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5日，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与在华外国专家代表座谈时，做出了“我们的事业是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事业。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128的判断，第一次提出了“命运共同体”概念。此后，习近平先后在不同场合分别从国际社会治理建构伙伴关系、经济关系、网络关系、安全关系、文化关系、生态关系等多个层面解读“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意蕴。

对于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而言，其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辉煌离不开高超的天下治理理论和实践支撑，翻开中国历史，古代中国有着丰富的世界治理思想，各种“共同体”思想俯拾皆是，尤以“天下”思想最具代表性。但毋庸置疑的是，这种理念已经在近代中国落后挨打中，遭遇到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之重创，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资本主义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当下正在全世界面临严峻挑战、遭遇生死困境。当今世界正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世界观、两种意识形态的大碰撞时期，也是当代人类全球治理新方案呈送、选择的思想交锋时期，当代大国崛起不仅意味着世界治理的全球领航和新境遇开辟，而且意味着一种人类最先进的世界治理理念的划时代产生。习近平“命运共同体”面向人类历史发展大潮流，立足于中国新时代，以历史唯物主义视域解读西方全球治理“病症”，对古代中国博大精深“天下”治理精神予以新时代弘扬。

一、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天下文明”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2]199。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人类逐渐形成了氏族共同体、阶级阶层共同体、国家共同体等不同形式。“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各个不同群体基于共同利益、共同价值等形成的、能够使个体借此壮大自身力量的社会组织，“共同体”是人类社会性的集中表现，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之一，更是人类解放、自由的根本通道，扩大人类“共同体”生存空间也就意味着推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但是，从古代经近代至今，人类“共同体”之“中心”坐标设置却经历了时代变迁。

(一)古代中国“文明自我中心”坐标体系

对古代中国而言，“天下”是一个广义概念，它甚至内涵着整个世界，建构起天子治理天下的格局。《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中所写，“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尚书·夏书·禹贡》以天子所居之“王畿”为中心，“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由此可见，古代中国认为天下没有不在中国治理之下的，《礼记》中就有“天子不言出”，此外，《春秋公羊传·隐公》则直截了当指出“王者无外”，整个天下概为中国天子所有等等，构建出一个治理天下的有序图景。

将社团活动和双创竞赛相结合，以竞赛推动学生实践：将创新创业融入学生社团的日常活动中，挖掘对自主创业有兴趣或具有创业意向的学生，帮助他们成立并发展双创社团和协会，指导学生组织各种双创活动。同时，积极号召学生参加“互联网+”“创青春”“挑战杯”等双创大赛，借助比赛一方面检验高校开展创业教育的学习效果，另一方面进一步提升大学生的创新意识，激发学生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学校领导在瞄准国家和省级竞赛体系的同时，应根据学校自身的特点，根据学科和专业特点，对竞赛机制进行创新，推进双创大赛和专业技能竞赛“双赛并进”机制，通过培训带动比赛和推动双创教育改革，实现“人人须参与、系系有项目、队队出成果”的结果。

但是，在这一全球治理体系中，“资本共同体”只嗅着剩余价值的味道，世界历史只是“渔利场”，它只构建“资本共同体”，是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乐园，对于如何推进世界历史发展，使世界上更多的群体受益，则不在“资本共同体”的视域之内，它不构建“真正的”人类共同体。因此，资本主义“中心—边缘”体系下，各国经济好似都在增长，但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却在急剧拉大；各国好似都在发展，但广大发展中国家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却从未得到根本改变，这一体系牢牢嵌定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整个世界治理体系的中心位置。“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2]164，“资本共同体”不仅对于国内无产阶级是“虚幻共同体”，而且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是“虚幻共同体”。

当然，这种古代“文明自我中心”的世界治理中潜藏着封闭性和区域性，“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从海上来到他们国家的一切外国人抱有反感，而且并非毫无根据地把他们同那些看来总是出没于中国沿海的海盗式冒险家相提并论。”[2]786-787当中国居于世界文明发展之中心，且尚未形成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的时候，“文明自我中心”的“天下”坐标可以实现与世界治理的等同，但在世界历史真正形成之后，这种“文明自我中心”的“天下”治理坐标体系面临挑战，特别是当域外文明超越于本国文明时，中国的“天下”治理与世界治理的不等同性所潜藏的弊端直接显现出来。

