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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情感建构

更新时间:2016-07-05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要加强理论武装,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1]41历史地看,十九大对意识形态建设的筹划至少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突出强调“有效性”,二是突出强调“人的情感”。

的确,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推进,尤其是在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和“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迫切需要与之适应的文化软实力来支撑,这不仅是统筹凝聚国内建设力量的要求,也是主动拓展地缘战略空间的需要,更是有效建构国际话语体系的必然。在我国,所有这些涉及“软实力”建设的问题,从根本上既受制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又需要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

新时代催生的情感需求

从实践来看,我国现代化建设已进入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1]11

一方面,在新时代,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的“关注”格外复杂。历史一再表明,意识形态相近的国家并不意味着国家利益上共通性强,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并不意味着国家利益上共通性弱。基于“意识形态”相近而形成的国家间情感,不一定能长期与双方共通的国家利益保持稳定的一致性。同时,在国家利益的导引下,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也会不时地出现“蜜月期”。除此之外,大国力量的此消彼长也会引发切实的思想围堵、情绪对抗与心态变化;还有相当数量的“相关者”等组成的各种“国际朋友圈”内的情感喧嚣。如此等等,就使国际格局中的“情感关联”更为复杂。在当今比拼“软实力”的全球化新阶段,国家建设的应有之义中已经涵盖了思想价值的引领力、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体系的感召力和国民形象的亲和力等。而这些无形影响力及其增长,固然需要国家硬实力作为坚实后盾,也不能小觑国家间“情感建构”带来的催化作用。因此,全球化的新发展催生着新的“情感建构”需求。

另一方面,在新时代,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更加强烈。但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新媒体下虚拟集成的交往环境和日趋复杂的交往形态,使大众的行为依赖与认同困惑不断增加,使个体情感建构的“两极性”与任性化非常明显,使自我意识“二重化”[2]中的矛盾不断积累,使个体心理焦虑日趋普遍。如此等等,使个体情感的建构需求更显迫切。

综上,内政外交策略的制定、主流意识形态的宣教,就需要比以往更加全面高位的顶层设计,需要更强的国民凝聚力、国家认同感、民族自信心等来支撑;既不能受制于情绪化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心态”,也不可忽视“意识形态”与“社会心态”中合理、正当、必备的情感诉求与情感建构,这是新时代的强烈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情感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的情感要求

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成为我们的“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那么,如何认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内涵及其整体构成?除了把握内涵界定与思维向度[3]等之外,这里还需要在基本结构上至少体认三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缘由,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坐标原点。在我国,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价值指向在于“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价值尺度在于“中国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根本目标在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而或隐或显地都是围绕“中国化”问题展开的。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思想源泉与根本要求,是在中国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底色与中心主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前提和根本缘由。

第二,从横向比较来看,需要从一般性与特殊性两个角度来观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一般性而言,能引领当代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对“现代性”既能学习追求,更要批判超越;就特殊性来讲,能积极体认、理论确信与自觉把握“中国特色”的基本内涵与外延。

第三,从纵向发展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的结果及其凝聚,一是政权体系的理论创获与思想宣教,二是人民大众的情感认同与行为遵循;并以此为架构,凝聚一个普遍的价值共识与意识形态体系,推动“中华儿女”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动遵循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积极投身中华民族复兴伟业。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内容包括职业生涯规划设计、求职面试技巧、创业理论教育、就业政策、毕业生合法权益保护、简历制作、就业问题心理分析等诸多方面的理论教学,理论教学内容进一步完善。同时,在选修课方面,根据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要求,在学生考证、考研、考公务员等方面增加了新的课程内容安排,理论教学内容得到了充实。

综上所述,小组合作教学是新课改的背景下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提高了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有效提升的学生的学习效率,使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因此,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顺利开展合作学习,合理分配学习小组,科学选择教学内容,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小组合作学习习惯,及时对学生进行引导,拓展学生思维方式,有效提高教学效率,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不断发展。

