿者变成了现象世界中的可谈论对象。真理由“与实在相符合”变成了“与事实相符合”。

⑤普特南在他的《理性、真理与历史》一书中，将这一主张称作“内在论观点”，在他看来，“构成世界的对象是什么这个问题，只有在某个理论或某种描述之内提出，才有意义。……‘真理’是某种(理想化的)合理的可接受性——是我们的诸信念之间、我们的信念同我们的经验之间的某种理想的融合(因为那些经验本身在我们信念系统中得到了表征)——而不是我们的信念同不依赖于心灵或不依赖于话语的‘事态’之间的符合。”(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M].童世骏，李光程，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55-56.)同样的观点，在尼采那里得到了更加感性的表达：“作为一个建筑天才，人比蜜蜂高出不知多少，因为蜜蜂用来建筑的蜡是它从自然收集来的，而人却用他自己必须先行制造出来的精致得多的概念材料进行建筑。他因此应该得到大大的赞扬，但却不是针对他的真理冲动或纯粹知识冲动。当一个人把某些东西藏在一片树丛后面，然后又到同一个地方去找并在那里发现了它时，这种寻找和发现是不值得太多赞扬的。但是，理性领域中的所谓寻找和发现‘真理’却正是如此。如果我做出一个哺乳动物的定义，然后通过检查一只骆驼宣布说：‘看，这是一只哺乳动物，’那么我确实因此说出了一个真理，但只是一个有限价值的真理，也就是说，一个完全拟人化的真理，不包含一丁点‘本真’或任何不以人为转移的真正普遍有效的东西。”((德)尼采.哲学与真理[M].田立年，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108.)

⑥布兰顿就此指出：“恰当地理解真理的谈论，就是需要理解这种社会视角的不同：向另一个人归派一个社会身份与自己接受或采纳它之间的不同”(R．Brandom.Articulating Reasons[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2000：168-169.)。布兰顿详细地分析了这种不同社会视角下的基于理由交换的真理观(参见：R．Brandom．Making It Explicit[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1994，chapter 5.)。

⑦这个例子来自布兰顿与我的谈话。参见陈亚军.匹兹堡问学录——围绕《使之清晰》与布兰顿的对谈[M].周靖，整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17-18.

欣竹走后，思雨就有些后悔，因为他当时想向欣竹要一根头发，然后把两根头发放在一起认真地比较一下，看看究竟是不是欣竹的长发。可当时他没有张开口。他也的确不知道怎么张口向欣竹要一根头发。思雨这么一想，竟然吓了一跳，如果这根长头发真的是欣竹的，那不更加麻烦了？在妻子面前就真的是跳进黄河洗不清了。但刚才看欣竹的头发时，又的确觉得那根长发丝跟欣竹的头发一样。那根长发丝如果真的是欣竹的，又怎么会沾到自己的毛衣上呢？同欣竹根本就没有过什么近距离的接触。他跟欣竹就是上下级的严肃关系，连手都没碰过。思雨觉得自己是越想越多了，应该先把这根头发搞清楚是谁的再说。找到了这根长发丝的主人，其他的事以后再说。

⑧我在这里只涉及了同一共同体内部如何克服相对主义的问题。至于不同共同体之间如何克服相对主义的问题，这里并没有涉及。但在我看来，解决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认知、价值等冲突，同样无法求助于传统意义上的真理，而只能求助于真诚的对话。这里的情况更加复杂，讨论起来要花费更大的篇幅。关于这一点，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拙作——陈亚军.普世伦理：后验性及其原因[J].哲学研究.2009(8).

⑨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他的《1984》中对此有淋漓尽致的刻画，值得人们反复阅读。

参考文献：

[1](德)尼采.偶像的黄昏[M].李超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25.

[2](美)杜威.确定性的寻求[M].傅统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2.

[3](美)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M].徐先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67.

[4](美)艾耶尔.语言、真理与逻辑[M].尹大贻，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65-66.

[5](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53.

[6](德)尼采.哲学与真理[M].田立年，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106.

[7](美)罗蒂.真理与进步[M].杨玉成，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4.

由此，针对游客在景区的核心需求，如何运用化繁为简的方式获得最全面的游玩方式，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这样既可以最大程度的节省游客时间，全面统一的查看某个景点的景观魅力，又可以让游客们感觉到旅游的轻松便捷，自由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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