(二)“资本共同体”全球治理的“西方中心”坐标体系

真正实现全球治理的，始自于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后，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资本共同体”登场。西方资本主义的“货币欲或致富欲望必然导致古代共同体的瓦解。由此产生了对立物。货币本身就是共同体，它不能容忍任何其他共同体凌驾于它之上”[3]172，“资本共同体”的全球治理也呈现出向世界扩张的三个逻辑脉线：第一，从治理空间域而言，攫取剩余价值的强烈欲望推动着资本家奔走于世界各地，资本打通世界的商品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而开辟世界市场，建构起世界性生产网络通道，资本共同体使资本的实力从国内伸展到国外，民族之间闭关自守的壁垒被打破，从而形成世界市场。第二，从治理内容域而言，在“资本共同体”视域下，世界治理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第三，从治理范围域而言，自西方开辟世界历史以来，它已将几乎全部的国家和民族纳于世界治理范围之中，使“共同体”场域从区域时代最大的“国家”上升至“国际”层面、甚至于覆盖全球，资本主义全球治理首先超越于民族国家范围而成为国际意义的事情。

[1]习近平.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三)新时代世界治理的“天下文明”坐标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一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阴霾，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4]8-9，使科学社会主义也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立足于中国新时代、立足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立足于全球呼唤并建设和平、推进发展的新时代，推行一种与资本主义根本不同的新时代全球治理坐标框架：首先，它积极回应全球治理“必须代表世界最先进理念”的新时代要求，将全球治理的坐标框架设置为人类发展的大趋势、大潮流，唤醒古代中国天下治理的“文明”设定意蕴，以世界历史中最前沿、最先进文明为原点进行构建。其次，它积极回应全球治理“必须代表世界最先进文明”的新时代要求，以人类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为引领，以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反思、批判当今资本主义世界治理的“西方中心论”乃至各种狭隘的“中心论”。最后，它积极回应全球治理“必须代表世界生死息息相关”的新时代要求，以国与国之间“命运与共”为纽带，以开放、发展、合作为理念，以全球各个国家、民族共同建设为手段，以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为目标指向，建设和谐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坚持的是胸怀世界，放眼全球，明确在中国实现大发展的前提基础之上，追求为世界做出贡献、发挥应有作用和承担应有责任，为全人类谋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二者并行，相辅相成。可见，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超越“西方中心论”，唤醒了古代“天下无外”精神，充分展现出当代世界治理的新时代的“天下文明”坐标体系，是人类普遍呼唤的新时代全球治理文明的创生。

古代中国的全球治理尊重国际社会中文明多样性，崇尚“化成天下”之“教化”影响，属于一种榜样的内化而非外力的强迫，是各国主动趋同、共同进步的榜样引领，古代中国的“化成天下”成为当时世界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古代中国“化成天下”植根于农耕文明，缺乏对自身小生产根基的自我反思和批判性建设，有着更倾向于追求“内圣外王”道德精神、忽视追逐物质财富的特点。

二、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天下和谐”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实现了政治解放，但人类决不会就此止步，而是开始了迈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征程，人类前进史就是一部人类进一步丰富文明内涵、逐渐走向文明的历史，习近平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更是一种对古代中国天下治理文明精神的当下启动。

移动网络技术发展，先进教育技术逐步推广应用，为构建智慧课堂提供了有利条件。如何有效运用好现代教育技术，使之在智慧课堂中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成为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新课题。虽然说课堂上机器不能完全取代教师，但它们在课堂教学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先进教学手段越来越多地涌进课堂，被教师利用。

(一)古代中国“化成天下”的“仰慕式”治理

中华文明在世界历史上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带动整个人类走向文明成为中华民族的内在使命。西周时期《周易·贲卦》就提出了“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说法，这也成为中华文明全球治理文明的核心之眼。

母亲的声音让阿东觉得十分亲切。他听了又听，突然想到一个办法。他决定把这声音作一点小小的改动，然后转到电脑上，配进短片里。他突然有些兴奋，觉得他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让阿里心里对母亲的依恋置换成对他的依恋。至少，他现在可以慢慢训练阿里。