通过思想宣教与贯彻落实,使主导的意识形态体系融入社会生活、化为行为习惯,实质上属于广义思想道德教育的逻辑范畴。与一般的认知教育相比,在思想道德教育及其发展中,情感体验及其建构是由“知”(知道)到“信”(信道)进而发展为“行”(做到)的必要条件与必经阶段,是思想道德发展路径中的特殊要求。思想道德中的这种情感建构,前承思想认知与道德知识,后启思想信念与道德意志,归于以善恶为标识的道德评判、价值引领与行为导向。因此,情感建构是思想道德教育有效发生发展的关键环节。

这里的情感建构不仅包括一般的心态疏导与情绪化解,更重要的是指道德感、理智感、责任感、价值感、美感等高级社会情感的体认确立与发展汇聚。“一切人的心灵在其感觉和作用方面都是类似的”[4]。一般来讲,“共情”(或“同情”)力是体察、理解、表述、导引人内心情感世界的能力,它使道德判断具有普遍性,使道德主体产生追求道德崇高的动力。“共情力”与“共情”原则正是道德感、美感等高级社会情感产生发展的关键动力与重要途径[4]。所以,意识形态建设中的这种高级社会情感建构,除了一般的社会实践外,主要是在主体之间关于价值立场、思维方式、家国情怀等形成的有效交流中得以产生,在“同情”“共情”的交往认同中而得以持续,在思想理性的魅力导引下得以凝聚。

而在我国当前的历史境遇中,“万花筒”式现代新媒体日常生活的浸泡下,普通大众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真理性的生动体验与情感关联,对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甚至“熟悉”到了“漠视”或“遗忘”的程度,甚至发生以“认同”为表征的一系列危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灵魂的意识形态体系常常被“娱乐至上”所稀释、被“消费体验”所漠视、被“无知无畏”所臆想、被“愤怒怨恨”所扭曲。

但中国人又是“情本体”的[5],不同于欧美人把国家想象或阐释成所谓“权力让渡”和“理性契约”的产物,中国人更多地将国家视为安放情感与维系道德的对象[6]。近代以来的民主共和改制中,国家更是取代皇帝成为信仰的对象,天命至上的信仰传统被转换为意识形态的信仰体系[7]。从德政仁爱、体恤民情,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难看出来自上层建筑的情感引领;从“忠君爱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到“振兴中华”,爱国主义彰显了普通大众对国家的情感律动。可见,历史虽有嬗变,但“中国人”信仰体系与国家观念中的情感建构传统却未曾中断。因此,在作为“中国人”信仰体系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情感建构实为内在诉求。

综上所述,以“共情力”为主要标识的“情感建构”,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而迫切的必然要求,就成为有效促进意识形态宣教和思想理论学习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情感不足

国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其中心议题“当然”不是“中国化”。

国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相关论著颇多。如在CNKI平台,以1979至2017年底为时限,把民族化、时代化、大众化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之中,分别以之为“篇名”检索,有论文13042篇;从数量看,主要在党的十六大(2002年)以后显著提高;从论题看,主要集中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源流、历史进程、基本经验、文化基础等,还有与新媒体、核心价值观等关联的系列论题。其中,研究者意识到“大众化”(4471篇)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重要性,但绝大多数论文呈现出的是一般描述与应对策略,仅有几位学者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现代性”问题[8]、学术定位和研究方法存在的误区[9]等,而从心理[10]、情感[11]、信念[12]等内在生成机制上能去研究这一问题的论文,近四十年中总计约十余篇。承上,总体可将其分四类:

第一,进程梳理与成果阐释的宏大叙事性研究。此类研究数量最大,研究角度基本上是对党和国家重要战略决策的多样化解读,其重要性毋庸置疑,但与“原文”相比,其历史纵深与逻辑梳理都逊色不少,除多有重复之外,还存在“过度阐释”的嫌疑。另外,由于研究文本学术化的呈现方式及研究者的个体身份,从而缺乏“原文”的在场感或情感认同性。特别是在信息化及新媒体时代,这种貌似完全为意识形态体系服务的研究,其意义和作用倒存在不小的局限。