中华文明包含着和谐、公平、正义等传统精神，周边国家在“倾慕王化”中以学习和吸收中华文明为荣，更将中华文化渗化于这些国家文化之中，亚洲地区形成了中华文化圈。韩国、日本、越南等国至今仍保留着中华文明影响的印记，保留着很多中国传统习俗、政治制度等。中华文明影响甚至超出亚洲，远播欧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中都可以找到中华文明的影子，中华文明对世界秩序形成和衍变都产生过深远影响。

在配制砂浆过程中掺用了再生细骨料，且再生细骨料占骨料总质量30%以上的建筑砂浆称为再生砂浆[15]。再生砂浆包括再生砌筑砂浆、再生抹面砂浆等。相对于普通砂浆而言，再生砂浆具有密度小、需水量大、内养护等特点[16]。

(二)近代“资本共同体”的全球强权治理

资本主义制度充斥着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资本主义价值观，“作为剩余劳动的榨取者和劳动力的剥削者，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5]359。在“资本共同体”全球治理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存在的普遍的二元对立。这种二元对立思维影响到全球治理的各个方面，“资本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治理成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暴力修理”，世界愈益分裂为富裕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和贫困的第三世界两极，不断制造着撕裂的世界，战争与贫困交替上演是“资本共同体”全球治理的常态。

在整个朝贡体系所确立的天下大家庭秩序框架中，中国处于最顶端，类似于礼治中的君王、父母，是整个朝贡体系的大家长，承担着协调和管理这个朝贡体系的重大责任；其他国家类似于礼治中的臣民、子女，接受来自于君王、家长的管理和保护，要尊敬和服从君王、家长。在朝贡体系中，中国会帮助被本国认可却因国内政变而失去政权的君王复国，明朝时越南政权为叛臣贼子所推翻，明朝便出兵帮助越南中央政权复国。同样，如果受册封国不服从中原王朝的管理，中原王朝会惩罚乃至兴兵征伐。隋唐时期征伐高丽；南宋时期讨伐西夏；明朝时期征伐瓦剌、越南；清时期与缅甸作战等等均属此例。

(三)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让“天下和谐”

随着发展中国家的不断发展，世界文明多样化也在不断深入展开，世界各个文明的存在都有其长处和独特优势，各个文明都对世界历史做出了贡献，未来的全球治理应当是“文明治理”而不是“野蛮修理”，全球治理新时代呼唤对“资本共同体”所包含的对抗、战争、剥削的反抗和重建，包容性文明已经成为当今人类的共同呼声，在这一情景下，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贡献了让世界治理更文明的“中国方案”。

在西南5年连旱期间，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向云南灾区捐赠了价值100万元的饮用水，与云南灾区人民共渡难关。为响应国家精准扶贫政策，恒丰银行与云南省贫困程度最深的怒江州福贡县结成对口帮扶关系，除了向福贡县匹河乡果科村捐赠40万元资金用于修筑道路、饮水设施外，还通过金融扶贫资金，支持好云南省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通过对文山、昭通等国家重点贫困地区加大项目资金投入，帮助当地脱贫致富。

一方面，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世界治理文明的当代回应。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迈入了新时代意味着中华民族已经强起来，意味着中国在世界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三个“意味着”都表明，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绘制了“化成世界”的世界文明治理的根本方向。首先，从政治制度模式而言，习近平主张，“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4]29，不能用一种固定的政治治理模式强行推到全世界，应当给予世界各国以自己探索政治治理模式的空间和权利。其次，从世界各国家间关系而言，习近平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认为世界各国应该“要坚持多边主义，不搞单边主义；要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6]19。习近平主张文明的“共存”法则而不是野蛮的“丛林法则”：“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4]47在世界文明交流中实现各国互联互通，优势互补，更好配置全球人才、自然、科技资源，实现共同进步，以文明的方式为人类解放迈出坚实步伐。最后，从国际分歧和争端的解决方式而言，习近平主张用文明的协商方式解决国际分歧，“协商是民主的重要形式，也应该成为现代国际治理的重要方法，要倡导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我们要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建设全球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6]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为引领，提倡全人类所向往和追求的和谐、公平、正义等共同体价值，从而凝聚世界最大共识，协调国际矛盾、推动国际发展，成为当代世界发展的新规范，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充分彰显了古代中国的“化成天下”的世界文明治理思想，使古代中国“化成天下”的理念在当代得到世界的高度认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对西方“资本共同体”暴力治理的辩证否定，又是古代中国“化成天下”传统精髓的新时代彰显。

另一方面，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造福中国，同样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中国贡献。只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发展的“资本共同体”不是真正共同体，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4]47。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也有必要承载着人类全球治理进步和发展的使命，中国不能缺席。中国将始终坚持对外开放，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我们还要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梦”[8]310。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反对各种某一国家“优先”思想，更不搞“中国优先”，而是以更多的国际贡献“化成世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在崛起和复兴的道路上，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日益增多，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三十”[4]3。中国以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实现着大国担当，给世界发展以引航。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国际担当“化成世界”：中国“先发优势”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定位是对当今世界发展领航的国际担当，一个个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无不在说明中国践行着全球引领的国际担当；令世界震惊的“中国速度”无不在说明中国践行着发展的国际担当；一项项“中国援助”说明中国无不在践行着全球扶贫、脱贫的国际担当；“美丽的世界”建设无不在说明中国践行着全球生态建设的担当。

习近平“命运共同体”思想将古代中国“化成天下”的“仰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接中给予唯物史观改造，将中华传统文明、整个人类文明囊括其中，以卓越的理论和实践优势吸引他国，习近平“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古代共同体“和合”“和而不同”等等思维的现代版本，也是对古代“化成天下”思想的当代启动，给当今世界全球治理以方向性指引。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人类未来发展大视域重建全球治理，对古代中国大国担当雄风实现当代重振。

三、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让“天下共赢”

建立世界秩序是人类全球治理的当然内容，在世界秩序建构过程中，中国古代天下治理以朝贡体系方式运转并发挥过非常出色作用，但也在近代资本主义“中心—边缘”的世界治理模式冲击下瓦解殆尽，而今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治理模式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多极化发展趋势的挑战，世界治理新模式正在人类的呼唤中进行着推陈出新的重建。

(一)古代中国天下治理的朝贡体系模式

朝贡体系是从中国传统“礼治”出发延伸到国际的治理框架，它旨在通过天下大家庭秩序、以大国责任实现着当时的大国担当：一者，建立“天下”大家庭。在“朝贡模式”中，其他国家来到中国，是由边远地区来到中心地区，但都属于天下的一部分，都是天子的子民，同样为天子所庇佑。历史上曾出现过唐太宗“天可汗”的称呼、清高宗认为英国使节来访不过是蛮夷小国到物产丰饶的中国朝觐等等都是这一思想的表现。二者，确立“天下”大家庭秩序。册封是朝贡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古代中国曾册封过西域诸国、大理、吐蕃、蒙古等国家的统治者，也册封过日本、朝鲜、越南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国王，中原王朝通过册封给予这些国家在天下秩序中以名分。

在上一个步骤激发了学生已有的信息储备后，教师可用一系列提问引导学生讨论，并表达出他们想要获得哪些新的信息，并用相关关键词表示写在相应的W一栏。教师可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慢慢勾画出文本的框架，以便顺利进入下一个任务即预测课文的大致内容。激发起学生的求知欲。

由此可见，“资本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抛弃了自然经济时代人类世界治理、特别是以中华文明“化育”为特点的优秀成果，从早期资本主义全球治理“经营殖民地的历史，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5]861-862，“资本共同体”全球治理借助于战争、殖民文化强制推行“西化”，将殖民侵略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将全球治理衍变成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乐园，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成为资本共同体全球治理框架的根本内核之一。

在朝贡体系的天下大家庭秩序中，不能将国家间关系简单归结为奴役与被奴役、压迫与被压迫关系，想当然认为这是一个单极且不平等的秩序体系，而应当放在礼教、礼仪、家族式的“共同体”中进行历史分析，在朝贡体系中，中国协统着诸国关系，也得到其他国家的充分认可，提供了一个“天下大家庭共同体”治理体系，建构起一种相对稳定的国际治理秩序，这是古代中国“朝贡体系”在世界治理历史中璀璨绽放、长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近代资本主义“中心—边缘”治理模式建立