第二,着手于原典及其传播的开拓性研究,如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观念史研究等。这种研究至少关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情感纬度之一,为真正理解把握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钥匙,也为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中国化廓清了理路,奠定着学理基础。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研究。这是当前热点之一,但其中不少存在研究定位的偏差。我们不是要回到传统经典为马克思主义寻找语义注释进而“自喜自信”,也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重构传统话语,而是在探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内核的关联与分殊中,在当前我国社会的文化结构中,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反省审视与继承超越中,夯实“文化自信”的文化心理根基。

第四,把马克思主义置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脉络中研究。这类研究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脱胎于西方学说谱系,将其置入西方(欧洲)的历史和理论背景中,更能客观地看待和评价马克思的学说。这样的研究有助于厘清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学说的理论背景及其内在发展逻辑。但问题是,这种所谓“原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和民族振兴提供政治引领与价值支撑的意识形态功能相当有限。退一步讲,即使所谓“原生态马克思主义”与现有意识形态体系在话语上有所“偏差”,在民族复兴的主旨下,这正是“中国化”需要进一步消化、转化和匡正的问题。

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繁荣成果毋庸置疑,但有四个问题值得注意:(1)研究的总态势呈现出对原有论题的深度发掘有余,对基本论域和研究方法的开拓不足,其中的“情感建构”研究明显短缺;(2)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传播的宏大叙事偏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历史情境、社会心态、语义流变等研究较少;(3)理论研究引经据典,但在社会思潮热点问题上不能以历史唯物主义风骨的“黄钟大吕”之音正视听、明是非,反而给普通大众造成某些消极刻板印象和心理偏见;(4)并没有显著提升作为意识形态灵魂的马克思主义主导社会意识、匡正社会心态、整合社会力量的思想能力与理论魅力;特别是在某些考试指挥棒下,零碎的“知识点”切割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缺乏“人”“情”滋润的理论宣教一定程度上累积着受众心理的疏离感。

当然,上述问题的成因是复杂的,但至少折射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体研究格局中“情感”研究不足的短板:“理”多“情”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情感建构问题疏于研究,不能积极回应作为“中国人”信仰体系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内在的“情感建构诉求”,不能有效应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沉积下来的“现代性”“去情化危机”,某种程度上导致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与信仰体系被“娱乐”“消费”与“偏见”等所侵蚀。

如前所述,在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中国化中,从政权体系的理论创获与思想宣教,到人民大众的情感认同与行为遵循,离不开基本情感体制的建构。为了进一步明晰问题,不妨从整体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研究形态归为两种:一是作为信仰体系或意识形态核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是作为文化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体两翼”的基本研究形态中,都需要“情”“理”两个研究维度的有力支撑。作为信仰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情”主要是,在体认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科学真理性与人民价值性相统一的基础上,建构人民大众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情感关联和情感体制。作为文化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情”主要是历史情境、语义嬗变、人文情怀等的阐发与彰显,并以此佐证其内在的逻辑结构与理论品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情境

(一)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情境

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是资本主义及其现实的矛盾运动。具体说来,这一历史情境有:(1)时间上,是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相伴随的近代社会,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以“异化劳动说”为表征的资本主义时代;(2)空间上,是欧洲社会的变迁与发展;这反映在诸如《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带有显著欧洲标识的一系列论著中;(3)价值观上,是以欧美社会为基本载体的现代性观念的成长。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个人全面发展”与“自由个性”,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每个人的自由”,实际上是对这一历史境遇所形成的“现代性”成果的扬弃。

说着说着,陆枫桥不经意间提到江云飞。罗香微微一怔,随后淡淡说:“不说他了。江大哥,江大哥他,一向来去自由,喜欢飘在江湖。”

值得一提的是,晚年马克思把研究的注意力转向人类学,探讨东方社会发展的特殊性,研究东方社会的“农村公社”与“亚细亚生产方式”,既是一种研究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追求,也表达了对自身历史境遇的进一步自觉把握。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基本情境