近代资本主义依借资本主导的世界市场和“武器的批判”使一大批落后国家从属于资产阶级的国家、东方国家从属于西方国家。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外汇自由化、资本自由化、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内容，对国际经济提供了有一定约束力的引导，将美欧等发达国家置于中心、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建构起“中心—边缘”全球治理体系。

从严格意义上而言，古代的全球治理是不存在的。但是，由于交往的有限性，与本国没有交往的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存在只是“无”，古代各文明国家担当了当时区域时代“世界”治理的核心坐标原点。在人类从野蛮向文明的转进过程中，对文明区域的统治意味着天下的治理与引领。在古代中国，逐鹿中原是获得统治权的最直接方式，也是实现“天下”治理的主要途径，古代中国之“天下”担当了世界治理的同等意义。“天下无外”的治理理念虽是以域内治理指代全球治理的一种理论和实践抽象，却使中国以一种世界主义的眼光看待他国，也给了他国融入中华文明的可能，“天下”是一种朦胧和朴素的国际共同体治理意识，开启了世界治理理念之先河，中国“天下”治理长时间走在世界治理理论和实践的前列。

网下教学是普通高校社区学院的基本教学方式。社区教育大讲堂、社区学习俱乐部是成员交流、沟通、学习的重要平台和阵地。社区学院要革新教育教学方法，实施参与式、探究式、讨论式、示范式、启发式、现场教学。报告、讲座、讨论、专题活动等都是有效的培训方式。

(三)习近平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让“天下共赢”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2]166-167马克思主义认为，从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角度上说，“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7]109，人类进入21世纪，经过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影响，经过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低迷的阶段，世界已经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这一时期全球各国的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剧烈变动，极大撼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世界长期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只有各国共同发展了，世界才能更好发展。”[8]273为此，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让“天下共赢”成为目的。

首先，建构与周边相邻国家间“共同体”。中国倡导建立了“中巴命运共同体”“中越命运共同体”“中老命运共同体”“中柬命运共同体”等，成为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与周边国家深化互利合作的第一步。其次，建构与周边区域性组织的“共同体”。中国积极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新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打造“中阿命运共同体”。中国以亚欧非经济贸易一体化为发展的长期目标，试图构建起连通东盟、南亚、西亚、北非、欧洲等各大经济板块间的不同“共同体”，实现更好的资源配置，实现更优的战略合作。再次，建构与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命运共同体”。通过提倡建构“中非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对世界做出的贡献也越来越大，在世界范围内有了越来越多的朋友和伙伴。最后，中国从未间断与世界其他所有希望和平与发展的国家进行全方位合作与交流。中国以“命运共同体”为指导，疏通中国的国际环境，进一步拓展中国发展的国际空间，使中国愈益增添上国际化的特征。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旨在坚持并捍卫当今世界共同体治理固有优势的前提下，针对国际生产全球化和国际生产关系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不仅从国际生产力，而且从国际生产关系网络入手，不断深入拓展世界联系的广度和深度，是以一种真正的生产关系国际化带动全球社会化大生产的新时代世界共同体治理思路。

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天下所有国家和民族推进到掌控命运的实践中来。当今天下的主要矛盾，是国际生产全球化和国际生产关系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而这一矛盾又主要基于资本主义对世界资源的掌控和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残酷压榨，由此而直接导致世界二元性的进一步恶化，人类将在剥削秩序中陷入更加失控、无序的境地。人类已经深深认识到前进道路上潜在的危险，当今应当是天下所有追求和平与发展的进步力量向世界失控宣战、进而展开积极改变现实、掌控自己命运的伟大实践。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只是革命的理论，更是变革现实、重建天下的实践，从习近平首次提出了“命运共同体”概念开始，我国的“共同体”建设走过了一条由内而外，由近到远的务实天下建设路线：

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李刚华在现场介绍说：“我们发现单一用控释肥不能满足水稻生长两次需肥高峰，所以我们改进肥料产品，将几种速效型和控释型肥料混合，使其在不同时间释放，满足用肥需求，同时采用机插侧条施肥技术，不但减肥30%，而且只需施肥一次。”