近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化解民族生存危机、探索国家出路一再受挫的过程中,学习、引入、信仰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其中,有多重传播路径的叠加(如欧洲—中国、欧洲—日本—中国、欧洲—苏俄—中国等),有多重文化的交汇融合,有多重社会心理的纠结转变(如追求西学的执着与挫折、续承传统的坚守与背离、面对国运的焦虑与赶超等)。由此,马克思主义从当时“主导世界”的资本主义地区来到了被资本主义侵略殖民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一个阶级对立“简单”“直接”[13]的社会来到了阶级关系日益复杂、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社会;从一个“物质丰富时代”来到了“物质贫乏社会”;从一个“法理型”社会来到了一个“伦理型”或“情理”[5]社会;从“社会化”大生产来到了“内循环”小生产;面对的不是“个性外张”“改造他人”的欧洲人,而是“德行内敛”、在“救亡御辱”的探索中“屡败屡战”的中国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上述维度的交融,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星火燎原、传播信仰的基本情境。

进一步讲,“中国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创立新中国的信仰体系与指导思想,还要在“生存危机压力”与“发展危机压力”交织并存的历史前提下,在多头并举的共时性历史任务中,在“自我化解危机”的国际境遇前,在“改造自我”的历史意识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在与资本主义列强竞争并存的格局中,改变资本主义列强施于中华民族的“命运”,逐步展现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与先进性,进而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些维度的体认凝聚,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责任担当、中国情怀与历史使命。

(三)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情境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的制度优势。正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华儿女艰苦奋斗,历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特别是十八大以来,面对国际交往复杂多变的总局势,面对我国发展转换优化的总态势,取得了全方位的历史成就,“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国家建设与社会治理得到了质的提升,人民获得感显著增强,“中国智造”日益显现,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引领发展的势头日趋明显。

第一,这种情境中有一个所谓的“启蒙缺失”。在缺失“启蒙理性”的状态下学习并接受马克思主义,进而在其指导下,走扬弃西方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首先就要夯实对国家政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情感认同。这既是心理底线,也是情感导线。在此基础上,辨识欧洲与中国社会发展理路的同异,形成中国实践中的“反思性现代性”。从而真实准确地把握历史坐标,在他人“棒杀”与“捧杀”中从容应对,在国际交往中掌握应有的中国话语权。

第二,这种情境中还有一个“社会心态”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发展中,焦虑渐成一种全民性心态,这种焦虑可能发展为一种自我折腾的隐患,也可能发展为一种自我激励的动力。这种焦虑感正是当下中国社会的现代性体验之一,往往与其他媒介结合而设置一个常为物质性的预期目标[7]。西方“理性化”的现代化,本质上是工具理性在日益开放的生产生活中不断蔓延的过程。由于近代以来特殊的现代化进程,在我国,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撕裂更为突出,不仅裹挟催动有形物质“资源化”流通,而且压缩改写中国人的精神发展,品行、能力、质量、慈善、创新乃至政绩等似乎都可以被通约后物化计量、批量制造、物化消费。在这些以物计量的焦虑式奋斗中,进一步使中国人内心体验的“两极性”越加凸显,多数人经常陷入虚无与失落之中,生命意义感成为人们最大的困惑。

实际上,从意识形态建设来讲,上述三方面都蕴含着一个共通的基本问题——如何让思想理论宣教内化于“人民”之心、外化于“人民”之行?即如何从政权体系的理论创获与思想宣教转化为人民大众的政治认同与行为遵循?

第三,这种情境中更有一个“新媒体”为表征的“网络新生活”。当前国民的网络新生活中,情绪宣泄远大于真理追求。日常状态下,焦虑隐身,被各种自信的“晒”和温情的“赞”所替代,可真实的心灵却鲜有慰藉。一旦进入网络生活,拜金炫富、暴虐浮躁的情绪基调就鲜明亮身,典型地体现着“哗众取宠”与“众声喧哗”的基本网络生态,被动情感化的“网络大众”不断被制造出来。种种社会热点事件,经由网络公共讨论的发酵,制造着多维社会情绪共振与情感共鸣,收获了海量粉丝,转化为声望收益。这种情感汇聚与转换,也激发了线上线下“极化式”的集体行动,不断改造着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焦虑、炫富、抱怨等渐成普遍的社会心态),反过来又将普通民众浸于其中,进而扭曲其基本社会认知。