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高高举起了新时代“天下共同”旗帜。古代中国有着“天下为公”思想，朝贡体系在当时有着协和万邦、共同发展、帮助周边国家进步的作用。近代以来，资本主义攫取剩余价值往往只顾及一己之“利”，顺从利益至上的逻辑，这最终只能导致“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马克思深刻指出，“没有共同的利益，也就不会有统一的目的，更谈不上统一的行动”[9]359。可见，古代中国朴素的“共同体”意识与共产主义有着本质的共通性，习近平以人类所向往的“天下共同”为核心原则建构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认为，当今世界，全人类有着共同发展的共同利益，全世界各个国家、民族均为国际大家庭中一员，各个国家和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为世界的繁荣和发展贡献力量，也都有权利从中获取发展成果，因此，各个国家都应当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唯有如此，才能让不同民族、国家、阶层、群体、肤色的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也唯有如此，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才能实现。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谋求天下共同福祉为指向，扬弃了古代中国朝贡体系中一国独自处理国际事务的不足，通过建立合理、公平、公正的全球秩序，以全人类共商共建共享的“共同”为特色，在世界历史之场中让天下各国都参与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来，全球所有国家和民族风雨同舟、命运共当，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真正建构一种和平、公平、公正的世界共同体。

由此可见，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立足于中国新时代、立足于社会主义新时代、立足于全球治理新时代，以历史唯物主义视域诊断当代西方全球治理病症，给予古代中国“天下”治理精神的新时代弘扬，并凝练出当代全人类共同祈盼的天下治理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所包含的新“天下”精神既是对世界历史的当代回应，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治理“共同体”思想的中国表述，是指导当今人类全球治理困境突围的科学理论指南，人类全球治理的新域境将在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和推动下全新开场。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在资本市场也就是世界市场的扩大的进程中逐步消灭了各民族原来的自我封闭形态，使全球各个国家和民族在世界市场中重新确立自己的位置，将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全部纳入世界历史发展潮流中来，从而扩大了资本全球治理能力。由此，资本共同体不仅实现了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的生产力世界领先地位的置换，更是以真正的世界治理对区域性治理的置换建构起全球治理的世界坐标。但是，资本主义全球治理却将西方设置为坐标原点，倡导“西方中心论”，诸如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好像太阳从东方升起西方落下。西方资本主义学者提出世界历史“西方成熟论”，甚至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历史的终结”之说，均设置了西方中心，且设置了人类全球治理的西方文明终点，在这种“形而上学”思维的密实束缚下，西方“资本共同体”全球治理本身的革命性逐渐耗竭。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重视教育学教材编写 推动教育学学科发展——访郭文安先生………………郭文安 王 乐 胡金木 马小芳(4·1)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根据全省闪电监测数据分析显示,7月27日19:00—20:00,在事发地5 km范围内,共监测到4次负地闪,强度分别为25.7～43.6 kA,地闪位置距离事发地分别为0.97～3.46 km。廊桥附近的监控视频显示,27日19:35事发前后,廊桥所在地出现大风、雷电、降雨等天气。

萨满是部落的政治和宗教领袖，新萨满的产生要遵循“灵魂转体”原则，在老萨满死后三年常会产生一位患有疯癫症并展现神迹的异人，这个人就是新萨满[5]。译文中萨满显灵的细节得到了细致的描述，如形容尼都萨满脚力惊人“walked energetically for an entire day”，描写巨石幻化成小鸟的情景“took to the air like a bird in flight”，并把尼都萨满的行为定义为“extraordinary strength”等。

在网络迅猛发展的当今社会，依托信息技术推动智慧农业发展，在农业精细化管理模式应用过程中，经过依托发达的网络技术，能够大幅提高农业经营管理收益，经过运用发达的定位技术等，能够实现播种、施肥等农业活动的机械化、智能化。依托网络构建一种直接销售的全新形式，可以构建互联网销售体系，依托信息技术整合农产品信息，借助网络技术，实现对农产品质量的追踪监测，最终实现农业的科学化生产与运营。

[6]习近平.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