当前我国反腐败过程中存在的法制不协调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立法跟不上国内外反腐的实际客观需要。二是执法困难与执法不严成为反腐法制建设不相协调的又一症结所在,如刑法中的有关反腐法条规定往往偏松偏宽,未能充分发挥出刑法的应有反腐效用。三是一方面反腐立法上难以满足反腐司法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司法领域又未能用足已有的立法资源,长期存在立法难、执法难、督法松等操作性的法制不协调问题。对此,有必要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四是国内反腐法律与国际先进的法治反腐理论不相协调。

因此,在这样的情境中:若没有坚实的国家认同感,思想行为就容易突破情感底线;在去情化个体心灵体验和基本社会认知的扭曲下,很难培育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美好愿景;若生命意义感成为普遍的困惑与焦虑,对马克思主义的情感认同就会出问题。

此类问题,仅凭意识形态宣教很难扭转,需要在国家治理中积极建构社会情感体制,有效实施社会情感治理,有力推进社会情感规训,这就更加需要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情感维度,更加需要深刻体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丰厚的“共情力”。

深刻体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共情力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其中蕴含着强烈而厚实的“共情力”。

(一)“中国自信”是新思想“共情力”的情感基调

当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日趋成熟的新阶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1]19-20的阐发充分彰显了中国自信。从历史方位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实情境的集中概括。从思想文化的整体积淀来看,跨时空多维交汇现代性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实情境的具体写照。其中不仅有源自欧美社会所谓“前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三大价值体系并存交错”[14],更不乏我国现代化建设应急赶超、跨越转型中沉积下来的“多情化幻象”与“去情化危机”。这里,还有三个引人注目的重要观测点:

“自信源于实力”,正是全方位的建设成就及其背后坚实持续的发展实力,改变着西方发达国家的“傲慢与偏见”,彰显了“四个自信”,在理论阐释中实现了“党的基本路线”——“党和国家生命线”——“人民幸福线”的话语融合,主动建构着意识形态体系与民众社会心理之间的情感关联,“中国自信”日渐成为全体中国人民“同情共鸣”“同向同行”的情感基调。

(二)“命运共同体”是新思想“共情力”的情感基础

新时代新阶段,我们需要勠力同心,在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新矛盾的征程中砥砺前行。值得注意的是,工作中的不足、事业中的挑战、实践中的困难、思想文化中的暗流、意识形态中的斗争等,不会自行消减,却会叠加出现。面对这些问题,新思想明确而清醒地以“命运共同体”为主旨,把“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共产党人”“中国青年”等,在“小康社会”——“美好生活”——“美丽中国”——“民族复兴”的关联、感召、引领下层层凝聚起来,并由此拓展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体察汇聚了“中华儿女”普遍的情感期待和心理倾向,阐释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办”的朴素真理,在不同群体之间夯实了社会心理上的“最大公约数”,体现了强烈的“共情力”,建构着基本的情感纽带,成为中国人民全面决胜小康社会、积极建设美好生活的心理/情感基础。

(三)“中华认同”是新思想“共情力”的情感聚合

第三,有效促进发展成就转化为政治认同与情感共鸣。基本路径主要有:(1)在政治制度及其顶层设计中,在思想宣教中,要突出对社会心态的把握矫正、对社会情感的洞察规训、对社会价值的建构引领。(2)在政治生活中,多维提高重大仪式中的公众参与和情感互动水平;通过协商民主,建构情感有效认同的充分时空。(3)在社会治理中,突出社会心理建设,如建设托底的利益保障与补偿机制,让民众广泛感受到“自己”受“关注”;做实法治建设,提高政府公信力,形成制度化的民情民意表达、汇集、回应机制,持续构建人民的“希望与信心”。(4)以“个体判断力”为抓手,规训网络情感,引导个体理性健康发展。

从理性引导来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情”有“理”地总结了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与“基本方略”,引导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增强“中华认同”,从“面对面的利益共享体”发展为“心连心的命运共同体”,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密团结,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生活化为习惯。尤其要在深刻体认中国道路与中国制度独特优势的基础上(如高度的战略定力、自觉的历史使命、持续的创新能力等),持续培育基本的国家认同感和社会主义信念,使新思想“同情共鸣”产生的心理情感,在“中华认同”之下持久地聚合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由此,“民族复兴”就成为“中华认同”必然的心理升华。

(四)“中国智慧”是新思想“共情力”的世界反响

中国力量的增长、中国自信的彰显、中国认同的聚合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逐步实现,不仅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和方案,而且这一拓展正在转化为现实福利,已有国家请求我国规划其“国家发展蓝图”(如格林纳达)。这就为解决“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必然产生世界性的认可与共鸣。同时,如前所述,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与中国智慧的“关注”也会日益复杂,也必然会使“中国智慧”在当今世界中的反响更为多样化。这些多样化的反响,其实都是“中国智慧”在国际格局中已经产生和将要产生的真实情感回应。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共情力”及其睿智的情感建构,积极回应了新时代催生的情感需求,主动拓展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情感建构的内在要求。因此,深刻体认新思想丰富的“共情力”,主动构筑意识形态与人民大众之间的情感联结,才能高效促进新思想持久转化为中华儿女“同向同行”的行为惯习。事实上,这也是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关键抓手。

自觉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情感建构

综上,在多维交融的现代性下,交往方式、情感建构、社会心态、社会价值等层面都发生了深刻而显著的变化,总体上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情感疏离态势。这就是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面对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情境,也是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所以,过空的价值要求和过急的理论宣教,在这样的社会生活情境下,不仅实效有限,还易引发心理隔阂,从而对意识形态建设造成隐性损伤。

马克思关注“人的异化”,他看到“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15];韦伯探究“理性牢笼”;休谟重视“同情原则”;涂尔干注重“集体表征”,托克维尔讨论“心灵惯习与社意民情”;他们都聚焦于现代化与现代性中“人”的“情感”问题。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在多元社会情感的交融汇聚中,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社会情感,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1]49的社会心态,构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情感认同基础,在中华民族复兴主题下达成会通,有效夯实其“掌握群众”的能力,并持续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灵魂的意识形态体系。

②中国近代启蒙与欧洲社会理路不同,“启蒙”始终围绕着爱国——救国——治国这一主线而展开,“爱国”为我国的“启蒙”和“现代化”构筑了基本的情感基础。

第一,系统梳理建党兴国中的人民情怀与情感资源。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从兴起发展到治国理政,其显著特征之一就是重视“情感”。从“思想建党”到“群众路线”,从“民主集中制”到“军民鱼水情”,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改革获得感”,理论认知当然有传承发展,但人民情怀确为其根本。历史也不断告诫,若没有人民情怀的滋养,群众路线容易沦为脆弱的教条。十九大报告更是特别指出对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的“情感认同”[1]42。这些情感资源的梳理提炼与系统表达,既构成了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情感建构的理论源泉,又保证着其正当性与合法性。

第二,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情感建构的现实基础。时代决定心态,心态映照时代。这是一个新媒体时代,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个“虚情”流行的时代,又是一个多情滥用的时代,更是一个“真情”匮乏的时代;长串喧嚣的好友列表,却难抚鲜活的焦虑心灵。这还是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百余年,中国人民改革开放四十载,凝心聚力实现民族复兴的新时代。新时代已经取得和将要取得的“全方位历史性成就”,如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民生事业系统推进,社会公信力显著回升等,融入新思想的如椽之笔,化为治国要略,正在变成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正给人民带来“确定”的期待与希望,有力地重塑着我国社会心态的模板、改写着当前社会情绪的基调。这是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情感建构研究的理论场域与现实基础。

新思想中,“价值引领——理性筹划——情感规训”三位一体贯穿全文,“情”“理”交融、“理”深“情”长是新思想一个显著的文本特征。这不仅符合一般民众的政治认同经由心理——情感——理性——价值的发展路径,而且契合了“情本体”的中国人普遍的国家观念与国家情感。

第四,自觉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述情性”与“共情力”。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与人民情怀,深入研习新思想中的社会情感建构,体认新时代特征、研究心理民情,将其融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与思想宣教的话语体系中,从而提高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情感的回应提炼、表达分享、建构引领能力,强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的“述情性”与“共情力”。

信念是情感的主心骨,情感是信念的孵化器。蕴涵基本信念,情感才能汇聚;渗透基本情感,信念方能广大。全球化新图景下,正反两方面的实践不断佐证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真理性、人民立场的正确性、价值追求的崇高性,这是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底气,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基本的情感基调。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教践行的良好契机下,自觉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情感建构”,切实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系建设的有效性,既是一个持续深入研究的时代课题,又是民族复兴赋予的历史责任。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污水换热器换热过程:换热器的一次侧,来自污水主干渠的15℃污水,通过重力作用进入水泵池进行收集。通过污水泵提供机械循环动力,污水进入污水换热器进行换热后,返回污水主干渠。换热器的二次侧,污水换热器启到水源隔离的作用,把二次侧的干净水提升到13℃,进入热泵进行换热。污水换热器的换热效率在90%以上。

 

①近年来,有少数学者借助“观念史”的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语义流变等问题,如龚云、童贤东等。

从而,要自觉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情感建构,就要把握四个基本方面:

③高瑞泉对“中国的现代化”与“中国的现代性”的特殊性有明晰扼要的论述。

④大众易受短视的功利心驱使,轻信政治投机家的允诺,冷漠于公共利益的维护,是“被宠坏的孩子”。参阅[西]加塞特著:《大众的反叛》,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因此,电磁编码器电路的输出信号和码盘的旋转是紧密相连的。通过测定输出信号的周期数或周期时间就可知道磁鼓的位置和旋转速度。电磁旋转编码器结构示意如图4所示。

参考文献

有些幼儿教师对幼儿一日活动的整体流程可以说是倒背如流,但是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仍会出现很多问题。例如,有的幼儿园一日保教活动严格地按照园区流程来执行,过于死板,缺少灵活性和机动性,不能很好地吸引幼儿的注意力;而有的幼儿园相对随意一些,但是在一日活动当中没有明确目标,缺乏具体的保教计划,影响了教学效果。总之,有的幼儿园过于重视教育而忽视了游戏的重要性,有的则限制了幼儿的自我发挥,严重影响了幼儿一日活动的质量。

式中,αL=La表示光在微环谐振腔内传播一周的损耗,L为微环周长,a为损耗系数表示光在微环谐振腔内传播一周相位变化,λ表示传输波长,neff表示微环谐振腔的有效折射率。

根据通信电子电路三年翻转课堂的教改情况来看,通信电子电路课程开展翻转课堂的教学方式是可行的,能解决课程在传统课堂授课中多年存在的问题,但同时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吴广川主编.青年学辞典[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152.

在第三学段,(1)概念引入,6个版本均由生活素材引入概念,其中冀教版和青岛版在生活素材和抽象概念之间有“数学化”的过渡内容.(2)概念描述,6个版本均给出概念的文字定义,并结合平行四边形图形说明概念的符号表示方法.特别地,北京版和青岛版结合图形,以符号语言阐释了定义.(3)概念应用,6个版本均将平行四边形定义应用于部分性质、判定及相关例题的证明.

[3]侯选明.从社会历史发展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式向度[J].甘肃社会科学,2014(5):10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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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The phoenix and phoenix’s mate are daily more and more remote[14]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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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侧重兼顾全面.这是因为在每年的中考卷中,三种变换分布在客观题和解答题中,如2018年第24题是旋转题,而第10、11题是翻折题,第16题是平移题;其二,三种变换不是孤立存在的,三种变换中“质”的东西是相通的,掌握了一种变换,就会对另外的两种变换产生方法上的类比和思想上的启迪.

[13](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8.

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在‘创新’的名义下,小学数学标准被当作一项产品设计,任意改动,修饰.如今的小学数学充斥着不当的内容和方法,甚至许多错误;疮痍处处,面目全非.这是美加数学衰败的首要原因.自从小学引进了发现式数学,不但小学数学一落千丈,中学乃至大学的数学以及科学也受到影响.由于国民数学和科学基础太差,美国有很多工作岗位找不到合适的员工.更有人指出,美国前些年的房贷危机是由于上至总统,下至普通民众数学能力的极大欠缺所造成的,不无道理.

[14]俞吾金.被遮蔽的马克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85.

[15](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0.

侯选明
《甘肃社会科学》 2018年第02期
《甘肃社会科学》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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